乡村文化精英对旅游发展话语的响应——基于安顺屯堡周官村的研究

作者：孙九霞 黄凯洁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03期  发布时间：2019-03-11  浏览次数： 2931次

【摘　要】为考察自上而下的乡村旅游发展项目在基层社会的实施效能,乡村各行动主体的适应策略成为研究的重点,但作为透视乡村文化场域变化的切入点,乡村文化精英的反应行动在以往研究中多被忽视。本研究以贵州屯堡周官村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自上而下的旅游发展话语渗入到乡村社会,改变了传统乡村文化场域,乡村文化精英在积极迎合政府话语与发展项目的同时,透过制度的嵌入和关系嵌入等策略实现了自身的资本再生产,同时,乡村内部也形成多重的冲突与矛盾,其中文化代言人之间的争夺最为激烈。这背后的原因是在现代化冲击下,某些传统文化作为曾有的权威资本面临发展的瓶颈,导致基层文化精英对政府资源的过度期待与依赖,官方逻辑主导了乡村文化场域的运作。

【关键词】乡村旅游；国家话语；文化精英；行动策略；实践逻辑

在我国进入全民休闲时代的当下,携带着资本、物、人、技术等发展要素的旅游产业被视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发展推力之一,更成为部分偏远、欠发达地区用以实现后发优势的重要渠道。在国家层面,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旅游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如《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等相继出台。旅游对目的地的积极影响也得到学界和业界的广泛认可[1]。其中,乡村旅游被认为是一条有效的全球乡村发展道路[2],被视为是实现扶贫、产业振兴和农村家庭经济多样化的重要战略[3]。旅游所带动的资源回流为乡村创造了经济收入和就业机会,可缓解农村地区人口空心化现象[4]；并且基于旅游业生产与消费的在地性以及文化作为重要旅游吸引物的特点,旅游同时也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振兴农村社会[5]和提高农民身份认同[6]。因此,乡村旅游,尤其是以族群文化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开发,已经成为西部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7](P.11)。

旅游作为地方发展手段的话语通过各级政府运作,下渗到具有旅游发展资源的乡村社会,伴随而来的是国家、地方以及社会不同层级资源的输入,并将乡村各行动主体卷入到一个权力话语交叠以及资源利益交织的流动网络中,从而引发乡村内部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在此基础上,乡村各行动主体的适应策略及权力互动也成为了考察自上而下的旅游发展项目在基层实施效能的重要切入视角。

贵州安顺屯堡地区周官村集中了各层级政府发展旅游的多项政策扶持,村中有多位获得政府官方评定的具有非遗传承人称号的文化精英,这些文化精英在旅游发展项目下乡过程中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与响应策略。本研究以周官村为研究案例1,重点描绘了周官村旅游发展话语的生产过程,呈现这一过程中持有文化资本的行动者对旅游发展话语的响应。致力于透过乡村文化精英这一特殊群体来呈现旅游发展背景下各行动主体的互动博弈与乡土社会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这有助于从新的本土主体视角审视当下国家主导西部旅游乡村发展项目背景下的地方回应与实践,思考乡村旅游发展项目的社会文化影响。

一、发展项目下乡背景下的乡村精英研究

后税费时期农村社会学家对发展项目下乡的研究颇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项目制逐渐成为我国新的国家治理体制[8],越来越多支农资源通过转移支付方式进入农村社会[9]。对于项目资本下乡的乡村社会,学者们在考察项目实际运行的效果和对基层乡土社会的影响时,逐渐将视角从宏观政策制度转向村庄回应机理[10],同时又以乡村权力主体———乡村精英在其中的行为逻辑考察为主[11]。这种以代理人视角来考察国家主导型发展项目推进过程的转变,能避免以往以文本制度为分析重点所陷入的自上而下单向的权力统治观的窠臼[12]。

乡村精英,是中国乡村社会研究者长期关注的关键群体,在具体的定义上说法繁多,总体上有两种界定方式,一种是“影响力决定论”,指在乡村公共事务上具有较高影响力和威信力的个体[13],另一种是“资源优势论”,指拥有超越一般村民优势资源的个体[14],按照掌握的资源差异,还可以进一步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等不同类型。本研究中对乡村精英内涵界定采用“资源优势论”的方式,文化精英则指在乡村内部拥有一定文化资本优势的个体,比如民间艺人、非遗文化传承人等。

在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传统的国家-社会互动分析框架由国家-地方精英-普通村民三层维度组成。在项目进村的背景下,以基层干部、乡村企业家为主的乡村精英,依然是衔接国家项目资源与普通村民的重要中间群体,从乡村精英回应的行为与逻辑入手,是考察项目对乡土社会影响以及在基层实施效能的直接切入点,如萧凤霞提出代理人的模式以理解特定政治经济场景下个体的能动性实践等[15]；李祖佩指出在国家政权悬浮背景下,作为“新代理人”的村庄干部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在乡村的治理绩效与治理机制上与传统代理人存在显著区别[10]；李云新则分析了工商资本大量下乡的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回流与重塑过程[16]。此外,发展项目下乡中的“精英俘获”对乡村基层治理造成的困境[17]、阻碍乡村自组织发展[18]、损害地方集体福利供给[19]等也是学界关注的话题之一,总的来说,透视项目进村背景下乡村精英行为策略,也有助于理解乡村发展中的公共事务治理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项目进村背景下的乡村精英研究多集中在村治主体(村干部)或经济能人上,由于支农项目作为国家新的乡村治理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外生力量,往往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而持有地方文化资本的乡村文化精英等其他差异化群体较少得到关注。然而,当下西南等偏远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与文化越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旅游主导的遗产旅游、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原住民文化旅游等文化旅游被认为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20]。因旅游发展而引发对本土文化的重视和保护也重新将乡村文化精英推上地方发展的前台,使其获得了更多施展拳脚的空间,同时面临更为复杂的场域关系。自上而下的旅游发展话语,是一股囊括了国家各层级政府发展项目和多元社会资源的发展力量,冲击着原本的乡村关系网络,重构复杂的乡村场域,进而影响了乡村内部各行为主体的生存心态和发展空间,尤其是承载了旅游重要发展资本的群体———乡村文化精英。在旅游发展话语的特定情境下,分析乡村文化精英的适应策略,解读其背后行动逻辑,是对以往项目进村乡村精英研究的一个扩展。

二、周官村旅游发展话语的生产过程

(一)周官村的屯堡文化表征

周官村是典型的屯堡村落,起源于明朝朱元璋调北征南时期在黔地屯军立寨。屯堡人素来被称为“汉族中的少数民族”,是一个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独特的汉族支系。六百多年来,屯堡人一直保留着明清江南汉族的文化风貌,形成了有别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孤岛”。1902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率先开始对屯堡人进行人类学考察。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强势文化在迁徙环境下传承、变异、建构的典型范例,屯堡文化成为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乃至文学、经济学和旅游学研究的热点[21]。在屯堡的旅游研究方面,以美国学者Oakes对屯堡地区的旅游发展策略对乡村治理影响[22]、旅游发展如何重塑屯堡文化[23]等方面研究最广为人知,国内学者葛荣玲也对旅游发展给屯堡带来的文化景观变迁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追踪研究[7]。近年来,贵州省旅游的快速发展更是进一步引发了学界对屯堡文化变迁的思考。

周官村位于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是安顺近100来个屯堡村落中的一个,由三个自然村组成,截止到2017年8月,全村共有农户478户,人口总数为2031人,人均年收入2万多元,2农业与傩雕产业是目前村内主要的经济产业。传统傩雕技艺是周官村的特色文化,其所在的刘官乡2011年被当时的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傩雕文化艺术之乡”的称号。该村文化底蕴深厚,村中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安顺木雕3于2009年被列入贵州省第三批非遗名录,此后,村中获得官方评定的安顺木雕非遗传承人称号的共有13人,其中省级传承人1人,市级传承人2人,县级传承人10人。本研究中的乡村文化精英即指周官村这些获得官方机构评定的非遗文化传承人。随着屯堡文化知名度的提升以及安顺市全域旅游的推进,周官村也逐渐卷入到区域乡村旅游的发展图景中,成为一个多元行动主体参与、资源与权力交织的复杂新场域。

(二)周官村发展历程中的旅游萌芽

周官村是安顺300多个屯堡村寨中的普通一员,其发展历程与屯堡文化被外界所熟知的历史脉络具有一致性。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机会促使屯堡地戏在国外成功表演,此后屯堡开始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1986年安顺蔡官屯地戏演出团受邀到法国巴黎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其中作为地戏演出重要道具的地戏面具(当地俗称“脸子”)也引起国际文化研究者的注意；同年,日本的学术考察团进入屯堡地区,到访安顺傩雕的发源地周官村。在学界和媒体的共同宣传下,安顺傩雕得到国内外文化团体的追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村里陆续接待来自国内外博物馆、高校学者考察团以及购买大批量面具的从事外贸行业的商家。为了让外来参观者更好地感受屯堡面具文化,早期负责接待的区、乡镇政府会安排村中的两支地戏队伍为来宾表演地戏曲目,后来村中的傩雕大户(雇佣傩雕工匠,有一定生产规模的个体户)在接待生意合作伙伴时,也开始以演出一次给予500～600元的报酬邀请地戏队伍出演。进入21世纪以来,周官村的傩雕产业因同行竞争和市场需求的收缩逐渐走向下坡,然而至今每年仍然能迎来一些慕名前来的学者、在读学生和媒体,村中的老艺人、地戏神头等家中均收藏有与外来考察人员的合照。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的周官村,一直处在朦胧的旅游萌芽阶段,有特定的小群体游客,自发无意识的旅游接待行为。此时的旅游以当地傩雕产业发展附属品的身份出现,其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手段的功能还未被“发现”。

(三)政府旅游发展话语的下沉

2012年县政府正式规划将旅游纳入周官未来的经济产业发展中,标示着地方将旅游作为发展力量的意识开始苏醒。旅游作为发展话语是从国家层面逐层下沉的。2012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随后贵州省出台《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支持安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同时要挖掘屯堡文化、穿洞文化等文化资源。这一年,刘官乡政府完成了《周官村旅游发展及傩雕一条街规划》,规划将村的主要街道打造为傩雕旅游步行街,街道两边商铺为村中傩雕艺人工作坊,以前店后厂的形式设置,此后市、区层面多部门领导多次进村开展调研考察,傩雕一条街的动工建设时间成为村民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大要事。

2016年是周官村旅游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年初,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旅游要从‘景点旅游’到‘全域旅游’转变”,同年2月,安顺市成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并提出要加快打造以黄果树景区、安顺大屯堡文化为核心的安顺全域旅游示范区,周官村因其傩雕技艺被纳入到安顺全域旅游的大屯堡文化旅游线路中。同年8月,安顺市屯堡傩雕面具节中的屯堡傩雕展和雕刻大赛在周官村举办,迎来了政府官员、文化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工作者、游客等上千名外来人员。逐步扩大的名气也为周官村带来更多自上而下的发展资源与项目支持,2016年11月,《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发布,周官村成为安顺市八个旅游扶贫村之一；12月,国家住建部第四批传统村落保护名录正式公布,周官村成功进入保护名录。具体落实到在村中的表现有由傩雕合作社申报的傩雕博物馆建设获得60万建设资金,2016年傩雕博物馆动工建设,并于2017年中开始完成建筑外部主体工程；村中主街道于2017年开启路面挖掘工程,为傩雕一条街打造做准备；村民房屋外墙的整治也在区政府主持下于2017年8月完成,统一为白色外墙黑色窗框,邻街的民居外墙上还挂上代表屯堡傩雕技艺文化的面具。

这一时期,与周边的屯堡村落相比,周官村成为了脱颖而出的政策“宠儿”,多项发展与保护的资金项目围绕着以屯堡风俗、傩雕技艺为核心的乡村旅游而密集进入周官村。国家的权威伴随着发展的话语扩散进入乡土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正如杜赞奇曾运用“文化的权力网络”指出中国的村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处在国家话语的行政与文化下渗网络中[24](P.1-2),此时的周官村仿佛是笼罩在一张由国家关于旅游发展的话语织成的网络中。

(四)媒体对旅游发展图景的渲染

当下是一个大众媒体无处不在的时代,国家话语的渗透和消费的大众化,使得屯堡获得越来越多的媒体宣传。屯堡被视为“汉人文化的孤岛”,吸引了众多文化研究者,自上世纪80年代被学术界和艺术界所识别后,深受媒体的青睐。近几年因旅游发展关于屯堡的报道更是频繁出现。通过百度搜索引擎搜索“屯堡”可以获得两百七十多万条记录,其中新闻报道有1140多篇,这些报道发表时间主要在2010年之后,2016-2018三年是集中爆发时期4。屯堡的媒体宣传背后是两个驱动力量的交汇,一是政府对地方形象的塑造,尤其是塑造“多彩贵州”多元文化旅游省形象的宣传；二是用于地方经济发展,文化保护或传承,或是政府参与项目的宣传,成为了权力话语的点缀。具体到周官村,自2016年起,这种宣传努力也常见诸于主流媒体对周官村的报道中,贵州日报、安顺日报、安顺电视台,甚至是央视的纪录片制作栏目都曾到周官村拍摄过关于傩雕产业扶贫、文化旅游、傩雕技艺传承等方面的素材。

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共同渲染了周官村的发展图景,牵引了周官村村民期待致富的躁动的心,周官村在入选国家旅游扶贫工程项目之后,以“贵州这80个村子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安顺这8个村子被国家选中,不仅‘搞到事’,村里人就要过上好日子了!”类似题目的文章开始出现在周官村部分村民的朋友圈中,并得到了村民的相互点赞。

三、周官村文化精英对旅游发展话语的响应

(一)话语争夺与事件冲突:谁是真正的文化代言人？

沉浸在国家扶持、旅游市场开发话语以及媒体曝光中的周官村,得到了外界的关注,作为傩雕文化承载者的傩雕传承人内部却充斥着紧张、矛盾与一触即发的冲突。田野调查过程中,似乎笔者遇到的每一家媒体或游客在进入村中时总要问一个问题,即谁是村里最正宗、最厉害的傩雕艺人,背后隐藏的其实是旅游的一个基本运作逻辑,即追求最高层次的旅游发展资源。这样的结果带来的是乡村文化精英对文化代言人头衔的争夺,这种争夺充斥在无处不在的隐匿的话语争夺以及公开的事件冲突上。

周官村文化精英们通过不同评定标准为自己赋予最正统的地位。其中周姓传承人是村中傩雕唯一的省级传承人,理所应当地推崇官方对非遗传承人的认定体系,在他看来,政府在评定传承人时,需要考虑艺人的技艺水平和影响力,自己的雕刻作品屡次获得省、市各类雕刻比赛大奖就是最好的证明。至于胡姓传承人则强调技艺传承的正统性。据说,周官村的雕刻技艺始于明朝时期随军到来的胡氏家族,因“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祖训,胡氏的雕刻技艺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传给第一个外姓人———胡家女婿秦氏。对于胡家后人胡某而言,他是胡氏雕刻的正宗传人,其祖父是民国时期村中最著名的雕刻艺人,自然而然认为自己的手艺超越目前村中其他外姓传承人。在胡家客厅的墙上,至今仍挂着其祖父的画像,其妻子多次自豪地告知笔者画中人乃清代大名鼎鼎的雕刻艺人,也是其家中祖辈。另一市级传承人秦某则不这样认可,他既是傩雕传承人,也是一个屯堡文化爱好者,收集过诸多民间屯堡地戏本、面具雕刻书籍等,甚至还参与过文化学术论坛,发表过论文,他认为能成为当地文化代言人的要求必须是懂屯堡文化,懂面具文化,雕得好不见得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懂背后的文化意涵,每每提到其他传承人,他常说的是:“他们会雕,但却不懂,面具文化深厚,光脸子上的眉毛就有多少种形状,每种形状代表了不同的人物角色,这个村子对面具文化了解的,除了我找不到其他人了”。从其他传承人的口中,也同样能听到别具一格的自我认定标准,比如另一胡姓传承人在受访时拿出已经泛黄的报纸或珍藏多年的照片,力图向笔者证明当年接待第一批进村的国外学者正是自己。各文化精英通过不同的话语论述,生产出了最契合自身条件的文化代言人标准,以向每个外来者证明自身文化地位的最具权威性。

周官村文化精英的矛盾来源已久,从20世纪90年代傩雕经济产业发展高峰期的订单竞争,到2006年村中艺人共同推动的傩雕协会至今的名存实亡,因资源与利益的争夺造成的冲突早已屡见不鲜。然而这种隐藏着的矛盾于2016年安顺市政府在周官村举办的雕刻大赛中演变为剧烈的公开冲突。

2016年8月,安顺第一届傩雕面具节的分会场屯堡傩雕展和雕刻大赛在周官村学校举办。秦姓传承人因其担任傩雕协会会长、屯堡文化研究学者,以及区政协等多重身份,成为了这场雕刻大赛的关键人物,负责邀请参加活动的学者和评委嘉宾,同时也成为雕刻大赛五名评委之一。雕刻大赛吸引了周官村及邻村的大部分雕刻艺人参与,并根据现场雕刻的作品由评委评出一二三等奖。然而评选结果令大部分周官村艺人感到不满甚至愤怒,获得一等奖的是秦姓雕刻厂的胡师傅,既非本村人也非傩雕传承人,而大家所认可的周姓传承人作品反而只获得了二等奖,大家普遍认为是秦姓传承人背后做的手脚,偏袒自己的工人。大赛结束的当天晚上,这些艺人集合了十来个人一同到秦家讨要说法,当时秦师傅并不在家,周官村民把秦家大门砸开,从秦妻那里联系上秦师傅,最终要到区政府书记电话进行质问投诉。对于评奖一事的具体操作,秦师傅并没有明确的解释,但一次闲聊中,他透露:“论水平,他(获奖的师傅)自然是还达不到,但是我想让他们知道,关系和技术一样重要,既然跟着我(干),就能比其他人强”。秦师傅话语中隐隐闪烁着关系资本在文化资格评定上的重要性,这也是村民愤怒的原因,他们一直因秦师傅与政府走得近而指责秦师傅获得了政府大量的资源,尽管这些指责被证明是子虚乌有,然而政府各项发展项目经地方政府和媒体的渲染早已给村民画上了一个个大饼,以至于大家总倾向于认为项目还没能实现发展带动,是因为被某些有关系之人攫获了利益。雕刻大赛造成的冲突,与其说是各文化精英对于文化代言人的争夺,不如说是大家为争夺政府发展资源的一次公开较量。

(二)制度嵌入与关系嵌入:谋求资本的再生产

在争夺与冲突之外,周官村文化精英更致力于资本的再生产,再生产的途径包括增加文化资本,以及实现自身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相互转换,其采取的策略主要为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

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状态,即身体化的状态、客观化的状态和制度化的状态,分别指行动者内在的秉性才能、表现为实体存在如古董等的文化财产,以及获得合法化和正当化的制度或机构认可的各种资格[25](P.148)。布迪厄在谈场域的时候,认为个人资本的生产、再生产与复制,就是透过这些客观的、制度化的中介机构来完成。各种制度化的社会结构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不同等级的权力机关、交换机构和文化教育机构等[25](P.149-154)。对于周官村文化精英来说,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就是将被身体化的形式转化为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形式,从而使自己的技能获得官方制度化的认可凭证,这是一种制度嵌入的表现形式。

文化精英秦姓传承人经常通过制度嵌入获得文化资本再生产。2017年8月,来自贵州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到秦家下订单购买55个地戏面具,在商讨合同的过程中,秦主动给予每个面具价格下调200元的优惠,但同时提出博馆物必须给自己出具几份盖有博物馆公章的文书,说明博物馆在秦雕刻厂采购地戏面具,博物馆工作人员应允了。在此之前,秦为另一个博物馆完成订单时,也同样以赠送神龛桌子为条件获得了博物馆开具的证明材料。秦表示,这种做法看似会损失短期利益,但却有实在的好处,比如博物馆的证明以后可以给厂中工人用以申报传承人称号,也能为自己未来申报一些项目提供资格证明,对未来潜在的客户来说更是一剂定心丸等。也正因为如此,周官村的文化精英都热衷于参与各类比赛或资格评审活动,比如“贵州十大工匠”、“安顺工匠”评比等,几乎每个获过奖的艺人都会将获奖证书放置在工坊最显眼的位置。对这些民间文化精英来说,文化资本的制度化转化是保证资本再生产的有效方式,制度嵌入也是在国家发展话语介入后,个体在争夺国家资源过程中所摸索出来的行为策略。当然,从社区内部来看,社区内部认同的核心因素是人力资本,因此官方认定的“传承人”在社区内部不一定受到认同。

对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三者间的关系,布迪厄则特别强调,这三种资本形式是可以彼此转化的。人作为社会的行动者,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累积自身的各项资本[26](P.110)。周官村的文化精英通过各个层面关系的串联,进行社会关系网络的延伸,并以此积累经济资本,从而实现资本的有效累积和转化。这种关系嵌入主要体现在内部精英联盟、外部文化精英联结、与政治关系的有效勾连等。

内部精英联盟指村中部分精英的关系勾联,文化精英联合政治精英借助国家发展项目,实现文化资本的经济化,2014年周官村傩雕合作社由村委会牵头,5名传承人组成核心成员,联合村中三十多户雕刻户共同组成,获得政府30万启动资金,2016年由合作社申报获批60万经费修建了村傩雕博物馆。外部文化精英联结则是周官村部分文化精英寻求与周边的屯堡村落文化精英的合作,形成对外的屯堡文化名片,比如秦师傅经常活跃在周边村庄的几支屯堡地戏队中,并且经常带领地戏队成员共同参与各组织机构举办的文化演出,这些活动在增加秦师傅自身的文化履历之外,也提升其社会声望,更使其收到了更多因熟人关系网络而来的订单。文化精英有意识地谋求与行政官员的策略互动,以及对政府发展话语的主动迎合,这种互动并非追求行政官员的特定承诺,而是借助旅游发展话语下渗过程中,政府对地方形象塑造以及自身绩效追求的情景下形成一个双方互利的状态。比如,秦师傅于2016年自费投入600万建造个人的屯堡文化博物馆,用以展示自己收藏及雕刻的地戏面具和相关的书籍文本,作为安顺市第一家民间屯堡博物馆,受到了地方政府的青睐,自建成以来,更是成为地方政府接待考察的一个重要节点,省、市、区的各层级政府部门都曾带领考察队来过；市文联主席更是对外来参观人员自豪地表示,这是我们屯堡农民自己建的博物馆。秦师傅的博物馆在成为地方政府展示文化保护与传承政绩招牌的同时,政府也给秦师傅创造更多社会资本,由政府考察带来的媒体宣传团队、学者考察团等逐渐与秦师傅形成了更广泛的关系网络,为其带来新一波发展机遇。

四、文化精英行动策略背后的逻辑分析

国家旅游发展话语的兴起是实践行为背后国家元场域的改变,但这种元场域改变间接影响了乡村文化场域的变化。理解文化精英行为背后的实践逻辑,需要从乡村文化场域的变迁历程开始梳理。

周官村的傩雕与屯堡地戏命运紧密相连。地戏作为屯堡地区人们用以祭祀神明的重要仪式,因地方传统的信仰而具有神圣性,傩雕工匠为地戏演出制作面具也嵌入在传统的文化权威体系中,傩雕艺人在当地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文革”时期,国家政权对乡村地区的管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民间权威被破坏,此时地戏演出被列为封建迷信活动而被禁止,村中地戏田被没收,傩雕也一度陷入低迷。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外的学者考察团来到周官村,村中傩雕技艺和地戏开始被外界所熟知,外来的订单纷至沓来,村内从事傩雕技艺的人员不断增加,到九十年代初达到鼎盛,以周官村为中心的屯堡傩雕艺人达到800余人,以至进村可闻家家户户斧凿声的境界,此时的傩雕从神坛逐渐走向世俗化,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产业。进入二十世纪后,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进一步瓦解了周官村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屯堡地区的地戏演出因农村人口外流以及新的休闲娱乐方式的兴起而逐渐减少,同时外界对地戏的关注也逐渐下降,周官村的傩雕从业者一下子缩减不到百来人,许多技艺高超的傩雕艺人渐渐地失去了产业全胜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文化资本也失去了向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转换的有效途径。

当下,文化与旅游的结合为文化精英打开了新的希望之门,文化有了更多转换的可能,来自国家政府发展的资源和媒体的关注,开辟了文化资本向其他资本形式转换的渠道,能够实现文化精英与经济能人、社会名人等其他类型精英的互构,为他们带来更多社会关注度与身份的认同。当资源从国家向村庄下行时,文化精英为了将文化有效地转化为其他资本,必须嵌入到官方话语体系中开展行动,通过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获得官方权威认可成为重要策略。然而,缺乏其他经济基础的乡村,依靠自上而下单一的资源输入渠道,最终导致了文化精英过度依赖国家的发展资源,从而形成了紧张的矛盾与冲突。

五、结语

本研究致力于呈现一个旅游发展前阶段笼罩在国家发展话语下的乡村场域,通过描绘乡村旅游发展图景的生产过程,以及作为文化资本持有者的乡村文化精英对新场域的应对以及彼此之间的角力,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一)拥有以傩雕为主的文化资源的周官村,在旅游发展前阶段,随着各级政府推动的旅游发展政策的出台和相关项目的实施,以及媒体的宣传渲染,卷入到国家旅游发展话语体系中,国家“在场”在影响乡村物质空间的同时,也影响了周官村文化精英的行动和关系。

(二)周官村文化精英在国家主导的旅游发展的乡村新场域中,采取了多种行动策略在彼此之间开展角力。在整体的村落层面,通过隐匿的不同文化评定标准的话语生产,以及公开的行动冲突来争夺乡村文化代言人的称号；在个体层面,通过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实现自身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的有效转化,从而推动自身的资本积累。

(三)周官村文化精英行动策略的背后是乡村文化场域的改变。从村落的历史变迁来看,傩雕文化在国家政权深入乡村地区以及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逐渐丢失了文化的权威地位,同时缺乏有效的资本转化渠道。国家主导的乡村文化旅游发展项目,赋予文化资本新的价值,然而自上而下的单一发展力量,也导致了官方逻辑主导乡村文化场域的运作。

中国的农村经历了从资源汲取型到资源输入型的转变,发展项目下乡是国家资源反哺乡村的重要举措,也是贫困乡村重获振兴的重要发展动力。从周官村的案例来看,旅游发展项目若要实现乡村社会集体福利的供给,实现预期的社会效益,那么在旅游发展话语下,就必须解决乡村行动主体利益与社区整体的矛盾冲突。一方面,这种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资源———利益输入路径,容易导致资源利益分配呈现漏斗结构,越靠近资源顶端的个体,越容易攫获大部分利益,因此,通过制度嵌入或关系嵌入的策略以争夺资源分配结构中的优势位置,是行动主体尤其是文化精英的首要选择。另一方面,当下政府引导的旅游发展项目多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官方的文化运作逻辑(追求文化的经济功能和政治绩效等)渗透到乡村社会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精英的生存心态,导致其对自我定位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追求经济的获益高于文化传承的使命。

周官村的遭遇并非个例,其发展命运与诸多西部乡村地区具有一定的共性,它们都正在经历现代化、城镇化的变迁,同时也在当前强大的国家话语引导下开展旅游经济发展活动。周官村的案例带来的思考是,在当下轰轰烈烈的旅游发展话语下,乡村社会如何通过有效治理避免资源输入过程中的内部矛盾、推动乡村整体社会效益的实现？以官方主导的文化旅游发展项目,是否会影响乡村本土文化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应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关系？

【参考文献】

[1]Cawley,M.,&Gillmor,D.A.IntegratedRuralTourism:ConceptsandPractice[J].

AnnalsofTourismResearch,2008(2).

[2]LaneB,KastenholzE.RuralTourism:theEvolutionofPracticeandResearchApproaches-

towardsaNewGenerationConcept？[J].

JournalofSustainableTourism,2015(8-9).

[3]Iorio,M.,&Corsale,A.RuralTourismandLivelihoodStrategiesinRomania[J].

JournalofRuralStudies,2010(2).

[4]AugustynM.NationalStrategiesforRuralTourismDevelopmentandSustainability:ThePolishExperience[J].

JournalofSustainableTourism,1998(3).

[5]GaoJ,WuB.RevitalizingTraditionalVillagesThroughRuralTourism:

ACaseStudyofYuanjiaVillage,ShaanxiProvince,China[J].

TourismManagement,2017,Vol.63.

[6]Xue,L.,&Kerstetter,D.HuntC.TourismDevelopmentandChangingRuralIdentityinChina[J]

AnnalsofTourismResearch,2017,Vol.66.

[7]葛荣玲.景观的生产:一个西南屯堡村落旅游开发的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2(5).

[9]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1(4).

[10]李耀锋.农村治理中“项目进村”的村庄回应:理论意涵与现实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2016(12).

[11]李祖佩.“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J].社会,2016(3).

[12]郑鹏,李婵娟,左停.发展与发展干预过程中的乡村代理人——基于宁夏回族社区设施农业发展项目的个案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13]王汉生.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与农村精英构成的变化[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8).

[14]陆学艺.内发的村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5]姜振华.萧凤霞:《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乡村革命的协从》[J].中国学术,2001(1).

[16]李云新,阮皓雅.资本下乡与乡村精英再造[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17]李祖佩,曹晋.精英俘获与基层治理:基于我国中部某村的实证考察[J].探索,2012(5).

[18]梁剑峰,李静.“精英俘获”: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之困[J].宏观经济研究,2015(3).

[19]温涛,朱炯,王小华.中国农贷的“精英俘获”机制: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比较[J].经济研究,2016(2).

[20]FleischerA,FelsensteinD.SupportforRuralTourism:DoesitMakeaDifference？[J].AnnalsofTourismResearch,2000(4).

[21]吴羽,龚文静.屯堡文化研究述评[J].贵州民族研究,2009(2).

[22]Oakes,T.CulturalStrategiesofDevelopment:ImplicationsforVillageGovernanceinChina[J].PacificReview,2006(1).

[23]Oakes,T.吴晓萍,主编.屯堡重塑:贵州省的文化旅游与社会变迁[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

[24][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25]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26]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