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研究二三事

作者：苏熠慧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7-04-02  浏览次数： 2350次

对于定性研究，我们总是“雾里看花”，觉得似乎没有既定规则可循。正如折晓叶老师所说，“进入容易，出来难”，定性研究灵活度高，但对研究者的要求也高。定性研究做得好，需要极高的“学术智慧”。也许有人会认为“智慧”是“聪明”，天赋高，是一种先天的优势，但实际上，“智慧”是通过不断阅读、实践和反思，并将三者长年累月进行糅合，贯穿始终而形成的一种敏感性。从这个方面来说，“智慧”的获得建立在勤奋的基础之上，这也是为什么往往“大智”显得“若愚”。

“智”和“愚”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有机会以后再讨论，今天我们谈谈定性研究中一些充满争议的方面，从而揭开“学术智慧”的神秘面纱。

一、定性研究是社会科学吗？

我们经常听到同学问：“社会学是社会科学吗？”W.Lawrence Neuman(2007)提到社会学的三个研究取向：实证主义的、诠释的、批判的。如果我们把“科学”定义为寻找普遍规律和原则的话。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无疑是科学的，但诠释和批判的社会学却并不一定。定量方法以追求普遍的规律为基础，所以往往被认为社会科学的体现，但定性方法呢？定性方法往往被人们认为是诠释的或批判的，然后被排出社会科学之外。但实际上，定性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取向可以是实证主义的，也可以是诠释的、批判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民族志方法论内部有一个争论，对于民族志方法应该采取实证主义，还是自然主义的方法论立场争执不下。虽然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已经突破实证主义/自然主义之争，迈向“反思主义”和批判取向，但80年代的争论无疑告诉我们，定性研究的方法论可以是实证主义的，也可以是其他取向的。实证主义取向的定性研究是社会科学，但其他取向的定性研究却不一定。

二、定性研究需要理论和假设吗？

以前我见过一些同学，总是对定性研究一副不屑的样子，觉得定性研究“太简单”，既没有高大上的理论，也没有牛轰轰的模型。这是一种误解。既然称为研究，那么肯定不只是对事件的描述。研究者面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就是要在常识中提取出“理论”。但如何提取？归纳和演绎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但绝对的归纳和绝对的演绎在社会学中已经很少了，大多数的理论形成都是二者的混合，两者比例的高低表现出不同的方法形态。以前很多定性研究采取的扎根理论，直接从经验的事实中归纳出理论。尤其在面对一些没有任何理论解释过的新现象时，这种方法用得比较多。但随着理论的发展，你会发现越来越来的社会现象已经被很多理论解释了，那如何来发展理论呢？这时候，定性研究也和很多定量研究一样，从一个既定的理论出发，提出其和现实经验相悖的地方，在解释为什么相悖的过程中发展理论。这个过程，是“演绎1-归纳-演绎2”，即“理论1-经验-理论2”。其中，理论2是理论1的拓展。在“演绎1”阶段，定性研究也需要假设，但因为定性研究（尤其是民族志）比较灵活，所以假设可能会在经历田野的洗礼后有所变化。

三、定性研究选择个案需要代表性吗？

定性研究经常被人询问“你的个案具有代表性吗？”折晓叶老师最近在上海大学的讲座里也提到了这一点。她认为，个案研究本身并不追求代表性，而是追求典型性。“典型性是个案所必须具有的属性，是个案体现某一类别的现象(个人、群体、事件、过程、社区等)或共性的性质；至于这个类别所覆盖的范围有多大，则是模糊不清的。典型性不是个案“再现”总体的性质(代表性)，而是个案集中体现某一类别的现象的重要特征。”折老师说得再清楚不过。Gary Goertz和James Mahoney在《A Tale of Two Cultures: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从另外一个角度讨论了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区别。他们认为代表性追求普遍化，而典型性追求类型化；普遍化的基础是把特殊性拆剪掉的“平均人”，而类型化的基础是同时具备多种共同性的“极端人”（这就是为什么典型的案例往往是特殊的案例，甚至是极端的案例）。

四、定性研究就只是讲故事吗？

我给学生上田野调查方法课，认真的学生下了田野，做了扎实的功夫，可以讲出有意思的故事来，但是往往故事完了就完了。我自己从学生时代一路走来，最初也是因为对人和事的好奇，以及对讲故事的喜欢投入了田野之中。但写小说是讲故事，新闻报道是讲故事，拍电影也是讲故事，做社会研究中的讲故事有什么不同？很多前辈用他们的作品告诉我们，好的社会学故事是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社会学理论而存在。研究者通过对信息的分解和再造形成一个好故事，好故事后面是逻辑通顺，细节严密的道理。如果还能将当下与历史、个体与整理、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故事就是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故事了。记得当年我博士论文答辩，导师请了折晓叶老师作评委。折老师首先肯定了我作为一个学生在努力用小故事说大道理的尝试，但同时也指出了我在说大道理中的生硬和不足。当年老师的意见我深记于心，并在毕业后多年不断回想和反思，作为自己研究的目标和要求。毕竟，从“故事”到“道理”，这中间的通道是通过不断的学术训练和积累构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