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市农村基督教问题实证研究

作者：张雍德 古文凤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云南社会科学》  发布时间：2017-08-02  浏览次数： 5270次

【摘　要】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理论，为我国宗教的社会存在指出了方向。昭通市农村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体现出农村社会的特点，其拓展态势是诸多现实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基督教的存在对昭通农村社会具有两方面的作用。加快散居民族地区脱贫步伐，保证宗教政策的贯彻执行，注重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农村基督教存在与社会相协调的不二途径。

【关键词】散居民族地区；农村基督教拓展；社会适应；对策

宗教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意识形态。但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1](P147—148)。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和存在关系的基本论述，对有关基督教与昭通农村社会相适应的对策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一、昭通农村基督教存在的特点

昭通基督教存在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初期，此时宗教生活逐渐恢复正常，信徒人数由隐性向显性转变，稳中有升。二是进入社会转型期前，基督教信徒人数出现反弹，信教群众大幅增加。三是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信徒复归，人数稳中有升。总之，昭通基督教信徒出现一种数量上扩张的趋势，且以农村散居民族地区为甚。主要特点如下：从信教人数分析，信徒队伍扩大，基督教呈快速拓展态势。昭通农村基督教出现快速拓展的态势，主要是以改革开放前后作对比而言的。改革开放前、后昭通市的基督教信徒数字尚有争论，但一项较权威的统计结果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昭通全市基督教信徒有0.58万人；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有0.87万人；1993年有0.93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0.21%；2002年有20321人，占当时总人口的0.38%。目前全市受洗基督徒2.1万人，慕道友1.3万人，合计3.4万人。后一统计数据未包括那些潜在的或未达法定年龄的未成年人。这些基督教信徒绝大多数分布于农村，而且主要分布在偏远山区、经济状况处于十分贫困的苗族大花苗（即阿卯）支系中。

据一位多年从事宗教工作的资深人士估计，昭通苗族总人口18万人，其中大花苗支系约8.3万人。大花苗中保守估计也有50%信仰基督教，而且信徒还有往60—70%的高峰“攀登”的可能。实地调查资料也显示，在基督教传播范围较广的彝良县，改革开放前期基督教信徒人数不足0.4万，目前已达1.9万，其中大花苗信徒占90%。因为统计方式、方法的原因，农村基督教拓展速度事实上比正式数据所反映的要更为快速，这也被部分宗教工作者和宗教界人士认可。

随着基督教传播速度的加快，为适应信徒的宗教生活需要，昭通市的基督教堂点的分布和数量也发生了变化。目前，全市经登记合法开放的教堂58个，活动处所即活动点25个。此外，尚有未登记的堂11个，未登记的点65个。

从信徒构成分析，存在“三多一增”和文化程度偏低情况。昭通地区基督教信徒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基本数据，迄今尚无完整统计。但通过对6县（区）15个点的入户调查、堂点调查及问卷调查，可以看出信徒构成呈“三多一增”的状态。“三多”是指信徒中老年人多、妇女多和文盲半文盲多。如以50岁为下限，老年人信徒占被调查者的21%；以性别分类，妇女占信徒总数的65%；以受教育程度分类，读过初中者占9.6%，读过小学4年级及没有读过书者占67%。需要指出的是，外出打工的青壮年未列入调查范围，故此数据未包括这部分信徒。

另外，随同祖父母或父母或亲属进入教堂活动的未成年儿童构成“一增”。我国经济进入转型期后，农村外流劳动力人口增加，剩余人口年龄呈现“双曲线”型结构，隔代传习、隔代影响在农村已成普遍现象，这种传播方式为基督教观念的传播和行为规范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据笔者在某教堂现场观察，当日参加教堂礼拜的信徒132人，其中未成年儿童占10%，而且不乏在校学生或辍学女童。礼拜活动时他们举止规范、态度虔诚，俨然一合格基督徒模样。理论上这部分未成年人不算信徒，但经教堂氛围薰染和长辈的言传身教，成年后其信仰的天平向何方倾斜已不容置疑。

从信徒的宗教行为分析，教仪教规趋向简约。一般说来，教堂的礼仪活动是不能变更的。但笔者发现昭通市宗教生活存在3种情况：一是虔诚的基督徒，风雨无阻跋山涉水定时到教堂参加活动；二是个别信徒认为只要心中有主即可，更多在家中自己诵读《圣经》，理解神喻，极少去教堂参与“圣事”；三是视农事繁忙程度、个人闲暇与否以及身体状况决定是否去教堂。问卷调查结果与访谈结果基本一致，前者占被调查者的54.16%，后两者占45.83%。

“因信称义”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指人的灵魂得救不是教会的工作，而是被上帝恩赐给了他的信仰者。因此，信徒不必依靠教会的宗教礼仪，只凭对上帝虔诚信仰就可以得到灵魂的拯救，信徒可以由于信仰而直接成为义人。即便如此，定期到教堂聚会依然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教规之一。昭通农村信徒虽没有放弃信仰和追求，但其中近半数人对教堂聚会的态度和行为表明，教规的严肃性在信徒的心中已经有所下降。

二、昭通农村基督教拓展的原因分析

对昭通农村基督教拓展的认识，应当从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过程来入手。

昭通农村基督教拓展的经济和精神需求基础。近年来昭通农村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分别以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为主题，随着乡村公路和农村电网改造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实现“两免一补”、解决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大规模建设户用沼气池、危旧房屋改造等措施的推进，昭通农村面貌得到极大改变，群众生活逐步由温饱向小康迈进。但昭通的地区差异明显，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特别是散居民族地区群众贫困程度仍深，这在基督教传播拓展速度较快的大花苗地区尤为突出。问卷调查数据表明，这些地区基督教家庭年人均现金收入高者不到1200元，低者不足400元，贫困的现实为基督教的拓展提供了土壤。

此外，随着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传统的价值观正在转变，人际间的关爱和信任度下降，而个体的孤独感和精神上的焦虑也在加剧，这种变化也为基督教的拓展提供了精神层面的需求基础。

昭通农村基督教拓展的政治环境。农村基督教的拓展，赖于宽松的政治大环境，这是必要条件。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复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对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明确阐述和具体规定，完善了新中国宗教政策体系。随着此后一系列宗教政策的落实和法制的逐步完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法律层面的保障。至此，在滇东北散居民族地区有百年传播历史的基督教，其信徒的宗教生活从隐性转变为显性，此其一。其二，农村基层组织的权威性减弱，为基督教在农村的拓展提供了充分条件。在农村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基层组织下放了经济权力，部分行政权力也随之丧失。原先通过行政权威对基督教施加的非法律因素影响弱化。其三，思想政治教育缺失，主流意识形态淡化。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经济建设主题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力度减弱。尤其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国家主流意识的渗透和宣传较难企及，为基督教在农村的拓展提供了另一条件。

昭通农村基督教存在的教育背景。2003年5月起，规模最大的国家教育扶贫工程“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主战场转向西部9省区，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也从2004年开始实施。为如期实现“两基”攻坚目标，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工程。随着义务教育工程和攻坚计划的完成，昭通农村地区基本突破了制约经济发展的教育性“瓶颈”。但是，彝良县树林乡的调查数据显示，该乡适龄儿童入学率98.6%，实际完学率88%。以此比例推算，全乡小学适龄儿童3340人，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就可能有400人中途辍学，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苗族。谈及辍学原因，学区负责人无奈地表示：许多苗族学生小学未毕业即已十三四岁，此时已成为家中劳动力，面对贫困唯有辍学。国家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的努力，就这样在贫困面前被大打折扣。这部分学生回家后极易被当地教堂吸纳。

昭通农村基督教扩展存在的文化背景。现代经济浪潮对农村特别是农村散居民族地区原有的传统文化结构的消解，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重觅新的精神资源、重构新的价值体系成为农民的内在需求。在基督教盛行的昭通农村，新的精神资源或新的价值体系的形成有两条途径：一是有特色的现代文化生活的浸润，一是基督教堂生活的濡染。社会主义文化不去占领农村阵地，“上帝之手”就会伸进农村市场。两种形成途径的结果昭然。

尽管当地党和政府多年来一直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文艺演出、与农民生活贴近的图书及文化基础设施和新农村建设营造社会主义文化氛围，但是，笔者足迹所到之处，这种文化氛围的营造远未达到能与基督教传播之风相抗衡的程度。凡“基督风”盛行的村寨，文化基础设施严重缺失，社会主义价值观宣传的覆盖面非常有限。更值得忧虑的是，此类地方甚至被有意无意列为“弃守”地区。

昭通农村基督教拓展的现实因素。基督教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点：“你们得救是本乎恩。”[2](弗2:8)强调信仰的决定因素不在于个人而在于上帝的选择。简言之，信主非个人行为而是“上帝的恩宠”。但是在昭通农村，“上帝的恩宠”和“个人的行为”两者的关系被颠倒，即信仰的第一位原因变成了“个人主动”而非“主的召唤”。就此，调查过程中笔者用一般选择题的结构问卷形式，设计了110项多项勾选式提问，并结合人类学传统所采用的参与观察和个别深入访谈的调查方式对信徒的入教动因进行了调查。分别在6区县15个点重点调查23人次，发出调查问卷120份，现场收回有效问卷98份，信徒入教原因归纳起来可以分为4个方面。

首先是因直、旁系亲属以及社会关系影响入教，因此原因而入教的信徒占问卷调查总数的98%，其中，仅受直、旁系亲属或仅受社会关系影响而入教者分别占入教者总数的16%和8%，受直、旁系亲属和社会关系双重影响而入教者占总数的76%。在双重影响中，直、旁系亲属影响仍被视为决定性因素。主要原因是当地基督教传播主要盛行于苗族大花苗支系中。此支系历史上饱经磨难，四处迁徙，地处偏僻，自我封闭，社会发育程度低，族群及家族认同观念强。直、旁系亲属中一人入教，其他人即可能成为慕道友进而受洗。

其次是经历个人生活的重大变故而入教。所谓重大的变故包括自己或主要家庭成员在健康、婚姻或个人事业生涯等方面出现的负面变化。这种情况在非基督教家庭出身的信徒中占有相当比例。

第三，因生活困难，认为信仰基督后能减轻生活压力而入教。所谓生活困难，是指家庭人均年收入在500—1000元间，或人均年收入虽略高于此数，但因种种变故导致家庭陷入贫困者。信教群众家居低矮逼仄，人畜共居，一破被、几土碗、一敞炉、数百斤包谷洋芋即为全部家当，所值不逾千元。甚至政府补贴购买的防氟煤炉，有的农户也因凑不出150元自付部分而放弃购买权。严酷的自然环境和仅能“延续自然生命”的经济状况，造成这部分家庭极大的生存压力，最终到“颠倒的世界”中寻求释放和解脱。这在问卷调查中也得到证实，被调查对象中有60%回答之所以信教的另一原因是生活困难，为求减轻精神压力。

第四，因笃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而入教，其中不乏对宗教道德的追求。在基督徒眼里，超自然力量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受访者中个别文化程度稍高者认为，上帝全智、全知、全能，是至善至美的化身，所以应该信主。一般信徒则100%选取以下提问或以下提问之一作为自己信教的认识基础：一是世界上本来就有主，所以就信主了；二是认为人生下来就有罪，不信主原罪无法得到赦免；三是只有信主灵魂才能得救；四是认为主是万能的，能帮助我们摆脱困苦；五是认为主是慈爱的父，能教我们做个好人。这些认识中，除对存在超自然力量的笃信外，也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功利追求和道德追求。

上列诸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基督教在昭通农村获得空前的拓展空间。

三、基督教对昭通农村社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且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除认识到宗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外，也强调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

基督教发挥的积极作用。昭通农村基督教具有整合功能。基督教以共同的信仰为纽带将个体联系起来，使原本松散的个人成为有共同归属感的成员，一起交流各种社会信息，彼此分享情感，分解忧愁。通过共同的宗教仪式和行为规范统一人们的行为，集中力量来实现群体活动的基本一致。这一功能在当地向受灾地区奉献爱心及其他公益活动中得到明显体现。

基督教信仰具有心理调节功能，有助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基督教通过为信仰者提供一种调适自身心理适应客体的特殊方式，使其获得心理慰藉，最终缓解信仰者对异己力量的恐惧，实现内心冲突的平衡。此种平衡向社会释放，同样表现为平和安宁。

基督教的教化功能使人向善，有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基督教将某些世俗道德的内容纳入神圣的领域并转化为信仰，通过这种信仰的道德来规范个体行为。特殊的道德教育方式有利于约束、控制和影响人们的道德行为。宽容仁爱、和睦家庭、克己利他的道德伦理，是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整体要求相一致的。

基督教对昭通农村社会的消极影响。在昭通农村，基督教在显示其正面作用的同时，也表现出一些消极影响。

一是削弱了农村基层组织的社会权威。随着农村基督教信徒的增多，教会对世俗生活的影响日益加大。有些地方在处理某些问题时，教会发挥了自身特殊的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农村基层组织的权威性。二是信徒之间的“弟兄姊妹”意识消解公民意识。在基督教信徒之间以“弟兄姊妹”相称，在强烈的宗教文化作用下，“弟兄姊妹”意识往往重于公民意识，进而影响公民意识的树立。三是宗教文化氛围对法治进程构成一定阻碍。在宗教文化氛围的影响下，不少信徒会根据信仰来区分内外亲疏。四是内部的纷争影响社会安定。随着宗教政策的进一步落实、社会环境的宽松和信徒的增多，一些教堂的离心倾向加剧，因教堂之间的分歧而引发的纷争不时出现。特别是少数教堂由于近年来教徒发展较快，急欲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刻意强调自己的特点，以示与其他基督教活动场所的区别而引发争端，造成信徒间的思想混乱和分歧，在镇雄县就曾出现过类似事件。

四、引导基督教与昭通农村社会相适应的对策

在保证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如何引导宗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发挥基督教在和谐社会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当前昭通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

认真学习和大力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党的宗教政策表现为一套完整的体系，是公民信仰自由、宗教信徒依法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保证，也是宗教管理部门依法行政的根本依据，对之学习和宣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昭通基督教主要分布于农村散居民族地区，且宗教管理工作与农村基层组织直接关联，故学习宣传的任务应侧重于这些地方。其中学习主要是针对农村基层干部以及神职人员和宗教上层人士，宣传主要是针对文化程度较低的普通信众。应坚持被实践证实的一些成功做法，如集中神职人员开办培训班、提高班、进修班，通过学习增强他们对党的宗教政策的了解和掌握。除运用各种传媒手段外，要充分认识到宗教讲坛的特殊效果，组建一支有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队伍，将宗教政策的宣讲活动送进教堂并使之成为定制。只有使农村基督教信众切实掌握宗教政策，才能规范一切宗教行为，才能最终形成新农村和谐的社会氛围。

重视依法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应该看到，昭通在宗教管理上已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机制，各基层组织在实践中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管理经验，从而保证了基督教信徒的宗教生活和活动在法律法规范围内有序进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虽然目标一致但各部门间协调不够，信息交流时有阻滞；二是农村基层组织宗教工作经费不敷，难以应对面广点散情况复杂的实际；三是基层专职管理人员匮乏，兼职管理人员理论素养准备不足，管理方式和管理方法单一；四是合法登记的堂点分布和数量不能满足基督教徒开展正常宗教生活的需要，未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或处所有失序现象。这些问题分别涉及机制的完善、投入的增加、足额合格人员的配备以及依法行政的执行力度等方面。特别是针对最后这个问题，既要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具体处理时也要渗入更多的人性化因素。

重视基督教教职人员队伍的培养。教职人员是农村基层组织与信教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拥有一支合格的教职人员队伍，是引导基督教有序运行的保证。目前，昭通基督教教职队伍数量、年龄结构、人员素质都与实际需求有较大差距，甚至个别宗教活动场所因缺乏合法认定的教职人员而出现滥竽充数的情况。对此，要支持各级宗教团体、各宗教活动场所加强教职队伍建设工作，在现有年轻教职人员中物色一批具有潜力的人选，放到一定岗位上考察培养。宗教团体有责任举办宗教培训班，在开展宗教法规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把提升教职人员的神学修养列为培训内容，以保证培养出有较高宗教素质的教职人员。地方基督教团体要严格按照全国两会《中国基督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的规定认定教职人员，严禁私相授受或因位缺而私任神职的现象。

挖掘宗教思想体系中的正面内容。基督教神学理论中包含某些与社会主流要求相契合的因子，在讲经过程中，基督教神职人员以之对信徒的引导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镇雄县一位具有神学造诣的长老就曾这样表述：基督教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十诫”和“信”、“望”、“爱”。十诫教人行善，止人做恶；信、望、爱的核心是爱，其中爱是信、望的具体体现。爱人益人具体表现为爱自己的本职工作，爱自己的人民，爱自己所处的社会，爱自己的国家。总之，从爱人爱国的出发点达到爱神，就是荣神益人的真谛。但凡此类对基督教要义的阐释，对信徒公民意识和国家认同感的牢固树立无疑是有正面意义的，值得进一步推广。

切实改变需要幻想的处境。“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3](P200)。证诸现实，昭通基督教拓展较快的地方基本是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大的散居民族村寨，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形成的贫穷与信教的因果关系，成为当地基督教不断拓展的根本原因。只有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才能彻底抛弃幻想的处境；只有通过各级政府的有效引领和民众的不断努力彻底消除贫困，才能最终摆脱宗教意识不断浸润的环境。这就要求我们科学地认识宗教存在的客观性，进而考虑到宗教传播地区的特殊性，最后运用分类指导原则指导实践。特别是对某些基督教重点村寨，绝不能以世界观不同为由，弱化外力包括各种扶贫手段在这些地方的推展，否则适得其反。调查中，重点村的一位苗族前信徒曾说出如此朴实的语言：政府这样扶持我们搞发展，我不听党的话不如自己去死！通过经济发展的支点作用减轻农村基督教拓展一端的重力，可从此事例中获得实证。

满足农村社会的精神生活需求。人的需求分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当物质需求得以基本满足时，精神需求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如果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精神需求得不到充分发挥，那么，人们的精神需求就会陷入无序状态”[4](P39)。为此，十七届五中全会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今后的重要战略任务提出。值得一提的是，昭通市充分认识到用社会主义文化占领农村阵地的重要性，结合新农村建设着力打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农村地区全力推进“农家书屋”、“农家文化大院”建设，力争用3—4年时间实现200人以上的自然村“农家文化大院”全覆盖，同时在各县组建文艺演出团队，实施“百场演出进乡镇，千场演出进村委，万场演出进自然村”的“百千万”文化工程。随着这些文化工程的渐次完成，一个用社会主义文化占领农村市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良好氛围，必将在昭通农村形成。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圣经[M].中国基督教协会，199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张艳国.论精神需求[J].天津社会科学，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