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振兴与地方民俗发展——基于“三边民俗文化园”的考察分析

作者：景　婧 韩鹏杰  责任编辑：蔡清华  信息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22-05-22  浏览次数： 32989次

【摘　要】随着我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实施，公共休闲文化空间正在成为基层文化复兴与发展的重要场域。以三边民俗文化园为例，通过考察分析文化空间的特色设置、建构逻辑与文化拾遗，发现民俗文化空间蕴藏推动乡村发展、提升民众自信与培育民族精神的丰富文化资源。但文化空间的民俗传统脱离昔日的原生态语境，在行政作为与旅游观光目的下被静态复制或用于寄托乡愁。这种文化空间建构方式在为振兴乡村文化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潜藏着地方民俗发展的问题与局限。只有充分关注乡村文化发展语境、乡村民俗本来样态、乡村民众心理微变和乡村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联互动，才能有效推动地方民俗传承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协同发展。

【关键词】乡村文化振兴；文化空间；民俗；协同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乡村民众的物质生活有了显著提高，精神文化需求也在逐渐凸显。在以发展生产为主的现代农村，人们在关注物质生产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文化内核和精神传统的延续，包括生产实践中蕴含的道德、情感、艺术等精神文化价值。换言之，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与城市紧密勾连，形成一种发展更为综合、全面的社会生态。2004年以来，国家持续关注“三农”问题，重视乡村文化建设。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发挥乡村文化优势，加强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适应城乡居民需要的休闲旅游、文化体验等产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同样把保护利用乡村传统文化和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作为振兴乡村的重要抓手。另外，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扶贫问题时把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同时纳入扶助的范畴，强调“贫穷并不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头脑空空，怕的是知识匮乏、精神委顿。”[1]可见乡村文化振兴已成为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和乡村内在发展需求的共同关注点。具体而言，乡村的文化振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乡村民众在现代科学知识和思维价值层面的文化提升；二是保护与传承乡村特色文化，以此提升乡村民众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本文所考察的三边民俗文化园属于后者。

民俗是小农经济运作下产生的一种乡村民众“自产自销”的文化，通常在乡村居民日常生活中动态延续。然而，在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冲击下，大批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引发乡村空心化现象，从而使农村的传统发展活力衰减，维系民俗文化传承的地方生态逐步解构[2]。为响应国家乡村文化振兴号召，一些基层政府积极推动建构文化公共空间，保护与传承当地传统民俗文化。而文化阵地建设、文化资源输送与文化空间建构正是近年来政府发展乡村公共文化的常见方式[3]。民俗文化园的设立既是文化保护运动，也是乡村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实践。乡村文化振兴中附着民俗特色的文化陈设，其建构的动机是什么?在经过物象静态复制和乡愁情感动态重构之后，民俗文化园展现的民俗文化是否等同于传统民俗?对于现代城市话语主导下的乡村民俗研究存在什么样的意义启示?本文以陕西省J县Z镇Z村的三边民俗文化园为中心展开考察分析，通过多次现场观摩、乡村生活体验、与当地干部和居民深度访谈等方式收集资料，探讨以上问题。

二、乡村文化振兴实践案例：三边民俗文化园的建构

(一)案例概述

三边(靖边县、定边县、安边镇)民俗文化园在J县文体广电局主导下修建，于2017年修建完成。其选址所依托的Z村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Z镇则是J县的县城旧址所在地。与许多依托乡村建设的民俗文化园类似，三边民俗文化园属于区域民俗特色极为浓厚的公共文化休闲空间。园内蕴含的地方民俗总体呈现出日常、多样又复杂的特征。传统物品的直观陈列，当地传统农耕场景的再现，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性转化，这些都为探究当地乡村的民俗生态提供了研究素材。

三边民俗文化园在建设初期就把旅游休闲功能规划在内，依循旅游空间的设置逻辑进行当地民俗元素的内嵌。但与一些专门围绕旅游开发的文化场馆不同，其建设初衷并非以吸引游客来提升本地经济。园内外除了一些常规的民俗物象陈设，没有设置入场门票和消费区域；周边除了售卖日常用品的小超市之外，也没有蕴含本地特色文化的旅游商品售卖。可见其设置更接近于普通公共文化空间，而并不具备与旅游经济相关联的消费资源。三边民俗文化园从文化传承向旅游开放的重要转折是在2020年9月下旬。随着当地居民不断参与其中进行文化参观、文化回忆、文化探讨与文化宣传，带动了大量周边民众与外地游客前来游览。文化回顾与体验成为其目前的主要文化影响功能。

三边民俗文化园作为J县乡村文化旅游化转型的新晋之秀，目前尚未获批为国家任何级别的旅游景区，处于乡村文化旅游化的早期准备阶段。就文化的展现思路而言，与其他传统村落或者民俗旅游景区所运用的方式趋同。综合表现为：移植当地文化传统遗迹，以现代思维再造和包装地方特色，营造现代语境下契合游客认知的文化休闲场域。与统万城遗址、龙洲丹霞地貌、毛乌索沙漠等周边景区相比，其知名度仍有待提升。但它却是J县与民俗文化融合度最高的休闲景区，潜藏着当地民俗文化客体化转型的现代化进路。

(二)设置特色

1.窑洞元素的建筑特色。

窑洞是黄土高原的传统建筑，自然也是三边地区常见的民居建筑。在三边民俗文化园的21个展馆中，以窑洞建筑风格呈现的占90%以上。这些窑洞建筑场馆以砖窑与土窑结构为主，具体运用到陶瓷体验馆、时代烙印馆、二十四节气馆、农耕发展史馆等诸多展馆中。其中，农耕文化馆是园内最大的室内展馆，由两个室外窑洞之间贯穿着一条长达168米的窑洞隧道构成，隧道两侧嵌套着许多窑洞状的展室、展厅。整体而言，场馆内外吸收了窑洞建筑的设置理念，同时将其与现代都市中的水泥建筑与楼房元素相结合。这些窑洞建筑风格的文化场馆以体现乡土特色为主，外在形制上效法当地传统，在建筑细节与装饰手法上传承了三边地区窑洞建筑的日常元素。无论是社会早期还是近现代，窑洞与其他居住形式一样，既作为当地人对“居住场所的依赖与经营”而延续，同时也作为一种“实际的生活保障”而存在[4],更是代表传承了一种居住文化。三边民俗文化园将窑洞作为黄土高原乡村的建筑符号正是在展现乡土特色的文化资源。窑洞建筑文化借助民俗文化园这样的空间得以传承与传播，三边民俗文化园则借助窑洞元素丰富了当地的文化意蕴。

2.剪纸元素的艺术特色。

在三边民俗文化园，随处可见的剪纸蕴含当地人的艺术情怀。三边剪纸作为陕北剪纸的重要一支，与当地贴窗花的习俗相关。20世纪40年代，J县的民间剪纸样品先后入编《西北剪纸》,走进《解放日报》。在媒介推动下，三边剪纸与陕北剪纸一起，实现了从住宅窗户装饰向全国艺术范畴的重要转变。剪纸是三边艺术的代表，艺术则可以超越时空限制，充当表现一个地方文化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认知工具[5]。全国各地人民从艺术视角审视三边剪纸，普遍认为三边剪纸能代表陕北艺术，富含特色艺术价值。为了吸引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园内借助大量剪纸装饰凸显地方性。例如，所有展馆的窗户都贴有当地居民的手工剪纸，作为窗花装饰。同时，园内设有独立的非遗剪纸艺术馆，用于装裱周边村民的大中型手工剪纸。人们在欣赏剪纸时，隔着荧幕观看和身临其境地触摸实物所产生的文化体验是不同的。这种不同艺术感受背后的心理差异构成地方性文化休闲空间的文化资本。外来游客对地方民俗的体验和选择，倾向于那些更能凸显地方性文化的部分，这种游历心态往往与地方文化和艺术所带来的个体想象相关联。

3.丰收元素的装饰特色。

丰收是农民的生活愿景，在三边民俗文化园这种凸显农耕文化的休闲空间中必然要着重表达。在三边民俗文化园内，大多数的文化场馆内外都悬挂或摆放着当地盛产的成熟农作物。例如，非遗剪纸馆的牌匾一侧悬挂着一串系好的金黄色玉米棒；沙里人艺术馆旁边是两串红色辣椒串；账房窑的窗台上依次摆放着墨绿、花绿和橙黄色的三个大南瓜……这些农作物装饰全部由当地人种植与摆放，真实地还原了三边地区农村院落的本来样态。这种装饰方式将当地的农作物果实、生活日常和传统审美相结合，用实物化的方式表达了当地人对丰收的渴望。农作物丰产、丰收，这是农民的生活愿景，同时也是三边民俗文化园还原并展示当地农村生活与农民理想的重要窗口。三边民俗文化园将农民的生活愿景表达作为展示地方文化的平台，当地民众的生活愿景在文化园中被游人体察与构想，二者均在以动态方式延续当地的生活与文化。

4.农具元素的乡土生活特色。

农耕用具是三边地区常见的劳动工具，深受当地农民的倚重。在乡村居民外流之前，当地人的院落中到处都能见到各种各样的农耕用具。农耕文化馆内设有专门的农耕工具展区，陈列着大量的农耕用具，如锄头、木锨、连枷、树铲、木刮子、砍镰、石斧等，并用文字海报详细展示了不同用具的形制和用法。对于慕名前来的城市游人而言，这些东西是三边村民传统农耕劳动的见证，值得参观、纪念；对于周边地区的非农民参观者而言，这些用具代表了自己祖辈的生活方式，值得铭记；对于当地农民而言，这些耕作工具一部分是自家用具的直观陈列，另一部分则是先人曾经使用的旧式用具，具有怀旧意义。可以说，三边民俗文化园呈现的村俗农耕用具，同时迎合了所有前来参观的城乡游人认知需求。不同游人会在这些村俗用具的基础上构想农耕生产背后的精神文化。对于非乡村居民而言，农耕用具为满足其对农民生活的构想提供了可能。因此，三边民俗文化园内的农耕用具已成为展现当地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

三边民俗文化园中的民俗物件和文化场馆众多，但不外乎都集中体现当地的乡土文化。如，园内陈设的各种编筐用具本身就是对当地柳编工艺的宣传。馆内展现的三边秧歌文化中详细展现了“勾灯”“转九曲”“抢儿女灯”等文化元素，蕴含浓厚的乡土艺术与生活气息。还有标有三边特色的童谣《雁咕噜》《半个饼》《拉大锯》等，它们作为当地人的“诗经”,承载着当地农村的生活记忆。这些民俗文化能够表现三边特色，但并非只属于三边地区。作为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入选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分子，Z村蕴载的文化本身就具有传承与弘扬价值，依托其文化底蕴建构公共休闲空间也具有一定的时代必然性。外来游客将民俗视为透视三边文化的重要窗口，在文化体验的过程中，表现出对当地文化特色的惊奇与想象。这也是近年来民俗特色文化向泛化转型的重要原因。

(三)建构思维

当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既是经济发展结构，也是社会文化结构，城市文化通常影响、制约着乡村的发展规划[6]。在这种文化结构影响下，乡村地区在规划文化空间时习惯于挪用城市文化中的思维逻辑。走在三边民俗文化园，虽然周边的文化氛围提醒游人这里是陕北乡村，但传统民俗元素主要是在现代都市思维的整合下来展现。

在三边民俗文化园，能看到许多以现代都市思维陈设的民俗文化载体，盆栽和花圃就是其中代表。在大多数三边地区的乡村民众看来，观赏性的花草远不及粮食果蔬更为实用。人们围绕生计对周围的器物和土地各尽其用，盆、罐等容器主要用于囤积粮食，院子里圈起的土地则是瓜果蔬菜的生长空间。在三边民俗文化园中，院中圈起的土地上开满鲜花，俨然用作花圃。古旧陶盆、陶罐，一部分与古旧柜子放置在一起，用于怀旧观赏；另外一部分则盛入泥土，植入花草，用作观赏性的盆栽。这样的外来思维又如何能展现原生、本真的乡土民俗呢?然而，在规划者看来，展示当地民俗的方式有很多，这种传统旧容器和土地的新用法能增强文化空间的观赏性，使游人在游历过程中获得更多愉悦感。

“山高水长”是园内的一处实体化景观，其中同时融入了现代都市观光思维与当地民俗元素。该景观主要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分是由泥土与石头镶嵌而成的一面凹凸墙体，下部分则是简单、粗犷的水泥边浅水池，雅名为“乡愁潭”。人们可以在墙体与池边见到各式各样的当地乡村庭院老物件。例如，高低不等的农家石磙子、古旧陶瓷盆罐、石磨。据调查，很多游人都认为这个景观非常具有乡土特色。其实，这里的乡土特色主要是沙土、石块色调奠定的景观整体形制，再加上一些乡村传统农用物件。它们同时代表着乡土与传统，在现代都市景观设置思维整合下组合成一方特色景致。

三边民俗文化园的西区有一处草垛园，塑造了农家院子粮食简单加工的场面，吸引了很多人来此处参观留念。草垛园的围栏边是用干草和泥土搭建的一个传统农家草垛。园中铺满踩踏平整的干草，院子中心则散落着半木器装置的石磙子、木锨、耙子、老旧木质脱粒机等农具。草垛园用静态方式还原了当地村民的务农场景，也向过往游人渲染农场气氛。这种场景曾经在三边农村随处可见，而今随着当地农民人数骤减与现代化农具广泛使用，它们被搬到了民俗文化园这样的文化空间。草垛园中既有当地农具实物的直观陈设，也融入了现代都市文化空间的建构逻辑。旧时乡村的务农场景在新的空间中被重置、还原，在当下重现。现代城市民众认识乡村文化往往缺乏传统农场语境，现代农村也在逐步超越曾经的纯手工劳作。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将乡村旧农场与城市新思维相融合来体验民俗、传承文化，不仅具有怀旧与教育意义，同时也可以避免昔日的乡村民俗文化消失于现代化进程。

此外，三边民俗文化园中还有很多以现代都市思维建构的文化场域，如书吧、茶吧、舞台等。作为展现当地民俗的文化场域，它们以三边地区的乡村民俗文化为底蕴，融入了现代都市休闲文化空间建构思维。因其整体规划与现代化景区相契合，与人们的旅游心态相符，从而使其民俗文化展示比周边其他公共文化空间更具游历价值。

(四)文化拾遗

如果没有三边民俗文化园这样的专属空间保留，一些在现实中被淘汰的民俗文化将彻底绝迹。匠人文化、三边婚俗和惠中权故居等村俗遗迹就属于这类文化，它们是农村人民艰苦奋斗的生活记忆，也是集现实与理想、艰难与喜乐、历史与永恒于一体的乡村特色精神文化。作为现代文化同质化发展背后所缺失的部分，这些民俗遗迹蕴载着人们记忆构想中的传统文化韵味，是振兴乡村文化的重要切入点。

匠人曾经是游走在西北乡村的特殊职业人群。他们身怀一技之长，携带手艺必备的工具，构成一道亮丽的民俗风景。在如今的三边地区，很多民间匠人已经成为历史，如秤匠、木匠、铁匠、毡匠、席匠等。曾经的乡村物资匮乏，这些职业匠人是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辅助者，老一辈的乡村民众对他们怀有深厚感情。现代乡村的生活条件显著提高，这些职业人群基本消失。但说起匠人，看到匠人的工具和手工制品，依旧可以激起人们绵长的生活记忆。在农耕文化馆的民俗遗迹展区，民间匠人是重要的展示部分。其中用图文方式介绍了当地常见的十几种匠人及其职业内容，在文字背景中附有匠人手艺展示的老旧照片，周边陈列着一些匠人的工具和手工艺品。在几十年前的三边农村，这些工具和手工制作很常见，现在却从日常实用转向怀旧展示。一位前来参观的当地村民说：“这些席子、毡子，现在基本都没人用了。以前的匠人们早就出去打工的打工，做生意的做生意，没人再做这些了。”民间匠人因为乡村发展的需求而出现，同时也随着乡村的繁荣而消失。村民的言论表明其对匠人群体的需求转变，也暗示了民间匠人从生活现实转向怀旧展示的命运。

婚俗是三边地区的特色传统。穿过三边民俗文化园第一庭院的过道，就能看到左右两侧的婚俗陈设。右侧是红布绸花装饰的两孔窑洞：“账房窑”和“打平伙”,左侧的平房院中则陈列着装饰喜庆的桌凳、花轿与老旧自行车。尽管是简单的场景布置与物件陈设，但整体布局呼应传统，可以满足过往之人对当地传统婚俗的联想。不少往来游人透过场馆门窗探究未知的文化习俗。过往之人站到这里，又是带着什么样的心境呢?人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看到这些旧习俗，没有感觉什么好不好的，看的尽是一些古旧的回忆吧。多年前还常能见到，唉!现在基本见不到了。”“就是到了这里顺便来看看吧，再怎么说也算是以前人们的特色习俗了。”其实，三边民俗文化园的婚俗展示，不光在整体和细节布置上异于从前，最重要的是它背后的意义也被彻底改变。在以前，它是作为人们成家阶段的重要仪式而搭建，现在却以静态的民俗场景姿态被参观、探寻与回忆。工匠文化与婚俗场景早已成为三边乡村的历史。但它们蕴含地方特色，承载一定群体的情感共识，可以激发人们的文化归属感与怀旧情愫。作为被拾遗的村俗文化元素，它们只能以被保留、被记忆的方式在博物馆空间和人们记忆深处延续。这显然是文化发掘、文化建构逻辑下实现民俗文化传承的必要实践。

此外，沙土建筑与惠中权故居是三边民俗文化园的设置亮点。土窑脸、土院子、土墙面等沙土建筑，呼应着木牌匾、手工灯饰等现代元素。人们身处其间俨然穿行于旧时三边院落与现代休闲空间之林。与沙土风格的整体建制相比，三边民俗文化园北区边缘处修缮保存的惠中权故居显然是更真实化的存在。惠中权故居是与三边民俗文化园同时开工修建的文化遗迹。一排靠山挖建的土窑，此处窑洞用于居住和办公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平整的沙土墙面与灰色水泥地砖传递出崭新的修缮气息；院内的草坪由蜿蜒狭窄的砖路隔开，栽种着城市公园常见的观赏性松柏；院子正中心矗立着惠中权先生的雕像。此处的伟人旧址对于体验三边地区革命先烈的生活过往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伟人旧居与民俗文化空间隔空呼应、互相通联的规划设置，有效拓展了三边民俗文化园的民俗文化范畴，增强了其民俗文化的真实性，提升了振兴当地乡村文化的时代价值。

三、民俗空间中的乡村文化振兴功能

乡村文化振兴实践不同于粗放冒进和同质化的文化发展，它包容并弘扬传统特色民俗及其背后的精神意蕴。这与一些都市文化空间中对乡村民俗元素的孤立化凸显不同，也与民俗在昔日乡村的日常生活化延续不同。三边民俗文化园中的民俗设置符合乡村文化振兴的社会发展需求，同时也有其作为特定文化符号的时代意义。其民俗建构对乡村文化振兴的驱动力主要表现在推动乡村全面发展、激活村民文化自信与培育民族文化精神诸层面。

(一)推动乡村全面发展

文化发展已经被纳入当前乡村振兴的整体战略规划之中。党和国家把文化作为振兴乡村、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推进公共文化资源向乡村倾斜，将传统村落、农业遗迹划入乡村文化保护的范畴，以此发掘其中的优秀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意蕴，发挥其提升乡村文化教化资源和凝聚乡村发展能力的作用。总体来说，当前乡村文化建设大多是围绕当地传统文化展开的创造性建构与传承。例如，三边民俗文化园中的剪纸、草垛、沙雕、柳编等元素本就蕴藏周边民众的文化归属感，这些物品在旅游空间的逻辑设置下做好了与现代旅游业对接的前期准备。同时，当地政府也在致力通过文字解说、物象陈列、壁画展示和场景还原的方式诠释民俗，保护其文化精神的可延续性。匠人虽然在今天的西北乡村已几近绝迹，但作为乡村记忆与传统技艺的展现，在三边民俗文化园中再次进入乡村民众的视线。这种文化再现背后蕴载的是对断链文化遗迹的重拾，也是对保护传统乡村文化的有力回应。究其原因，在于现代化对乡村特色文化的冲淡，导致乡村民众在自发的民俗传承危机中形成对当地民俗再生性传承的认知需求[7]。换言之，三边民俗文化园这样的空间正是传承与激活乡村传统文化的温床，曾经的乡村记忆在此被勾引、延续、传承、发扬，构成未来乡村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激活乡村民众文化自信

发掘乡村民俗文化可以激活当地民众的文化自信。乡村民众对文化的关注心态离不开城市文化的辐射。城市文化以先入为主的优势主导乡村的文化认知，从而使乡村居民形成一种“被动的文化认知心态”。这种心态既隐含着乡村民众对城市“官方”文化的认可与向往，同时又潜藏着因自身地域文化“缺失”而产生的自卑心理，最后形成了城乡之间不对等的文化对话结构。所以，要振兴乡村文化就必然要立足乡村语境，依托乡村文化实体提升民众的文化自信。本文探讨的三边民俗文化园，其中的民俗设置与传达的特色传统文化元素符合当前城市文化品位与审美趋势的偏好，正在被外来的城市游人肯定、赞赏，甚至消费。对于乡村居民而言，在自身文化受到城市主流文化肯定的背景下，也乐于对本土文化进行包装与传播，以使其发挥与城市文化同样的文化影响力。虽然三边民俗文化园中出现的许多原始民俗物件已经淡出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但人们依旧愿意为民俗文化园的建构，前往自家的老旧住宅或仓库去找寻民俗旧物，自信地向外展示。从物象种类而言，农耕工具、日用器具、村俗艺术品、地头果蔬等多样的品类，正好满足城市游人对当前乡村民俗的文化认知需求。总之，发展民俗文化，既符合现代乡村民众发展自身文化的主体性需求，也顺应了城市文化偏好个性与怀旧元素的文化转型需求，故而成为当前乡村地区提升文化自信的必然选择。

(三)培育民族文化精神

三边民俗文化园的建构是国家在整理和发掘传统村落文化的基础上培育民族精神的基层文化实践。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推进下，“中国逐渐从传统总体公共型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演变”[8]。面对全球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冲击，中华民族需要凝聚更多民族公共性的文化元素来夯实自身的文化堡垒。此时，乡村民俗作为乡村公共性的特色文化，构成个人文化信仰与民族文化认同的中间环节[9]。可以说，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的地方民俗发展，是在全球文化多样性冲击下，民族文化内涵重构与发展方式转型的实践外化。以往的乡村文化是围绕当地民众生活中的观念、理想、道德伦理等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在现代社会个体观念与主体意识冲击下，乡村邻里圈群结构正在变得松散，传统村落的文化共同体正在被冲淡，维系乡村民众的文化思维共性也在面临消解。三边民俗文化园的出现，一方面可以唤起当地人的地域情感记忆，另一方面则可以推动建构人们的精神文化共同体。地方民俗文化经历了“日常共性”“记忆共性”“传承共性”三个阶段的变化，最终，在专属建构的公共文化空间之内彰显了自身的村俗特色与民族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三边地区的许多特色文化正在走出三边，走向世界。例如，柳编不只是当地人的日常用品，早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向日本、美国等国家出口，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名片[10]。定边剪纸艺术家郑飞雁曾获国际剪纸大赛金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国际民间工艺美术家、国际文学书画艺术大师等称号[11]。有许多这样的当地民间艺术家正在用自身努力推动三边剪纸走向世界。2018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中国，在其专机抵达西安咸阳机场时，陕西人用陕北秧歌表演欢迎其到来。柳编、剪纸、秧歌作为三边地区文化艺术的代表，在通过不同路径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因此，三边民俗文化园背后振兴的并非只是Z村、J县或三边地区的文化，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世界的文化。

四、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的民俗发展再思考

健全乡村公共文化设施是振兴乡村的实践支撑，文化空间建构则为乡村旅游创造了条件。同时，公共休闲文化空间中的乡村民俗是民众个体与文化共性之间的必要联结。在时代环境与乡村文化结构变迁的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民俗传承和乡村旅游发展，三者之间互相关联、协同共进。对比三者所侧重的文化及其发展差异性，构成有效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民俗发展的重要议题。

(一)文化振兴及其与民俗发展的文化差异性思考

健全乡村公共文化设施是政府主导下推进基层发展的现实需求。国家不仅为乡村发展指出方向、提供平台，也为分散在不同区域的乡村融入国家整体发展提供文化维系力[12]。从国家宏观角度而言，振兴乡村文化，一方面是为了激活乡村民众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珍视意识，提升乡村整体文明风貌，另一方面，意在通过转化、传承的方式来发掘潜藏于乡野的文化资源，以此提升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依托传统村落影响力建构民俗特色的公共文化空间，既迎合了国家发展乡村的战略要求，同时也在乡村发展后劲不足的情况下提升了当地的文化影响力。三边民俗文化园这样的文化空间，属于政府作为与探索乡村发展覆盖面扩展下的产物，民俗元素被抽离出乡村生活的日常，使乡村民俗与乡村生活协同演进的活力隐匿，以“去自然化”和“熟悉的陌生化”的姿态接受城乡居民的再审视[13]。民俗文化因其背后的乡村文化认知共性面临解构，在人们怀旧、再认知的空间客体中转变存在方式，以迎合时代发展需求。

国家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基层乡村文化振兴实践和乡村文化空间建构，三者在乡村公共休闲文化空间之内实现了行政权力、文化资本与乡村民众的文化影响力“再平衡”[14]。一方面是借助乡村民俗推进的乡村文化振兴实践，另一方面是乡村民俗的局部化、客体化发展。不同群体对其中的“文化”差异性缺乏足够的关注。文化差异与其未来发展的路径差异，使得乡村文化振兴与地方民俗发展既同步发展又互相制约。因此，反思二者的“文化”差异性对于探寻乡村文化资源及其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乡村文化振兴与民俗研究中的民俗文化差异性思考

国家振兴乡村文化意在发掘优秀传统文化，将民俗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和具有时代价值的部分发掘出来，进行传承、弘扬。使其在新时期焕发活力，并以此推进乡村文明发展，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的综合影响力。对于民俗文化园而言，民俗本是以日常、活态的方式呈现，其背后对应的是生活的本真样态。因此，设置与展示民俗文化更需要关注其全面、详尽与综合性，既要包含民俗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也要将一些糟粕元素通过展示给人们以警示。即使是蕴载负面因素的民俗文化，因其代表民俗文化的“本真性”,同样具有民俗研究的时代价值[15]。可以说，乡村文化振兴中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研究中的“民俗文化”,二者对于“民俗文化”的定位不完全对等，这也成为文化振兴语境下思考民俗文化发展的重要论域。

(三)旅游化与生活化背后的民俗文化发展差异性思考

以三边民俗文化园为代表的乡村文化空间，通过与旅游特色的对接，成为乡土民俗发展的常见规划。旅游架构下的乡村文化产业实践与乡村经济及其公共文化空间同步发展，使文化实体蕴涵的精神价值实现了向经济价值的转化[16]。随着乡村特色文化向旅游业的延伸，民俗生态空间与旅游展示空间的文化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们往往对于“文化遗产与商业一定程度的区分隔离”的关注度不足[17]。在旅游观念渗透下，一些民俗元素为了提高游客的关注度而营造“现代都市理念构想中的乡野民俗”。同时，外来文化冲击下的乡村早已不再具备同昔日民俗相契合的文化生态，横在传统民俗与当前乡村文化环境之间的还有不同时代的公众认知差异。此时，如果对民俗文化的解读与发掘不足，侧重于植入更多现代元素来发展旅游，则容易削弱文旅空间中的当地文化特色，弱化乡村文化振兴的实际功用[18]。当然，实现乡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维系好当地文化发展稳定性及其在新时期的文化适应性[19]。民俗文化作为乡村公共文化资源，在旅游产业驱动下容易成为资本经营的对象[20],这种旅游性质的文化经营会一定程度改变传统民俗的文化内涵，使传统文化难以在精神内核层面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五、结论和展望

建构民俗特色的文化空间是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实践外化，而传承乡村民俗文化则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要求。激活乡村民俗的文化活力，凸显乡村特色文化的时代价值，一方面可以有效传承淡出乡村生活的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就地取材，以贴近乡村文化理念的方式振兴基层文化，进而推动实现传统民俗文化发展与民族文化繁荣的双赢格局。三边民俗文化园的文化植入过程，注重三边文化中的建筑特色、艺术特色、劳动特色与生活理想等的有机融合，众多民俗元素在不同的时空与逻辑整合下，拓宽了传统民俗的延续路径，带动了乡村民众的综合文化提升。当乡村的优秀文化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乡村所属的文化受到全社会肯定，乡村地区就有了建立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基础。因此，进一步推进乡村民俗特色的文化空间建构，推动乡村文化发展由政府主导向城乡民众自发参与转变，可以为乡村文化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进而实现乡村地区的文化繁荣与文明提升。

基于三边民俗文化园在传承乡村民俗和振兴乡村文化方面的初步实践，未来依托民俗文化空间振兴乡村文化应该关注以下几点：一是关注乡村文化发展的独特语境。不同乡村之间存在发展共性，也有各自需求的独特发展条件。关注当地文化环境及其发展现状，寻求契合自身的独特发展路径，可以避免文化发展同质化现象，避免滋生推动文化发展的从众心态，从而保护好不同乡村的文化独特性和发展主体性。二是关注乡村民俗文化的本真样态。乡村民俗只有融入乡村民众的生活日常，才能发挥其实践活力，进而维系民俗文化的本真性及其可持续发展。三是关注当地民众审视文化传统的心理微变。乡村民众是延续乡村民俗、振兴乡村文化的主体，依托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调查分析当地民众的文化接受心态与接受方式，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调动其文化延续行为，才能有效实现乡村文化的发展。四是关注乡村文化个性与社会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联互动。乡村文化应该通过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来提升自身的文化影响力。乡村民俗文化空间为乡村民俗与社会文化环境衔接提供了“交互空间”,在其基础上推动乡村特色文化与国内外的文化互动，传播乡村文化的繁荣经验与时代价值，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地方民俗与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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