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建构”视角对问卷调查的方法论意义

作者：王晓晖 风笑天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南方社会科学》  发布时间：2017-06-28  浏览次数： 4671次

【摘　要】多元建构视角认为，问卷调查资料是多元主体相互作用、共同建构的结果。多元建构视角有三个方面的方法论意义：第一，问卷是由待测变量和语言刺激构成的，问卷设计应先设计待测变量，然后在此基础上设计语言刺激；第二，研究者应同时从受访者和访问员的角度来设计问卷和组织调查，尤其要通过提高问卷质量来降低受访者参与访谈的成本及访问员的工作难度和心理压力；第三，实施访谈时，访问员应引导受访者做出有利于访谈顺利进行的情境定义。

【关键词】多元建构；访谈场域；待测变量；访问员相关误差

现代实证主义认为，研究者之外存在真实的、等待被探索的实在(纽曼，2010：10)，研究者的任务是收集独立于研究者的、反映外部实在的经验资料，然后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概括、提炼理论或检验理论。问卷调查则被视为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方法典范。问卷调查就是收集“真实的”定量资料、创造正确的、客观的知识的研究方式，它具体贯彻了实证主义的理念。

然而，实证主义视角忽视了问卷调查必须通过向受访者提问来测量研究对象的属性从而搜集资料的事实。向受访者提问，意味着资料收集过程将激发出复杂的社会互动，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必将对资料收集过程和资料产生影响。关于这种影响，实证主义的策略是“悬置”影响或将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Burawoy，1998)。另有研究者直面相互作用中受访者所受的影响并进行了理论探讨，如福勒和曼吉奥诺考察的“访问员效应”(福勒、曼吉奥诺，2009：15)、风笑天有关问卷设计出发点的观点(风笑天，2014a：88-93)、潘绥铭和黄盈盈讨论的“主体建构”视角(黄盈盈、潘绥铭，2010);等等。然而，无论是实证主义“悬置”研究活动对社会世界的干扰的企图，还是学者们关于受访者所受影响的探讨，都存在不足。首先，“悬置”研究活动的干扰是不现实的、不切实际的；其次，调查过程中的互动效应，不只囿于受访者所受影响，仅仅考察受访者所受的影响不足以认识互动的全貌。为推动研究的发展，本文从“多元建构”视角来考察问卷调查过程的互动效应。多元建构视角认为，问卷调查的资料收集过程构建了一个“访谈场域”，该场域中至少存在六个主体，即研究者、问卷、访问员、受访者、访谈场景、利益集团，六个主体的相互作用共同建构出问卷调查的资料。下文首先阐述“多元建构”视角的内涵，然后从问卷设计、受访者和访问员三个角度来讨论“多元建构”视角的方法论意义。

—、“多元建构”视角的内涵

“多元建构”有两层含义。首先，多元建构意指“访谈场域”中存在多个主体且主体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见图1)。关于访谈过程中的互动，学者们提出了“调查者—问卷—被调查者”(风笑天，2014a：88)和“研究者(问卷设计)→访问员→受访者”(蔡禾，2004)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共同点，是强调问卷调查是访问员通过问卷向受访者了解情况的过程，强调调查过程中访问员和问卷对受访者所产生的影响。“访问员效应”、“主体建构”两种观点皆如此，即它们仅仅强调受访者所受的单方面的影响。毋庸置疑，由于问卷调查必须通过向受访者提问来测量研究对象的属性，对受访者有高度的依赖，因而突出问卷的刺激或访问员的介入对受访者的影响是有必要的。

但事实上，“访谈场域”中不只存在研究过程对受访者的影响效应。“访谈场域”是由研究者、问卷、访问员、受访者、访谈场景、利益集团六个主体直接构成的，六个主体在该场域中进行着复杂的相互作用。第一，研究者围绕研究目标设计问卷，将研究目标具体化并融入问卷之中，通过问卷构建出访问员与受访者互动的结构性前提：访问员与受访者的互动，必须依据和围绕问卷来展开，双方“目的性交谈”的目标是要测量研究对象的属性、收集资料。第二，问卷的特征直接影响着受访者、访问员和访谈场景。问卷对受访者的影响是人们所熟知的。比如，问卷内容和长度、问题的顺序、问题的难度（是否容易理解，是否需经长时间思考、回忆和复杂计算方能回答）等，都将影响受访者的合作意愿。问卷对访问员和访谈场景所产生的作用较少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由于访问员是直接负责资料收集的一线工作人员，是问卷的直接使用人，不考虑问卷带给他们的影响，我们是难以设计出高质量的问卷的。所谓的访谈场景，是指访谈进行的场合（如办公室、居民住宅、生产车间等）和其中的利益相关者。问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上。比如，通过党政系统洽谈调查事宜时，乡镇干部、居委会书记等“守门人”常常要求查看问卷内容，有的甚至由于担心受访者的回答对自己不利而要求陪访。这些现象说明问卷对访谈场景存在一定的影响。第三，访问员、访谈场景对受访者产生“访问员效应”和“访谈场景效应”。①学者们对这两类影响已有深入研究，提出了“标准化访谈”、“过程控制”等应对策略。第四，人与人的互动是嵌入具体情境的，访谈场景不同，访问员和受访者的行为也有所不同，特别场景中若有他人在场时两类行动者所受的影响尤为明显；另外，访谈过程中的被访者并非被动客体，他们的参与访谈的能力、配合的态度、话语、神情等极大地影响着访问员的心理和行为。比如，访谈场景中若有第三人在场，访问员需考虑是否或如何让第三人回避，若无法回避，则需想方设法让第三人不要掺和进访谈过程。学者们讨论访谈情境时，往往认为访问员是主体，受访者是客体，认为访问员具有相对于受访者的地位优势。而事实并非如此。受访者的地位优势、参与访谈的能力和意愿，对访问员有明显的反作用。比如，聘请大学生担当访问员，当面对企业高管、政府官员等群体时，访问员处于明显的地位劣势，整个访谈过程很容易被受访者引导和控制：若受访者的理解能力、记忆能力、计算能力、表达能力很强且愿意配合，访问员能够轻松地、快速地完成访谈，他们会感到愉悦，调查的积极性也高；若遇到不耐烦的、暴躁的、脏话连篇的、中途拒访或甚至直接将访问员拒之门外的受访者时，访问员通常非常气馁，有明显的挫折感，非常容易疲劳，调查积极性不高，甚至害怕入户。第五，研究者、问卷、访问员、受访者、访谈场景五个主体都会受到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比如，2009年全国和谐家庭建设调查的问卷中有多达４８个诱导性问题。调查组织者对此的解释是，他们辛辛苦苦开展了和谐家庭建设活动，当然不愿让调查得出不利于我们的结果。该解释说明，利益集团对问卷调查有明显的制约和影响。

其次，多元建构意指问卷调查资料是多元主体共同建构的结果。认识到问卷访谈“互动场域”中复杂的相互作用后，我们自然会问，问卷调查所收集的资料是单纯反映研究对象属性的客观资料吗？显然不是！第一，内含研究者的意图和被打上了利益集团的烙印的问卷，本身就是研究者和利益集团用来裁剪现实和建构资料的工具，直接建构了资料的内容和形态。比如，有关生活水平的变化，某问卷提供了“上升很多”“略有上升”“没有变化”“略有下降”“下降很多”“不好说”6个选项，硬生生地把生动、丰富的生活压缩成到一个单维的程度系列中，而那些在生活水平的某些方面有所上升、在另外一些方面有所下降的受访者，只能被迫在六个选项中选择一项。第二，访谈过程塑造了受访者的意见、态度。研究者往往从政策或理论研究的兴趣出发来关照现实，受访者则是基于生活实践而关照现实，两类人的兴趣点、关注点往往不同。这就会造成下面的情形：研究者在问卷中询问的某些问题，受访者在接受调查之前没有遇到过，或即使遇到过但没有思考过。用专业的术语来讲，就是研究者想要测量的变量，在受访者那里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比如某调查想测量人们有关“人类社会与环境关系”的看法，量表的语句共15个，有如“人是最重要的，可以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改变自然环境”。“由于人类的智慧，地球环境状况的改善是完全可能的”“人类终将知道更多的自然规律，从而有能力控制自然”等等。在陪同访问员的时候我们发现，大量的农民和部分文化水平较低的城里人对这些语句一脸茫然，因为他们根本没思考过这些“高大上”的问题。然而，他们最终也选择了相应的答案。显然，访谈过程迫使他们去思考了之前从未思考的问题，制造了他们的意见、态度。第三，研究者、问卷、访问员、受访者、访谈场景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利益集团的干扰，将直接塑造访问员和受访者对访谈过程的所作的情境定义，而该情境定义最终将决定双方的配合程度和资料的质量。总之，复杂的相互作用使得访谈过程既非纯粹的测量研究对象属性的过程，也非仅仅是受访者面对访问员时进行的“主体建构”或“主体呈现”，而是六个主体共同建构调查资料的过程。六个主体共同建构资料的事实，使得经验资料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而研究结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反映论”“镜喻论”所认为的简单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

二、问卷和问卷设计再认识

从测量理论的角度来看，调查问卷是测量研究对象属性的工具，而从多元建构视角来看，问卷是研究者和利益集团建构资料的工具，也是访问员和被访者交流的蓝本。无论从什么视角来看，问卷的质量都直接制约着调查资料的质量。然而，现有对问卷及其设计的认识不利于问卷质量的提高。问卷通常被认为是一份精心设计的用来测量人们的行为、态度和社会特征的问题表格，问卷设计的过程相应地被看成是编写问题的过程。该观点未认识到问卷及其设计的实质。

从多元建构的角度来看，问卷由待测变量和语言刺激构成，待测变量是问卷的内核，语言刺激是问卷的外表。待测变量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意图，它们是从研究目标里边通过课题操作化、假设操作化和概念操作化而来的，是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的具体体现。比如，在居民生活质量研究中，研究者可将生活质量操作化为住房类型、住房间数、对住房拥挤程度的感知、食物消费、大件家电数量、主要闲暇活动等变量（风笑天，2014b：91-92)。。这些待测变量决定了一份问卷将被用来收集哪些资料和资料的测量层次。语言刺激是指用问卷中的问题、②问题的用语和表述、问题的顺序、问卷的排版等。说语言刺激是外表，有两层含义：第一，语言刺激最核心的构成部分即问题之内蕴含着变量，问题是依据待测变量而拟定的用以测量待测变量的工具；第二，语言刺激是访问员和受访者在问卷上能直接读到的内容，是访谈过程中对受访者施以的直接刺激之一。问卷调查的基本特征，就是通过向受访者施以语言刺激，激发受访者的回答，从而测量问卷中的待测变量。不过，使用“语言刺激”这个概念，并不意味着仅语言刺激参与了资料的建构，只不过它们对受访者和访问员的影响更为直接而已。待测变量同样参加了资料的建构。测量哪些变量、变量值如何分类，都是研究者依据相关理论来决定的，体现了研究者理论视角和分类体系。测量的变量不同、变量值的分类不同，则建构出的资料也不同。总之，在认识问卷时，我们应该把“待测变量”和“语言刺激”区分开来，尤其是要把“待测变量”与“问卷中的问题”区分开来。只有明了它们的区别后，我们才能知晓每个问题的测量目标是什么以及该如何运用资料，也才能更准确地把握问卷设计的基本规律。

与问卷的构成相应，问卷设计包含“变量设计”和“语言刺激设计”两大内容。问卷设计的基本过程是：围绕研究目标开列待测变量清单，草拟测量每个变量的问题，对问题作批判性审查和认知测试，将问题编排成问卷，对问卷进行实地测试，依据测验结果修改定稿。其中草拟问题、编排问卷都是语言刺激设计的内容。此处不讨论设计过程中的对问题的审查和认知测试以及问卷的实地测试，而集中论述变量和语言刺激设计。从多元建构的角度来看，问卷设计的出发点有三个：研究目标、受访者和访问员。研究目标这个出发点体现在变量设计上；受访者和访问员这两个出发点主要体现在语言刺激设计上，同时也体现在变量设计上。变量设计的最终任务是确定一项调查需测量研究对象的哪些属性，它的基本内容有三项：第一，从研究目标中操作化给出变量清单；第二，选择有效的变量，所谓有效变量是适合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受访者的变量，那些与研究目标无关或关系不密切、事实上不存在、测不准的、敏感的变量都是无效变量③；第三，按照满足完备性和互斥性、与变量协调一致、满足统计分析的要求三个基本原则设计变量值。变量设计首先要紧紧围绕研究目标来展开，要测量哪些变量、测量多少变量、每个变量的测量层次是什么等都必须依据研究目标来确定；同时还要为受访者和访问员着想，具体表现在：所测的变量不能太多，也尽量不要测敏感性变量或想方设法降低此类变量的敏感性。

变量设计结束之后则是语言刺激设计。如果说变量设计解决的是测什么，那么语言刺激设计解决的是如何测。语言刺激设计应思考和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第一，针对每个变量，应该如何提问才能测量它？如前所述，问卷调查是通过向受访者提问来测量研究变量的，问题是用来测量变量的工具，因此应思考什么样的问题才能达成测量目标。好的问题应能“最大限度增加记录的答案与研究者试图测量的内容之间的关系”（福勒，2015：86)。比如，对于“收入”变量，“去年一年当中，您和所有跟您住在家里的家人，一共赚了多少钱（包括从工作和其他收入来源都算）？”这是个恰当的问题，而“您每月从现在这份工作中赚多少钱？”则不是恰当的问题，因为测量收入的目的是要考察研究对象可以利用的资源，第一个问题能测出可利用的资源量，而第二个问题测的则只是工作的特征(Fowler，1999：27)。第二，每个问题应如何提，该如何用语、如何表达，问题之间的顺序该如何排列，应该用什么字号、字体、颜色来印刷问卷等等？这些是语言刺激设计的核心内容，应该从受访者和访问员的角度来设计。针对受访者，语言刺激设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尽量确保每位受访者都愿意回答问题、能准确理解问题、能够准确回答问题；针对访问员，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方便访问员取得受访者的配合，方便访问员阅读问题和记录答案。总之，研究者应同时将受访者和访问员装在心里，思考什么样的语言刺激才能让受访者愿意且能够回答问题，才能有助于访问员和受访者双方准确、轻松地进行“目的性交谈”。

三、“多元建构”中的访问员和受访者

问卷调查入户访谈成功与否不仅高度依赖于受访者，同时也依赖于访问员，因此研究者要时刻且同时从受访者和访问员的角度来思考如何设计问卷和组织调查。但由于受访者与访问员在“访谈场域”中的角色不同，他们在场域内的行动逻辑和该行动逻辑对资料的影响是有差异的。

首先，对于受访者而言，除人口普查之类有义务配合的调查外，其他的问卷调查都是一项被动接受的、被强加的事情，他们有权利不配合调查；他们对资料的影响取决于他们的合作意愿。本文认为，可沿着社会交换理论和符号互动论的思路寻找吸引他们参与访谈的方法：第一，根据社会交换理论，问卷访谈也是一种社会交换，这种交换同样需遵循互惠规范和公平规范，因此研究者和访问员都应该思考这两个问题：为激发受访者参与调查，为交换丰富的调查资料，应提供什么样的报酬？若报酬有限，应该如何降低受访者参与调查的成本？第二，根据符号互动论，对于素昧平生的访问员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受访者对访谈情境的定义是决定他／她是否配合和如何配合的关键因素，因此访问员应创造出有利于调查成功进行的互动情境，引导受访者做出有利于顺利开展访谈的情境定义。其次，对于访问员而言，他们肩负着收集信度和效度均较高的资料的责任，他们是主动塑造访谈情境谋求受访者的合作的一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对资料产生复杂的影响。由于入户访谈是件辛苦活，它不仅要消耗访问员的体力，受访者的实际拒访、回答问题时绕圈子、说假话等消极反应给访问员造成的“语境压迫”（蔡禾，2004）将极大地打击访问员的自信心，降低其工作积极性，甚至导致其有意或无意地敷衍塞责或舞弊。因此，调查组织者一方面需做好访问员的挑选、培训、管理和监控，控制“访问员效应”，实现“访问员相关误差”最小化，另一方面更要站在访问员的角度思考问卷设计和现场访谈工作，既要提高访问员的工作能力，又要为他们顺利、舒心地进行访谈创造条件，要想方设法减轻访问员的工作量和压力，降低其工作难度。总之，由于受访者和访问员是“访谈场域”中最重要的行动者，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直接建构了调查资料，直接影响资料的质量，因而应予以高度重视。由于关于受访者所受影响的研究已然较多，下面仅从情境定义、过程控制和为访问员着想三方面，谈谈如何保障访问员与受访者建构出来的调查资料的信度和效度。

（一）情境定义

如上所言，要获得受访者的配合，访问员应以积极的态度设法引导受访者做出有利于访谈顺利进行的情境定义。根据笔者的调查实践和根据福勒的研究，要获取积极的情境定义，访问员需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有效解答面对一位陌生的访问员时受访者的疑虑。这些疑虑主要有：“你是谁”、“你来做什么”、“你为什么到我家和怎么找到我家”、“我配合你做调查有什么好处”、“我怎么敢把自家的情况告诉你这个陌生人”。访问员应以科学、诚实、郑重的态度解答受访者的这些疑虑。关于“你是谁”，访问员需证明自己的身份合理、合法和正规（风笑天，2014b：140-141)，提供调查组织机构的基本信息、出示证件（身份证、访员证）、统一着装等都是常用的方法。关于“你来做什么”，宜简明扼要介绍调查的目的和内容。关于“你为什么到我家来和怎么找到我家”，扼要介绍抽样方法、抽样程序和强调抽样的科学性是比较有效的方法。如果采用实地绘图抽样，还可向受访者展示抽样地图。关于“我配合你做这事有什么好处”，需坦诚调查不会直接给受访者及其家庭带来好处，但应尽可能说明调查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针对“我怎么敢把自家的情况告诉你这个陌生人”这个疑虑，可扼要介绍《统计法》等法律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郑重承诺若调查机构和访问员透露调查信息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做好印象管理。除进门时要诚恳地对于打扰受访者表达歉意，言简意赅、重点突出地说好开场白，塑造“正式、普通、友善、礼貌”的第一印象，准确而有艺术的提问和追问(风笑天，2014b：140-142)等等以外，要注意给受访者留下“科学、敬业、专业、高素质”的印象。所谓科学，指要告知受访者，整个调查的方案都是根据某些科学规则设计的并且必须严格遵循。所谓敬业，是指访问员对调查工作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行为。若社区居民看到一群访问员白天顶着烈日或寒风、夜晚工作到十点甚至更晚，不辞辛劳地去做调查，很多居民通常会被感动，也愿意接受访问。专业，是指访问员非常熟悉调查业务；高素质，指访问员是高素质的公民。一个专业的、高素质的访问员往往会留给受访者一个好的印象，也能较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从社会交换的角度来看，目前通行的赠送小礼品或付给一定货币报酬的做法虽然也能换来很好的配合，但我们还需创造非物质的、心理上的报酬，如调查内容与受访者的兴趣相投、孤独老人获得的与访问员聊天的机会等。实践证明，“科学、敬业、专业、高素质”的良好印象也是我们能付给受访者的报酬。

第三，对所有受访者，访问员应以相似的方式引导他们做出情境定义。按照研究者期望，答案中的差异应归结于受访者所提供的内容本身的差异，而不应归结于他们所受的刺激(福勒，2015：134)。为此，访问员消除疑虑和印象管理的方式对每个受访者都应该相同。福勒特别强调，对研究目的和资料未来使用者的介绍、保密性的承诺等都应相同，以便使所有受访者接受访谈的背景保持一致。

(二)过程控制

记录受访者的生活环境及访谈场景是常见的用于推测受访者如何建构资料的方法(李强，2002;黄盈盈、潘绥铭，2010)。由于资料是“访谈场域”中多元主体建构的，记录和控制访谈过程和场景无疑有助于考察各种互动效应。然而，记录生活环境和访谈场景的方法仍存不足。第一，它是基于“主体建构”和“心理二重区域”而提出的，只看到了“受访者”这个主体且只关注受访者对资料的建构，没有将访问员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第二，对于应该记录生活环境和访谈场景中的哪些因素、由谁来记录、如何分析这些因素对资料建构的效应，都尚无明确的认识。黄盈盈和潘绥铭认为，可依调查目标来确定应该记录的因素，记录工作可由调查组长来承担，另外调查组长还需通过体验和感悟来考察调查点的全面情况。然而，由于一项调查的变量通常有上百个，我们难于确定依据调查目标确定的数个因素是如何影响受访者建构上百个变量资料的。另外，体验和感悟因人而异，不同调查组长所能看到的、体验和感悟到的都不同，他们的介入反而增加了资料建构过程的复杂性程度。尽管存在上述不足，记录受访者的生活环境及访谈场景仍是有益的，但我们还需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从多元建构的角度来看，除记录访谈过程中受访者和访谈场景的相关情况以外，④还需记录访问员方面的信息：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社会阅历、调查经历、人际技巧、表达能力、调查感受、疲劳程度等，因为访问员的个人特征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访谈过程并参与资料的建构。

（三）为访问员着想

访问员是资料收集工作中的核心人力资源，他们的能力和态度直接决定了资料的质量。因此，不仅要加强访问员的选择、培训、管理和监督工作，更要像为受访者着想那样为访问员着想。一方面，要为访问员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为此，调查督导要为访问员做好两件事：第一，做好访问员吃、住、行、通讯等后勤工作，让他们除调查外不用操心其他任何事；第二，尽量带领访问员入户，入户恐怕是调查最艰难的环节，是访问员最担忧的环节，督导若能协助他们入户，能极大地降低其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减轻访问员的工作量和压力、降低其工作难度。首先，分配给每位访问员的问卷量要适中。访问员承担问卷量越多，身体和心理压力就越大，其工作质量会相应降低。研究显示，相对于任务轻的访问员，任务重的访问员收集到的准确数据要少得多（福勒，2015：149）。蔡禾的研究也显示，访问员完成的问卷越多，对问卷越熟悉，越容易产生“语境的熟悉性”这种对资料的不良影响（蔡禾，2004）。其次，高度重视问卷设计工作，设计出便于访问员与受访者顺畅交流和便于答案记录的问卷蓝本。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但在近年来的调查实践中，大家所熟知的一些规则却一再遭到挑战，本文才不得已要重申问卷设计的重要性。

问卷过长、语词抽象、单个问题的语句过长、问题表述不符合日常交流习惯是最常见的毛病。它们不仅提高了受访者参与调查的成本，降低他们的配合意愿，更是明显加大了访问员的工作难度和心理压力。教科书和大量实践都告诉我们，调查时间应控制在半小时以内。而我们却见到长达90甚至100多页的问卷，五六十页长的问卷更为常见。认真完成此类问卷至少需１小时，多则四五个小时。访谈进程超过半小时之后，受访者往往逐渐丧失耐性，有的直接中途拒访，有的虽不拒访却胡乱回答。随着受访者的配合意愿越来越低，访问员承受的心理压力相应地越来越大，这种压力会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产生缩短问题、减少问题答案、给受访者暗示、该解释的不解释、该追问的不追问、不询问受访者就直接圈选答案等行为，“访问员相关误差”相应剧增。因此超过半小时后的资料质量很差。与其花大价钱去搜集一堆垃圾资料，不如缩短问卷去提高资料质量。为此，研究者们首先要抑制那种“一口气吃成大胖子”的妄想，其次要精选待测变量，只去测量重要的变量。语词抽象、单个问题的语句过长、问题表述不符合日常交流习惯等毛病，首先让受访者难以理解问题且不同受访者对同一问题的理解千差万别，违反了“要让人对问题的理解能够一致”(Fowler，1999：17)的规则，其次使得访问员需花心思和口舌去解释问题，既增大访问员的工作量，也产生了由访问员的解释存在差异所致的“访问员相关误差”。鉴于此，应回归和遵循学界关于语言设计的通行规则(巴比，2007：245-251;Schutt，2010：295-298)。福勒曾指出，在问卷设计上多花点功夫是减小整个调查误差的最划算的投资(Fowler，1999：224)。既然如此，我们何不杜绝各类问卷设计中的常见毛病，降低受访者和访问员的交流成本，降低“受访者效应”和“访问员效应”。毕竟，与人方便，同时也是给自己方便。

注释：

[1]依据弗洛伊德·福勒(FloydJ.Fowler，Jr.)、托马斯·曼吉奥诺(ThomasW.Mangione)的观点，“访问员效应”是指访问员对调查资料质量产生的影响。相应地，“访谈场景效应”和后文中的“受访者效应”分别指访谈场景和受访者对资料质量带来的影响。

[2]KeithF.Punch区分了研究问题(researchquestion)和收集资料的问题(datacollectionquestion)，前者指一项研究试图去回答的问题，后者指向受访者提出的、用来收集资料的问题。参见KeithF.Punch：Introductionto SocialResearch ：QuantitativeandQualitativeApproaches.LosAngeles，London，NewDelhi，Singapore，WashingtonDC：SagePublicationsLtd，2014，p.62。问卷中的问题，就是Punch所言的收集资料的问题。出于简洁的需要，本文不用“收集资料的问题”而仍用“问题”这个术语。

[3]关于无效变量，本文的观点与Fowler的思想相似。Fowler认为优良收集资料的问题的标准有5条，其中有两条分别是：除非问题的目的是要测量知识，否则所有的受访者都应该有权利知道正确答案的咨询;问题所要求的答案，必须让受访者愿意提供。前一个标准与本文所说的“事实上不存在的变量”是一致的，比如笔者曾接触过一份调查贵州、云南等山区农村的问卷，其中有五六个问题是测量农民家庭的大型农机具的价格的，山区农业不使用大型农机具，因而“大型农机具的价格”是不存在的变量。后一个标准与本文所说的“敏感变量”相一致。但除受访者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中的“敏感变量”外，我们还需注意“测不准的变量”。比如“去年一年的消费细目”，只有在有详细消费记录的条件下才可能准确测量，而这样的记录在绝大多数家庭都不存在，故这个变量是测不准的。很可惜的是，Fowler没有把“收集资料的问题”与该问题中所蕴藏的“待测变量”区分开来。

[4]如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要求记录的信息有受访者的配合程度、回答问题的态度、语言表达能力、理解能力、对社会和公共事务总的了解程度、访问开始前对调查的疑虑程度、对调查感兴趣的程度、回答的可信程度、访问员对受访者家庭经济状况的判断、受访者的住房状况、他人在场及他人在场对访谈的影响等。

参考文献：

[1]Burawoy，Michael，TheExtendedCaseMethod，SociologicalTheory，1998，16(1)：4-33.

[2]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蔡禾：《语境与问卷调查》，《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4]风笑天：《社会调查中的问卷设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5]风笑天：《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6]FloydJ.Fowler，Jr.：《改进调查问题：设计与评估》，弘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

[7]弗洛伊德·福勒、托马斯·曼吉奥诺：《标准化调查访问：如何实现访问员相关误差最小化》，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弗洛伊德·J.福勒：《调查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9]黄盈盈、潘绥铭：《问卷调查的“过程控制”：论主体建构视角下调查方法的整合》，《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

[10]李强：《“心理二重区域”与中国的问卷调查》，《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

[11]RussellK.Schutt：《社会研究方法———历程与实务》，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0年版。

[12]威廉·劳伦斯·纽曼：《社会研究方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