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传统村落的历时性文化谱系——以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为例

作者：刘伟国  责任编辑：叶莉荣  信息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08),178-188  发布时间：2021-06-16  浏览次数： 5698次

【摘　要】地域文化体系是由多种文化构成。文化在历时性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旧文化、新文化、外来文化在同一地域中的不同时间内会形成多重文化的层叠和整合。沁河中游的传统堡寨村落文化谱系中,农耕文化是基础,在"耕读传家"思想基础上,沁河中游地区形成了多个望姓大族,取得了辉煌的科举成就,形成了庞大的官宦家族,也使得该地区的村落在面对外部军事威胁时,能够修建完善的防御设施以自保,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堡寨村落文化。隆庆议和与开中制后,明清山西商人取得了巨大的工商业成绩,传统工商业文化也融入村落文化中。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中,沁河中游形成了农耕文化、家族文化、科举与官宦文化、传统工商业文化、建筑与防御文化多位一体且互相融合的村落文化,其文化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展示了区域多重文化的时空层叠和整合状态,体现了该地区传统堡寨村落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独特性。

【关键词】太行山地区；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村落文化；历时性；文化谱系

历时性与共时性是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提出的。1共时性是同一时期的共同存在，关注研究对象的异同和现在的状态，是静态的；历时性是同一事物的演变过程，是动态的。应用到传统村落研究中，共时性是从空间维度关注传统村落的结构特征，历时性是从时间维度关注传统村落发展历程中的关系与脉络。历时性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共时性，共时性可以在当下层面反映其历时性，两者相互补充和完善，共同实现对传统村落的科学认识2。谱系原是光学物理学中的术语，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科把它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中，并日渐在考古学、遗产保护学、哲学、历史学、民俗学等领域中使用。

谱系化的方法也被引入传统村落研究领域，但不管是研究传统民居、风土建筑的谱系特征3，还是传统村落的谱系特征4，或从谱系角度出发研究传统村落风貌的保护5，其实都是共时性视角下的分析，即探讨传统民居、风土建筑、传统村落在空间地理结构上的谱系特征。传统村落文化研究亦然，还没有文献从历时性视角讨论传统村落的文化谱系。传统村落文化活化利用、传承与保护即讨论传统村落文化在当下应该如何保护、利用和发展；马辉涉及到具体的文化类型，但没有历时性的分析文化的演变过程6；李红讨论了合浦永安古城村文化构成和演变，是具体个案研究，不具有普遍性7。在太行山区，李虹睿将山西省传统村落分为7个人文地理特征区域8，何依将山西省古村镇分为长城沿边军屯、汾河流域家堡、清化古道商镇、晋南盆地聚落、黄河岸边渡村、太行八陉关村6个类型9。这些分析实际也是共时性视角下的分析，这样的划分存在着以偏概全的不足，因其对传统村落文化类型的划分依据是区域文化特征，容易掩盖区域内传统村落多样性的文化构成与特征。共时性的分析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村落的结构性特征，但是无法知晓中国传统村落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

历时性和谱系化都是动态的学术过程，其方法论贯彻和遵循“实证归纳”思想。本文即遵循这一思想，以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为例，从历时性视角将传统村落文化解剖，讨论区域传统村落文化谱系，展现太行山地区传统村落文化的发展和演化过程及相互联系，希望能够有助于加强对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构成的深入理解。

一、研究区域与研究对象基本概况

太行山文化丰富多样，其山水生态文化、传统村落文化、抗战红色文化、历史传说文化极为丰富。太行山传统村落数量之多在华北地区极为突出，5批中国传统村落共计6819个，太行山区有671个，占总数近1/10，是北方传统村落集中分布区。

沁河是黄河一级支流，发源于山西省沁源县，于河南省武陟县注入黄河，是南太行山地区重要河流。本文所说沁河中游是指沁水县端氏镇至阳城县北留镇段，该段流域植被良好，河道两侧陡峻，山高50—150米；地貌属于山丘河谷盆地，基本上全为黄土覆盖；河谷弯曲窄深，两岸为土山台地。该段村落都位于河谷台地之上。

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大多形成于明清时期10。文献中有“崇祯初寇乱，（沁水）县城焚毁。土人筑堡相保，共十余处”11，“沁水当贼冲，去来无时，道濬倡乡人筑堡五十四以守”12的记载。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代表性的有窦庄、上庄、湘峪、郭峪、润城等（表1、图1）。

表1。说明：表中“名村”栏的“国”是指“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是指“中国传统村落”；文保单位等级中的“国”是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是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润城村所在的润城镇是第5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资料来源：据各村委会提供资料，结合笔者田野调查资料整理而成。

图一。底图来源：山西省、山西省军区测绘处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省地图集（机密）》，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1973年，第87页。

二、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文化谱系

（一）农耕文化：传统堡寨村落文化的底色

传统中国以农业立国，农耕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的农耕文化表现有二。

一是中国农耕社会时期“耕读传家”思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推崇半耕半读的生活方式，形成了“耕读文化”13。“耕读传家”是古代乡村社会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宗法制的传统农村里“耕读传家”是人们根深蒂固的生活理想14。沁河中游的传统村落也不例外，民居大院中保存着大量的“耕读”门匾，王国光之弟王化所修《王氏族谱》中说王氏“以农事起家”等，就是明证。

二是民间信仰具有浓厚的农耕文明特征。以郭峪村西山庙为例，据《西山庙碑记》载，西山庙最初只是单神庙，叫“山神庙”。后来该庙供奉的神像日渐增多，并修缮扩址：“正殿三间，塑三佛像；东角殿三间，塑药王、虫王、五谷神像；西角殿三间，塑关圣大王、咽喉神像；面前修拜殿三间，以供祭献；又西角殿三间，塑山神、土地像；东正殿三间，塑广禅侯像；西正殿三间，塑高禖神像；东楼六间，上塑五瘟神，下塑蚕神……”因为供奉的神像多了，所以改名西山庙，“盖亦就庙之山势统以言之尔”。15供奉的这些神像或是与土地密切相关（药王、虫王、五谷神、龙神、蚕神等），或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典型人物（关帝），或是反映百姓祈求婚姻（高禖）、祛病（五瘟、广禅侯）等，都是传统农耕文化的体现。

（二）家族文化：传统堡寨村落发展和繁荣的基础

在“家国同构”的社会历史模式下，“家”享有超越个体的地位，在人生中具有“根”的意义，在家庭观念中则是把治家和治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家族文化成为传统宗族社会的重要基石，沁河中游传统村落亦然。“耕读传家”思想为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中大姓望族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如窦庄张氏，湘峪孙氏，润城张氏，郭峪张氏、王氏、陈氏，上庄王氏。《明史》有窦庄张铨16、湘峪孙居相17、上庄王国光18的传记，《清史稿》有皇城陈廷敬的传记19。这些家族推动了所在村落的发展。

以窦庄村落为例。窦庄村落形成、发展和稳定的过程是窦、张二姓演替的结果。窦庄之窦氏源远流长，为名门之后，“窦氏著望扶风旧矣”。《宋故赠左屯卫大将军窦府君碑铭》记载了窦氏四代人的官位：窦勳为赠右领卫大将军（因其子窦璘功而获赠），其子窦璘为左屯卫大将军，璘之子窦质任三班奉职，璘之孙窦天祜任三班奉职，窦天祐任右班殿直，璘之堂侄窦晞古任左藏库副使。北宋元祐八年（1093），窦氏在窦庄先茔东南河川开阔地修建窦府四门，窦庄正式建村。同时，将卧牛山下的瓮水滩（今尚书府上宅）划拨给西曲里（今曲堤村）张氏，为其先茔守墓。这样，形成了瓮水滩与窦氏四门的居住格局，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明朝张氏兴起。明代，耕读发家的张氏势力逐渐超过窦氏，自张五典祖父张谦光算起，辉煌不下7代。张氏兴起后在窦庄大兴土木，修建了尚书府（上、下宅）、张氏九宅、三串六院，甚至主持修筑堡墙，形成了今之窦庄。

再如郭峪村是多姓村，除去张、陈、王三大姓外，还有范、卫、裴、卢、窦等，但对郭峪村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关键推动作用的是张、陈、王三家，民谚曰“前街西为陈，前街东为王，南沟住张家”，这种居住空间结构也说明了这三家在郭峪村的重要地位。而且，郭峪堡墙和豫楼都是在王重新的主持下修建的，“焕宇王翁董其事，众人分其劳”。上庄在王氏之前并没有其他姓氏科举和为官的记载，因此可以推断王氏的兴起推动了上庄村的发展，从现在村落的民居遗存看，王氏家族的建筑时间最早，也可以证明这个推断。

（三）科举与官宦文化：传统堡寨村落发展和繁荣的推力

科举制是古代中国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明清时期，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共有18人高中进士（见表2）。在这么一个小区域内，明清之交百年间的“科第联芳”，展现了这一区域浓厚的科举和官宦文化。《阳城县乡土志》载：“又若城关之白氏、卫氏、王氏，与虎川里、郭谷里、润城里之张氏，白巷里之王氏、李氏、杨氏，莫不功名卓著，科第联芳。”20这里提到的郭谷里、润城里、白巷里分别是本文的郭峪、润城、上庄3个村庄。

表2。资料来源：据各村提供资料整理。

上庄的王国光家族是阳城县科举成绩的第一家。《王氏正派谱·序》：“六世至遵公中亚元，又三世国光公荐嘉靖癸卯科贤书，联登甲辰进士，历刑部、户部尚书。神宗御极，拜吏部尚书，作□□大臣，秉铨政六年，晋青宫太保。”王遵不仅是王氏的第一个中举之人，更是白巷里三庄第一个中举之人，其后王国光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考中进士。明清之交百年间，王氏家族一共出了5名进士、6名举人、25名贡生、60名秀才、1名武举、1名武秀才、8名礼部儒士21。最辉煌的是清顺治三年（1646）会试中，上庄王润身、王兰彰同榜高中进士，同榜的还有郭峪张尔素，以及乔映伍、田六善、杨荣胤、卫贞、段上彩、赵士俊共10人，阳城县特意在县城建筑牌楼，上书“十凤齐鸣”以示表彰。

明清辉煌的科举成就造就了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大批的官宦之家，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官宦文化。如上庄王氏弟子以科举立家后步入仕途，形成了以王国光为代表的官僚、士绅群体，可以说是明代沁水流域的官宦代表。王国光官至吏部尚书，著有《万历会计录》，是张居正改革的重要助手，对“万历中兴”起到了重要作用。22再如窦庄的张氏家族以耕读发家，张五典、张铨父子都考中进士，如自张五典祖父张谦光算起，辉煌不下7代，且有4代人的官位一直很高，最高者官至兵部尚书。《明史》有《张铨传》并附记其父张五典和其子张道濬。23而湘峪孙氏家族兄弟4人（孙居相、孙可相、孙鼎相、孙立相），前三者均有功名和仕途，其中孙居相为官清廉，与其弟孙鼎相都是东林党人。孙居相曾尖锐地指出：“今内自宰执，外至郡守县令，无一人得尽其职。政事日废，治道日乖，天变人怨，究且瓦解土崩。纵珠玉金宝亘地弥天，何救危乱！”最后也是因为牵涉到高平知县乔淳贪虐案，最后死于戍所。24

与此相应，以官宦家族大院为主的民居建筑，构成了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建筑的主体。如郭峪“恩士第”，窦庄尚书府的称谓及其上宅和下宅门楼的高规格，上庄王国光府第“天官府”、尚书府、进士第，湘峪崇祯丙子年的“恩荣四世”碑和孙鼎相故居门匾“四部首司”等都体现了这一特征。清代郭峪里的陈廷敬曾经说：“尝窃观明之盛世，往往为其臣出官帑治居第，高檐巨桷，彤髹雕焕……居高位、享厚禄，或多营良田美宅，连阡陌而溢衢巷……”25

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为什么会形成如此众多的大姓望族，这些大姓望族的科举、仕途在二三百年间为什么会如此辉煌？有学者指出，其原因是这些家族（如上庄王国光家族、下庄杨氏家族、屯城张氏家族、湘峪孙氏家族、阳城白氏家族、郭峪王重新家族、黄城陈廷敬家族等等）之间均建立了广泛的姻亲关系，这张在科举成功背后看不见的关系网络是沁河中游科举家族持续兴旺的重要因素。26

（四）传统工商业文化：明清山西商人的馈赠

明代隆庆议和与开中制为山西商人的崛起奠定了政治基础。山西人以此为契机，日渐形成了纵横明清500年历史的商人群体，塑造了延续至今的传统工商业文化。太行山村落中遗存了大量明清碑刻、账本等，成为研究明清山西商人及其传统工商业史的重要资料。

据郭峪《阳城县额设商税银碑》载：“按阳城阖县额设商税银230两。顺治十二年四镇分认：在城分税银60两，润城分税银112两，白巷分税银20两，章训都郭谷镇分税银40两。”27顺治十二年全县税银由县城、润城、白巷里、郭谷4镇分认，说明润城、白巷里（今上庄、中庄、下庄）、郭谷（今郭峪）在全县商业中的地位，且润城所分税银近全县之半、县城两倍。郭峪王重新经营盐业起家，“及弱冠，弃书就贾，贸易天津、长芦间。赖天之庇，克有先业”。王重新起家之后，念及其父嘱托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教诲，修缮村庄庙宇和道路，接济“死不能棺者、病不能医者、婚嫁不能具礼、赋税不能如期者”，为地方公益事业贡献了力量。就残缺碑文的不完全统计，王重新捐银达16,896两28，可见其拥有财富之巨。

润城村底洎城以炼铁坩埚筑城，又称作“蜂窝城”“坩埚城”，与底洎城隔沁河相望的刘善村也保留了不少以坩埚为建材的传统民居建筑，反映了南太行山古代冶炼业的发达。沁水两岸煤炭资源丰富，元代三庄居民渐多，又发现了浅层的煤矿和铁矿，手工业因之而兴，分炉、货炉遍三庄，火映天红，故三庄又有“火龙沟”之称29。沁河干流是明清时期的重要商道，在沁河沿岸的堡寨村落中有不少保存较好的古街遗迹，展示了明清时期沁河流域商业的发达（见表3）。此外，“金郭壁、银窦庄”的民谚也反映了沁水两岸这些村庄的富有程度。

表3。资料来源：笔者的田野调查，结合华中科大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沁河流域古村镇保护与发展规划》（2012年12月），综合整理而成。

（五）建筑与防御文化：传统堡寨村落的独特外衣

如前文所述，太行山是北方传统村落的集中分布区，在5批中国传统村落数量中占比近1/10。南太行山地区的传统村落以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展示了北方农村的传统建筑文化。沁河中游堡寨村落的传统格局保存完整，其历史形成的由街巷、建筑物、构筑物本身特征结合自然景观构成的布局形态，不仅体现了选址布局的基本思想，也记录和反映了村落格局的历史变迁，窦庄、湘峪、郭峪、上庄、润城等成为北方传统村落的活化石。这些传统村落在展示北方传统农村建筑文化的同时，还独具坚韧的防御文化特色。

根据地方文献记载，南太行山地区备受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侵扰，村落生活受到重大影响。如阳城县：“崇祯五年，紫金梁等犯县之郭谷、白巷、润城诸村，杀掠数千人而去。八月复自沁水县入望川、下佛、王刘诸村，屠杀及焚死者数百人……九月，贼众数万，自沁水武安村入县之屯城、上佛、白巷、郭谷、北留诸村，客将吴先与贼战于北留墩下，败死。”30沁水县：“（崇祯五年）七月庚辰，贼首紫金梁、老回回、八金刚以三万众围窦庄，时张道浚家居，率其族御之……”31张鹏云《郭谷修城碑记》详细记载了起义军侵扰的惨烈：“吾乡郭谷，夙称巨镇。聚庐而处者千余家，皆敦礼仪、安耕凿，从来未经兵火。崇祯五年七月十六日卯时，突有流寇至，以万余计。乡人拋死拒之，众寡不敌，竟遭蹂躏。杀伤之惨，焚劫之凶，天日昏而山川变。所剩孑遗，大半锋镝残躯，或乘间奔出，与商旅他乡者，寥寥无几。呜呼苦哉！鉴前毖后，余因与乡人议修城垣以自固。”32在这个背景下，南太行山地区修建了大量的堡、寨等防御设施，成为当地村落防御文化的物质载体。《明史》载：“沁水当贼冲，去来无时，道濬倡乡人筑堡五十四以守。”33

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防御文化的载体即防御遗存，包括堡墙和寨墙、村中防御塔式建筑、与村落密切相关的自然山体、与堡墙和寨墙密切相关的民居建筑以及连通各防御设施之间的暗道，其防御遗存与村落的关系可总结为4种类型（见表4）。

表4。资料来源：自制。

南太行山沁河中游的传统堡寨村落是明中期以后，尤其在明末清初的战争背景下，村民为自保而形成的独特的自然防御设施、人工防御设施和民居建筑的结合体，它由外而内可分为外围自然山体——外围城墙——街巷通道和防御塔建筑——住户单元四个层次，形成了一种封闭、围合、片段化、空间上又互相联系的多层级的防御结构，体现了一种“集落”的防御思想。34

三、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文化的内在关系

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文化具有典型的多重文化时空层叠与整合特征。“多重文化时空层叠整合”是指新文化或异地文化现象出现的时候，旧文化现象并不会消亡和破产，而是经过选择、转换与重新解释后，一层一层地重叠和整合在一起，形成“新”“旧”“异”化时空的层叠整合，“既是文化变迁之结果，又是文化变迁之过程”。35因此，我们既要看到文化变迁共时性的结果，又要理解其历时性的过程。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文化谱系中的各子文化形成于不同时期，各种子文化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互相叠合，过去的文化并没有消解，而是以文化遗产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形成了复杂多样的传统村落文化。

耕是衣食来源，读是入仕之阶。植根于农耕文化的中国传统村落脱离不了农耕文化的底色，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也不例外。“耕读传家”、耕读结合的价值取向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推崇的生活方式，沁河中游形成了多个望姓大族，取得了延续两百年的科举成就，造就了多个官宦和士绅家族，出现了多位政绩显赫的官员。明代中后期逐渐兴起的泽潞商人积累了雄厚的财富，这为明清时期南太行山的科举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遗存了大量的工商业文化和传统建筑遗存。明末清初农民起义的历史背景又为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披上了另一层坚固外衣，那就是在大姓望族主持下修建了大量堡寨以图自卫。

最终，南太行山地区形成了农耕文化、家族文化、科举与官宦文化、工商业文化、建筑与防御文化多位一体且互相融合的复杂独特的村落文化，在中国传统村落中独树一帜。“早一些发生的文化与晚一些发生的文化重叠并整合以后，当更晚一些文化发生时，这种被重叠整合了的文化又被重叠整合到新的文化中去，因此时间越后，越是被堆积起更多、更复杂的时空内涵。”36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多重文化的时空层叠与整合的大致轮廓可梳理如下：

第一阶段，理论上最原始的、没有异文化影响的、没有经过层叠与整合的原始文化。传统中国以农业立国，耕读结合、耕读传家是中国人最朴实的价值取向，因此，家族文化、科举文化、官宦文化及其影响下的传统建筑文化，可以认为它们与原始文化（农耕文化）是同一的。

第二阶段，明代隆庆议和与开中制推动了山西商人的崛起，传统工商业文化在南太行山地区生根发芽。农耕文化、家族文化、科举文化、官宦文化、传统建筑文化在传统工商业文化的影响下，有所取舍变化并被重新解释。如庙宇建筑在山西商人的影响下，在信仰功能、社会功能等之外，还被赋予了经济功能，并与传统工商业文化层叠和整合在一起。此阶段的整体文化是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的结合，是双重文化叠合。

第三阶段，在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影响下，沁河中游传统村落构筑了大量堡寨，村落不仅仅是村民生产与生活的实体空间，也成为村民自卫的军事设施，形成了浓厚的防御文化。农耕文化、家族文化、科举文化、官宦文化、传统建筑文化继续发展变化，如村落建筑因添加了防御功能，传统建筑文化被赋予了防御文化的新内涵。此阶段的整体文化是由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和军事防御文化的结合，是三重文化叠合。

第四及以后各个阶段依此类推，形成了“多重文化时空层叠与整合”，即今天所看到的传统村落文化。

当然，在文化现实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文化层叠与整合过程并不会如此清晰流畅，而是交融在一起，在不断层叠、交融的过程中最终逐渐形成了今天所看到的传统村落文化。

结语

中国传统村落数量之多，分布之广，类型之丰富，区域差异之大，使人们很难对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时谱系的建立就极为重要。传统村落文化谱系需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建立，单一的纬度无法完整把握中国传统村落的文化特征。建立起中国传统村落文化谱系，也就构建了理解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理论框架。不同区域间的传统村落文化谱系会有差异，但这不影响其整体特征。

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文化中的农耕文化、家族文化、科举与官宦文化、传统建筑文化是具有普遍性的，是传统村落文化中的“原始文化”，也就是说，其他地区传统村落文化中一般也会存在这4种或其中几种文化，这与传统中国以农为本的国策、传统文化中“耕读传家”思想密切相关。传统工商业文化和防御文化具有特殊性，是传统村落文化中的“例外”，或者说，其他地区传统村落文化并不一定会存在这两种子文化类型，它需要在一定的历史、社会、地理背景下才能形成和延续。该区域的传统工商业文化是在明代隆庆议和、开中制的背景下，山西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以在晋南平原和晋北边塞之间长途贩运粮食和食盐起家，之后其工商业经营范围日渐扩展，取得辉煌商业成就；在明清山西商人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经营过程中，由于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位于商业交通要道上，村民们也加入到明清山西商人的行列，逐渐形成了浓厚的传统工商业文化。这些传统堡寨村落是以大姓望族为根本和基础、在明末农民战争直接影响下形成的37，如果没有战争，沁河中游同样会遗存下大量传统村落，但不会形成具有独特防御特征的传统堡寨村落。徽州商人同样取得了辉煌的商业成就，但是徽州传统村落没有防御堡寨；云南和贵州是我国传统村落密集分布区，特别以少数民族村寨为主，这些少数民族村寨很多具有防御特征，但其防御特征与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不同38。

本文以沁河中游传统堡寨村落为例，分析南太行山传统村落历时性文化谱系涉及的子文化类型。其实还有其他更为丰富的子文化类型存在，比如生态文化、历史传说文化、民间信仰文化、戏曲文化、民俗文化等，形成南太行山地区更为丰富的多重文化层叠整合，未来需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加强研究。

注释：

1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8页。

2(1)曹永茂、李和平：《历史城镇保护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城市历史景观”的启示与思考》，《城市发展研究》2019年第10期。

3(2)常青：《我国风土建筑的谱系构成及传承前景概观——基于体系化的标本保存与整体再生目标》，《建筑学报》2016年第10期；常青：《序言：探索我国风土建筑的地域谱系及保护与再生之路》，《南方建筑》2014年第5期；常青：《历史空间的未来——新型城镇化中的风土建筑谱系认知》，《中国勘察设计》2014年第11期；周易知：《东南沿海地区传统民居斗栱挑檐做法谱系研究》，《建筑学报》2016年增刊第1期；孟祥武、王军、叶明晖、靳亦冰：《多元文化交错区传统民居建筑研究思辨》，《建筑学报》2016年第2期；姜克银、陈晓芳：《宁夏纳家户村寨建筑规划谱系学考察》，《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4(3)罗德胤：《中国传统村落谱系建立刍议》，《世界建筑》2014年第6期；戴林琳、盖世杰：《京郊历史文化村落的资源类型及其谱系建构研究——以北京东郊为例》，《规划师》2011年第4期。

5(4)盛键：《历史文化村镇传统特色风貌保护策略》，《城乡建设》2016年第3期；唐常春、吕昀：《基于历史文化谱系的传统村镇风貌保护研究》，《现代城市研究》2008年第9期。

6(5)马辉、邹广天、何彦汝：《美丽乡村背景下黔西南布依族香车河传统村落文化传承与保护》，《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年第6期。

7(6)李红：《广西滨海传统村落文化特征及价值重塑——以合浦永安古城村为例》，《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8(7)李虹睿、王晓军、辛亚：《省域尺度传统村落文化地理格局评价》，《山西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年第4期。

9(8)何依、邓巍、李锦生、翟顺河：《山西古村镇区域类型与集群式保护策略》，《城市规划》2016年第2期。

10(1)刘伟国、郝平：《南太行山地区堡寨村落的形成和特点——以沁河流域的窦庄村和郭峪村为例》，《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1(2)（清）《沁水县志》，卷二《建置志·寨堡》，国家图书馆藏。

12(3)张廷玉：《明史》，卷二九一《张铨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457页。

13(1)邹德秀：《中国的“耕读文化”》，《中国农史》1996年第4期。

14(2)邱国珍：《耕读文化与人居环境的互动关系——以楠溪江流域古村落为例》，《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15(3)卫伟林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阳城县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页。

16(1)张廷玉：《明史》，卷二九一《张铨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454-7457页。

17(2)张廷玉：《明史》，卷二五四《孙居相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558-6559页。

18(3)张廷玉：《明史》，卷二二五《王国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912-5914页。

19(4)赵尔巽：《清史稿》，卷二六七《陈廷敬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967-9969页。

20(5)《阳城县乡土志·附录·氏族》(不分卷)，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第61页。

21(1)张俊峰：《繁华落尽：十二世纪以来沁河流域的大姓望族》，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22(2)张廷玉：《明史》，卷二二五《王国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914页。

23(3)张廷玉：《明史》，卷二九一《张铨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454-7457页。

24(1)张廷玉：《明史》，卷二五四《孙居相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558-6559页。

25(2)（清）《阳城县志》，卷十五《艺文·阳城白巷里免城役记》，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第883页。

26(3)张俊峰：《繁华落尽：十二世纪以来沁河流域的大姓望族》，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8页。

27(4)卫伟林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阳城县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页。

28(5)卫伟林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阳城县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123页。

29(6)《三庄志》，卷二《历史沿革》（初稿），油印本，1987年。

30(1)（清）《阳城县志》，卷四《兵祥》，《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38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31(2)（清）《沁水县志》，卷十《兵燹》，国家图书馆藏。

32(3)卫韦林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阳城县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33(4)张廷玉：《明史》，卷二九一《忠义三·张铨传》，第7457页。

34(1)王绚：《传统堡寨聚落研究——兼以秦晋地区为例》，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页。

35(1)朱炳祥：《“文化叠合”与“文化还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36(2)朱炳祥：《“文化叠合”与“文化还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37(1)刘伟国、郝平：《南太行山地区堡寨村落的形成和特点——以沁河流域的窦庄村和郭峪村为例》，《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38(2)刘伟国：《南太行山地区堡寨村落防御特征研究》，收入《太行古堡》，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