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社会学：学科传统、确立和发展困局

作者：岳天明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8-02-18  浏览次数： 5691次

【摘　要】东西方自有不同特征的学术和学科形态，如果只是简单地坚持学科的“西方中心论”立场，则必然不能深入了解中国学术发展和学科演变之真相。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中国学术传统中以阐释和研究儒家经典为内容的经学构成中国政治社会学的早期形态。随着“西学”的输入，后经中国学者长期的本土化努力，政治社会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成为显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直面艰难的学术环境和条件，不断推进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逐渐确立了学科地位，但在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研究的深度和持续性等方面面临着发展的困局，中国政治社会学仍处于学科发展的不成熟阶段。

【关键词】中国政治社会学；学科传统；学科地位；学科发展

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分析，作为知识传统的西方政治社会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它的快速发展则在“二战”以后。随着对政治现象研究的不断深入，当人们不再将政治视为独立于社会以外的领域时，政治社会学便产生了。

“就人文与社会科学而言，历史的回顾，总是占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地位。尤其对于政治社会学来说，更是不可或缺的”。站在“西方中心论”的学科立场之外，对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历史传统、发展现状和面临的问题试做分析，无疑能够助推学科的进一步成长。

一

国内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社会学得以恢复以后。”在笔者看来，如仔细追究，这样的判断实该商榷。

人们总是有这样的认识：社会学、政治学是自近代以来，从西方传来的学问。例如，钱穆就认为：“中国本无社会一辞，故无社会学，亦无社会史”，但他接着指出，中国社会实则绵延恒久，广及四周，并世所无。在他看来，“在中国，政治社会本通为一体，因亦无显明之分别。”中国文化传统有别于西方。中国人用心在己，西方人用心在物。中国人为学，长综合而论；“西方人为学，好分别专门。”因此，东西方自有不同形态特征的学术和学科，如果说中国主要是浑然一体的综合形态的话，那么，西方则自然是分门别类的单一形态。如果只坚持学科问题上的“西方中心论”立场，则必然不能深入了解中国学术发展和学科演变之真相。

其实，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为《群学肄言》只能算是中国人介绍“西方”社会学之始而不宜视为整个“中国社会学”的开端，不应该将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等同于中国社会学的产生。在笔者看来，西方社会学的传入只是中国社会学的西学来源，而源远流长的经学渊源则是中国社会学无法割舍的血脉基因。就像社会学要从根本上承认其他学科有权存在一样，中国社会学不一定要以西方社会学的出现和存在为基本前提。只有真正具备了开放的学科胸怀，中国社会学才能避免成为无根的学问。以此来看，则中国学术传统中以阐释和研究儒家经典为内容的经学即是“中国社会学”，进而也构成中国政治社会学的早期形态。由于中国的“一切学问必以政治治平大道为归宿”，因此，中国经史之学既是中国政治之学亦为中国社会之学。

在西方，政学分离，为学又主分，所以，很早即有政治学。反观中国，孔子儒家之学以心性为根本，治平为目标，这样的取向“弥传而弥广大，乃益见其会通”。毫无疑问，“中国文化传统极重政治”，并一直存有“家之上有一国，国之上有一天下”的传统观念。因此，一部中国政治史就是一部中国社会史，更是一部中国宗法史。难怪钱穆会说，“由血统而政统而道统，此则为中国文化之大传统。”这就决定了，中国之学对于政治的研究自然也是对社会的研究，必然也会“去探讨政治场域的社会生成过程”，否则就无助于对中国政治本身的深刻理解。而“将政治现象置于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角度思考和分析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正是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和独有视角。

毋庸置疑，在古代中国，人们早就开始思考政治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再如，“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诸如此类的表达以及此后的经学传统很好地体现了前人对涉及政治社会学研究视角和研究主题的灵性思考和表述智慧，实质而言，这即为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滥觞。就中国学术“贵其能成一通体”而言，在形式方面没有学科化并不意味着政治社会学研究内容的缺乏，只是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已。

随着“西学”的输入，后经中国学者长期的本土化努力，政治社会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成为显学。中国早期政治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胡鉴民曾经指出，自社会学发达以来，许多社会科学都受到它的影响，政治社会学之所以能够兴起，缘于人们认识到“政治现象不能与其他社会现象分开，若硬把政治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分开，则必陷于不能说明的困难。”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他在80多年前的认识切中肯綮，也正是这样的认识重启了中国政治社会学学术研究的传统。此后，蒋旨昂于1940—1941年间在重庆选择两个乡，对它们进行研究和比较，完成了《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该书以功能分析的视角研究中国的地方政治，首次以实地调查为基础，“分析解说乡村的社会与政治”，阐明地方政治与社区的关系瑐瑣，该书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社会学著作之一。

此外，王亚南于1948年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将官僚政治形态作为社会文化事项之一，将它和中国社会的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儒家思想等结合起来，既分析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经济生活，也探究中国官僚政治的现代转型和前途。王亚南以上层建筑透视经济基础底蕴的深邃目光，生动地把官僚政治形态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笔者看来，这本书虽被作者谦称为“一部小著作”，但实属绝妙的政治社会学著作。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直面艰难的学术环境和条件，不断推进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逐渐确立了学科地位。

（一）顺应学科发展的世界潮流，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

“二战”以后，政治社会学在国外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种进展很快在学会组织上得到表征。

1959年9月，在意大利斯特雷萨召开的第四届世界社会学代表大会上建立了政治社会学委员会，李普塞特担任首任主席，政治社会学被正式确立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此后，该委员会在国际社会学协会和国际政治学协会的历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都举行过会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社会学的学科价值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1978年8月，在瑞典的乌普萨拉举行了由国际社会学协会组织的第九届国际社会学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广泛深入地讨论了作为社会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课题——“政治社会学”。1985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政治学会第十三届大会上，“政治社会学”也成为讨论的主要议题。中国学者敏锐地认识到，作为一门兼具社会理论价值和学术实践意义的政治社会学，将会表现出其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和深入的社会解释力，它因研究政治社会发展的独有而新颖的视角而受到许多国家的政府和研究人员的普遍重视，它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遏止的世界性潮流。

在美国学者伊万·塞勒尼看来，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已经结束了社会学的危机。而当时的中国，政治学和社会学还都没有学科合法性地位，政治社会学因其“往往从促进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的角度进行逆向的考察”，并且“特别强调政治秩序的非形式主义的一面与职能紊乱的一面”而更难获得认可。好在中国学者非常清楚特殊的历史所造成的特殊的社会科学知识困局，并能因此而激发他们付诸于行动的不懈努力。他们尽可能地把握和利用一切机会，加强和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

1982年10月，美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阿尔蒙德教授来华访问。1983年9月，美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戴维·伊斯顿受邀来华进行学术访问。1985年7月，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在巴黎召开的第十三次世界大会，包括赵宝煦、王沪宁、王云昆、杨祖功等在内的十位中国学者参会并宣读了论文，其中，复旦大学的公治之还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报告。会议期间，美国政治学会还特意安排了与中国学者们的交流——他们在会场附近（巴黎政治学院）的一家法国餐馆定了席位，邀请与会的中国学者前往，在这次会议之前不久，以政治系统论的提出者戴维·伊斯顿为团长的美国政治学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这些机会难得的学术交流，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眼界，也适时把我国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介绍到了国外。时隔三年，美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安东尼·奥罗姆受邀到中国讲学。

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机制化开展，国内政治社会学学术交流也步入常态。1988年11月9日至12日，《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国外政治学》编辑部和云南大学政治系在昆明召开全国政治学新兴学科第三次学术讨论会，重点就政治社会学进行了交流和讨论。与此同时，各种专门化的学术讨论也非常密集而又高规格地召开。如，1988年5月7日在上海召开了“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学术讨论会；1988年6月5日至10日，在山东烟台召开“传统政治制度与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学术讨论会；1989年11月1日至4日，在江苏仪征举行了“利益分化与利益协调暨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学术会议，等等。

（二）翻译和出版国外政治社会学学术名著

好多年学术传统的中断耽误了包括政治社会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但我们没有理由比别人差，“应该补上来，追上去”，这样就会面临着艰难的补课任务，但“补课要讲究方法”。当初，人们选择了直接翻译国外经典著作的方法。1987年，由杨祖功、王大东翻译的法国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的《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出版，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最早翻译的政治社会学著作。此后，又出版了安东尼·奥罗姆的《政治社会学导论》、罗伯特·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亨廷顿和纳尔逊的《难以抉择》、阿尔蒙德与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阿尔蒙德与维巴的《公民文化》、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社会的起源》、李普塞特的《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艾森斯塔德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和《帝国的政治体系》等。

进入21世纪以来，又先后翻译出版了李普塞特的《一致与冲突》、安东尼·奥勒姆的《政治社会学导论》（第四版）、亨廷顿的《第三波》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艾森斯塔德的《大革命与现代文明》、福克斯的《政治社会学》、纳什等编著的《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蒂利的《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和《集体暴力的政治》、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弱者的武器》和《国家的视角》及《逃避统治的艺术》、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和《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福山的《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和《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另外，也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的一些著作。

（三）国内学者相关论著的出版

在这方面，投身于政治社会学的学者们也做出了不懈的探索。王沪宁的《比较政治分析》于1987年出版，第二年他又出版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前者堪称当时的中国学者把西方政治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性论著，后者颇为客观地介绍了西方政治社会学的沿革、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以及基本内容等。卢少华和徐万珉于1989年出版了《权力社会学》，徐勇1992年出版《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的比较》。2003年他又出版了《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和《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2009年，徐勇又出版了《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

另外，王振海、刘京希等出版了《社会场域中的政治》，张明澍出版了《中国“政治人”》，李景鹏撰写《权力政治学》，李培林著书《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苏国勋在《理性化及其限制》中系统地介绍了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西北地区的有关学者在较为艰苦的学术环境下，结合他们的生存区域，也在进行着让人敬慕的学术研究和探索，这当以西北师范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团队为典型代表。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宗礼、刘建兰、贾应生的《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王宗礼、谈正好、刘建兰的《中国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研究》和刘建兰、王宗礼的《中国西北民族地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相继出版，这三本著作与贾应生、王宗礼的《中国西北地区社会现代化的困惑与出路》共同构成了“中国西北地区政治社会问题研究丛书”，在国内产生了不小的学术影响。至今，该“丛书”还是研究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领域很有学术分量的参考文献。另外，笔者撰写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研究——基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也当属政治社会学领域的努力探索。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出版了许多产生过重要学术影响的政治社会学著作。如，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气”与抗争政治》，于建嵘的《岳村政治》《底层立场》《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学基本问题》和《父亲的江湖》，赵鼎新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冯仕政的《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和《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等。

（四）教材的编写

以政治社会学学科建设为主要目标，国内学者也出版了相关的著作。这里仅按出版时间的先后顺序试作列举：韩强的《政治社会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具有中国特色并以“政治社会学”为书名的教材）、朱国云的《政治社会学概论》、毛寿龙的《政治社会学》、肖宁灿的《政治社会学：社会学方法论与政治研究之探索》、夏玉珍和江立华主编的《政治社会学教程》、王威海的《政治社会学：范畴、理论与基本面向》、梁丽萍的《政治社会学》和孔德元编著的《政治社会学》。

（五）学科教学的逐步普及和各层次学位点的设立

伴随着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发展，政治社会学在有效平衡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两个学科的基础上，逐渐被有关院校及科研院所接受。政治社会学作为专题讲座首先进入了北京大学本科生的课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大学研究生院开始开设“政治社会学”课程，并招收该专业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比如，1998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在西北师范大学设立了西北地区第一个社会学硕士学位授权点，下设三个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就是其中之一（其余两个是文化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该研究方向延续至今并培养了不少专业人才。以2015年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为依据，我们发现，全国设有政治社会学方向硕士点的学校有：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上海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等。另外，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还招收政治社会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六）组建学术团体，扩大学术影响力

在2012年的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上，首次设立了由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政治社会学论坛”，论坛收到来自大陆及香港、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海外高校的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和摘要近60篇。2013年在贵阳召开的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上，继续设立了“政治社会学论坛”，论坛负责人为刘欣和桂勇。2014年中国社会学会于湖北武汉召开，由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和厦门大学社会学系主办“政治社会学论坛”，收到来自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海外高校的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和摘要近70篇。论坛围绕着“政治效能感的制度信任”“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政治参与与社会抗争”等多个专题进行了研讨。

为了推动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发展，促进芝加哥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和其他中国学术机构之间以及国内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2011年至2014年，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特联合举办了四届“中国政治社会学讲习班”，第五届以“国家与市场”为主题的“中国政治社会学讲习班”于2015年7月15至17日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举办，给中国从事政治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第六届“中国政治社会学讲习班”于2016年7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政党、国家与社会治理”。

2015年4月25日至26日，在复旦大学举办了中国社会学会政治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刘欣教授当选首届理事长。这一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为国内外学界搭建了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必将促进中国社会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三

政治社会学虽已取得了众目皆视的成果，但“这一术语有时还会被人误解”，如何界定它依然是个“麻团”。就学科研究现状来说，政治社会学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离学科成熟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以笔者的浅见，中国政治社会学学科发展面临的问题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学科性质把握错乱，学科定位尚欠清晰，学科理论体系还不成熟。

在一般性的意义上，对于交叉性学科来说，“学科性质”就是要回答一门学科的归属问题，即是要找到该学科属于哪个母体学科，而“学科定位”则是要回答这门学科在母体学科中的“独特位置是什么”，换言之，就是在探清该学科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它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层次与地位，是要说明它在诸多学科体系中的“角色”和“位置”问题。而学科理论体系则是在准确而明晰地把握学科性质和学科定位基础上，对一门特定学科研究内容的有序排列和严密组合，它是对学科性质和学科定位的明确传递和体系性表达。以此来看，政治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就是要回答它的母体学科是政治学还是社会学的问题，它的学科定位就是要在明确学科性质的前提下，回答它和相关学科体系的“角色”和地位问题。

在政治社会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上，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混乱。现在看来，早期的国内学者对外国学者相关著作的译介中早已埋下了政治社会学学科性质错乱的可能性。在最早翻译的国外政治社会学著作中，作者试图建立一个普遍的理论模式的立足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这两个术语几乎是同义词”，二者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并不极端地在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学之间画上等号，但也有一些学者据此认为，政治社会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瑑瑨；另有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还有的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学既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又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也有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学既不是政治学也不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而是独立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

一门学科的学科定位和学科理论体系是由该门学科的学科性质内在地规定了的。政治社会学学科性质认识上的混乱自然就决定了其学科定位难以清晰，学科理论体系也难以达成共识。虽然关于政治社会学研究的相关论文和著作有所增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也对国外一些理论多有借鉴，但至今还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学科内容和学科体系。不同学者往往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去理解和认识该学科，造成理论预设与研究内容取舍标准上的差异。这既造成了研究框架上的相似与雷同，又造成研究内容上的互不关联。

其二，研究的持续性不强，研究的深度不够，研究的视角相对泛化。

从我们能检索和阅读到的文献来看，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国内学者撰写的专门论及政治社会学学科本身的学术文章最早当属韩强发表于《理论学刊》（1988年第3期）的《论我国政治社会学的体系建构》，此后他相继发表了《政治社会学初论》（《东岳论丛》1989年第4期）、《论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理论学刊》1999年第4期）、《论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的区别与联系》（《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论政治社会学的历史演进》（《文史哲》2001年第2期），黄百炼和徐勇发表了《论政治社会学的建立和发展》（《求索》1989年第5期），另有李元书的《政治社会学：对象·界限·意义》（《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6期）、刘在平的《政治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动态》（《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4期）、张静的《政治社会学及其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进入21世纪以来，刘京希发表了《政治社会学的学科界定》（《齐鲁学刊》2000年第6期）和《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基本内容评述》（《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徐炜发表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理论取向》（《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景跃进发表了《政治社会学：主题、取向与学科》（《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围绕政治社会学学科本身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世纪之交的前后5年间。2005年之后，专门论及政治社会学学科本身的重量级文章并不多见。一个更不乐观的现象还在于：前已述及的研究者再很少能延续性地撰写文章继续就此发表高见，此即说明研究的持续性不强。我们也发现，以上专门以政治社会学学科本身为研究指向的文章，一方面自引率不高，另一方面互引率也不算太高，这说明学者们对近似于同一个问题的研究多有自说自话的倾向和不足。

随着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和城镇化、现代化及全球化的冲击，社会政治形势愈加复杂多变，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从当前中国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来看，对于学科定位、界限、性质、对象等政治社会学学科本身问题的讨论相对缺乏，而对于涉及到政治社会学学科本身核心内容（如政治社会学学科的本土化、政治社会化的时代性挑战和选择、政治资源的分配和政治利益的分化取向和整合选择等）的学术研究缺之又缺，运用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政治社会学理论指导中国政治社会实践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从现有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来分析，近些年来，如仅仅从“题目”来看，以“政治社会学”为学科视野（视域）对某些社会现象展开研究的学术文章并不少见，但仔细阅读后就会发现，总体而言，绝大多数这类文章的“政治社会学”学科特色并不鲜明，学科意味并不浓厚，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在视角选用和语言表达上的随意性或对政治社会学视角理解上的欠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社会学在相关研究者和学界中学科影响力的不足和研究视角的过于泛化，这种取向只能造成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的虚假性繁荣和学术研究的泡沫化。从长远来看，这无助于政治社会学学科的真正发展，对其学科地位的提升十分不利。

其三，专门研究人员的短缺。

尽管国内一些高校依托政治学或社会学专业设置了政治社会学硕士点甚至博士点，一些院校社会学和政治学专业研究生教学中开设了政治社会学课程，这为政治社会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发展提供了多种渠道和途径，但各种原因致使各层次学科点的设置十分有限，教学和科研队伍也呈现出明显不足的状态。正如费孝通在我国社会学恢复和创建期间曾经指出的，一个学科，可以挥之即去，却不可能招之即来。社会学中断了近30年后，以前从事过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一是年纪已大，二是多年改行，专门的研究人员急缺。这一判断自然完全适用于政治社会学。在我国，真正专门长期从事政治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人员极少，现有的绝大部分教学、研究者都从其他学科中转变研究方向而来，他们或者只是在自己的研究“主业”之外偶尔兼及政治社会学这一“副业”，或者“只是不同学科中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学者的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研究人员尚未形成一个整体”，从而制约了研究队伍的整体化规模和专业化发展以及对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从长远来看，这很难为学科的发展提供持久而强劲的研究人员支持和研究动力支持，对学科的发展和影响力的持续提升是极为不利的，甚至会成为制约政治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瓶颈。

其四，学术交流不足。

虽然，近五年以来，以政治社会学为学科范围和研究主题的学术交流活动频率大大加快，学术活动的层次也有较大的提升，也适时成立了相关的专业学术团体，但从专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来说，政治社会学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也相对匮乏，专业性的学术交流活动开展得还十分有限。

针对中国政治社会学发展的现状和困局，可以有的放矢地提出完善和发展之策，但因受制于篇幅，只能他文再议。

注释：

[1]岳天明：《古典阶段的政治社会学——一个学科史的考察》，《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2]莫里斯·迪韦：《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杨祖功、王大东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致读者”第1页。

[3]陈秉璋：《政治社会学》，三民书局印行1984年版，第3页。

[4]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第8页，第15页。

[5]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新校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页，第215页，第229页，第186页，第187页，第215页，第206页。

[6]景天魁：《中国社会学源流辨》，《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2期。

[7]岳天明：《试论齐美尔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及其学科启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8]钱穆：《晚学盲言》（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90页，第22页。

[9]布尔迪尔，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19页。

[10]岳天明：《政治合法性问题研究——基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第183页。

[11]《论语·学而》瑏瑨《论语·为政》

[12]《道德经》（七十五章）

[13]胡鉴民：《政治社会学与现代政治的出路》，《新社会科学》1934年第1期。

[14]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29页，第290页。

[15]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页。

[16]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页。

[17]韩强：《政治社会学——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变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18]伊万·塞勒尼（吕鹏译）：《社会学的三重危机》，《江海学刊》2015年第3期。

[19]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译本序”第1页。

[20]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第四版），张华青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中文版序”。

[21]刘锋，甄明达：《政治学新兴学科第三次学术讨论会综述》，《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2期。

[22]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第293页。

[23]［英］韦农·波格丹诺、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7页。

[24]景跃进：《政治社会学：主题、取向与学科》，《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25]黙顿：《科学社会学》（上），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9页。

[26]岳天明：《试论我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定位与学科精神》，《民族教育研究》2008年第1期。

[27]高秉雄：《回顾与展望：中国政治学新兴学科30年》，《东南学术》2011年第1期。

[28]一般来说，具有社会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大多持这一观点。

[29]王威海：《政治社会学：范畴、理论与基本面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30]张静：《政治社会学及其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