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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微川南稻作社会:从寻村到融入的田野调查体验

作者:余孝东  责任编辑:admin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6-09-26  浏览次数: 2131

作者简介

余孝东,中国农村研究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2016年5月下旬进入川南,在内江市资中县、隆昌县实地走访6镇10村,最终选定资中县板栗垭镇太阳河村花朝门(4组)开展“长江小农”村落调查。


5月18日  出汉入川,初入蜀地

出发前几日,在与母亲的电话中告知她我即将赴四川选村驻点,她不禁疑问:“四川多山,按你所列条件,恐怕不好寻找……”母亲无意中的话语透露了普通湖北人对四川的粗略印象,多山。加之独具特色的方言和菜系一绝的川菜,构成了四川的面上标签。

选点四川,涉足巴蜀,除了语言上的考虑,更多的是想冲出生存日久的长江中游,在一块完全的空白地扎下来、沉下去,寻求一种突破,也是长久以来习惯给自己加压的惯行方式。

按先前约定,18日上午8.40,陈老师载我、刘思师姐、秀成师兄一行四人,正式出发。车出大武汉以后,江汉平原的农村景观跃然眼前。公路两边整齐的房屋有着统一的样式和外观,或许是新农村建设的生动诠释。一望无际的沃野上,土地被条条田埂人为性的分割成零散的方块,根据所有者意愿的不同,或为插秧的水田,或为正在收割的麦地,间或有鱼塘穿插其中。近地而居,绕水筑房,广袤的田地上农民却极少,与老照片上集体化时代群体耕作的画面相距甚远。偶尔出现的一两座坟墓,也与全国其它地方差异不大,尤其是近年兴起的电脑刻碑,更是加速了不同地区的同质化。夜幕以后,观察公路两旁的农房亮灯率,颇有一丝荒凉,鳞次栉比的新房中,大门紧锁者十之四五。

江汉平原的海拔多在30米左右,过荆州进宜昌,辽阔的平原上慢慢的出现了低矮的丘陵,并最终成为横亘公路左右的大山。行至巴东县野三关镇,海拔升至1270米,并在鄂渝交界地带达到1430米。进入山区后,公路指示牌的地名表示有与平原有着明显的不同,除“山”字之外,“垭、湾”的频率不可谓不高,此外,恩施一带有“关、堡”之名,可能与得天独厚的天然屏障形成的长期御外有莫大关系。平原地带,人们逐水而居,房屋多沿河流建造,而大江大河的天然码头与水路贸易结合后,演化为现代都市的雏形。山区则不然,往往是山高谷深,切割分明,在过去的条件下难以修成道路,并且拘泥于治水技术的限制,无法抵御洪灾,因此半山腰往往是理想的居住地点,尚可耕种的有一定坡度的土地,泉水或者小溪的水源,满足了生活和耕种的用水需求。大抵正是如此,宜昌过后的公路沿边,半山腰的房屋为数不少,远处看来十分惊险。

……(略)


5月19日  各奔据点,夜宿甜城

随陈老师到成都的第一站就是拜访省老龄办。成都的道路四通八达,大路小路,处处穿插,艰难的导航到达后,发现老龄委办公地点已经搬迁。电话联系到新的地址后,赶到已是10点以后。调研处吴处长直接与我们接洽,介绍单位和表明来意后,吴处长兴趣大增,尤其是看到调查提纲以后,连连表示“这项调查很有意义,你们需要什么支持,我们全力协助。”按照我们的意思阐述,调研处小钟迅速拟定了公函,并就表述、市州排序与吴处长仔细推敲,又让我们看一遍提意见。一份公函就这样出炉了。随着“龙门阵”(四川方言:即聊天的意思)越摆越深入,吴处长也为我们讲起了自己的丰富经历:毕业于内江师专(现为内江师范大学),先后干过农村教师、记者、宣传部、纪委、老龄委,喜欢协作,还是省作协会员。农村出身的吴处长结合我们的介绍,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了选点要求:种植水稻、老年人多(最好有当过干部的老年人,特别是大小生产队长、公社干部等,毕竟能当干部的人多半较有头脑,解放前也比较醒事)、传统农村(不能太富裕)。对于住在必须住在农户家中的要求,吴处长觉得“很了不得,真是能吃苦,现在这样做学问的人太少”,他建议住在村干部家,乡村干部在农村社会有一定的权威,住在干部家更容易被村民接纳,并且村干部也可能会希望借助“博士住家”来增加个人光环。

因公函要送领导审阅签批,建议我们下午5点过来领取。午饭之后,返回酒店退房后,时间尚有空余,大伙决定去拜访四川省方志办。在林林左左的科室中,我们选中了“市县工作处”,叩门拜访,毕业于四川大学的朱博士十分热情,但由于对村一级的了解过少,很难提供直接性的帮助,我们进一步提出能否帮助联系目标市州(县)的方志办,为我们后续的接洽提供一些便利,她欣然应允。告别不久,我就收到了朱博士发来的相关志办联系方式(留了我的邮箱),并告知陈老师帮忙联系相关志办。十分温馨的一句话是,陈老师回复感谢后,朱博士短信表示,“因为觉得有意义,所以愿意帮忙。”

出省政府后,在大街边上大家席地坐下,稍事休息。近5点时,赶往老龄办拿到公函,随后分别。在陈老师送我去高铁站的路上,买了最近时间的车票,晚8点30,抵达内江市。吸取上午老龄办搬家的教训,下车前百度了公交路线,顺利搭上后奔向民政局。按导航显示我应该在“甜城故事”下车,为何叫甜城,此前在对巴蜀文化的补课中得知,内江市盛产甘蔗,制糖历史悠久,糖产量高峰时曾占全省68%、全国26%以上。“踩点”民政局并确认老龄办在此办公后,开着导航,步行1700米到达预定的酒店,草草安顿下来后出来“觅食”。时间较晚,还在营业的基本是较大的火锅店,一眼望去清一色的圆桌,一个人明显是不合适的。不知不觉已走到滨江河堤,灯火辉煌,一览沱江夜景。沿岸的休闲夜生活热闹非凡,一字摆开的桌椅零星有人斗着地主,有人喝着啤酒,这副场景不禁让我想起来王笛教授的茶馆,也想起了上午老龄办吴处长的部分论述,四川人会享受生活,守土观念浓厚,终要落叶归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或许正是盆地四周的众多关隘形成了天然性的防护,构成一道保护圈的同时,也将川人与这片土地深深禁锢。

长江流域村庄调查主要是基于“关系—行为”范式,所以就额外对“与人的接触”多了一份留意。想必全国任何一个车站外都有拉客的现象,内江也不例外,但与别外有所不同,这里的拉客者在招呼的内容前面加了称呼:“兄弟”,透露出川人豪爽、义气的特点,也暗合了“袍哥”的某些论述。

回酒店理好明天的路线,整理好所需材料,困意已经经不起反抗,在连续奔波的疲惫中入眠。




5月20日之一  垂直遍跑“省-市-县-镇-村”,直线体悟“办公室人情”

……(略)

经过两轮来访登记后,终于在家属楼与办公房的交叉中找到志办,和综合科段科长接上。用全国和四川省两级老龄办公函证明身份后,又递上了中农院宣传册,辅以讲解,阐明重点是做村庄调查并介绍了选点要求,同时大致介绍了华南宗族村庄调查,特别是一大批成果已经进入出版社。段科长听闻要驻村两月以上,并写就报告,当即推荐我留在内江市东兴区,推荐了一个革命老区村,明确表示可以提供现有资料(基本是党史领域),我委婉强调了我们的主要方向,并阐述了我初选资中县的理由:国家历史文化名县,建县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段科长见游说无效,遂放弃,帮我电话联系了资中县志办,告别时特意让我留下他的私人电话,希望有时间来做革命老区调查。

返回宾馆途中,考虑再三,决定再去民政局,将全国和省两级公函并个人名片留在陈主任办公室,待11:30电话联系她,取消下午当面拜访,节省时间直接赶往资中县。迅速退房后匆匆上车,在的士上购买了11:53的火车票,普快晚点,到达资中后顾不上吃饭,直接赶到民政局“踩点”。有意思的是,民政局附近“代写离婚协议”的广告十分普遍,甚至影楼的牌子上赫然写着“结婚照、离婚照”,往往供应是随市场需求而存在,料想本地离婚率兴许不低,留下一处疑问待解。寄存好行李,已是下午2点,简单吃完中饭,赶忙到民政局。5.20的日子已经影响全国,婚姻登记处断断续续有来领证的情侣。中午与内江市老龄佃陈主任电话沟通后,她迅速帮我联系了资中县老龄委,并告知我下午到达。老龄委魏股长听取简单介绍后将我领至副局长(老龄办主任)办公室,不想有突发事件正在研究处理,领导正忙。短暂等候,又将在股长处介绍的内容复述一遍。对方开门见山,直问需要提供什么帮助。沟通中见这里难以推荐选村,我建议“我先去志办,沟通选村,定好要去的村以后,再报民政帮我联系当地”。局长遂派车将我送到志办。如同走过的一些地区一样,志办被放在楼道尽头的角落,大概是符合默默工作的特点和风格。六名一线工作人员挤在同一个办公室,4田2女,两名女性较为年轻,男性均在40岁以上,其中一位穿着拖鞋,戴着硕大的玉石,电脑上停留着“剑”的购物页面,很纯真的溯古情怀。四位老志工对调查兴趣高昂,但听闻选村条件后,明确表示“很难寻找”,而且志办与村一级打交道非常少,可知情况不多。我拿出地图,就此前的本地地理补课与四位老志工讨论交流,了解各镇情况,四人你一言我一语,因为争着给我泡茶,面前竟放了三杯(讨论过于投入,临走也没喝一口)。谈及我在网上看到四川省曾下文要求各地支持和鼓励乡镇志、名村志的编写,本地是否有进展,老志工们连连摇头,“口号还是要喊的,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就是没有钱,1985版县志,当时还是贷款出版,即使是现在,财政也卡的非常紧,我们的电脑都是组装机,性能非常差……”而县志上对乡镇的介绍不过两三行:面积、人口、土地、下辖行政村……文史资料的缺乏程度超乎预期,也为后续调查彻底断了依赖。

问及我们调查的意义何在,我介绍了中农院这浩大工程的规划、缘起、目前的进展和阶段性成果,老志工们越听越有兴趣,我当即打开中国农村研究网,介绍相关情况,特别是体量庞大的数据库(方志、族谱)让他们十分惊讶。

最近内江市在进行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市、县两级民政局众多办公室多半在讨论选票问题,惟独志办的一线志工继续在做着工作。我的到来,可能也是志同道合之人话说一处,聊的十分相投,一致表示“随时过来,提供一切能提供的帮助,不过这个调查要完成,难度太大了!”眼见已是4:30,不得不收场告辞。


5月20日之二  邂逅“老乡绅”,情怀“土秀才”;月下谈相行,有如是故人。

已近下班时分,考虑再返回民政局太耽误时间,决定自己搭车去志办初步推荐的板栗垭镇太阳河村。搭的赶到乡村公交上车地点后,5:20到达太阳河村委会,在车上时已电话请民政局帮助联系沟通,魏主任沟通妥当并发来了村委副书记蒋彬的电话。村委会挂牌不少,但此时只有“农家书屋”开着门,进去发现也没人,蒋书记一直没接电话,突然看到墙壁上贴有值班表,遂电话联系了村主任蒋德章。约半小时后,蒋主任来到书屋,简单讲明情况后,重点向主任打听了一村的一些基本情况,并我请求为我介绍到农户家先行安顿。

蒋主任将我带到村委会附近的牛登国老人家(男,83岁),正在打牌的牛大爷见到客人,马上解散了牌局,起身沏茶,三个围着吃饭的圆桌坐下,仍不免一番介绍并答疑解惑,谈吐中我第一时间判断这位老人是该村的活字典,且关心村庄发展,热爱文化事业。我主动提及想在老人家暂时安顿,如果后期确定驻村,可能要住2个月;如果不符合,后几天随时会走。老人欣然应允,我问及是否要给家里其他人说一下,老人明确表示“我拍板就行”。随即我主动请主任先行回家。继续交谈中,老人取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牛氏族谱(文革中严藏死,逃过一劫),为我介绍。后来得知,由于原版历史很长,纸张发黄,老人早已不轻易示人。不仅如此,老人还自行整理了“牛氏族谱三百年”,并写有不少诗歌(打印装订版),其中一篇人生总结性质的千字文,全部采用五言写就。见我听的认真,老人自豪之心溢于言表,逐行逐句为我念了一遍。畅谈中晚饭已至,六个人围桌而坐,并无多少礼节,倒是我自己的细节显得很客气,比如主动摆放碗筷,且老人面前首先摆放;等其他动筷子自己才动,等等。第一次在老人家吃饭,且是异省他乡,我一边吃饭,一边对桌上情况保持着关注。因为吃肉不多,我更多是夹素菜,老人说:“我建议你吃点这个(指肉)”。委婉解释后,老人的女儿、女婿都叮嘱我不要客气,因为家里没有为客人夹菜的习惯,所以自己不要拘谨。我连声赞同,又再次强调先前所言“你们吃什么,我跟着吃什么,千万不要特殊化”。大家各自盛饭,一家人也并不帮忙盛饭,话不多的三女婿盛饭时或许想到了我,准备帮我盛饭,我赶忙婉拒,嘱咐他不要客气,三女儿解释到,因为习惯了自己盛饭,所以考虑没那么多,让我不要介意。有人饭毕盛了粥过来,提醒我饭后可以喝粥,可能考虑我还不熟悉厨房的位置,又转身将盛粥的大瓷碗端到桌上。女儿女婿们陆续下桌,下桌并不招呼,都是很自然的放下碗筷。此时餐桌上只剩老人和我,我留意到老人碗中只剩半碗稀粥,本可以一两口喝下,但有意放慢了节奏,一直到我放下碗筷,和他说“您慢用”时,老人才随即结束。聊天继续进行,见老人点上了香烟,我赶忙递上一包携带的,礼节性推辞后,老人欣然接下。中途三女婿过来收拾碗筷,我略为过意不去,帮助递上了靠近我这边的一两个碗筷,他并没有当即礼节性的让我放下,很自然的接下。

老询问我是否看电视,我坦言很少看电视,问他是否要早点休息,不想老人提议出去走走。于是,趁着明亮的月色,老人带着我沿小门前小路走到水田边,在一处岔路口停下继续聊天。因为出来时没和家人招呼,三女儿随后找来,我见时间已晚,提议回家。

考虑三女儿家(在老人家在附近)有现成的空房,遂安排我到三女儿家夜宿。提着行李箱出门后,老人也跟了上来。这样以来,我的“搬家”就成了全家人的行动,大女儿在后面用电筒照着看路,三女婿和老人一起,大约200米后,来到三女儿家中。与老人在茶几边坐下,三女婿随即烧水沏茶,继续聊了约半小时后,大女儿喊老人回家休息,聊天随即停止。

为了阅读上的方便,上述篇幅有所压缩,现将重点信息统一梳理。

1、村庄概况:太阳河村位于太阳河边(沱江的一条小支流),因此得名。村域面积8平方公里,耕地1118亩,共10个村民小组计659户,2234人,有村干部6名。每个村名小组规模在40-100户不等,从生产队到村民小组有多次调整变更。以种植水稻为主,兼有经济林(桃子)、养殖业(养鱼),典型的丘陵地区,海拔在410米左右,但高差不是很大,农田基本是小块分割式,池塘比较常见,藕的种植较多。虽然与江汉平原有一望无际的沃野有很大不同,但也体现为明显的四川本地特点(盆地丘陵地区)。目前村中水利设施多已年久失修,太阳河河水并没发挥应有的作用,且灌溉可能与村干部私人投资的小型水电站利益相损(此处有待进一步核实,因涉及现实问题,暂时没多过问)

2、老人情况:全村80岁以上老年人应有40人左右,女性比重较大。考虑到解放前妇女地位多半较为低下,活动区域较小,对村庄社会了解有限,可能访谈收获也将是有限的。

牛登国(村庄明白人):现年83岁,小学四年级文化,供销社系统退休职工,爱好写作,关注村内文化事业,对村内文物、历史、本家族谱有十分了解,被村干部称为活字典。第一任妻子在1960年大饥荒时期饿死(其本人是食堂管理员,老人称称此事是对当时环境下“公平”的最好说明),1961年与现任妻子结婚(原在粮店上班,粮店解散后下岗;老人笑谈,当年这个粮店一起7个人,现在除了他老伴,其他都已去世,是跟着自己,才活这么长)。老人共三个女儿,大女婿入赘(因老人无子),生第一个是儿子,姓氏中牛放前,父姓放后,四字结构,生第二个是女儿,跟父亲姓(进一步追问得知,入赘的话,第一个孩子必须跟母姓,第二个无论男女,都跟父姓);老二顶父亲的班,在供销社下班,解散后自己创业,丈夫上班至今;老三和丈夫一直在昆明打工,做装修行为,十分赚钱,大儿子在昆明当兵,已服役七年,小儿子正在上高中。

3、关系-行为:短暂两个多小时的接触,对比中还是有不少差异。一是“家长”的权威不太大,从没有人为老人盛饭可以初步推断;二是礼节不多,较为随和,夹菜、客气话这些在中东部非常普遍的套路在这没有发现;三是对陌生人的接洽较为迅速,我在等候村主任的过程中曾在路上随机访谈一位村民(男,约50岁左右),简单沟通后,就开始和我畅谈,再者,虽然没有理解,但从我的个人观察和感觉来看,并不是怠慢,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相处方式(和家人一样对待,很随便)。当然,这一部分内容不能妄下结论,有待进一步体验和“实证”。

综合来看,可谓喜忧参半。目前的问题主要是:

该村居民中多半是“湖广填四川”时迁移而来,全村有近70个姓氏,但蒋、牛两大姓氏较为集中,其次是孙姓、刘姓。牛姓来自昏暗邵阳;蒋姓分三支,其中一支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今孝感市),另一支来自湖南新化,还有一支来源于湖南永州。孙、刘两姓也来自昏暗邵阳,但地点不同,其中孙姓也分三支。以上几姓来本村时间有一定差距,最早应是牛姓,而后是其它姓氏。虽然尚有族谱,但宗族文化荡然无存,没有祠堂、没有统一的祭祀,小农经济较为显著。

据村主任介绍,四川很多地方都存在大姓集中的情况,在资中县西北地带还存在客家地区(县志办的工作人员也提及过,说是这里的方言他们也有些听不懂)。虽然此前对“湖广填四川”有了解,阅读过西南大学蓝勇教授的论文和著作,但实地进来以后,其影响是超预期的。

喜的是遇到难得的明白人,并且有文学爱好,支持和愿意参与村史调查。忧的是虽有几十个姓氏,但大姓较为集中,是否影响调查方向,目前不好把握(有待明天进一步了解情况)。再者,除成都平原外(虽然海拔也在500米左右,但高差不显著),川南是典型的丘陵区,与江汉平原、洞庭湖、鄱阳湖等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是否具备很好的调查价值。

剔除吃饭时间,晚上入村后的有效访谈时间在2小时以内,虽然时间较段,但仍然获取了大量信息,时间原因,暂有以上篇幅。


5月21日之一  村落形态概况、灌溉方式和信缘

由于昨天晚上才入村,缺乏对村庄的宏观了解,亟需对本村的自然形态进行面上的观察,结合访谈,综合确定该村是否可选。

早饭在7.30前后,主人家昨晚已经告知基本每天是面条,问我习惯与否。早餐十分随意,因为是面条,随时吃随时煮,有人早吃,有人晚吃,有人在桌上吃,也有人端碗出去吃,既没有和家中老人一起就餐的习惯,也没有陪客的习惯。饭后老人拿着拐杖,开始陪我转村,主要是老人房屋所在的4组、附近的3组以及水田最为集中的2组,这几个村民小组相互接壤。

【自然村落形态概况】

花朝门(现今4组,本地习惯叫“社”):民国时资中西大道(驿道)经过该地,建有一牌坊,取名“花朝门”,因此得名。牌坊解放后即已毁坏,不复存在多年。旧时全村有10余户人家,分别有孙姓、蒋姓、牛姓,其中孙姓为大(村中孙姓有三个来源),但土地归蒋姓(村中蒋姓有三个来源)一地主所有。解放前,蒋姓地主和儿子先后因病去世,留下婆媳二人,土改时划为地主(我再三确认,并非是按当时的政策划为“小土地出租”),房屋被分给佃农居住,自己则被赶到佃农的茅草屋。

漏滩(现今2组、1组):境内小溪左右两岸各有巨石伸向对方,形成蓬盖状,溪水从石缝川流而过后冲击形成一个水潭,称为“漏滩”。附近在清末设有驿站(或为邮局,有待查证),地势低矮,水田面积较大。

解放以前,在农闲时节,尤其是冬季,农民多会进山挑柴、挑毛铁(应是尚未冶炼的铁矿石)、挑煤炭,赚取部分收入。另外,本县有糖坊(制糖厂),立冬以后,有个别农民进糖厂打短工,补贴家用。

就整个村庄来说,蒋家的势力很大,保长、保队户均由蒋家人把持。本地社会组织较少,有袍哥这一组织(老人对此了解不多,有待进一步访谈)。

【灌溉方式】

解放前水稻即是主要种植作物,比现在的种植面积还要大(当前有部分抛荒)。不过亩产量较低,一般在三四百斤左右(经查阅,与县志相关数据相符),收割后与老板(地主)按四六开(佃户得四成,地主得六成)的比例分成。当时灌溉条件较差,缺乏水利设施建设,部分灌溉便利的水田分成比例更高,可能达到三七开,也就是说根据灌溉条件的不同,地租有一定的弹性。

因本地是缓丘地形,水田多为条块分布。解放前政府和当地(保长等)并没有组织修建水利设施,只有一户地主因为自己的需要在小溪中私人修建了一个控水设施,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老人专程带我前往,由于上游水库开闸放水,溪流特别大,这一水利设施类似如今的拦水坝,用石头砌筑坝面,中间留一正方形缺口过水,需要蓄水灌溉时用石板和其它杂物堵住缺口即可。地主之所以修建这一设施,正是为了方便自己的水田灌溉,从而稳定收租水平。

除引流溪水外,另一种重要的灌溉方式是使用水车。只有条件好的家庭(按后来的阶级划分来看,起码是中农)才有财力置办四大件,分别是耕牛、犁铧、水车、拌筒(木制长方形箱状无盖,将一束束收割的稻子在其边缘用力敲打,使谷和秆分离,俗称打谷子)。不仅置办水车需要钱,而且水车使用时要两个人同时操作,非普通人家能用。又因为普通佃户租种面积较小,即使是租用水车也是不划算的,种稻谷基本是望天收,一般缺水时会采用自己挑水的方式勉为解决。这意味着,干旱对个别农民有一定的影响。

水塘是灌溉水的又一重要来源,有一公共水塘供所有人使用。由于没有明确的产权,只有公共的使用,没有公共的维护。直至解放后,因为扩大水田范围,将池塘清淤、扩建,至今仍在使用,不过现金又重新陷入了无人管理的尴尬境地,池塘中杂草丛生,亟需清理。

【祭祀和信缘】

解放前每年有四个主要的祭祀节点。第一个是正月初一全家人吃过早饭以后,要携带供品到墓地给祖宗拜年,感谢逝者过去一年对家里的富佑,这个只面向以家中长者为起算点的三代以内的近祖,并且是各家单独前往,不统一组织,是否可以理解为“家”的观念很重。第二个是春分会,同样是面向近祖,但各房支会统一组织,一起前往祭祀,主要是请祖宗保佑春耕顺利,今年获得丰收。第三个是清明会,首先由各房支组织起来,一起祭祀远祖(来到本地的第一位开基祖);随后,各家自行祭祀近祖。在这里,部分经过多次搬迁,没有家谱,中断传承的人就没有远祖,也就只祭祀近祖。第四个是冬至会,主要是表彰孝道,惩罚不孝之人,用家法处理(用竹条抽打)。冬至会主要是蒋姓家族,保留着一定的宗族连结,但由于三支不同来源的蒋氏都在此地,因此冲淡了宗族性,反而表现为一种竞争性。

村中有庙叫“潞潭古寺”,,大致建于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道光末年或咸丰初年进行过一次补修,初建和补修均有善士(乡绅)捐资。初一和十五上香,其它日子不上,富者求财保平安,穷者寄希望于下辈子投个好胎(是否有庙产,暂未获得准确答案)。民国29年,凤至乡在此设立中心国民学校,在民国36年下学期迁至板栗垭。1950年,龙皇乡农民协会第九分会将寺庙设为办公地点,很多集会均在此地进行。1951年3至4月,本地开展土改运动,寺庙被分给蒋宏广等五户农民居住,庙内神像被推至旁边的河谭中。寺庙被改造为学校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访谈。但基本得知,在寺庙被改造前香火一般,村中上香的人不多,对神的信仰不甚强烈。而今,村里人也没人上香的庙宇,只是祭祀祖宗。




5月21日之二  餐桌上的家常、拌嘴和背后的社会关系

昨日到牛大爷家已过六点,一番交流后,我主动表示想留下住宿,可能短住,也可能因确定选点而长住两月以上,老人欣然答应。

午饭大约在12点进行,农家饭并不准点,做好了就吃,个别家庭成员还没到也没关系。上午陪我转村,一路交流愉快,我也劝老人写回忆录(因学历和年龄的原因,较为困难),中午特地拿来啤酒,一定要和我喝几杯。一人一瓶,包产到户,我礼节性的敬上第一杯后,后续十分随和的进行。

中饭共有老人和老板、大女儿、曾孙女、三女儿、三女婿和我。席间,三女儿笑着问我们上午到了哪些地方,随后直奔主题,主要调查什么?范围和界定?(昨晚和老人沟通时她和丈夫均不在场)我作答的同时,老人也抢着帮我解释。这时我听出她的担心是调查是否涉及政府层面,我立马强调,主要是针对建国前村落历时的调查,建国后涉及较少,村上现在的管理问题不会涉及,不介入任何本地纠纷。她终于放下心来,结束和我的对话,开始说她自己房屋边邻居的问题。她家的房子先建设,三层楼房;邻居家的房子后来修建,但刻意比她的房屋高出一点,意在通过风水压住对方。刚好这个房主是村委会委会,正是牛大爷推荐上任,三女儿为此十分抱怨父亲,但老人坚持认为这个人工作能力还是有,要分开来看,再者,风水就是封建迷信,为什么要信?两个观点相异,三女儿愤而离席。

其他人陆续下桌,仅剩我和老人因为酒没喝完,一直在坐,就接着这个话题聊了起来。我问旧社会时是否和现在一样信风水,老说答复差不多,可能现在更为严重。进一步问为什么信风水,老人总结为“嫉妒心”,不管是旧社会,还是新社会,人的嫉妒心理一直存在,总想着比别人过的好,总是看不惯别人比自己过的好,正是因为三女儿和女婿近些年赚了钱,房子盖的宽敞,遭人嫉妒。

下午转村回来后,发现房屋旁边的一块地里正在施工,挖机将泥土挖出(原是藕塘),准备修鱼塘,当时我并没在意,毕竟村中鱼塘不在少数。

晚饭时,三女儿和我搭话,问我能否听懂他们用方言说的事情,我答复能听懂90%,并大致讲了以下我听懂的意思:挖鱼塘涉及的矛盾。不曾想,她开始有耐心的给我讲这件事情:挖鱼塘的这一户(A)因当时的急需,在自家田地毗邻的别人(B)地里挖了(挖机)一些土使用,形成了一个小坑,但纯属无意中的行为造成的。B因为惹不起A,但又心里窝火,就在和自有田地毗邻的牛大爷土地中挖了差不多大小的一个坑,意思是,A只挖了我的,怎么不挖你(牛大爷)的呢?我惹不起你,牛家敢惹你,等牛家找你的时候,我的问题也就顺便解决了。牛大爷家人看的很清楚,对此事没过问,一直装做没看见,“让外人来评价”。B过意不去,自己又悄悄把坑填平。三女儿说完此事十分激动,“有多大意义呢?硬是要这样搞。”

餐桌的家常、拌嘴让我感慨不以,这是过去做百村调查时住村委会、敬老院所感受不到的,更是访谈所接触不到的,这种十分隐性的,含蓄而不直白,农民在意而又视为不光彩的“勾心斗角”、“嫉妒”透视出小农的私性,完成生存竞争后,继续为生活质量,甚至是风水观念下的后代发展而竞争,这种竞争往往又被带往不良性的人际关系之中,导致了邻里之间“客气而不亲热”的局面。

上午转村走至马家坡(3组所在地),在一户农民门前休息。一位妇女拿着注音版的佛经正在边看边识字,老人主动介绍后,她赶紧让我教教(后来知道她在某位法师处皈依过)。其间来了一位铁路管护段退休的老人,和牛大爷交谈起来,旁边另一位妇女谈及退休工资,说这位老人退休工资比牛大爷要高。牛大爷当即强调,自己工资是比他低,但领的时间比他长,自己从1951年开始领,而对方才领27年(到今年),算总数怎么能比呢?离开后,老人又给我强调一遍,我点头说是,但心里一直在思考,个体农民的竞争心里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尝试着进行合理的解释,寻求一种对比中的心理平衡。而在水网社会,个体耕作,在种植之始竞争就开始了,对灌溉的争取无疑是重要的。而稻作种植因时节和工序,又不得得寻求合作,插秧和打谷,这就造就了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寻求一种平衡的局面。(有待进一步思考)




5月22日  理解稻作农业:参与拔秧与插秧的观察

昨晚详细翻阅了县志中的部分章节,研究资中县的地形地势,结合谷歌地图,确定了几个意向乡镇,计划今天首先去球溪镇看看情况。老人与我约定,如果我同意费用自理(即我不能为他出车费),他和我一同前往。后来知道,虽然他坚持说是想去转转,实际上是考虑球溪镇是三县交界地,发展较好,有“小资中”的美誉,但情况也同样复杂,跟着我是对我的一种保护,毕竟周末无法通过政府的途径对地方有所招呼。

不料大雨持续,40公里的路程,老人不便出行,也强烈建议我不要独自前往。综合考虑后,决定留在家里帮助整理老人写的五言句式版回忆录。

午饭后2点时会,雨逐渐小了下来,终于停了。我出门看雨后的农田,发现远处的育秧田中有位农妇在拔秧苗,我十分兴奋,有如发现新大陆一般。18号过来时,江汉平原一带正在插秧,而川南地区的插秧时间普遍要早一些,基本已经完成,秧苗长势已经十分稳定,这意味着我刚好错过本地的插秧,无法近距离观察水稻种植的这一重要环节。现在看到有人还在拔秧苗,那肯定是有插秧的,我跳下小路,从田埂上径直赶过去一探究竟。雨后的田埂泥泞不已,鞋子上瞬间沾满了黏土。通往秧田最近的田埂上刚好连接着房屋一侧,拴着看家狗,我刚走到,一阵狂吠就扑了过来。我赶忙换道,与田里的阿姨主动搭讪起来。聊天中得知,因为前几日她姐姐的公婆去世,过去帮忙耽误了五天,不然插秧早已完成。我提出想帮忙拔秧苗和插秧,她乐呵呵的质疑我有没有做过,会不会做,而且从来没有高材生来当下田的。我自信的表示,虽然从没做过,但可以跟着她学。阿姨答应下来,我赶忙回家换鞋。牛大爷正在打牌,我报告说要去帮忙插秧,他倒也不惊讶,嘱咐我注意安全。我自己找来一双凉拖鞋,撸起裤子就赶了过去。阿姨在田中另一处搬来一个木质凳子,因为比较矮,而水田较深,所以上面铺有一口红砖。我将凳子在秧苗前面深深栽下,坐下就开始拔秧苗。几兜下来,发现还有一定的技巧,一次不能扯太多,因为秧苗带起来很多泥土,一次拔太多泥土很难清洗掉,这就会给挑秧苗的人增加很多重量。达到一定数量后,用一根湿稻草捆住,不能太紧,不然会伤了秧苗。迅速进入角色后,阿姨连连称赞,“速度快、每一束比较齐、根部泥土保留适当、横向进度兼顾的好、捆的松紧适度。”

中途阿姨的丈夫也加入了拔秧苗的队伍,附近有四五个人加入围观队伍,听阿姨说有高材生帮忙拔秧,都来看稀奇。在我单人拔了近20把秧苗后,总数已经差不多了,叔叔用塑料粪桶将秧苗挑着去田里,我和阿姨跟在后面。穿过国道后下坎子就到了,叔叔用力将秧苗抛到田里,大致呈均匀分布,方便下田后随手就能拿到秧苗。我让他们先插一行,我观察距离后跟着开始。下田后发现本来清澈的田水瞬间变得浑浊,为了增加肥力,水田里不仅抛了化肥,还泼了很多家粪,整个田里黑黝黝的一片,伴随着阵阵臭味,而且深翻过的水田一脚下去,陷的太深,很容易单腿失重,我赶紧把裤子继续往上撸。走到阿姨给我留的“塞口”后,我拿来一把秧苗就开始,按着观察到的工序开始做,长势特别好的苗一窝插一根,一般的苗一窝插两根。我沿着前面的插好的一行行下来,几兜过后,叔叔说距离要均匀,并教我一个方法,“四兜呈一个正方形”,按照这个诀窍,我很快进入角色,不一会就大致跟上了叔叔的节奏。

拔秧苗和插秧的过程中,我一直和他们唠着家常。阿姨姓孙,是4组最大姓,旧时是蒋姓的佃户;叔叔姓李,解放前从其它乡镇搬至此地,同样租蒋姓地主的田地。他们家现在种了一部分别人家抛荒的田地,插秧的劳动量比较大,而且参加葬礼耽误了近一周,我就问为何不换工。意外得知本地一直没有换工的传统,都是各自做各自的,即使是农忙也是如此,插秧、打谷子都不换工,因为每一家的田地面积不一样,如果换工,劳动不对等,所以都不愿意换工。即使是赶时令或者遇到特殊天气,也是自家人自己赶工。这让我意外不已,因为在湖北的部分地区(我老家就是如此,虽然没直接参加过劳动,但知道这个情况),换工是非常普遍的。

插秧回来去水塘洗脚,打着赤脚,提着鞋子,再次经过田埂,为主人干过活以后,狗也变得温顺,以摆尾示好。

悠久的稻作农业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农田生态系统,以家为单位的小农生产和水稻结合后,支持了人口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复杂的工序,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通过连续参加拔秧苗和插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小农个体性强,处处讲求对等,不吃亏的心理决定了有限程度的合作。旧时农民被土地束缚,持续膨胀的人口和有限的土地资源,迫使农民只能以精细化耕作提高产量。在水网社会,农民逐水而居,绕水筑房,引水灌溉,从居住、生活到劳作无不和水发生关联,围绕人发生的社会关系也刻上了深深的水的烙印。




5月23日  发现稻作社会:生产惯行和村落传说背后的问题意识

【小农的生产惯行:区域对比中秧马的追问】

昨天参与插秧的日记中记述较为详细,其中一个细节是拔秧的时候,木凳子高度不够,上面铺有红砖。徐老师问及为何没有秧马?我一时答不上来,在我的认知中,插秧就是站着完成的,拔秧用个凳子也是为了方便,所以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看到徐老师的问题后,我赶紧去翻进鹏师兄发的插秧照片,我记得画面中有一个小凳子,只不过当时没引起太大关注。这会一细看,我发现这个只有两只腿,很明显是下田专用的,不是日常家里坐的小凳子,我意识确实是个问题。我赶紧找到牛大爷,给他看了秧马的照片,解释用处,问本地是否有。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进一步追问历史以来是否有,才发现这样一段历史:旧时,这一地带一直没有用过秧马,1958年转入人民公社以后,随着部分干部到农村劳动锻炼,从别处引进的秧马被带入本地并尝试推广,但农民不接受这种新鲜事物,主要是出于效率的考虑。站着插秧活动区域大,动起来非常灵活,一天能插一亩多田。如果用秧马,达不到这个量,所以很快被农民抛弃,出现秧马被小孩拿来当玩具的情况。此后至今,本地仍然是站着插秧,农民习以为常。

一番问答令我十分震惊,观察细节是何等重要。虽然都是稻作农业,同属长江流域,但劳作方式仍然存在差异,并且越是是从细节观察,差异越大。面对农民的生产惯行,即使是从上到下的推广革新,也难以一下子改变。在耕作中形成的生产惯行是出于对效率、对劳作效果最大化的优选,弃用秧马可能是集精算、勤劳于一身的农民性格最生动的写照。

【村落传说:稻作社会中底层人民的美好愿望】

今日放晴,早饭过后就准备出发,前往30公里以外的球溪镇寻找理想村落,以便和目前初定村庄进行对比。此前得知,球溪镇是河流交汇处,料想水系较为发达,决定前往实地查看。

我出门时,老人也跟了上来,说是下去转转(到公路上走走),我没在意,欣然同行。候车片刻,前往球溪镇的农村客运班车就到了,踏上车门后,我转身准备和老人挥手告别,才发现他正在上车。坐下后,老人笑笑,“你在我这里,我要对你的人生安全负责,球溪是交界之地,形势复杂,你一个外来人,我不太放心。”在千里之外的异地他乡,一番话着实让我倍感温暖。老人供销社系统工作时,曾在球溪待过半年,对本地略有了解,他建议我去“甑子坝村”看看,该地有一大块平坦的水田。

从球溪镇转往甑子坝村的客运车上,恰好遇到了该村88岁的邱姓老人。交流中得知,该村最大姓为钟,邱姓排其次,其它还有陈、李、刘等多个姓氏,而邱姓也是湖广填四川时迁到本村,一直是佃户,租种钟家地主的土地。因距离较近,尚未有进一步的交流,邱老已经下车。我们继续往前,在一段公路下坡后的平地下车,两侧的大块水田尽收眼底。左侧更为齐整,并且全是水稻,右边则出现抛荒的情况,还存在部分田中梯田。

眼见田中有一人不时弯腰捡拾什么,我提议沿着田间小道过去看看,也好找个人搭话。走近后得知,这位农民在捡螺蛳。攀谈不一会,又聚集了几位农民过来,其中76岁的钟开生是本村一组人。一组小地名叫柏树湾,因旧时河流边多柏树而得名,一组基本是水田,旱地非常少,且水田正是眼前坝子中的一部分(共18块),坝子一侧是小溪,小溪一边是水田,另一边是乡间小道,小道鳞次栉比的分布着农房,房后是连着过去的小山。简单说就是,农房和水田沿着河湾分布,应该说品相是比较好的。在田间访谈后,梳理出如下:

(1)甑子坝村的村名传说:村中河道中有一处石头,人是搬不动的,但一次有人看到这块石头自己起来了,并变成了一个甑子,此后一传十,十传百,村名由此而得。虽是传说,但仔细分析仍然能和稻作社会相勾连,而且毫不违和。甑子是一种古代炊具,主要用于蒸米饭,至今仍在农村地区,特别是红白喜事吃饭人较多时用来蒸饭。石头腾空而起变成甑子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无疑寄托了底层穷苦农民对吃上香喷喷的米饭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在稻作社会,传说与耕作的高度合一性。

(2)捡螺蛳的“家别”:咋看上去,捡螺蛳是拿来做美味,但我还是问了老伯,一是为何捡螺蛳,“螺蛳会吃秧苗的根,如果任由它吃,会死一大片,所以得捡;”二是为什么不打药,“自家水田,没人打药,不完全能杀死,并且田里螺蛳可以捡着吃,下重药了吃都没有了;”三是很多人养鸭,不能靠鸭来吃吗?“过去鸭子确实吃螺蛳,现在人都奔小康了,鸭子的生活也改善了,硬壳的螺蛳鸭子不爱吃了;”四是别人家水田里的螺蛳能捡吗?是否有人管?“一般只捡自家田里的,要是捡别人田里的,别人高兴还来不及,因为你帮他除了害,不过一般没人捡别人田里的,为什么要帮别人搞呢?螺蛳这个东西,有就捡点吃,没有就算了,捡自家田里的是顺便的事,捡别人的给他帮了忙,但人家又不领情,心里可能还觉得你好吃(贬义,如好吃懒做)。”




5月24日  重分而轻合:稻作农业的水网利用

因为对水利合作的了解一直不充分,没能取得进展,伴随着对比选村,上午去寻访宋家镇中峰寺村修于康熙年间的古堰。坐车加步行,辗转到达后,发现因为建国后的水库建设和近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古堰早已难寻踪迹。恰好附近有一寺庙,心想或许有高龄僧人,可以一聊。进去后得知主持不在,但遇到一位居士,有一定的信息量,收获了很多比对性信息。时近中午,赶紧回城,2点在车站附近简单就餐,启程赶往苏家湾镇(考虑此地水系非常发达),到达后发现高差很大,基本是山区水网,虽有大河,但平坦之地很少,虽然目标村庄让人失望,但在一处破旧土墙房遇到一位刘姓老人,着重访谈了稻田灌溉,解开了一些疑惑。回家后赶紧将这些信息与牛大爷交流,遂梳理出了本地水网利用的一些初步脉络。

1、灌溉方式

解放前本地长期种植中稻,只有在青黄不接之年才会种早稻,以便早收接上粮荒。中稻是历史以来形成的,是气候、地形、灌溉等系列因素综合决定的;早稻生长期略短,口感要差一些,且在收成上有一定的风险。

(1)冬季囤水:

在高丘或者灌溉不能完全保障的田块中,水稻收割后,农民会拦田蓄水,来年牛耕后再次插秧,这种水田基本是一年一季。

冬季不囤水的农田可以种冬小麦,收割后刚好种中稻,这也是早稻种植较少的原因。另外,油菜的种植较少,因为其生产期较长,可能推迟插秧。

(2)水车车水:水车、耕牛、犁铧、拌筒(打谷用)并称为旧时的四大农具,是土改时判断农具是否齐全的重要标准。但一般人家买不起水车,起码是中农才有财力置办。穷家小户田块面积小,一则租不起水车,二则不划算,且水车需要两个人同时操作方能运转,劳力不够的家庭也无法使用。

水车一般用在两个地方:一是靠河流的农田,因其略高于河道(防汛),可以在近岸的田中用稀泥筑一条小沟,将水车进沟中,缓流进田,这样可以避免直接将水车入田中打坏秧苗。二是引水的堰渠,如果高于河道,且短距离内无法延伸到河中直接引流,则用水车车水入渠。

(3)堰渠引流:通过堰渠从河流、水塘中引流入田,这往往需要现成可利用的地势条件,并且引流水灌溉的辐射半径是有限的,部分高地或在辐射半径之外的水田无法使用这一方式(只能冬季囤水)。

2、水利兴修

解放前,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基本不会自发组织修建堰塘等水利设施,因为水田的灌溉方便与否决定着收租水平(一般是四六开,旱涝保收田块是三七开),且在灾荒年地主实地查看后一般都会同意减免,这样以来,农民没有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倘若辛辛苦苦修好了水利设施,灌溉便利性随之提高,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租金的上涨,也就是说,自发兴修水利对农民基本是没有多少好处的。在这种情况下,堰塘一般都是由地主组织兴修,不过参加者除了自家的长工,也会让佃地者参加,作为义务,不会支付报酬。

在其它灌溉困难较为集中的村庄,国家可能会组织水利兴修,但这与村中的乡绅、地方官的决策有很大关系。如果本地有非常有声望的乡绅,他的呼吁或许可以带来官方的水利兴修;再者,如果某地在某一年受旱灾影响较大,引起政府重视,可能随之也会组织修建水利工程。

3、水利利用

水利设施基本是谁修谁用,谁修归谁。同一条堰渠覆盖范围内的农田种植者每年会开会,会首可能是地主自家人,也可能是地主指定佃农。会上会首安排来年的用水,如果需要维修,还要安排出工,出工大家一起做,做完即散;用水则是由抓阄决定,顺序确定发后不能更改,如果有人违背规则,乱了顺序,就要受到惩罚,偷水同样要受罚(具体何种惩罚,有待核实)。为用水发生打架斗殴的时有发生(具体案例期待后续访谈能够补充),但政府不干预水利灌溉纠纷,让塘主自行处理。

4、水利合作

在各种灌溉方式中,分散的小农有合作有分化。集中表面为分多合少。

(1)分

一是农民一般不会自发修建、维护水利设施,依赖国家、地主修建水利工程,有极强的小农分散性;二是农民在水的使用上,往往需要第三方约束,而不是自发形成某种约束,这种第三方约束一般是来源于佃主,具有一定的权威,依靠威权保证秩序的运转,而即使是这样,仍然有破坏秩序的发生;三是水车的使用,农民很少会合租水车,因为考虑彼此田块面积不一样,租金不好分担;

(2)合

国家和地主组织的水利兴修,劳务仍然是由农民出的,是合作中完成的,不过这是一种在外来权力支配下的弱合作,非内生性,因此生命力有限,其合作的效度与外来权力的强度应该是正相关的。




5月27日 再回古资中,终定太阳河:选点体会与总结

5月25日上午,我再次前往球溪镇甑子坝村,准备开展试调查。如之前所述,该村无论是地名来源还是自然地理形态,都有着鲜明的稻作社会特征。

找到此前曾提供大量信息的钟开生老人后,我便就此前他点名的小组内3组内的高龄老人进行详细询问。但结果是失望的,细问之下,其中有两位都是解放前后搬到该村定居;另一位家中曾开土糖坊,解放后在基层林业系统工作(栽树和伐木),了解程度可能也十分有限。钟大爷本人倒是十分明白,有初中文化,但72岁的年龄注定无法成为合格的访谈对象。无奈之下,当即决定离开。赶回住户家吃了午饭,我随机收拾了行李,决定去邻县隆昌县看看情况,因为此前在查阅资料中得知隆昌平坝区较多。

25日下午到达隆昌,26日上午先后拜访县志办、老龄办等单位,因等不及民政局安排的车,我决定自己搭车前往胡家镇,先后寻访2村3个小组。27日,又前往响石镇探点,行程十分紧凑。最终于27日晚返回资中县太阳河村。

综合此次选点历程,不可谓不曲折。入川以前,考虑到自己百村调研经历十分丰富(单人加组团,连续两个暑假每年都是3个村庄),从西北到两湖,艰难困难不在少数,应该问题不大。而实际上,地域差异形成的川南地区个性特征是大大超过此前预期的。现综合梳理选点过程和个人的经验教训,供即将下村的调研员参考。

1、前期功课

对所选地区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自然地理概况应有所了解,尤其是水文情况(河流分布)。拟拜访单位所在地更要提前查到地址,如果可以,尽量提前沟通。

2、联系政府部门

由于调研选点是到市一级,因此公函也是到省老龄办一级。先行拜访所在市老龄办,请其沟通拟前往县(区)的老龄办。到县以后,可以先去拜访县志办,在这里可以着重强调“村史”,与该单位工作更为对口,一则请其推荐村庄或者乡镇(实际上县一级的单位对村庄了解程度很低);二是询问能否得到资料上的支持。随后拜访老龄委,沟通选村工作。现在由于公车管制,不一定能安排用车,做好自己下村的准备。县老龄办一般会帮助沟通拟前往乡镇的民政部门,调研员自行前往接洽。但在老龄委可以了解一项关键数据:本地区高龄老人的分布情况,根据这一项,结合自然地理概况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村。

3、选村的判断指标

(1)水网

水网地区和山区有明显不同,河流、堰塘、沟渠等等,并且多半会有养殖业(养鱼、养鸭)。但这里也要注意,沿河地带地势不一定平坦,也可能是沟谷。

(2)稻作

水网发达的地区,土地使用的选择更多,经济作物的种植比较普遍,不具备原生态的特点,一般要排除。

(3)姓氏

村落内姓氏不能过于集中,并且要限定为男性(女性多为嫁入,姓氏必然很杂),进一步筛选,要还原到1949年以肯该村落的住户姓氏分布。

而就四川的情况来说,“湖广填四川”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村落内姓氏集中的情况十分普遍,在内江市隆昌县甚至生活着25万客家人(县志有载),方言与本地有差异,也保留有一定程度的区别于本地的风俗习惯,县城有客家菜餐馆。

(4)明白人

明白人基本上是决定性因素,老龄办提供的80岁以上老年人名单只能作为参考,实际中女性寿龄要长一些,但女性往往不能作为主要访谈对象(多半是由外村落嫁入,且女性的活动空间有限)。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老人是首选,遇到乡土知识分子就收获更大。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长江小农”调查是基于村落,因此所选村落内一定有以2个以上的明白人,一则土生土长,了解情况,二则可以相互补充、印证。以村落为单位,再适当扩展到行政村,甚至是临近村庄。

5、个人选村总结

综合来看,在多种条件,尤其是四川特殊的地理与人文历史情况限制下,目前选定的村庄不一定是最理想的,但却是对比中最切合实际的,尤其是关键明白人的存在,为调查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很大帮助。有以下几点供大家参考(和已入川的调研员们进行了交流论证):

一是历史上四川地区(范围的定义不一定准确)的佃农有一定的流动性,租种地主的土地,地主同时提供房屋居住,但需要提前交押金。因此,佃农的主动性不高,水利兴修多半是由地主组织,佃农觉得修水利和自己关系不大(灌溉方便以后,租金会上涨),况且佃农对佃主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权。在水利设施修建中,国家和地主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基于此的合作也是存在的,是可以挖掘到的(此处不详述)。

二是坪坝,尤其是临河农田的灌溉方式比较单一,基本是通过水车车水。而在缓丘地区,冬季囤水、堰塘、沟渠、水车等多种灌溉方式都是存在的,从而水利合作也更为丰富(主要是川南地区,有都江堰的存在,成都平原可能有其特殊性)。

三是不能过于指望老龄办的高龄老人名单,方式要更灵活,比如打听老乡贤。实地走访发现,高龄老人患痴呆、耳聋的情况十分普遍,村落内6个80岁以上的老年人,2个是妇女,2个是痴呆,1个耳朵背,剩下1个所知不多,就是我遇到的真实情况。

6、个人建议

一是做好吃苦的准备。最近川内很多地区在进行换届选举,且基层老龄办本就与其它民政内设合署办公,人手不是很充足,做好自行跑路的准备。并且在农村,交通方式十分有限,能搭上摩托车不走路已经是比较好的情况。导航软件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是不怕麻烦。选村至关重要,所以多跑几天,多跑几处是很有必要的。在符合基本条件的情况下,明白人要作为重中之重来考虑,毕竟后续的访谈如果缺少有效的访谈对象,调查将难以开展。

三是不怕花钱。带足现金,尤其是零钱,吃饭、坐车多半需要自行解决。行李最好寄存在县城,寻村时轻装简行。


5月28日  吃喜酒:融入村落与历史上村落的婚姻半径

昨天下午与老人及老人的三女儿联系后,便从隆昌县赶回太阳河。到达时近5:30,老人与老伴在家,得知大女儿、三女儿一家都去吃喜酒没回来。我暗自庆幸,回来的时机太好了,刚好跟着去参加婚宴。随即与老人商量礼金一事,我提议将我拟上礼金放入家人一起,我跟着前去,这样的话,人情算在家人名下,毕竟我是暂住之人。本想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式,但却为老人所拒绝,让我单独上礼金,理由是:主人家见远道而来的研究生都主动来参加婚宴,在宾客面前脸上增光不少,以后在与别人聊天中肯定还要多次引用。话说简单,但穿透力却很强,老人对农民心思的把握应该说是精准而到位。随即又为我找来一个红包,让我装上礼金,写上单位、姓名等。

赶着中午的正餐之前,我随家人一起前往,就在本村,与住户家相距不超过一公里。大女儿、三女儿领着我见主妇,“这是华中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经过政府联系,到我们村做调查,在我们家住一段时间,听说你们今天有喜事,也一起来祝贺。”一边寒暄,我一边递上红包,主妇很是高兴,招呼我们找位置坐下。

主人家房屋紧挨公路,门前场地和屋后空地、邻居家的屋后场地均摆上了桌凳,一起52席,承包给红白喜事的厨师团队,团队带统一的碗筷、桌凳等,按一桌70元收费(摆上桌就算,没动也不管),显然已经十分市场化。观察过后,记下一些情况,和阿姨们攀谈一番,回家赶紧又向老人请教,得知本地宴席历来就是一次摆完,自家场地不够就借用邻居的场地,邻里关系显得十分重要。而之所以一次摆完,不是湖北部分地区采取轮次的方式,是因为要彰显阵势,席数越多,主人家越有脸面。而这一家是招女婿入赘,为了达到宾客满堂的效果,两家亲戚一起过来,出阁宴和婚宴合二为一。

进一步了解得知,历史上村落内的婚姻半径基本在30里左右,最近的婚姻在村庄内,村落因为户数不多,多年也难有一对。而决定婚姻半径的是媒婆,媒婆并不是专门的职业,往往是和男、女两方都沾亲戚关系的人充当,30里的婚姻半径基本是本村人外界亲戚关系的最远辐射。旧时女性的活动区域十分有限,结婚之前也不能见面,媒婆就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

媒婆因为和两家都带亲戚关系,在充当中介中自然不能说谎,家庭条件要一五一十的讲明,长相好坏不是很重要,只要没有破相等重大缺陷即可。而之所以不太注重长相,在于旧时是以过日子为第一要义,生儿育女,经营家庭,生计有限的农民无法过多追求面相。婚姻基本是门当户对,“穷家对小户,地主和保长”,没有跨阶层的情况发生过。

下午的宴席一桌8个菜,只及中午(称为正席)的一半,并且是中午的剩菜。我十分不解,交流得知,本地风俗向来如此,且为历史传承下来。旧时,生活条件较差,但逢宴席,最后一餐都是吃剩菜。主人家为了彰显好客,中午正席往往比较丰盛,衡量标准是客人下桌后盘子都有剩余,产生的剩菜又不能浪费,就放在下午处理。这样一来,一则彰显了主人的好客,二则勤俭节约,邻里乡亲都能理解。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生活条件得以大大改善,具备了不吃剩菜的经济基础,但习惯仍然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