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村落传统文脉的承继与延续

作者：任映红 梅长青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浙江社会科学》  发布时间：2017-07-27  浏览次数： 3120次

城市化一般指人口向城市集聚、变乡村为城市、变传统为现代、变农民为市民的转型过程，也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多维互动；它是人口、资源、要素、产业的集聚过程，也是职业和阶层分化、都市文明渗透扩散的过程，更是人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选择不断嬗变的过程。城市化的推进会毁坏传统村落的原生态，不管我们对传统村落还有多少留恋和念想，变迁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村落传统文化的生存、适应、演变、转型、消亡等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那么，村落共同体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延续文脉，留住我们的根？如何让传统文化继续发挥功效，而不至于出现文化断层？如何让人们“记得住乡愁”？本文拟挖掘城市化中村落传统文化的独特作用，通过观察民间信仰、建房造城等村民行动，来阐释城市化因素堆积后对农民观念、生活产生的影响及农民内在的文化诉求。

一、传统文化:历史文脉传承的独特作用

当代中国农村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期。按美国行政学家雷格斯的说法，就是行政组织从“融合型”向“棱柱型”再向“衍射型”的转变过程。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村落，就是“棱柱型”过渡社会的公共行政组织，有三种特征，即异质性、形式主义、重叠性。在过渡、转型期，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方式往往处于并存、重叠、糅合的状态。这一时期村民作为“过渡人”，刚刚洗脚上田，不经意间就踏进现代社会，扑面而来的还有种种后现代的思潮，经受着传统与现代双重价值系统的冲击。此时，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往往能让无所适从的农民，以不变应万变，寻找到自我发展方向，不至于因此陷入多重的价值困窘中。

何为传统？“传统是指人类创造的由历史凝聚并沿传着、流变着的诸文化因素如文化、思想、道德、心态、艺术、制度等构成的有机系统。”①传统的内容经过千百年历史的筛选，或淘汰、或扬弃、或改造、或流传，形成了某些固定的程式、观念、习俗，积淀为理想、追求、情感、价值取向和生活观念。何为文化？英国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发展了泰勒的文化定义，于20世纪30年代著《文化论》一书，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何为文脉？指华夏文明发源的脉络、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脉络，文脉生生不息，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尊重历史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有意识地传承延续文脉，将使得城市乡村更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韵致。

对个人，文化有着塑造个人人格，实现社会化的功能；对群体，文化有着目标、规范、意见和行为整合的作用；对社会，文化起到了社会整合和社会导向的作用。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发展演化汇集成的富有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它是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其中，传统伦理文化规范着农民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

传统文化能调节伦理生活。传统文化以儒家伦理观念为架构，以宗法血缘关系为依托，是传统中国人的道德价值和行为抉择导向。其内容主要有:重集体、轻个人、强调和谐的群体伦理；重身份、轻平等、注重父权的家庭伦理；忠君爱国、注重人治、轻视法治的政治伦理；注重义务、轻视权利、强调道德教化、主张“德主刑辅”的道德意识和尊重他人、关心现世、注重此岸世界的人本主义思想以及诚实信用、宽容谦让、和睦无争等的境界追求。

传统文化能稳定乡村秩序。中国古代“皇权止于县”，乡村交由乡绅、宗族头领等民间权威治理。宗族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根源的文化现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村落宗族文化是调节稳定乡村秩序的主要力量。如在浙江南部村落都有祠堂组织，族有族长，房有房长，祠堂有族长1人，房长若干人，由辈分最高，德高望重的人担当和处理一切族内事务。每一族均有宗谱，亦称“族谱”。其内容有本族来源、族规族约、世系表、本族著名人物的传赞图像、按辈份排行记录本族人口生卒年、墓图和有关议约等。每族都有一支“祖杖”、“龙头”。平时由各支宗房的旅长保存珍藏，在举行祭祖时，将它放置在香炉右侧，供人祭拜。每逢宗房中发生重大事件，族长拿出此杖向后辈儿孙进行教诲，并处理争端。

据许多宗族组织史记载，宗族的主要职能和基本活动有:崇祖敬祖，修订族谱；自治自卫，维护治安；执规执法，裁处纠纷；举办教育，培养子弟；互相提携，光宗耀祖；互助互济，扶危救困；经营族产，谋求利益。宗族意识是宗族成员对血缘上生命之根系的体验和归依，它是一种内隐式的现象，其外在表现就是宗族活动，如修族谱、立宗祠、祭祖宗、寻亲会祖等。当然，一些地方也会出现偏激行为，如组织宗族械斗，与农村基层政府分庭抗礼等，需要规范引导、违法者须依法惩处。传统文化能维护乡村和谐。传统文化是乡村稳定和谐的宝贵的精神资源。和合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文化生命的最完美的体现形式。

“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②“和合”之所以能成为实现“和谐”的途径，维护着日常人伦、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的稳定，基于以下理由:一是围绕着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等五伦关系展开，崇尚仁爱，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在提倡人与人之间亲如一家的同时，强调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二是强调个人对社会整体的责任，提倡以天下为己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重视整体利益、理想人格塑造，提倡气节操守、重义轻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进取精神和博

大胸怀，“天下为公”、“贵和乐群”的行为价值取向；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理想追求，以及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人格操守。三是人本主义意识有利于主体权利的保护和利益的维护，而诚实信用有助于加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民本主义思想则有利于平等理念的形成。同时，乡村的人情、礼俗等非正式制度也对村民行为有较强的约束作用。这些都是我们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源，也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和谐的文化根基。

传统文化能夯实文化产业根基。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使特色文化产业丰富多彩，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巨大。如天津的杨柳青年画、泥人张、狗不理包子；陕西的皮影、剪纸、书画和社火等民间艺术；四川的变脸、蜀锦、川菜；甘肃的敦煌文化、楼兰文化、古丝绸之路文化；等等。这些传统民族特色文化，带来文化产业的繁荣。很多乡土文化还保持着原汁原味，符合现代文化消费人群追求自然、原生态的价值取向，适度开发，就可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传统文化能助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传统文化承载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审美旨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载体，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传统文化已经融入农民血脉，如“家庭价值观”、“宗族主义”、“乡土观念”等，都反映了农民深层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不可或难以轻易改变；又如传统节日中的拔河、舞狮、秧歌、踏青、三月三、元宵花灯、端午赛龙舟等习俗，从古流传至今，已经成为农民节庆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传统文化在培育新农民、塑造农村新风尚中发挥着特殊价值。

传统文化能让人们“记得住乡愁”。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六大任务，讨论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其中的一个表述是: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这一诗化的文学语言出现在严肃的政府文件中，充分体现了政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对人们思恋家乡的缠绵情感和乡村传统历史文化遗存的尊重。“乡愁”是魂牵梦萦的、关于故土家园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深刻而本真的文化印记，是远方游子不可替代的精神支撑；“乡愁”让人忍不住驻足、回眸和品味。突击打造、拔地而起的城市无法维系“乡愁”，被粗暴拆迁改造、文脉切断的无业无根的村落无法承载“乡愁”，“乡愁”难寄，游子灵魂漂泊。因此，能让人“记得住乡愁”的城市化，才是最平顺也最有可持续性的中国特色城镇化路径，是最富人文底蕴的城乡一体化。

乡愁往往可以从长期的农耕社会给我们留下大量富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中去寻找。在世界幸存的各类历史文化遗产中，中国的古村落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古村落数量之多、分布之广、种类之全、历史文化价值之高，是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媲美的。但遗憾的是，城市化进程中，村落的终结尤其是古村落的消亡，其速度之快让人叹息。

人们不禁要问，城市化是否一定要破旧立新、消除历史的遗存、破坏传统生活场景？一定要以切断历史、城乡连接为代价？当前，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古村落被开发改造得面目全非，许多近郊村的传统文脉被征地拆迁搞得支离破碎，城市街区中的古迹、遗址、牌坊、庙宇也被成片拆除，那些一味追求旧貌换新颜的城中村改造，无情地打断了历史传承，威胁到城市形态的延续性和相容性。最原始的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形态存在于千姿百态的村落中，加以撷取、改造、移植，从传统化、地方化、民间化的内容和形式(即文脉)中寻找现代发展的立足点，保护好承载着人文记忆和故土乡愁的古村落，是当前最紧迫的课题。基层政府应当在发展与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制定合理有效的古村落保护措施的同时又要发展村落经济；既要立法保护即制定相应的法律作为制度保障，并由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同时注重当地居地历史环境保护意识的培养等方面入手，来解决这一矛盾问题。

人的生命需要血脉滋养得以延续，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和乡村，也需要血脉使其发展永生。文脉不能断裂、不能听任自然衰败，它需要在现代社会得到精心呵护、延续、传承和创新，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注入新的生命，赋予新的内涵，使传统与现代共生共融，历史的记忆得以延续。

二、民间信仰:传统文化存续的特殊视窗

城市化进程中的传统村落，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民间信仰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顽强生存着。这是了解当前农村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特殊窗口。民间信仰主要是指那些存在于民间又不同于传统宗教信仰的信仰现象，是一种非官方、非教会的民众信仰，源头幽深、体系庞杂，而且随时空的变换存废消长，生生不息。

民间信仰是不少村民的一种生活常态、精神支撑。民间信仰作为地域文化的承载体，表现为有特定的语言、文字、图画、实物、动作、仪式、塑像以及祭祀神灵的固定仪式过程、祷词、法器、贡品等等。如我国浙江南部地区民间信仰盛行，村村都有一庙乃至数庙，庙里供奉的神灵名称各异。如黄田镇下辖村落，信仰的“神灵”主要包括“平水圣王”、“显应洞祖”、“陈十四娘娘”以及其他“鬼怪”等等。伴随其中的还有宗族、家庭祭祀等仪式的恢复，阴阳八卦、算命问卜、堪舆风水等行为等等。

民间信仰有道德规范的功能。民间神大多有英雄事迹，如在历代的封建社会中，关公被誉为“仰之如日月，闻之如雷霆”的武神。关于关公的民间传说极多，他忠肝义胆、行侠仗义、扶弱除恶、斩妖降魔，村民供奉他希望保一方平安，我国北方尤其是沂蒙山区村村都有关帝庙。许多地方神，都是见义勇为、匡扶正义、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世人楷模转化而来。如温州平水王，或称平水圣王，就是一个有英雄气概的人物。他原是宋朝温州城一绅士，姓陈，名启唐，辞官回乡后赚了钱，为地方做了很多公益。遇到饥荒时开仓放粮，救活上千人；遇到洪涝灾害时，跳入海中舍己救人。人们把他的事迹奏本给朝廷，皇帝看了也大受感动，就下旨敕封他为“平水圣王”并同意建庙纪念，于是当地各村都有了平水王的庙宇。又如，闽浙各地供奉的陈十四娘娘，即临水夫人(767—792年)，名靖姑，或名进姑，她降妖伏魔、扶危济难、保护妇幼。二十四岁时，因祈雨抗旱、为民除害而牺牲，为万众敬仰，每年神诞之日，都举行十分隆重的盛典。对民间神的祭祀、崇拜，可以培养人们一种良好的思想品质，自觉约束不良行为，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

祖先崇拜是根深蒂固的民间文化习惯。浙南农民的祖先崇拜远不止是清明祭祀、日常供奉。他们推己及人，既然房屋是自己生活消费的首要选择，祖宗们也会想要大房屋，于是大力建造阴宅———坟墓。“他们信奉因果报应，祖先的魂灵时刻都在监视子孙后代的行为，或加以保佑，或予以惩罚。只有对祖先多加崇奉，才会获得祖先对等的保佑。”③许烺光先生说，中国人的祖宗崇拜可能有着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都是由祖先遗留下来的，个人的幸运都应归因于其祖先，个人的成功是托祖宗的荫庇；二是认为所有已故的祖先有着和活着的毫无差别的需要，为避免祖先沦落为神灵世界的流浪者，应该通过供奉忠诚地赡养祖先；三是期望已故的祖先能够像生前一样给予自己以庇护。④在这种文化观念的支配下，1978年以后，浙南地区绝大部分农民家庭都修理过祖坟或为在世的父母建造过坟墓(当地人称生寿坟)。1984年以后，农民收入增加，伴随着建房热的就是建坟热，坟墓越建越豪华，有的豪华墓，亭台楼阁，占地面积大，动辄十万，有的达数十万。浙南农村一般都修成太师椅形状的“椅子坟”，一坟有多层，可葬多人，有的是几世同堂。1994年以后，地方政府强制实行殡葬制度改革，阻止青山白化，这股“建坟热”得以遏制。与建造坟墓相关联的还有清明扫墓、食物供奉、冥钞祭献、忌辰举行等构成了祖先崇拜的文化系统。当下农村红火的民间信仰，是观察传统留存的视窗。它的存在，是传统“根文化”在村落得以保存延续的重要标识。

随着社会的进步，村民的鬼神崇拜日趋淡薄，信仰的神秘色彩逐步淡化，以往的一些特殊场地、神秘仪式、聚会方式，正逐步渗入村民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如庙宇本是人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但在不少乡镇，庙宇却发挥“庙会”、“市场”的功能。传统的祭祀仪式，已从“祀神”到“祀神兼娱人”再到“娱人”为主，表现出浓厚的娱乐色彩。如围绕陈十四娘娘信仰群众就创造出诸多喜闻乐见的“鼓词”，成为乡村重要的文化形式，充实着老百姓的生活，其特殊的文化内涵、美学价值满足了村民的文化需求。

三、建房造城:聚族而居传统的生动映照

上世纪80年代的浙南村落，尽管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已经发生变化，但传统文化的迟滞性、稳固性、继承性、广泛性、社会性特点所形成的综合力量，还在发挥着巨大的惯性作用，使得乡村进入转化的中间地带，有了缓冲与过渡。文化是个体生存与发展的方式与规范，文化的力量使个体不得不服从群体普遍流行的行为。

梁漱溟先生说过:“生活方式本身就是文化。”⑤生活消费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观念、习惯的支配制约下所发生的文化行为。费孝通先生在他著名的《江村经济》一书中也指出:“为满足人们的需要，文化提供了各种手段来获取消费物资，但同时也规定并限制了人们的要求。文化建立起一个标准，对消费的数量和类型进行控制。”⑥作为一种与生产行为相对应的行为，生活消费一方面固然反映了社会转型期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能够反映农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状况。

房屋是农民生活消费的首要选择。在农民的文化视野中，家是村落共同体最基本的单元，具有生产、消费、文化教育等基本功能，家族是扩大了的家庭。家庭和家族派生出血缘和地缘关系，构成了农村社区最普遍、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形成了根基深厚的村落家族文化。一个家族要生生不息、世代繁衍，必须不断地裂变、扩大，就像水分流、树分杈一样自然地需要分家、自立门户，这就需要足够的房屋。住房的宽敞优越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民家庭在村落社区的层次和地位。如果住宅宽敞、豪华，对内而言，光耀门楣，象征着家族的共同荣誉；对外而言，显示实力，可为儿女的婚事增加筹码。在村落共同体内，农民的所有行为包括消费行为都与家族的荣誉有关。房屋有着集经济上的实用功能和文化上的表意功能于一体的独特功能，就自然成为农民生活消费的首要选择，因此，房屋成为富裕起来的农民生活消费的首要选择和最大支出。

1978年以后，浙南村落出现三次相对比较集中的建房热潮，90%左右的家庭建过房屋。最早是一批先富起来的村民在老屋基上拆建翻新或在宅基地上建新房；后来，在旧村改造中，大多数农民建起了新房；城市化推进后，村里规划建设通向城镇的主干道、建设各类小市场，产业群形成，街道两旁迅速竖起许多“顶天立地”的“店连屋”式的房屋。村民对住宅房屋面积、容积等十分重视。传统文化中，常有正房宽敞出贵人、堂屋有量不生灾、居室大小应适中的讲究。谓之“室大多阴，室小多阳，阴盛则阳病生，阳盛则阴病生”。村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了许多因地制宜的建房经验。这三次建房热潮不仅村域面积扩大了好几倍，村落逐步形成了道路、交通、供电、供水、排水、通讯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呈现明显的小城镇化。但同时，村里耕地面积也迅速缩小，直至完全被城市化后遍布的房地产业吞没。

小城镇建设中的农民意识印记。与计划经济年代那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投资、居民享受”的传统城市化路径不同，改革开放后，浙南乡村走的是“人民城镇人民建”的路子，建设新村的数亿资金来自村民集资，体现了“谁投资、谁受益、谁所有”的市场经济原则。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分析，村民之所以投资建设现代化的小城镇，是因为现代村民的家庭仍然是合生产、生活于一体的基本单元，无论种田为生还是发展工业生产，都需要宽敞的住房。正如人类需要城市化是因为:一是城市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城市可以为企业扩大规模提供一切必需的条件和环境，如市场规模、交通通讯便利、信息灵通、原料、人才和资金等要素的高效获取等，可以为企业间的合作或联合提供了便利；二是城市具有聚集效益，城市规模或人口规模扩大后会引起企业外部经济效益增加；三是城市具有广义比较效益。除了狭义的经济利益之外，城市还会使人们增加获得包括发展机会、自我实现、社会地位、舒适便利等非经济利益的机会；第四，城市具有先发优势，这种优势和“马太效应”的共同作用，造成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不断向城市集中，造成城市越来越发达。⑦传统宗族文化常决定着村落城市化的发展方向。由于产业发展和村落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近年来，各种生产要素已逐渐向村落聚集，工业产品生产经营基地的地位与作用日渐突出，外来人口增多，联系乡镇村庄的道路的修膳及乡镇基础设施和商业网点的建设，形成了以村落为中心的文化辐射。

当然，“农民意识”主导下的小城镇建设的弊病，在若干年后也暴露无遗。“农民意识”主要体现在“边规划、边建设”的建设模式上，这曾经是加快农村城市化、短时期见效益的捷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视野的提升，农民却不得不为自己缺乏长远眼光懊悔，并吞咽着急功近利的苦果:由于当初缺乏科学合理规划，建设无序、设施滞后、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功能不全、资源浪费等已成为制约新型城镇化的顽疾。在今天的浙江南部村落，村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同过去有天壤之别，但是夹杂在繁华中的嘈杂、喧嚣和环境污染，往往会使人不由自主地怀念起“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昔日田园风光，人们不得不承认，工业文明、盲目跟风发展并不是人类理想的生活状态。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节能理念、生态环保意识渐渐深入人心，有着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的村民开始倾向于节能建筑。节能建筑能够有效的减少能源消耗，更好的保护自然环境，又能够节水、节电和节省取暖费用，生态文明是未来社会的理性选择，也是对工业文明的一种有效修正。

四、结语

英格尔斯认为:“与现代的接触是农民改变原有的文化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的关键所在。”⑧现代文化沿着从城市到乡村的路径，以扩散和辐射的形式，逐渐渗透农村。城市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既体现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也体现为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在内的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在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依靠村落内部祖祖辈辈长时间的凝聚积累，通过继承和传递而内生为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依然发挥着特殊功用。当下农村红火的民间信仰，是观察传统留存的视窗，它的存在，是传统“根文化”在村落得以保存延续的重要标识；农民建房造城的行为选择，则是聚族而居传统的生动映照，透过它，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今农民的生活目标和文化诉求，把握富有特色的中国城市化之路。

注　释:

①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2—6页。

②习近平:“文化育和谐”，《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

③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

242—246页。

④许烺光:《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34—235页。

⑤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年版，第53页。

⑥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⑦李佐军:《中国农民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290页。

⑧［美］英格尔斯:《从传统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