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求知”与作为研究范式的“江村学”

作者：李友梅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江苏社会科学》  发布时间：2017-03-31  浏览次数： 1882次

【摘　要】我们要贴切地理解和构建认识中国社会的知识体系，用以恰当地反思和理解全球时代的中国社会及其遭遇的复杂多变的新问题，其核心在于我们如何认识中国之“实”。跟随费孝通先生的江村调查和“行行重行行”的反复论证，我们逐步领悟到了一种建立在“志在富民”社会诉求基础上的情怀和基于“从实求知”、“实事求是”原则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其足以使我们将之作为一种“江村学”范式来理解和学习。“江村学”的真谛是“从实求知”，其意在不断地“从实”中建设能够清楚认识中国之“实”的知识体系，又在“实践”中持续推进对“实”的理解和对“从实”的验证。正是基于对“实”的扎实认知，费先生进一步严肃地提出了“文化自觉”，将其思考又延伸到对世界秩序与文明进程的总体性把握之中。

【关键词】费孝通；“从实求知”；“江村学”；研究范式

1999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要“重新补一补课”[1]。当时，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带头人纷纷意识到，中国问题的研究要跟上新的时代需求，就必须建设本土学术话语体系。可是，费先生明显感到，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转型实践阐述的专业术语的概念化能力还很弱，其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所需要的“理论储备”还远远不够。今天，中国早已被卷入全球化体系之中，全球化已然成为中国有机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情境中，与其谈论中国，不如谈论与世界关系中的中国。然而当我们试图理解全球时代的中国社会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面对复杂多变的新问题，我们没有一个成熟的知识体系，能够用来恰当地反思正在发生剧变的时代。另一方面，我们既有的理论是碎片化的和不系统的，引用和采纳的源自西方的分析框架、概念和方法论即使在其产生的国度，也遭遇到全球时代的思维失效的问题[2]。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塞勒尼所指出的，当代社会学实际上处于三重危机之中：丢掉了政治上的吸引力；无法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应对“方法论革命”；不确定是否有一个共同的理论核心[1]。英国社会学家厄里也指出，要能够理解“后社会”年代，社会学就必须摆脱适应于前全球秩序的僵化的社会性解释方式[2]。因此，我们深感中国社会学需要“再补一补课”。今年是费先生“江村调查”80周年，我们追随费先生持续七十年的“行行重行行”的脚步和由江村调查出发而构成的研究思考，逐步领悟到了一种基于“从实求知”、“实事求是”原则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其足以使我们将之作为一种“江村学”范式来理解和学习。

一、江村研究与“从实求知”

江村研究介入当代中国文化场域，与其说是一次西方理论的旅行，不如说是当代中国学者在面对复杂多变而又不确定的现实所作出的学术选择，重要的是它既提供了介入中国本土化实践的可能，又彰显了中国社会学人参与世界知识生产的勇气与决心。更为重要的是，江村研究所秉持的始终扎根于社会生活实践、“到实地去”观察、体验和探究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已经成为一种“江村范式”或“江村精神”，影响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及社会学者投身于理解中国社会变迁地实践进程之中。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江村学”，它是以文化主体性为社会诉求，以文化自觉和学术反思为思维路径，以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和理论化为学科目标，以整体性审视为分析视角，以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为方法准则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析和解读中国社会的理论与话语建构。

费先生以江村研究为代表的社会研究方法，强调的是“到实地去”，并以“从实求知”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江村研究”的精髓和核心就是强调“从实求知”、“实事求是”，这是“江村学”的灵魂也是费先生思想的立基之本。然而，我们对“从实求知”、“实事求是”内涵的深入挖掘不仅不够甚至是刚刚开始。“从实求知”关乎到我们自身知识体系的更新与传承；关乎到我们是否具备从全球性的视野，运用自己的知识体系理解中国并向世界解释中国；关乎到我们是否能够就中国社会的阔步前行与全球新秩序中的中国角色，展开“实事求是”判断的能力。没有“实”就没有真正的“知”，“知”是从“实”中所生成并由此形成的一套知识体系的基础。然而“实”与“知”这两个概念本身都具备多维层面且处在不断变动地过程之中，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具备将“第一认知”、“经验认知”上升到“知识”时去伪存真的明辨与省思；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断丰富知识体系来认识不断变化更新的“实”，从而尽可能地接近“从实”进而“求知”。然而依据怎样的原则“到实地去”才能真正进入到“实”？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贴切地理解和构建认识中国之“实”的知识体系？如何“从实”又怎样“求知”？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感到可以从费孝通先生建立在“从实求知”基础上的“江村学”得到启示。

二、“实”与“知”

在我们看来，费先生所认知的“实”是具有丰富含义的，知识体系本身是涉及多层次、多维度的内容，是来自对不同的“实”的深刻理解和认识。所谓“知”，是指认识和解读中国社会现实复杂性的知识体系，而这套知识体系是具有其自身的方法论和知识论的。

“实”固然指“实地”，但“实”首先是“着眼于人”的社会生活实际。任何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都不能脱离对当时当地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把握。这种实际情况包括社会发展趋势和社会生活的实际条件。对于社会生活而言，社会发展趋势是一种提供多种变化的可能性背景，而社会生活的实际条件是约束变化的各种限制性因素。对于这一“实”的了解和把握，可以帮助我们确定社会问题的切入点，使我们对问题的认知能够与具体的社会生活相联系，从而不至于让问题成为脱离实际的空虚论说。

费先生的江村研究是“着眼于人”的，实际上费先生是为那些积极改善自身生活的中国农民着想——他们的生活如何能好起来，他们寓于其中的社会如何才能进步，概言之，富裕起来的他们又如何走向更文明的社会。费先生的江村调查充满了对鲜活的经济社会实践及其变化的思考和分析，反映着他要为这个变化提供合适的智力支持。基于这样的“为了成事”，他用心安排每次的调查，他的调查研究都是经过多年多次的追踪论证的实地观察，由此他的一生留下了“三访江村”“、九访江村”这样的经典之作。第二，“实”还是指实际生活，是面对实际情况选择的符合自己需要的生活方式。这里的“实”这不仅内含着实际生活的客观现状，还包含着对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实际生活现状的一系列追问与认识。比如，人们为什么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是出于什么考虑，是被动接受所致，还是努力加以改变？费先生在“江村调查”中发现，中国农民为改善和满足自身的基本生活条件，能够积极地接受外来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帮助，主动地参与到技术与文化的变革活动中。然而，农民对西方文化和工业技术的接受，并不是以完全抛弃自身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前提的。因此，费先生强调要懂得现实生活中民众自主性的选择机制，由此可见“实”又是由民众做出选择的实际情况来体现的。

第三，“实”又是具体的，指的是研究者的实践反思。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者需要通过实地调查去发现社会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社会实际去验证和确认问题是否“真实”，即是不是“真问题”；二是研究者在追问与破解追问中，可能创立一套解释问题、分析问题的观点，也可能引进或借鉴某种理论来加以分析和解释。这就需要通过认清实践的内在逻辑去为这套解释问题的理论方法工具来勘误，去验证其对实际问题的解释适用性与合理性。因此，不论是创新的自主性理论，还是引进或借鉴的外来理论，只要其能够恰当地理解和解释实际发生的问题，能够经受住在实践中的反复检验，就是具有质量的和接近可靠性的，就是可以被研究者批判的接收与使用的。费先生的“江村研究”鲜活地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其研究成果所反映的，不仅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学人针对不同社会问题所进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的转换。

三、“实”与“从实”、“行行重行行”

所谓“从实”，就是怎么进入并深入“实”的问题，即如何发现社会真问题的问题。研究者总是会强调要有“问题意识”，有问题导向、从问题出发、发现真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但怎样的问题才是“真问题”呢？这实际上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切入问题要以认识论为基础。

一般而言，切入“问题”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文献尤其是研究文献，从已有研究中发现问题。这里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社会问题，也可能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其究竟是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需要面对并加以解决的真问题，要对其作出确定的判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同学者对同一问题的解释和分析又常是建立在各自认知的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这些社会现实的基础很可能不尽相同，因此得出的解释问题的观点或理论也存在差异性。由此，我们很难确认这些观点和理论是否适合于解释提出或引荐这些观点与理论的研究者所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另一种切入“问题”的途径，是通过社会实践获得对社会现实中实际问题的了解和把握，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炼出的问题。然而，这种从社会现实中发现的问题，也可能不是“真问题”。如果研究者对其自身认识问题的视角没有清醒的认识或反思，就可能在做着“西方的命题 中国的证据”的假知识[1]，即滥用丈量西方社会的尺度和标准来看待中国的社会问题。这实际上，是在发现问题之前就预设了一种价值判断，因此是很难发现真问题的，基于这种视角所得出的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释，其质量与可靠性都是存疑的。因此，无论是来自前人研究所提出的问题，还是通过实践调查所发现的问题，都不能简单地就确认为“第一认知”，要确认“第一认知”是需要通过社会实践反复加以检验的。“真问题”的发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获取，又需要根据“实”的动态发展与多层次特质而不断调整和修正。

费先生的“行行重行行”，其意就在不断地“从实”中建设能够清楚认识中国之“实”的知识体系。江村，作为费先生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的起点之一，也是费先生躬耕一生探寻“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接榫之处”[1]这一核心命题时不断追踪与回溯的地方。费先生的“江村研究”持续了近七十年，这是近现代中国人类学、社会学史上持续跟踪调查时间最长，并且跨越了“文野之别”产生广泛且深远影响的追踪田野调查研究。自1936至2002年，费先生重访、三访、九访、再访江村共计二十六次。半个多世纪以来，费先生沿着“江村——小城镇——中小城市——大城市——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的“行行重行行”，先后提出了“调谐城乡关系与乡土重建”、“区域经济与小城镇模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反思全球化倡导文化自觉”等一系列涉及中国社会与国家现代化的思考。正是得益于持续七十年的对江村的跟踪式地田野调查，费先生得以将“行行重行行”的脚步与认识，始终植根于具体而系统的实证研究之中，完成了一次次“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从“第一认知”到理论与知识体系建构的“二次航程”的反复论证。

费先生的“行行重行行”，又是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对“实”的理解与对“从实”的验证。这里的验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验证问题。当西方学者将费先生江村研究所反映的问题看成是中国农村面对西方文明而发生的现代化变化时，费先生并不是通过江村的单一个案来加以说明和解释，而是重新深入乡村，选择不同类型的乡村进行实际调查，以验证这一问题的真实性。同时，费先生又通过长时段对江村的反复调查来验证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通过实地调查他发现，西方文明通过工业下乡并没有在农民的观念与乡土范畴中带来深刻的变化。二是验证理论。一种理论是否适合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与解释，也是需要通过不断的社会实践来加以验证的。在这层意义上说，费先生通过自己的江村实践验证了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方法是可以跨越“文野之别”的，社会人类学的目光可以从所谓的“野蛮人”转向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社会[2]。其次，费先生对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遭遇西方文化影响时的现代化变迁，运用社会变迁理论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并反复验证了该理论在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时的适用性问题。费先生的江村研究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乡村研究，而是一种“在乡村做研究”，是以“江村”着手却着眼于整个乡村社会、整体性社会、世界体系等不同的研究层次，“江村”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单一的村落空间，而是各具特点的众多乡村类型，通过比较分析所呈现出来的整体性的中国乡村社会。有基于此，费先生在云南三村的研究和之后的“行行重行行”中又验证了类型比较法在检验“真问题”时的合理性。

费先生的“行行重行行”，又是建立在对“实”的扎实认知基础上的多重反思。反思既有对“实”的认知的反思，又有对理论不足的反思，还有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费先生对农民建立在土地基础上的应对现代文明的自主性创造的反复认识与深刻反思。费先生的《江村经济》揭示了土地制度、资源配置方式、劳动分工与维系农民社会生活秩序的复杂关系。费先生曾认为，农民是可以以土地与乡土文明为基础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新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其保持着一种自主性能力。但当费先生看到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过程中遭遇的农民问题时，费先生深刻地意识到这种自主性的能力并不是始终存在的。

浦东开发开放中提出的农民问题,其实是那些以农村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乡土社会里生活惯的人,一下子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市民时提出的问题；是外来的力量要使一个地区的农村在一两年里,迅速进入西方人用几个世纪才建成的现代化大都市时提出的问题。这一难题的症结在于如何将一个符合现代化工业经济所要求的行政体制按在一个农村经济基础之上。针对这一问题，依照当时被普遍接受的现代化理论的解释，是要求现代技术的引进必须有适合现代技术的人，所以，农民进入现代企业必须要成为现代人，要接受现代秩序和现代制度才能适应现代工业生产的管理模式。而费先生看到当浦东的征地农民“离土”后，现代企业无法消化这些农民，现代化与现代人的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因为现代人的要求不再停留在对生产领域的适应上，还需要在流通服务领域的适应能力。不然，农民的观念永远无法嵌入现代企业制度，从而出现一个地区的农村经济以及与此相应的行政体制的“旧皮”,如何接受一个符合现代化工业经济要求的行政体制“新皮”，即“两张皮”的问题。

再比如，尽管马林诺夫斯基称许“江村”使“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1]，但费先生的“江村”从来不是一个狭隘的单一的村落空间，而是各具特点的众多乡村类型，通过比较分析所呈现出来的整体性的中国乡村社会；费先生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也不局限于简单化的“在乡村做研究”，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乡村场景，在乡村与现代城市社会互动的视角下关注和审视乡村社会。由此，“江村”便成为一种开放性的社会系统，是一种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相互交织和勾连的整体性社会；进入到21世纪费先生提出“文化自觉”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又将研究视野从对中国社会与外部西方世界的关联性分析上，并更进一步将中国社会放置在世界之中，从“中国融入世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视角去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

费先生在“从实”中“求知”，又在“行行重行行”中验证与反思对“实”与“知”的认识，其背后是建立在“志在富民”的社会诉求基础上的情怀与境界。事实上，与费先生同时代的中西方学者都同样在思考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将问题抽象化，即不将“实”形式化或虚化，而是深入去挖掘“实”的内涵，提高对“实”的认识，这样才能找到“志在富民”的逻辑起点。费先生面对的问题是一个本土性的社会现实的思考，但他不排斥“洋为中用”，同时费先生认为“洋”不能左右和主导“中”，“洋”应该是依据“中”的“实”而被选择的，至于如何选择，就需要“从实”验证。因此，要消化“洋”的理论，就需要有一个能消化“洋”理论的“胃”[2]，如何消化、吸收都需要有一个经过“实”来加以检验和筛选的过程。

四、“从实求知”、“文化自觉”与“美”

费先生“在江村”逐步深入与持续拓展的追访研究，从对乡村系统的功能性解释，最终扩展至对世界体系的总体性把握，其着眼的是对世界秩序与文明进程的认识、解读与反思。20世纪末，这位书写了一个世纪光阴故事的老人，基于社会变化超出了以往的想象，深感“马不停蹄的跑，越跑越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变革的步伐”[3]。

20世纪末，费孝通先生在《孔林片思》中预见了21世纪乃“全球性的战国时代”，并指出在这个时代里，思想上理论上必然会有很大的争论，中国应当在世界思想之林中有所表现，只有参与争论才能从中筛选出人类能共同接受的认识。费先生是在山东考察期间，在参观曲阜的孔庙、孔府和孔林，又到泰安登泰山的情境中展开思考的，从登山费先生想到了建设中国现代化的艰巨性，也想到了建设一门学科的艰巨性。山东考察结束的十天之后，在“北京大学社会学十年”纪念会的讲话中，费先生开始以其世界性的文化战略眼光，为当代世界秩序召唤一位新孔子。“这位新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面对新时代心态失调的局面，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觉，因此费先生希望能够在“新的未来一代人中能出生一个这样的孔子，他将通过科学、联系实际，为全人类共同生存下去寻找一个办法。”[1]然而新的孔子不会凭空而降，而“只有紧紧抓住生活中发生的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才能悟出一些道理来”[2]。但是“许多东西在我们的周围正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我们却往往没有感觉到”，特别是当中国在快速全球化、信息化和现代转型过程中，其自身的社会运行规律和社会文化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复杂变化，这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从未遇到过的复杂变化，远远超出传统乡土社会的治理规则。

面对当时世界政治社会秩序发生着的重大变化，费孝通先生进一步提出了“文化自觉”[3]，文化自觉既是思想界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也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文化自觉强调对文化的自知之明，是要知道我们自身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什么，它又将我们带到哪里去？对于我们来说，文化自觉也是取得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发现和提升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我国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是要通过更好地认识中国自身来认识世界，又通过理解和认识其他各国的文化来更好地认识中国。当中国社会刚刚被卷入全球化进程的时候，由于对国际形势缺乏深刻的了解，我们的认识可能会出现一时的迷茫。但经过这些年来我们对全球化的“实”有了更多一些的认识和理解，也逐渐拓宽了应对变化的自觉和自主，也开始提出创业、创新以及话语体系建构的主张。那么，理论界将怎样去回应这种变化。早在九访江村时，费先生就指出“我们要回答高速发展是否扎实的问题，还得追问，持续发展的高速度是从哪里来的？”由此费先生反思到以往的理论多是对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的解释，我们已经遭遇并将持续面临到理论创新难以跟上社会变化的现实。现在社会开始出现朝向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流动性社会、网络社会变迁的趋势，社会变得更为复杂、更为多元、更为不确定，产生于现代化、工业化的理论的解释力已经面临明显不足的挑战，由此中国社会学急需“再补课”。

2010年在学习和领悟费先生“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我们团队提出了费先生一以贯之的追问即“文化主体性问题”。五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也深感在全球化乃至今日“后全球化”的逆流中，中国社会学如何“再补一补课”的问题。我们认识到，应对现代性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寻找中国现代化的主体性，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启动了市场化、个体化的历史进程，西方文化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开始重新发挥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在民族交往中相互融合，但又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面对如此源远流长且高度复杂的文化形态，如何厘清其内核，是“文化自觉”的根本议题。全球化既是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也是不同国家、地区、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争夺全球化话语和利益主导权的过程。全球化的结果，一方面带来了文化的挑战甚至危机，另一方面也促成了一种多元文化的形成。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多元性，不仅出现了本土文化的多元融合，也出现了世界不同文化间的频繁互动。费先生主要是从人类的整体观、文化的共生与文明的对话等视角来讨论全球化与地方社会对应关系的[1]。费先生认为,要更好地理解今天世界上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全球化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超越现有的一些思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对自我文明和他人文明的认识，只有当不同族群、民族、国家以及各种不同文明，达到了某些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局面,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挑战。要迎接这一挑战，首先就要允许文明之间“和而不同”，因而构建允许各文明之间“和而不同”的基础很重要，这样各文明才有可能具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境界，才能期待在“美美与共”的心态秩序中走向一个“天下大同”的全球社会新秩序[2]。

总之，今天世界形势已经走在了我们思想的前面，我们无可避免的必将面对如何构建有质量的，具有高度可靠性的认识中国的知识体系的问题。因此，我们不仅需要“从实求知”，还需要在不断地“从实求知”走向更深层次的“文化自觉”，使“文化自觉”成为孕育“文化自信”的土壤，其本质上就是把自身的文化放置在历史脉络之下，从中华民族内部及其同世界的关系中进行自我反思和再造，寻求自身文化在变动中所形成的新特质，辨识这个特质在面对中国自身的现代化以及全球关系重构时的优势和不足。这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具备“从实求知”的能力，只有在持续深入的“从实求知”中我们才可能不断认识和接近重建中国文化的独特基因和实质内核。“文化自信”还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在“文化自觉”中深入理解“实”与“美”的关系，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中获取反思自己和欣赏他者的能力，在“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追求中获取实现中国文化在现代性条件下自我重生的智慧，从而实现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创造性转化，这不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为全球问题的解决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然而，这些愿景的实现，将会不断地超出我们既有的认识和能力，而这个时代的巨变的“实”也远超于我们已有的想象。面对已有与未知的挑战，深耕费先生建立在社会生活实际基础上的“从实求知”的“江村学”的精髓，或许能为我们“开悟”。我们今天学习费先生思想的这些体会还是初步的，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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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11][12]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页，第299页。

[13]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福州〕《理论参考》2003年第9期。

[14]麻国庆：《费孝通先生的第三篇文章：全球化与地方社会》，〔广州〕《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15]参阅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