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建构的多元主体与多元阐释——基于旭日村满族特色小镇的案例研究

作者：郑中玉 于文洁  责任编辑：王雅娇  信息来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22-06-13  浏览次数： 28367次

【摘　要】现有研究倾向于讨论特色小镇的特色应该如何规划，强调产业和地方文化的特色要素选择。但鲜有注意特色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自然而然的共识，特色建构中存在多元建构主体和多元阐释方式。在一个满族特色小镇的建设个案中，研究发现存在三种特色建构与阐释的主体和两大类特色。其中地方精英基于项目制建构的杂糅特色和技术精英基于历史遗迹建构的满族特色，都是合法的官方阐释。本地社区居民集中在“城-乡”二元话语框架下，将本地特色阐释为乡村特色，但它并不是特色小镇的合法性话语。最终，特色小镇建设更多的只是一种项目制运作的结果，倾向于脱离本地社区文化和日常生活。需要思考的是，特色小镇建设如何将特色建构及其运作与社区营造和地方性文化的再嵌入相结合，让村民成为特色建构的参与者，以促进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再生产。

【关键词】特色小镇；特色建构；官方特色；地方文化；特色阐释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9.7%快速提高到2018年的59.6%，2019年更是首次突破60%[1]。快速城镇化使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伴随着中小城镇的发展缓慢和农村的空心化[2]。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卓有成效的特色小镇模式迅速从浙江向全国推广，该模式力图集聚特色产业、融合生产和生活、打造“非镇非区”的创新创业平台[3]。特色小镇既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承担着文化和社区的功能[4]。同时它也是打通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支撑点，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5]。当前我国的特色小镇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涌现出一批精品小镇，但部分特色小镇还存在概念混淆、内涵不清、主导产业薄弱等问题1。

关于特色小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种立场上。一种立场是从产业经济的角度分析特色建构。有学者将特色小镇看作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一种产业空间组织形式，指出特色产业的选择应当综合考虑区域历史人文环境、经济、产业和资源等因素[6]，特色的建构要立足本地资源、遵循产业发展规律、融入现代科技和本地文化要素[7]。还有学者把特色小镇看作是“集产业、基础设施、人文社区、自然环境、文化历史于一体的空间发展平台，是众多要素融合的有机整体”[8]，认为聚集这些要素并引入先进理念和现代要素，有利于特色小镇的发展。另一种立场则从社会文化角度，认为特色小镇既是一种发展平台，又是一种新型共同体，以特色文化为纽带[9]。过度强调经济特色和建设中的产业导向，可能会导致特色小镇有特色无灵魂；特色既是产业的特色，也应当是生活形态的特色[10]。所以，特色小镇的建设要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动因以及小镇居民的生活方式[11]。而特色的选择也应根植于自然资源禀赋、社会资本基础、市场需求偏好等方面；从精神层面解读特色小镇，尊重小镇的历史与未来并精准提炼特色；必须深入挖掘特色小镇中的历史文化资源，“融入生态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等元素，形成特色文化品牌，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12，13]。

不过，以上表述只关注了应该建设“什么”（特色），却没有指明由“谁”来建设，即特色小镇建设的行动主体。学者们关注特色应该是什么，似乎存在一种关于地方特色自然而然的共识。不过，地方文化特色本身既没有唯一答案，也不存在唯一呈现方式。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在对历史和集体记忆形成共识的过程中包含了不同群体间的协商与冲突，不同群体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重构地方历史，理解地方意义[14]。特别是当文化成为塑造特色的战略工具时，地方特色更可能成为营销资源，而不是地方生活的代表；地方生活状况甚至会被有选择地过滤[15]。将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时，有关地方和文化的复杂意义往往会转化为简单的商业符号，而对文化意义的简化会造成一系列冲突，因此呈现为一种多元的政治过程[16]。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在思维上做出一些转变：也许并不存在统一的地方文化，而需要讨论的是多重文化以及文化的融合与协调[17]283。当文化成为经济基础和控制城市的有力手段时，佐金发出“谁的文化？谁的城市？”的警示[17]44-45。而在特色的建构中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谁的小镇？谁的特色？”在这种情况下，特色建构与要素选择可能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作为特色的地方文化要素可能会被进行不同的阐释，其中涉及不同群体的文化权利问题。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对一个满族特色小镇进行了田野研究。该小镇所在的旭日村（化名）人口约5000人，满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7%。21世纪以来，该村先后经历了新农村、美丽乡村、特色村寨和特色小镇等国家政策引导下的乡村社会工程建设项目：在2006—2007年，旭日村申请并获批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建设内容为改善居住环境、修路、发展大棚种植蘑菇、养牛和农家乐。实际上，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旭日村建设的主要内容。美丽乡村建设始于2010年，表现为改善居住环境、修缮基础设施和以农家乐为主的乡村旅游。这一项目也与新农村建设在内容上多有重叠。2014年，旭日村筹划并在运粮河边兴建了满族村寨。2016年被批准命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17年，满族小镇获批为“省级特色小镇”。为了申报国家级特色小镇，乡里聘请了专业规划师团队进行规划。满族小镇建设的实际主体是村干部，而国家级特色小镇的申请材料由规划师负责。由此，基于以村干部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和以规划师为代表的技术精英两类主体，形成了精英视野中的两种官方特色。

本文研究发现了不同类型的行动者对特色的多元阐释，揭示出特色建构中文化政治的复杂性。这种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地方发展叙事并不稀奇，但是特色的阐释和建构确实表明地方特色的凝聚本身包含一种文化权力的展现，这远远超出村庄场域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及其产生利益冲突的传统议题。此种文化权力突出表现为：当地方文化作为一种发展策略，谁对于特色文化的理解被合法化，进而有能力实施对地方特色文化要素的选择、界定和重构成为一个关于地方文化的政治问题。在后工业化背景下的中国城乡发展过程中，当文化传承和文化经济成为一种发展话语，文化权力和由此凸显出来的特定群体的文化权利必将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精英视野中的官方特色

村干部和规划师都把小镇的特色定位为宋代以来的满族文化，不过二者视野中的满族特色却不尽相同。地方精英在项目制的推动下，创建了一种包含满与汉、传统与现代的满族特色；而技术精英则基于当地的历史遗迹，意图再现历史上的满族特色。

（一）项目驱动下的满族特色建构

1.旅游产业视野下杂糅的满族特色

旭日村虽是满族村，但满族村寨是因国家政策推动而建的。2013年，国家民委提出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并于2014年对部分村寨进行命名和挂牌2。2014年，旭日村所在市的民委计划建设满族村寨。通过对周边已经建成特色村寨的满族聚居区进行考察，村干部认为村寨要有自己的特色。鉴于周边村寨都采用现在村民住的砖房，旭日村决定重建改革开放前村民居住的泥草房作为特色，以展现先人的生活状况。

除泥草房外，满族村寨还包括周边的运粮河以及已建成的河边广场。据考证，运粮河最初由金兀术主持开凿，用于运输粮食和物资，也称“金兀术运粮河”，是文化内涵丰富的千年古河。运粮河曾一度淤断，如今旭日村的这一段经过疏通，还保有较为开阔的河面。河边安装了一条通往河中心小岛的铁索桥，方便游客观光。一方面，村干部认为旭日村深受运粮河文化的影响，“以历史真实脉络为主体，借助各种民间传说、故事和演绎构成了运粮河流域的文化脉络”3；另一方面，却既无法言明运粮河文化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化，也没能给出展示这一文化的活动。有关泥草房和运粮河的旅游设计，虽然在表述中一再提到满族特色，但其内核是农家乐式的旅游。比如，在村干部组织撰写的材料中提到，“发展农家游、让游客体味满族的饮食，以此展现鲜明的满族民俗特点”，“打造吃、住、游于一体的‘民族为根、民俗为魂、绿色为韵’的满族旅游村”4。另外，之前村里经营采摘的企业借助媒体宣传采摘活动，村干部也将采摘活动纳入特色村寨，把民族、民俗旅游和田园旅游相结合。而在反思现有建设的不足时，材料中也指出，“满族村寨只是初级的住宿、演艺、餐饮方面的，夏季游乐设施不齐全，满族历史氛围不浓厚”5。村干部为游客设计了一整天的行程：白天登上铁索桥到河中央的小岛，可以体验桥体摇晃带来的刺激感，也可以游泳和垂钓、欣赏运粮河风光；晚上则在河边广场的空地上围着篝火跳舞。

颇具历史渊源的“萨满舞”6是满族村寨文化的体现。村里老人也提到了萨满舞在古代战争和祭祀中的重要作用，不过其在村里的主要功能是“降神治病”。在特色规划中，村干部设计了两种萨满舞表演。一种是多人萨满舞，由村文化队中的一位负责人设计。为了区别于其他村寨的表演，舞者由之前跳广场舞和扭秧歌的村文化队而非专业舞者组成。其中的舞步、服饰和道具则是参照网上萨满舞表演的视频进行设计。村民们身着粉色或绿色的衣服，敲击手里的红鼓，如广场舞般展示整齐的舞步，该表演力图营造一种热闹的氛围。另一种是“大神”和“二大神”跳的三人萨满舞。这种萨满舞是由用于“治病”的萨满舞改编而来，保留了“降神”的大部分形式，由村里从事原始萨满舞的三位老人展示。村干部将萨满舞定义为“古老的满族文化和民族文化活动”7，还说“三位老人对满族传统的萨满舞很有研究，他们的舞蹈带有神秘、肃穆感，让游客对满族文化有所了解”8。不过，村干部希望这种萨满舞能成为本村文化的体现，但又不能表现“驱邪”“治病”等“迷信”功能。为了消除其“迷信”属性，村干部修改了“降神”的唱词，增加了诸如“建广场、路灯亮，马路宽、人欢唱”这样描述和赞颂改革开放成就的唱词。三人萨满舞的演出次数远少于多人萨满舞，除非游客提出想看历史上的萨满舞，否则表演的都是多人萨满舞。

满族村寨与村里以往建设的最大不同就是突出满族特色，满族小镇也承接了这种特色建设项目。村干部将特色村寨的主要建设内容归纳为：改善居住环境，兴建具有满族特色的民居和旅游区。其中修建“河边广场”、组建文化队、经营采摘等，是以往乡村发展已完成的内容；而泥草房、赋予运粮河历史意义、萨满舞表演则是项目中的新增内容。在满族村寨建设的几年里，村干部又承接了特色小镇的建设工作。满族村寨建设中的泥草房、运粮河与萨满舞也因此成为特色小镇中满族特色的代表。满族村寨与满族特色小镇的建设在时间和内容上都存在重叠。

2.项目制与特色建构的路径依赖

尽管满族特色是两个项目的建设重点，但欣赏运粮河风光、垂钓、住泥草房、围着篝火跳舞等活动与其说体现满族特色，不如说是农家乐式的旅游。这种“名不副实”其实是项目制带来的后果。作为一种典型的技术治理机制，理性化是其基本精神，技术化和规范化是其主要特征，基层治理的项目化则是普遍后果[18]。项目制既是一种体制，也是能够促使体制运转的机制，决定着国家、社会和个人如何构建决策和行动的策略[19]。想要获得政府资金进行乡村建设，就要申请项目。项目内容越丰富，就越可能得到支持。为此，村干部会尽量将之前的建设内容放进新项目，以增加获得支持的可能性。这就造成了后建项目对前序内容的路径依赖，农家乐在项目之间的连续性就清晰体现了这种路径依赖：一方面，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都包含了已在村里出现的农家乐；后续的满族村寨和满族小镇在内容上虽然增加了满族特色元素，但同时也在发展农家乐。另一方面，村里一直在进行改善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的现代化建设，只是不同项目在表述上略有差异，在新农村建设时期表述为改善居住环境、修路，而在美丽乡村建设时期则是改善居住环境、修缮基础设施。后续村干部开始强调满族传统，同时希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能够以某种形式体现在当前建设中，所以他们试图借助萨满舞展现旭日村的现代农村形象。地方建设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在项目制下，每个项目都倾向于将已有的建设内容囊括其中，并用当前项目的话语重新表达。

在新农村项目建设中，满族特色是突生的和外部植入的元素，由国家民委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推动而非基层自主生成。满族村寨建设与民族事务和农村经济发展有关，“通过满族村寨这一平台，广泛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不断推进民族工作社会化，使全乡呈现出各民族团结和睦、民族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可喜局面”9。但其实在村寨建设之前，村里并没有民族问题，甚至没有民族特色与差别。修整运粮河沿岸也只是为了改善环境，而非保护满族文化。但当满族村寨开始建设，旭日村就从普通农村变成了各民族团结和睦的农村，运粮河也转而成了满族文化的载体。旭日村的满族特色是由特定项目推动产生，而后续的满族小镇建设则体现了对满族村寨建设成果的延续。具体建设项目多有重叠，但不同阶段的不同话语重新表述，重组和建构了这些项目的实质。

（二）基于遗迹的满族特色：规划精英的特色建构

国家级特色小镇的申报需要更为专业的规划文本，于是村里聘请规划师来进行更加细致的设计。由此，规划师与村干部成为官方特色阐释中互不干涉的两个主体。规划师的设计并不存在对前序项目的路径依赖，而是根据村里的两个历史遗迹，希望通过组织再现宋代运粮河上漕运、战争景象，及展出和讲解清代“建屯规制”等方式来展现满族特色。

1.“再现”的满族特色

同样是把小镇特色解释为满族特色，规划师却不认同村干部的阐释。规划师认为，村干部没有很好地展示出满族文化；村寨里的泥草房是为了发展旅游而建，并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运粮河虽为宋代女真人所建，是满族文化的体现，但村里没有宣传运粮河的历史；周边城市的人即使听说过运粮河，也不知道主持开凿此河的就是金兀术。与地方精英对前序项目的路径依赖不同，规划师的设计宗旨是将遗迹背后的历史和满族文化挖掘出来，进而向来这里的人展示。

规划师计划基于两处遗迹来再现历史上的满族特色。首先选定的是村干部口中的千年古河——运粮河。由于运粮河可能是金兀术主持开凿的，当年女真人曾在这条河上运粮，这使得它成为兼具历史性和少数民族特性的文化载体。规划师试图通过表演的方式，再现宋金时期的漕运和战争景象以及金国时期女真人的生活。对这些场景的展演，虽然是在演戏，但也是一种再现的方式。运粮河曾具有漕运功能，所以规划师设计利用船队在河上表演来再现金国人运输粮食的场景；另外，还将对运粮河修建的主持者金兀术的历史进行深入挖掘，设计表演一些与运粮河有关的战争景象。除运粮河之外，规划师还试图挖掘清代“京旗移驻”中的满族特色。旭日村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820年盛京一带的“京旗”24户移民10。通过对照地图上清代满族移民建屯的位置，规划师发现这一地区的建屯存在一定规则：从地图上看，这些屯呈一朵梅花状，即头屯在花心的位置，而二、三、四、五屯则逆时针地构成了四片“花瓣”。目前，在满族特色小镇的范围内，虽然只包括一半梅花形的“建屯规制”，但这种“建屯规制”是历史上存在并且是满族移民的产物，所以通过展出“建屯规制”，也能使游客感受到特色小镇中的满族特色。

2.“纪念馆式”展演

规划师设计了许多再现满族人民生活的展演，不过这些展演试图展现的都是村子的“曾经”而非“当下”。运粮河上再现运粮场景，运河岸边演出的古人生活和战争片段，解说人员对遗迹和历史的讲述，都使游客仿佛置身于一幢满族文化纪念馆。其中那些让人身临其境的特色既来自宋代在此生活的女真人，也来自清代迁居于此的满族“京旗”，却唯独与当下的村民无关。让人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与日常生活无关。事实上，旅游景点常被游客看作是过去事件、时代或生活方式的记号或能指，而非当代产品。在这里，旅游目的地的真实感被等同于传统[20]。不过，旅游目的地毕竟不是纪念馆，对地方特色的阐释也不能仅仅像纪念馆那样，将小镇的过去陈列和表演出来。我们反对纪念馆式展演，因为地方是由人构成的，而人总是活在当下。如果为了迎合游客喜好而一味地展演过去，那么特色小镇将变成对当前生活无益、甚至可能有害的“纪念馆小镇”。比如有研究发现，因为游客喜欢观看古老的捕鱼方式，认为真正的渔村应当使用古老的方式捕鱼，所以滨海小镇的渔民就逐渐放弃了当前更为便利的渔具，而这也影响了当地渔业的发展[21]。其实规划师与村干部也都意识到由于当地满族与汉族长期混居，旭日村中的满族特色十分有限，他们对特色的阐释都不是基于生活，而是基于游客期待。正是因为满族村与东北其他农村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才需要借助展演和再现，来建构满族小镇的特色。“我们的规划是基于旭日村的现状，看它（旭日村）还有什么欠缺，我们给它补足。”而上文中村干部提到的反映“先人的生活状况”的泥草房与“千年古河”运粮河的历史，同样与当下无关。

展演、再现，抑或是制造区分，这些阐释都是游客导向的或旅游化的规划。他们向游客展演和再现满族文化，并希望游客在这里能获得不同于其他满族村寨的差异化体验。但是，与当下生活无关的阐释可能导致地方特色的异化。游客所追求的真实感实际上有不同的面向，它既可以来源于被参观的客体，也可以来自游客的体验[22]。客体或场所的真实感嵌入传统，而体验的真实感则要求融入氛围[23]。在特色小镇规划中，规划师基于有历史渊源的客体，而村干部则试图展现农家的氛围。从理论上说，两种设计都有其合法性，只不过这两种诠释都没有关涉当下生活，套用Maccannell[24]有关“舞台真实感”的论述，游客认为自己看到的是满族小镇的“幕后”，但其实只是从一个“台前”（景点）辗转到另一个“台前”（展演）。更重要的是，如果把游客的想象作为衡量地方真实性的标准，那么就可能导致展演的地方特色与当下时空相脱节[25]，以及地方特色的“他者化”和“差异化”[20，26]。为了增强地方的“他者感”和与日常生活保持的“差异感”，有些地方甚至会让游客接触不常见的场景，使他们感到迷惑，进而使旅游者体验似乎更加充分的旅游“真实”[27]。但这种脱离地方实际的真实感反而会消解该地方的真实感[28]。地方特色应该是本地人生活的特色，但依游客想象而重塑，以保护地方特色之名，锻造了与当下地方生活无关的特色；甚至还可能像前文提到的“纪念馆”渔村那样，阻碍本地发展。

三、社区视野中的乡村特色与官方特色

两种正式文本中的特色表达所呈现的民族与历史特色，并不是旭日村特色话语和实践的全部内容。在官方特色背后，还存在着由本地村民建构的、面向城市居民的民间特色表达。同时，官方特色在本地社区视野中，也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样貌。

（一）城市主义想象中的乡村

村民倾向于从乡村而非满族人的视角向外地人或游客表达所谓的地方特色文化。他们并不认为旭日村与周边其他以汉族人口为主的村子有什么不同。村民视野中的地方特色，比如煮玉米、黏豆包这些在东北农村常见的食物以及农家鸡、笨鸡蛋、绿色果蔬、田园风光等特色表述都充满了与城市相区别的乡间气息。村民在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中意识到城市人对农村特色的想象或认知。如农家鸡、笨鸡蛋、小园儿蔬菜，是特别绿色、特别健康的东西。村民强调在农村居住的好处：风景好、空气清新，还可以在房前屋后种一些不施化肥的蔬菜瓜果，即城里人都喜欢的小园儿蔬菜。不需要统一的规划，村民就学会了把客人请进家，请他们吃农家食物，向他们展示乡村生活。因此，农家乐旅游实际上是村民基于城市对农村的想象进而自发自组织选择的结果。

不过，村民并没有展示乡村生活的全貌，而是选择性地展现自己的生活，他们展示的地方特色是基于城市对乡村的想象。在农村，鸡的养殖方式并不能保证就是人们想象的“农家小笨鸡”。一般情况下，农家自己园子里的蔬菜基本上倾向于施农家肥而不是化肥，但并不是所有的农家蔬菜都是有机的。有时候“绿色”只是一种城市对乡村生活的“赋魅”。乡村通过城市对乡村的想象了解到自己“应当的”模样。人们把乡村看作是一个逃避世俗喧嚣的隐退之地，仿佛城市与乡村分别站在了世俗与自然的两边，似乎在乡村生活就不存在城市中的种种问题[29]。对“真实”乡村的追求，其实也是逃离现代社会，回归某种亲密共同体的方式[30]。把乡村和城市看作纯真与世俗、亲密与疏离、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这一认知来自城市对乡村的想象。尽管乡村与城市并非泾渭分明，村里也不是只有绿色与平和，但在与城市居民交往的过程中，村民还是会有意识地展示乡村中符合想象的部分，因为这既有助于增加自己的经济收益，也有利于增进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如果我们在这一框架下回看村干部对满族特色的阐释，就会发现：在满族特色中掺杂农家乐，这种看似“不伦不类”的组合同样蕴含着城市对乡村的想象；无论是观看热闹欢腾的萨满舞表演、住复建的泥草房，还是和村民一起围着篝火跳舞，村干部的满族特色在努力地营造一种氛围，这种氛围所展现的正是乡村以为城市希望看到的亲密、传统和纯真。

（二）村民视角下的官方特色

虽然精英群体创建和再现的满族特色脱离本地当下生活，但基于项目或遗迹的官方特色确实包含着一些地方性元素。那么村民如何理解这些地方性元素？这些元素又在村民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我们可以从村民视角出发，以运粮河与萨满舞为例来探究本地社区对所谓满族特色的理解和实践。

相较于运粮河的历史和满族特色，村民更关注运粮河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对他们来说，运粮河就是一条小河，存在于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中。在成为满族特色的代表之前，运粮河岸边原本是一片“荒甸子”和一座不高的“荒山”。以“荒”字冠名，表面上看是无用之地，其实除了生长着很多野菜和野生柿子等野果子之外，“荒甸子”和“荒山”也是孩子们放学后聚集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的生产，不仅涉及经济学和美学，也是在创造地方形象和社会认同[17]27。“荒甸子”和“荒山”可能不具有经济学和美学上的价值，却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在群体活动中进行社会化的安全场所。

然而脱离日常生活的旅游开发并没能注意到“荒地”作为公共空间的社会作用。当运粮河及其周边被改造为旅游区，曾经的“荒地”成了“河边广场”。这种工程化的推进方式没有考虑到“荒甸子”和“荒山”的生活功能，却把荒野看作有待清除之物，原因是它阻碍了运粮河及其周边成为现代旅游景点。改造运粮河的出发点虽然是保存其地方特色，但在具体实施中陷入了“科学林业”似的简单化视角，即以能否带来经济收益为准绳，将自然中的植物分为农作物和杂草，并将自然剪裁成符合规划者审美的、标准化的样式[31]。这一视角最终导致了森林多种功能的丧失，因为它扰乱了自然在漫长时间中形成的微妙平衡。与此相似，对人地关系的简单化，大大削弱了运粮河与村民之间的联结，运粮河也慢慢淡出村民的生活。此外，改造后的运粮河及其周边成为一个独立于村子的旅游区。尽管村民都知道，运粮河周边修整得十分整洁，但那里需要绕路才能到达，所以并不是村民休息、交往和活动的理想场所。干净整洁的旅游区虽然在设计上和城市中的许多健身广场类似，但并没有起到城市社区健身广场所具有的那种活跃社区的社会作用。修整运粮河、安装健身器材都可以看作是村干部为推动乡村现代化而进行的努力，但新技术如果不能融入旧系统，就只会是一种孤立的、现代思想的象征，而不是真正的现代化[32]。由此，经过修整的运粮河及其周围作为公共空间的社会作用，已然消失殆尽。

萨满舞作为满族特色的另一个代表，在村民生活中并不是满族文化，而是作为“治病”的手段或者“迷信”而存在。村民认为，跳萨满舞就是类似于汉族的迷信活动——“跳大神”，他们并没有把萨满舞与满族以及萨满教联系在一起。官方话语并没有影响村民对萨满舞的看法和实践。为什么官方话语中的“文化”，在实践中却是旨在“治病”的“迷信”？民间活动被认定为文化还是迷信，一般取决于官方对这项活动的判断。因为文化遗产概念的排他性，决定了那些无法被博物馆或旅游策略吸纳的，就可能沦为与现代性关系不大的文化因素，甚至成为被排斥的“异端”[33]。在传统文化选择的过程中，国家想要保留的部分被定性为“宗教”，想要铲除的部分则被定性为“迷信”[34]。所以理论上当萨满舞成为满族特色的代表，它就告别了以往“迷信”的形象，成为文化遗产和原始宗教仪式。但实践中的萨满舞还是部分地被视为“迷信”，它并没有因成为满族特色的代表而被“正名”。或者说，对萨满舞的“正名”只在面向游客重构了的萨满舞，这种“正名”并不涉及本地社区。

总之，与正式文本中的地方特色强调民族和地方历史的文化特色相对，本地村民是从“城市-乡村”二元论来理解地方特色的。但是这种乡土特色实际上是同质化的，并不具有多少地方性因素。除了萨满舞的文化元素方面，地方社区与精英的正式规划文本之间存在理解上的差异之外，他们对正式文本中的所谓特色，无论是民族文化还是地方历史都缺乏认知。对于村民而言，正式文本中历史悠久的运粮河只是日常生活空间和集体记忆中的一条“河”，萨满舞也被工具性地理解为一种“治病”的手段。特色小镇项目对特色要素的选择和重构完全脱离了村民的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最终，特色小镇的特色规划与实施完全悬浮于地方社区生活之上，而非基于对地方文化的再生产。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满族特色小镇项目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地方特色并不简单是一个应然的问题，并不存在各方群体自然而然的文化共识。不同行动主体从多元的制度、文化和历史素材框中抽取特定元素构建自己对于特色的阐释，存在不同群体对地方特色的不同想象。项目制及由此引发的路径依赖，使地方精英创建了包含民族特色、不同阶段乡村建设成果的杂糅特色。出于技术治理的需要，规划师的规划文本强调对本地满族历史和遗迹的再现。村民则对所谓民族文化和历史遗迹缺乏认知，倾向于从“城-乡”二元对立的话语出发突出乡村特色。一方面，精英群体从项目或技术角度对地方特色元素的选择与重构，并没有关联集体记忆；另一方面，本地社区对地方历史和民族文化缺乏认知，倾向于基于日常生活世界来解读运粮河和萨满舞等官方特色。尽管存在不同立场和阐释，精英叙事与当下社区叙事相脱离，但是特色小镇建设没有发生像其他项目进村时可能出现的基于利益冲突的集体行动。这其中有一些深层原因需要澄清。

其一，地方精英和技术精英都倾向于基于斯科特所说的“简单化和清晰化视角”来阐释和运作地方特色文化。作为特色小镇的主要操作者，村主任张某十几岁就随长辈外出经商，并创办了小额贷款公司等企业。在新农村建设后，张某回到了“离别十几载的故乡”，通过竞选成为村主任。他的经济获利方式和生活早已脱离了乡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村民，也很难与本地社区建立紧密的联结。其实像他这样远离本地社区的地方精英并不少见。村里的村民首先选择到周边城市购房居住，其次选择去城市郊区，再次到县里，最后才是村里。以村干部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即使还具有村民的身份、保有在村的土地，但已经类似“不在村的地主”。他们在经济与生活上与本地社区脱离，造成了与本地社区联结纽带的断裂。这使得他们最终和技术精英一样脱嵌于地方生活，使得特色小镇缺乏社区参与，也缺乏将特色规划与地方文化再生产相联系的意识。在项目制下，村干部脱离了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能跑项目的“新代理人”[35]。这使得村干部可能更倾向于从国家的视角出发，只关注少数的要素和指标，进而将复杂的地方历史和文化进行简单化处理，以便赢得国家主导的各种乡村建设项目。

其二，满族特色及其历史已经在当地缺乏系统传承，本地人（当然包括地方精英）对运粮河和满族文化缺乏认知，因此作为文化主体的村民并没有意识到文化权利受到损害。文化的断裂造成地方传统和民族文化无论如何阐释或重构都倾向于远离当下社区集体记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村民而言，特色小镇对地方文化的重新阐释似乎就是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务，只是一个乡村建设项目文本中对地方文化元素的选择、组合与建构，类似一种语言游戏。

其三，特色小镇规划没有损害村民既有利益。一般意义上，农村发展中产生利益冲突的项目大多与耕地或宅基地有关[36，37]。旭日村满族小镇的建设是在曾经的“荒甸子”和“荒山”这些缺乏明确用途的公共用地上开展。历史和文化在传承上的断裂也使得村民对特色文化的阐释与重构缺乏足够的文化权利意识。与此同时，特色小镇建设发展的乡村旅游反而为村民提供了部分就业岗位，诸多项目也为村民谋得福利，改善了村民生活环境。因此，如果不考虑地方特色和民族文化复杂性的丧失，特色小镇项目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帕累托最优的方案。

总之，无论是地方精英基于项目制的延续与保持差异的本能，还是规划师基于历史客观性的立场，最终使得正式规划脱嵌于本地社区的日常生活，旅游化的地方特色失去了社区存在的基础和文化认同。进一步的乡村建设需要努力将社区参与纳入文化规划过程，促使作为特色的文化和历史与本地社区相融合；需要权衡借助项目而形成的地方性，对本地社区当下的日常生活、地方和族群认同，以及地方传统和文化的再生产有着怎样的影响。最终，想要使特色小镇建设真正能够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就需要将特色的规划与实施同社区的营造和培育紧密结合起来，尊重本地社区居民的文化权利，使他们摆脱旁观者的角色，成为特色小镇建设的主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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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促进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

2（1）参见：国家民委《关于命名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通知》。

3（2）资料来源：旭日村村民委员会《旭日村特色小镇材料》（手稿），2017：3。

4（3）资料来源：旭日村村民委员会《旭日村特色小镇材料》（手稿），2017：4。

5（4）资料来源：史应权《旭日村史志》（手稿），2017：113-114。

6（5）历史上的萨满舞是萨满教向神祷告时所使用的一种仪式，兼具治病功能。

7（6）资料来源：史应权《旭日村史志》（手稿），2017：119。

8（7）资料来源：旭日村村民委员会《旭日村特色小镇材料》（手稿），2017：5。

9（8）资料来源：史应权《旭日村史志》（手稿），2017：126。

10（9）资料来源：旭日村村民委员会《旭日村特色小镇材料》（手稿），2017：1；旭日村村民委员会《满族特色小镇建设工作情况报告》（手稿），2017：1；史应权《旭日村史志》（手稿），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