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人情文化的负面效应和正向功能——以温州农村为例

作者：任映红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浙江社会科学》  发布时间：2017-07-22  浏览次数： 7093次

【摘　要】在我国的广大农村，无处不在的人情文化已成为一种人际关系创设与维持的常识与准则。人情作为一种传统习俗，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代代传承而逐渐积淀起来的文化现象，它以非正式的形式规定了农民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在当前的温州农村，浓郁的人情文化显现不少负面效应，如加重农民经济和精神负担、容易形成狭隘封闭的圈子而有损道德建设、交易色彩浓郁有损社会公正、规则意识淡薄而有违法治精神。但是，当前人情文化依然被广大农民所认同，源于它也承担了较多的经济社会功能，人情来往是获得社会资源的重要途径，人情交往有经济协作功能、社会福利与民间互助功能、娱乐团聚和社会评价功能、行为约束和社会稳定功能等，只有辩证地加以分析和引导，才能扬长避短。

【关键词】农村；人情文化；负面效应；正向功能

人情交换、礼物馈赠是人类社会中重要的社会交往和社会交换的方式。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是一个重视“人情”的国度，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中，处处浸润着“人情”这种“人之常情”。对普通中国人而言，如何处理好“人情”关系是日常交往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在当前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浙江温州，人情作为一种人际关系创设与维持的常识与准则，存在着不少负面效应，但也发挥着诸多正向功能和作用，应当辩证地看待。

一、人情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内涵特征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有着浓郁人情文化的社会。什么是人情？金耀基认为：“人情这个词指的是人际关系，即同他人共处的方式”。①黄光国认为：人情在中国文化里有三种不同的涵义。一是指个人遇到各种不同生活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二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是可以用来交易的；三是指中国社会中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②王铭铭说：“人情”可以解释为“人之常情”或人与人之间本应有的情份，是一个十分“心理学”的问题和现象。③笔者认为，人情是一种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情感体验和伦理传统。有道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随着儒家对伦理的重视，人情已不再是人的本能情感，而更多地成为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有了互助、互惠、互换、礼尚往来之意。这里，最重要的是，所欠的“人情”要还，而大多数人供给别人“人情”的也期待别人的“回报”。就如《礼记·曲礼》中所说的：“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长期的“人情”文化积淀，使得中国的“人情”伦理非常发达，形成了具有中国特征的人际交往伦理模式和世俗伦理文化。这曾使罗素等许多西方学者羡慕不已又难以理解。

中国人之所以重人情，至少有以下四大原因：首先，与传统文化背景有关。主导着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伦理文化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意向纷纷指向人伦关系。注重协调人伦间的情感生活，情感交流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主要日常交往方式。个体利益的保全及心灵情感的慰藉均可在人伦间的情感交流中得以实现。这也与两千多年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舆论导向和刻意推动有关，注重人情关系与人际协调在一定程度上确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正常生活秩序的维持。建立和发展自己的“人情”关系网络，并在“人情”伦理关系基础上形成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交往共同体，便成为我们日常交往生活中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件大事。其次，与社会结构和生活环境有关。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当中，生活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一个个村落中，安土重迁，守望相助，彼此间的熟悉使人们更加亲密，你来我往，频繁交往，相互依赖，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乡土情谊。其三，与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特征有关。结合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国现代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教授提出中国人的社会取向有四个主要特征：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人情”有观念背后的社会制度，存在着社会中经济、威信、权力、物品等等之间灵活互换的关系。其四，与人情的运作方式有关。人情面子的运作方式同情理社会相契合，这种社会中的人在行事的时候总是力图在情理上找到一条平衡的中间路线，并通过同情心的方法获得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的过渡。可以设想，在一个偏重以法规、制度和理性构建起来的社会里，人情面子即使想发挥作用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通过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④一般来说，“人情”包含三大内容：礼节应酬和礼物馈赠、人之常情、情面和恩惠。其特征有三：

（1）人情伦理是日常交往伦理。主要在私人交往生活领域发挥其调节功能，在本质上和调节范围上，不同于公共生活伦理。（2）人情伦理具有亲疏性。人们的日常交往有深浅之别，亲疏之分，往来在程度上也存在差异，人情伦理具有指向特定的人的基本特性，它不是立足于普遍主义立场，而是立足于特殊主义立场。（3）人情伦理具有扩展性。随着个人交往生活的发展，“人情”往来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原本“不相识”的陌生人有可能进入个人的“人情”网络而成为“熟识”者，而原先有“人情”往来的某些对象也可能渐渐疏远，被排除在“人情”网络之外。⑤通常情况下，中国人的人情交换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某人在遇到危难的紧急关头得到了他人的帮助；一种是比较有目的的人情投资，通常叫“送人情”，让接受的对方有亏欠或愧疚感，双方构成一种“人情债”关系，结果在对方提出要求的时候不得不按对方的要求回报；第三种是一般性的礼尚往来，也就是有来有往的互相走动、请客或过节时的送礼行为，以加强彼此的感情联络，最终会在“给面子”中实现交换。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回报原则是人情交往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正是出于这样的回报期待，才使得人们时常会主动地向别人送出一份“人情”，以备有朝一日，当自己身陷危难之时，对方能本着当初接受的人情给予己方以回报。或者说，由后者的实现才能达成前者的实现。目前，农村的一直盛行的人情风就常体现在这“帮”与“报答”上。正是人情的互惠性，才使讲究实际的中国人有参加人情交换活动的积极性，以维持、深化、创设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从中获取自己需要的资源。当然，在许多时候，这种“互惠”是不应当马上兑现的，回报也不能完全等值或一次性全部完成，否则就是“不通人情”，最好是对施恩者有所“欠”，并感恩戴德，日后对方用得着时义不容辞地效犬马之劳，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对此，费孝通认为：“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一笔一笔地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地拖欠着未了的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⑦人情来往中尽管有着互惠性，但人情活动毕竟不是赤裸裸的商品交换，不能套用商品交换活动中平等、限时结帐等原则。在人情的交换和施报之间，更多的是以情感相依而非理性计算为基础的。从中，我们还可以窥见人情之奇妙处，就是人情所蕴涵的伦理与感情成分能够使参与交换的人们以一种高度人格化的方式建立起带有商品交换关系的人际关系，它能把一切利益关系、依附关系、商品交换关系甚至权钱交易都掩盖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之下。这也许就是中国人热衷于“人情社会关系网”构建的一种社会心理吧。

二、农村人情文化的负面效应

温州是个特别重视人情的地方，有民间流传的“温州七十六怪”之民谚为证，说的是：“办事要有熟人在”（办什么事都要找熟人“契篮儿”，不然就不顺利），“一个人情上千块”（亲朋好友间送人情，少于1000拿不出手），“一包喜糖上百块（订婚喜糖里都要附上一个内装50元的红包）。温州农村的人情主要表现在有形和无形资源的交换上。近些年来，农村人情消费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比重都上升了，村民人情交换的内容、方式、范围、对象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

改革开放前，村落人情交换区域往往局限于本村落或邻村。但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发展、生活半径的扩大、社会交往的增多，现在村民的人情交换区域已经扩大至镇外、市外甚至省外，送礼对象也由原来单一的亲属扩大到朋友、生意伙伴、党政官员。进入新世纪，村民大小喜事，或求人办事，都流行直截了当送现金，礼金的数额也大幅度的增加。礼金的多少成为衡量感情厚薄、关系深浅的砝码。尤其是“慰问礼”、“关系礼”和“求情礼”更是越来越高。送礼的周期缩短，频率加快。

据调查，农民的人情消费心理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攀比心理：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而且层层加码，你来我往中，人情债的份额和数额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二是补偿心理：不少农民认为，如果自己遇事不大摆宴席，就收不回以前的人情投资，所以不管大事小事，都要大操大办，借机摆酒设宴。三是从众心理：对人情债虽有反感，但碍于面子，随大流。这使得人情风越刮越盛。四是认可心理：觉得是人之常情，你来我往，才显得亲近。⑧弥漫于温州农村的人情文化，其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重农民经济和精神负担

人情社会有许多潜在的习俗和规则，隐而不彰，心不照宣。每个人在此情境中都恪守成规，不留人话柄，而尽力按照自己的身份定位扮演一定的角色，维系人情，培养人情，偿还人情。这是一种互动的过程，而且无穷无尽，只要有口气，都必须按人情社会的规则行事。负担有经济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

从经济上看，人情债过多在许多地方已成为一大公害。在温州农村，熟人社会和人情风传统更甚，而这些地方往往人收入又有限，经常出礼，不堪负担。有顺口溜说：人情大如债，头顶锅儿卖。平时自己千省万省，人情消费时却出手大方，为了是面子上过得去，不让别人瞧不起。对于无职无权无势的普遍农户来说，万事都要求人，常处在不得不付出的状态，但不见得就有回报，每年的人情礼金就成为一笔庞大的“灰色支出”而不堪重负。爱面子、重人情、讲关系的中国农民是那么一致地以文化规范来衡量自己在人情活动中的行为。家境好的相互攀比，由此引发奢靡之风，家境差的负债消费，由此陷入贫困境地。

从精神上说，是个体独立性的缺乏，是沉重的精神负担。在农村人情文化的浸染下，人不是作为独立的主体而是作为特定伦理关系的体现者而存在着。人们生活在各种“关系”之中。碍于情面，他们大都不得不违心地应酬于人情之间。如若试图摆脱人情，有可能从此以后永远脱离“自己人”的圈子。由于长期消极被动地扮演角色，礼尚往来，各方应酬，疲于应付，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自己的本性倍受压抑。

（二）易成狭隘封闭圈子而有损道德建设

人情关系网作为一个具有人情往来关系的利益共同体，具有一定的自满自足性。在一般情况下，人情关系网内部即可自行完成互帮互助、共同发展的任务，而无须向“圈”外的其他人群求得帮助。这就使这个利益群体具有自我封闭性和排他性。徐勇对这种圈子进行过透彻的描绘：乡村社会实际上是由一个个“圈子”组成的，人们也生活在一个个“圈子”内。圈子是一种对“自己人”的自我认同。由于乡村社会是一个“家族社会”，过去，交往最多的自然是亲戚。这是一种基于血缘而产生的社会交往关系。因为血缘具有排他性，所以这种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圈子”相对较小，更具有紧密性和封闭性。圈子在本质上具有私人性，是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的“人情社会的产物”。⑨圈子为什么能够存在和维系呢？主要在于人们往往只有通过圈子才能满足自己的特殊需求。这种需求大多是利益性的，也有非物质利益性的社会和心理性需要。在由传统的“人情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之中，面临着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突出矛盾。对“圈内人”是温情脉脉，利益共沾，必然对“圈外人”则冷若冰霜，薄情寡义，这会使人情交往行为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狭隘的偏私情感之中，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是有害的。

（三）交易色彩浓郁有损社会公正

理想中的人情交往所推崇的是在私人交往领域不带功利色彩而且感情上彼此关怀和帮助的行为，所期望的是充满人情味的温馨和谐的日常交往生活。但如果一个社会的广大成员普遍认同人情关系的功利性价值，并倾向于通过人情获取利益回报，那么，这样的人情交往又会破坏社会公共生活的公正性，有悖于伦理的真正意义，也有违人情交往的原初意蕴。人情功利和交易色彩浓重，容易把社会公共生活私人化，使公共生活的规则失去效用，进而破坏市场秩序和社会公正。

在乡村的人情文化中，最重要的还是人情与权力的关系。因为在中国，上述种种支持莫过于权力的支持。靠山、撑腰、走后门、托人、求情已成为中国人司空见惯、见惯不怪的日常行为。这些行为看起来复杂多变，其核心不外是人情与权力的关系问题。⑩变质、异化了的人情交往实际上成为一种社会交易行为，个体通过认关系、拉关系、套关系获取社会资源，并以“回报”作为人情法则的基础。在政治生活领域，由人情引发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是“权钱交易”。人情关系和工具关系的互渗互动，原有亲情人情就会异化为工具理性的实现方式，成为利益驱动的手段。人情为利益所驱动，就失去温情脉脉的本真。在政治生活领域，由人情引发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是“权钱交易”，它会使“寻租活动”大行其道，滋生大量的腐败，败坏社会风气。

（四）规则意识淡薄而有违法治精神

法治社会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体现法律精神的各项法规、法令、规章制度也具有严肃性，不能随意违反。但是，人情社会的传统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这种原则和精神，或使其作用的范围、程度大打折扣。人情的泛化，关系网的存在，使得约定俗成的人情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法律规范，其所导致的人治倾向与现代法治社会是相背离的。

以人格替代制度的人格化传统，常会出现政治指令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这不利于建立稳定的行为预期，使社会公共领域无章可循。“由于没有一个可以预知的政府行为模式，在运用规则与法律时存在着极大的任意性，是非界限不清，有制度也难以操作，因而所制定的政策或在实施中也缺乏连贯性、统一性与稳定性。”[11]这也是导致政策多变、社会诚信的缺失的重要根源。因而，一个人情泛化的社会必然是缺失公正和诚信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混乱无序的社会。

三、农村人情文化的正向功能

尽管农村人情文化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负面效应，但在村民的日常生活、经济社会发展中，也显现出它的积极的正向功能，其角色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互赠礼金礼品，而是承担了更多的经济社会职能。如人情是获得社会资源的重要途径、人情礼俗有经济协作功能、社会评价功能、社会福利功能、民间互助功能、娱乐团聚功能等。

（一）人情来往是获得社会资源的重要途径

资源分配理论认为，社会交换资源主要有金钱、实物、地位、信息、服务和感情联络等。一个资源分配者在分配自己控制的资源时，总是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进行分配。由于正式的分配渠道不健全，人们只有通过人情关系来获取社会资源。对于处于社会底层，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的边缘人—农民来说，没有权力也无资源。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办点事比登天还难”，通过人情来往，构建关系网以求得保护和得到方便当在情理之中。事实上，人缘亲情为村民提供了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缺乏足够的资源的普通农民可以通过人情消费加强网络联系，进行互通有无的资源配置，其中，靠人情维系的亲缘关系就是获得社会资源的重要途径。农村基本上是一个熟人社会，也是一个关系社会，熟人就是自己的关系网。

（二）人情交往有经济协作功能

村民对人情的重视，与其说是一种文化迫力，还不如说是人情关系网构建后强大经济功能的诱惑。主要表现在：一是人情有一定的融资功能。农民从正规金融市场获得贷款的困难决定了民间金融互助存在的必要性，送礼和随礼可以看作互助的一种，是资金向需求者的流动，或者是需求者有条件使用的资金。村民在办大事时特别需要亲朋好友的帮助，通过人情网的运作，能较迅速地积累起资金，当然，这种融资只能是在值得送礼的场合才会出现。二是人情促使形成利益共同体。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以“人情”关系为纽带、由“人情”伦理维系的利益共同体，也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在家族企业、同乡会等共同体中，人情在共同承担市场风险、相互协作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作用非常明显。三是人情有助于社会协作。社会化协作赖以存在和运转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是血缘、亲缘、地缘和友缘等。这样就必须需要通过经常性的人情往来唤起人们对彼此关系的认识和对过去人情的记忆，重新强化家族、亲房、亲戚、朋友乃至同村等社会关系网络。

（三）人情交往有社会福利与民间互助功能

至目前为止，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全面建立，而人情交往却能为他们提供物质与精神方面的支持和强有力的社会保障。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当代农民获得社会福利的主要途径。在价值日趋多元、规范相对缺位、信任程度降低、国家救济弱化的转型期社会，村民中流行的以人情为核心的民间互助模式，有着较强的适应社会变迁的调适能力，实质上它是福利理论中“市场决定论”与“社会－国家决定论”都无法涵盖的“第三种体系”。

这种自愿的民间互助模式以它的“互欠人情”为纽带，维持着人们之间高情感的来往，对于克服当代农民普遍存在的乏力感，加强亲友邻里之间的有机团结和互助互爱，促进农村社区秩序朝文明方向的整合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人情消费在中国农村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深厚的社会和文化基础。适当规模的人情消费，对于加深亲友感情、深化亲友关系、表达心意等等都很有益处，根除人情消费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四）人情文化有娱乐团聚和社会评价功能

农村的公共娱乐设施一般都很贫乏，许多村除了有宣传栏、公告栏外，却极少读书室、棋牌室、录相厅等文化娱乐设施。电视等传媒工具并没有解决农民对公共娱乐活动的需求。由于农村的婚丧嫁娶仪式都要聘请唢呐队、歌唱队、戏班等演出团体，本村与临村的村民都会来围观、欣赏，这使村民的人生大事、婚丧嫁娶仪式有了一种天然的公共娱乐功能。同时，人情消费还给村民提供了团聚的机会，熟人、亲戚、乡邻等平时各忙各的，住得近，不一定来往就多。一旦某一农户有婚丧嫁娶，其亲友就会按照关系远近来帮忙或慰问。

人情交往的社会评价功能主要体现在对农户的社会地位、社会能力、社会声誉起评价与界定作用。在目前中国的乡村，职业、报酬和知识技能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对应关系。所谓“熟世事，通人情”远比文化程度重要。[12]在温州农村，对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社会能力的强弱往往用“会”或“不会”这个词去评价，所谓“会”，指的这个人不但会赚钱，而且懂得“人情世故”，懂得做人的道理，在村落里拥有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一个规模宏大、亲朋众多、举止得体的仪式，往往会使主家得到尊重和信誉。通常情况下，仪式的规模与信誉成正比，规模越大，亲友越多，表明其社会资源越多，主家获得的尊重就越多，在村里的地位和影响力就越高。别小看这舆论评判，在信息共享的村落社区共同体内，它将对被评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定位，乃至儿女的婚事都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因为文化规范制约的存在，人情活动等消费行为已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与家庭以及家族的荣誉都有关系。如果一个人在人情活动中达不到文化规范所要求的标准，就过不了人生的一些关口，除非这个人愿意放弃自己在村落社会结构中的任何地位。[13]

（五）人情礼俗有行为约束和社会稳定功能

人情交往作为一种传统习俗，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代代传承而逐渐积淀起来的文化现象，它以非正式的形式规定了农民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因而，它不仅对生产、生活与社会有一定的协调性，而且对坑蒙拐骗、小偷小摸、不孝敬老人等破坏社会和谐的行为也有一定约束。

人情交往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乡村社会的人伦秩序。村民们所以积极参与人情交换的博弈活动，是出于对自身、家庭以及家族“面子”的追求，这种道德“面子”观念同时又对人情活动参与者的行为起约束、规范作用。在村落这样一个日常生活世界之内，彼此间非常熟悉，亲密无间，本身会形成一种强有力的道德约束机制，足以起到法律甚至法律所起不到的约束及震慑作用，并且，这种道德约束机制又是自然的、无须他求的，大可不必求助于“王法”。人情礼俗还是传统的乡村治理资源，成就了和谐有序、稳定不变的生活。[14]

余论

当今农村浓郁的人情文化让浸染在其中的人们爱恨交加、百味杂陈。一方面，人情文化给人许多有形无形的压力和苦涩，如果不去主动建立和维持各种关系，便难以生存、难以在竞争中取胜。另一方面，人们希望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能够拥有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日常交往生活，能够得到人情道义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在当前的温州农村，尽管人情文化负面效应不断出现，但人情文化依然被广大农民所认同所选择的重要心理动因和深厚社会文化基础。

对于温情脉脉、双刃剑般的人情文化，我们只有辩证地加以分析，才能扬长避短。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社会各领域中法规制度的完善、公共生活伦理的发展等措施来逐步消解人情关系的负面效应，使其正向功能得以发挥，从而减少经济交易成本、促进社会财富的增殖，进而增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注　释：

[1]转引自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关系网络》，上海人民出版2000年版，第142页。

[2]转引自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3页。

[3]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6页。

[4][6][10]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

[5]孙春晨：《人情伦理与市场经济秩序》，《道德与文明》1999年第1期。

[7]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3页。

[8]马彦虎、赵彦良：《莫让人情债再扰农》，载《农村·农业·农民》2004年第7期。

[9]徐勇：《圈子》，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1期。

[11]任映红：《“政策多变”现象的分析与思考》，载《江汉论坛》2004年第3期。

[12]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228页。

[13]周祝伟、林顺道、陈东升：《浙江宗族村落社会研究》，北京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