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与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

作者：李秉文 赵利生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云南社会科学》  发布时间：2017-08-02  浏览次数： 3736次

【摘　要】城乡一体化是一种社会变迁过程，其目标在于通过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发展结构下乡村社会的地位痛苦问题，建立起平等、互荣、共促的新型城乡一体发展场域。建构城乡一体化发展场域是一个多资本综合动员的过程，文化资本是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的现代化发展是推进民族地区文化资本积累和实现更好发展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文化资本；城乡一体化；场域；行动者

城乡一体化是我国既定的一项基本发展战略，其目标在于通过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发展结构下乡村社会的地位痛苦问题[1]（P328），建立起平等、互荣、共促的新型城乡发展格局。从本质上看，城乡一体化是一种社会变迁过程，变迁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结构性压力。而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影响或推动社会变迁的一种基本资源①。因为，如果文化融入了这种变迁，就会成为一种推力；相反，其固有的堕距特性[2]（P93）也容易成为变迁过程中的一种障碍。

与非民族地区相比，我国民族地区绝大多数地处山地、荒漠等自然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由于特殊的文化场域和生计方式，决定了其在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更具迫切性、艰巨性、重要性。但是，根据发展实践来看，如何解决文化融合和适应问题、让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成为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不是包袱，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以个案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城乡一体化发展场域中的文化资本

关于文化资本的考察。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进行非经济学解读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布迪厄认为资本是积累性的劳动，这种劳动具有排他性，能够使拥有者以具体化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3]（P241）。由此他将资本划分为4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经济资本，即生产资料；社会资本，即在群体和社会网络中的地位与关系；文化资本，即非正式的人际技术、习惯、态度、语言、教育程度及生活方式等；符号资本，即使用符号使占有不同层次或形态的其他3种资本合法化[4]（P469）。并且，布迪厄认为，在某些条件下，文化、社会以及符号资本都可以转换为经济资本[3]（P244）。在对文化资本的具体分析上，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分为身体化形态（“惯习化”文化产物）、客观化形态（物质性文化财富）及制度化（被制度化的知识与技能）形态3种基本形式，并且认为文化资本是可以生产和积累的。

从本质上看，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是以“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制约关系为前提，强调构成物质世界的精神结构，在以相同的“精神”结构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物质世界中通过实践而形成[5]（P87）。文化“关系性”地存在于“象征性位置空间”与“社会位置空间”的结构同源中[6]（P18）。因而，文化资本的生产、形成及其积累与行动者、场域有着很大的关联性，文化资本只有在行动者生长和行动的社会里才具有价值。首先，任何行动者都是一定的文化载体，文化资本与行动者的行为倾向息息相关，文化资本有关的各种变量只有与行动者行为倾向相适应时，才能促成文化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当然，行动者的行为并非总是产生于无意识的状态，在更多情况下，行为倾向是行动者意识与意志的体现，是行动者发挥主体性作用的理性产物。其次，文化资本和特定的场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任何一个社会场域都有着隶属于自己的正统文化，只有当行动者拥有的文化资本和所处场域内的正统文化相匹配时，才能发挥资本的固有作用。同样地，所有场域都会对身处场域中的利益当事者、行动者产生一种关于物事的信念[7]（P579），也就是说场域中的正统文化是行动者在场域中实践的结果。所以，文化资本的生产及转换是一种文化资源的总动员过程，是在场域和行动者行为倾向等变量的共同作用下创造出来的。

当然，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是针对单个的行动者而言的。其实，行动者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群体或法人；文化资本既可以由单个行动者创造和拥有，也可以由特定场域中的集体行动者共同创造和拥有；场域也可以是一个扩大的场域。对于群体或法人而言，其文化资本的表现符号则包括物品性文化（如建筑、书籍等）、非物品性文化（如群体文化认同、价值观念、制度等）。在这些符号中，物品性文化是可以带来或创造一定的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非物品性文化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建构，而这种精神建构能否带来或创造一定文化资本并转换成经济资本关键要看其是否呼应了场域的正统文化。

城乡一体化发展场域中的文化资本。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我国既定的发展战略。城乡一体化发展既反映一种社会变迁过程，更表现出一种新场域的建构过程。“场域是场域中各种客观位置中的关系网络。……场域是一竞争的市场，在这里分布着和运用着多种不同的资本（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符号的）”[8]（P578）。如果说城乡二元发展结构展现的是一种旧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乡村处于社会网络的边缘，城市则处于社会网络的核心地带，乡村是城市的一种附庸，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具有比较明显的界限。），那么，城乡一体化便是一种新场域。这种新场域强调城乡的地位平等和互补发展，强调城乡两种文化的交融和互补发展。

建构城乡一体化发展场域，需要充分动员不同形式的资本。在四种资本中，经济资本在建构城乡一体化新场域当中是最根本的动力，但经济资本的获得是一个客观性的漫长积累过程，既需要场域中的行动者的自我动员和积累，也需要政府利用国家权威进行场域外动员和植入；社会资本更多的是通过国家权威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建构，具体到城乡一体化场域来说，就是需要国家赋予乡村与城市平等的发展地位和权利；文化资本更多地是体现场域中行动者的惯习倾向对场域创新行动的呼应和适应以及在文化消费日显突出的今天，物质性文化资源的动员程度；符号资本主要是赋予前3种资本以符号，使其合法化。

比较来看，在城乡一体化新场域的建构中，文化资本承担和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场域中行动者的惯习及文化适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场域的发展程度和创新程度。正如艾伦·弗朗西斯提出的：“如果我们了解了一个社会的文化，包括该文化特定的价值观与态度体系，我们就可以高度预见到大量的社会成员可能对某一特定创新表示欢迎或抵制。”[9]（P288）另一方面，作为文化资本构成来源的物质性文化资源属于场域中的资源，在场域的建构过程中是最容易调动和掌控的资源。所以说，文化资本对城乡一体化场域的构建有着重大影响，是其重要动力。

二、来自阿克塞县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践的反思

案由。阿克塞县（全称为“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是甘肃省酒泉市的一个民族自治县，总面积3.1万平方公里，辖2乡1镇10个村。有哈萨克、汉、回、维吾尔等11个民族，总人口9100人，其中哈萨克族3700多人，占该县总人口的41.3%。畜牧业是该县传统支柱产业。同时，该县丰富的石棉矿产资源不但提供了该县90%的财政收入，而且使人均财力相对富裕。2009年，该县实现生产总值5亿元，牧农民人均纯收入808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400元，城镇化率为92.5%，经济社会综合指标处于甘肃省前列。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该县逐步推行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2008年，该县被甘肃省政府确定为首批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践县区，2009年也被民政部确定为“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创建活动”全国7个实验区之一。目前，该县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文化建设、劳动就业等方面基本实现了城乡一体化。

本文之所以选取该县为个案，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其作为民族县区，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不但起步早，而且取得了很大成绩，其经验可以为其他民族地区的城乡一体化提供启示；二是该县的城乡一体化是一种“速成”的城乡一体化，缺乏文化资本的有效动员，也反映出了发展中的一些潜在问题，值得进行反思。

本文以实地调查为基本方式，采取了实地观察、深度访谈等调查方式。访谈对象的编号体例为“IN01（02,…）－G（Q）－H（S）”，其中“IN”代表访谈，“01”代表访谈个案数，“G”表示案主身份为干部，“Q”表示案主身份为群众，“H”表示案主族别为汉族，“S”表示案主族别为少数民族。如“IN01－G－S”表示个案编号为1号，该个案案主身份为干部，族别为少数民族。

经验：阿克塞县的城乡一体化实践。阿克塞县借助雄厚的地方财政，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采取了政府单一投入或承担绝大部分投入的国家政权强力推动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其做法可以概括为两大基本方面。一是构建城乡均衡的公共品供给制度。一方面，推行城乡一体的空间规划和发展建设，将全县所有农牧民全部迁入县城定居，并由政府出资，解决了居住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整合资源，加大投入，均衡城乡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二是构建城乡均衡的生计方式。一方面，通过制定制度、投入资金、加强管理、退牧还草、异地扶贫搬迁等措施，推动生态保护和科学养殖，改善了农牧业生产条件；另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加强科技投入，推进了工业化和农牧业产业化。

通过政府出资、依托国家权威，阿克塞县推行的自上而下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既填补了二元发展模式下的乡村公共品的缺失，也一定程度地改善了居民的生计水准，极大地提升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构建起了城乡一体的发展场域。

从游牧生活到城市定居，从住毡房到高标准住宅，从帐篷流动小学到网上远程教育，从马背传书到移动通讯，从听收音机到看上30多套电视节目，从烧牛粪到用上天然气，从人心思迁到人心思归，阿克塞县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10]

多年来，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围绕组织生产、发展社会事业、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老百姓不但有钱了，而且生活条件也得到了很大改善。（IN01－G－H）我们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社会治安也很好，大家之间也都比较和气（笔者注：指和当地哈萨克居民），互相有了往来。（IN02－Q－H）

政府为我们做了很多事。牧场交通好多了，用上了手机，联系也很方便。现在经济条件也允许了，可以雇人去牧场，冬天就不用挨冻了。（IN03－Q－S）

问题：文化资本危机。不过，在该县城乡一体化场域不断形成、完善的过程中，笔者在实地调查中也发现一定问题。一是该县的石棉矿产日渐枯竭，而后续性资源探测效果并不理想，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该县的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的减少必将影响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工作的进一步推进，这表面上似乎是经济资本危机，但本质上是文化资本的危机。因为，自然资源过度依赖型的发展模式已是一种不适宜当地状况的文化层面上的思路模式，新的发展观更多的是强调文化等软性因素的作用。二是该县居民的生活水准虽然得到了有效提升，但商贸流通及服务业并不发达，城区只有几家小型百货店和美发店，没有大型的商品流通店所（如超市等），也看不到能够反映现代性符号的休闲娱乐场所。该县的民族文化商品也比较单一，除了普通的哈萨克族民族服饰外，很难找到其它能够体现民族风情的商品。据当地干部介绍，该县居民90%以上的消费都不在县城，而是驱车到几十公里以外的敦煌市。同时，该县还是一个传统性比较浓厚的社区，物质层面的现代与精神层面的传统是并存的。当地物品性文化资源动员不足，而非物品性文化资源其实已成为城乡一体化场域建构过程中的一种障碍，这是实实在在的文化资本危机。石棉现在开采得差不多了，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压力。现在就得想办法寻求新的替代资源。不然，随着承担的事务不断增多，政府财政就会变得困难。（IN04－G－S）

跟以前相比，我们的日子发生了很大变化，电视、手机都有了，老了政府还发钱，也给地方住（笔者注：指可以住在养老院或社会福利院）。现在就是买东西不方便，县城的东西少，一般我们都是到敦煌去买。我们主要还是吃肉，这个家里就能提供。（IN05－Q－S）

我们处得都不错，现在虽然发展了，但他们（笔者注：指哈萨克族居民）的传统没有丢，他们很好客，忌讳也多。以前，县城开了一家带按摩的美容店，后面听说是犯了他们的禁忌被砸了。”（IN06－Q－H）

我们是1988年搬迁到了新县城，二十多年过去了，这里（笔者注：指旧县城）房子的门窗都被老百姓拆走了，唯一没有动的就是清真寺，你看，到现在，清真寺窗户的玻璃都完好无损。（IN07－G－H）

通过以上的访谈可以感觉到，阿克塞县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区。从地理条件来看，该社区地处甘肃的西北角，外接青海、新疆，但周边多高山，交通不便，与外界的联系客观上存在障碍。从文化条件来看，该社区大部分居民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传统的生计方式和生存环境形成了“伊斯兰教‘哈萨克族化’”的独特场域文化，在城乡一体化这个新场域的建构过程中，这种独特的传统文化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动员，对现代性文化存在适应障碍。从资本动员条件来看，当地政府以国家权威，植入了绝大部分的经济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也赋予相应的符号资本（如赋予当地城乡居民“市民化”身份），但文化资本的动员是“断腿”的。一方面，当地浓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意识，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对基本行动者仍然产生着很大的影响，传统的惯习并没有转化成文化资本；另一方面，当地的物质性文化资源还没有得到很好开发，也没有转化成可以成为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因此，在当地资源日趋枯竭导致政府财力供给不足、而作为内动力的文化资本没有得到很好动员的情况下，资本危机便不可避免。

反思：资本何以不再危机。自然资源依托型的阿克塞县城乡一体化实践，在给予我们发展信心的同时也带来一种担忧，那就是资源短缺型的民族地区何以推动城乡一体化？阿克塞县与其它民族地区相比较既有一致性，也有特殊性。其一致性在于都具有相对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相对传统的生计文明；其特殊性在于其它民族地区未必就有像阿克塞县一样的可作为雄厚经济资本的自然资源，那么它们怎么推动城乡一体化？更何况阿克塞县的发展过程说明，单纯的自然资源依托型的发展模式最终是很难长期持续的。

前已述及：构建城乡一体化场域的4种资本，经济资本是一种限量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主要属于和来自国家宏观层面，只有文化资本是来自变迁中的社区并由社区中的行动者掌控和创造。也就是说，文化资本是最具影响力和决定作用的资本。对于民族地区来说，文化资本更具重要性。一方面，民族地区物品性文化资源雄厚，这种资源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财富和发展资本；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非物品性文化中既有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价值观和理念，也有一些相对传统的观念，如果能营造一个合适的场域，这些非物品文化便可以成为一种发展的资本而不是障碍。因此，对于民族地区来说，把文化资本作为城乡一体化场域建构的重要动力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三、结语

建构城乡一体化发展场域是一个多种资本综合动员的过程。城乡一体化是在城乡二元发展模式上的一种变迁和城乡关系再构建。从根本上看，城乡二元发展模式主要是主观性因素造成的，城乡有别的制度安排使得广大农村长期积累不足，处于贫困状态。这种贫困不但表现在经济资本的匮乏，而且表现在乡村社会资本的短缺以及文化资本的缺失。同时，这种贫困状况不但限制了农村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城市的发展形成很大制约。因此，建构城乡一体化发展场域，既是一个城乡社会资本重构的过程，也是各种经济资本重新组合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资本培育的过程，需要进行多资本综合动员。

文化资本是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民族与文化有着天然的关联关系。一方面，民族地区具有发展文化资本的独特优势。相对来说，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丰富，在文化消费日趋凸显的今天，民族地区完全可以利用这些物品性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以及相关的旅游业、服务业，使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服务。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普遍比较贫困，在自然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当地经济资本积累不高的客观情势之下，通过对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无疑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另一方面，建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场域，必然引起当地居民生计方式的调整和重新适应（如从“逐水草而居”转化到“集中定居”），而由于文化堕距的特性以及民族文化的高度融合特性，无疑加大了适应和接纳新模式的难度。因为，“融合度较低的文化由于多种主题和模式不能良好调整，更加容（下转第76页）多的遗憾，从空间角度来讨论社区之间的区隔和联合，或许也是克服单纯的社区研究缺陷而走向跨区域研究的有效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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