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理论争辩、经验比较与跨学科范式建构

作者：潘泽泉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8-03-16  浏览次数： 7444次

【摘　要】随着农业转移人口问题的拓展和日益复杂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不再是单一视角下的制度问题，也不是简单的个人发展问题，农业转移人口问题研究在理论方法研究和实践应用方面临诸多挑战，这种挑战表现在新形势下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新界定、市民化程度测量标准和指标的重新确立、概念框架的统一与理论体系的重新构建、研究领域的多学科交叉与融合。事实上，未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研究趋势除了加强原有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管理学等原有学科的交叉研究外，还必须将发展生态学、公共健康学、政策学、发展人口学、发展人类学、营养学等其它社会学科纳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中，促进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更好地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不同学科相互作用研究领域的应用与发展，本文试图在跨学科框架内重新思考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议题和新的问题意识。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理论争辩；经验比较；范式整合与超越

随着农业转移人口问题研究的拓展和日益复杂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不再是单一视角下的制度问题，也不是简单的个人发展问题，农业转移人口问题研究在理论方法研究和实践应用方面临诸多挑战，这种挑战表现在新形势下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新界定、市民化程度测量标准和指标的重新确立、概念框架的统一与理论体系的重新构建、研究领域的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富有效率的新的市民化战略的重新制订。事实上，未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研究趋势除了加强原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原有学科的交叉研究外，还必须将生态学、公共健康学、政策学、人口学、发展人类学、营养学等其它社会学科纳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中，促进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更好地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不同学科相互作用研究领域的应用与发展，本文试图在跨学科框架内重新思考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议题和新的问题意识。

一、市民化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论前提与理论基础

超越单一学科视域下的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建立一个跨学科视域的问题分析框架，是当代社会社会科学研究跨学科范式重建的知识回应，也是当前中国社会理论发展和经验性说明的反思性聚焦。单一学科视域或单向度历史叙事下的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解释悖论和合法性困境，强化跨学科的知识对话，在跨学科框架中重建“市民化话语”及其“市民化话语范式”，契合理论建构的方向，寻求市民化理论范式的整合和超越，从而实现对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再认识和知识对话。在市民化的社会科学解释中，基于不同关于“社会”解释范式的理论比较来寻求跨学科的概念如何可能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跨学科整合性的研究范式：市民化研究的方法基础和认识前提

跨学科研究是近来科学方法讨论的热点之一。跨学科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跨学科研究范式是要把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转化为整体性规则的生成、运行、转化的问题。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是对单一学科研究的方法论挑战与理论范式革命，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质性突破。

跨学科研究根据视角的不同可概要地分为方法交叉、理论借鉴、问题拉动、文化交融四个大的层次。方法交叉有方法比较、移植、辐射、聚合等，这些通常发生在各学科之间，其中每一方面和环节都包含着非常丰富细致的内容。理论借鉴主要指知识层次的互动，通常表现为新兴学科向已经成熟学科的求借和靠近，或成熟学科向新兴学科的渗透与扩张。问题拉动是以较大的问题为中心所展开的多元综合过程，有纯粹为研究客观现象而实现的多领域综合，也有探讨重大理论问题而实现的多学科综合，更有为解决重大现实疑难而实现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文化交融是不同学科所依托的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这种融合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因为学科间的任何互动都有文化的因素参与，但真正的文化交融又是一个更深更广的过程，是跨学科研究的终极目标。

基于发展的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涉及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人类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生态学、城市规划学等跨学科的范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认知，也从原来单一的身份视角的观察，转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生态等多视角的知识反思。需要站在不同方法论和理论背景上讨论同一个问题，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确立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为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跨学科视角、学理依据或者社会科学方法的进路，建立新的问题意识。

（二）社会转型的新“人口发展观”：市民化研究的学理依据和重新定位

新“人口发展观”反对单一的、片面的、狭隘的发展观，提出了“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以人为中心的”“关注文化价值的”新发展观。在“新人口发展观”看来，发展意味着社会、政治、经济、资源、人口、环境各个领域的全面进步，发展要求的是各个领域的协调发展。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生计，也包括公民权利保障、制度整合、政治接纳，而且也包括社会平等、民主参与、发展伦理和社会正义，包括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合、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的提高、现代性生成等。社会发展是指公平的、包容性的和持续的、响应性的和负责任的发展，是经由赋权、抗逆培养，使贫穷和处于社会边缘化的人有效参与的发展。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必须使各系统有序协调发展，才能保持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任何片面的发展都是不可持续的。

（三）公民身份理论的跨学科知识回应：向多元公民身份的转变

公民身份话语发端于17—18世纪出现的共和主义公民身份到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再到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多元公民身份的转变。从自上而下的单一民族国家政治构架的公民身份到自下而上的多元的公民身份发展模式，从强调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到强调公民的权利，从统治阶级缓和社会冲突和促进社会整合的一种“统治阶级策略[1]”到马歇尔三类公民身份权利的划分（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再到雅诺斯基的四种公民身份的划分（法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参与权利）[2]。20世纪80年代，文化公民身份成为新的理论关注点，该理论重视“文化”权利扩张，强调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公民享有民主平等参与平等公民权利的同时，还享有维持差异的权利[3]，具体包括王爱华（Aihwa Ong）的“弹性公民身份”、威尔·金利卡（Will Kimlick）的基于自由主义少数群体权利理论的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理论[4]。王爱华提出的“弹性公民身份”，用以指“促使主体以投机且流动的方式适应不断变动的政治与经济形势的文化实践，……一种容许他们以弹性、流动以及重新定位来适应市场、政府和文化制度的实践，这种文化逻辑不是完全来自于主体内部的意愿，而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包括国家、政府、市场和家庭等”[5]。从自上而下的单一民族国家政治构架的公民身份到自下而上的多元的公民身份发展模式的转变，体现了跨学科作为应对社会复杂性的知识回应，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

二、市民化的理论谱系：跨学科问题视域、过程性知识与理论建构

西方理论话语体系中的迁移人口多指移民，始于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对在欧美的波兰移民研究，重点关注移民文化性身份的转换引发的适应问题。最近二三十年，国外知识界对移民问题越来越关注，针对移民现象变得越来越复杂，国际移民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理论突破，纵观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研究，成果显著，展现了多学科相互借鉴、共同探讨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国际学术界从发展人口学、地理社会空间学、发展社会学等不同专业角度对国际人口迁移的各种流向及类型、国际人口迁移的动因、机制以及延续衍生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和模式，如网络说、连锁因果说、系统研究论等。下面就对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中有关移民动力机制的理论和移民延续、衍生的理论进行简要评述。

（一）移民与市民化过程：结构性动力、系统过程与市场机会

结构与系统的宏观视角主要指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系统与社会结构整合、政治与制度系统接纳、市场或消费的结构性动力以及经济收入结构、社会分层与结构分化，也包括家庭生态系统、家庭结构变迁与家庭生命周期研究等。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国际移民浪潮扩大，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不断关注国际移民。其中有斯密提出的劳动力迁移理论，这是最早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解释移民的理论。还有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博格基于移民迁移规律提出“推拉理论”，强调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受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工资”、“城镇资本”、生态环境恶化等的推拉作用。戴尔·乔根森（D.Jorgenson）从消费结构变化角度分析了农民城镇就业的影响因素，提出农业剩余和消费结构变化是农民进城务工的重要动力。库兹涅茨重视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的“经济机会”的推拉作用，特别是城市因素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拉力。托拉多、哈里斯（Harris）、卡林顿（Carrinton）则从劳动力供给角度，强调“就业机会”“体面生活获取”“预期的城乡收入（绝对收入）差距”“利益最大化”在城乡人口迁移中的推拉作用，并用获得工资概率的大小解释农民进城就业行为。钱纳里（H.Chennery）和舒尔茨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了迁移的产生。另外，斯塔克（O.Stark）基于家庭投资组合理论和契约理论提出“新劳动力就业学说”，认为统一调配家庭劳动力的就业行为成为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因素。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国际移民的迅速扩大，移民研究在学术界日益成为不同学科理论争辩的焦点并形成多样性的解释传统，出现了多维的的概念、模型与分析框架，包括伯杰斯（G.J.Borjas）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拉里・萨斯塔（Larry Sjaastad）和托达罗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后来有奥迪·斯塔克（Oded Stark）的新经济移民理论，认为移民是理性选择的，但与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不同，新经济移民理论强调基于参照群体“相对收入差距”的“相对失落感”在城乡人口迁移中的推拉作用，它把家庭而不是个人看作迫求收益最大化的主体。高登斯（Calvin Goldscheider）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经济动机是农村移民的主要选择性动机，迁移决策的依据不是实际的工作机会而是潜在的就业机会、移民的意愿和家庭的决策。皮奥里（Michael Piore）提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称为“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以及后来的巴赫（Robert Bach）和波蒂斯（Alejandro Portes）提出的“三重市场需求理论”，该理论在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基础上，在低级劳动力市场和高级劳动力市场之外，提出了一个新的“族群聚集区”理论，强调移民族群自身发展基础上形成的族群经济圈对其居住人群有特殊的吸引力。

上面的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因素探讨农民城镇就业行为，还有很多学者从非经济因素就城镇农民城镇就业行为进行研究。达威里（Daveri）和凡尼（Faini）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为基础，运用局部均衡法研究发现城镇商品房的价格、居住成本、社会制度等因素会对农民城镇就业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随着全球化发展中商品、资本和信息的国际流动，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人口的跨境迁移与“全球化”运动相结合。沃勒斯坦、埃罗·理克特斯（Erol Ricketts）等学者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新马克思主义代表的“依附理论”及“历史结构论”，这些理论强调资本、技术、市场结构中的“核心一半边缘一边缘”的结构性依附关系、“周期性律动”、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与国际人口迁移等。另外还有阿金·马博贡耶（Akin Mabogunje）、布赖恩·特纳（Bryan S.Turner）提出的“公民权理论”，雷文斯坦（E.G.Ravensteln）提出的“基于时间序列的人口迁移理论”、李（E.Lee）的“迁移决定因素理论”、罗格斯（A.Rogers）的“生命周期迁移理论”以及希尔（R.Hill）等人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等，以上理论从单一的问题视域出发，基于单向度的历史叙事和知识建构，基于发达国家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经验性事实，提出了合理性和针对性理论解释模式，提供了一般性概念、理论假设和研究框架。乔治·巴兰（Jorge Balan）在研究拉美国家的农业移民时发现流动人口结构出现由“精英型”结构向“大众型”结构转变的“选择性降低”的趋势。在移民的过程中，移民的选择性会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一方面是大城市带来的工作机会和农村的人口压力，另一方面是城市高速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但随着农村大量人口的涌入，就会出现“选择性降低”的现象，即城乡移民从精英型转向大众型，由农村和小城镇的高技能人口扩大到广大的农村地区的低技能人口，即流动人口结构由“精英型”结构向“大众型”结构转变，低技能的移民难以融入城市经济社会结构。最近流行的是马博贡耶的移民系统理论，移民系统理论是一种综合的理论框架，它试图整合其他研究方法，对移民流两端的所有关系如移民网络、中介组织、文化资本、国际关系等进行整体性的研究。

（二）移民与市民化过程：社会结构网络、社会资本与发展正义

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正义研究主要指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社会公正维度。移民网络是一系列基于家庭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包括血缘、地缘、乡缘关系等，移民网络的延伸产生了较大的“移民增殖效应”。这些理论具体包括道格拉斯、布迪厄和科尔曼的移民网络社会资本理论、马斯登（Mardsden）和冈萨雷斯（Gonzalez）提出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复杂网络生长理论模型，这些理论强调移民网络具有自我延续的动态特征，还有缪达尔、布迪厄的累积因果关系、“连锁因果说”或“惯习说”，强调移民行为有其内在的自身延续性，即有过移民经历的人，再度移民的可能性或增加，并有可能带动其亲朋好友移民。另外，移民汇回家乡汇款会带来没有移民汇款收入的家庭增强“相对失落感”而引发移民行为。当移民行为内化为超越意识控制的、具有衍生性的“惯习”时，即使最初导致移民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移民行为仍将持续，即会通过一系列社会、经济机制造成新的移民；还有卡斯特（Castel）、威尔逊（Wilson）等人提出的贫穷集中、社会孤立、社会分割或社会网络分割理论，以及克莱尔（Clare）、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等人提出的基于制度主义范式的社会排斥理论、社会分化理论、社会整合或社会一体化理论、罗尔斯提出的社会平等、发展伦理与全球正义和社会空间理论。

（三）移民与市民化过程：群际行为、社会心理与社会融入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除了需要制度改革、能力提升、社会关系再构、资产建设以外，还需要实现其文化特质的改变，即由城市特质文化向城市特质文化转变，市民化的过程就是农业转移人口不断内化城市居民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逐渐产生心理情感的市民认同，从而实现自身角色的全面转换。基于群体互动、个体的社会心理与行为及人际互动的微观研究主要体现为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融入或社会整合研究、社会认同研究、群体适应研究、社会距离研究与文化适应等。

这些理论具体包括社会融入理论、脆弱群体理论、同群效应理论、社会距离理论、社会认同理论等，其中社会融合有“盎格鲁遵从论”“大熔炉论”“融合论”“多元文化论”“文化生成论”“区域融合论”等等；还包括米迦勒·霍格（Michael A.Hogg）、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Domonic Abrams）等人提出的基于微群体范式的群体适应与社会认同理论、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的社会适应理论、斯梅尔塞（Smelser Neil Joseph）等人提出的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理论、戴维斯（Davis）的“相对剥削感”理论、麦卡锡和扎德（McCarthy&Zald）的资源动员理论、艾辛格（Eisinger）的政治过程理论、斯诺（Snow）和本福德（Benford）的社会建构与“框架建构”理论；另外还有帕兹（Pazy Asyal）提出的“心理资本、雇佣关系与心理契约理论”、托达罗（M.Todaro）的“迁移预期收入理论”；其他还有博加德斯（Bogardus）的社会距离理论、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的社会表征和污名化理论、吉姆·斯达纽斯（Jim Sidanius）和费利西娅·普拉图（Felicia Pratto）的社会支配理论与社会影响理论、肯尼斯·格根（Kenneth J.Gergende）语境中的社会建构理论、特纳（John C.Turner）的自我归类理论、梵·迪克（Teun A.Van Dijk）的精英话语与种族歧视理论等。国外对移民社会融合状态程度的测量进行了大量整合性研究，形成了多种分析模型，包括结构性和文化性的二维模型，包含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政治—合法性融入的三维模型，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融入的四维模型。各种分析模型的提出，体现了国外在移民的市民化理论发展和经验性说明中，体现了整合性的知识谱系和理论发展。

（四）范式超越与建构：跨学科理论建构、知识整合和分析框架

针对国际人口迁移的各种流向及类型，国际学术界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等不同专业角度对国际人口迁移的成因、机制以及延续衍生等进行了深人探讨，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范式和理论模型。国外移民研究最近几年取得了较大的理论发展，1974年由拉诺（ReneLenoir）和汤森（Townsend）等人提出的“社会排斥分析框架”[6]。反社会排斥与社会整合框架改变了学术界对人口迁移问题的单一解释策略，反社会排斥、整合与包容性发展是一组广泛、跨学科的的概念，其中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涉及到发展哲学、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领域，目标在于推动一种整体的发展观。从跨学科的视角来看，社会排斥一个多向面的动力过程，这个过程包含各种各样的排斥形式：参与决策和政治过程时的政治排斥、进入职业和物质资源时的经济排斥，以及整合成为共同文化时的文化排斥，还有基于交往和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排斥。社会排斥是一个动态的累积性过程，并非一种状况，是一个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包括制度性安排与排斥、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与排斥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与排斥。1983年由钱伯斯（Chambers）、斯特凡·德康（Stefan Dercon）等人提出的“脆弱性分析框架”改变了理解社会问题单一的经济视角。脆弱性是一个广泛、跨学科的的概念，它不仅仅包括收入脆弱性，还包括与健康、暴力、社会排斥相关的风险。国外学术界已将脆弱性研究应用到灾害管理、生态学、土地利用、气候变化、公共健康、可持续性科学、经济学等不同研究领域。随着脆弱性研究应用领域的拓展和相关学科的交融，脆弱性的内涵也在持续的丰富和发展，已经从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含义逐渐演变成一个多要素、多维度、跨学科的学术概念体系。另外还有1980年代末由森（Sen）等人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7-9]，可持续生计框架为理解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下如何行动提供了整合性、跨学科的视角，其目标在于推动一种跨学科的、整体的发展观，其中涉及到收入、自然资源的管理、赋权、使用合适的工具、金融服务和善治等方面，涉及到发展哲学、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人口学等多学科的领域。

三、市民化过程与中国实践：经验性差异、问题聚焦与反思性现实

从20世纪50—6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试图运用源于西方发展经验建立出来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和概念工具，并期望最终建立的这些普适性的理论体系，来比较分析中国社会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迁移和流动的经验现象，西方移民研究的理论假设、分析框架和变量关系都被理所当然沿用于中国实践移民的经验描述和理论解释，在不断利用西方比较成熟的、基于西方经验建立起来的理论解释、分析范式和测量指标过程中不断被中国本土化问题所困扰，不同的学者，甚至包括西方学者加入了对西方移民理论模型和普适性理论观点的反思和批判。

较早用公民权的视角系统地考察解释中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是美国学者苏黛瑞（Dorothy J.Solinger），苏黛瑞认为现代公民权问题由两个方面构成：第一是社会成员资格或身份的问题，即归属于某个共同体的问题；第二是资源的分配问题。换言之，公民权的根本特征是排斥，因为它将权利和特权仅仅赋予特定共同体的成员[10]。在这种公民权概念下，苏黛瑞联系中国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遗产，特别是户籍制度，从农民流动者、国家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中来考察分析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苏黛瑞认为生活在中国城市边缘的农民流动者处于市场、农民流动者以及消退中的国家计划体制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中，并揭示农民流动者是如何在不利的环境中生存、抗争并催生新的公民权模式[11]。市民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属性特征、构成性差异不同于西方的移民类型。西方理论解释的移民，主要是指迁往国外某一地区永久定居的、较大数量、有组织的人口迁移，西方移民关注的焦点不是身份的合法性问题，而更多的是怎样实现其社会融入和可持续生计的问题。

（一）市民化过程：情境的复杂性性、经验性差异与推理实践

和西方相比，我国农业转移人口体现了中国本土情境性、经验性差异及其推理实践，这要求我们基于中国现实的问题化，重写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向度、概念化书写和方法意识，无视中国经验证据的偏激理论取向对于思考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无效的。

首先，基于中国经验性事实的市民化过体现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属性特征、构成性差异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我国更多的叫农民工或者流动人口，现在称之为农业转移人口，该群体一般不具有身份合法性问题，该群体具较大的异质性、复杂性和多层次性，表现在将农业转移人口区分出第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和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后又将其分为第二代和非第二代农业转移人口，至最后提出“第三代农业转移人口”，并进一步分割出“白领新移民”。也体现了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差异性，有提出“半城市化”“事实城市化”“事实市民化”“准城镇化”“伪城镇化”等值得研究的概念范畴[12]。由于受制于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分割制度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并没有自然地整合到城市社会中去，呈现为一种半城市化特征。“半城市化”在城市社会经济领域集中体现为城市社会、管理与文化系统脱节，缺乏整合[13]，这种半城市化状态已经呈现为“结构化、长期化甚至是永久化”[14]特征，这种半城市化体现在市民权、日常生活、社会认同和主观体验等维度。

其次，基于中国实践的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影响因素与市民化障碍体现出中国经验事实的复杂性和理论争辩的问题意识的模糊性。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并没有顺利实现市民化，绝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一直处于“半城市化”的状态，城市适应水平较低，在城市处于边缘化或底层地位，面临着认识障碍、政策障碍、制度障碍和素质障碍等多层障碍，其市民化过程遇到了来自制度转换、社会资本、主体素质、认同归属四个层面的约束，存在基于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福利政策的制度障碍，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人力资本缺乏、社会资本较弱和文化心态矛盾的现实障碍。

最后，反思基于中国实践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标准、市民化路径、市民化水平测量与对策建议的中国解释学问题经验性差异和理论争辩的复杂性。国内有学者对市民化测量体系建构、对市民化路径、对策建议存在较大分歧，对策建议更是多元化。如在市民化路径上，有主张渐进改革、逐步市民化的[15]，有主张四五年迅速完成市民化的[16]；有主张政府承担主要责任的，也有有提出改小福利为大福利的。改革户籍制度的意见最为集中，但具体措施则大相径庭，有建议全面户籍改革的，以及户籍改革与城乡社会福利制度统筹的，有主张积分落户的，以及根据城市规模由小到大梯次改革的，也有主张剥离户籍社会福利功能的，以及渐变渐进式改革的，还有主张试行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等等。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方面，当前中国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学术讨论陷入了激进改革无条件市民化与渐进发展顺乎自然的市民化两种思路的僵局中。有学者认为，应尽快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定居下来，给予他们完全的市民身份和待遇；也有认为户籍改革应渐进有序，有条件地解决农业转移人口户口问题等，逐步市民化。职业城市化、地域城市化、身份城市化和人的城市化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的重要历史阶段[17]。有学者提出了市民化水平的测量指标，如有学者指出指标体系建构可以从反映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本内涵及总体特征的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参与和心理认同等5个维度入手，并把这5个评价维度作为整个评价指标系统的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分别提出其二级指标，包括住房条件、居住环境条件、相对收入水平、相对消费水平、有无亲友关系、受社会关照程度、工会组织和党团组织参与程度、情感认同和身份认同情况。

（二）市民化的市场过程：市场和社会过程的多重结构性事实与实践逻辑

重点关注市民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分层的变化、市场中的结构性弱势及其社会政策影响。

根据劳动力转移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工业化、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解决农业问题、农村发展问题，实现现代化的必要路径。基于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和市场过程的历史现实和结构性事实是理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国内大量的经验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18]；中国早期城市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导致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加大，而基于重工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为农村居民在城市就业、改善农村收入提供机会，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机制就是城市化，但中国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不合理的税费制度、城市偏向的公共物品投入、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延缓了中国城市化进程[19]。

国内很多学者在研究流动农民工过程中，禀承了社会结构的分析范式，李春玲指出，由于制度安排，进入城镇就业的流动农民工被定位于城镇社会结构系统中的最低社会位置上，流动人口这一群体位置严重制约了他们个人的流动类型，个人流动很难突破该限制[20]。王汉生等人认为，现阶段中国大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一个在独特背景下发生的过程，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特有的机会、渠道和限制是受国家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政策、独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与户籍制度相关的一系列制度规定以及城市中的单位制结构等基本制度背景影响的，是在特定制度结构中发生并同时改变这种制度结构的过程[21]；王春光认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流动农民进入城市后，与城市社会处于“功能互赖性整合为主，制度性整合薄弱，认同性整合畸形”的状态；他们在城镇社会结构中处于隔离状态，形成“分割化社会”或“二元社区”[22]；在社会总的分层体系中，他们与城市工人同属中国社会的中下层，但流动农民对原来完全封闭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又造成了一定突破，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双二元结构”；甘满堂却认为，“城市农民工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特殊的群体，人数众多，存在时间长，影响较大，足以构成中国社会的第三元，因此中国社会结构是三元结构”[23]。有学者认为，流动农民作为“一个过渡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出现在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创造了一个广阔的中间过渡地带，不是加剧了而是缓解了城镇之间的对立和差异，并正以其特有的边缘群体身份创造一个新的结构层次，并通过这个新的结构层次的扩大和推延来实现社会相对平稳的重组”[24]。

（三）市民化的政治过程：制度排斥、政策过程与话语实践

事实上，在中国，是户籍制度使中国乡城人口迁移模式不同于其他很多国家城镇化过程中那种以永久性家庭迁移为主导的迁移模式，而是以临时性、单身、钟摆式迁移为主导的迁移为主，这也导致中国城镇化模式从转轨初期的“城镇化速度过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状态转换为目前流动人口“半城镇化”或“不完全城镇化状态”。

随着农业转移人口研究的深入，大多学着开始关注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获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作为权利主体的身份和权利获得过程，出现了从“经济—生存叙事”转向“政治—身份叙事”，开始关注基于其政治身份的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和社会福利保障等。学者普遍认为，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即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农业转移人口由于受到户籍身份或制度的限制，受到自身教育水平和自身技术能力的约束，农业转移人口也很难在城市竞争中获得地位的上升，农业转移人口再次职业流动地位变化微小，进入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处于城镇社会结构系统中的最低社会位置上，处于最下层[23]，基于城乡户籍制度，他们在城镇社会结构中处于隔离状态，形成“分割化社会”或“二元社区”，在社会总的分层体系中，他们与城市工人同属中国社会的中下层，但流动农民对原来完全封闭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又造成了一定突破，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双二元结构”[24]。王春光认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流动农民进入城市后，与城市社会处于“功能互赖性整合为主，制度性整合薄弱，认同性整合畸形”的状态；他们在城镇社会结构中处于隔离状态，形成“分割化社会”或“二元社区”[25]。另外，市民化过程中，户籍制度限定了农业转移人口大多只能从事“次级劳动力市场”，农业转移人口在市场结构中处于弱势和边缘化处境，即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选择进入体制外的劳动力市场，就意味着在就业市场中面临着更多风险和不确定性，意味着更有可能遭受非正式经济所带来的贫穷与边缘化。威尔森、甘斯等人关于黑人的经验性事实同样说明了这一点，贫穷阶级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不平衡的信息经济、空间的隔离以及错误的公共政策等因素共同造成的。信息经济的发展强调教育，却减少了稳定的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使得处在就业市场中初级的贫穷阶级变成劣势了，“劳动力市场上有雇主和雇工两方，我们需要考虑雇主的作用，因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决策可能导致工人受排斥，为了追求高回报率，或者出于短期利益[26]。因此，“非正式部门不是总是在国家的视野外发展的社会过程，相反，它是新的控制方式的表现，它的特色是使一大部分的劳工失去权利，而且获得国家的默许”[27]。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政策调整和社会政策选择模式的本土化探索体现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三种主要政策选择模式，即维持二元结构模式下的社会政策模式、在城市中建构双重社会政策体系、建立统一的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体系[28]。有学者着力研究我国社会政策的弱势性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流动人口社会政策处于弱势状态，社会政策弱势性的表现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社会问题的“非问题化”策略、政策选择中精英的经济偏向、社会政策责权的非专属性以及社会福利的意识形态[29]。基于以上事实，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社会政策议程中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的政策支持，重点在于规范政策的决策程序、对政策进行科学的评估、完善政策内容、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30]。

（四）市民化的社会过程：社会认同、社会关系网络与身份建构

关注的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能否实现群体性社会融入中的能动性建构自我的过程。事实上，把用于分析农村的有关“差序格局”的比喻应用于外来人口的研究忽视了社会环境和情境互动的复杂性，农村外来人口在城市中面临的是一个情境复合体，在跨情境互动的过程中，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世界不可能是均质和单一的，而是不同的意义域相互渗透的结果，也是农村外来人口作为一个行动主体的能动性建构自我的过程，存在着一种生成意义上的策略，即他们会不断学会用制度化的方式构建行动，或者跳出初级关系之外来寻求其他信息、机会和资源，这种策略改变了流动人口的传统式的社会行动、意义脉络、动机构成及其知识库存，触及到了越来越多的异质的、制度化的社会关系[31]。

社会网络议题关注的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人际关系的排斥过程、同群效应、社会资本积累、社会关系网络重建。学者指出农业转移人口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并成为真正的市民在于他们没有建立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生活圈子，农业转移人口在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过程中，主要地依赖了其传统的亲缘和地缘的社会网络，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边界。也有学者提出“虚拟社区”的概念，即在一个城市内，农民工按照差序格局和工具理性构造出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相互之间的非制度化信任是构造这种虚拟社区的基础，而关系强度则是这种社区组织和构造的重要方式[32]。事实上，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在其原有的亲缘、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再构以老乡为对象和以工具理性为目的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这就是学界普遍理解的“同群效应”，有学者对农民工的同乡聚集效应的研究发现，同乡聚集有助于提高农民工收入[33]。有学者基于中国22个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发现，社会网络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于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影响[34]。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移民的社会融入与身份认同逐渐引起研究者日益升温的关注，以至于成为一个常规话题。自“新生代流动人口”概念提出后，新生代移民融入问题引起学界高度关注，研究者从理论和实证不同视角揭示其融入困境和实际状况。学者们认为，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包括了其在多重空间、身份和认同上的转换过程，最终结果就是实现市民化[35]。杨菊华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揭示其三重弱势处境[36]，即处于作为农村人、外来人、年轻人的三重弱势境地。国内城市融入研究注重研究角度测量方法研究，提出测量维度指标体系，即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37]，也有学者将城市性纳入测量范畴[38]。关于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认同问题的研究也是国内学者比较关注的议题。有学者从宏观结构和制度安排视角展开社会认同问题分析，强调农业转移人口是城市社会结构中的最底层[39]，“优势权力的社会安排”[40]和“二元制度的惯性效应及其差异”，即“二元制度的惯性”使改变了职业和生活场所的新生代农民工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使他们处于一种“双重边缘人”的状态，导致他们的身份认同混乱[41]，还有“社会排斥”等结构性因素也制约着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融入，城乡二元结构从根本上导致了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认同危机，以至于他们认同于自己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不认同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出现认同“内卷化”[42]问题，有学者从从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性，研究他们的各类认同问题和影响因素[43]。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现代性生成与城市适应研究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学者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在多重空间、身份与观念、价值以及认同方面的转换，是农业转移人口从传统向现代、从乡土向城市、从封闭向开放转变的过程和变化以及由此获得现代性特征的过程。现代性程度，即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素质是否可以达到现代城市性的要求是决定其城市融入程度的主要因素[44]。移民社区融入的组织化、专业化、政策行动和文化融入是实现社会融入的四项基本策略。有学者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中有一个以“城里人”为参照群体，不断改变自我、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并最终获得不同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的现代性的社会过程[45]。学者们较早关注了珠三角农业转移人口的现代性，一些学者建立量表测量农业转移人口的现代性并对农业转移人口现代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本包括教育、大众传媒、城市经历和流动体验等几个方面[46]。事实上对于农业转移人口的是否实现了社会适应，学者们基于经验事实，提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很难与城市实现融合，阻碍其适应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地位低下”“制度障碍”“文化差距”“缺乏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感”“以赚钱为目标的进城动机”“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与城市居民的摩擦和土地牵制”。虽然城市的生活经历改变着农业转移人口的传统心理和文化意识，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但总体上，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的适应还停留在对城市适应的较低层次上，仅仅是一种生存适应。

四、批判性反思与市民化研究的范式建构：一个跨学科分析框架

基于以西方关于市民化理论分析和基于城市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中国实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是一个跨学科的多元视域中的议题，需要跨学科视域和整合性的知识建构，而原有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象的解释缺乏统一的的知识论证、理论建构和修正，难以对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进行科学性解释，同时现有的源于西方经验的理论解释、核心概念和假设难以对中国实践中的经验性事实和本土化情境做出回应。在整合性的理论范式、理论假设模型和中国发展战略转型框架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建立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战略新的问题意识，知识谱系、理解框架和实践思路。形成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一个整体性的认识思路和实践框架，即从理论和发展背景框架下的解释策略和解释维度到三个层面的“共同问题意识”的建立，再到整合性的解释框架的建立，并在这个整合性的解释框架中，回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经验，结合国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经验和成功启示，研究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科学内涵、市民化概念的重构、内在逻辑、市民化障碍和影响因素、市民化路径、动力机制、基本途径、行动策略、实践框架、国家社会政策调整方向与变化的新趋势。

首先，市民化的中国研究范式需要重新在整合性的理论框架中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相关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核心概念、理论命题、各种理论假设模型和理论分析框架做出梳理，思考这些理论解释中国社会的可能性及其阈限，重新思考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理论前沿和学理依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跨学科理论话语系统和理论进展。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既在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现代性与城市适应、城市化与城镇化逻辑、世界体系、依附论、剥夺论、功能论、结构论等传统的理论视角和理论框架下展开，也结合国外市民化研究领域的新的理论动态、理论拓展和前沿研究成果，吸收、借鉴和参考新的理论基础、理论假设模型和整合性的理论视域，诠释性地将西方社会理论发展成果和新的理论话语体系、理论模型和理论成果运用到处理中国本土实践。重点关注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市民化过程中的公民权利、社会质量、全球化、风险社会、脆弱性、可持续生计、包容性发展、社会整合与排斥、社会发展伦理与全球正义、实践理性、道德重建与社会正义诉求、公共健康出等，并就这些前沿理论话语进行跨学科的阐释，并站在跨学科视角下对这些理论问题展开对话和创新，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的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重点关注跨学科框架下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理论假设模型、市民化实现程度新的测量标准、新的测量指标的筛选和指标体系的有效性检验。在新的理论的吸收和创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测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新的标准，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测量中引入生活质量、公共健康、精神健康、社会质量和可持续生计、包容性发展、生态文明、社会正义、发展伦理、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和谐社会、普及教育、促进教育和卫生健康、可持续发展等新的测量指标。基于跨学科整合性的分析框架，进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动态性、整体性的跟踪调查和动态性瞄准机制和模型的建立。包括生态效益模型、政策评价模型、环境评价模型、成本－效益分析模型、不确定性与中国农村劳动力区际流动模型、市民化过程中的复杂网络生长模型等。

其次，市民化的中国研究范式需要从跨学科视角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形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跨学科的、整合性的新的问题意识和知识框架。

如何基于整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理论创新和经验资料发现中国城乡发展与转型期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的“问题意识”，实现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的理论创新和理论范式重建。不同学科在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上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如何在不同的学科视阈内建立共同的问题意识，建立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不同学科关注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建立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跨学科研究和理论创新问题，如何在不同的学科视阈内、不同的理论范式下建立共同的问题意识，建立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这些不同的学科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人类学或人口学、发展政治学等。这些跨学科的问题包括：发展经济学关注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市场逻辑、市场结构中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中国的土地制度及各项农业经济政策的调整、地方财政独立所引发的地方集体财政困难与中央政府减少对地方财政的投入方式；政治学或者公共政策学关注的拥有资源的统治阶级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与集团利益偏好、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土地制度改革与政府的强制性发展干预的相关性、计划经济的城乡二元分治制度、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的弱势性存在、政策缺失、政策冲突、政策偏好、社会政策曲行的问题域，还有现代化发展战略中的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建构与不均衡的发展策略、现代化的优先发展战略带来了财富和资源的极化现象和优势积累效应等。社会学或者人口学关注的问题有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稳定问题、结构性不平等问题、群体性事件和冲突、社会公正和道德正义、发展伦理和道德生态、社会排斥和社会风险、环境生态与文明、社会分化与社会分层、教育不平等、性别不平等等。

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重新认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建立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聚焦跨学科形成的新的问题意识。这就要求我们重点关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跨学科的相关议题，包括跨学科、整合性分析框架的提出，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的脆弱性分析框架、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包容性发展理论、社会排斥理论、公共健康理论等，这些新近流行的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将为研究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提供新的洞见和知识品性。

再次，市民化的中国研究范式需要结合中国本土的经验资料进行理论的本土化建构，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提供新的理论框架。

通过吸收和借鉴西方关于市民化的新的理论成果，实现推动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的本土化理论创新、理论发展和理论建构，寻求中国经验与普适性的理论发展，提出中国市民化的多个理想类型，建立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类型，力图

“超越实证社会学”，努力把实例“一般化”，追求“更普遍的解释力”和“更广泛的对话能力”。首先，需要通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中国经验比较，寻求本土视角下的深度个案与中国经验表述，建立基于中国实践的本土化的问题意识，从中国经验层面为市民化研究的跨学科理论范式和整体性理论建构的合法性提供本土经验支撑。同时，基于中国社会实证调研基础上的理论研究和社会政策研究，并通过调研发现中国转型时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新问题，从而实现市民化研究的本土化理论建构，为市民化的世界性的研究提供中国经验。其次，要求基于实践操作层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经验和成功启示，包括基于中国语境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科学内涵、市民化概念的重构、内在逻辑、市民化障碍、市民化模式、动力机制、基本途径、行动策略、实践框架、国家社会政策调整方向与变化的新趋势。最后，要求基于跨学科范式，重建关于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新的问题聚焦、知识框架和关键议题。作为宏观结构层面的中国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特征与结构性调整，这种结构包括在人口结构、空间结构、区域性结构、社会分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等，结构性调整意味着在中心与边缘、非均衡发展、差异性建构、社会空间极化与隔离过程中所维持的一种空间生态；包括基于中国社会转型语境中的的个体的生命历程、家庭的生命周期、中国社会转型的特点、中国现代化的推进策略。作为中观层面的中国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关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人口发展质量等重大议题，也同时关注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政策调整、社会政策设计和社会管理创新。同时，在理论研究和新的问题框架中，建立一个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和“融入式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理论体系和新的实践框架。作为微观行动层面中国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包括基于群体和群际理论、理论假设模型及其微群体范式。包括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认同及其结构要素对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机制研究、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社会认同的过程研究与社会认同的整合研究、社会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和社会认同分化的风险研究；包括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文化心理与身份认同建构、城市适应、现代性与城市体验、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城市融入、个体化的叙事与意义追寻等重大议题；包括影响群体行为的人格因素、情境因素、影响行动意向的参数以及行为方式和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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