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积累与共同体的解体

作者：王贵贤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发布时间：2017-05-16  浏览次数： 2944次

【摘　要】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具有暴力特征。同时，原始积累与共同体的解体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视为雇佣劳动的产生和资本的积累过程。因此，我们可以以原始积累为参照来解释不同形式的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解体、采取不同的途径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问题。反之，共同体解体的多样性也赋予了原始积累暴力属性的二重性——内在的暴力和外在的暴力。

【关键词】共同体；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对斯密李嘉图和卢梭等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观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个人“既非“单个的孤立的“个人，亦非“天生独立的主体”而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他进而分析，斯密等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错误认识，原因在于他们通过“想象”为自己的理论建构了一种“假象”。不过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假象”的错误在于，它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处境的一种描述，而没有对个人进行历史的分析。他们可能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单个人对自己背后的社会关系的脱离，但绝对没有认识到在脱离之前人实际上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从人的依赖关系而论，从作为“附属物”的个人发展至“孤立个人”，社会关系看似变得更加简单，但实际上后者所处的时代才具有“最发达的社会关系”。此外，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不仅是从简单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而来，而且后者的“残片和因素……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所以，马克思才认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

毫无疑问，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一种隐喻的表达方式。在这里，“人体解剖”指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势的分析，“猴体解剖”则是指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而且“人体”尽管高于“猴体”，却是从“猴体”发展过来的。进而言之，“人体”意指资产阶级的社会形式，＂猴体”则是指“共同体”或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而从“猴体”向“人体”发展指的则是“从共同体向市民社会”的发展。这个发展过程既是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的独立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即人不断摆脱马克思所谓的“一定的狭隘人群”的过程，而这个“一定的狭隘人群”就是指人所处的共同体。

我将指出并论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已经极为详尽，但他并没有因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而放弃了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共同体的分析。相反，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深入，他越来越认识到，共同体不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胞胎，而且只有在“共同体一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内才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必然性，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暴力属性的内在机理，并解决其晚年最大的困惑之一——东方社会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

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马克思晚年将目光聚焦于人类学研究的原因有多重解释：有人是从马克思革命实践的角度进行解读，认为巴黎公社的失利在于未能结成工农联盟，因此需要关注农民“活生生的利益和现实需要”；有的则认为这是马克思试图对国家和文明的起源问题进行研究克还有人则是从进步史观的角度分析马克思的理论意图，认为他是为了完善资本主义的史前研究少但在我看来，安德森在关于马克思晚期人类学笔记的讨论中提出了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即分析“西欧和北美之外的地区阻碍资本”发展以及“避免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进程”的因素应安德森得出的结论具有启发性，因为他揭示出了一个争讼纷纭的问题：资本的原始积累本质上是否具有暴力性质？而这个问题与我们在下文将要讨论的共同体问题直接相关。

何谓“原始积累”?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的原始积累指的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马克思为什么要提出“原始积累”问题呢？这是要解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恶性循环”问题。

这个“恶性循环”指的是什么？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具体说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产生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反过成为资本。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模式无疑是一种“恶性循环”应这是因为，尽管这种模式能够解释现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存在和不断发展，但是，人们却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或者说无法解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形成问题。马克思认为，要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就必须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而且马克思认为这种原始积累的现实历史充满了暴力性质，其中“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完全否定原始积累具有“田园诗式性“质，从根本上否定某些人靠“勤劳、聪明“能够实现原始积累。

但是，有的学者根据马克思文本得出了似乎自相矛盾的结论。在某些人看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关于原始积累尤其是其性质的分析与《资本论》似乎截然相反。那么《，手稿》中又是如何解释“原始积累”及其性质的呢？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货币转化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标志。这种转化是一个包括多个阶段的过程，而在不同的阶段，资本的性质又有所不同。为了详细阐述这个过程，马克思在《手稿》中进而把资本分为剩余资本I和剩余资本II。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图示为：“第一个生产过程一剩余资本1-第二个生产过程一剩余资本n第三个生产过程”。马克思将这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资本的现代史”或“现代资本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的形成史”或现代资本的“历史前提“心其中剩余资本1是关键一环，因为，货币只有经过第一个生产过程之后，货币才转化为资本并且被当作剩余资本I来使用；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另外一个条件，即“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那些还处在现实资本的运动之外的前提已经消失"只有满足这个条件之后剩余资本I才成为真正的资本。“现实资本的运动“无疑指的是剩余资本I过渡到剩余资本II即剩余资本继续当做资本加以使用并使之不断增殖。然而，这个“前提”又是指什么？它指的就是共同体。

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这种消失的过程称之为原始积累并直陈其暴力性质。但有的学者则根据《手稿》中马克思对剩余资本的分析提出了原始积累的非暴力性质，这种分析模式在日本学者中最为突出。

在日本学者望月清司的分析中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充分发挥，并将上述的图示分解为三个“循环”一“第一循环”、“第二循环”和“第三循环”。对于后两个循环我们暂且搁置不论，本文关心的是，在望月的分析中，“第一循环“开始之初就是资本的最初积累，也即是原始积累的起点，它正好处在前资本主义解体和资本主义形成的交替过程之中，而这种资本积累也被称之为“资本的本源性积累”。但在望月看来，这种资本积累却”时而表现为田园诗般的储藏、堆积、积累"也就是说，在原始积累的最初阶段，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暴力的甚至是田园诗般令人向往的。此外，内田弘在分析资本积累时也完全忽视了原始积累的暴力性质，尽管他指出“国民经济中的总资本和总劳动的关系“用表面的契约平等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质上的不平等一”不平等交换关系、侵吞剩余劳动的不等价关系……一直对剩余劳动起强制作用”，但在分析资本的原始积累时，他也特别提到了原始积累的非暴力性质。

众所周知，《资本论》第1卷是马克思生前发表的，也就是说，原始积累的暴力属性毫无疑问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如果说《手稿》中的原始积累观点具有“非暴力“性质，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前后矛盾”呢？

如果我们对“非暴力”原始积累论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日本学者的根据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下文简称《各种形式》）中的共同体理论及其与原始积累之间的关系。因此，要解决这种“矛盾"就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和理论本身。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要想真正廓清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就不能仅仅将马克思的文本限定于《各种形式》，还需要借助其他文本，尤其是他的晚期人类学笔记。

二、共同体概念及其理论类型

近代众多思想家都试图解答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于欧洲（尤其是中欧和西欧）。当韦伯从新教伦理的角度来解释这一问题时，我们认为韦伯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却未能给出准确的答案。他指出了资本主义与原始积累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不能彻底说明他所称道的那种原始积累何以能够让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体，更不能从根本上说明原始积累的两个要素——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形成问题。

通过上文的论述看到，马克思不但从原始积累的角度对于上述问题进行了解释，而且阐述了原始积累在欧洲得以发生并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点的原因——即从共同体解体的角度来解释原始积累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心在马克思看来，原始积累仅仅在特定的共同体中产生并最终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然而，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异常复杂，要想说明原始积累得以产生的特定共同体到底是什么，在其他共同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能够产生以及如何产生，就必须清楚解释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的内容，我们将从术语、文本和理论等视角做出阐述。

从术语的角度而言，马克思对共同体的使用是多维的。马克思曾分别使用过Gemeinde、Ge­meinwesen、Gemeindewesen以及Gemeinschaft等四个术语来表示“共同体“心有的学者认为必须对它们做出区分，因为这样才会避免”在对马克思共同体和共同社会理论研究上存在着的一种倾向，这就是‘共同体’概念的一元化，或者对与‘共同体’相关的几个概念，即Gemeinde、Gemeinwesen、 Gemein dewesen上的混同。基于这种考僵，渡边宪正对上述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Gemeinde指的是以男性为主的政治组织，应译为“共同体”；Gemeinwesen则是一种人员范围更广、“以生产行为为基础的“经济性的“再生产组织和社会”，可以译为“共同社会”或“共同存在"；Gemeindewesen则相应译为“共同体制度”或“共同体组织”；Ge­meinschaft则要可以译为“共同制社会”、“共同集团”。大涿久雄望月清司等人同样对上述概念做出了区分，但在用法上与渡边有所不同。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使用时尽管有所区分，但这并不是马克思区分不同类型共同体的根本依据。正因如此，这些术语的区别在英、汉等译本中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在现有的几个英译本中，它们基本上都译成了community应20余年后，马克思在晚年人类学笔记中主要用community或gemeinschaft来指共同体和与之意义相近的概念，比如公社(commune)心中译本在翻译上做出了区别，但翻译者和相关研究者都没有做出实质性区分。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尽管复杂，但这种复杂性体现在马克思的类型学分析上而不是术语学方面。因为不管是在《各种形式》中还是在晚期人类学笔记中，不管是Gemeinde还是Gemeindewe-sen抑或是Gemeinsch aft，马克思既在政治意义上使用过，也在经济意义上使用过。比如，当马克思讨论亚细亚共同体的政治形式一”或是较为专制的，或是较为民主的“一一时，他使用的是Ge­meindewesen而不是Gemeinde。©在晚期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不管是在经济意义上还是政治意义上基本上使用的都是Gemeinschaft。因此，我们认为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二重视角来区分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并没有多少文本依据，必须寻找另外一种区分标准。

此外，我们还要指出，在确定区分标准时应该界定它的文本范围。我们上文所讨论的共同体概念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中晚期。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及其理论在其青年时期和中晚期存在着显著区别—一其早期著作所使用的共同体概念（比如政治共同体）更多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出发进行界定的创显然这与马克思中晚期的用法大相径庭。进而言之，与马克思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关的共同体概念，已经完全脱离了费尔巴哈色彩，从政治经济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界定和解释。因而，当我们从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分析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时，只能关注《各种形式》和晚期人类学笔记等文本。

概念上的区别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共同体理论。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确实是复杂的，而这种复杂性表现在这种理论的多层面化。简单划分就是，马克思实际上在中晚期是在两个层面来讨论共同体的：一种是哲学层面，我们称之为哲学共同体理论；一种是实证或人类学层面，我们称之为经验共同体理论。CD哲学共同体是《各种形式》的主要内容。严格来说，这与马克思早期的共同体思想一样均属于哲学层面，但二者又存在本质区别：早期的共同体往往笼罩在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阴影下，表现为一种思辨哲学的共同体；而《各种形式》中的哲学共同体是经济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共同体。经验共同体则是人类学笔记的主题。我们这样界定的理由是，马克思尽管在《各种形式》中关于共同体的讨论已经与早期的共同体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但他一直是在个体身份、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共同体的诸形态等方面来探讨共同体理论，这种分析方式必然会出现一种因为理论而忽视实证细节等的倾向。尤其是马克思关于原始共同体与亚细亚的、古典古代的以及日耳曼的等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后三者的区分，更多呈现出一种哲学论证。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如此，才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与黑格尔的历史理论之间存在着高度相似性，有的甚至直接将这种研究纳入到了从共同体向市民社会过渡的角度进行剖析。马克思晚年的共同体同样不管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是经验性的，就是说，马克思的研究主要依靠于实证资料，方法也大量间接借助经验研究，比如人类学家使用的田野调查等。

我们做出这一区分的目的并不是将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进行割裂，而是为了从哲学和经验两个层面全面证明原始积累、共同体解体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三者之间的复杂辩证关系。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所界定的两种共同体理论都是马克思整个历史理论中“原始共同体”理论的不同表述或论证方式，它们之间是互为补充的。

三、共同体的解体与原始积累：哲学与经验的双重视角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共同体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原始积累问题，换言之，在马克思那里，共同体只有一种，即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的共同体，它处在望月等人所谓的“原始共同体一市民社会一未来联合体”这个历史发展链条中的最初位置上，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起点。然而，在马克思那里，共同体的类型是多样化的而非单一的，也就是说，原始共同体中包含着三种共同体形态，即亚细亚的、古典古代的和日耳曼的，而且也都是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社会形式。严格来说，它们在上述历史发展图景中都有向市民社会发展的可能，即（图1)：

但现实的历史却并非按照上述理想模型发展的，而是（图2)：

大概是为了解释现实的历史，有的学者从共同体的“二重性”出发论证了图2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马克思那里，共同体的“二重性”是指：(1)“以土地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2)“各个家庭单独占有房屋和园地小地块耕种和私人占有产品”，前者维系着共同体的存续，后者则会成为共同体”使自己毁灭的因素”。应该说，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既是对《各种形式》的延续，也是他当时摘录的人类学笔记的主旨。在《各种形式》中，马克思认为三种原始共同体都包含有二重性，三者的差别在于共同体所有和个人所有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在亚细亚共同体中，共同体所有占绝对主导，个人所有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在古典古代共同体中，个人所有以共同体所有为前提；在日耳曼共同体中，共同体所有以个人所有为前提。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印度这样的东方国家或地区，既有“形形色色的公共所有制形式”，“还有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比如爱尔兰等），公社的这种“二重性”的特征同样非常明显，这可以通过共同体（部落）成员分割共同的领地并据为已有推断出来。

既然所有的共同体形态都具有二重性，那么一般来说应该任何一种共同体都具有解体并向市民社会转化的可能。但日本学者却肯定图2，否定图1，理由是亚细亚共同体和古典古代共同体中土地公有的比重过大，由此导致的自由个体产生的个体所有的从属性使共同体不可能解体。而在日耳曼共同体中，尽管“共同体所有和个人所有并存，但共同体所有要以个人所有为前提"所以只有它才能够真正导致共同体的解体，并促使自身向市民社会转变。

但是，不管是在《各种形式》中还是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实际上都没有否定亚细亚共同体和古典古代共同体解体，并且个体所有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的可能性。当然，我们可以认为，由于日耳曼共同体中个人所有所占比重的主导性为其快速转向市民社会提供了便利条件，但这绝非认为前两种完全没有向市民社会转化的可能。在《各种形式》中，马克思认为“奴隶制的发展、土地占有的集中、交换、货币关系、征服等等“正在逐渐消解原始共同体存在的基础。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更加凸显了这种看法，认为“印度农村公社在其解体的过程中，也达到了盛行于中世纪的日耳曼、英国和法国并且现在仍盛行于瑞士全境的那个发展阶段，就是说，耕地……归公社各个成员私人所有，只有所谓附属地……仍归公社成员共同所有”。但是，亚细亚共同体和古典古代共同体缓慢解体的进程由于外来因素的干预而被迫中断。马克思曾摘录说：“公社团体的瓦解过程，并不以确立小农所有制为限，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土地所有制...…由于与公社毫不相干的资本家阶级侵入公社内部，公社的宗法性质就消失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开始了。飞）毫无疑问，当作为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特征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开始出现，就意味着原始共同体的彻底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此同时，原始积累也得以完成。

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断言，共同体的解体、原始积累的发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理论上应该在三种共同体形态中具有产生的可能，也就是说，图l的历史发展模式应该是合理的。然而，历史毕竟不是逻辑演进，而是现实的发展，一旦日耳曼共同体解体并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作为原始积累结果要素之一的资本就会迅速游走全球并暴露出其吞噬一切的本性，即迅速用进一步的暴力性的原始积累来阻断其他两种共同体的发展进程，强行将它们拉进世界历史之中。

不过，我们还要在这里解释原始积累的暴力性。我们认为，在马克思的整个原始积累理论中存在两种暴力性：一种是内在的暴力性；一种是外在的暴力性。内在的暴力性指的是日耳曼共同体解体过程，即原始积累发生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暴力现象及特征。这种内在暴力性既表现为“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做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从而形成大量的自由雇佣劳动者，也表现为通过血腥立法压低工资以此促进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但更重要的是外在的暴力性。我们刚刚指出，东方公社是在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等国家的强力干涉下才加快了其解体的进程，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环节，显然，东方公社的解体并非自发的，而是受到了“资本家阶级侵入“。这种殖民制度基本上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的，而且它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基于上述考察，我们大致可以认为：(l)共同体向市民社会过渡具有多样性。也就是说，共同体（村社）在向市民社会转化时，既可能从封建的（或H耳曼的）共同体向市民社会过渡，也可能由亚细亚共同体、古典古代共同体直接向市民社会过渡。马克思甚至认为，后者的过渡并不必然需要以日耳曼共同体为中介，因为他在讨论印度的村社发展时就明确指出，印度的法律和习俗已经明确否定了上述可能性，因为“根据印度的法律，统治者的权力不得在诸子中分配；这样一来，欧洲封建主义的主要源泉之一便被堵塞了"@。在现实历史中，后两种共同体确实实现了向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速过渡，但这种过渡方式并非自发的，而是被迫的。(2)共同体解体的过程大体上也可以被视为原始积累的发生过程，当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过程。因为共同体解体的前提是个体所有，而个体所有又是发展自由个性的前提，共同体解体的过程就是个体所有的权重日益增大、自由个性日益增强的过程。当个体的自由个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并失去生产资料时，他必然会变成原始积累的要素之一一自由劳动。(3)共同体解体和原始积累过程伴随着暴力，而且这种暴力具有外在和内在的两种类型。我们业已指出，原始积累和共同体（的解体）理论相互参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尤其是从共同体向市民社会过渡这一关键环节做出自己的解答，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学术研究中的一些争论（比如社会发展的五形态理论），反驳一些错误的认识（比如原始积累的非暴力论）。尽管我们承认人们可以从自身的“前见”出发来解读马克思，但还是要避免培根意义上的“剧场假象”，不能为了构建理论而肢解马克思。当然，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肢解”或许并非研究者有意为之，而是在于他们对马克思的某些看似并不重要的文本采取了漠然视之的态度，其中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遭遇就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不借助马克思晚期的人类学笔记，我们就很难解释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中的巨大张力。因此，把马克思中晚期的文本视为一个整体，并充分重视和挖掘晚期人类学笔记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补充论证价值，将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的思想而不至于陷入“剧场假象”之中。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2页c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7页。

[4]王东刘军：《“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22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20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20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2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51页。亦参见［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9页。

[10]"第一循环”是指“非剩余资本G。通过第一次生产过程产生出原来的GI和剩余价值gl的循环"；"第二循环”则是指资本家将“原来的G1"和“剩余价值gl"都”投入到生产过程”，即购买“生产资料Pm和活劳动能力A"最终生产出剩余价值g2；“第三循环”则是指用“剩余价值g2"来投人到生产之中，最终完全形成资本家所有权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参见［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第321页。

[11]参见［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第323页。我们在望月那里还看到，或许他意识到了《手稿》与《资本论》关于原始积累性质分析的不一致，故而又从暴力的角度分析了原始积累。参见同上书，第323—324页。

[12][日）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IO、212页。

[13]当韦伯讨论新教徒注重金钱（货币）、禁欲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中的重要作用时，在某种意义上这就可以视为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然而．暂且不论韦伯对原始积累的解释恰好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更重要的是他分析路径完全不能解释资本和雇佣劳动（尤其是后者）在现代社会是如何产生这个更根本的间题。参见［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千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尤其是第二、五章。

[14]根据马克思的研究，关于资本主义产生于欧洲这个命题应该做更准确的叙述，即为什么欧洲最早产生了资本主义。我们将在下文中给出理由。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65—509页。

[16]［日）渡边宪正：《共同体和共同杜会理论》，载韩立新主编：《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3页。

[17]大埮久雄的译法和用法与渡边差异较大，认为Gemeinde是指“共同体"，Gemeinwesen应译为“共同组织"而Gemeinschaft则要译为“共同态”，不过大埮久雄认为三者存在不同但大体上是同义词；望月与渡边的用法类似但在译文上没有做出区别。分别参见大涿久雄：《共同体的理论基础》，于嘉云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3-4页；望月清司在使用共同体的概念时进行了区分，但在术语的翻译上并没有加以区别。参见［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第219—22 0页。

[1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5卷；[德]马克思：《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65—509页，尤其是第468页。

[20]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共同体的相关用法均是如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望月清司也指出了这一点，参见［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第215页下注。

[21]需要指出，我们所做出的区分是在克劳德关于人类学的区分的启发下做出来的。他曾指出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类学主要是哲学层面的，而晚期尤其是人类学笔记时期的人类学则是经验层面的。参见［美］克劳德：《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5年第1期。

[22]参见韩立新：《中国的“日耳曼”式发展道路一—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研究》，载《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期，尤其是第一部分。

[23]田毅松：《从共同体到市民社会一一雇佣劳动的政治哲学解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2期。

[24]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包括恩格斯）给予高度评价的摩尔根的研究方法是典型的田野调查方法。参见［美）图克：《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及其同时代学者》，载《民族译丛》1993年第6期。

[25]参见［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第225页。我们根据《手稿》中的“三形态“理论对望月的表述方式（本源共同体- 市民社会- 未来联合体）进行了修改，根据中译本的翻译习惯把“本源共同体”改为“原始共同体”；同时将“未来共同体”改为“未来联合体”，理由是在马克思的未来社会形态中，已经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这是原始共同体的典型特征），所以它不应该是共同体、而更多是保留着人的主体性的联合体e也就是说，应该从“依赖关系”的视角来分析这三个阶段，但望月在勾勒“世界史像的轮廓”时却没有严格遵照这一标准。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86页。

[27]相关论述参见［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第476--4 77页；韩立新：《中国的“日耳曼”式发展道路——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研究》，载《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期。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5卷第241页。此处为柯瓦列夫斯基原文，但马克思并未对此提出异议，而且根据上下文可以推断出马克思认同这一观点c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5卷第304页。

[3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4章，尤其是第823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6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5卷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