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赋能与系统构建：推进数字乡村治理研究

作者：王　薇 戴　姣 李　祥  责任编辑：王铭鑫  信息来源：《世界农业》2021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21-06-21  浏览次数： 6924次

【摘　要】数字化发展是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必要手段,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本文以数字技术如何赋能推动数字乡村治理而展开议题,选取广东省阳西县数字乡村治理新模式为案例,从空间、权力与利益三个维度展现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和运行机理。研究发现：阳西县数字乡村治理依赖于数字技术的应用,数据赋能通过空间再造,突破时空区隔,实现乡村跨域式治理；通过权力整合,缩短权力距离,实现乡村互动式治理；通过利益联结,协调多方利益,打造乡村治理共同体。同时,数字技术赋予乡村治理从观念上树立“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主体上激发村民能动性并打造治理人才队伍,制度上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方式上实现从“被动应付”到“主动服务”,从“事后处置”到“源头防治”的有效升级,从而构建了数字乡村治理系统,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数字乡村；乡村治理；数据赋能；系统构建

1问题提出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做好整体规划设计”^[1]；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着力发挥信息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支撑作用,繁荣发展乡村网络文化,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2]；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3],指明数字化是农村现代化的行动方向。数字乡村是“十四五”时期的“布局”重点和“破局”关键,是推动中国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例如,贵州省建设“数字乡村建设监测平台”,创新村镇生活垃圾收运、乡镇生活污水处理以及传统村落建设管理^[4]；浙江省德清县与阿里巴巴软件有限公司合作,以数字建设为契机,率先构建“数字乡村一张图”平台^[5],实现乡村精准化治理。由此可见,数字技术赋予乡村以可持续内生发展动力,促使数字乡村治理实践呈快速上升发展趋势,其发展潜力令人振奋。

尚待回答的问题是,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功能定位是什么？在实践过程中,数字技术如何赋能乡村治理,最终构建了怎样的乡村治理系统？目前学术界对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考察关注不多,研究重点在“数字技术赋能”和“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联系。本文通过对国家数字乡村发展试点县广东省阳西县这一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在阐述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运行逻辑及演变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数字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为解答以上问题提供参考,也为其他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地区提供借鉴。

2文献回顾

当前,数字化基础设施正不断覆盖乡村地区,数字化治理方式也不断向乡村治理领域延伸。维克托提出基层政府通过大数据平台积累大量数字治理的经验,数字技术已经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工具^[6]。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并开展对于数字乡村治理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对数字乡村治理的概念内涵、功能作用、现实问题以及有效路径等进行探讨,形成了一些基本结论。

对于数字乡村治理的概念研究,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分社会治理和技术治理两个角度。从乡村治理角度看数字乡村治理是数字治理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扩展与应用,是通过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推动乡村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内容、治理方式等治理要素的数字化系统构建过程^[7]；基于技术治理理论来看,数字乡村治理是以乡村振兴为目标,通过多领域、多层次、多范围的数字赋能,弥补传统治理缺陷,促使乡村治理能力由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过程,是一种新兴的乡村治理模式^[8]。本文认为,数字乡村治理是以数字技术为动力赋予乡村治理主体能力,以促进开展参与、互动与合作的乡村治理过程,是关系到乡村治理体系优化和能力提升的系统性工程。

数字技术的功能作用和价值潜力深刻地影响着乡村治理。第一,作为信息工具,数字技术具有应用广泛、信息丰富的特点,能够通过整合及共享数据资源,塑造数字化共享平台,实现跨地域、跨部门、跨功能的数字乡村公共服务三维整合^[9]。第二,作为协调工具,数字技术促使各个治理主体纳入微信群或APP软件的同一平台中,在平台中部门间的合作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各主体进行频繁的信息互动和交流协商,这促进了数字乡村治理主体间的线上交往、线下协商和多维互动^[10]。第三,作为分析工具,大数据分析统计改变了在监管、服务和反腐领域的乡村治理方式,使基层政府的管理能力、决策能力和监督能力得到科学地提升^[11]。由此看来,数字技术通过信息、协调和分析等工具属性,赋予乡村治理以资源整合、多维互动与能力拓展等价值属性。因此,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具有无限潜力,会给整个乡村治理的运作方式带来颠覆性变化。但现阶段研究较少从赋能视角来探讨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的运作过程和演变结果。

当然,既有研究表明,目前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依旧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乡村传统的思维束缚,基层有限的数据驾驭能力,滞后的数据开放进程以及巨大的信息安全挑战等问题^[12]；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个人面临着观念与文化的困境,组织面临着参与与承接的困境,社区面临着制度与结构的困境^[13]。大数据使得乡村治理主体模式、决策模式、应对模式、服务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但也存在着数据采集标准不一、数据管理更新缓慢、数据共享孤岛壁垒等过程性阻滞因素以及法律缺失、人才短缺、技术不足等根源性阻滞因素^[14]。学术界同时也对构建数字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进行了研究,如可以从制度建设、数据采集、机制设计和效果评估四个方面突破乡村综合治理中的数字监管问题^[15]；还可以着力发挥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弥合城乡的信息鸿沟^[16]；更要通过延续乡村地域的历史文化、保护乡村自然的生态环境、重塑乡村的在地性资源以及构建乡村情感共同体来保持数字乡村性价值^[8]。总之,现阶段关于数字乡村治理的研究大部分是以理论和政策探讨为主,鲜少结合数字乡村治理个案的实践情况进行深度剖析。

综上所述,伴随着数字技术这种新型的治理媒介出现在乡村治理领域,一种全新的数字乡村治理模式逐渐形成。现有的研究为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指导,但仍然存在可拓展的空间。一是现有研究大多强调数字技术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鲜少基于赋能视角来关注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内蕴价值和运作潜力。二是现阶段的研究更多是从理论层面分析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作用,但缺乏中国实际场景下数字乡村的实践以及对其发展趋势的探索。因此,本文将在前述基础上,结合中国数字乡村的实践案例,厘清数字技术与治理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遵循“空间再造—权力整合—利益联结”的数据赋能逻辑,从整体视角下总结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系统构建的路径,从而为走好数字时代的乡村治理之路提供理论指导。

3案例研究：基于数据赋能驱动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经验

3.1阳西县数字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状况

阳西县位于广东省西南的南海之滨,东临粤港澳,西接北部湾,南联自贸港,地理位置优势明显,为数字化发展带来了绝佳的外部环境。2019年阳西县展开村镇5G网络的布局,以实现县内镇区5G全覆盖为目标,建成了5G基站共122个,行政村光纤宽带通达率达到了100%,形成宽带、5G、WIFI速度均达到1000M的“三千兆”网络数据中心,让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社会治理中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2020年,阳西县政府联合数字广东网络建设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阳西分公司以及中国联通阳西分公司等全力打造了“山海阳西”APP,建立了“粤省事”阳西板块、智慧信访数字平台、“三农”科教服务平台、“互联网 党（政）务”服务平台等,实现了跨区域、跨系统、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的乡村管理和服务。阳西县在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乡村治理方面的表现突出,数字平台的应用也走在全国前列,是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典型案例。

阳西县抓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提出开展数字乡村试点的良好契机,把数字技术融入乡村治理的工作体系中,致力于基层治理、智慧政务、乡村振兴三大模块,颁布一系列政策措施展开数字规划,不断让“互联网 乡村”充分融合,释放数字潜能。阳西县“数据赋能”乡村治理模式初步实施效果明显,截至2019年年底,阳西县利用“互联网 党（政）务”服务平台组建成立市县乡三级政务服务体系,实现“一网通办”服务,打造政务服务的“绿色通道”,完成对8个镇,149个村级服务中心的信息化联结。阳西县打造“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短视频矩阵,创新“荔枝12221市场跨域营销体系”,带动了乡村的经济振兴。截至2020年年底,阳西县建设了覆盖全县的综治视联网,创立了涵盖党代表、人大代表、人民调解员、志愿者、公共法律服务者于一体的“五室合一”矛盾调解联动信息平台,累计成功调解案件4000多件,办结率高达99.6%,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阳西县创新“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模式,将网络、技术、数据和知识集结于数字平台推动乡村治理,构建全方位全覆盖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在2020年成功入选国家数字乡村发展试点县。

3.2空间、权力与利益：数据赋能驱动数字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

数字技术作为赋能工具,驱动信息流通和资源共享,贯穿乡村治理数字化发展的始终。阳西县利用数字技术破解传统乡村治理的瓶颈问题,搭建多主体合作的数字化治理平台,完成了乡村治理的数字化部署,关联性谋划和协同性推动。数据赋能乡村治理从空间、权力与利益三个维度展开,依照再造乡村治理空间、整合基层权力碎片与联结乡村利益共同体的赋能逻辑,实现跨域式、互动式与协作式的乡村治理,最终促进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图1）。

3.2.1空间再造：数据赋能突破时空区隔,实现乡村跨域式治理

乡村治理涉及工作面宽、工作量大、事务繁杂,以往的乡村治理主要依靠基层村干部解决难题。干部面对的相关部门多、协调难度大、处理范围有限,更难以应对在外务工村民的需求,处理问题时得给各个部门打电话或跑上门进行协调联络,常常多头跑、重复跑。阳西县政府为了方便乡镇农民、在外务工农民进行事务办理,将互联网、人工智能、5G等技术赋能到农业农村领域,设立“粤省事”“粤政易”等阳西板块的数字化服务平台,通过网络公共空间再造乡村治理公共空间,实现跨地域、跨层级、跨时空的数字化乡村治理。

图1 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空间—权力—利益的运作逻辑

第一,跨地域的资源流动,改造了乡村治理空间形态。

数字平台具有网络外部性,阳西县依托数字化服务平台,打造跨省通办的政务系统,通过跨地域的网络资源流动,让外出务工村民与户籍村庄紧密连接,方便了异地群众线上办事。村民无论身处何方都能基于数字平台与社会连接,即使“人”不回村,也能线上办理村内事物。例如,“粤省事”平台基于外出务工村民的异地属性开办跨省通办服务,可以全流程异地免费办理所需业务,村民只需提供线上填报资料,通过“粤省事”政务中心跨省通办窗口提交证明,再由工作人员通过帮办代办程序,为其解决问题。数字赋能不仅把村民的所处空间与户籍空间联系起来,也为跨地域的乡村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持。

第二,跨层级的数据交换,打破了乡村治理结构限制。

互联网平台的应用是数字乡村治理的基础。数字平台的搭建一方面为乡村治理日常的数据交换和沟通协作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缓和了科层结构下职权地位和任务分配不匹配的问题。当某一乡村治理事件进入“粤省事”平台时,社保、民政住建等所有部门可在统一平台内进行点对点的沟通交流,杜绝了职权冲突的问题,加快了事件解决的周期。市、县、乡三级政府在统一平台联动共治,避免“条块分割”的孤立局面,让乡镇政府围着事情转,不再是围着上级政府部门转,只要在粤省事平台做好协调配合工作即可。因此,数字技术推动政府实现跨层级的数据交换,提升了乡村治理的部门协作能力。

第三,跨时空的交流互动,营造了乡村治理公共场域。

数字技术能将分散在不同时空的村民汇集到网络空间场域,通过网络虚拟空间的构建,村民与政府就乡村治理问题直接进行讨论互动。在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基础上,阳西县织篢镇建立“面对面”视频服务平台,截至2020年年底已建立微信服务群15个,入群4180人。基层政府利用微信群服务平台采用语音、视频方式可以面对面了解群众需求,也给许多不会打字的老人带来了极大便利。村干部将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归纳到信息服务平台,能解决的问题在5个工作日进行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及时上报给县级政府的社保、民政、住建等相关部门解决。“微信群”等数字技术能营造乡村治理网络公共场域,实现跨时空的治理连接,提高乡村治理的“共同行动”能力。

由此可见,阳西县政府打造多个数字服务平台,能够充分叠加和融合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重构政府之间、村民之间的连接,通过跨地域资源流动、跨层级数据交换以及跨时空交流互动,打破乡村治理时空分离的局限性,为再造乡村治理公共空间提供支撑,实现乡村的跨域式治理。

3.2.2权力整合：数据赋能缩短权力距离,实现乡村互动式治理

以往的乡村治理中,依照自上而下,由中央到地方到群众的治理逻辑,职权通过层层下放到基层,地方基层成为治理结构的重要“衔接点”。上级政府监督不到,村民群众也不加以关注,基层权力容易成为监督的“盲点”,导致乡村治理中出现权力重叠、定位不清的现象。为此,阳西县政府全力打造“互联网 ”村级政务服务中心,推行“清单式”权力监督方式,加强乡村治理中的权力整合,以保证数字乡村的健康发展。

第一,克服信息传播的单向性,促进农民话语权回归。

微信、微博、QQ等大众传媒方式融入乡村治理,促进了乡村信息快速、高效流通,克服了信息传播自上而下的单向性,削弱了政府的控制权,为农民话语权回归提供了可能性。阳西县基于“互联网 党建”平台,打造覆盖农村信息获取、村务计划决策、政务反馈评价等各个阶段的信息汇集板块,村民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务网站进行需求检索,能在第一时间了解政策走向和热点问题,及时感知乡村发展动态,提出自身的真实需求；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电脑、微信等查询村级政务、事务、村务的办理情况,利用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举报电话等方式对基层政府进行监督。数字技术搭建了村民与政府互动的“桥梁”,不仅能够拓展村民的新型话语渠道,精准表述其意愿和心声,而且能够拓宽村民参与权力监督的渠道,赋予和保障其监督权力。

第二,云端职权下放到村,缓解基层权力的碎片化。

互联网的嵌入使得本应由县级、镇级政府办理的事项,经由信息流转和平台操作实现基层下沉代办,促成权力的“云上下放”,缓解基层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例如,阳西县推动“一门式,一站式”便民服务,打造了“山海阳西”APP村级代办服务便民中心,各乡镇板块设立包含社保、医保等在内的5个办事窗口,可代办32项业务,添加了智慧交通、污水处理、住房办理、垃圾收运、传统村落等8个业务部门。线上村级服务便民中心的设立,既能有效界定基层政府的权责界限,合理分配治理任务,也能方便群众在家门口办理计生、民政等相关事项。因此,政府利用数字技术打造村级云上治理平台,基于平台,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进行业务互动,不仅能延伸基层政府的治理范围,又能赋予基层政府开展“云端治理”的权力,满足村民的基本需求。

第三,改变小微权力监督方式,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

大数据具有去中心化等特点,将大数据技术引入乡村治理领域,能够对基层权力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监督,使得基层权力运行可视化、透明化。阳西县政府特别注重数字化监督的作用,为了规避基层干部的廉政风险,阳西县纪委梳理汇总各类村级事项,聚焦村内“三资”问题,制定《村级党建工作清单》《村“三员”监督履职正负清单》《村级权力服务清单》,对涉及村级的63项权力进行分解细化,精简到10类28项,并将其绘制成流程图表录入阳西县政府网信息平台、“山海阳西”APP、“互联网 党（政）务”数字平台等,对小微权力实行“清单化”管理。通过数字平台,上级政府和村民都能够快速把控各个村镇人力、财力、物力情况,压缩村干部权力寻租空间,精准对焦基层苗头性问题和轻微违纪问题,进行及时的监督敲打提醒。“清单式”监督方式能克服监督滞后问题,切实强化上级政府和下级村民对小微权力的作风监督,推动权力监督的上下联动,让基层权力运行在阳光下。

由此可见,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一方面能克服信息传播的单向性,加快信息的流转速度,缩短权力的纵向相对距离；另一方面能促使“云端权力”下放基层,扩展基层政府的治理范围,整合基层政府的权力碎片。数据赋能乡村治理不仅促进权力的“云上整合”,也促进权力的“联动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数字乡村发展环境。

3.2.3利益联结：数据赋能协调多方利益,打造乡村治理共同体

传统乡村治理中,同一地区的农民群众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逐渐瓦解成利益“小团体”,尤其随着外出务工村民的人数增加,更加剧了乡村共同体的消解,导致乡村治理呈现碎片化、复杂化。为此,阳西县政府依托大数据、互联网建立起乡村治理的情感联结、经济联结和政治联结,打造乡村治理共同体,形成共治共享的格局。

第一,开展线上仪式活动,增进乡村情感联结。

数字技术在社会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黏合剂”角色,在开展线上仪式活动中发挥着节点作用。线上仪式活动为村民的情绪表达提供可能,能促进村民间的互动交流和团结,增强村民的依赖感和归属感,打造乡村情感联结共同体。尽管大量年轻劳动力外流,“线上乡村”密切了“游子”与乡村的情感联系,成为众多村民存放“乡愁”的精神家园。阳西县打造“山海阳西”APP,不仅为开展线上仪式活动提供互动平台,也提高村民对乡村的情感认同,维系乡村的情感网络。例如,在植树节期间,村民可通过“山海阳西”APP认种认养树木,线上认种后由镇干部组织村民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村民群众为打造美丽乡村贡献自己的力量。通过开展线上仪式活动,加强村民对乡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增进乡村的情感联结,营造良好的乡村治理氛围。

第二,壮大乡村集体电商经济,增进乡村经济联结。

区块链、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不容小觑,不仅能通过跨区域的信息流动拓展农产品的市场销售渠道,盘活地方资源,而且能通过发展特色产业电商经济,实现村集体经济的增收。阳西县以村为单位打造短视频矩阵,形成社会化生产、网络化经营,市场化营销的乡村集体电商经济发展模式。如阳西县程村镇村民在这一发展模式下的家庭收入可达30万元,实现乡村电商经济的集体增收。一是村两委通过“三农”科教服务平台实时关注农业信息,预估农产品市场动态,积极为村民做好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工作。二是村民基于村集体联结形成“蚝协会”,共同协作打造了一条蚝产品产业链,产业链上的养殖户、服务者和销售者都来自同一村集体。三是“蚝协会”通过短视频建立蚝产品购销网络,打造产销一条龙的电商模式。数字技术便利农业信息传递,拓展网络化销售渠道,促进农产品产销一体化,增进每个村集体的经济联结,有利于村民实现共同致富。

第三,推动乡村媒介自组织建设,增进乡村政治联结。

将微信群、APP等数字化平台引入乡村治理,能将村民、村干部以及其他公职人员涵盖其中,为乡村自组织的频繁交流奠定基础,推动乡村媒介自组织建设。乡村媒介自组织是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村民以及其他公职人员通过数字平台的联结进行日常互动,是一支乡村治理的线上队伍。阳西县建设了覆盖全县调解人员的信息系统,打造了人大代表、律师、志愿者等五位一体的基层矛盾调解组织,调解人员基于“五室合一”线上平台进行业务交流和矛盾调解,这种矛盾处理方式有益于在矛盾产生的源头进行柔性处理,能提升矛盾纠纷的处理效能。数字技术方便快捷地建立乡村治理自组织成员间的联系,焕发组织成员线上联动的治理活力,构建共建共治的乡村治理格局。

由此可见,数字技术通过线上仪式活动强化农民“村庄情感”、发展乡村电商经济巩固村庄“经济联结”以及建设媒介自组织深化乡村“政治联系”,激发村内党员等乡贤人士的治理热情,凝聚村民振兴乡村的共同行动力,进而重构乡村治理利益共同体。

4实践启示：数据赋能驱动数字乡村治理的系统构建

“十四五”时期要着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而新时期乡村振兴的主战场是乡村的数字化建设。因此,分析阳西县利用数据赋能乡村治理取得的经验,可以为更好地推动中国其他乡村地区系统开展数字化建设工作提供启示。数字技术经由空间再造、权力整合与利益联结的赋能逻辑,赋予乡村治理以跨越时空、紧密互动、广泛协作的治理能力。同时,数据赋能赋予乡村治理以新的治理理念,扩充乡村治理主体,创新乡村治理机制和升级乡村治理方式,最终构建一个数字乡村治理系统（图2）。

4.1治理理念：赋予乡村治理新的价值理念

4.1.1树立“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

数字赋能在推进乡村社会变革的同时,也赋予乡村治理新的价值理念。客观来说,数字科技驱动农村电子政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并通过信息整合、资源流通、精准服务等方式造福村民群众,真正体现“以民为本”的治理内涵。数字技术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公共对话渠道,使得基层政府更加重视村民个体在互联网的情绪表达。基层政府利用互联网更广泛、更深入地感知村民群众的真实需求,了解乡村社会的治理痛点,从而更准确、更及时地与村民沟通,去解决问题。数据赋能通过不断畅通农村社会的信息传递,实现乡村事务的线上治理,弱化“以官为本”的思想,强化“以民为本”的思想,倒逼基层政府转变治理理念,将“农民需求为本”作为数据赋能下基层政府的执政理念。

图2 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的系统构建

4.1.2重构基层干群信任关系

数字化乡村建设过程中,电子政务、智慧信访等平台促使政策信息的传播绕过中层组织,直接从信息发布源头向信息接收尽头流动,加强乡村治理中村民与政府的信息关联程度。基层政府在利用微信平台等实施“面对面”互动式治理时,是将“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逻辑和“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逻辑有机融合,实现“上级政府主导”与“下级村民主体”的结合^[17]。数字平台可以使得基层政府与村民以平等对话的方式进行沟通,同时也使得基层群众的真实需求得到确切回应。这种“有求必应”的数字化公共服务密切基层政府与群众的互动联系,使得乡村治理充分尊重民意,改变村民群众对政府的刻板印象,提高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重构基层干群之间的信任关系,让数字化乡村治理得以有效运行。

4.2治理主体：扩充乡村多元化治理主体

4.2.1激发基层群众的能动性

基层群众既是信息的使用者,也是提供者,更是促进乡村数字化治理的内生动力。数据赋能从激发村民群体的自我主体意识出发,通过经济、资源、权利、地位等多元层面介入,有效改善村民的弱势地位,最终促进乡村社会的振兴发展^[18]。第一,大数据赋予农民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力,农民能提出自身利益诉求,通过数字化传播,农民的话语权得以强化。第二,互联网等数字媒介拓展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村民政治参与不再固守原有的层级结构,而是基于网络“虚拟平台”通过电子政务的方式咨询、投诉和监督村级政务,实现乡村治理的跨级参与。这样一来,基层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被唤醒,成为乡村治理的“主力军”。数据赋能强化农民的话语权,唤醒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从而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动性,提高乡村治理基层群众的参与程度。

4.2.2打造乡村治理人才队伍

数据赋能很大程度打破乡村治理的人才限制。第一,数字技术把治理主体集中在网络空间场域,解决乡村治理主体分布广、流动性强等问题。基于网络空间,各治理主体的互动联系快捷且方便,可以实现乡村治理跨区域、跨时空的合作交流。第二,互联网将基层优秀骨干囊入其中,政府可以依照不同主体的专业能力合理分配治理岗位,引导其有序参与乡村建设。无论是乡镇党政干部、驻村干部、农村青年、返乡大学生等都能为乡村治理提供智力支持。阳西县“五室合一”的模式已经证明数据赋能乡村治理带来的人才凝聚力,数字技术通过再造“网络治理空间”,丰富和扩展数字乡村的治理主体,融合多方主体的治理能力,培养出一支具有信息化思维的“三农”人才队伍。

4.3治理机制：创新乡村治理协作机制

4.3.1建立线上、线下互动机制

在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中,“互联网 党（政）务服务”的整体布局打造了跨层级、跨部门的数据信息“整合舱”,能够实时更新调配不同区域的信息资源,加快上下级政府之间和政府内部的数据共享,实现市、县、乡三级政府的治理联动。乡村基层政府可以根据互联网政务平台确定上级政府部门制定的权力清单和注意事项,并依照要求优化基层互联网办公流程,完善线上线下的对接机制。上级政府可以充分动员村民通过政务网站等平台自下而上监督基层政府,加强对“小微权力”的责任问责。阳西县“清单式”小微权力监管方式或许为构建线上、线下乡村治理互动机制提供了不错的思路,既能保证自下而上的民诉上达,又能保证自上而下的权威监管,推动乡村党务、政务、财务等基层治理的公开透明。

4.3.2建立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

数据赋能从村庄整体和村民协作两方面满足村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共同利益需求。第一,基层政府利用数字技术打造乡村集体经济产业链,通过提高村民经济收益来吸引、组织村民参与村集体内部的供销协作,并通过网络化电商平台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实现村庄整体的精准脱贫和经济振兴。第二,数字技术拓展了乡村治理的公共性,“数字平台 乡村治理”的模式使得乡村治理不再是政府部门的任务,线上的协作交往和工作对接能增强村民对乡村治理的团队意识和集体意识,促使村民对集体产生依赖感和归属感。数字技术通过连接乡村集体的经济利益和凝聚村民对集体的情感,提高村民对乡村治理的协作配合程度,从而推动线上乡村治理,建立利益共享的合作治理机制。

4.4治理方式：促进乡村治理方式升级

4.4.1“数据 云上服务”：从“被动应付”到“主动服务”

数字农村建设就包括农村公共服务这一重要内容,随着数字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往村民需要到市里或镇里才能进行证件办理、申请医疗救助,而且需要提供各项证明,填写各类表格,信息依靠纸质形式传递,政务办理的时间久,非常不方便。政府利用数字技术创新乡村公共服务方式,打造覆盖农村信息获取、村务计划决策、政务反馈评价等各个阶段的数字化服务平台,将公共服务辐射到整个乡村。基于数字云平台,政府将业务办理流程简化成“电子办理”,能够提高基层政府的办事效率,压缩村民的政务办理时间,提升村民对基层政府的服务满意度。同时,借助微信群服务、APP服务等方式,村民与政府搭建交流互动的桥梁,村民能够在“云平台”快速提出自身的利益诉求,政府也能准确掌握村民需求的动态信息,采取“主动服务”的方式精准回应群众诉求,乡村公共服务形成了从需求到回应的闭环流程,即“有求必应”。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促使乡村公共服务方式由传统“被动应付”到数字乡村“主动服务”转变,满足群众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需求,实现了公共服务的精准下沉。

4.4.2“数据 预测分析”：从“事后处置”到“源头防治”

数字乡村建设进一步覆盖了农村移动网络,强化了乡村数字化治理的预警功能。以往乡村治理大多依靠人力巡查发现问题,常常因为巡查人员经验不足或是疏忽疲劳等纰漏,造成传统乡村治理中风险隐患突出,且传统乡村管理手段多为事后被动处置,使得乡村矛盾叠加,损失成倍剧增。数据赋能乡村治理能有效发挥大数据“虚拟预测”和村干部“现实防范”的双重作用。第一,政府利用遥感技术、电子监控等数字化手段,能够全面掌握乡村社会各方面的信息。第二,政府通过数字技术的智能发现和数据分析功能,审视和分析乡村隐患问题的发生规律,形成多场景的提示和预警。第三,通过“虚拟平台”的自动派单,村干部能及时有效在重点领域进行风险的预防化解工作。大数据开拓了乡村治理的新形式,促使乡村治理方式由传统“事后处置”到数字乡村“源头防治”的升级,引导乡村治理的动力前置,提升乡村的应急管理能力。

5结语与讨论

在传统农业农村的数字化转型路上,技术或数据是一个基础层面,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如何应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阳西县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已经证明数据赋能在空间再造、权力整合和利益联结方面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数据赋能乡村治理是通过跨地域的资源流动、跨层级的数据交换和跨时空的交流互动,突破治理的空间区隔；通过促进农民的话语权回归、整合基层的权力碎片和有效监督小微权力运行,突破治理的权力区隔；通过强化乡村的情感联结、经济联结和政治联结打造乡村治理共同体,突破治理的利益区隔。同时也应看到,数据赋能从“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协作化的治理机制和数字化的治理方式四个层面来构建数字化乡村治理系统,旨在将数字化思维和技术赋能到乡村治理场域,以期更好地打造数字化乡村治理格局。

本文探讨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的功能定位、运作逻辑以及应用效果,丰富了数字乡村治理研究,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此外,以数字技术为抓手的乡村治理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新的机遇,是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有益探索。数字乡村建设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一个动态过程,要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应重视数字技术的引入,同时还应更注重基层政府对于技术的吸收和利用,基层政府如何统筹推进数字技术在政治、经济、民生方面的应用,安排合理的配套措施从整体上推动乡村数字化治理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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