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空间社会学：继承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产

作者：刘　能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学海》  发布时间：2018-02-24  浏览次数： 2922次

【摘　要】本文关注到当代中国社会学以地域空间为分析单位的社会学学术实践的衰弱现象，并提出了重返空间社会学的呼吁。首先，通过回顾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生涯，作者认为，定性空间社会学的学术实践，构成了费先生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作者给出了定性空间社会学的衰弱背后的方法论原因、知识社会学原因和学术范式变迁的原因。第三，作者深入解剖了与定性空间社会学的当代衰弱直接相关的社会学学术范式变迁的具体内容，认为结构功能主义对芝加哥学派的学术挑战，构成了定性空间社会学衰弱的一个主因。第四，通过追溯芝加哥学派的持续生命力，作者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存在着复兴定性空间社会学的内在动力，并把它看作是费孝通先生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之一。

【关键词】空间社会学；费孝通；学术范式；芝加哥学派；云南三村

作为分析单位的空间

在社会学经验研究中，分析单位往往是分层的。最常见的第一层分析单位是个体，也就是说，数据的生产是围绕着某个研究对象而生产的，这个研究对象具有特定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如青年人、外来移民、残疾人，或者监狱中的囚犯。一般来说，定量社会学研究中最常见的分析单位，就是这一类个体，尤其是当我们采用问卷调查这一方法时。

第二层的分析单位，最常见的是组织和团体。在这样的研究中，研究对象不是单个的个体，而是个体的一个集合，比如班级、体育运动队、青少年伙伴群体、有组织犯罪团伙和公司等。这一层次的分析单位，既适合做定性研究，如对某个街头行乞团伙的参与式观察，也适合做定量研究，如针对银行或保险公司的客户公共关系实践所实施的大样本问卷调查。

第三层的分析单位，往往就是地域空间，比如村庄、乡镇、城市社区、地域共同体。其内部随着规模的扩大，甚至可以包括民族国家，或者文化地理区域在内。与第二层次的组织和团体这一分析单位所不同的是，地域空间的分析单位具有明确的地理边界。同时，在这个地域边界内，我们大致能够观察到全谱系的人类活动，而这两点，恰好是前两个分析单位所不具备的。由于地域空间内人类活动的多样性，地理边界的延展性，其对研究者研究精力的耗用，使得这一层次的社会学研究，往往以定性的个案研究为主。唯一例外的是民族国家的国家统计系统，或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定量评价体系，可以采用定量方法来对这一层次的分析单位，实施数据采集和分析工作。

当然，从纯粹技术的角度，我们可以为上述每一个分析单位层次加上一个新的维度，即时间维度。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采集多个时点，或连续时点的变量特征值，使得上述三个层次中，每一个层次的单一数据都转变为嵌套数据。

费孝通先生的空间社会学

前面第一节关于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分析单位的论述，是为本节的讨论作一个方法论的铺垫。本人希望这样一个铺垫，能够帮助读者顺利地联想到，如果我们用这样三个层次的分析单位来观照费先生的整个学术生涯的话，我们大致可以做什么样的判断。本文的个人判断是，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其经验研究中很大一部分的研究努力，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定性空间社会学”[qualitative space-based sociology]的学术实践。在这里，定性空间社会学指的就是以第三层次的地域空间作为分析单位，尝试着对该地域中的全谱系的人类活动，或特定的人类活动，进行全面分析的社会学学术活动。先生的空间社会学中也涉及到了一个时间的维度，比如说，他对江村的多次重访，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多时点的时间序列数据，只不过这个时间序列数据更多的属于定性的观察，而非定量的测量。

表1给出了本人对先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的一个分类框架：按照研究类型[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和研究时段[早期研究和后期研究]这两个维度，一共生成了四个象限。结论很简单，先生的代表性经验研究，无论是早期研究，还是后期研究，都是以地域空间作为分析单位的：在早期经验研究中，这一地域空间是村庄或部族聚落，在后期经验研究中，其分析单位是乡镇、城市经济区、流域三角洲、民族聚居地区之类的更大型地域空间。另一个主要区别在于，费先生的早期经验研究，秉持功能主义的立场，在把社区经济生活作为核心关注点的同时，也描述了社区内更丰富多样的人类活动：人口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婚姻制度、风俗、仪式和社区精神等。而后期的经验研究，则主要关注的是该地域空间内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该地域空间内社会行动者在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

在这里，先生的早期经验研究尤其值得做进一步的讨论。而这，也与下文的主题密切相关。在本文的标题中，使用了继承先生的“学术遗产”作为副标题，那么我们就值得花一点时间来阐述一下，就本论题而言，先生的学术遗产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说，先生早期经验研究中所隐含的、对今日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启示，究竟是什么。

本文就以先生最为著名的社区研究范例[江村和云南三村]，来例证先生的空间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先生本人对这些早期经验研究和他后期经验研究之间的关系，做过总结性的评述：“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八十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穿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因此，由江村这一看似偶发的社区调查开始，到云南三村这三个个案的有意识选择——从纯粹农业社区禄村，到手工业发达的易村，再到传统商业繁盛的玉村——先生开创了研究中国乡村社区的“类型比较方法”。只不过建国后社会学学术的中断，使得后续的类型寻找和类型描述工作无以为继。直到1980年代先生重启学术生命之际，外部世界已经静悄悄地前行了30多年，其工业化步伐已经接近结束，因此，工业化已经不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必然，需要选择的仅仅是工业化走何种道路、采取何种路子而已，因此，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探寻和总结，成为先生后期经验研究的主要目标。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除了立志解释并解决中国乡村贫困现象（也即“志在富民”）这一理论宏图，以及类型比较方法这一方法论工具之外，先生的空间社会学还具有哪些学术潜能呢？笔者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纪念先生的文章中指出，“在当代社会研究中，我们应该把作为定性研究的社会人类学个案研究和作为定量研究的大规模问卷调查结合起来，共享这两种方法各自的优势。……以密集的个案定性研究来弥补肤浅的社会调查方法对制度性背景的忽视之后，社会调查方法的优势——对理论图景的全面把握和理论关系的检验——就显示出来了；而当最初的社会调查揭示了宏观的理论共变关系之后，运用密集的个案定性研究，又有助于揭示勾连共变变量的中介作用机制”（刘能，2008：796）。换句话说，费先生的空间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潜力，可以用如下两句话来概括：定性空间社会学用于发现和提出理论假设，定量空间社会学则用于检验理论假设。表2和图1结合在一起，给出了定性空间社会学生产理论假设的一个假想过程：

表2实际上是一个用于定位4个目标村庄的33表格。横轴代表的是该村庄地权集中和流转的趋势，纵轴则意指该村庄受现代工商业影响的程度。作为代表内地农村三种独特类型的云南三村，禄村是个远离现代工商业中心的内地农村，人多地少，土地分配不均，但集中趋势不高（最大的地主只有25亩地产），而且几乎不存在“不在地地主”；缺少土地的村民依靠出卖劳动力成为有地人家的雇工来维持生计；日常生活中，自给自足的味儿很浓，商业化入侵的程度很低。易村则是一个以手工业为基础的村子，主要的手工业是利用当地的竹子，在农闲时节编篾器和造纸，承担着以手工业收入辅助农业收入，维持庞大乡村人口的社会功能；从土地分配和地权的流动来看，易村仍然处于较为封闭、低度分化的程度，村子里并没有佃农存在，只有少数几个大地主在其他村庄也拥有土地，但手工业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现金收入，意味着易村和商业世界的距离，要较纯农业的禄村更为接近一些。

玉村靠近县城，是个半商业性的农村，在发展上正处于传统经济开始被现代经济侵入的初期阶段，农业的贫困和商业的富裕，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地处商路之上，传统商业的发达使得玉村出现了巨贾大商，只是商业资本中，只有少量投入到了矿业和交通运输业之类的现代工商业领域，更多地仍然投入在高投机性的传统商业之中。因此，与江村相比，尽管玉村与城市的距离同江村与城市的距离相差无几，但由于当时就已经存在的东西部差异，其与现代工商业的距离，仍然要比江村来得更远一些。但商业资本的活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玉村土地的集中和流转趋势，表现为村子里有很多佃农，出现了居住在附近市镇的不在地地主。而江村本身，则代表了当时东部地区典型的乡村社区，由于与全球化商业体系的近距离接触，以及都市商业力量的强势入侵，造成乡村本土手工业崩溃、农户生计艰难，出现家庭财政危机，由此造成地权的流转和集中，突出表现为不在地地主的普遍存在。

因此，就从表2所示来看，村庄受现代工商业影响的程度，实际上是与村庄的土地集中和流转趋势存在相关关系的（表中的虚线展示了这一假想中的正相关关系）。如果从定量社会学的思路来看，则这一理论假设更可以直接由图1的散点和拟合回归曲线来加以表达。

这一定性空间社会学生产理论假设，而理论检验则交由定量空间社会学的方法论立场，曾经惊鸿一瞥地出现在Earthbound China：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一书中。当时费先生这么写道，“社会实地研究以假设开始并以假设终。我们已经获得的结论将会成为将来研究的起点并得到修正”（转引自丁元竹、邱泽奇、刘能，1996：1536）。换句话说，似乎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在和美国实证主义社会学亲密接触之后，费先生接受并认可了定性空间社会学的方法论局限：即只能生产理论假设，而不能现场检验理论假设。而这，正是应对扎根理论的外在效度怀疑的一个适应性立场。

学术范式变迁和定性空间社会学在当代的衰弱

本文的另一个核心命题，是定性空间社会学在当代中国的衰弱。简单翻阅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在主流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中，以地域空间为分析单位的经验研究论文，其数量日渐减少；而各个社会科学出版机构，也更倾向于出版理论著作、课题项目成果，或者各类以组织/群体或个人为分析单位的经验研究调研报告，除了少数例外，很少见到以地域空间为分析单位的经验研究专著。当然，定性空间社会学的撤退，并没有如此的彻底。定性空间社会学的保留地，是各个社会学系科的学位论文。在硕士、博士们的学位论文研究中，地域空间作为分析单位的趋势仍然得到了保留。因此，可以说，定性空间社会学的衰弱，在成人社会学界表现得相当突出，而在社会学学生们的世界里面，定性空间社会学仍然具有其持续的吸引力。这一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解释机制呢？

这里面既有方法论上的原因，也有知识社会学方面的解释，还有学术史上范式变迁的缘由。从方法论上来看，仍然坚持定性空间社会学路径的社会科学家们，一直未能真正理解定性空间社会学和定量空间社会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往往以为定性空间社会学本身就可以用于检验理论假设，从而生产理论。这样做，最主要的方法论诘难就是研究的外在效度问题，也即建立在个案空间分析单位上的初步理论判断，能否推演到一个更大范围的空间单位中去？伴随着方法论上的这一诘难，定性空间社会学的学术吸引力受到了负面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长期积累，成为解释空间社会学衰弱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知识社会学方面的原因，本人根据自己的体会，大致总结有如下几条：（1）中国社会科学界仍然偏爱理论概念，不太重视经验研究，其中的种种制度化学术支撑条件，如出版社和学术期刊的编辑政策、各类研究课题指南等，都展现出了偏爱理论研究和缺乏经验数据支撑的理论思维的学术偏好；（2）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研究经费规模，仍然不足以支撑以空间为分析单位的、定性空间社会学 定量空间社会学的整个研究循环；（3）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者当前面临的时间压力太大，往往没有大段的研究时间和研究精力，投注在某个特定研究空间之内；（4）社会学界对城市空间的研究，落后于其他学科对城市空间的研究，导致都市研究（urban studies）的主导学科不是社会学，而是城市规划。

上面的几个理由，虽然都指向了定性空间社会学的当代式微，但却不是根本性的。一个最为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学术范式的变迁。学术范式的这一变化对定性空间社会学所造成的损害，最初体现在芝加哥学派的衰弱上。鉴于费先生自己的学术生涯与芝加哥学派的密切关系，因此，回顾芝加哥学派的衰弱历程，有助于理解这一学术范式的变迁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影响。

这一变迁就是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对芝加哥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的挑战和替代作用。换句话说，在1930-1940年代，美国东部以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为主体的社会学研究力量，向以芝加哥大学为基地的中西部社会学研究力量发起了制度性的挑战。表3给出了这一范式变迁的基本内容：

表3从三个维度——理论挑战、方法论挑战和分析层次变动——出发，简要阐述了结构功能主义向芝加哥学派发起的挑战的实际内容。首先，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秩序观是社会整合，并专注于挖掘社会现象的潜功能，而芝加哥学派的社会秩序观则是社会解组和社会病态，并专注于社会问题的改良；两者理论视域的关注点也各不相同，前者看到的更多的是宏观层次的社会运行，最著名的当然是Talcott Parsons的“AGIL”模式，又或看到的是社会现象的潜功能，如Kinsley Davis关于卖淫的社会功能的论断（Davis，1945），而后者则把研究精力放在微观世界的互动关系和社会变迁中微观行动者的生活世界上，如Cressey关于芝加哥的中下层男性城市移民是如何在一个名为“Taxi-Dance Hall（歌舞厅）”的商业性娱乐机构中，满足其对于社会平等、社会承认和罗曼蒂克性幻想的追求的研究（Cressey，1932）。

结构功能主义向芝加哥学派发起的方法论挑战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首先，从数据生产的策略来看，表现为变量范式对情境范式的取代；其次，从理论生产的策略来看，结构功能主义采取的是宏大理论（以Talcott Parsons（1951）为代表）和中层理论（以Robert Merton（1957）为代表）的理论策略，而芝加哥学派采取的则是扎根理论的方法论策略，或着力于单个定性个案的个案逻辑的揭示和挖掘。

最后一个挑战就是分析层次的变动，从芝加哥学派以地域空间为核心的分析层次，转变为结构功能主义以个体或团体/组织为核心的分析层次。前者的代表性经验研究包括了Louis Wirth对芝加哥犹太人贫民窟的研究（Wirth，1928）、Harvey Zorbaugh对芝加哥东区被称之为黄金海岸的那块地域空间内的族际关系的历时考察（Zorbaugh，1929），以及Shaw和Mc Kay以Ernest Burgess创立的都市同心圈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芝加哥青少年法庭判决书的内容分析所做的关于青少年越轨的著名研究（Shaw and Mc Kay，1942）。而后者的代表性经验研究，则包括了Gallup针对普通市民的民意调查（Gallup，1939）、Lazarsfeld针对媒介消费者的市场调研（Lazarsfeld，1940），以及Bereson等人关于投票行为的研究（Bereson et al，1942）。

因此，可以说，结构功能主义对芝加哥学派的替代，成为美国社会学史上第一个重大的学术结构变迁。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系后来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涌现了诸如Stouffer和Duncan之类的定量社会学家，以及Bendix和Wilensky之类的宏观社会学家（Abott，1997：1149）。

空间情境性：芝加哥学派的持续生命力

但是，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我们仍然能够体会到芝加哥学派的持续生命力。首先，在二十世纪下半期美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中，我们注意到了一个围绕着“社区的衰弱”命题而展开的都市社区研究的浪潮，表明都市社区研究的传统，在美国社会学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扬。其次，芝加哥空间社会学的传统，在后来的社会区域分析（social area analysis）（Shevky and Williams，1949；Bell，1953），和因子生态学（factorial ecology）（Berry and Rees，1969）这两个研究支脉中，得到了继承和再现。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是，Andrew Abott关于情境范式的方法论立场的解说，一针见血地指明了情境范式在当今社会学学术活动中的重要性：要想理解社会生活，要想理解社会行动，要想理解社会变迁，首先我们需要在一个特定的时空环境下来描摹、呈现和理解各类社会事实。因此，对于变量范式所钟情的定量因果分析来说，尽管通过抽样这个技术程序为研究者找到了一个代表性的样本，但这些人相互之间却是隔离的，他们的社会生活也不会出现交叉和互动，他们的个体命运也很难在共同的社会脉络中加以展示和理解，因此，定性个案研究，尤其是定性个案空间社会学，仍然具有揭示社会生活逻辑的天然优势，尤其是在落实变量范式所发现的因果关系的运行机制上，更是如此。

Andrew Abott把芝加哥学派对空间情境性的挖掘，用三个复杂程度相继提高的术语来加以概括：首先，是“自然区域（natural area）”这个概念；其次，是“区域生涯（area-careers）”这个概念；最后，是“互动场域（interactional field）”这个概念（Abott，1997：1153-1157）。表4给出了这三个术语所代表的空间情境性的具体含义和与此相关联的芝加哥学派的三项代表性经验研究。

“自然区域”是Robert Park的一个用语，用来指称一个具有情感、传统和独特历史的地理区域，拥有自己的地理和文化边界，其内部的运行动态，相对独立于外部的世界。在此基础上，伴随着时间维度的加入，以及对多层次的时间过程和空间关系的具体描摹，“自然区域”逐渐演变成了“区域生涯”和“互动场域”，增加了定性空间社会学的深描强度和分析力度。表4的三个经验研究案例——Anderson关于流浪汉的研究、Wirth关于犹太人聚居区的研究，以及Zorbaugh关于芝加哥北区的研究——都有力地证明了定性空间社会学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广阔的前景，因为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为我们准备了数不清的变迁中的“自然区域”，值得我们沿着“区域生涯”和“互动场域”的方法论路径，做深入的个案描摹，从而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社会变迁，贡献一系列的理论假设和个案逻辑。

重返空间社会学

至此为止，本文大概传达了如下几层讯息：首先，深受功能主义人类学和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影响的费先生，其早期经验研究的主线，是具有转化为定量空间社会学潜力的定性空间社会学个案研究。其次，伴随着结构功能主义取代芝加哥学派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流，情境范式所代表的定性空间社会学的努力，被变量范式所代表的抽象定量社会学所取代。而这一趋势，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支撑定性空间社会学之合法性的空间情境性概念，不仅保持着持续的学术生命力，而且十分切合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现状。换句话说，在快速社会转型时期，我们既需要依赖空间情境性这个方法论概念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个案逻辑，也需要它来逆转当代定量社会学的“去情境化”偏误。

本节的主要用意，在于阐明我们重返空间社会学的四种方法论策略。表5给出了我们关于上述四种方法论策略的一个具体说明：

我们提倡的第一种重返空间社会学的策略，是单纯的定性空间社会学个案研究，以费先生的《江村经济》和Zorbaugh的《黄金海岸和贫民窟》为例。在这样的研究现场中，无需关注理论假设的形成和检验，也无需操心嵌套数据问题，只需要把空间情境性完整地表达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提倡的第二种重返空间社会学的策略，是在一个或一组研究者的多个单纯定性空间社会学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尝试性的理论假设。其具体例子，就是费先生依靠《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所获得的四个村庄的比较信息而形成的“受现代工商业影响程度”和“村庄地权集中和流转趋势”之间的理论假设关系。在这里，这样一种定性空间社会学的研究，也可以看作是定量空间社会学的一个前期调查（pilot study）。

我们提倡的第三种重返空间社会学的策略，是把定性空间社会学所获得的理论假设，如何在一个合适的大样本中加以定量检验。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学术任务，目前还只有政府机构和商业行动者有足够的动机和财力来支撑做此类研究，如1990年代中期在外资支持下所实施的全国范围内的大样本村庄土地分配和土地利用问卷调查。由于该研究在前期做了较为深入的定性研究，因此为高质量的问卷设计（以及隐含地，定量关系预判和模型建构）奠定了基础。

最后，加上一个横跨多个时间点的数据采集步骤，或者加上一个更高层次空间分析单位嵌套数据的采集程序，我们还可以获得更为复杂的定量数据，进行更加精细的方差分解，由此使得建立在定性空间社会学基础上的理论假设，获得更好的定量检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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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刘能：《实地研究方法论的再思考：Earthbound China“导言”读后》，载马戎、刘世定、邱泽奇、潘乃谷主编《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789-798页。

注释：

[1]本文的分析，仅仅针对经验研究而言，因为理论研究往往更多的是脱离空间背景[de-contextualized]而追求其普遍解释力的。本文中，界定经验研究的核心标准之一，是研究者是否针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第一手的数据采集、数据呈现和数据分析工作。

[2]这里所说的文化地理区域[cultural-geographic region]，指的是诸如东亚、东南亚、中东、拉丁美洲、环太平洋地区之类的地理单位。在民族国家内部，也会有类似的更小规模的文化地理区域存在，比如中国的北方和南方，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等。

[3]嵌套数据[nested data sets]，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数据结构，在这一数据结构中，两个以上分析层次的数据在同一个时空框架中同时得到了采集或事实上的粘连。比如说，我们针对某个学校的调查，既设计了针对每一个班级的参与式观察项目，从而得到了关于各个班级的学习氛围、内部分化和班主任工作能力的相关数据；与此同时，针对每一个学生也实施了问卷调查。这样，我们既得到了关于学生个人的信息，也得到了关于每个班级的信息，因此，如果解释的目标是每个学生的学习成绩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既用学生的个人特征来解释，又用他/她所在班级的特征来解释。这就是分层线性模型的工作原理。时间序列数据是嵌套数据的一个特例，在这种数据类型中，每一个时间点的数据采集是第一个层次的数据，而采集对象在该时段内的不变特征，就成了第一个层次的数据所栖息[nesting]的第二层数据。

[4]费先生本人对自己的早期研究，一般称之为“社区研究”，或“社会实地研究”。之所以在这里提出“空间社会学”的称呼，是因为从语义上来看，“社区[community]”或“实地[field]”属于空间范围较小的地域单位，似乎无法统合费先生后期对区域发展模式的专注和努力。

[5]《云南三村》的另一位著作权人是张之毅先生，他在费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完成了《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两部调查报告。1943—1944年，在先生访美期间，这两部报告和先生的《禄村农田》一起，被翻译成英文，后来以Earthbound China：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为名，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45年出版。由于费先生对这个研究项目所起的核心作用，以及在这三个社区研究报告的生产和出版中所花费的巨大心力，后人通常将《云南三村》看作是先生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6]我的师兄丁元竹教授曾经对先生的这条理论线索做过精辟的概括：“他通过对三个村庄及江村的比较研究，得出了他对中国农村发展和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基本看法：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贫困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土地制度入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农村其它产业，积累发展工业的资金，乡村工业化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中国工业化的一部分”（丁元竹，1992：78）。

[7]与先生所提倡的类型比较方法不同的是，专注于生产理论假设的定性空间社会学，会直觉地认为，在表2圆圈所示空格内，会很不容易找到实际存在的案例。换句话说，实际生活中可能很难发现，很少受现代工商业影响的自给自足村庄会出现大规模的土地流转现象和不在地地主；也很难发现，在受到工商业高度影响的村庄，仍会保持着稳定不变的土地所有权结构。类型比较法的另一个弱点，是在分类的精确程度，因为此处最重要的两个变量——受工商业影响程度和土地集中和流转趋势——都是连续型变量，因此，固定格数的类型学，如何能够抓取如此纷繁复杂的多样性现实呢。

[8]当然，理论界本身对于定性个案研究能否生产理论是有所争议的：从早期Herbert Blumer的敏感化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s]（Blumer，1954），到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Glaser and Strauss，1967），再到当代Michael Burawoy的扩展个案方法[extended case method]（Burawoy，2009），都在表达一种信念：定性个案研究至少可以为理论生产奠定坚实基础。

[9]以《中国社会科学》这本顶级核心社会科学杂志来说，很少有扎实的经验研究能够入其法眼，更别说篇幅巨大的空间社会学经验研究了。已经市场化了的各个社会科学出版社，其对大众口味的关注，超过了对专业界口味的照顾，导致空间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很难成为他们眼中的“优秀题材”；而出于种种非学术目的，中国的一部分学术期刊仍然在劝说作者压缩字数、删减参考文献、删减图表方面，表现出强势的态度。这一切，对于空间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而言，都是制约性的外部环境条件。

[10]费先生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最早始于1932年Robert Park（中文译称派克）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讲学活动，聆听了派克的两门课程——集合行为和研究指导。当年12月16日，费先生参加了在临湖轩举行的欢送派克联欢会。第二年，费先生撰写了两篇与派克有关的论文——《派克及季亭史（Giddings）二家社会学学说几个根本的分歧点》和《社会学家派克论中国》——分别载于《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和《再生》杂志。1937年先生在英伦求学期间，仍然关注并阅读派克发表在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的文章。1943年，费先生接受美国政府邀请赴美访问，到访的最重要一站即为芝加哥大学，在派克女儿、著名人类学家Redfield（雷德斐尔德）的夫人的协助下，把《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两个调研报告翻译成英文，当时费先生使用的正是派克在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以上各处，请参见丁元竹、邱泽奇、刘能（1996：1497；1498-1499；1511；1527-1528）。到了费先生晚年，在他开始学术经历自述和学术反思之时，仍然对派克念念不忘，以“补课札记”为名，撰写了多篇回忆性的文章（费孝通，1999；2000a；2000b；2000c）。

[11]以1935年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的创刊为最主要的象征事件，造成了对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编辑的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的统治地位的挑战。

[12]芝加哥社会学传统的著名捍卫者Andrew Abott把结构功能主义的“变量范式”总结为：首先获得关于抽象理论概念——如“性别”、“资本主义”、“教育”和“科层制”——之间的假定关系，然后寻找低成本高效度的操作化方案来检验这些假定的关系。与之相对应，脱胎于芝加哥学派经验研究的情境范式，则认为，离开了对特定社会行动者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活动和意义的了解，人们就无法理解社会生活。换言之，芝加哥学派认为，一旦社会事实被抽离出它们所栖身的社会情境，就失去了其耀眼的光芒，因为社会事实是嵌入于特定空间结构和实践过程中的（Abott，1997：1152）。

[13]芝加哥学派的社会解组理论的一个逻辑推论，就是随着大规模人口迁移和都市地带的生态继替，都市邻里居住区出现了各类社会问题，传统的首属社区的归属感和社会整合逐渐消失，转而代之以一个经济衰败和社会孤立的“都市丛林”。19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学界围绕芝加哥学派的社会解组和社区衰弱的理论命题，对其进行了再检验，开展了一系列新的都市社区民族志研究，揭示了一个新的经验事实，即不同族群移民的城市适应生活，虽然也遭到了一系列的制度性困难和一定程度上的社会隔离和社会孤立，但却至少证明了支持性初级社会关系和地方性社会秩序的普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