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民族社区民族艺术的建构与传承——基于昆明西郊白族社区的研究

作者：王　俊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贵州民族科学》2018年第8期  发布时间：2019-02-16  浏览次数： 3350次

【摘　要】昆明西郊白族为适应多民族共存的现实，在保存、传承本民族艺术部分内涵的同时，还吸纳其他民族或地域性文化因素，生动地体现了艺术建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状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为争取社会资源和优惠政策，在与大理“老家”的互动中，昆明西郊白族社区不断保持、引进、创新白族文化，突显民族特点，强化民族认同，并通过“传统的发明”，以民族艺术中典型符号“霸王鞭舞”的兴起和发展为特征进行艺术建构，进一步推动以文化认同为主的民族认同。提升白族群众的文化自觉和民族认同感，将有助于提升民族凝聚力，促进白族社区和谐发展，实现与民族艺术建构、传承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城市民族；民族艺术；建构；传承；白族

城市民族社区作为散居民族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其地理边界、人口民族构成、文化多样性都可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更为复杂，在多民族互动的过程中，传统、现代、民族、时尚元素进行的“混搭”和“拼贴”，实现了民族艺术的“改造”或者“重写”，使之呈现出更加多元的艺术建构图景。因而，有关城市民族社区民族艺术的研究不仅有益于增强城市民族社区凝聚力，提升社区居民归属感，也是民族艺术随着社会境遇的变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延续和焕发活力的关键。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昆明西郊白族社区

白族是我国18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少数民族之一，全国约有80%的白族聚居于大理白族自治州，此外昆明、丽江、怒江、迪庆、保山、玉溪、楚雄、文山、临沧等州、市及贵州毕节、六盘水、湖南张家界、湖北恩施等省、市、州也有分布。大理白族自治州和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之外，各地设置的白族乡或与其他民族联合的民族乡均属于散居民族地区。

昆明白族相对集中在原来的四个白族乡，即团结彝族白族乡、谷律彝族白族乡、沙朗白族乡和太平白族乡。这四个民族乡原先分属于西山区和安宁市，后经区划和民族乡撤乡建镇 （并镇）、改办后建制调整，变更为团结街道办事处、西翥街道办事处和太平新城街道办事处，现分属于西山区、五华区和安宁市，分布于昆明西郊一带，地域连片。本文将上述区域分布的白族统称为西郊白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昆明西郊白族已经变更为城市社区中的散居白族，但白族人口比例仍较高，上述三个办事处所在地的龙潭社区、东村社区和桥头社区白族人口比例分别为75.18%，64.14%和61%。

对昆明人来说，“团结农家乐”可谓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1998年初，团结彝族白族乡开始试办农家乐旅游。通过建设白族民居休闲园、大河千亩果园等配套旅游景区景点，同时推出文艺活动、油葵观赏、果园采摘水果等活动项目，2004年团结乡乡村民居“农家乐”通过国家旅游局验收，成为云南省首个“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1]从昆明主城到团结空间距离仅有17公里，使这里成为市民周末及节假日旅游休闲的首选地、省级重点规划的“芳香旅游走廊”第一站和昆明“15分钟生态旅游圈”的重点核心区。作为昆明市“3015行动计划”的推进者，团结乡还积极推动“民族风情旅游小镇”项目的进程。龙潭社区白族在与周边汉族、彝族、苗族艺术互动的过程中，仍能使用白族语言进行交流，刺绣、调子、花灯、滇戏等是当地白族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2009年8月沙朗白族乡撤乡改办以前，是昆明市五华区唯一的白族乡。2011年5月西翥生态旅游实验区正式挂牌成立，这是昆明市五华区在全市率先实现一步城市化和全域城镇化的重要举措。成立初期，西翥就提出打造集民族文化、生态文明于一体，商、旅、文互动的“西翥”文化品牌，构建昆明主城“一小时生态旅游经济圈”和昆明新的经济走廊。五华区对两个片区进行了新的规划，其中，沙朗片区因白族文化特色，拟建设为昆明近郊的省级白族特色旅游度假区。[2]东村社区是西翥街道办事处驻地，生态旅游资源丰富，自然风光旖旎，白族风情多姿多彩，“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传统建筑风貌得到部分恢复，白族语言仍是成年人族内交流的主要语言方式，白族的肝生、血灌肠、凉白肉等饮食风俗保留较好，以白族农家乐为主的乡村旅游业发展较快，被誉为昆明城边上的“金花之乡”“小大理”。

安宁太平白族乡于1988年2月成立，2001年改为太平镇，2006年底安宁市委、市政府启动对太平新城街道的开发建设，2011年改为太平新城街道办事处。太平新城街道办在桥头社区独创市民文化学校，把桥钢厂、宁化工厂、昆华苑小区、万辉新城小区人员纳入市民文化学校服务范畴，共计开设40个教学班，积极弘扬和传承白族文化。按照“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工程”建设规划，桥头居民小组在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创建中，打造白族文化陈列室和传统手工艺，发展陶瓷特色产业等，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由农村村委会转变成城市居委会的翻牌型民族团结示范窗口。

二、昆明西郊白族社区艺术的建构

（一）艺术形式的多元与交融

昆明西郊境内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经济交往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长期以来，白族以花灯、滇戏、山歌调子等为主流艺术形式，在吸收、借鉴其他民族艺术因素的变迁过程中，体现出地域文化特色和多民族文化交融特征，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图卷。

1.花灯

花灯在昆明西郊白族民间流传较广，在观音山、龙潭、谷律都有花灯组织。20世纪40、50年代，龙潭大村及河尾村集资请师教唱花灯。在王德芝老师的精心教诲下，培育出了十多名花灯演员，演出地点一般都在卖米坊，不设戏台。观众们只要听到秧佬鼓的乐器声响起，就会围拢过来形成一个圆圈，演员们就在里面进行演出。家有喜事或节日期间，会唱花灯庆贺，表演中所要用到的道具和服装都是集资购买，演出一般不收取费用和报酬。沙朗东村白族青年自愿集资聘请师傅传艺，就学者达二三十人，名为“灯会”。当时虽无剧本，但经师傅口授，学员助学苦练，演出传统花灯《乡城亲家》等十多个节目，赢得观众好评，在群众中传颂着“大村的戏，东村的灯”的佳话。但因没有女演员，戏中的女角都由男演员扮演。东村花灯组后改名为“文艺组”，并吸收女演员同台演出，曾演出《妻党同恶报》等节目。太平白族张玉桥、张继顺、张兆洪等三人组织业余文艺组共18人，自筹资金，利用农闲时间排练二十多个节目，春节期间到附近村庄演出，甚至还被八街、禄劝、西山、明朗等地群众请到当地演出。当地群众都说：“太平花灯演得真好。”安宁白族喜爱花灯，其传统节目与当地汉族相同，主要有《游春》《三怕妻》《猜花》《出门调》《补缸》《货郎》《力止闹馆》《采花》《回生棒》《乡城亲家》《捶金扇》《开财门》《背锅讨媳妇》《借妻记》《三访亲》等。[3]

2.滇戏

昆明西郊白族群众喜爱文艺活动，早在清朝年间，龙潭地区就从外地聘请老师教唱滇戏，逢年过节时登台演出，深受群众欢迎。小村的板凳戏也特别有名。由于龙潭有自己的戏班子，又常演戏，看戏的人多，懂戏的人也不少，有的人对一般戏的台词、做功了如指掌，故外地人要到龙潭演戏，一招、一式均不能马虎，因此，群众中有“龙潭戏难唱”之说。1948年，苏存智等人自费从昆明请来了罗占村的老艺人李幼阑教唱滇戏，在明王宫内义务演出过《铡美案》等二十多场滇戏。龙潭文艺爱好者自动集资组建“明东滇戏团”，为群众演出《送京妹》等传统节目。1949年，由李恩领头在沙朗大村组建了有50人的滇戏班子，并曾聘请禄劝、昆明的滇戏名流到沙朗大村传艺，戏班演出技艺得到很大提高，除在沙朗地区演出外，还应邀到普吉、马街、龙泉以及富民作演出，演出剧目有《秦香莲》《白蛇传》《辕门斩子》《女斩子》《斩黄袍》《十五贯》《京娘送兄》等，很受群众欢迎。[4]

3.龙狮舞

“舞龙”又称耍龙灯。表演时有1人引龙，12人舞龙，10多人奏乐伴舞。舞龙可在本村本寨表演，也可以走村串寨，相互表示庆贺。舞龙拜年已成为村与村、乡村与各单位增进友谊、相互勉励的活动。昆明西郊白族喜欢耍狮子舞，清末民国初一些武艺爱好者，自动筹资组建狮舞班，俗称“耍狮子”。“耍狮子”由2人耍一头狮子，2人装猫猫，武松、寿星、柳翠、大头和尚各1人，8-9个人挥舞猫猫鞭、三须叉、春秋刀、齐眉棍等表演18般武艺。耍狮队遍及各街道办事处和厂矿。龙潭地区的村民办喜事要耍狮子舞祝贺。沙朗狮舞班，逢年过节都进行表演，曾兴盛一时。昆明西郊流行颠毛驴、舞龙、耍狮子等极具特色的传统文艺活动，与花灯等其他歌舞形式同台演出。

4.民歌小调

龙潭的小调古老而富有民族特色。姑娘出嫁时，一起玩耍长大的小伙伴们都会前来做伴，到了深夜大家缝绣嫁妆到疲倦的时候，就一齐哼唱，音调动听悦耳。龙潭小调有“对对鸡”“小雀调”“送郎调”“送礼调”，山歌有“白月亮”“龙潭好”。三弦调有“龙潭是个好地方”“约会调”“挖荞地”。这些古老而优雅的山歌、小调，是龙潭的前辈们创造并保留下来的古老文化艺术，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生活乐趣。在田间劳动时如果累得精疲力竭时唱起，可以解除人们的疲劳，增添欢乐的气氛。民歌对答互唱，七字一句，四句一段，虽受到当地汉族民歌影响的结果，但“上关花开风飘香，苍山白雪映龙潭；龙潭祖辈上关人，哪有后人不念乡；拣个吉日约阿妹，共赏山茶同喜欢”“河边桃李排对排，对对蝴蝶随风来；蝴蝶恋花不舍离，阿哥阿妹相依情；远隔千里翩翩飞，飞到龙潭落花台”“小小三弦一块柴，大理弹到龙潭来；哥弹三弦逗阿妹，头挨头来心连心；三弦本是杨梅树，酸的弹出甜的来”[5]等歌词深刻反映了当地白族思乡忆祖的情绪。

城市民族社区民族成员之间的互动和交往频繁，白族和与之共同生活的其他民族作为一个共享与协调的系统性整体，在文化结构及其表现形态上的交融性达到“美美与共”的程度，在多元与交融的艺术中表现出民族认同和地域认同并重的认同意识，这是白族在散居背景下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调适的结果。同时，其通过对原有文化事项的部分保持和重新组织，甚至是引进和发展典型的艺术符号，使之符合自己的身份诉求与表达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二）霸王鞭舞的兴起和发展

在与其他民族互动交往的过程中，昆明西郊白族不断追溯祖源和迁徙历史，同时出于对现实利益的考量，通过文化寻根、文化研究、文化恢复等一系列文化的自觉生产实践表现出对白族的认同。选择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白族文化艺术符号表述认同，以霸王鞭舞“兴起”和“发展”为主要特征进行艺术建构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为可能。

1.霸王鞭舞的兴起

霸王鞭舞承载了白族丰富的文化因子和审美情趣，是标志白族身份认同的典型舞蹈艺术，因具备较强包容性和适应性而得到广泛运用。随着昆明西郊白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人们拥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投入社区文化活动，以此丰富自身精神世界和提升生活质量。同时，现代媒体的介入为昆明西郊白族学习大理白族地区的歌舞艺术，寻找与大理白族的共性，构建对白族的认同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村转居、农民转为市民的过程中，处于同一城市社区中的白族，传统的社交网络和交流方式也会由农事活动或经济协作关系转向共同的爱好、性格等，通过寻求精神认同弥补村社解构和社区分散后的心灵空白。[6]在这一社区认同重构的过程中，以霸王鞭舞等为文化符号的健身娱乐活动在社区文化建设中愈加显示出生命力，客观上发挥着增强民族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功能。霸王鞭舞的兴起既借力经济和旅游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得益于现代传媒技术的普及；同时，是在基层政府文化部门、民间精英的共推和白族群众的参与下实现，并在审美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伴随着白族群众寻求精神纽带的主观选择完成。

2.霸王鞭舞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安宁太平白族地区的霸王鞭舞规模不大，参与、培训面十分有限，仅在政府组织的庆典活动和春节、国庆等重要节日开展。而团结办事处和沙朗办事处的霸王鞭舞则是在两地发展旅游业、开办农家乐之后，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兴起，规模和范围逐步扩大。近10多年来霸王鞭舞在昆明西郊白族地区发展的规模、程度、范围都有显著变化，逐渐体现出在昆明西郊白族地区日渐凸显的艺术地位和作为白族认同符号的重要文化意义。

昆明西郊白族霸王鞭舞充分运用音乐、舞蹈动作、服饰等各种彰显白族文化元素、强化白族身份认同。例如，太平白族霸王鞭舞的音乐旋律主要选用的是《五朵金花的儿女》中的插曲《金花花哟遍地开》，旋律轻快、跳跃、欢愉，勾勒出大理美好的生活景象，让人通过旋律联想到影片中的和“白族”有关的场景。舞蹈形态为适应广大人群参与虽已简化，但仍体现了“承”“旋”“拧”“颤”“沉”等动作特点。表演霸王鞭舞时穿着团结当地的白族服饰或在大理地区购买的金花阿鹏白族服饰。霸王鞭舞演出中的音乐、舞蹈动作、服饰、道具等艺术元素的运用，集中体现了白族艺术的多种文化特征。

在昆明西郊白族社区，霸王鞭舞虽然没有绕三灵、三月街、田家乐、歌会、海灯会、本主节等场合可以表演，却常常出现在政府接待、村组活动、对外交流、家庭宴席中。一是作为基层政府部门选调、比赛和接待的演出节目；二是作为沙朗民族中学、太平九年一贯学校、龙潭小学、西翥一幼、金花幼儿园等中小学和幼儿园“大课间”的教学实践活动；三是作为安宁市民文化学校42个教学班1600余名学员的必修课程培训；四是作为老年大学和老体协的学习和演出的主要内容；五是作为社区群众自发组织学习和演出活动的重要内容。

在参与观察的42场演出活动中，群众自发演出霸王鞭舞所占比例最高，合计为80.95%，说明霸王鞭舞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需求。在政府组织的演出和比赛中，霸王鞭舞作为代表本地白族的典型舞蹈在第一个节目出场的比例为100%。在老年大学或老年协会组织的演出和比赛中，比例也高达80%。在自发参与的演出中，村社活动、企业邀请活动、个人邀请活动中，比例分别为42.86%、80%、100%。白族社区的艺术活动除了霸王鞭舞，还包括周边彝族、苗族的舞蹈、现代健身操、腰鼓、“小苹果”等流行广场舞。但从经费情况看，目前演出还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在42场演出中，没有劳务补贴的占比为88.10%；没有餐饮补贴的占比为69.05%；没有交通补贴的为95.24%。

昆明西郊白族社区以霸王鞭舞的兴起和发展为特征的艺术建构，是昆明西郊白族社会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一部分，即使没有完全按照大理白族的霸王鞭舞进行引进和发展，也并不都是完全有意识地利用，但在客观上强化、再构了传统，强化着白族的共同记忆。不同身份、不同角色的主体在不同时间、场合借用这一舞蹈艺术形态，服务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价值与意义，最终达到表述、强化民族认同的目的。

三、昆明西郊白族社区艺术的传承

（一）传承的前景与困境

1.传承的前景

民族艺术在昆明西郊白族社区建设中发挥着“文化传承”“娱乐健身”“人际沟通”等重要的功能和作用，能够丰富白族社区居民的精神生活，强化白族同胞之间的认同意识，为民族认同的维系提供强大的心理和信念支持，有传承的现实需要和可能性。一是在旅游的推动下，民族艺术活动的排演进一步推动了民族服饰的本地市场需求。通过周边游进入到昆明西郊白族社区的游客，也会形成一定的外部市场需求，购买一定数量的民族服饰，因而对民族服饰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形成了正向推动作用。二是霸王鞭舞等民族艺术活动，能纠正肩、胸、背、腿等身体不良姿势，推动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发展。通过有规律的肢体动作表演，能给人们带来愉快和放松，发挥娱乐健身功能。三是参加民族艺术活动可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改善因长期繁重的家庭、工作和学习任务形成的闭塞心理以及由感情矛盾造成的心理压力，培养健康情绪。文艺队或艺术团是社区与社区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纽带，对净化社会风气，形成良好的健身娱乐氛围，减少黄、赌、毒等不良文化的侵蚀有积极作用。

2.传承的困境

昆明西郊白族社区民族艺术的传承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在继续推广和传承方面还存在较多困难。一是在基层文化部门中传承民族艺术有一定难度。民族艺术的传承工作是城市社区公共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得益于也受制于政府文化部门工作全面统筹，需要与公共文化建设相平衡。由于基层政府人财物在文化工作部门的投入有限，难以兼顾到民族艺术传承，且受到考核制约，重经济建设轻文化发展普遍性存在。文化与旅游结合度低，需要多个部门参与协调，推进过程中难度较大。二是民间文艺团体民族艺术活动的开展受到场地、技术、道具、观念的影响。社区民间艺术团和文艺队仍是民族艺术传承的主要力量，但发展中面临着活动经费不足、人员不固定、组织较松散、场地难协调、缺乏专业教师等因素制约。三是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困难。昆明西郊白族的“霸王鞭舞”“狮子舞”“扎染”等2005年就已经列入昆明市级“非遗”名录，通过“非遗”获得了相应的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但是和地处旅游业发达地区的民间艺术的展演化、商业化现象相比，难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即通过展演获得经济效益。昆明西郊白族社区的农家乐生态旅游一般是城市周边的短途游，受限于游客数量和停留时间，更多处于生存的困境之中，无法完成与文艺队或艺术团的固定合作。因此，作为小规模自发团体，社区文艺队或艺术团以自娱自乐为主，在与企业合作时仅仅能以“误工费”的形式获得少量的经济回报。四是年青一代参与度和参与意愿较低。参与民族艺术活动本身不能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难以维持生计，是年轻人无法投入其中的主要原因。同时，对当地年青一代而言，霸王鞭舞等一些艺术形式并不是从小就耳闻目睹的传统艺术，无法如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一样从小在家庭和村社的环境中自然习得，也不能通过口耳相传的办法进行传承，传承效果受到参与度的影响较大。加之，由于城市社区环境中，可供选择的娱乐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年青一代更多愿意选择网络、电视等作为主要的娱乐消遣活动，对民族艺术在年青一代的传承中确实形成了较大障碍。

（二）传承路径的思考

城市民族社区民族艺术对强化民族认同，提升民族凝聚力，促进社区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从多方面为其传承发展提供条件，提升白族群众的文化自觉和民族认同感，实现与民族艺术建构、传承的良性互动。

一是在城市民族社区基层公共文化建设中体现民族艺术特点。民族艺术是民族社区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不可分离的部分，在民族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中吸纳民族艺术的合理资源，进而实现二者的互动。二是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逐步加大对城市民族社区民族艺术工作的支持力度，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完善小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配备基本的体育设施和道具用品，以方便社区居民就近利用这些条件开展排练。在有一定基础和群众参与意愿较高的社区，可以通过安排领舞、解决大屏幕和音响设备等措施，真正将已有的活动场地用起来。三是坚持和完善培训机构和教育部门传承民族艺术。昆明市安宁太平创办的市民文化学校，将白族舞蹈霸王鞭舞作为全校所有班级的必修课，在上千名学员中进行推广，真正“让拿锄头种地的手舞起乐器、扇子”，将白族民间舞蹈艺术与市民的健身、业余活动紧密结合，不仅使得舞蹈本身有了更多的参与者、爱好者和传承者，还使得白族服饰也有了传承的空间。沙朗民族中学、太平九年一贯学校和龙潭小学等将白族舞蹈霸王鞭与学校的大课间融合在一起，创新编排，让师生成为白族舞蹈的传承者。学校可以利用家长开放日时，为学生提供民族艺术汇报演出，并请领导与相关专业的教师为其进行指导及点评，激发学生传承的热情。[7]四是支持社区民族艺术团体建设。立足于人才队伍和场地建设，以优惠政策鼓励建立民族民间文艺团体，带动建立更多形式与种类的文体活动，激励民间文艺团体培养民族艺术人才，增进团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五是积极引导年青一代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民族认同。年青一代是民族艺术实现代际传承的主要人群之一，其对民族艺术符号的接受状况是关键所在。引导青年学生主动参与，激发其对民族艺术符号多样性创意，重视传媒宣传，推进现代传媒对民族艺术符号的深度阐释，以此增强年青一代的民族认同，并为民族艺术传承者储备后继力量。

四、结语

龙潭、东村、桥头等城市民族社区是昆明西郊白族主要生活、生产的地理与文化空间，为其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城市化进程并没有消解昆明西郊白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其在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和互动中，通过追溯悠久的历史，构建历史记忆强化民族认同，在展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同时，出于标志白族身份和进行资源博弈的需要，运用霸王鞭舞符号体系的构成和表述机制，把政治话语，经济发展、民族艺术审美等多种要素融为一体，达到表述、强化民族认同的目的。

城市民族社区民族艺术的建构和传承，不仅和民族社区的有形边界、社区居民的精神需求、艺术审美、文化自觉以及社区经济发展水平、现代传媒技术都有直接关系，更与现实利益的考量和民族认同的强弱息息相关。针对当前城市民族社区在民族艺术传承和发展方面存在的基础设施落后、投入不足、人才缺乏、民间文艺组织发展困难等一系列问题，应积极促进社区公共文化建设与民族艺术传承的互动，增加人、财、物的投入，坚持和完善培训机构和教育部门传承民族艺术，支持民族艺术团体建设，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和民族认同感，促进城市民族社区民族艺术建构、传承与民族认同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袁丽萍.团结彝族白族乡——依托城市迈向协调发展之路[J].今日民族，2004，（8）.

[2] 武艺漩.昆明沙朗拟建设为云南省级白族特色旅游度假区[N].生活新报，2010-02-24.

[3] 安宁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安宁县宗教局.安宁县民族宗教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10：

[4]西山区民族志编写组.西山区民族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9：

[5] 张铣.我的美丽家乡龙潭[Z].2014.

[6]马强、王丹.乡村都市化与回族精神社区的文化建构——银川市民乐社区的民族志研究[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7]田雅梅.浅谈“大课间”活动中民族舞蹈操的融入[J].学周刊，2014，（6）：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