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文泰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发布时间:2017-04-16 浏览次数: 3620次
【摘 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文化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我国文化发展本质要求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社会主义农村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当前,农村文化发展整体还比较薄弱,函需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文章力图从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文化传承的历史、创造和接受文化的主体及引领文化发展的载体四个维度考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和协调多样性的农村文化。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农村文化;文化发展
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意识形态的生产和文化的生产是一个同体的过程,不仅意识形态的生产即是文化生产,同样,文化的生产也是意识形态的生产”[1](P13),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意识的文化,在任何时代,文化与意识形态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意识形态影响着文化发展,显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文化也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我国文化发展本质要求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社会主义农村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本文力图从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文化传承的历史、创造和接受文化的主体及引领文化发展的载体四个维度考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和协调多样性的农村文化。
一、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维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农村文化发展上的指导地位
201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我国农村文化发展总体是符合我国文化发展方向,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文化源自人民、由人民创造、为人民掌握、方便服务人民的价值理念。但是一些地方农村文化也存在问题:一是一些地方农村文化活动中的封建迷信、非法宗教色彩浓厚。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需求多样化,为了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各地方根据本地的一些人文
历史、民风民俗,挖掘各种文化内涵,形成形式多样的农村文化生活。但在开展这些文化活动时,有时会变成一些封建迷信、甚至非法宗教活动的借口。任继愈曾指出“:当前,新的鬼神信仰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第一,违背科学知识,公开宣传新的有神论;第二,宣传超物质、超自然的意念能力;第三,贩卖伪科学,宣扬真巫术;第四,借弘扬中国民族文化的幌子,大搞封建迷信活动。”[3]有些基层干部思想觉悟不高,政策水平低,法制观念淡薄,对农村文化活动与封建迷信、宗教活动和非法宗教活动的性质分辨不清,对封建迷信和非法宗教活动等的不法行为,放任不管,有的往往还满足一些不适当要求,有的甚至还成为封建迷信和非法宗教的骨干,把农村文化活动与封建迷信、宗教活动混为一体,把农村文化活动场所与寺庙、教堂合成一体,偏离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轨道。二是党在农村文化发展上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弱化。根据葛兰西、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的观点,意识形态领导权实质上就是文化领导权,这里的文化不仅仅是狭隘意义的文化,而是指整个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念。在当前我国一些农村地区,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有神论思想盛行、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各种宗教竞相争夺信徒,有些农民丢失优良的道德传统,自私忘本,唯利是图,与我国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也凸显了党在农村文化发展上意识形态领导权弱化的事实,甚至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农村文化发展上的指导地位。
农村文化发展落后、精神生活贫乏、意识形态多样性等情况,迫切要求增强党在农村文化发展上意识形态领导权,旗帜鲜明地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指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4]在我国农村文化发展方向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决定的,也是符合中国农村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确立了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随着实践的发展,在我国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根据中国每个历史发展阶段及时调整我党的文化发展战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提倡我国文化建设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进入21世纪,面临国内外复杂的思想激荡、文化竞争,胡锦涛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阐述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思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5]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提,使“四个自信”形成有机整体,彰显了新时期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高度重视。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发展战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农村文化发展上的指导地位是最根本的历史经验。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国农村文化发展获得了繁荣和创新,开创了中国特色农村文化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中国特色农村文化发展不断在实践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理论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文化传承的历史维度: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农村文化内涵
随着市场经济普遍化,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强,农民的生活方式、劳动方式,特别是社会交往方式的多样化,使农村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在加速流失。虽然国家、省、市等各级相关部门在鼎力保护特色古文化村落,可是能留住的传统文化往往也只是建筑风格等表层文化,其内在的传统文化随着市场化、现代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而逐渐变迁、乃至消失。我党倡导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农村文化发展方向,便是立足于中国特色农村,深耕于中国厚重的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6](P32)。就是要切实地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农村文化发展之中、转化为农民自觉的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特定的民族群体文化,它拥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底蕴,是中国农村文化发展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有:第一“,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观点,天就是自然界,人就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统一。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地之间,凡物必有合,都配合成对,人与自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为一。农耕文明时代,农业生产要依据天象变化,讲究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传统农村文化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其核心与党引领农村文化发展过程中,倡导和谐文化的生态文明思想是相融相通的。第二,求真务实的道德观。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面向社会现实、重视塑造人生信条,求真务实历来是中国人的认识原则和道德信条。
《论语》中孔子主张:“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一种求真务实的观点。历代儒家士大夫、思想家恪守孔子的道德信条,把求真务实作为人生的道德信条。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传》书中就写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歌颂献王刘德的治学态度。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传统史学坚持信史直录、不畏权势压迫的传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求真务实精神的真实写照。当前农民深受其影响,农民传统思想固然有封闭、狭隘的一面,但是求真务实的精神却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引领农村文化发展的方向。第三,勤劳俭朴的生活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十分珍爱自己的劳动成果,以勤劳俭朴为荣,以奢侈浪费为耻。“成由勤俭败由奢”,道出了小到个人、家庭,大到国家、民族的兴衰成败与勤劳俭朴有着密切关系。早在尧舜禹时期,大禹治理洪水,以勤劳治国,《周易·否》“君子以俭德辟难”,告诉人们勤俭可以避免危难。春秋时期鲁国宰相季文子以俭为荣,去世时家人拿不出一件值钱的东西陪葬。随着历史的发展,勤劳俭朴的生活观念逐步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历朝历代士农工商都兢兢业业地勤劳耕作,同时,也常常以“勤劳俭朴”等信条告诫后人:认为美好的生活是来自人们辛勤的劳作。作为整个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劳动人民更加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无法容忍奢侈浪费。就这样“勤劳俭朴”的精神一代代被传承下来,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道德风尚。但是,在西方拜金主义的不断侵蚀下,农民传统的“勤劳俭朴”的生活观念受到冲击,一些投机取巧、强取豪夺的手段成为农民追求财富的价值选择;炫耀性、浪费性消费成为人们的生活理念。因此,引导农民继续发扬勤劳俭朴精神,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是农村文化发展的重中之重。另外,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不断奋斗精神、“正道直行”坚持正义的精神、“豁达乐观”精神等等一直体现在农村文化发展之中。
文化具有传承与创新的功能,中国传统文化给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解决现实发展与生存问题的理性思维,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意义和价值。农村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又是践行传统文化的中心,正如习近平所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7]当前,构建乡村文明、践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农村文化,更应当立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力求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吐故纳新,创新农村文化的新内涵。
三、创造和接受文化的主体维度:尊重农民群体,培育农民的创造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依然贫困,农民文化生活仍然缺乏。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白南生教授在《农民的需求与新农村建设——凤阳调查》调查报告中显示,“农民对文化生活不感兴趣”“农民精神贫乏“”文化设施没有或较少”“农村文化生活单调、落后”“农村老人、妇女信教(主要指基督教)”,等等,这些情况在落后的乡村更为常见。农民甚至于什么叫意识形态都搞不清楚,更不用讲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理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而,如果不依据农村的现实,向他们宣传、引导、教育,要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农村文化发展方向,那将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此,必须尊重农民群体,培育农民的创造意识。“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实做深做活,更好地宣传动员群众、引导教育群众、帮助服务群众”[8](P22),发挥农民在引领农村文化发展的主体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首先,要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民对物质利益的诉求决定了他们对意识形态的认同。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9](P103),揭示了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满足农民物质需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农村文化发展方向成功的关键所在。“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在于对现实利益的反映,只有与现实利益表达相契合,意识形态才能有吸引力。”[10](P7)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农村要有吸引力和凝聚力,起到引领作用,必须正确处理农村的各种利益关系。从根本上说,党在农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动摇不得,没有扎扎实实的农村经济发展成果,没有农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空谈好听的理想信念,空谈加强党的领导,空谈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空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都无济于事,最终任何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都难见成效。
其次,以隐性的方式完成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起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我国农村意识形态多样性、农民信仰的复杂性,“形成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一元’主导与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多元’并存局面”[11](P2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占据主导地位,最佳的方法是实现自觉意识和无意识的结合。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农村文化发展方向,做到寓理于情、入情入理、通情达理、情理交融,农民顺其自然地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内心深处发生作用,内化为信念、价值观,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农村文化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其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融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便是一种典型的“隐性的方式”,“意识形态建设要获得成功就不能把意识形态局限在少数人的学术圈子,就不能停留在口头宣传上,必须与日常生活密切结合起来,把意识形态变成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制度而融合到日常生活中”[12](P45)。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是空中楼阁,它是人们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反过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成为农村文化的主流,它必须是接地气地融入农民日常生活之中,解决当前农民的现实问题,使农民真正体验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和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6](P32),成为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农村文化深度融合的方针,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架起与农民情感认同的桥梁,做到入情、入理、入脑,为农民日常生活提供了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
再次,要重视农村精英的带头和引领作用。农村精英就是指“那些在村庄中拥有相对资源优势,其社会影响力超过一般村民平均社会影响力的那类村民”[13](P160-161),他们作为农民群体的一员,是社会意识形态和农村文化的传播者、创造者,同时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和农村文化的消费者、接受者。在农村的政治、经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中享有较高号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要充分重视农村精英在农村文化发展方向的引领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不能引领农村文化发展方向,农村文化发展能不能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能不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在于农村精英的带头和引领作用。农村精英既是传播者、又是受教育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他们的思想,帮助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使他们学会认清各种错误意识形态的反动本质;区分各种社会思潮,澄清思想上模糊认识,明确是非界限,引导他们从全局上认识和分析问题、从政治高度上看问题。这样有利于帮助农村精英在农村文化发展中发挥积极带头和引领作用。
四、引领文化发展的载体维度:营造正能量的媒体文化
媒体文化是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化形式。随着电脑设备不断升级,软件开发日新月异,网络连接千家万户,数字技术推广普及,互联网络、智能手机、摄像机、数码照相机走向大众化,微信、网络博客、QQ、短信成为人们日常传播信息和聊天的工具。任何一个想要发布新闻的人,都可以随时将自己在事件现场获取的信息传播出去,也可以积极、大胆地发表意见。媒体文化改变了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影响方式,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影响着农民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媒体文化自身具备着显性的和隐性的意识形态倾向。在我国农村,媒体文化一方面体现着各种积极、健康、向上、代表着社会正能量的意识形态,如善良、朴实、诚信、勤俭、爱国、爱家、正义、敬业、和谐等价值观;另一方面又包含着消极、颓废、迷信、甚至反动的意识形态,如信仰邪教、封建迷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侈糜烂等价值观。基于媒体文化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倾向,告诉我们在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农村文化发展方向时,必须学会如何宣传、分析、批判、抵制媒体文化,从中获取积极、健康、向上的正能量。
作为一种载体,如何营造正能量的媒体文化,是农村文化发展需要思考的问题。在媒体文化如何影响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上,美国著名的媒体理论家、文化批评家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某种严厉的意识形态的教化诱使人们赞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恰恰是媒体和消费文化所带来的娱乐使然。媒体娱乐通常极令人愉快,通过声光和宏大的场面,对观众造成巨大的震撼,诱使受众认同于某些观念、态度、感受和立等”[14](P62)。首先,加强主流媒体的建设。国家通过整合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的优势特点,重点建设几个主要媒体,以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来影响和统领社会舆论,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其次,关注新闻媒体的透明度。通过互联网技术让各种信息迅速聚集,深入乡村,使村民有多种选择性。意识形态的认同需要不同意见的相互碰撞、自我修正的过程,只有充分展示事实、充分表达观点,才能坚定共同的意识形态。再次,发展媒体的针对性。面对众多的媒体,受众者因职业、地域、环境、年龄、性别等方面不同,会有不同的心理特征和心理需求。因此,要发展针对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媒体,为农民文化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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