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调查”的历程、传承及“江村学”的创建

作者：刘豪兴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发布时间：2017-07-04  浏览次数： 9335次

【摘　要】“江村”是费孝通两次学术生命的起点，社会学、人类学的实验室，世界观察中国社会的窗口。费孝通开创的江村调查将社会学和人类学融为一体，研究本民族的文明社区，开拓了人类学的新领域，打破了西方人类学固化了的“文明”与“野蛮”之别，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江村调查成就了费孝通的事业，也使费孝通的事业遭逢挫折，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学重见光明，费孝通获得新生，重回江村，又走出江村，并延伸到小城镇、大中城市和经济区域等宏观领域，使江村调查更加兴盛，为人民生活富裕和学科发展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江村调查事业后继有人，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创建“江村学”，是历史的使命，这将有利于促进江村调查研究的深入和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凸现。

【关键词】费孝通；“江村调查”；“文野之别”；学术生命；“江村学”

对于江村调查，学术界虽已有不少叙述和分析，但系统和深入的梳理尚显缺乏。笔者追踪“江村”考察35年，历经5载主编《开弦弓村志》，曾撰文多篇叙述江村调查情况①，但检视起来，还有许多不足，有的历史尚未涉及。本文采用有关文献、访谈和35年来笔者对江村的追踪考察所得的资料，以实事求是为原则，较为系统地追溯江村调查的历史进程，触及过去模糊或曾经回避的问题，并对江村调查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作一概述，最后对创建“江村学”谈点看法。

“江村调查”的历程

一、前 奏

江村调查始于何时？一般都毫不犹豫地回答，始于费孝通1936年夏天的实地调查。笔者先前发表的多篇文章也认同这一观点。问题在于，在费孝通进行江村调查之前有没有有关的调查？如有，这些调查属于什么性质的调查，这些调查与后来的江村调查有什么关系？认识起源于实践。清末民初开始，西方各种社会思潮逐渐传入中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西方的工团互助主义、合作主义、合作社思想等社会思潮被一些热心于合作事业的知识分子所器重。受这些思潮的影响，1929年，江苏女子蚕业学校郑辟疆、费达生等人，在开弦弓村用科学技术指导养蚕获得成功的基础上，联合村中开明士绅，集合民间资本和银行贷款创办了“吴江县震泽区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以下简称“生丝合作社”)。费达生们在农村创办乡村工业，增加了农民收入，备受社会关注。国内外蚕丝专家、经济学家，以及蚕丝合作社工作者和中央合作研究班参观团等纷纷前来参观、学习、调查。1930年，生丝合作社创办人之一的陈杏荪以亲身经历和第一手资料，在《合作月刊》第2卷第9、10期发表调查报告《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经过概况》，1933年1月又编著出版《吴江县震泽区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三年经过概况》(简称《三年概况》)一书；1932年，经济学家侯哲葊在《国际贸易导报》第４卷第１号发表《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之调查》，梁淑溟主编的《村治》第１卷，刊发报道《开弦弓合作社办理之成绩》。这些调查报告（报道）详细记录了费达生们送科学技术下乡，组织蚕丝改进社，进而将工业引进农村，创办乡村工业的经过、成绩、困难、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等。陈杏荪在《三年概况》一书的“结论”言及生丝合作社的主要困难是资金不足以维持其运作，欲谋社会事业健全兴盛，维持蚕业小规模制丝合作，“惟希望主管机关及金融界尽量援助予以活动的能力。群策群力，使制丝事业日趋于改良，以增进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则蚕业事业欣欣向荣，由一乡而一县而一省而全国，何患暴日之操纵哉！”[1](P69)虽然，上述报告不是社会学调查，但为工业、股份制研究和日后的开弦弓村研究提供了直接和重要的参考。

1932—1934年，费孝通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习期间，以姐姐费达生的名义先后在《国际贸易导报》、《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乡村建设》上发表《提倡乡村小规模制丝生丝合作社》、《我们在农村建设中的经验》和《复兴丝业的先声》等三篇文章。这些文章内容充实，持之有据。费孝通是怎么样获得开弦弓村蚕丝改良技术？怎么样获取创办生丝合作社的经过和成绩等资料的呢？一是通过费达生的口述介绍，二是借助于陈杏荪等人提供的文字资料，三是他本人利用寒暑假到他姐姐工作的开弦弓村访问观察所得。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第二章第6节叙述选择开弦弓村作为调查区域的理由时写道：“尤其在这个村子里，我可以充分利用我姐姐个人的联系。我姐姐负责蚕丝业的改革，村里的人确实都很信任她。我能够毫无困难地得到全村居民的通力合作，特别是村长们的帮助。他们理解我的意图，不仅尽一切可能提供材料，而且还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和有价值的建议，这使我的调查得以顺利进行。此外，我以前曾多次访问该村，姐姐也继续不断地向我提供该村的情况。因此，我一开始就能直接地进入调查本身，无须浪费时间去做那些初步的准备工作。”[2](P32)凡是阅读过以费达生名义发表的这几篇文章的人，无不认为这是掌握第一手资料，并亲临其境实地体验的成果。后两篇文章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理论联系实际，观点鲜明，指出中国农民太多，人均耕地太少的事实，

总结开弦弓村生丝合作社实地试验的经验和缓解人多地少矛盾的作用。人多地少，农工相辅。“从副6业入手，非但是增加农村收入的良法，亦是采用机械的平坦大道。”[3](P10)“在这短短10年的经验中，我们认定丝业的复兴是应当向农村中去发展，使它成为安定农村经济的副业。”[4](P21)

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上述调查研究，地域和主旨与后来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基本上相应。当时，费孝通并没想到短期内会对开弦弓村进行社会学研究，但这“无心插柳”却因偶然的变故而“柳成荫”，很快成为他江村调查的有益探索。这是费孝通江村调查的前奏。

二、成名

费孝通学习社会学期间，曾一度偏重社会学理论，如运用英文文献介绍社会学和人类学名家、流派，借助志书资料撰写学士学位论文等，没有跳出图书馆式的研究范式。他转向社会实际生活研究，主要是受吴文藻和派克两位老师的影响。吴文藻倡导社会学中国化，赞同社会学和人类学合家，主张采用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进行本土的社区研究，并认为实用性的研究是科学所不可忽视的。吴文藻还借力芝加哥大学学派代表A.R.派克和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拉德克利夫-布朗来燕京大学讲学，引导学生走出课堂，接触民众生活，了解社会。

1932年度第一学期，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学派代表派克应邀来燕京大学任客座教授，教授集体行为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派克将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引入社会学，认真实践，大力提倡。派克带学生到监狱和妓院做调查，引导他们进入活生生的世界，了解人类的实际生活，把学生们从书本中解放了出来。吴文藻和派克重视社会实际，并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实际知识为青年学子释然了课堂学习中的苦闷，获得了认识中国社会的机会和出路。费孝通等青年学子深受影响，从图书馆埋头于历史研究中解脱出来，喊出了“到实地去”的口号，积极主张社会科学研究要从实地开始，在实践中逐步走向成熟。

1935年6月，费孝通获得留学英国的机会。他的导师史禄国(俄籍)要求他出国前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然后携带所得资料到国外研究分析。吴文藻也十分赞同史禄国的意见，鼓励他用实地调查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费孝通接受老师的教诲和训练，决心用实际行动响应“到实地去”。8月1日，费孝通和社会学系三年级学生王同惠结婚，4天后偕王辗转上海、香港、广东赴广西大瑶山做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及其他文化特性调查。瑶山调查异常困苦，“夜卧小屋，日吃淡饭”，但他俩总是在快乐中工作，为的是为认识中国社会“以身作则，做一个实例”[5](PP.64-67)。

12月16日，由古陈至罗运的山路中，向导先行不候，以致他俩走迷了路，费孝通误踏捕虎陷阱，身负重伤。王同惠心急如焚，出林呼援，不幸堕岩溺水身亡，为人类学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一支从社会人类学阵线上出发的生力军，刚刚临阵，便遭天厄，怎能不使人悲痛？费孝通在王同惠永远的灵魂中继续奋进，他抱病整理王同惠社会调查资料，完成《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丛书之《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吴文藻评价说，这是“一对‘能说能做’的小夫妻”，还在学生时期，对所学习的社会人类学，作出的一个实地调查的实例，“立下了社区研究的基石”[6](P1)。他本人人体测量的资料，几经转移不幸遗失。瑶山调查依然是一种异域的实地调查，但这种方法能否用于本民族文明社区的调查呢？费孝通深信可行。

1936年夏天，距出国还有两三个月的余暇，费孝通听从费达生的安排到开弦弓村进一步休养，以舒解瑶山调查精神上的伤痛。费孝通则不是为休养而休养，他要以实际行动和成绩告慰王同惠的在天之灵。7月15日，他在《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第11期发表7月3日写的《江村通讯·这次研究工作的动机和希望》，给开弦弓村取了“江村”学名。他允诺继续以《桂行通讯》的方式写《江村通讯》，及时向朋友们报告江村调查的见闻与思考。接着他坦言：“这次研究的动机有两个。一个是在我私人方面的。也就是要实现与王同惠共同的一个愿望：在一生中完成一部《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的丛书，”“第二个动机是出于有些人觉得民族志的方法只能用于文化较简单的‘野蛮’社区，不能用于我们自己本地的‘文明’社区的误解。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因为事实的本身无所谓‘野蛮’和‘文明’，这些名词不过是不同族团相互蔑视时的称呼罢了。在民族学中是不能成立的。”“说话总没有事实强，我觉得要打破上述的成见，只有由我来用研究花篮瑶时所用的方法，去研究一个本国的乡村。若是我能有相当的成绩，这成绩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方法是可以用来研究不同性质的社区。”[7](PP.225-226)由此可见，费孝通的江村调查有着远大的目标，他要打破“文野之别”，采用实地调查(田野工作)方法研究文明社区，完成另一部《中国社会组织》。

7月初，费孝通住进生丝合作社职员宿舍，开始近2个月的实地调查。他借助姐姐费达生的威望，以及以前对江村生产、生活的了解，得到管理人员的支持和村民的信任，很快融入居民之中。他采取走访观察、入户访问、收集文献、统计人口、摄影等方法和技术，获得了江村社区整体的地理、人口、土地、农业、副业、工业、贸易（贩运）、资金、交通运输、职业、婚姻家庭、风俗习惯、文化教育、宗教信仰和城镇与乡村关系等资料。9月初，费孝通从上海乘坐意大利的邮轮“白公爵”号赴英国伦敦留学，他利用航程的时间，把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他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被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接纳为“门下”，学习人类学。马林诺斯基是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的著名代表，他强调文化是整体的以及它所包含的各个成份的作用，认为文化决定和改变着个人使之与其他人进行可能的合作，它影响每个人所作的每一件事。马林诺斯基重视和鼓励作深入的实地调查，他在特罗布里安德群岛长年直接观察的专著，备受推崇。

《费孝通传》的作者戴维·阿古什说：“马林诺斯基作为实地调查工作者没有哪一个人能超过他。他和他这一代人类学家，制订了更严格的科学标准，这标志着从早期安乐椅理论家那一代，迈出了一大步。那些理论家，包括泰勒和弗雷泽在内，从来不接触土著居民，只依靠旅行家和传教士的报告。”[8](PP.36-37)在马林诺斯基的指导下，费孝通在1938年6月完成了PeasantLifein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博士学位论文，继后获博士学位。翌年由伦敦Routleclge书店出版。国内媒体在1957年提及本书，《新观察》杂志社在第11期发表费孝通《重访江村》第一部分时加的按语，言“本文作者21年前访问江苏吴江县震泽区开弦弓村，著有《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一书，在英国出版”。但人们只知其名，而不知其里。当时，批判费孝通的文章、著作中也有专门段落批判该书的内容，但都是歪曲事实的。1986年，《江村经济》中文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国人始有机会研读。

费孝通运用功能主义理论和方法，生动、翔实地描述了江村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交易，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婚姻家庭、观念、宗教信仰等结构和变迁，展现了一个中国微型农村社区的全屏画面。“好奇的陌生人”——历史学家、世界知名东方学家E·丹尼森·罗斯爵士在读完本书手稿后，深有感触地说：“我认为这篇论文是相当特殊的。据我所知，没有其它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的生活。”[2](PP.10-11)马林诺斯基指出：“这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他预言该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2](P7)

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类学一直以当时欧洲人称为的“野蛮人”作为研究对象，这实际上是把“人类学”等同“野蛮学”，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开创了一代新风气，也就是跨越“文野之别”，将人类学推向一个新时代，走上了一条本地人调查研究本地情况，本民族人调查研究本民族情况的广阔的道路，而且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了一个有高度文明的中国社会。《江村经济》著作中的原理和内容，揭示了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方法论基础是多么结实可靠。费孝通由此一举成名，引起了国际的巨大反响，《江村经济》随即被人类学和社会学专业列为必读参考书。费孝通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校友、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教授Ｗ．Ｒ．葛迪斯在教学中多年采用《江村经济》一书，评论说该书“确实在一系列学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社区的社会经济情况调查的早期范本，而且还证明了以文明社区作为调查对象的这种研究工作的价值。”［9］（Ｐ267）《江村经济》不是批评者所说的是调查不到一个月，“七拼八凑”，为帝国主义提供情报的买办之作②，而是费孝通认识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起点，也是他学术研究的重要起点。③书中提出的以村庄社区为研究对象问题、农村的土地权与人口压力问题、恢复和发展乡村工业问题、解决人民的饥饿和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农村社会制度的变革问题、农村社会变革的动力问题、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城镇之间的竞争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农村职业的分化问题、农村挣工资阶层的产生及其影响问题、农村炫耀消费问题、中国农村的前景问题、以及社会科学在指导文化变迁中的作用，即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问题，等等，孕育了费孝通日后农村、小城镇、城乡关系和区域研究的课题和科学价值观，他为之奋斗了一生。

三、坎坷

江村，是费孝通成名之地，也是他跌宕起伏的地方。

（一）重访江村

21年后，费孝通于1957年重访江村，这有国外和国内的多重因素。国外的因素有三：一是1955年，美国人菲特佛基尔写文章，说共产党不让他去继续农村调查了，而费孝通总是想用事实答复这位别有用心的挑衅者；二是1956年春天，葛迪斯随新西兰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特意去访问江村，他想知道，在《江村经济》之后，“那里的人民后来怎么样了？是不是在废墟上建设了一个新的农村？”[9](P272)葛迪斯的热情与执著，更激发了费孝通重返故里的愿望；三是10月16日，英国伦敦Routleclge书店来信，说《江村经济》出版已近20年，不值得再版，希望费孝通重写一本《新中国农民生活》，由他们出版。这三个因素汇集起来，使费孝通认为，不仅应该回到20年前的江村进行调查，而且应该在调查的基础上重新写一本反映江村变迁的书。

与此同时，国内的社会学处境开始发生变化，这为费孝通进行江村再调查提供了条件。一是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议规模宏大，共有1279人参加，毛泽东等中央和政府领导人出席，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说“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0]

(P189)。翌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号召知识分子“下马看花”，“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11]

(P409)知识分子受到重视，得到鼓舞，看到了希望，积极性随之高涨。二是1956年8月，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首次派社会学代表前往荷兰，出席国际社会学第三次大会，敏感的中国社会学者认为时机来了。1957年元旦前后，首先是在京的社会学家传递着一个又一个鼓舞人心的信息。

以文章、座谈会，或通过政协会议提案、发言等多种形式提出恢复社会学的意见和建议，费孝通是力主者之一。他在2月12日和3月24日的《文汇报》和《人民日报》相继发表《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和《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为社会学这棵老树长出新枝松土、浇水和施肥。在一次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全国宣传会议精神时，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国家专家局副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费孝通教授坐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胡绳旁边，便把希望去江村做社会调查，写一本《新中国农民生活》，以满足Routleclge书店的要求，写了条子告诉胡绳，并请转告中宣部。费孝通的要求和计划符合中共中央全国宣传会议精神，是响应毛泽东“下马看花”，到农村去号召的行动，很快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支持。再开宣传工作座谈会时，胡绳说可以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帮助。

费孝通直接与经济研究所所长狄超白接洽，由所派李孚同、周淑莲、张思騫为助理，组成调查组，于4月24日进村，住南村周文昌家两层楼房的楼上。吴江县政府、震泽区对调查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派熟悉该村情况的李海江和做保卫工作的毕玉明协助调查。吴江县联合第三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联合三社）更是密切配合，组织村民参与，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费孝通和调查组人员采用召开小型座谈会、个别访问、实地观察等形式，向村民了解21年来江村经济、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变化。他们夜以继日，争分夺秒，许多数据靠手摇计算机统计，平均每个晚上用去灯油500克。据毕玉明反映，费孝通整理资料，常常工作到深夜12点钟。座谈会上或个别访谈中，村民如实回应有关问题，对新中国成立后翻身作主人地位的变化给予肯定，对农副业发展中厚此薄彼带来的问题也敢于提出，可谓畅所欲言。《新观察》摄影记者张祖道拍摄的100多张照片，真实记录了村民生产、生活和调查组活动的画面，甚是珍贵。

5月15日，费孝通先行离村，在苏州继续撰写《重访江村》文章。调查组其他人员遵照费孝通的安排，继续调查，走时留下了《吴江县震泽区开弦弓村的典型调查》④，分为“关于开弦弓村农副业经营的一些情况和意见”、“二十年前后开弦弓村农民收入的对比”、“目前农副业生产上存在的具体问题及其解决的办法”和“农副业生产的远景及进一步提高生产的途径”等四个部分，所得数据较费孝通带去的更为准确，全文有3万多字。《新观察》第11期和第12期发表了费孝通《重访江村》前两部分，后因反右派斗争，第三部分人口、婚姻、家庭和教育等未能发表。

费孝通在《重访江村》中，用鲜明的词语肯定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变化和农民生活的改善。费孝通指出，江村这地方从沦陷到解放，其间有十几年，这十几年的生活不是好过的。农业上有过荒年，副业一般都下降了。最令老乡痛恨的是敌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敲诈勒索，一次又一次，整的零的，要钱要米，没个完。把许多原本是富裕的人家都抽干了。这样，一个原来可以说得上殷实的农村，糟蹋得憔残了，空虚了，穷困了。好容易盼到了共产党，见到了天日，农民翻了身，分得了土地，兴修了水利，又来了合作化，田里谷子一年比一年长得好。苦尽甘来，这种日子过去是没有过的，这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体现。可见，21年来，江村和千万个其他农村一样，发生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变化，从人剥削人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谁看不到这个变化，或是低估了这个变化的意义，那他一定是个瞎子[12](PP.68-69)。

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爱家乡爱祖国，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作为社会学者的他养成了一种对待社会生活的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地面对问题、认识问题、处理问题，认为靠吹牛来遮盖问题有害无利。“在我们中国，现在已经不是选择哪条道路的问题了，而是怎样更顺利的在这条大家已经选择定了的道路上前进。问题这样提出来，就要求我们去观察在这条道路上还有什么障碍，和怎样消除这些障碍。只看见障碍而不看见道路是不对的，但是只看见道路而不注意障碍也是不对的。”[12](P69)

调查发现，联三社通过兴修水利、选择良种、推广小株密植、双季稻(扩大复种面积)和增加肥料等举措，1956年的水稻单位面积产量达到了559斤，比1936年的350斤增产249斤，农民的收入在全国范围里名列前茅。但是“增产不增收”，抵不过当时的全部副业收入。费孝通熟悉这个实情，在人多地少的苏南农村，农民深知种田只图个口粮，其他费用全靠副业，也就是养蚕、缫丝、贩运、养羊和捕鱼捉虾等等。农业合作社重粮轻副，忽视了副业的组织与生产，副业的收入大幅减少，生活的改善也就受到了限制。农民脱口而出：缺少钱花，有不少人家感到粮食紧张，有人感觉到日子没有２１年前好过。原因是什么呢？费孝通斩钉截铁地断言：“问题出在副业上。”[12](P72)费孝通根据调查资料，以及解放前在云南的“禄村”“易村”“玉村”等内地农村调查的情况，“提出了在人多地少的地区，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副业的意见。”[13](P126)

围绕这个主线，费孝通以家计统计资料的事实，讲道理，出主意，进行了有根有据的比较分析，提出了十多条建议。如，发展“乡土工业”，也就是在原料出产地，建立小型轻工业工厂。费孝通明知这个主张与当前的农业社只搞农业的指导方针是不合的，但他认为21年前提倡的“乡土工业”，还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应该提出来。

“关于乡村工业的问题，我依旧觉得值得研究，其中有些地方，我觉得很适合于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最近听到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说明，更打动了我的心。这次我重访江村，我这段衷曲又涌上心头。在百家争鸣的今天，我有了勇气，再度提出来，诚恳地要求领导上能注意这个问题”[12](P75)。又如，发展多种经营，养猪、羊、兔，启动农闲空置的船只从事贩卖和运输，增加收入。再如，利用河道、湖泊，立体种植、养殖。“地有一，水有三”，水底有河泥，水中可养鱼，水面可以种水草作饲料，不仅一举三得，还可以把孩子从割羊草中解放出来，上学学文化。河道、湖泊不能上门，又不能围墙，需要科学管理才能产生效益，得由老乡动脑筋，想办法。

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要不要积累？怎么积累？从舆论导向到普通老百姓，都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行为上的混乱。如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对可能发生的灾害和困难缺少思考，过于乐观，干部们用预开支票的办法来鼓励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12](P85)，成了大家的口头禅。即使少见的一场台风刮伤了庄稼，还是没有扭转那种盲目的乐观，“反正有毛主席，饿不死人。”[12](P91)费孝通还发现村里生活改善超过了增产的速度，引发了生活上的困难，他由此提出了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积累问题。费孝通以资本主义演进的历史为鉴，指出人类在资本主义阶段是痛苦的，因为它是通过剥削来实现积累的。社会主义取消了剥削，为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其发展开辟了更远大的可能。要实现这种可能，还是要积累，而且要比资本主义更多更快地积累。没有例外，社会主义的早期也必然要有强烈的、有力的积累。没有积累，生产力又怎样提高呢？社会主义的积累不是靠少数人剥削多数人，而是广大劳动者的自觉行动。他从生产与积累的关系上，分析农村勤俭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的积累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在每个人生产和消费间的差额，是一个勤和俭的问题。勤可以多生产，俭是少消费。农民消费多一点或少一点，对于社会主义积累的影响很大。勤和俭加起来，增加了积累。勤而不俭，只是一时的虚假的繁荣，不是创家立业的道理[12](PP.88-89)。

费孝通重访江村发现的问题和建议，都及时反映到地方政府并得到重视和肯定。1957年5月21日，吴江县人民委员会给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和苏州专员公署呈送了《关于全国人大费孝通代表来我县开弦乡农村经济调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汇报费孝通重访江村调查组的调查目的、调查内容、调查方法、调查结果，以及对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报告》认为，费代表的农村调查工作，“对我们改进工作帮助很大，他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提出的问题也确实存在的，许多建议都很好。”[14](P438)表示将组织有关部门认真研究，逐步解决问题。

（二）不幸

费孝通在《重访江村》中实事求是的反映和科学合理的献言献策，与当时推行的政策及舆论导向相违背，罪莫大焉。在急风暴雨的“反右派斗争”中，费孝通的直言好意被全盘否定，遭受口诛笔伐。“气氛突然改变”(P81)了，“所有的脸都突然转过去，在一周之中！”[15](P83)

1957年，《新观察》第15期发表《一株毒草的纲领》和《透视“重访江村”》两文，指骂“《重访江村》是株毒草”。紧接着批判会一个接一个，有众多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民俗学家等都对《重访江村》进行了批判，认为费孝通标榜的社会调查，其实是实现其政治阴谋最巧妙和最险毒的手法。⑤中央民族学院从6月至8月，轮番批判费孝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其中对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重访江村》罗列的罪状可以说无以复加。9月5日至24日，中央民族学院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江苏、吴江有关党政机关工作人员8人组成调查组，前往江村进行专项调查，旨在用事实批驳费孝通。调查组撰写了三份相对独立的调查报告：《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土改前后的经济情况：土地占有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情况》和《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农副业生产变化情况》。这三份调查报告采用了费孝通重访江村调查组的相关资料，进一步搜集和核实了一些资料，这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如细看各个部分和比较资料，与费孝通先行在《重访江村》发表的立论和数据基本一致，并无原则差别，但利用这些资料撰写的著作、文章则不同，棍棒帽子满天挥舞，尽歪谈乱道之能，不足为训。如《费孝通“农村调查”的反动本质》一书⑥，作者说《重访江村》“是一支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16](P1)还说，“费孝通的‘重访江村’绝不是一般的农村调查，而是章罗联盟有计划、有目的的图谋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写的《重访江村》一文也绝不是一般的农村调查报告，而是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16](P2)作者还将《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重访江村》串接为一体，说费孝通的“农村调查”从来就是反动的和反科学的[16](P51)。作者以半猜半想的“史料”说，“在《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中，费孝通对我国农村的阶级关系、政治组织和经济生活等方面都竭尽了歪曲的能事，为帝国主义侵略旧中国提供了情报材料。特别是在《禄村农田》中，他竟然公开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是过时的‘铁律’，大肆宣扬反动的功能学派理论，更是令人难以容忍。”[16](P2)此前半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费孝通的买办社会学批判》一书仅26页，作者用了1/5的篇幅鞭挞《重访江村》的买办性和反动性。作者斥责说：“中国人用殖民主义调查殖民地的方法来调查中国的乡村，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之一的费孝通用这样的方法来调查社会主义的中国的乡村，这就大有问题了。”[17](P15)鉴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可以体谅批判者们的苦衷，但必须指出，这些所谓的批判早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就连费孝通本人也不得不违心地“自我揭露”，批判章罗联盟的“罪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言，“向人民伏罪”。“在江苏视察时间，我进行了短期的农村调查，我从资产阶级立场和方法提出问题和建议，实质上起了反对和怀疑社会主义的作用。在所写的报道中，不但没有阶级分析，而且以强调缺点来掩盖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成就。在某些建议中，更起了挑拨党和农民关系的恶劣影响。”[18]文中的关键词语来自批判文章和批判者的声讨用语，费孝通顺着应对，或许是弱者的无奈，或者是求生存的策略。费孝通被列为章罗联盟的骨干、“文化买办”，划为“大右派”，被解除一切行政职务，仅保留教授职位；第二年摘掉他的“右派帽子”，但政治性质没有变，仍然是一个右派分子，戏称为“摘帽右派”；第三年他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也就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不但没有被发送到艰苦的地方去过艰苦的生活，而且可以随全国政协小组到各地考察访问。贬黜算是结束了，不过社会上再没有他的声音，也没有人会出版他的东西，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学术研究的权利，江村调查被迫切断。费孝通像某种传染病，成为不可接触的特殊之人。家乡一位小学教师因说“费孝通是个好人”而被定为右派分子；他的哥哥费振东同情他，也被定为右派分子；女儿高考成绩得高分，但也进不了主要的高校［15](P82)。他失去了精神支柱，变得默默无闻了。⑦

四、新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科学的春天来了。费孝通不懈努力，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学术成就卓著。

(一)复出

1994年12月，费孝通在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说，“自从50年代的反右斗争起，接着又经过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为亲人痛惜，路人侧目，不仅别人甚至自己，对我早年的学术生命思想早已全盘否定。我也口服心服地认为我的学术生命已告结束。不料70年代后期世态极变，我如梦初醒，重又回到正常生活的轨道，拾起了我的学术工作，我称之为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19](P123)这是费孝通万万没有料想到的。他在第二次学术生命里所走的学术道路方向如初，还是早年走过而被迫中断的“老路”，但更贴近时代，有更多的建树。

1978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局委托费孝通召开与社会学有关人员的座谈会，商议怎么样开展社会学研究，通知了30多人，有10多人谈社会学色变，顾虑重重，不愿与会，费孝通同样也心有余悸。翌年春节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胡乔木约谈费孝通，说必须开展社会学研究，希望他主持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工作。费孝通感到任重力薄，没有欣然从命。胡乔木耐心说服，晓之以理，坚持希望费孝通肩负起这项工作。胡乔木认为，这件事有关我们国家“四化”的问题，我们的社会问题一大堆，很多问题不能很快很好地解决。所以胡乔木说，尽管困难，也要知难而进[20](P457)。费孝通环顾左右、前后，许多社会学老前辈、朋友被作为敌我矛盾处理，有的已含冤逝世。自己的余生得之意外，是庆幸的，应该好好地用事实证明“社会学是一门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学科”[21](PP.479-480)。他下定决心，争取再做点事。“为了前人的遗志，为了我几十年来的信念，为了子孙的好处，我也得勉为其难。”[22](P480)但费孝通的要求是，希望组织摘掉社会学“反动”的帽子，也就是给社会学正名。名正言顺，这是解除社会学“禁区”、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前提，也是开展组织工作和活动的基础。胡乔木接受了这个意见。1978年3月15日至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局在北京召开社会学座谈会，与会者有社会学的老前辈、支持社会学的各界代表，共有60余人。16日上午，胡乔木在社会学座谈会上讲话，开宗明义地说，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生活、社会现象、社会发展，在这广大范围内，提供了最根本的观点和原理。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不等于整个社会科学的对象，也不等于社会学的对象。社会关系的核心是生产关系，但社会关系不等于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多次把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区别开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同研究社会学，这中间是不能划等号的。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用非常粗暴的方法禁止它的存在、发展、传播，无论从科学的、政治的观点来说都是错误的，是违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的。胡乔木最后说，为了具体地、深入地研究认识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需要社会学。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学肯定会作出重要的贡献。⑧中国社会学中断近30年后，胡乔木的这个讲话无疑代表了党中央的声音，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给中国社会学恢复了政治名誉和学术地位，提出了中国社会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任务和希望，令人鼓舞，含冤而殁的死者可得以慰藉。费孝通在会上作了题为《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的发言。他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用我们的余生，竭尽全力，响应党的号召，在开展社会学研究这件工作上，做出应有的贡献。”[23](P264)会上宣布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1982年5月改称中国社会学学会)，费孝通当选为会长。

1979年3月2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在谈到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时说：“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己知彼，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24](PP.180-181)这个如今被社会学界所公认的“补课论”，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发展发出了久违也令人奋进的动员令。

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就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发出通知，对“拟予改正”的费孝通等22人予以改正。费孝通喜获第二次学术生命。他胸怀坦荡，以宽容的心态面对个人的得失、沉浮、悲欢、荣辱。他认为，自己的人生经历是历史决定的。“逐渐地我自己有了这种看法，所发生的一切，是中国的种种历史条件综合形成的必然会发生的过程，不能归罪于任何一个人。”[15](P97)做人要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这就是费孝通的人生度量。

当时的中国社会学青黄不接，国际联系停滞，困难重重，费孝通努力创造条件，借助美国和香港的力量接连办了两期北京社会学讲习班，用速成的方法为100多名中青年学子普及了社会学的基本知识，为社会学的恢复重建播下了种子。同时，他逐步落实和创建研究机构，推动建立学系和学会，亲自主持《社会学概论》(试讲本)的编写，为学科发展搭建了平台，指引了方向。

(二)“三访江村”

生逢盛世，费孝通的实地调查依然选择了江费孝通的学术研究，不改初心，依然坚持到中国现有的社会中去观察、调查、分析、研究。1981年10月，费孝通用行动恢复这个传统，偕同姐姐费达生，再返既推动他成名又遭不幸的江村考察访问，认识和总结人民的创造和实践经验，丰富社会学知识宝库。调查组成员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的王康、林友苏、吴承毅等人。这次“三访江村”的背景之一，是英国学界的敦促。为什么呢？费孝通的回答是：“去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通知我要我在今年冬季到伦敦来接受赫胥黎纪念奖章……”[25](P92)费孝通一想到这个光荣榜开始列入中国人的姓名时，感到衷心喜悦，但他却为在颁奖仪式上讲什么而发愁。他当年的老师雷蒙德·弗思爵士(RaymondFirth)看他迟迟未决，在信中提到，同行的一个建议是，希望他讲讲江村1936年以来的变化。这正与他前年考虑晚年写一本《江村经济》的续篇《江村五十年》以叙述江村的变迁不谋而合，于是决定第三次到江村去访问。这一决定，使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又发生了一次新的定向。

如同34年前的乡土情谊，这次调查，乡土情谊如故，费孝通和他姐姐费达生同样受到乡亲们的热情欢迎。荷花湾大队和开弦弓大队密切配合，根据调查要求做了许多统计准备工作，高效地组织各种座谈会和入户访问、探望生丝合作社老丝工，使他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了较为丰富的资料，按计划完成《三访江村》一文。11月18日晚，费孝通登上了45年前他留学英国时的母校的讲台——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大厅，接受了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1981年度赫胥黎奖章，成为第一位接受这项荣誉的中国学者。

赫胥黎奖章是1900年为纪念《天演论》的作者、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而创设的，是国际人类学界的最高学术荣誉奖。费孝通在接受奖章之后，作了《三访江村》的学术演讲，向国际学界和友人介绍了近半个世纪，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江村经济结构、社会生活令人欣喜的变化。1980年，人均收入接近300元，结束了长期徘徊在110元上下的历史。“开弦弓村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是由于1979年以来贯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政策，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那就是纠正了片面地发展粮食生产，而落实了多种经营的方针，农业比重下降，副业有所增加和工业激增。乡村工业的崛起，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农村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再不是那种落后的乡村了。”他说：“我觉得特别兴奋的是在这里看到了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出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25](P107)“三访江村”引起了费孝通对当时正在发生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研究兴趣。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雷蒙德·费思爵士说，这篇精彩的学术演讲不仅证明费孝通在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面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卓越水平，而且也显示了中国人类学界对世界所作的贡献。

在此之前的1980年3月，费孝通在美国丹佛接受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名誉奖，并作了题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演讲，已凸显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费孝通在演讲中叙述了师从马林诺斯基的经过、人类学的历史转折，以及自己的治学目的、治学道路和江村实地调查的优势与局限等。他最后说：“这门学科目前还只是一部分学者的奋斗目标。我愿意和在座的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竭尽我的余生，向建立这一门人民的人类学而迈步前进。”[26](P429)

(三)走出江村

费孝通把江村作为学术研究的起点和长期观察中国社会的窗口，但并不局限于此。1996年，费孝通为张智楚编的《走出江村》一书的“自序”里言道：“我这个人的思想在过去六十年里并没有囿限在家乡这个小小农村里，实际上早就走出了家乡这个小农村，面向全国，甚至已面向世界。”又言“走出江村之后各地方的接触正是我学术生命得以维持至今的营养来源。”[27](PP.1-2)《江村经济》一书指明，江村地处中国东部，长江三角洲，坐落在东太湖南岸，西距沿海大都会上海约80英里，其经济受世界经济和现代制丝业的先进生产技术等的影响。从空中俯视，长江三角洲到处都是一簇簇的村庄，江村只不过是群集在这个区域中的成千上万个村庄之一。“在数十个村庄的中心就有一个市镇。市镇是收集周围村子土产品的中心，又是分配外地城市工业品下乡的中心。”[2](P20)费孝通赞同A·拉德克利夫·布朗、吴文藻和雷蒙德·费思的意见，认为研究者以一个村庄为研究单位最为合适，便于直接的接触和亲自的观察，并能提供人们认识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但要更好地了解、认识这一微型社区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及其社会问题等，则需要站在高处，从市镇、大中城市、全国乃至全世界角度进行观察和研究。

2003年11月6日，江苏省在南京举行《小城镇大问题》发表20周年纪念会，费孝通在书面发言中总结了自己的“思路框架”。他说：“最近一段时期，我把自己多年来的一条基本思考路线打通了，理出了一个框架，就是‘江村经济—行行重行行—文化自觉—天下大同’，其中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条具体路线，即‘江村—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有朋友打趣地说我是‘从乡下进了城’。”[28](PP.516-517)

费孝通在“三访江村”、“四访江村”的过程中，深深受到当时农村发展热潮的刺激，这促使他决心追随这个历史性转变的大潮流，把重点从民族研究转移到农村社区研究[29](PP.98-99)，接着上升到研究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提出“小城镇，大问题”这个具有重要现实和历史意义的战略性意见。至2002年秋天，费孝通26次访问江村，从江村这个知识的源泉吸取营养和灵感，又先后发表了《江村五十年》、《九访江村》和有关农村发展、小城镇建设等系列文章。他走出江村，研究大中城市和区域发展，进入江村研究的盛世时期。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促进中国城乡发展的思想，如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发展乡村工业(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边区(西部)开发和“重开丝绸之路”，及其“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无智不进”和“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相协调等观点；又如1990年春夏提出的“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建立一个能带动长江流域腹地的经济开发区。”[30](P408)

费孝通认为，这些由江村延伸出来的全国一盘棋的“变”的调查研究，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提出的任务。人民的实践和创造的经验，需要社会学者去了解、总结和认识，并从实践中找出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供实际部门决策参考，帮助人民改善生活。这实际上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历史的遗憾

1980年6月23日费孝通应邀参加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这是费孝通恢复政治声誉后的首先政治活动，他在发言中表示将认真尽力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除此，“还想还两笔老账，想写两本书”，其中一本是20多年前许下的愿(写一本《新中国农民生活》)，想再到江村去调查一次，“为后代留下一本关于这个农村在半个世纪里所发生的变化的忠实记录。国内外的同行们都督促我早日偿清这笔欠账。”另一本是为实现前妻王同惠的夙愿，写一本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中国社会结构”方面的书[31](P437)。

1981年11月18日，费孝通在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1981年度赫胥黎奖章的仪式演讲中许诺，希望在江村调查之后的50年时给大家送上一本《江村经济》的续篇《江村五十年》。此后，费孝通又多次谈到《江村五十年》的任务，他亲自提出调查方案和计划，带领入户访谈，做出示范，很有信心。

1985年春，调查组3人驻村，按《江村五十年》编写计划分工查资料，做统计，召开座谈会，个案访谈，随时观察等，历时两年多。笔者因承担复旦大学社会学学科建设和社会学专业筹建等工作，投入时间较少外，沈关宝、李友梅等全力投入，调查深入，收集的资料丰富。期间，我们多次集体讨论，向费孝通汇报并听取进一步调查的意见。调查后期，沈关宝以江村乡村工业发展为主题，撰写了《一场悄悄的革命——苏南乡村的工业与社会》博士学位论文，并得到论文评审委员的一致好评。沈关宝获博士学位后不久，前往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作博士后。随后，李友梅去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多年，无暇顾及《江村五十年》的写作。如此，不知不觉地将费孝通交给我们的《江村五十年》一书的任务搁置了。我们没有把《江村五十年》摆在头等大事加以落实，没有协助费孝通完成《江村经济》的续篇——《江村五十年》一书，失信于国际社会科学界，造成社会学发展史上的最大历史遗憾，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学的重大损失。⑩对此结局，费孝通本人是万万想不到的，其内心的痛楚，旁人也难以感受。笔者作为调查组成员之一，因没有尽责而曾向费先生道歉，他确实很生气，但也没有过多的责怪。后来每每谈到此事，笔者依然愧疚万分。

“江村调查”的传承

“一切事物都要新陈代谢，新旧交替……只要有人继承下去，我们的事业会永远发展下去。”[32](P85)传承费孝通开创的江村调查思想及其理论和方法，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一、江村社会调查基地的建立及调查的展开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费孝通多次谈到，社会学应该像自然科学那样有自己的实验室，就是有个地方可以系统地接触社会生活。1980年秋天，他在北京大学主持讨论《社会学概论编写大纲》期间，曾带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社会学概论》的编写组成员，前往北京宣武区考察，选择社会调查基地，并指导北京大学与天津社会科学院在天津周期性的千户调查。为认识社会，认识中国，他希望尽可能多地建立社会实验室。“如果我们能在各地城市里、农村里，建立起一些能把基本情况调查清楚了的调查基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学生随时都能到基地里去访问和观察，这不就等于是学习自然科学时上实验室做实验么？”[33](P43)全国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建立了各有特色的社会实践基地，为培养社会学、人类学人才和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费孝通倡议建立的“江村社会调查基地”，已经运行了35年。

1981年11月，费孝通在《三访江村》的演讲中，告知国际友人，在他出发来伦敦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已经作出决定，将在开弦弓村建立一个社会调查基地，一个可以进行继续不断地观察的社会科学实验室。”[25](P108)次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联合京津沪宁的高校、社会学研究所和地方11个单位的17位中青年社会学工作者和2名当地负责后勤的服务人员组成社会调查小组，在开弦弓村宣布建立“江村社会调查基地”，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费孝通、吴承毅、张之毅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王淮冰及中共吴江县委副书记翟秀生为顾问。调查领导小组由甄为民、沈关宝和杜庆云组成，下分概况、人口、经济和精神文明等4个专题5个调查小组，后者包括家庭、婚姻、青年、妇女、教育、大众传播和社会风尚等多个子课题，由两个调查小组承担；吴江县政府办公室的杜庆云和庙港公社张明远负责协调和后勤保障，设有食堂，村民姚杏泉和谈明法做炊事员和日常服务工作；调查组驻荷花湾(曾改名为红卫)大队部，这是用红卫丝织厂的利润建造的两层楼房，调查组成员住在楼上，木板单人床铺是荷花湾大队临时添置的。调查组所需经费，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资助。

调查小组对江村近50年的人口、经济、教育、文化、婚姻家庭、生活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调查组写出了《从“男多女少”现象看江村的婚姻和家庭问题》、《“江村”农民生活近五十年之变迁》、《江村家庭结构和婆媳关系》和《江村的人口变化》等系列调查报告。

1983年1月20日至2月10日，江苏省社会学医学社会学研究组组织12个单位21人对江村的卫生状况和江村青少年、老年等村民的身心健康进行了调查，撰写了《江村青少年生长发育调查》、《江村老年病及老年人健康状况调查》等14篇调查报告。同年，费孝通指导南开大学社会学系1981级4位硕士研究生前往江村调查，他们克服语言上的困难，调查了三个月，撰写了《江村副业发展中的人力资源》（宋丁）、《关于江村工业的调查研究》（方明）、《江村教育研究》（林征宇）、《农民家庭职能和结构的新变化》（王勋）等４篇硕士学位论文，得到费孝通和评审委员会的积极肯定与高度评价。

其后，来访的国内学者日渐增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等以江村为社会实践基地，培育社会学爱好者。至今，已有十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以江村调查资料完成了学位论文，获得相应的学位。此阶段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成果有沈关宝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苏南乡村的工业与社会》(199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吴江市委会的《江村—江镇——庙港发展的脚步》(1996)、薛和的《江村自治——社会变迁中的基层民主》(2004)和王淮冰的《江村报告——一个了解中国农村的窗口》(2004)等。

费孝通之后，江村研究在继续，进江村专注调查的有中老年学者，更多的是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的年轻人。在纪念费孝通诞辰100周年前后10年间，出版的专著有周拥平的《江村经济70年》(2006)，刘豪兴、冯月根等的《以工兴镇——苏南七都镇调查》(2008)，解舜方、曹雪娟主编的《江村七十年——中国农民的小康之路》(2010)，朱云云和姚富坤的《江村变迁——江苏开弦弓村调查》(2010)。2015年出版的有开弦弓村志编写小组的《开弦弓村志》，2016年召开了纪念费孝通江村调查80周年学术会议，将会有系列文章发表和论文集出版。这些著作个别是专题性的，多为综合性的。

二、再调查

(一)威廉·葛迪斯访问江村

1956年4月28日，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威廉·葛迪斯(W.R.Geddes)随新西兰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他是费孝通留学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校友，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人类学，一直采用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作为教学参考书。他经常在想：那里的人民后来怎么样了？期望对开弦弓村进行访问。费孝通回忆说：“周恩来接见他的代表团，我参加了这次接见。在招待会上葛迪斯提到他是我的老朋友，并表示希望访问开弦弓。周恩来立即答应这一访问。他说，‘好，你可以去那里！’”[15](P80)5月12日至16日，葛迪斯访问开弦弓村。葛迪斯是费孝通之后第一位访问开弦弓村的国外学者，引起全村的轰动。

葛迪斯对开弦弓村的村貌和人口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看到开弦弓村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新中国成立后，丝厂经过重新修建已用作茧站，学校也办得很兴旺，还有一个小型图书室。葛迪斯对村干部说：“我这次来开弦弓村访问，得到的帮助很大，充实了我们的教育内容。回去后一定以我个人的职位、身份，大力向新西兰人民宣传。宣传的形式有，一是写文章，一是广播。”[14](P388)

1963年，葛迪斯的著作《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对开弦弓村的再调查》在澳大利亚出版。全书除引言外，分十章，共八万余字。1986年10月收入费孝通《江村经济》中文版附录。作者以西方学者的特殊身份和视角，对开弦弓村的村庄概况、人口、家庭与户、村民生活、土地制度、合作制度下的农业、村里的蚕丝业、教育、宗教和娱乐、行政体制等进行了客观系统的叙述与分析。认为土改和合作社运动，农村经济体制发生的变化，使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民正逐渐变得不太像‘农民’了，而更像中国人民这个整体中，在乡下的一部分。”［9］（P382）作者对新政权下“千篇一律”的生活与文化等表示担忧。作者在“引言”中指出，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作为知识界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地位只有当它被用作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起点时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如果后来，同一个作者或其他作者，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能够以同样的精密性对同一社会进行描述，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从不同阶段的比较就能得出关于社会过程的有效的成果，其价值也就会超过各个孤立的研究。”[9](P268)并说，“如果费孝通能亲自重新调查这个农村，那是比较理想的。”[9](P269)“社会人类必须成为一个更有计划的学科而且体现出相互合作的精神。时间就是它的科学实验室。”[9](P268)葛迪斯的著作为江村的再调查做作出了示范。

(二)南希·冈萨勒斯访江村

1981年9月20日至24日，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常务董事、美国农业发展委员会亚洲组主席、马里兰大学副校长、人类学教授南希·冈萨勒斯(NaneieGonzalez，简称冈萨勒斯)，应中国科协邀请，访问开弦弓村4天。她是继威廉·葛迪斯之后第二位访问开弦弓村的国外学者。

冈萨勒斯认为，开弦弓村农民生活得很好，没有营养不良现象。新中国成立后，婴儿没有因饥饿死亡的，她对此感到十分惊讶。她说：“我到过中东、拉美、埃及，很多地方的人缺乏营养，饥饿，婴儿死亡率很高。在拉美不到四岁的儿童，有一半要死掉，你们同他们相比，很富裕，不能算不发达国家”。她在无意间参加一个生产队村民大会后，深有感触地说：“在西方到处高喊‘自由’，说共产主义没有自由，我来中国之前，对此也有怀疑。如果连人民的基本生活都保证不了，讲自由还有什么意义呢？但到了中国，看到人民是开朗的、乐观的，并不象西方说的没有自由”[14](P389)。

冈萨勒斯离开开弦弓村前夕，村民送给她礼物4件：蚕茧5颗、熏青豆、新旧村貌图和女村民手工缝制的大襟上衣(由村民沈文英裁缝)。她十分高兴地表示，要把蚕茧带给她的学生们看，把熏青豆称为“开弦弓豆”，并表示要把两幅图带回去裱起来，永远保存。她对大襟上衣十分感兴趣，立即穿上照了相，并一直穿到苏州。她还自称是开弦弓村的“自家人”，并认村民周志浩的母亲为“干娘”。

(三)英籍华人常向群访江村

从1996年起，英籍华人常向群先后6次访问开弦弓村，第一次调查长达87天。她抓住一位村民不经意用过的《礼记》中的“礼尚往来”一词作为主题词，用第一手调查资料完成了《关系抑或礼尚往来？——江村互惠、社会支持网和社会创造的研究》一书，该书于2009年12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12章，有3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开弦弓村经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第二部分介绍村民“礼尚往来”的实践；第三部分探讨“礼尚往来”这一理论模式的架构及其对于中国社会，乃至中国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的重大意义。该书为深入认识中国农村提供了一幅信息量丰富而有创意的普通农民生活画卷。

关于“江村学”的创建十年前，在“纪念费孝通江村调查70周年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讨会”上，笔者提交了《费孝通江村研究70周年——兼述开展“江村学”研究》一文，该文设专节谈了自己对“江村学”的一些思考。2016年7月，笔者在上海大学举办的“乡村建设与文化主体性的反思——第二届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学术研讨会暨纪念费孝通‘江村调查’80周年《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系列丛书发布会”上，做了“创建‘江村学’之再思考”的大会发言，又从新的角度，再次谈了创建“江村学”的意见和观点。笔者就创建“江村学”的有关问题，先后请教了杨心恒、李德滨、周运清、孙嘉明、任远和路英浩等多位同仁，他们都支持笔者的建议和探索，并在电话或微信中发表了他们各自的意见，这给笔者很好的启发。在这次讨论会上，李友梅做了“作为研究范式的‘江村学’”的主题发言，其他多位学者针对笔者的发言进行的评论也使我获益匪浅。

“江村”，是费孝通1936年7月在《江村通讯》首篇文章中给苏南开弦弓村取的学名，它代表一种类型的农村，后在《江村经济》一书中采用，由此声名远播，但开弦弓村的蚕丝业及其与世界市场经济的联系，早在此前三、四年就已引起费孝通的关注和研究。“江村”是费孝通两次学术生命的起点，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社会实验室，世界观察中国社会的窗口。

费孝通“行行重行行”，不断往返于“江村”这一微型农村社区，逐步扩展探索中国富民之路，持续研究了70余年；年轻人踏着他的脚印继续江村调查，薪火相传，这在国内外社会科学界实属罕见。费孝通引领的江村调查，将社会学和人类学合家，践行了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社区研究学派(又名“燕京学派”、“中国学派”)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为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累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是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学从国外传入中国经历了风风雨雨，已有不少成绩，正在成长。但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界的话语权还不大，为国际社会学界公认的中国社会学家凤毛麟角。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总体上还没有摆脱为西方社会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做验证(“打工”)的倾向。学习国外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联系中国社会实际做调查研究，使其植根在中国的土壤上，才能有所创见，才能有学术自立，服务社会和人民。费孝通在这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他一生“从实求知”，致力于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中国化；他结合中国实际学习和采纳外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从不唯洋，也从不唯师，时时处处总结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创造和实践经验；他反思过去研究“只见社会不见人”的不足，将社会结构的研究与人的心态研究相结合；他的社会科学事业成就卓著，赢得了许多国际声誉，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典范瑏瑢。他的江村调查及其延伸，始终坚持实地调查和“学以致用”、“志在富民”的学术价值观。他认为，如果“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所得研究成果对他人、对现实和后世不发生影响的话，这样的社会人生将是毫无意义的。

将在江村日益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成果提升到建立学说的高度，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概括，必将会把江村研究提升到新的阶段，增强江村研究人员的学说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样有助于综合整理、总结概括江村调查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系统地剖析费孝通的学术道路及其学术成就，有助于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发展道路的重新了解和认识，有助于促进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已有研究成果的个案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有助于费孝通所开创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ChineseSchoolofsociology)的实现，进而扩大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和话语权。

“江村学”研究什么呢？“江村学”以江村调查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是对江村研究的研究，也就是对费孝通开创的江村调查之缘起、历史进程、学术成果、社会影响、研究方法，及其对费孝通研究与批评等的综述、分析、评论，同时以实践数据检验费孝通提出的农民致富、乡村工业、小城镇、“三级两跳”等理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江村学”研究已具备哪些有利条件呢？第一，江村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一种类型的代表，既有其特殊性，又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许多共性，其发展规律已有所显现；第二，近现代的多个时期都对江村有所研究，成果较丰富，可供比较研究；第三，江村有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具有小百科性质的《开弦弓村志》已经出版；第四，有关江村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也在逐渐增多，研究水平在不断提高，所有这些为江村研究提供日益丰富的研究成果。

“江村学”研究存在哪些问题与困难？第一，江村研究包括研究成果和各种评论异常分散，还没有建立资料库，暂且不知道谁可主持这项功在千秋的工作；第二，近年来，研究生导师指导学生来江村调查研究有增无减，选题缺乏协调，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协调，研究课题常常雷同；第三，学位论文的调查时间一般只有一两个星期，没有足够长的时间，调查资料的丰富性不够，有的问卷调查缺乏科学性和真实性，这样的学位论文质量难以保证，将给“江村学”的研究带来不利影响。

“江村学”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江村学”将以文化自觉的精神和实事求是、实证的态度去研究。也就是采用实事求是方法论、实证主义史学方法论，以及社会学的文献方法、观察方法(研究人员尽可能地“回到社区去”，了解研究者实地调查的过程与辛劳，以及费孝通等思想回馈乡土和父老乡亲的变化)、定量定性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

费孝通墓葬家乡吴江松陵公园，费孝通纪念馆设在江村，他的乡土情怀深深扎根在家乡的土地上。“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相结合，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34](P55)费孝通情系国家和人民，是一位杰出的人民社会学家瑏瑣，他的人生与志向和人民的期盼相融合，将永恒。

“江村学”是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传承和弘扬，其创建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江村学”的理论体系，将在研究中逐步建立和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长期学习、钻研过程，需要排除许多障碍，克服许多困难，更要接受各种批评和评判的考验。只要坚持，就会有所建树。笔者深信，只要有志者努力以赴，“江村学”必将会屹立在学术之林。

注释：

①作者的三文是《费孝通江村调查50年》(载于《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3期)、《费孝通江村调查70年》(载于李友梅主编：《江村调查与新农村建设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78页)和《创见“江村学”之再思考》(2016年7月，在上海大学举办的“第二届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学术研讨会暨纪念费孝通‘江村调查’80周年《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系列丛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②1957年6月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有多篇(本)论著批判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其中黄万纶如是说：“1936年夏天，费孝通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住在一个恶霸地主周宝山(伪乡长)家里，通过一些保甲长和国民党的爪牙，搜集了一些‘材料’，七拼八凑地编成了一本所谓《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LifeinChina)，这本书又名《江村经济》，于1939年以英文在伦敦出版，并借此换得了‘博士’学位。”(见黄万纶：《费孝通“农村调查”的反动本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李达以“《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只在英国用英文出版，没有用中文在中国出版”为据，断言“费孝通在全国解放以前确是一个文化买办，是有确实证据的反共反人民的卖国通敌的反动派”(见《费孝通的买办社会学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23页)。

③费孝通和王同惠的《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已孕育了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和观点，同样是他学术研究的起点。

④该报告打印的时间是1957年5月22日，表明这是调查组的最终报告，但与继续调查，6月中旬结束开弦弓村调查的时间不相符。

⑤参见科学出版社编辑部编辑出版的《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一辑)和《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二辑)中的有关文章。

⑥该书作者为黄万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节略文本以《费孝通在“重访江村”中干些什么——对费孝通所谓农村调查的调查》为题先发表于《哲学研究》1958年第2期的卷首，有20页之巨，为该刊创刊以来之最不惜篇幅的文例。

⑦1962年春节期间，费孝通去给大哥拜年。费振东希望他把留学英国的经历写一写，作为文化教育史料，对后人是有用的。费孝通回去后写了《留英记》，刊登在是年国务院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上。这是费孝通被定为右派分子后至“文革”结束发表的唯一的一篇长文。

⑧胡乔木在全国社会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经《哲学研究》杂志社整理，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在该刊1979年第5期发表，题目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本摘要参照下列文献的有关记述整理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张琢主编：《现代中国社会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王康主编：《社会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⑨1978年10月，费孝通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邀请，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回到了他最早进行民族实地调查，日夜魂梦神牵的地方，重访金秀瑶山。后来撰写的《四十三年后重访大瑶山》，在《中国建设》(中文版)1980年第1期发表。费孝通教授在该文中比较了瑶山的民族平等、道路、交通、照明和文化等43年来的巨大变化，对它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⑩1993年，沈关宝的博士学位论文《一场悄悄的革命——苏南乡村的工业与社会》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纪念费孝通学术活动60周年时，北京大学潘乃谷、马戎主编的《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一书，辑入沈关宝的《解放前的江村经济与土地改革》、刘豪兴的《农工之间——江村副业60年的调查》和李友梅的《江村家庭经济的组织与社会环境》三篇文章，这是“江村50年”调查的部分内容。但我认为，这些论著、报告己无法弥补原计划之万一。

[11]参见李友梅主编：《费孝通江村调查70周年与新农村建设》，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58页。

[12]1980年3月7日，费孝通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该年度马林诺斯基荣誉奖，并成为该会会员；1981年11月，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的赫胥黎奖章；翌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1988年2月，获美国1988年大英百科全书奖等。这些都是费孝通对人类学及社会学在中国及世界的传播和应用作出的突出贡献的荣誉，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骄傲。

[13]“人民社会学家”的称谓是刘豪兴1998年在《人民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学术价值观及其实践活动》(收入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册，群言出版社1998年版)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后在纪念费孝通诞辰100周年前后为陆学艺、郑杭生等学者采用。而“人民社会学”一词源自1981年10月6日费孝通在江苏南京作的《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从三访“江村”说起》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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