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再建中的“乡绅”——日本东北地区乡村的田野调查经验对中国社会的启示

作者：李 晶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发布时间：2017-05-19  浏览次数： 3519次

【摘　要】在日本现代社会，“武士”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如今，管理日本乡村社会的是“笃农家”和村落精英，即村落中的“乡绅”。他们是村落自治的主体，各显其能，身体力行，发挥着村民与政府沟通以及引领村民的作用，为稳定、发展村落社会做出了贡献。日本在乡村治理方面有很多经验，特别是调动本地人才积极性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思考；而摒弃官方与民间的二元框架，给乡村更多的自主空间，让有志于乡村建设，真正代表农民的“乡绅”发挥作用这一点，对于中国新农村建设更具启发意义。

【关键词】日本；中国；村落；社会；乡绅

所谓乡村治理，按照社会治理理论，“现代意义上的治理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意强加，它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在这样一种互动中，参与治理的行为主体在此不再形成一种等级隶属关系，而是构成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或伙伴关系，他们通过多元互动，找到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日本近代化以来，“乡绅”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可资中国乡村治理借鉴。

在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研究方面，一般认为日本的“武士”与中国的“乡绅”在乡村管理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它反映了各自社会的特点，形成了鲜明对照，穐山新在其《慈善与社会连带之间—关于日本和中国的社会权利的形成》一文中讨论20世纪20到40年代的“社会连带”问题时，把日本的“笃志家”对社会的温情与中国的“乡绅”的人格力量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是‘慈善’事业的承担者，发挥着地方中间权利者的作用”。在日本，关于中国“乡绅”的概念是固定的，主要指“1911年之前，在君主制下的中国地方社会中有社会、文化地位的人，也称绅士、士绅、缙绅，一般指通过科举获得‘生员’以上封号的人。乡绅在君主制的地方社会作用很大，他们是政府与民众的桥梁，一方面帮助政府管理社会，另一方面也向政府反映民意，是民众的代言人。乡绅在废除科举制以后的民国时期，还有其实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消失了”。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对“乡绅”的定义比较宽泛，有学者认为“所谓‘乡绅’，就是乡间的绅士，即士大夫居乡者。这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此即所谓的“绅”或‘大夫’；一部分是未曾出仕的读书人，此即所谓的‘士’。由乡间士大夫组成的‘乡绅’群体，他们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在官场有一定的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地了解。他们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意旨贯彻于民间”。如今，在讨论乡土重建时，对“乡绅”有了新的解释，“新乡绅这个概念是指：受过良好教育的，拥有一定财富或者创业能力的，乐善好施的，在当地具有一定威望的乡村人士。由无数个这样的‘乡村人士’所构成的一个新的阶层，可以称之为新乡绅阶层”。还有学者认为“现代新乡绅主要指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农村文化和社会精英，是独立于国家系统之外，具有知识、文化的独特优势和明显的道德优势、社会声望的农村精英分子。这是现代新乡绅与封建时代的传统乡绅、民国乡绅所具有的共同特质，也就是说，现代新乡绅属于乡村精英，但不等于乡村精英只是乡村精英中的文化精英、知识精英；他们可能有一定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但不以财富作为判断标准，他们的特质是知识性、文化性和社会性，他们的影响主要是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

在日本现代社会，“武士”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活跃在日本乡村社会的是被称为“笃农家”和村落精英，他们在日本的乡村事务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日本乡村，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迅速，大量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农村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中，越来越低，如今已经达到不到10%的水平。乡村如何维持，是日本政府最为头痛的事情，也是村民最为关心的事情。日本政府为了挽救日益颓势的乡村，为农民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几乎取消了农业税收；鼓励村民返乡务农，也鼓励其他职业者从事农业；日本政府在加入TPP组织的时候，为了不给农业带来负面影响，经过多次谈判，以不影响农业发展为前提，决定加入该组织。农业在日本的GDP比重中占的很少，但因其关乎日本国民的民生和日本传统文化的延续，因此，日本政府在农业问题上格外慎重。日本国土面积小，山地多，农户人均土地少，不适合集约农业，只适合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农业。小型农业依托的是家庭与村落，村落在则家庭在，村落不在则家庭不在，这是日本村民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维系村落就是维系“家”；维系“家”就是维系村落，二者相互依托。在日本传统的稻作村落，有各种社会组织，无论是“皇权”在上，还是“皇权”下放的时代，村落内部组织，在维系村落运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都很大。日本从1945年以后，建立了新的社会管理体制，村落自治是其特征之一。村落自治依靠的是村落“精英”，“精英”是西方社会的概念，其内涵广泛。

“社会精英”之概念除了内涵宽泛之外，还缺乏乡土气息。“乡绅”概念源于中国社会，所指宽泛，其核心为“乐善好施”。日本传统乡村社会，虽然没有一个清晰的“乡绅”阶层，但不乏有文化、且“乐善好施”者，本人认为，这些人可以被认为是日本的“乡绅”，用中国的“乡绅”称呼他们更为贴切。其实，在传统的日本农村社会中，早已有“笃农家”之概念，亦称“老农”，二宫尊德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中国社会中没有“笃农家”之概念，从字面上，中国读者很难理解其义，中国社会中，虽然有“老农”一词，但和日本的“老农”的意思不能完全划等号，日本社会早期的“笃农家”虽然没有管理村落的“权力”，但可以影响农民的价值观的形成，也是村落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现代日本农村社会中，“笃农家”比比皆是，但不能把所有“笃农家”都称其为“乡绅”，能称得上现代日本社会中的“乡绅”的人，除了具备传统“笃农家”的特点之外，还应该是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的人。

一、日本的“乡绅”

1．日本“乡绅”的界定。

“乡绅”源于中国社会，日本社会本无此术语，但是在其乡村社会，是由于日本村落社会中，确实有一些人很像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乡绅”，因此把他们比作中国的“乡绅”一般的阶层，更便于中国人理解日本的乡村社会，更容易反衬出中国乡村社会的实情。由于日本社会不同于中国社会，因此本文中的日本“乡绅”主要指农村中的两类人：一类是日本乡村社会中的有文化的“笃农家”，另一类是所谓的“村落精英”。“笃农家”，三省堂大辞林解释为热心钻研农业的农民。在日本社会，笃农家指在农业实践、经营农业方面做出了贡献的民间农业专家。日本农林水产省的官方网站上有专门介绍“笃农家”的栏目，定期介绍日本各地的“笃农家”的事迹，他们被称为民间农业专家，是土生土长的地道农民。他们一生务农，钻研农业技术，虽然不是农业技术的推广员，但邻里、亲戚如果有需要，他们会无偿地把自己掌握的技术传授出去。村落精英指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有专业知识、早年离开家乡外出工作，愿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的、晚年返乡务农的、曾经从事过其他职业的、特别是曾经在日本政府部门工作过的退休人员，这些人虽然退休前从事的是其他职业，但一直居住在村落，在职期间，业余时间帮助父母做些农活，退休以后接替父母务农，父母成了他们的帮手，他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成年后在外工作，基本没有离开过农村。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年轻的时候一直在外工作，退休以后又返乡务农，这部分人在日本农村越来越多，返乡以后都成了村落中的精英，其中有些人成了村落各种组织的负责人。日本村落实行的是自治，村落重要社会组织中的町内会是日本政府承认的“自治体”，有些人就是“自治体”的负责人，在村落中有很高的公信力。二宫尊德是他们的代表。

2．二宫尊德。

江户时代后期，日本乡村社会中出了“知恩图报”的农民代表二宫尊德，他把个人的成功经验写成了《报德记》，提倡“报德思想”，指导实施了“报德仕法”的农业复兴政策，并以其实际行动影响了农民，使日本各地农村出现了大量热爱农业、热爱家乡的“笃农家”。可以说，他是日本社会中的“乡绅”代表。二宫尊德，原名二宫金次郎，1787年出生于神奈川县足柄平原的栢山村(今小田原市)一户富裕的农民家庭，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自幼在有教养的父亲和慈爱母亲的身边度过，童年幸福。后由于家附近的酒匂川河水泛滥，家里所有的农田被冲毁，一直没能恢复，从此家境贫困。在他14岁和16岁的时候，父母因劳累过度相继去世，之后被叔叔收养。他喜欢读书，据说在去山里打柴的路上，通读过《论语》和《大学》等中国古书。

成年以后，靠他个人的努力，又买回了二宫家失去的土地，之后他又帮助小田原藩的家老服部家重振了财政。小田原藩主大久保忠真公得知这个情况以后，让他负责恢复荒废的领地，重建农村。他获得了成功，一生治理了600多个村落，从一介平头百姓成了农民实业家、农政家。他的成功得益于他总结的“仕法”，提倡“勤劳”“分度”“推让”。所谓“勤劳”就是为报德而劳作； “分度”就是勤俭持家； “推让”就是把“报德”“分度”积攒的东西用于将来，或助人，或者用“五常讲”。所谓“五常讲”就是农民在资金借贷过程中，强调做到“仁义礼智信”。他还成立了“报德社”，普及到日本各地。其思想得到继承和发扬，一直影响着日本的农民。他是日本“乡绅”的典范，他的负薪读书石像，至今矗立在日本农村小学的校门口，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农村孩子。

二宫尊德的农业思想对农民影响深远，在他之后，日本乡村社会涌现了不少“笃农家”，他们潜心钻研农业技术，为家乡做贡献。江户时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技术不断提高，农业发展迅速。明治维新以后，新政府实施了“废藩立县”，政府的权力下放到了“行政村”，农业是政府主导的农业。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成为独立的农业生产者，农业以家庭为单位。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之后这种情况越演越烈，直到80年代日本村落开始出现“过流化”，引发了人们对村落解体的担忧。但是由于有过在城市工作经历的“乡绅”不断返乡，“村落解体”的现象在日本乡村社会中并没有真正大量出现，村落维系基本正常。

二、“田野”中的日本农村

2010年8月至2011年8月，本人对日本宫城县和山形县的农村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人类学调查，主要考察了宫城县的秋保町和山形县的高畠町，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宫城县的秋保町。这两个地区都是日本的稻作农业区，在传统的农业时代，农民的生活靠农业维持，生活还算不错，但是，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农民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是彻底放弃农业，还是努力适应社会的转型，守住自己的家园，两种选择摆在了他们的面前，更多人没有放弃农业，而且把农业做到了更好。

1．宫城县的秋保町。

秋保町，1967年至1988年属于宫城县名区郡的一个町，位于仙台市太白区的西部，地处山区，该地区的村落属于“中山间”村落，三面由神室岳、大倉山、太白山环抱，名取川流经此地，毗邻仙台市、柴田郡、川崎町。1889年4月，随着町村制的实施，名取郡的新川村、马场村、长袋村、境野村、汤元村合并成了“秋保村”，原来的“村”改称“大字”。1955年“大字”新川被编入宫城郡宫城村内，1967年4月实施町制以后，“秋保村”改称“秋保町”，1988年并入仙台市，由仙台市太白区秋保综合支所管辖。在日本，中央政府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地方行政单位包括都、道、府、县，再下面是市、町、村。市、町、村是日本社会中最基础的自治体(自治单位)。秋保町本来是个独立“自治体”，纳入仙台市以后成了太白区的一部分，失去原有的独立性。虽然秋保町有太白区役所(区政府)下设的秋保町综合支所，但它主要提供的是政府服务，村落管理依靠的是村落中的各种社会组织。秋保町，根据仙台市企划调整局综合政策部企划调查科的调查，2010年的总人口为4481人，其中男性2123人，女性2358人，有1800户。2015年的总人口为4394，其中男性2029，女性2365人，1852户。五年间总人口略有减少，新增52户，男性人口略有减少，女性人口略有增加，五年间秋保地区的变化不大。秋保町虽然划入仙台市，但是其自身的农业社会特点并没有改变。马场村是秋保町4个行政村之一，过去叫“字”，其正式名称是仙台市太白去秋保町马场地区。字的下面是小字，小字就是自然村。本文为了行文方便，“字”一律统一称为行政村，“小字”统一称为自然村。秋保町由马场村和汤元村、境野村、长袋村组成。马场村包括驿站、野口、滝原、野尻四个自然村。马场村从明治以后，历经了工业文明的冲击，村落人口不断减少。1946年日本实行了农地改革，政府高价购买了地主超过规定的土地，再卖给村落缺少土地的农户，村落中的地主被瓦解。马场村的地主基本上都是各村大家族中的本家，本家的土地分给了分家，传统的“家制度”也被废除，本家在家族中的特殊地位被消除。马场村主要成员由中野、二瓶、太田三姓组成，且这三姓多为姻亲，使得该村落类似“同族村”。历史上，町内会长基本都出自本村大姓中有威望的长者。1946年以后，本家的土地被平均分配后，分家不再依附本家，村落结构发生变化。7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提高，农村中的经济合作组织“结”消失，村落中“念佛经”为主的“讲”也逐渐消失，大量年轻人离开村落外出求职，村落里干农活的基本是老人，而且这种情况越演越烈，以至于离城市较远的山间的村落出现了“空心化”现象，村落人口过疏现象普遍。马场村也面临类似的挑战，但是，由于马场村的地理位置和传统文化的作用，使得马场村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村落总人口虽然有所减少，但家户并没有减少。从1946年到现在，虽然历经过几次社会转型，但马场村传统的村落风貌依旧。

明治42年(1910年)在马场驿站，由小川内、二瓶和吉、中野市之丞、伊藤竹藏、中野要吉等人发起组建了马场农户互助社，社员48人，开展了公益、慈善、教化事业和产业振兴活动。1908年2月在马场村成立了马场青年诚志会，会长为小川内了，副会长为中野市之丞，会员数143人，开展的活动包括：举办秋季农产品品评会，建立样板桑园，建立图书室。现在马场村的町内会、青年团、水利组合是村落事务中的主要力量，成员都是“村落精英”或“笃农家”，町内会是村落自治的核心组织，町内会负责人多为典型的“乡绅”。

日本农村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出现了老龄化的趋势，如今老年化愈发严重。据本人的观察，虽然秋保町的村落农作者以老年人居多，但是真正放弃“祖业”的家户几乎没有。如果孩子在外工作，并和父母住在一起话，孩子则把村落的祖屋当作了“家”。家里的农活主要由父辈做，农忙的时候，帮帮忙，待父母到了不能再干农活的年龄，自己也到了退休的年龄，父母隐退，顶替父母干农活。在日本继承家业不仅是儿子的事情，女儿也可以继承家业，但女儿继承家业的话，其丈夫要随女方的姓，即成为该家的女婿。笔者在马场村调查时，发现有两户现役“农民”是从东京的企业退休以后回来的，接替了父辈务农，父母则成为儿女的帮手。

2．山形县高畠町

高畠町位于山形县置赐地区东南部，奥羽山脉横穿町的东部，与宫城县和福岛县接壤，南部连接米泽市，北部连接上山市，北部连接南阳市，西部连接川西町，距离山形的中心城市山形市约30公里，距离东京260公里，距离仙台70公里。町的总面积为180．04平方公里，人口25958人(男性12550人，女性13408人)，7480户(2009年)。

1990年到2009年的20年间人口减少2000人，在山形县属于减少比较快的地方。町内农地面积3460公顷，占町总面积的19%；农业从业人口2900人，占町内人口10%(2005年)，大部分土地种水稻、果树和发展养牛业。身为农民的星宽治(1936年生)是当地的名人，1972年当地的苹果园遭受病虫害，农户损失很大。之后，星宽治和当地的38位年轻农民组建了“高畠町有机农业研究会”，积极开展农业改良，推广绿色农业，带动村民共同致富，改变家乡面貌，创立的“有机农业”获得了成功，成为日本有机农业的一面旗帜，在日本家喻户晓。

三、村落中的“乡绅”

1．秋保町的“乡绅。斋藤享

斋藤享的本家在马场村野口村落，祖辈是村落中的木匠，他没有继承祖业，从本地的农业职高毕业以后就去仙台谋职。干了几年，回来在秋保综合支所当了公务员。家里除了宅基地，还有一点旱田，生活靠退休金。笔者与他的认识是2009年7月第一次去秋保町踩点的时候，那天他正在组织村民做盂兰盆节的准备工作，我们没有机会深入交谈，但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待笔者正式把秋保町作为田野调查点以后，经常去秋保町马场村，也经常遇到他，接触的次数多了，发现他是那种热爱家乡、乐于为村民做奉献的人。退休以后，村民推举他当上了町内会长。秋保综合支所是日本政府在农村的办事机构，有在此机构工作的经历，无疑有助于他在町内会工作，他懂得如何与政府沟通，如何反映村民的意愿。笔者在马场村有几次正和他交谈的时候，就有村民来和与他商量村里的事情，他很忙，除了操办每年7月的盂兰盆节和新年会之外，村民的婚丧嫁娶他都要参加。日本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大选的时候，他要组织村民投票。他家祖辈不是地道的农民，家里的地不多，主要种了自己吃的蔬菜，生活主要靠退休金，当上町内会长，只是象征性地从村民交的会费中得到一点补贴，基本是无偿为村民服务。2007年斋藤享组织村民申请了政府资助的“美化家乡”项目，获得了资金资助，项目从2008年开始，三年内在马场村的后山坡上种1000棵樱花树，本人2009年也参加了樱花种植活动。

佐藤龙夫

佐藤龙夫是马场村野口村落佐藤家的长子，是马场村四个自然村的总町内会会长，也是滝原村落的町内会会长，是斋藤享的上级。他生在马场村的野口村落，祖祖辈辈都是地道的农民，本地农业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就在秋保町综合支所工作，家里有一点地，业余时间种点自己吃的稻子和蔬菜，夫人在附近温泉旅馆做工，退休以后靠退休金生活，衣食无忧。他为人谦和，热情，退休以后很快被村民推选为总町内会长，是笔者在马场村的重要报告人。笔者参与了他组织的几次活动，村民都很拥戴他。除了组织村民开展各种活动外，他还亲自担任活动的治安员。笔者在马场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经常去他家，总会受到他和夫人的热情接待。他们对中国人十分友好，给笔者讲述了很多马场村的故事，接待过不少在仙台大学留学的留学生，家里挂了很多与留学生的合影。他们的高素质使人们对日本的“农民”刮目相看。他夫人也是村里的“大波斯菊”老年交流会的负责人，会员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定期开展各种活动，春季与当地小学生一起种树，夏季就近旅游，洗温泉，冬季组织会员读书、吟诗、交流烹饪技术。他们夫妻俩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热衷于村民事务的人士，称得上是村落的“大乡绅”。

佐藤茂佐藤茂是马场村滝原村落佐藤本家的长子，成年以后继承家业，再也没有离开过马场村，一直跟着父亲务农，期间在当地的农业专门学校进修过一段时间。笔者问过他为什么不离开农村呢?他讲，我家是本村佐藤家的本家，过去是个大户人家，是“知行”，即旧时的“名主”，继承家业是我的职责。他家的土地原来并不多，他把亲戚家不种的土地租了下来，有的地种水稻，有的地种菜。他利用本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种植有机蔬菜，且不断向其他村民推广，还开办了有机蔬菜种植培训班，接收了不少城市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有不少青年学习结束，租了当地村民的土地，开始了以种菜为生的新生活。他还和政府的福利机构合作，办起了精神障碍者的康复中心，一些有心理疾患的人到他这里，干些轻微的农活，在自然环境中，消除内心疾患。他是秋保町远近闻名的“专业农户”，社会活动家，他种的有机蔬菜远销到东京。在他的带领下，本村有好几户人家靠种有机蔬菜为生。他还经营了一个农家餐厅，由老婆负责经营。他是专业农户，所以在村里他比任何人都忙，尽管如此，村里的大小活动，他家还是派人参加。他是典型的“笃农家”型“乡绅”。二瓶恒男二瓶恒男，77岁，以前在秋保综合支所工作过，退休后也闲不住，担任过仙台市太白区秋保町统计调查委员、仙台市农业协同组合总代、仙台市秋保町马场爱宕神社神乐保存会会长、秋保福祉杜鹃花苑理事长，曾任秋保町联合町(4个自然村)的町内会长。二瓶是笔者进入秋保护町以后最早认识的人，也是田野调查重要的报告人，他一生经历丰富，从小就跟着父母干农活，还进山烧过木炭，后来在秋保町的综合支所工作。工作期间，他一边工作，一边种地，退休以后，除了种自家地之外，还租种了亲戚家的地，种的都是稻子，他有3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一家和他住在一起，笔者去马场村的时候，他老伴就去世了，现在家里只有他和大儿子一家，大儿子在仙台工作，只能在闲暇的时候帮他干农活，他家地多，又缺劳力，所以，他几乎买了种稻用的所有农具，家里有大小好几台车，平时主要是他干农活。他是马场村的种稻大户，种稻是他家主要的收入，需要融资的时候，就去找农协，种的稻子也通过农协销售。他热衷于村落事务，积极参加保护村落文化的各种活动。身体好的时候，村落有什么活动都能见到他，在村里有很大的影响力，村民们都很尊重他。2010年以后，由于身体的原因，不能再干农活了，大儿子接替了他，他是村落的“大乡绅”。

中野正幸

中野正幸原来是附近中学的物理老师，在退休之前，家里的农活主要是老婆干，退休以后主要是他干。马场村有十几户姓田中野的，他不是本村人，也不姓中野，他的本家在离这里不远的川崎町，家里孩子多，他成年以后被介绍给了中野家的女儿。中野就一个女儿，他成了入赘女婿。按照日本传统，要成为入赘女婿，必须先成为这家的养子，所以他既是该家的养子，也是入赘女婿，改姓了中野。在日本农村，如果富余的家庭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就会用这种办法来延续“家”。他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家里有兄弟姐妹6个，靠种地日子过得很拮据，所以他被过继给了中野家。结婚以后生育了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现在都不在身边，家里的农活都有他们夫妻做。他热衷于政治，是村里唯一的民主党党员。他不仅种水稻、蔬菜，还用自制大酱和咸菜，除了自己享用外，还对外出售，由于他家种的菜不施化肥，施的是自制农家肥，所以很受欢迎，他们不为销售发愁，有自己固定的客户。除了种地，他热衷于社会活动，是秋保神社保护会的会长，每年秋保町神社都要组织举办几次大型活动，他都是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民主党执政以后，他对民主党积极推进加入TPP(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议)组织很支持，认为这样做才是日本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农业也必须有竞争，只有竞争才能搞活日本农业。

2．高畠町的乡绅。星宽治

在日本期间，笔者前后几次去山形县的高畠进行调查，接触了当地的农协干部、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几位专业农户。在高畠，最早搞有机农业的就是高畠和田的专业农户星宽治。30多年前，在他的带领下开始了有机农业示范活动，之后他们办起了实验基地，招收了一些城市人来这里学习农业。他是农民诗人，加上搞有机农业，很快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他们搞的有机农业，很快被社会所认可。他今年74岁，生于高畠町的上和田村，家中排行老四，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庭的原因，放弃了考大学，继承了家业开始务农。20多岁的时候，他开始热衷于青年运动，举办过读书会，发行过刊物，组织过话剧团，后来当上了町青年团团长。60年代开始退出青年团，专心务农，参加了农协开设的农业通信讲座和町的农业青壮年研究所的活动。为了改善农业经营状况，他认真学习了养牛技术。除了养牛，他还养过蚕，养蚕不景气了，又开始种葡萄、李子和苹果。为了让村民不外出打工，靠农业也能维持生计，他摸索出了一套种稻、种果树、养牛的复合农业。1972年受灾，苹果减产，他找出了受灾的元凶是化肥使用过多，化肥杀死了土壤中的酸性和土壤中的微生物，从此，他开始进行有机农业的实践；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旧的机械不断被淘汰，购买农机具开支越来越大，逼得农民不得不外出打工挣钱。为了节省开支，他积极推广家畜养殖，把家畜的粪便。做成堆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他带领本地区农民发展有机农业，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是名副其实的“乡绅”，享誉日本社会。

高桥稔

高桥稔的本家在山形县东置赐郡高畠町，高中毕业考上了东京农业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回到了家乡，娶了上和田村高桥家的女儿，成了入赘女婿，在该村安家落户了。高桥家本是本村的农业大户，父辈都是专业农户，他入赘以后，自然继续务农，除了种稻之外，还种葡萄和苹果。他讲，自己的本家就是农民，从小就和父母一起干农活，上大学学的是农学，从来就没有想过离开农村。家里兄弟姐妹多，经人介绍就成了高桥家的入赘女婿。过去，在日本农村，家里孩子多的，只能留长子，其他孩子不是给本家做工，就是另谋出路，很多男孩都成了大户人家的入赘女婿。他家的主要收入是靠种葡萄，除了侍弄自家的葡萄园、果园外，他还是本村有机农业合作中心的骨干，带领全村村民积极推广有机农业，并打出了本地的品牌，享誉全国。日本人总说村落已经不行了，没希望了其实不然，这里的村民家家户户种水稻、葡萄和苹果，本地区的农协在此开设了葡萄收购站，农民不出户就能把种的葡萄、稻谷、苹果卖出去。农民还有自己的网站，如果对农协的收购价不满意，可以在网上找买主。

3．仙台岡田町

铃木孝

铃木孝是仙台若林区冈田村的专业农户，之前在企业工作了30多年。父母去世早，为了维持家，姐姐从邻近村里招来夫婿，以姐姐的名义继承了这个家，是姐姐和姐夫把他养大。专科毕业后，他回到家乡，成家的时候，姐姐把继承权转让给了他，从此，他成了这个家的继承人，姐姐和姐夫退居二线，但还住在一起。姐姐去世以后，姐夫继续和他家住在一起。他退休之前，家里的农活由姐姐一家打理，退休以后，姐姐、姐夫也上年纪了，家里的农活主要由他和他的儿子干，姐姐一家只是帮帮忙。近年，他又租了几户农户的土地，达到了日本政府规定的专业农户的标准。他除了种地，还养了几头牛，种地除了种水稻还种蔬菜，他成了村里唯一的专业农户，虽然他不是村里社会组织的负责人，但在村落很有影响力，他会经常向村民们提一些建议。日本东北大地震引发的海啸使他家的农田也被海水淹了，按照当地农协的说法，他们的情况，不用再种稻就可以直接领取国家的补贴，绝大多数农户都按农协说的去做了，只有铃木没有做。他尝试去除地里的盐分，继续种稻，自作主张开始了实验。他开设了博客网站，很快引起了专家学者和媒体的关注。灾后的4月份见到他的时候，其他农户都纷纷把稻种退给了农协，只有他坚持试种。5月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种的秧苗已经长成，还有人给他投资打了淡水井；7月看到他的稻田绿油油的，他用微生物处理稻田的盐分，效果很好；2013年3月，再见到他时，他已经成为村里的“英雄”，他种植的水稻获得了丰收，他的方法得到了认可，村民开始敬佩起他，成了大家认可的“乡绅”。

四、结语

1946年，日本出台了新的土地政策，重新分配了土地，消灭了地主阶级；村落管理实行了町村自治，农业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20世纪50年代是日本快速发展的时期，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现今日本农业人口已经不到总人口的10%，村落“过疏化”情况越来越严重。如何遏制这种现象的蔓延?日本政府采取了鼓励年轻人从事农业的措施，出台了城市人务农的优惠政策，鼓励农村青年返乡务农，政府还提高了农村的自治程度，培育了“乡绅”出现的土壤。另外，在日本，特别是乡村，长者备受尊重，退休后返乡务农的人在乡村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乡绅”问题，在中国，目前还局限在社会与国家的二元框架下的讨论中，对于乡村是否有应该接纳“乡绅”还没有形成共识。“在乡村社会管理中，事实上存在着由镇政府行使权和由村民自治组织行使权的二元权力格局”。乡村社会管理某种程度还延续着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民间力量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很多人认为，中国和日本社会制度不同，国情不同，村落传统不同，“乡绅”内涵也不完全相同，不能简单类比。然而，笔者认为，“乡绅”的存在与否并不是“体制”问题，而是社会管理问题，“积极的社会管理旨在改善社会，推动社会进步，以建设一个好的社会来实现社会管理要实现的目标，换言之，管理本身不是目标，管理只是一种手段。社会管理的真正目的是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在中国谈起社会管理，特别是民间治理社会问题时，难免，有学者担心“农村民间治理力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及时有效提供农民迫切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力量游离于政府社会管理体系之外，又会成为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同时也认为“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积极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实现农民的组织化，形成政府主导，农民参与，社会组织协同共治局面，是破解当前农村社会管理难题的路径之一”，这大体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探讨乡村治理方面的实际情况。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与传统社会相比，我们身处的是一个更为复杂，更具风险，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在面临诸多压力和挑战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对社会管理的误解，即，将社会管理片面地理解为一种消极的防范性的手段，误解为加强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社会管理的真正目的是改善人类生存状况，而积极的社会管理则以主动的建设和变革的手段，以改善社会的状况，建设一个充满幸福感的、更好的社会为目标”。笔者在广东湛江沿海渔村进行了将近半年的田野调查，发现村落中有一些过去在国家机关工作过或在企业工作过的退休人员，返乡居住以后，完全可以发挥其优势，为村民做点事情。然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和村落的其他老人一样，无所事事，只是赋闲养老。还有，农村孩子不报农学专业而且毕业后不回乡已是普遍现象，但乡村建设亟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在此情况下，本文讨论日本的乡村治理，是希望为中国破解乡村治理难题，提供一个视野。

日本乡村之所以能容纳“乡绅”，在于日本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成功地解构了“城乡二元结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日本乡村管理靠的是政府引领下的村民自治，村落真正的管理者是村民，政府只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政府与村民合谋管理社会；政府与村民是平等的，村民管理乡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其结果是村民更爱家乡，村民建设家乡的积极性更高，“乡绅”有了用武之地。日本社会中的“乡绅”不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自由人，同样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也许他们并没有清晰的国家政治意识，但其朴实的、为社会做贡献的思想契合了现代社会的治理理念，与国家不谋而合。笔者认为，日本在乡村治理方面的有些做法，特别是调动本地人才积极性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思考；摒弃民间与官方的二元框架，给乡村更多的自主空间，让有志于乡村建设，真正代表农民的“乡绅”发挥作用，也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1]夏建中：《治理理论的特点与社区治理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2]根据《大辞林》第三版的解释，笃志家指的是有志向的人，特别指，热心于社会服务、慈善事业的人。

[3]穐山新：『慈善と社会連帯のあいだー日本と中国における社会的権力の形成をめぐってー』，日本『社会評論』2015年，261号66卷1号，第4页。

[4]参见“乡绅”，维基百科网站(日文版)郷紳－Wikipedia https：//ja．wikipedia．org/wiki/，2016年12月5日访问。

[5]刘毓庆：《乡绅消失后的乡村命运》，《中华读书报》2015年12月16日第13版。

[6]黄俊英：《中国未来的脊梁：新乡绅》，《观察与思考》2010年第5期。

[7]阳信生：《现代“新乡绅”研究的三题》，《文史博览》2013年第10期。

[8]http：//www．city．sendai．jp/kikaku/seisaku/toukei/gaikyo．html。仙台市政府官方网站，2015年8月20日访问。

[9]根据《日汉大辞典》电子版解释，“结”为农村互助组织。共同劳动。多半在插秧、割稻等临时需要较多劳动力时进行。

[10]ja．wikipedia．org/wiki/高畠町?，2016年2月28日访问。

[11]黄辉祥：《乡村博弈：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冲突》，《理论参考》2000年第4期。

[12]孙立平：《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

[13]张之英：《“农村社会工作与组织建设”笔谈—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4]孙立平：《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