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化反思与本土化创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当代内涵

作者：林　毅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9-02-26  浏览次数： 3041次

【摘　要】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步于“追踪-回应”西方理论前沿的学习模式，但时代的变迁及西方主流理论固有缺陷的日益显现，也需要中国政治学系统确立起学术自主、文化自觉和致用自觉。为了解决中国理论的建构度与话语权同中国实践的治理绩效与理论需求不尽匹配的矛盾，系统反思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政治学在议题设定、概念与研究范式运用、思维方式与价值导向等方面的“西方化”倾向，进而追溯西方主流理论“逻辑在先”的思维定式、“历史终结”的政治正确教条、学术繁荣与致用导向彼此疏离的深层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在将政治发展普遍规律从其单一西方形式中解放出来的认识论前提下，激活中国政治学的创新之源，唤回中国政治学的致用之魂，将助推中国政治学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本土化境界，为实现其学术繁荣、话语自立与服务实践功能的有机统一奠定基础。

【关键词】“追踪-回应”模式；反思西方理论；本土化创新；理论致用性

社会科学的发展变迁从来都不是孤立发生于封闭的学术演进史空间中，而往往映射出社会自身的发展变迁规律。每当人类社会进入历史变革期，或是面临重大现实挑战时，都可能引发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应激反应；相应的，特定社会科学研究导向与范式转变的实际价值，也只有经由对其致用效果的检验才可能真正体现出来。与草创期和重建期相比，今天的中国政治学已经基本告别了规范性知识匮乏的恐慌。但中国理论的建构度与话语权同中国方案的实践成绩与理论需求间不均衡、不匹配的现实矛盾，又迫切需要推动理论发展追赶中国崛起的步伐，确立起学术的文化自主性。显而易见，当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业已超出了既有“普适规律”的解释范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已经不可能单纯依托追随西方研究或西方化的研究（1）来发现确有价值的中国问题，更无法自圆其说和提供对策时，不得已而反求诸己，其实恰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选择。在“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2）里，中国政治学下一个学术繁荣黄金时期的到来，正越来越取决于广大中国学人能否系统反思此前长期依赖的“追踪-回应”西方理论前沿的学习模式，实现“学术自主”“文化自觉”“致用自觉”的有机统一，真正激活中国理论的创新之源，唤回其经世致用之魂，使之更合理地回答中国问题，更有效地应对当代挑战，进而在全球理论争鸣舞台上争得应有的话语权。

一、对“追踪-回应”西方理论前沿学习模式的理性反思

我们并没有理由以“上帝视角”来简单批评和否定“拿来主义”的历史阶段，而政治学的本土化和创新也绝不意味着要走向自我封闭、只满足于产出特殊“意见”的歧途。但同时，我们又应当承认，所谓历史性补课的内涵要远比“学习西方”或“走向世界”来得更加丰富。即便是最完美的“拿来主义”形态，也不意味着中国理论可以就此沿着“更世界（更西方）”的路径走向成熟，更不意味着仅凭西方前沿理论便能引导我们成功地解释-解决当代的中国问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大国、制度文明古国而言，政治思想和治理实践遗产不足并非是制约政治学研究发展的主要障碍，相对的，当代理论成果服务于当代实践的动力与条件不足才是真正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段时期以来，无论是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寻求成熟的西方方案，还是以对中国现象的解释来印证西方理论，抑或是对于西方理论前沿议题及其中国亚种的被动回应，都占用了中国政治学人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使之无暇顾及本土化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创新，从而也加剧了理论产出与实践需求相脱节的矛盾。具体而言，这种“追踪-回应”模式所对应的主要表现及其弊端在于：

（一）政治学热点议题设定的“追踪-回应”惯性

不可否认，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同时包含着西方局部经验与人类政治变迁的整体规律，加之其话语体系成熟度的积累优势和强势地位，西方政治学中的经典和前沿议题自然会成为后发国家学人研修跟踪的对象。事实上，21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学热点议题的变迁轨迹就在很大程度上映射着同期西方主流政治学界的关注点迁移。举例而言，“治理”议题从最初被引入中国学界，到治理概念成为一个高频词汇以及治理研究范式的泛用化，再到近年来其理论热度的相对衰减，几乎可以视为西方主流学界治理议题变迁轨迹的一个完整中国翻版（3）。而在这个“追踪国际前沿议题”的形式创新过程背后，治理概念的严谨与否、治理理念实指的清晰与否，乃至于中国语境下“治理转型”之于政治绩效评估的相关性等问题，反倒乏人问津。显然，这种“接轨心态”（4）下应运而生的追踪热潮，虽然不是全无意义，但其对政治学本土化和致用性时代要求的回应性较差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当然，热点议题设定中“追踪-回应”惯性的表现还不仅限于引介-注释-比附-套用的形式：比如，围绕着普世价值是否存在、内涵为何，以及其在民主制度安排方面是否具有普适性的问题，一批中国政治学界的精英曾展开过空前激烈的论战（5），然而，当论战热潮逐渐消退之后，我们却不得不承认，相较于其造成的共识撕裂，“普世价值之争”给中国政治学界带来的整体“知识增量”（6）其实相当有限。因为，即便是基于“反普世论”者的立场，被动应战的结果也不过是从一个侧面固化了其对立面所预设的伪“常识”——比如“强调中国国情等于宣扬中国例外论/特殊论”、“自由民主价值实质上就等于普世价值”，等等。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出本土性议题的自觉和能力才显得尤为重要。

（二）政治学基本概念、研究范式的“套用-模仿”惯性

由于问题意识的形成方式往往深刻塑造着破题-释题-解题的思路，议题设定自主性的缺失，也必然会影响到原创性概念或研究范式的产生。实践证明，对于中国政治实践在进入“理论无人区”后的经验，中国学界在通过学理化、概念化、体系化升华，使其超越“对一时、一地、一事认识的逻辑自洽”的层次而兼具“普遍意义”方面（7），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举例而言，如果说“中国模式”议题由西方学者首先提出这一事实，还多少包含着西方理论界进行局部反思的意味，算不得中国学人后知后觉的明证（8）；那么，在后续的议题讨论中，一些中国本土研究仍然难以跳出由西方学者所设定的“北京共识”或“有韧性的威权主义”分析框架，大概就确实称得上是一种遗憾了（9）。总之，“那些表面看来最符合西方学科理路的中国经验研究虽然论证形式规整，但总有言尽意难尽的隔靴搔痒之感。”（10）而其所依托的西方概念和西方范式本身，也未必在更准确合理地解释中国问题方面有能力取得更大建树。

在政治学学科自身的演进脉络中，由于在元理论层面自主意识和建构能力不足，后发国家的学人们在试图沿着“套用-模仿”的惯性去为本国现象层面的政治认知与经验寻找一个外来的元概念或者元理论解释时，往往很少注意到筛除无用概念、无用范式的问题。因此，一个西方主流理论界筛查无用概念的解构过程，在非西方语境中就很可能会误读为一个产生有用概念的建构过程，从而导致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沦为“西方理论的试验场”（11）。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许多情况下，价值冲突不是通过不同的词汇来表达的，而是在同一词汇的外壳下，争夺对于术语/概念的界定权。”（12）在历史上，“中国虽然具有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但却没有形成学术概念构建进而通过学术概念来构建知识体系的传统。”（13）时至今日，如果中国的政治学人依然没有在系统构建本土化学术概念体系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那么，实现以中国理论创新为世界政治发展做出贡献的目标就将遥遥无期，而中国政治学自身核心竞争力丧失和创新能力的枯竭，也将影响到不同话语体系在彼此竞争与关照中建立起各自的反思修正维度，进而限制在所谓的“历史终结期”后延续人类政治探索的可能进路。

（三）政治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导向的西方化倾向

在剖析中国理论界的“失语症”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相对于形式上的西方化，思维方式与价值导向的西方化显然更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理论的整体进路与未来前景。

一方面，这种影响反映在一些中国学人默认了西方主流学界那种“逻辑在先”（14）的思维方式，在进行具体的政治分析时，没有赋予客观事实和历史逻辑以应有的地位，而是习惯于在中国语境下重申一套源自西方的“常识”——比如：将制度选择视为促成西方崛起的根本动因；强调市场化导向、分权导向之于民主建设的先决意义；确认“政党-国家”模式转向“民族-国家”模式的蜕变前景，等等。这就意味着要将一系列不匹配于先行逻辑的经验事实和政策、制度选项预先排除于参考范围之外。如此一来，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致用性价值便往往会成为理论的逻辑自洽这一“程序目标”的牺牲品（15），而对西方理论“基本预设”不加批判的接受也将限制我们去追问诸如“民主政治的开放性内涵与功能定位”“制度决定论的限制条件”“民族-国家模式之为地方性经验的局限性”之类的深层理论问题。我们不应忘记，“失却了对本国政治现象的解释、政治问题的解答和政治发展的推进，政治学便失却了存在的根基。”（16）中国学人如果不能系统地还原被“逻辑在先”的思维方式所颠倒的研究路径，也就难以从挑战现代化的西方模式神话入手来重拾对于中国制度、中国理论的自信，自然更谈不上突破“中国例外论”的桎梏，来为中国经验提供真正有价值的诠释。

另一方面，这种影响还反映在我们很少去质疑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的价值前提和政治导向（17），却常常对理论研究的“价值中立性”和某些基于“科学方法”的研究抱有过分乐观的预期。事实上，即便暂不考虑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元素，西方主流理论在分析非西方问题时能否保持“立场超然”也是相当可疑的。在一个习惯于将“世界的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18）视为通则的话语世界中，后发国家的学人往往很难将自由、平等、民主、公正等政治价值的普遍性内涵从其西方价值载体和制度形态中剥离出来。也正因如此，所谓“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间的天然张力才会成为一个尖锐问题；而一些受到“转型思维”影响的中国学者在分析中国现实时，才会面临解构逻辑与建构经验之间普遍冲突的两难窘境。在具体研究中，这些矛盾有时会表现为一种不得不套用“中国话语”来别扭阐释“西方原则”的话语形式-内涵分裂症（19），有时则会表现为没有“由意识形态的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建构起具有解释力和预判力的本土化的话语体系。”（20）但两类现象的共性根源，其实都在于没有实现移植的“科学范式”与本土经验事实间的兼容。总之，在没有合理质疑西方理论的价值导向与“科学”属性的前提下，所谓“科学性的中立态度”并不是在一般性地祛除价值，而是变成了被“‘其他学科语境’和‘西方化’共同挟持的分析工具。”（21）

除此之外，受到“追踪-回应”模式的影响，中国政治学在本土化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研究中量化方法的过度泛用（22），成果产出中外文文献引用率等指标长期居高不下（23），以及学术共同体建设中对于“国际化”指标过分强调，同时对建构本土学术共同体热情不足等问题。这些现象都反映出部分受到“接轨心态”影响者在很大程度上主动放弃了对西方理论的批判性反思维度，默认了其议题设置、基本概念、分析框架及研究结论的不证自明性，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西方主流学界视野中赋予中国问题和中国理论的非主体性定位（24）。根据默认的“西方理论=先进理论/追踪对象”的原则，当理论适用性矛盾出现时，合理的解释只可能被归结为对“先进理论”的误解或误用，或者至多不过溯及本土条件对西方化过程的阻碍，但却绝无可能触及对西方理论本身进行系统反思和致用性检验的问题。由此看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治学发展资源输入端与智识贡献输出端不平衡的现状，有意识地摆脱“追踪-回应”西方理论前沿思维定式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显然构成了未来中国政治学逐渐走向成熟、自立发展阶段的重要前提之一。

二、由反思“西方化”路径走向反思西方理论的固有局限

如果将中国政治学理论发展进程设定为一条曲线，以其“国际化（西方化）”程度为横轴，以其致用绩效（解决中国问题）为纵轴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在某个时段上，横轴坐标所对应的边际效益将呈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实际上，在没有引入新变量（本土化进展）来重绘原图的情况下，以“国际化”程度为第一考核标准的学术繁荣状态或许仍可延续，但其与服务实践导向间的疏离却也将不可避免地被进一步扩大。为了避免陷入此种窘境，我们便不能脱离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繁荣的基本目标与共性规律来孤立地讨论理论创新问题。在“为了证明自己”的“立”的目标驱动下，中国政治学人“必须首先反思、批判和扬弃我们头脑中已经被灌输而且已经内化的观念”（25），放弃那种希冀特定“先进理论”来“普适性”解决一切问题的设想。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滋生那些政治教条和思维定式的西方理论的固有局限。由此，轻率宣称“历史终结”的话语神话才可能从根源上逐层崩解，从而也为“走下神坛”的西方理论重新确定其在当代中国政治学学术体系中的合理地位。

毋庸讳言，今天的中国学人并没有理由盲目质疑西方理论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的相对优势，但与此同时，西方理论研究的深厚根基、丰富成果与当代西方政治社会矛盾相对激化的客观事实间的关系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需要追问，是哪些存在于西方主流研究中的因素，阻碍了其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的融合，以至于影响到其最终服务于政治学理论的致用导向。

（一）反思西方理论中“逻辑在先”的思维定式

纵观西方政治思想的演进历程，不难发现，问题首先表现在一种基于概念建构与释义的形式逻辑思维在研究中占据了不恰当的主体地位。20世纪以来的西方主流政治学不仅建构了大量空洞的、并无实指的基本概念——如“治理”“公民社会”等概念（26）；而且在对诠释概念方面也存在着狭义化或替换性改造等诸多弊端——如自由民主理论对于民主概念的“去社会主义化”（27）改造和“程序化阐释”等。这直接导致了一系列无用或者扭曲的概念主导着相应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建构。时下，不少国内外学者都清醒地意识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经济学帝国主义”或“数理思维滥用”所带来的风险，但却很少有人认识到，这种风险的根源恰在于那种“逻辑在先”的思维定式。事实上，这种思维定式常常会迫使研究中历史的逻辑和经验的事实屈从于单纯的逻辑自洽目标。以政体问题为例，西方传统的政体理论倾向于将特定的政体形式视为一种常量，并先验地赋予某种结构形式以特定的价值属性及功能。这种思维导致了比较政治研究中的一类常见问题，即：上至对具体的国家政权作出道德层面的合法性评判，下至特定政体条件下政治机制、政治文化、政策绩效评估的结果，都应该首先追溯到政体本身的固有属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方面，经典的政体类型概括（28）常常是基于不准确的、经过“逻辑在先”思维筛选的信息——比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局限于古希腊地区性经验的政体分类理论，或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相关政体比较思想（29）；另一方面，如果偏离政体逻辑应然推论的情况表现为一种常态而非变态的话，政体逻辑本身的合理性就需要得到重新审视：比如，在“谁统治”的古典命题中，为何同被划入“民主政体”范畴的国家精英化统治的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而在“统治得如何”的实证命题中，为何社会政策导向和政策效果的差异又与政体间的正相关性不强？在主流的西方理论中，常见的应对策略是把那些政体思维无法解释的经验事实归入次一级的制度研究或政策研究对象的范畴，而不去触及反思调整基本概念和逻辑的相关问题（30）。但这样的策略归根到底是一种回避问题的态度，这当然也就意味着要以牺牲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为代价。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问题则还要严重得多，因为在“政体变革预期”的引导下，那种认为“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加上好的实践，我们就能把社会系统设计好。只要把设计执行到位、贯彻到位，结果应该和事先的设计差不多”（31）的想法必将大行其道，而其后果又往往将是粗暴地改变本国政治发展的正常轨迹，却又无法在政体变迁后有效重建秩序、提升政策绩效水平。

类似的，这种“逻辑在先”“概念至上”的思维惯性还通过其在解读政治发展史时建构的“制度神话”遮蔽了政治学研究的严肃性，降低了其在政治实践中的积极示范效应。例如，以往，许多东西方学人都倾向于认为：西方率先开启现代化进程的主因在于其制度选择及其对应的文化条件和社会基础。但这种过于简单的结果论反推却遮蔽了更全面、更有说服力的现代化成因解读，相应的，一些更具普遍性的规律（如是朝向中央集权化而不是分权导向的改革助推了西方崛起）、一些十分重要、但以往却被选择性忽略的因素（如以军事竞争为核心的“锦标赛”（32））、一些相对偶然或具有“西方特色”的因素（如西欧的地缘政治以及某些历史上的偶然拐点的后果）等，都未得到充分重视。但实际上，如果不认真对待这些因素，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就不可能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也不可能在指导相关政治实践中发挥更有益的作用（33）。换言之，对于希图从现代化的西方历程来汲取有益经验的后发国家学人而言，“不是去听西方人的当下说辞”，而是去考察“西方人的历史行动”才是其获取真知的正途。

（二）反思解读非西方世界问题时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

从孟德斯鸠所在时代直至“有韧性的威权主义”概念提出的当代，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及其制度安排，往往都被视作导致东方社会“历史停滞”的主因。相对的，由东方社会向西方标准的转型也被视为唯一可能改变前者命运的途径。在那些坚信西方道路唯一正确性的西方学者看来，“非西方思想并非一种活跃的理论中心，而是一种虽然有趣但却已经死去的博物馆展品。”（34）因此，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之路上的“有限成绩”往往容易被归功于对西方经验程度不同的模仿，而那些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体现出的文化或政治传统方面的非西方特色，则或被看作是与现代化进程无关，或是被归入阻碍现代化的因素范畴。然而，在一个东西方国家实力和政治绩效对比正发生微妙变化的时代里，这种僵化的思维定式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它既无法提供合理的政治学解释工具（35），也必将严重制约着政治学学科发展中非西方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成长。

（三）反思自由民主话语霸权下西方理论中的“政治正确原则”

以所谓“民主衰败”问题研究为例，由于固守那种“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经向西方模式靠拢，就是处于顽抗西方模式的过渡阶段，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36）的思维定式和“政治正确原则”，一些已经意识到自由民主制局限性的西方学者，也只是在用“文明冲突”“政治文化转型”“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之类似是而非的宏大叙事来修补传统的解释逻辑。诚如有学者所言，“这两个预设立场（自由主义 西方中心论），阻碍了他们（西方理论界）认识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剧变，压缩了知识活动的历史关联性。”（37）在自由民主政治正确原则垄断了现代化议题解释权的情况下，现代化研究只能被狭隘地理解为“研究如何使其他国家更像美国”（38）；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极力鼓吹“美国化=西方化=现代化”的学者，却往往在另一些场合中极力为阻碍后发国家实现“美国化”前景的西方霸权辩护，将其粉饰为“动机善良”的“仁慈霸权主义”；或是将“美国化”的失败归咎于后发国家缺乏“领袖”“组织能力”和“纯粹的好运”等非西方原因（39）。毫无疑问，在这些前沿性政治议题的研究中，以捍卫自由民主价值为核心的政治正确原则不仅导致了西方理论界反思性向度的萎缩，而且也限制了“以西方为师”者在理论革新方面的突破。

（四）反思西方理论研究中学术繁荣导向与服务实践导向的疏离

从根本上说，检验一个学术繁荣时代含金量的，往往在于这个时期理论成果的总体致用成效。众所周知，进入后行为主义时代，政治哲学层面的规范性研究在西方主流理论界再度复兴，带动了新一轮的学术繁荣浪潮。但在新理论影响政策过程的维度上，那种一如凯恩斯主义取代自由放任主义，而后又被新自由主义取代的情况并没有伴随学术繁荣浪潮而再现。同时，受到“历史终结论”思维的掣肘，西方主流理论对于后冷战时代一系列政治变迁（如民族主义的当代韧性、民主化的危机和西方世界的“政治衰败”等）的预判和解读都出现了明显失误。事实上，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社会发展过程中矛盾凸显、变革动力不足的挑战时，以正义诸理论领域学术争鸣为代表的思想论争最主要的贡献却仅在于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概念、原则，以及围绕不同原则词序意义上优先级所展开的思想碰撞火花，而在各种自成体系的精妙演绎中，唯独被忽略的恰恰是“历史中行动的人”（40）这一根本的政治要素。类似的，“逻辑在先”思维方式与个人主义政治正确原则的叠加影响，也导致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的大量经验性研究，在实质上沦为某种纯粹的数理建模和逻辑演绎游戏。当然也就更不可能指望其在学术圈之外发挥有效影响社会的作用。对于上述现象，只要我们不是基于“历史终结”的信条去给出某种辩护式解读的话，那就有必要承认，纯粹学术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与政治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的宗旨间的疏离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而溯其根源，这一矛盾的产生既与当代西方主流理论界在理论经院化方向走得过远有关；又应当归咎于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政治正确原则在相关议题讨论中的设限。

人类政治史的发展反复证明着，政治学真实的学术繁荣从根本上取决于其与政治实践的相关程度。一旦后者整体上进入衰败周期，与之对应的理论体系也难免陷入式微境地。随着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深刻变迁，西方主流政治理论在现代化进程中与西方政治实践相得益彰的状态正逐渐成为一种过去时。但话语霸权衰减的滞后性仍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掩盖这一剧变，降低人们对这一历史趋势的敏感度。如果说，能否使西方主流理论的发展重回经世致用的轨道主要还是当代西方学人的责任。那么，对于中国政治学人而言，我们以反思“西方化”思维惯性为起点，进而深入到反思西方理论固有局限的层次，倒并不是为了轻率宣告西方理论“必然甚或已经死亡”，而是为了给自省和自新创造认识论的前提，在后发的中国政治学自立发展进程中有意识规避那些制约西方理论创新发展的矛盾问题，最大限度地保持本土化理论在反思中不断自我超越的活力。毕竟，较成功地解决了西方问题的西方理论未必能同样成功地解决中国的类似问题，暂时解决了特定时段西方问题的西方理论也未必能解决更长时段的中国问题，而那些就连西方本身的问题都不能很好解决的西方理论当然更难在中国本土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事实上，也恰如一些学者所意识到的，在缺乏一种总体性问题意识与文明关照的情况下，“接轨”越多未必效果越好，因为“接轨者”所关注的，终究不过是西方理论的一些“边边角角”，而“对于一个有一定学术操守的学者来说，即便他带着一整套西方的学术概念，只要他深入到中国最具体的社会经验现实中去，他就会即刻感觉到研究的焦虑，他一定不会认为，他所面对的所有缠杂交错的各种现象可以用现手的概念工具迎刃而解。”（41）

三、在创新与致用的维度上建构本土化理论的坚实根基

究其本质，批判与解构维度的建立只是为着革命和建构维度形成目标扫清障碍的第一步。因此，我们把反思西方主流理论及其对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影响作为主题，既不意味着将一笔抹杀此前中国政治学依托“追踪-回应”模式所取得的历史业绩，更不是要沿着“逻辑在先”的西方旧路来掀起一场学科范畴内的“去西方化”运动。相对的，本土化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真正需要完成的是一个“二重祛魅”的任务，即一方面要借助承载于西方理论载体的近代科学思维来驱散笼罩于前现代社会政治观中的不可知论迷雾；另一方面又要将政治学的科学性与致用性内涵从西方理论的一元载体中解放出来，把政治生活的普遍规律从一元化的西方形式中解放出来。“政治学从根本上说是高度‘入世’的理论”（42），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创造理所应当以服务中国改革、促进中国发展实践作为其绩效检验的第一标准。而影响着这一进程的，则在于中国学人能否自觉抛下学步的拐杖，更在于其能否具备与西方同仁平等对话的意识与智识储备，在于相较于西方理论更具解释力和致用性的中国理论体系的建构与成熟。从根本上说，这一理想目标的达成，又是与我们在激活中国政治学创新之源和唤回中国政治学致用之魂这两个方向上的努力高度相关的：

（一）激活中国政治学创新之源

对“有用理论”真空的弥补，要求从议题创新、研究范式创新等方向上激活中国政治学的创新之源。实践证明，“把人家现成的理论框架拿来去直接度量中国现实是行不通的。”（43）中国政治理论需要回答的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关键性的议题，往往不是西方同仁帮我们发现的，而是从不断变迁的中国经验世界中提取的，是从中国独特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中凝练的。因此，在中国政治学人的整体问题意识中，对于那些关系到中国政治发展和改革的方向性、对策性问题，以及可能启发我们更全面地思考制度实践的改进、文化传统的延续与重构等呼应中国需求的议题，都应当被预留充分的讨论空间。历史证明，对于这些问题的正确理论把握，往往会对时局的变化产生远超学人预期的影响。比如，恰是因为重新诠释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重新定义了发展市场经济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的关系，中国改革才既没有走上盲从西方“转型理论”指导的邪路，也没有被教条主义逼入思想和实践的死胡同。随着中国道路与西方道路在实践层面的差异性日益显现，对于这种差异性的起因分析、经验性比较和前景评估的理论需求更是在同步上升，并必将为支撑未来中国政治学本土化发展提供一系列重要的议题。

当然，创新的含义还表现为新的提问方式。在中国的语境下，一些西方理论中的“经典问题”也很有必要得到新的中国阐释：比如，我们就大可不必拘泥于抽象地争论政府干预和市场自发秩序的优劣，而是应该去严肃讨论诸如“我们需要何种市场经济，又同时需要何种有为政府？”的问题。不是去无谓地争论“普世价值”及其“普适载体”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应该不脱离历史逻辑和经验研究的研究基础，来尝试回答“民主的可能功用为何？”以及更好地实现其合理功能的政策性问题。

为了支持学理化地回应上述新问题，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创新当然也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而言，其主要努力方向包括以下方面：

1.确立起创新建构本土化研究范式的自觉。

理论的本土化创新不等于简单地将既有西方理论范本中的西方案例置换为中国案例，也不等于用迥异于学术话语的宣传话语来代替规范化的理论建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学研究之所以在国际影响和本土运用方面乏善可陈，甚至还不乏诸如“转型正义理论”加剧政治衰败这样的反例；其症结并不在于有价值政治议题的缺失，而在于本土学人缺乏在西方研究范式之外探讨相关议题的勇气和能力。相对而言，还有一种倾向也可能干扰本土化研究范式的创新，即一部分以“本土化”形式出现的成果实质上仅关注于为政治路线与政策方针进行即时性的论证注释，却缺少与西方理论既有研究范式进行对话和交锋的意识，自然也就不可能谈不上有力论证中国方案的合理性，为其在实践中的完善提供前瞻性的理论服务。为了避免这两类问题，中国学人就有必要将研究范式的自觉创新提上议事日程，去探索建立具有稳定内核和自新活力的本土化研究范式。

2.反思一些西方研究范式或思维定式的影响。

西方主流理论历来推崇“科学性”，但在实际研究中，一些过分强调“区分-比较”的思维定式却可能反过来损害其理论的科学性。在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中，一种常见的情形就是，我们为着比较研究的便利而“逻辑在先”地在一些制度、绩效、矛盾现象间建立起一套自洽的因果关联，却忽略了差异背后的普遍性规律（44）。类似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书写之所以困难重重，原因之一也在于我们总是试图套用传统西方政治思想史记录“思想家的思想”这一方法，尝试描绘出一条独立于政治实践史演进线索外的学术思想史的进化轨迹，却在无意间割裂了法统、道统和学统间的实践关联。此外，目的论逻辑和整个“逻辑在先”路径依赖，还可能导致我们将一些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偶然交集专断地定义为必然的耦合关系。有鉴于此，强调中国政治学发展要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新路，就必须特别注意避免那种逻辑扭曲历史、逻辑替代经验的弊端（45）。

3.理顺从概念建构到研究方法选择的创新路径。

慎对一些基本概念、预设的使用和释义是中国政治学研究范式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那些指涉不明，或者对解释-解决中国问题有害无益的概念，与其为了“接轨对话”需要而强推本土化运用，倒不如果断地弃之不用。在此前提下，我们还有必要针对西方主流政治理论中暗含的一些基本预设和思维定式，进行系统的重新阐释。比如，如果我们拥有足够的经验性样本来证明，公权力运行中出现的矛盾主要不在于其扩张，而在于过程中的“内卷化”现象，或是扩张本身受阻的话，我们就可能挑战西方理论中将公权力简单视为一种“必要的恶”的基本预设。同理，在中国的语境下，针对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正确原则”捆绑下的一些基本概念，我们既不能抽象地谈发展民主，而不讨论不同民主建设路径在利益导向上的差别；也不能抽象地宣称捍卫自由原则，而不分析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弥合自由权利的法理普遍性与其实现条件特殊性间的落差。诚然，许多西方理论中的概念或逻辑并非全无价值，但其价值在中国语境下的真正体现仍有赖于中国学人通过对概念的还原、净化和重新释义，将其从单一的西方形式载体中解放出来。“建构我国的政治学范式必须破解普遍性思维，打破既存的‘语言-概念乱象’……在不断破解本国的‘政治理解如何可能’中实现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发展。”（46）这就要求，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创新运用方面，我们也需要把传统的重“求异”的研究方法和新兴的重“求同”（47）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既不能一味地迷信经验研究的“科学性”，把研究者“对于中国问题哪怕是一无所知，也相信他们的分析工具完全可以用来分析中国问题”看成一种正常现象（48）；同时也没有理由在考察那些经验性研究结论与规范性理论认知间存在重大分歧的案例时，草率地认定问题必然在于前者“科学性不足”，或仅属于“普适性”的逻辑解释框架之外的纯粹“例外”（49）。毕竟，用盲从于一元化价值标准来刻意回避价值选择多元化的现实，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一种明智之举。总之，在确立起本土化自觉的前提下，本土化学术概念、研究方法的系统创新都是绝对必要的。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做到在针对那些普遍性问题的探讨中明确“中国问题”与“中国方案”的内涵（50）。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包括政治学人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治学理想，而放在一个后发大国本土化理论体系的建构进程中，这种视野和胸怀的具备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强调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和中国特色，其真正内涵就在于从中国实践中引申出本土化的理解和对策，从而推动将政治变迁发展普遍性规律从单一的西方载体中解放出来的进程，而这也是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的根本理论价值所在。

（二）唤回中国政治学致用之魂

“政治学本质上是经世致用之学，政治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而且更在于其实际应用价值。”（51）这是对政治学学科本质的深刻阐释，也是对当代中国政治学现实价值的明确定位。“如果说逻辑性决定了政治学的话语体系是一个‘意义的体系’，那么实践性则把它打造为一个‘应用的体系’或‘行动的体系’。”（52）我们反思西方主流理论的局限，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应让政治学的学术繁荣与致用维度彼此疏离。尤其是在中国政治发展实践进入全新阶段后，中国政治学不仅具备了近代以来最优越的经验研究平台，而且也在改革进行时中迎来了一个与政治实践对应关系最为密切的创新发展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唤回致用之魂的前景既取决于中国政治学能在多大程度上赢得话语权，又取决于其能在多大程度上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

任何国家的政治学人，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只要其意见表达和理论创造进入公共空间，就已经有机融入到了意识形态之争中。事实上，话语霸权的问题不仅存在于阶级社会内部，也存在于不同理论、不同文明影响历史走向的可能性方面。而要跳出西方理论捆绑西方体系来按照预定的“政治正确”轨道影响历史走向这一陷阱，乃至于要为克服西方模式与西方化道路的危机开辟新路，就必然需要西方以外的理论建构和实践经验来提供动力。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政治实践积累，又遵循着一条非西方政治发展道路的文明大国，理所当然地肩负着这一历史责任。只有通过重新阐释西方概念、重新阐释西方化和西方世界自身的危机，中国政治学界才可能重新建构起对于人类政治发展经普遍规律的总结，超越“历史终结”的瓶颈，把政治学理论的价值逻辑重新拨回到统一于实践-历史逻辑的正轨上。

“从对既有理论的深入思考的过程中产生某种灵感是可能的，但真正的理论创新则需遵循现有理论—政治现实—理论创新”的研究过程。（53）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仍处于进行时中，这就意味着还会有大量新问题、新矛盾会不断出现。因此，能不能更合理地解释、解决这些新问题、新矛盾，就成为摆在中国政治学研究面前的一项重大议题。如果我们能结合对“民主化”困境的比较研究，重新检视西方标准“民主化”与政治绩效的对应关系，并且能对中国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实践进行理论升华，那种在话语权之争中被动挨骂，甚至反过来干扰改革导向的局面就可能得到很大改观。如果我们对于中国社会成长规律的认识能真正和中国的文化传统、现实需求和价值定位保持契合，中国的社会建设就可能在未来有效规避一些风险，少走弯路，少交学费。如果我们能把国家应该驾驭资本，并且能够依托执政党建设来有效驾驭资本的道理讲清讲透，政策过程中价值导向和认同资源问题的解决就会得到有力的理论指导。总之，遵循着“从以研究‘知识’为主转变为以‘研究问题’为主”（54）的理论创新路线图，中国政治学人完全可以避免西方学界那种对公正问题的学术研究一派繁荣景象，而对公正问题的现实解决却成果寥寥的困境，并使内涵于中国理论体系中的本土化原则赢得更多的认同与维护。

相对于西方主流理论，建构成熟的中国本土化理论体系应当特别强调建构性与致用性的价值取向。这是因为，无论从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条件还是从现实需求来看，我们都没有理由人为割裂学科发展、学术繁荣与国家进步、人民福祉间的紧密关联。“探讨政治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其意义正是在于国家政治发展的现实关照，在于探寻能够改善和提升广大人民群众政治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正确道路。”（55）中国政治学人的基本价值共识，在于其不仅要以丰富的学养、求实创新的学风奠定个人的成就根基，更需要化所学为所用，在涵盖从国家制度改革完善到具体政策运行改进的各层次上推动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的良性循环进程。

新时代是新理论最好的助产士，它使得今天的中国政治学人已经无需背负先辈们“知耻赶超”的沉重历史十字架。在此前提下，从反思理论发展的西方化路径到反思西方理论本身，再到在创新与致用的维度上建构中国理论，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任务链条和完整的逻辑路径。毋庸讳言，这是一条艰难之路，但“对于中国政治学界来说，压力从来都是机遇。”（56）当中国政治学的主体意识真正找到了创新和致用的觉醒平台时，事实将会雄辩地证明，未来的中国政治学不仅能够在服务于更好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向上发挥作用，而且必将启动一场更高层次上的政治学学科革命，为人类的政治发展贡献出更多精神财富。

注释：

[1]当然，在那些将“本土化”任务斥之为伪命题的人看来，西方理论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思想谱系的多元化传统和现实都使其难以被当作一个整体。但是，如果基于话语霸权的理论视角，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把西方理论作为一个在价值理念和研究方式特征等方面清晰易辨的整体来看待其实并无不妥，也无需过多考虑具体理论的创造者是否在主观上意识到其思想行为的客观导向与后果。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3]参见钟杨、杨舒立：《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状况评估——基于<政治学研究>的文本分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对照http：//google.book.ngram.viewer搜索中“governance”词频的变化曲线，两者的相关性无疑是显而易见的。

[4]参见王绍光：《<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与当代中国学术成长》，《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5]以中国知网相关数据为例，以“普世价值”关键词为主题的论文从21世纪初开始明显增多，并在2003年至2013年呈现出迅猛增加的态势，直至近4年来，仍保持着一个较高位的议题热度。

[6]参见郑维伟：《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民主理论》，刘杰主编《政治学理论前沿》，第36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7]张桂林：《逻辑要义、历史努力与认知前提：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8]同样以中国知网的相关数据为例，在2004年《北京共识》一文发表后，有关中国模式问题的讨论热度迅速飙升，而在2011年后，则出现了明显的降温趋势。很显然，这种变化本身与中国政治发展实践进程的对应关系，其实远没有其与“追踪一回应西方理论前沿”思维惯性的逻辑关联来得更加紧密。

[9]事实上，也有学者已经认识到“北京共识”分析框架在政治与宣传方面的符号和象征意义要大于其理论和实践意义，然而，在默认“市场化导向”“民主化导向”等原则天然正确的前提下，基于这种反思所概括出的“中国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仍表现为沿着西方学界中国问题研究的传统思路来为“北京共识”打上更学理化，同时也更接近于西方现代化模式“常识”的理论补丁。参见俞可平：《热话题与冷思考（三十四）——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5期。

[10]参见渠敬东：《我们有没有只顾西方理论边边角角，却对中国社会随处的大问题漠然处之》，第二次开放论坛发言整理稿，2017年4月22日，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422/09/2369606_647564009.shtml，2017年11月27日。

[11]杨光斌：《中国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光明日报》，2015年7月30日。

[12]景跃进：《中国政治学的方法论反思——问题意识与本土关怀》，《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13]周平：《政治学构建须以知识供给为取向》，《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14]参见李成旺：《对“逻辑在先”的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视界的出场》，《哲学动态》，2017年第7期。

[15]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基本预设未必是不需证明的公理，如果它们本身有问题，看似高深莫测的理论也许只是个精致的思想牢笼。”参见王绍光：《<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与当代中国学术成长》，《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16]张桂林：《逻辑要义、历史努力与认知前提：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17]有学者对此批评道：“有时会在下意识里不自觉地挪用西方观念作为分析工具，而完全没有深究这些概念在西方文化传承中的原始本意如何。”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应用之再检视：一个基于跨学科演变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当然，这还仅是在承认西方观念对于西方问题的理解是正确的前提下的批评，如果这一前提也存在疑问的话，问题的性质也将发生相应变化。

[18]语出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转引自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第669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9]比如有学者在解析中国民主建设前景时，仍将扩大差额选主作为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主战略。这很难说不是在替趋向于将民主化约为单纯竞选形式的西方“民主转型”理论背书。

[20]张桂林：《逻辑要义、历史努力与认知前提：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21]杨海蛟、亓光：《政治学恢复以来的政治学方法论研究：阐释与创新》，《求索》，2011年第2期。

[22]参见赵鼎新：《社会科学需要破除理科思维》，《文汇报》，2011年7月4日。

[23]参见王绍光：《<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与当代中国学术成长》，《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24]有学者指出：“一旦元科学依据特定的资源建立起来，其他的学科资源就很难进入元学科的结构之中，因为特定利益集团已经把持了元学科的话语权。这就是后发国家的学者在泛滥的西方理论范式面前充满无力感的原因所在。”参见杨光斌：《论世界政治体系——兼论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的起点》，《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

[25]杨光斌：《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第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6]对“公民社会”概念的相关批判，可参见王绍光：《“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编织的粗糙神话》，《人民论坛》，2013年8月上。

[27]参见张飞岸：《被自由消解的民主：民主化的现实困境与理论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28]事实上，恰如一些学者所言“不管在政体形式上看上去有多么不同，大部分正常国家的政体其实都是不同程度的混合制政体。”参见曾毅《政体新论——破解民主-非民主二元政体观的迷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当然，混合政体理论本身也是西方政体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深究“混合政体”这一概念本身，如果其可指涉的对象过于宽泛，实际上它作为一个有效概念的价值也将变得相当可疑。

[29]对于这种政体思想的问题，一些学者已有较系统的批评。参见王绍光：《政体与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异同》，第409-453页，《国情报告》，第十四卷2011年（下），党建读物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30]但正如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所意识到的那样：被扔进“转型范式概念锅”中的近100个国家大多都进入了“政治灰色地带”，这一事实反过来也宣告了转型范式五个基本假设的失效。参见托马斯·卡罗瑟斯：《“民主转型范式”的终结》，中译版由观察者网提供，2015年4月12日，http：//www.guancha.cn/ThomasCarothers/2015_04_12_315601_s.shtml，2017年11月27日。

[31]参见赵鼎新：《社会科学需要破除理科思维》，《文汇报》，2011年7月4日。

[32]参见菲利普·霍夫曼（Philip Hoffman）：《欧洲何以征服世界？》，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

[33]比如一些西方人类学研究的前沿成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传统的制度主义解释，但却仅是代之以一些碎片化的，并且很难准确描述非西方世界的经验性解释，而这些解释又很容易被误读为一种当代版本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参见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34]李蕾：《对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16日。

[35]有学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威权主义”解释范式的弊病：“中国政治在此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贴在中国政治上的标签却一成不变。如此荒唐的概念与其说是学术分析工具，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诅咒。”参见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36][37]朱云汉：《“巨变时代”呼唤“中国政治学”》，《北京日报》，2016年1月25日。

[38]杨光斌：《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第13页。

[39]参见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的终结》，第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0]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今天很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先把人看成机器，再用机器来做研究。”参见渠敬东《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文化纵横》，2016年第2期。

[41]参见渠敬东：《我们有没有只顾西方理论边边角角，却对中国社会随处的大问题漠然处之》，第二次开放论坛发言整理稿，2017年4月22日，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422/09/2369606_647564009.shtml，2017年11月27日。

[42]刘杰主编：《政治学理论前沿》，第2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

[43]渠敬东：《我们有没有只顾西方理论边边角角，却对中国社会随处的大问题漠然处之》，第—二次开放论坛发言整理稿，2017年4月22日，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422/09/2369606_647564009.shtml，2017年11月27日。

[44]比如，我们应当追问，所谓“竞争性威权主义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到底出于意识形态需要还是科学比较的必然要求？在制度合法个性上，前者是否与后者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

[45]相较而言，笔者更认同“对中国本身的理解，也要从这三个方面（理论、历史和经验相结合）出发，不断去追溯我们曾经历过的不同历史时代中最好的社会理想，人们构建它们的方式，以及遇到的重重危机。”参见渠敬东：《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文化纵横》，2016年第2期。

[46]亓光：《政治诠释学视域中的公正问题研究》，第77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47]参见杨光斌：《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第34页。

[48]陈周旺：《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交锋及其出路》，《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49]正如有学者所言“当经验事实与所谓的理想标准不相符合的时候，在一些情况下，需要改变的不是经验事实，而是我们头脑中的观念和标准。”参见景跃进：《在西方范式与本土经验之间——郁建兴等的对温州商会研究经历的方法论启示》，第169~177页，《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9月（秋季卷）总第28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0]有学者将其表述为“中国方案是对普遍性问题的中国回答，亦即问题是普遍的，但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中国的。”参见景跃进：《中国政治学的方法论反思——问题意识与本土关怀》，《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51]王惠岩：《我国政治学的建设应该着力于三个方面的发展和突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

[52]张桂林：《逻辑要义、历史努力与认知前提：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53]王邦佐：《政治学的繁荣和发展需要理论创新》，《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1期。

[54]房宁：《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倡导管用的方法》，《北京日报》，2017年11月6日。

[55]桑玉成：《关于政治学的主题与政治学基本问题的思考》，《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56]朱光磊：《政治学要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服务》，《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