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亚光 责任编辑:admin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6-09-26 浏览次数: 1066次
5月13日 六镇八村,“理想”难觅
跟上老乡的生活节奏,早上六点半钟准时早饭,吃的雪菜和腌蒜薹特别下饭,两碗养胃白粥下肚后,顿感满足。饭后,便跟随导航前往雷官镇,期望找到接近“理想类型”的调研点。
作为来安县八大集镇之一的雷官镇,位于县城东南26公里,地处皖苏交界,与南京市毗邻,北部丘陵,南部圩区,三面环河。雷官历史悠久,很久以前雷官集住着两个大家族,一个姓雷、一个姓贡。两个家族人才辈出,将此地取名“雷贡”集,后来人们喊白了就叫雷官集,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隶属于六合(今隶属南京)。民国37年(1948)从六合划出入安徽来安县,1992年和烟陈乡合并后又分开,2001年再次与烟陈乡合并为雷官镇。烟陈镇也是全国“包产到户”最早的地方,仅因为没有像凤阳小岗村的“红手印”而鲜为人知。也许是正应了那句俗语“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不到八点我们便赶到雷官镇政府。等到八点,和县民政局吴局长联系,说明请求后,他便联系雷官镇民政科郑科长。正好赶在郑科长开会之前见面,他安排雷官村雷主任和我们对接。
在郑科长的办公室,向雷主任简单解了雷官行政村的情况,十多个自然村,村名中很多“圩、埂、湾”;三千多人,雷姓、贡姓居多,其他杂姓很多。经热情的雷主任同意,请他引路,带我们去他自家的教场圩一探究竟。路上他还介绍一个叫“伍家圩”的自然村,原有五户人家缘起,经几十年的繁衍,现有二十多户、一百多人。沿着村村通公路,很快看完教场圩,待我们去伍家圩时,发现自然村和县道之间的道路尚未硬化,路面很窄,一辆车勉强通过,时不时有树枝敲打我的车窗,恍如正在通往世外桃源。到了伍家圩的一个小村落才发现,二十多户的伍家圩有五六个小村落组成。同姓的兄弟竟然因为闹矛盾分家、分组、分村。更有趣的事:当下的红白喜事,不但有专业的厨师,而且提供不同的套餐服务。第一种,只负责做饭,类似来料加工,劳务按宴请的餐桌数量计算,每桌50元起;第二种,带助手和餐具,厨师的劳务费按照每桌50元的标准计算外,其助手的劳务费另计;第三种,全包。办事的家庭提出几菜几汤、几荤几素以及每桌餐标,剩余均由厨师团队完成。当然,这种价格也最高。另外,在村内的红白喜事中,均严格按照“礼尚往来”的原则进行人际交往。虽然现在一般的礼金至少300元(红事),但大家不会因此感到礼金太重。一来,凡是前来送来的礼金均记录在册,待其家庭办事时,“照册返还”。二来,一般的关系,别人不会请,自己也不送。只有在“礼尚往来”的条件下,才会前往祝贺。村干部的身份虽有所不同,但其在处理此类事情时仍遵循“礼尚往来”的原则。雷主任笑着说,“否则,我一千多元的工资也不够送啊”。
从伍家圩回来,雷主任带我们找到伍家圩唯一一位八十以上的老爷爷,虽然他耳聪目明,但对村庄的记忆少之又少,甚至空白。无奈,我只好送雷主任回乡镇府,顺便请郑科长帮我联络高场村(原烟陈村、烟陈镇)的姜家渡。幸运的是,快到雷官镇政府路口时,正好碰到骑摩托车回家的高场村主任。雷主任和他简单交流后,便上我的车,带我去高场村。由于合村并乡,曾经繁荣的烟陈镇,现在显得萧条,甚至有点灰头土脸。现在的高场村委会,变设在原烟陈镇政府的办公地。碰到前烟陈镇文化站站长(老家在姜家渡),便请他做向导,前往姜家渡和滁河边。
也许是“同行”,老站长特别热情,向我们细心讲解姜家渡的故事。该村原是滁河上的一个渡口,姜姓最早在此落户,村名由此而来。随后袁姓从江西龙虎山迁居于此,以及其他姓氏来此繁衍,当下村内无一姜姓,只剩下孤零零的祖坟在此守望。在走访得知,村内没有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几位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对村庄历史无一知晓。临近中午,和我们交谈的老人端着咖喱土豆牛肉盖饭,四溢的香气诱人流口水,饥肠辘辘的我突然只喝了两碗养胃白粥。看来与姜家渡无缘,便和老站长一起匆匆与乡亲们道别。本来中午想请老站长一起用餐,再请教他一些当地的事。他说老伴在家等,不方便出去吃饭。我们将他送回家,告辞后便继续北上,前往郑祠堂。
沿着乡间小路,一路前行。导航地图的数据库已经失效,一辆车宽的小路不能掉头,我们只能硬着头皮一路走到底。进入独山乡政府所在地时,发现马路两边的餐馆经营惨淡,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人。虽已到午饭时分,我们商量到一个人气旺的小饭店吃饭,不料一路走一路找,走到郑祠堂也没有找到。
导航提醒目的地已到,我们却找不到祠堂的踪影。路边的房子虽有不少年头,但绿树掩映、鸭鹅成群。我们随意走到一个农户家询问得知:这个村名叫做“郑祠堂”,没有祠堂了!文革之前,村里是有一个祠堂,但是早已不见踪影。听到这里,我们像泄了气的皮球,无力、无助、无望……打起精神,进一步沟通后了解到,村里有位百岁老人。听到这里,让我们重振旗鼓!
在我们的请求下,这位阿姨带我们去见百岁老人。本以为她会带我们去老人家,不料她把我们带到路边后,指了指路,就回家了。我们找到百岁老人的小屋,幸好他儿子在家和朋友聚餐。说明来意后,他们的防备心理解除了。我随便问了几个民国时期的问题,老人的记忆模糊。另外得知,村内个别大姓有族谱。按照他们的指引,我们沿路来到和尚庄找到经营小卖部的袁先生。对于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袁先生采取敷衍式拒绝。原想在这里买碗方便面,拉进一下距离的。没想到他进里屋继续打麻将,不再理睬我们了。也许过了午饭的时间,我们占着桌子影响女主人他们打扑克。不顾刚刚倒下开水的泡面,直接命令道,“你们抓紧时间吃啊,我们等着打牌!”
本想找找袁式家谱,看到乡亲们这种性格,也没有再继续追问的欲望了。我和胡老师端着泡面从八仙桌挪到一边。也许我吃饭快,心里嫌他吃饭慢。当时,他却问老板娘是否有鸡蛋。当时烦躁的我,便开玩笑说,“随便吃点就行了,怎么还惦记吃鸡蛋呢?”待老板娘回应说没有时,胡老师的神情略有失落。他随后才说,今天是他的生日(河南习俗,生日当天吃鸡蛋)。“真是不好意思,今天没有鸡蛋吃,等回武汉补上吧”,我讪讪地说。
走了这么多村,多少有点失望。由于明后天是周末,也不方便请民政局在周末帮忙联系村镇。我们商量决定返回储茂村,利用周末两天时间了解下,再做打算。也许早上6点起床太早,或者中午没有午休,或是匆忙赶了一百多公里路,下午五点回到储茂村,浑身已散架。在工友的寝室,随便找了张床躺下便入梦。六点钟醒来,便开始晚饭。晚饭时,有两位乡亲陪同,一位是外出务工30年,一位养鱼大户(承包70亩池塘)。席间,简单问了他们的“创业史”,发现了村庄姓氏之间的矛盾、联系以及变迁。
也许,这个村的历史,有待我们去挖掘……
选村困惑:
1、村名与流域
长江小农调研的区域,非常明晰的界定在沿长江上中游、距长江直线200公里以内的相关区域。在这个区域内的村庄,除去山区,应该均属于这个“水网”社会类型。但对于村名是否必须要求有“湾、圩、坝、河、渡”等这些明显带有水网特征的名字?从今天走访的村庄来看,凡是带渡的,均在河边,原来的渡口。而渡口类的村庄,被淹的概率很大,村庄记忆难保存。而姜家渡旁边的不少村名为“庄”(北方村庄的特色),从地理区位来看,肯定符合要求,但是否可以考虑选择?
2、历史与宗族
相对小姓而言,大姓人口较多、实力较强,个别大姓有自己的族谱。近几年续修的族谱,只有谱系,其他内容皆无。有个别大姓原有祠堂,但均被文革毁坏。今天访谈得知,雷官村虽有祭祖,频率较低,一般是三五年一次,没有固定的场所,没有固定的人员。再如储茂村,第二大姓王姓,原有一本线装族谱,两代前便不知去向(听说有可能流传到十几公里外的十二里半镇)。如果有老族谱,可能方便寻找村庄的历史脉络,毕竟老人的口述不一定准确、全面。像此类村庄,宗族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是否需要将宗族的影响因素摒除?以区别华南宗族?(个人认为:若从宗族的角度来看华南与来安长江小农相比,两者完全没有可比性。宗族的实态差异太大,想必形态也不能相提并论。)
3、多姓与无根
结合这几天走访的村庄(包括自然村),像华南宗族的单姓村较少、多姓村较多,主姓村较小、杂姓村较多。如储茂村的姜姓为最大姓,分布在所有的自然村,但总量仅占全村总人数的六分之一。1949年以前,村民流动相对自由。如果能在附近买地或长期佃户,便很容易在此落地生根;也有不少人到别处购田置地,或因自然灾害,搬到别处。如果在杂姓村,既没有文字记载,又没有80或90岁以上的老人,这样点应该可以直接PASS了。因为,这类村庄没有一点点记忆。
4、“祠堂”与祠堂
看到百度地图上众多的“*祠堂”,让我联想起华南的“祠堂”,整齐、气派的建筑物,以及盛大的祭祖典礼……而今天到施官镇的“郑祠堂”一看,才知道“郑祠堂”可以是一个地名,而非我们现象中的“祠堂”。班固在1900多年前说“百闻不如一见”的名言,仍然有效。对于村庄的选点,尽量多走多看,多对比,掌握该区域的村庄特点。想必在此基础上,找到明白人,便能所向披靡了。

5月15日 “地毯”搜寻,形态“拼图”
昨夜看完《章氏族谱》第一卷,发现在此次“长江小农”的调研中,族谱的作用和价值已不再。也许是没有看到第二卷,也许是没有看到章氏子孙所谓的乡规民约,也许是家族是续修的原因,感觉家谱仅仅告诉我,章氏是哪一年来此地,在此地繁衍了多少代,这些代都有哪些人,别无其他。为此,我决定调整方案,采取地毯式搜寻的方式,请向导——李长才伯伯带着我逐村拜访八十岁以上的老人。通过他们,希望了解到板桥村或各个自然村的形态。
由于昨天六点起床,午饭后和李伯伯访谈,晚上十一点半上床,加上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夜间的大雨气温骤降,我们两个睡的很香,醒来时已是7点钟。我们刚起床洗漱,李伯伯已经来了。匆匆吃了几口饭,和李伯伯商量好今天的工作计划,便一同前往湖塘村。湖塘村因靠近池塘而得名,现有四十多户,两百多人,有杨、金、梅、林、郑、王、刘、张、周、许等姓氏。祖上均为来此租种杨家的耕地(杨家的佃户)而落户。在村内找到两位九十多岁的老奶奶,可能是性别原因,她们的活动范围更多在家庭,对湖塘、百步井、钟庄以及板桥等情况了解甚少,对村庄、家庭的形态记忆模糊。随后找到湖塘村男性中年龄最高的赵姓老人(76岁),因其于1946年从水口搬来,租种杨家田地落户,对湖塘村的形态几乎一无所知。仅获得该村的甲长是金汉全(有田有地,有钱有势)。
告别离开湖塘,回到百步井,途中拜访原百步井地主的儿子章先生(85岁)。经访谈得知,该村村因南北两头原有两口古井,相距一百步,故称百步井。1949年前,全村20余户,100余人。村内大概有两类人:地主和佃农。除了章姓,其他为李、金、周、刘、梅、屈等。甲长为金姓,主要负责催缴粮款及抽壮丁。村内的其他事情,基本由老板裁决、处理。当地人称地主为老板。当改革开放出现“老板”一词时,他们很是疑惑。特别的看到大江南北成千上万的老板涌现出来之后,这些老先生们都笑了。因其父亲是地主,家庭殷实,对婚礼等习俗相当了解。同时,对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也颇为熟悉。在我们访谈中间,邻居家一位90岁周姓老人(男)过来串门。因其耳聋限制,交流困难,凡对提出的问题,均回答共产党好。眼看到了午饭时间,我们便与其告别。
今天下中雨,行走不便。我们挽留李伯伯同我们一起用餐,并请他餐后休息会,下午一点再出门。他有午休的习惯,一般在十二点前开始休息,一点半左右休息结束。今天天气不好,他提议早点出门。下午一点,他准时到了我们这里。我们见面时,他还开玩笑说,“一切行动听指挥,党叫干啥就干啥,不迟到不早退”。我们所借宿的地方是百步井自然村,李伯伯建议我们步行,开车不好停车。我们便挽起裤管,撑起雨伞,边走边讨论,先后拜访三位八十岁以上男性老人。刘董茂,男,86岁,因其二爷打麻将全家的田地输光,分家后,爷爷携妻带子从湖塘村搬到百步井村,租种章氏地主的土地而落户。李潮海,男,84岁,因老家水淹,祖辈从六合县头桥村搬迁至此。1958年至1966年先后担任储茂村小学、相官小学及黄青小学的任课教师,后因家庭子女多无人照料,回家务农并兼任所在生产大队会计。陈官宝,男,83岁,泥瓦匠。结合上午访谈获得的信息,整个板桥的面貌在脑海中大致有了一个轮廓。村庄的特点日渐凸显。各个自然村均有一两个地主,不同的地主有不同的特点,或严厉,或随和。对于五五分层的租金,很少有佃农能通过累年的积累改变自家的阶层和命运。同时,通过几位老人的回忆,发现传统的社会有两类组织,保护村民的财产不受侵犯,解决村民用钱的解决燃眉之急。
一、保护类社会组织——乡音与门户(音译)
为了保护村民的财产安全,甲长一般指定两人担任乡音与门户,每年年底两人挨家挨户去收取费用(类似保护费)。交过费用,村民与乡音门户之间便生成了雇佣关系。乡音门户需为村民的财产负责。乡音门户与外界交往较多,人比较凶、“不太老实”。倘若家里丢了狗、鸡、犁铧等较小的财产,直接找门户报告,请他帮忙查找。如果自己找到小偷,农户不能私自处理,必须将其送到门户那里,请其处置。如果家里的耕牛之类较大的财产被盗,请乡音吃饭、喝酒、吸烟,请他帮忙查找。一般情况下,来本村偷盗的小偷,均会来乡音和门户家“拜码头”。特别是偷牛前,小偷因担心欲实施偷盗对象的实力大而招惹麻烦,一般会询问乡音是否能偷。待接到被盗农户的求助后,乡音会立即答应帮忙查找。如果找不到,将赔耕牛价格的一半给农户。实际情况是,如果是本村及附近区域实施盗窃的人所为,均能找到;如果是外部人所为,乡音将想方设法通过另外一件事巧妙处理,来弥补这一损失。
每年春天小麦快成熟时、秋天水稻快收割时,乡音与门户将聘请两位村内的二流子、小流氓之类的人负责“看青”。捉到偷盗之人后,便实施殴打。通常将其吊起来后,用鞭子抽打,或用棍子敲打。
二、经济类社会组织
当地的村民大都是佃农,五五分成的租金,使一般的农户家庭经济拮据。一般情况下,农户均按“荷叶裹粽子、多高人打多高旗”(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的原则生活、生产。当没钱娶媳妇或遇到紧急情况时,不得不向亲戚朋友借。若他们没有钱,便通过三个渠道解决燃眉之急。
1、标会。一般是最急需用钱的人做会头或会首,邀请若干亲友参加,定期举办。参与者每期缴纳“会费”,每期筹集的会款通过投标的形式归会员所有。每人一次,一会一轮回。参与者可以通过标会筹措资金或赚取利息。如某标会会脚9人,会首1人,共10名会员。每月开标一次,约定月标金10元。第一个月,首次聚会投标,按规则会首得标。所有会脚必须缴交10元给会首,共90元。实际上会首即在首期享有无息借款的权利。第二个月,第二次聚会投标,每人继续拿出10元,除中过标的人(死会会员),其他会员(活会会员)都来竞出利息,最高者中标(一般最高限是10%)。竞标者出的利息,作为标底。待一轮做完,最后一位当然中标者,除拿到每人交的10元外,还有前9期累计的标底,一并归其所有。
2、印子钱。放债人以高利发放贷款,本息到期一起计算,借款人必须分次归还,当地称高利贷的一种形式为印子钱(或放印子钱)。具体如,甲向地主借来100元高利贷,
以十月为期,每月二分行息,合计十个月间本利,共为120元。再以月除之,每月应还本利钱为12元。当贷出原本时,即扣除本利,然后按日索取每日应还的本利,到期取完。因为每次归还都要在折子上盖一印记,所以当地称之为“印子钱”。俗语说,印子钱,一还三;利滚利,年年翻;一年借,十年还;几辈子,还不完。
3、大头利(稻印子)。通常在青黄不接时,急用钱的家庭不得不向地主或粮行借款。地主或粮行索取特别高额利息的贷款,当地人称之为“大头利(稻印子)”。一般是,借三斗还一石。向“高利贷”借钱,一般毋须抵押,甚至不需要立下字据。
约定俗成——落漕为私
另外,在生产活动中,若有矛盾或争执,通常请老板(地主)来裁决。一般情况下,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处理。如遇到干旱时节,各户均希望通过水车从池塘多提些水。各户竞相灌溉,池塘的水位不断下降。农户根据池塘的不同水位,有不同的使用权。当低于某一刻度后,前一户不能使用,只允许后一农户使用。【此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
困惑与心得:
1、规模疑问:“长江小农”的选村标准为30户为宜,但这个规模是当下的规模,还是1949年前的规模。如果是当下的规模,有可能在1949年前,村子的规模估计只有十几户。应该选什么时候的规模?
2、空缺疑问:经过几天的了解得知,章氏来板桥村时,人烟稀少,章氏几个兄弟被家长指派到高庄、罗庄、旗杆等地落户。章氏子孙过去后,以插在田里的芦苇杆为标识,圈地归己所有。不少村庄的外姓人,均为来此地租田的佃农。由此整个自然村的阶级成分大体只有两类:地主与佃农。以阶级成分划分看,缺少富农与中农。自然村落的社会活动中,缺少富农与中农的行为,是否考虑将临近村庄的富农或中农的行为放在此村?
由此引发另一个问题:研究的对象以某自然村为主体,他自然村的材料如何使用?如某一个问题的案例,此村没有,彼村有,能否用?
3、最佳人选:通过这两天地毯式的走访,发现八十岁以上的明白人分属两个极端:一个是有知识、家庭比较优越的,一个是没文化、家庭穷苦、走四方的人。前者能给予我们较为系统的地方性知识,后者则可以帮助我们开阔眼界和生动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