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缺、数字赋权与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基于农民热衷观看短视频的田野

作者：刘天元 王志章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观察 》2021,(03),1  发布时间：2021-06-08  浏览次数： 2215次

【摘　要】观看短视频已经成为数字时代农村文化生活新风尚。本文从农民热衷观看短视频的现象出发，采用个案研究方法，重点剖析了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形成的内在和外在动因，以及数字赋权对农民文化生活带来的双重影响。研究发现，村庄公共文化资源供给的稀缺、互联网技术进步带来的数字赋权、村民个体在私人生活领域的“去集体化”、农村家庭内部的结构性转变是推动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形成的主要动因。短视频等新媒介在农村社会的盛行，一方面能够帮助农民镌刻集体记忆、提升自我价值、实现自我表达，另一方面也给他们带来屏幕成瘾、孤独感强化、家庭冲突频发等负面影响。因此，需要辩证认识短视频等新媒介对农民文化生活的影响。政府应探索符合农民主体性需求的公共文化资源供给模式，引导短视频平台提供优质的视频内容，这是数字时代和乡村文化振兴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短视频；稀缺资源；数字赋权；农村文化生活

一、引言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土地是农民赖以生活的核心，农村社会结构的组成和经济活动的开展都围绕着土地制度（费孝通，2015）。农村文化生活的根源也可追溯到土地的耕种，清明、端午、中秋等民俗节日和迎神、祭祀、社戏等庆典活动与农耕社会自然周期息息相关。由此可见，农村文化生活具有很强的在地性（李佳，2012）。然而，伴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和现代性进村，大量农民离土离乡奔赴城市，众多县域近郊的村庄融入城镇化规划和建设中，“上楼农民”纷纷涌现，农民的文化生活方式、节庆安排与土地的互动业已断裂（赵旭东、孙笑非，2017）。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农村地区，村庄的传统风俗习惯和公共文化生活发生了剧烈变化，第一代农民工记忆中的听戏剧、看社火、踩高跷、摆摊赶集等传统文化活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混杂着城市文明的各类文化活动。尤其是伴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国务院“提速降费”政策的利好，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不断消弭，数字时代的各类产物不断下沉到农村社会，农民的日常文化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为9.89亿，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3.09亿；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73亿，占网民整体的88.3%。由此粗略推断，中国农村短视频用户规模约2.7亿。换言之，农村加速进入短视频时代，观看各类短视频成为农民消磨时间和休闲娱乐的主要选择。毋庸置疑，作为农民自我表达和乡村亚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短视频引发的农村文化生活变迁是乡村文化振兴进程中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

关于农村文化生活变迁，学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阐述农村文化生活变迁的特征。有学者认为农村文化生活变迁主要表现为传统公共性的文化活动走向衰落，而农民私性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吴理财、夏国锋，2007）。二是分析农村公共文化生活陷入困境的原因。学者们认为致使农村公共文化生活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包括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管、用”失衡（宋小霞、王婷婷，2019）、农村公共文化资源供给低效和供需错位（傅才武、刘倩，2020；廖晓明、徐海晴，2019）、农民的文化主体性丧失（陈波，2015；李祖佩，2013）、农村公共文化活动单调和农民参与意愿不高（陈建，2019）等。三是提出重塑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路径。既有文献主要从盘活农村闲置公共文化资源（李锋，2018）、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网络化和公共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李毅、荆林波，2020）、调动新乡贤组织协调能力（刘玉堂、李少多，2019）、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耿达，2019）、促进多元主体供给（陈建，2019）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实践路径。此外，随着短视频等新媒介在农村社会的兴起，少量研究从传播学视角剖析了新媒介技术对农村文化传播和农民文化生活的影响。例如，杨慧、雷建军（2018）认为作为一种新生的媒介方式，短视频传播具有天然在场感和真实感，可以打破时间和物理空间的限制，契合民俗文化传播的需求，因而农村艺人可以通过拍摄短视频的形式推广和传承优秀民俗文化，这有利于实现乡村文化的在地复原，避免传播失真等问题。匡文波（2020）指出，短视频的出现为乡村内容生产者展示乡村文化提供了平台，通过制作与发布乡村题材的视频，他们不仅获得了经济利益，也重新建构起自我角色，实现了自我身份认同。

虽然现有关于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大多数文献聚焦于对传统农村公共文化活动消退现象的描述及其外部成因分析，只有少量文献从传播学视角剖析了短视频对农村文化传播和文化生活的影响，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短视频兴盛对农村文化生活影响的研究相对有限。另外，这些有限的文献普遍将短视频创作者作为关注对象，缺乏将短视频观看者作为关注对象的研究。正如欧文·戈夫曼（2008）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提到的，一场自我呈现，除了表演者还有观看者，且观看者的数量远远大于表演者，两者的互动共同建构起完整的表演。事实上，从农民使用短视频的情况看，创作者仅为少数，大多数短视频注册用户或非注册用户为“沉默用户”，即短视频观看者，他们频繁地刷新短视频，或用以消耗时间，或获得情感体验，却从未生产任何内容。因此，为了全面考察短视频进村引发的农村文化生活变迁，有必要将短视频观看者作为关注对象展开分析。鉴于此，本文从农民热衷观看短视频的现象出发，采用个案研究方法，探讨短视频兴盛带来的农村文化生活秩序变革，重点分析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形成的内在和外在动因，以及数字赋权对农民文化生活的影响。

二、个案选择及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关中平原西部的宝鸡市陈仓区西高泉村作为个案研究的田野点。西高泉村紧邻西宝中线和陇海铁路，交通条件便利，距离陈仓区经济中心不足7公里，临近太公庙村无公害蔬菜批发市场，地理位置优越。村庄内有8眼天然泉水，灌溉水资源丰富，因而村民多采取半工半农的模式（蔬菜种植和周边市区务工）维持家计。西高泉村下辖5个村民小组，共计491户，总人口约2000人，总耕地面积约2200亩，农民家庭年总收入基本稳定在5万～7万元，小部分家庭低于或高于这个数值。总体而言，西高泉村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其他村庄。自2004年开始，西高泉村少数从事非农生产的富裕家庭开始陆续接入宽带，配备台式电脑。截至2019年，宽带和电脑在西高泉村的普及率达到50%以上；村庄中95%的家庭至少拥有两部智能手机并购买了流量套餐，分别由男女主人携带使用，且前者使用智能手机的能力明显优于后者。

自2015年以来，西高泉村公共文化生活逐渐式微。2012年，西高泉村利用“区级财政拨款 村民自筹资金”的方式新建了村庄休闲广场。广场设在村庄中心地段，紧邻村委会，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配套了篮球场和秋千等娱乐设施，安装了双联漫步机、太极揉推器、腰背按摩器、压腿器等健身器材，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维护，休闲广场内路灯日久失修，多数器材生锈，处于闲置、无人问津的状态。此外，西高泉村建有一座在周边村庄闻名的道观，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村庄会举办盛大的庙会活动，邀请知名秦腔戏曲剧团登台演出，演出通常持续3～5天。庙会吸引了大量的小吃摊贩、杂耍艺人、手工艺人等前来赶集摆摊，鼎盛时期的庙会日客流量可达上千人次。西高泉村的庙会传统延续了几十年，是村庄几代人的文化记忆，也是村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年来由于秦腔爱好者不断减少、村庄经费使用调整、村民忙于生计等，村庄庙会逐渐走向衰败。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西高泉村于2020年3月宣布取消庙会等聚集性活动。与此同时，观看短视频风靡全村，占据了村民日常休闲娱乐的大部分时间，尤其是在疫情居家期间，部分村民甚至出现了屏幕成瘾问题。另外，西高泉村男性村民与女性村民在短视频观看内容上呈现出差异，前者偏好搞怪、军事、时政类的内容，后者热衷于各类手工艺品制作等内容。

2020年1月末，笔者进入西高泉村开展了为期5个多月的实地调查，深度参与观察了该村热衷观看短视频的村民的文化生活，并对部分村民和村干部开展了无结构式访谈，获得了丰富的访谈资料。以此为基础，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分析西高泉村文化生活新秩序的特征、新秩序形成的内在和外在动因以及数字赋权对农民文化生活带来的双重影响。

三、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的特征

短视频在农村社会的流行是数字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农民享受美好生活的生动体现。观看短视频已成为农民消磨时间的主要选择，这一现象的日渐风靡促使农村文化生活呈现出新秩序。

（一）文化生活空间：由村庄回归家庭

农村公共空间是村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他们参与文化生活的关键载体，具有地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双重空间属性（鲁可荣、程川，2016），不仅包括农村内生的公共文化空间，例如房前屋后等与农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场所，也包括政府作为主体建构的公共文化空间，例如农家书屋、休闲广场等。传统的农村文化生活主要在公共文化空间展开，例如村民聚众聊天、打牌等。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智能手机和短视频在农村社会逐渐普及和流行，农民有机会接触网络上海量的娱乐资源和文化产品，相比之下，村集体提供的有限文化空间和传统文化产品的吸引力持续下降，难以满足村民日益丰富的文化娱乐需求，也就难以得到他们的青睐。从实际调研情况看，西高泉村村民的文化生活普遍从室外走向室内，从公共文化空间回归到私性文化空间，由公开转为私密。

“年轻时夏天那会儿一到晚上大伙就都围到村口的大树下乘凉，说东说西，能谝1一晚上。有了手机和网络以后，你看村头哪里有人嘛，一到晚上大家都钻屋子里不出门，有啥玩乐都在自己屋里，旁人也不知道，村头常年看不到人。”（村民F1，女，54岁，初中毕业）

（二）文化生活关系：从群体性走向个体化

传统农村社会以家庭为行动单位，家庭是农民实现情感依赖、履行伦理义务、共享经济资源、维持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农民日常文化娱乐活动的开展也以家庭为单位，例如，全家在晚饭后一起看电视、一家人外出参加灯会或庙会等。随着现代性进村以及个体化对农村社会影响的加深，传统农村家庭内部的文化生活关系发生了变化，既往以家庭为单位群体性地参与文化活动的景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家庭成员的自娱自乐。换言之，家庭作为一个共同体，其内部文化活动的统一性减弱，休闲方式的选取、娱乐活动的安排成为每一个个体（家庭成员）的私事，这种变化在家庭内部也得到了认可与尊重，例如，长辈不会要求晚辈必须服从于自己的喜好一起收看同一个电视节目。家庭成员根据自己的兴趣安排文化生活，导致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在文化娱乐活动选择方面呈现代际差异，即年轻人紧跟数字时代潮流，而中老年人时常需要年轻人的“数字反哺”。

“现在的电视剧没啥好看，我们跟年轻人看不到一起，年轻人爱看闹哄哄的，我们看了头嗡嗡；年轻人也不爱跟我们一起看电视，大家都说不拢。在我屋，大家晚上吃完饭就是自己给自己寻事情做了，儿子和儿媳妇回房拿着手机耍，我就看看电视，摆弄下手机，各玩各的，双方互不影响。”（村民M1，男，52岁，初中毕业）

（三）文化生活规则：从等级制走向平等化

在短视频媒介出现以前，电视在农民日常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电视媒介具有先天的、单向度传播属性（沙垚、张思宇，2019），电视剧制作、广告投放等权力普遍掌握在城市文化精英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制作者与观看者之间存在不平等。换言之，农民只是屏幕前被动的内容接收者，即便电视中呈现的是与农村社会相关的文化内容，但仍然是制作者基于城市文化精英视角建构的，作为观看主体，农民对文化生活的个体化诉求无法向上传递。另外，在宽带网络进入农村社会的早期，因村庄内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的差异，村民内部文化生活存在不平等，即村庄中的部分经济精英最先接入宽带网络，最先接触网络上海量的文化娱乐资源，而村庄中家庭经济收入较低的村民依旧停留在以电视为主导的文化生活阶段。直到智能手机的普及、流量资费的降低以及短视频等新媒介的兴起，农村文化生活规则才发生了深刻变化，由等级制走向平等化，村民可以无差别地使用短视频等平台提供的文化娱乐资源，打破了文化精英的“内容垄断”和村庄经济精英的“数字垄断”。

“以前电视上放啥就看啥，哪能挑挑拣拣。现在好了，手机上想看啥就寻啥，还不用管播放时间，方便得很。”（村民M3，男，53岁，初中肄业）

四、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形成的内在和外在动因

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的形成受到内在动因和外在动因的双重影响，其中，互联网技术进步、智能手机推广和廉价流量普及带来的数字赋权是促进农民转向以观看短视频为主的文化生活的关键外部因素，村庄公共文化资源的稀缺和农村社会的个体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外部力量，而家庭内部的结构性转变是重要的内部动因。

（一）村庄公共文化资源的稀缺

公共文化资源主要包括文化设施、文化组织、文化活动3个维度，村庄公共文化资源稀缺是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形成的关键动因。

一是村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滞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三号）》显示，截至2016年末，在全国596450个行政村中，有体育健身场所的村庄比例不足60%，且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悬殊，这一数值在西部地区农村仅为46%2。影剧院和体育场馆等尚未延伸到行政村，农民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村级公共文化设施相对有限。在有限的村庄公共文化设施中，部分文化站年久失修，配置落后，经常性地出现“铁将军把门”现象（欧阳雪梅，2018）；农家书屋的书籍更新频率慢，书籍丢失的情况时常发生。

二是村庄公共文化组织缺位。村庄公共文化组织可以有效衔接村庄内生文化精英和外来优秀文化人才，动员和引导广大村民积极参与各类公共文化活动。数据显示，在全国596450个行政村中，只有41.3%的村庄成立了村民业余文化组织，在西部农村地区这一数字仅为36.7%2。由此可见，大部分地区农村缺乏民间公共文化组织。同时，伴随着村民经济竞争和面子竞争的加剧，村民普遍忙于个人核心家庭的再生产，参与各类文化组织的意愿不高，导致村庄内部自发形成的文化组织数量急剧下降，部分组织濒临解体，难以为满足村民文化生活需求提供组织保障。

三是村庄公共文化活动逐步衰落。文化人才是文化活动持续开展的关键。老一辈民间艺人和村庄能人逐渐退出村庄公共文化生活的舞台，可年轻一代并未有效地补充村庄文化人才库，而是深度卷入城镇化和现代化浪潮中。大量青壮年流入城市，导致村庄“空心化”和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村庄内生文化人才出现断层。因缺乏文化精英等中坚力量的参与，村庄公共文化活动逐步走向衰落。此外，送电影下乡、送戏曲下乡等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易受天气等不可控因素影响，送下乡的电影和戏曲种类较为单一，不能满足农民对文化生活的多样化需求，导致农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综上，村庄基本公共文化资源供给滞后，村民私性文化设备增加，尤其是台式电脑、智能手机在农村社会的普及，致使农民的文化生活逐步从村庄公共领域退回到个体家庭（陈波、耿达，2014），由传统的观看电影、戏曲等转向数字化的娱乐活动，例如看直播、刷短视频等，由此形成了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

（二）技术进步带来的数字赋权

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为农村社会带来了数字赋权，即广大农村居民获得了与城市居民同等上网娱乐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间数字鸿沟的弥合，对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的形塑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技术支持下的数字赋权消解了传统意义上政府控制文化资源的权威性。传统上，农民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主要依靠政府力量干预下的文化资源输入和各级广播电视台等单位，两者都采取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农民在文化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普遍缺乏话语权，只能被动接受文化生产者提供的各类文化产品。以送电影下乡为例，由于技术、条件的制约以及严格的影视管理和审查制度等，输送到农村的电影往往融入了象征性符号进行宏大叙事，这类电影通常兼具教育感化的功能，娱乐属性稍显不足；送电影下乡还容易受到时间、天气和空间等条件限制，不利于农民便捷地获得文化产品。另外，从现实来看，影视内容生产者对农村社会的了解不充分，其认识往往来自于城市视角下对乡村的一种想象，进而在各类影视文化作品中以单一的形象对农村或农民进行描述（匡文波，2020）。换言之，农民是有关“三农”叙事中“沉默的他者”，在影视内容生产体系中缺乏话语权。文化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权力的不平等，造成由文化精英提供的各类影视作品与新时代农民日常生活实践有所差异，难以激发农民的情感和经历共鸣，他们也无法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将自身的文化需求传递给文化生产者。技术进步带来的数字赋权使得农民可以跳出单纯依靠政府和各级广播电视台提供文化产品的桎梏，他们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约束，通过智能手机便捷地获取网络上海量文化资源，拓宽自身文化产品消费渠道，从而消解了政府、文化精英控制文化资源的权威性，重构了农村文化生活秩序。

另一方面，在数字赋权的支持下，农民的文化生活不再是统一安排、被动接受的消极样态，而是一种积极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建构的过程。具体而言，农民获得了安排个人文化生活的主体权利，他们可以结合自身需求在海量资源库中选择观看感兴趣的各类短视频，在个性化技术算法的推荐下，形成自身固定的娱乐偏好，从而建构起自我文化生活。同时，通过与各类短视频生产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农民可以定制专属的文化产品。比如，“快手”用户借助“点赞”“评论”“打赏”等功能与内容生产者进行沟通，表达自我审美、喜好和认同，以此影响内容生产者的内容输出，定制满足自我需求的个性化文化产品。

（三）农村社会出现的个体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逐渐步入个体化进程，绝大多数农民越来越追求自我发展、个人幸福和安全感，反对由来已久的集体主义的道德说教（阎云翔，2012）。因此，对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形成的动因分析需放置在农村社会个体化变迁的背景下进行。

一是农民个体与村集体之间的关联断裂。在家庭承包经营和打工经济的共同影响下，农民个体与村集体之间的联系日益松散，使得村干部很难将缺乏经济纽带联结和村庄认同感的农民组织起来参与村庄公共文化活动。农民个体与村集体之间的关联断裂在公共文化生活领域表现为“去集体化”，即农民参与村庄公共文化生活的积极性较低，尤其是考虑到村庄公共文化生活参与成本，他们可能更倾向于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带有私人享受性质的文化活动，而不是参与政府或村集体举办的公共文化活动（陈波、邵羿凌，2018）。

二是农民个体与宗族群体之间的关联断裂。在传统以宗族关系为中心的农村社会，农民个体普遍遵循宗族内的规范和道德要求，将宗族利益作为个体行动的逻辑起点。在个体化思潮的影响下，宗族规范对个体的影响逐渐减弱，同族同宗的观念只有对农民个体追求经济或政治利益有实际功用时才会被唤醒。对农民个体而言，宗族群体主要发挥工具性作用；换言之，农民个体对宗族群体只是利用，而不是与之深度绑定。由此可见，两者之间的关联出现了断裂。农民个体逐渐从大家庭、家族和宗族退回到核心家庭，超出核心家庭以外不再有认同和行动单位，这种行动单位的缩小也体现在文化生活领域，核心家庭成为农民个体文化生活的主要场域。

三是农民个体之间的关联断裂。随着农村社会个体化进程的推进，以往农民依靠换工、帮工等方式形成的互助互惠的关系逐步消失，无论是农业生产方面还是日常生活方面，农民个体之间的联系呈现出松散疏离的原子化状态，甚至部分农民个体之间的劳动关系转变为即时性的金钱交易（吴理财，2012）。同时，在村庄经济竞争和农民内部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农民个体日渐功利化，理性算计成为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逻辑基础。以文化生活为例，夜晚集聚在某一特定空间聊天互动是农民传统的文化生活方式，聊天内容涉及农业生产安排、养老、子女、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等，但在个体化和理性算计的影响下，农民为了保护家庭私密逐渐回归家庭，自发地不愿意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私性文化生活随之兴起，即农民个体文化生活实现了“去公共化”，转变为自娱自乐，对智能手机等设备的依赖加强。

另外，集体记忆是农民建构公共文化生活的关键基础，集体记忆多存在于村庄老一辈农民群体中，他们大多拥有相同的时代记忆，共享某一时代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秩序，因而可以相对容易地参与与集体记忆相关的公共文化生活。随着村庄老一辈人逐渐老去，成长在互联网和个体化时代的村庄新生代很难建构起共同的集体记忆，也无法通过共享集体记忆而参与村庄公共文化生活，由此推动了私性文化生活的兴起，也加剧了农民的自我中心倾向。

（四）家庭内部的结构性转变

伴随着个体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家庭内部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形塑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的重要机制之一。农村家庭内部的结构性变化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家庭成员在居住空间上分离。在传统农村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家庭本质上是工作和经济关系的集合，即无论年长者还是年轻人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和任务，通过彼此之间的协调合作耕种土地、创造财富。随着打工经济的兴盛和城镇化的发展，家庭逐渐与劳动力市场发生新的关系，家庭剩余劳动力逐步外出工作，家庭成员在居住空间上出现分离。尤其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农民家庭普遍采取半工半农的家计模式，中青年男性多外出务工，女性则在家务农兼教育子代（段成荣、秦敏、赖妙华，2017），这使得中青年夫妻在居住空间上分离。长期分居的婚姻模式，致使留守农村的一方在心理上倍感孤独，在高强度的劳动后，更可能对休闲娱乐活动产生出强烈需求。另外，部分农村出身的子代因上大学或婚嫁等进城落户，而亲代普遍留守在农村继续务农，无人陪伴，亲子双方在居住空间上长期分离。部分中老年女性在孙辈出生后进城照料，照料抚育时间长短不定，一般持续到孙辈上学，倘若子代生育二孩，中老年女性待在城市的时间将拉长。在此过程中，中老年男性因子代住房紧张、生活开支等问题没有跟随配偶一起进城，而是长期留守农村，脱离妻儿照顾，也失去了孙辈的陪伴，在心理上处于孤独的状态（翁堂梅，2019）。综上，无论是因外出务工还是因隔代照料，家庭成员在居住空间上的区隔造成留守的一方在情感上的孤独寂寞，短视频的盛行恰好填补了他们内心情感的空白，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从而助推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的形成。

另一方面，家庭内部亲子关系淡漠。费孝通（2015）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两性间的矜持和保留，不肯像西洋人一般的在表面上流露，也是在这种社会圜局中养成的性格”。这种感情上的矜持不仅体现在横向的夫妻关系层面，也体现在纵向的亲子关系层面。与此同时，理性化和算计的元素正在进入个人生活，农村家庭内部亲子关系趋向功利化，这种趋势在尚未成家立业和已经成家立业的子代身上都有鲜明的表现。从子代尚未成家立业的情况看，亲代和子代尚未分家，亲代肩负着帮助子代成家立业的代际责任；作为有限理性人，子代对亲代在经济上有所期待，双方日常交流主要围绕家庭劳作事务或家庭经济收入等方面，有关情感方面的交流相对较少，子代往往难以察觉亲代心理层面的情感需求和变化。从子代已经成家立业的情况看，亲代和子代已经分家，对于子代而言，家庭关系的轴心已由过去纵向的父子关系转变为家庭内部横向的夫妻关系，自我小家庭的利益是各项家庭计划和决策的出发点，因而，子代很难及时关注到亲代的情感需求和变化。另外，即便子代已经成家立业，但亲代依旧习惯于辛苦劳作，为年老做准备。亲代过度劳动以及拙于情感诉求的表达，致使他们对亲密关系的需求一直处于被自我压制的状态，身体和心理都承受较大压力。分家使得亲子在日常生活事务上的交集缩小，子代难以及时察觉亲代的情感需求和情绪变化，无法及时回应，进一步加剧了亲子关系的淡漠。综上，亲代极易在日复一日的家庭生活和辛苦劳作中感到孤独寂寞，日常生活变得无聊，虚无主义不断蔓延（赵语慧，2015）。短视频的出现和盛行正当其时，不仅缓解了农村中老年群体因亲子关系淡漠引发的孤独和虚无感，也推动农村文化生活关系由群体性走向个体化。

五、数字赋权对农民文化生活的积极效应

短视频等新媒介在农村社会的嵌入，离不开农民的参与，他们在深度卷入的过程中获得了数字赋权。数字赋权不仅考验农民对外来文化的适应性，也对其文化生活的形塑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镌刻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一种带有群体性秩序和情感符号的意义系统，其本质是文化共同体的情感交流与意义分享，潜藏在农民日常生活的各类民俗活动中，例如祈福、祭祀等活动。随着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农民大规模的离土以及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公共文化活动不断减少，农民有关乡村的集体记忆出现断裂，传统农村社会的“模样”成为其心中美好的“乡愁”。技术进步带来的数字赋权重构了地理和空间关系，使得时间与空间可以无限延伸、自由转换，从而唤起和强化了人们的认知和记忆。具体而言，短视频等媒介的兴起使“在场”不再意味着唯一与权威，传统风俗习惯、民俗文化可以借助短视频进行“脱域”的记忆和保存（路璐、朱志平，2018）。尤其对农村中老年群体而言，饱含怀旧色彩的短视频通过图像、声音、文字再现了他们记忆中传统乡村的景象，也为其再造了一个私性的文化空间，在这个文化空间中，观看视频内容不仅镌刻了观看者的集体记忆，强化了文化认同和群体归属感，也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人越老越爱回忆过去，在快手上我寻着很多和过去很像的画面，那些拍视频的人可能没有我这个村庄富裕，很多画面都很老旧，看了以后很熟悉，就想起以前我们小时候的农村。那时候大家有事没事就爱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真好呀，就连吃饭都是端着碗在院门口围成一圈吃。”（村民F3，女，63岁，高中毕业）

（二）提升自我能力

爱德华·萨义德（2019）指出：“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从这个角度看，短视频等媒介看似是摧毁农村原有文化生活的主要力量，但也是创造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的推手。农村居民借助短视频等媒介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化的文化娱乐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按照自身的行动逻辑和惯性不断转换、调适、形塑自我，由短视频内容机械的接收者转换为积极的消化利用者，以此提升自我能力和适应数字时代农村文化新生活。例如，在传统农村社会，农民获取权威信息和文化知识的渠道相对单一，除了依靠电视、广播和村委会举办的各类宣讲活动外，只能通过“干中学”。短视频的兴起拓宽了农民学习各类知识的渠道，他们拥有了何时学习、学习什么、如何学习等自主权，打破了传统自上而下的知识传输路径。由此可见，借助短视频等媒介，深度卷入其中的农民通过努力调适，逐渐适应了媒介技术进步带来的文化生活变革，并凭借自身力量建构起新的文化生活，也通过数字赋权实现了自我能力的提升。

“你不要小看农村人的学习能力，像我媳妇，小学都没毕业，在快手上看人家山东人蒸花馍馍，才看了几次就学会了，我外孙女满月时，我媳妇就按照视频里的花样做了一锅曲莲3，拿到亲家屋都夸哩，现在老有人让我媳妇教她哩。”（村民M4，男，56岁，小学毕业）

（三）实现自我表达

作为一种外来技术，短视频在农村社会的嵌入是动态发展的，除却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高的少部分农民外，大部分人都随着自我认知的进步对其态度发生变化。短视频之所以在农村社会迅速流行，除了其本身所具有的休闲娱乐和信息获取的属性外，便捷的社交和“表演”平台是最为关键的因素。随着部分观看者对短视频平台、短视频内容输出了解的深入，他们逐渐不满足于沉默地观看，而是跃跃欲试，积极投入短视频生产制作中，他们的身份也由非注册用户转变为注册用户，由内容的观看者转变为内容的输出者。从观看者到生产者这一身份属性的变化，直观地揭示了短视频等新媒介赋予农民短视频制作者“被看见的权力”（刘涛，2018）。具体而言，在数字时代以前，农民的文化生活图景一直处于“看不见”或“被建构”的状态，短视频的兴起为部分农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实践场域，他们获得了以往不曾拥有的自我表达的平台，摆脱了以往文化生活由文化精英控制的局面，“夺回了话语权”。借助短视频平台，他们可以在网络公共空间中展现自我、记录生活，从而成为自身真实生活的主体性表达者，而不再是他者生活的旁观者。同时，农民短视频制作者可以通过短视频平台与粉丝和其他短视频制作者交流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村庄熟人社会的限制，拓展了他们的社会交往空间。

“以前光是看别人发的，自己不敢发，害怕弄错步骤，害怕村上人看到，笑话我。网上骗人的太多了，也害怕被人骗。大女儿回家老给我教哩，慢慢知道发视频是啥意思了，村上年轻人发视频的多得很。我现在知道步骤了，也敢发了，发的就是生活的日常，老了也能回忆。”（村民M3，男，60岁，小学毕业）

六、数字赋权对农民文化生活的异化效应

作为有限理性的个体，人无法摆脱操纵与影响自身的技术（李红艳、冉学平，2020），不同程度的技术异化问题时有发生。作为技术进步的产物，短视频等新媒介在农村社会的嵌入意味着数字赋权，但因农民在媒介技术使用上存在的局限性，数字赋权也给其文化生活带来某些异化问题。

（一）影响身体健康

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发展不仅解放了大量农业劳动力，也缩短了农忙时间，农民获得了比过去更为充分的闲暇时间（贺雪峰，2019）。在村庄公共文化资源稀缺的背景下，短视频的兴起适时地填补了农民大量的闲暇时间，提升了他们的文化生活品质。但与此同时，频繁地观看短视频也给农民的文化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缺乏社会支持的部分农村中老年人和留守群体相对容易沉溺于以感官刺激为基础的各种虚拟图景和审丑视频中，出现手机依赖、刷视频上瘾等问题。从本质上而言，这是一种失控行为，将会对个体的生理健康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以农村中老年人为例，他们处于生命历程的衰退期，身体的各项机能弱于年轻一代，倘若长时间观看手机屏幕，容易造成眼睛干涩、视力减退等问题，而且长时间沉浸在刷视频的愉悦中易导致精神亢奋，影响睡眠质量。

“换了智能手机这两年，左眼视力下降很快。我一般都是晚上躺炕上耍手机，看快手，娃他妈节约得很，看我躺下了就爱把灯关了省电，可能是长时间在黑处看手机屏幕，左眼最近老是感觉干、不舒服。有时看视频忘了时间，错过平常瞌睡点，一晚上就睡不着，翻来覆去难受得很。”（村民M5，男，56岁，初中毕业）

（二）强化孤独空虚感

当前虽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但人们往往更关注自己愿意或想看到的内容。以观看短视频为例，农民更愿意观看搞笑愉快的视频内容，各类算法深谙他们的喜好，精准地推送海量视频资源任其选择。长此以往，农民的感官刺激阈值不断被拉升，即便日常生活中发生了有趣的事情，也很难触动他们的情绪，他们甚至难以在现实中感受到愉悦。虚拟与现实之间总是充满张力，倘若观看者不能调适自己把握平衡，那么很可能会加深他们对真实生活的无所适从和无意义感。另外，在村庄内部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家庭成员往往忙于生计，容易忽略彼此之间对亲密关系的诉求，加之大部分农民在情感表达上含蓄内敛，尤其是农村中老年夫妻，除了平常搭伙过日子，相互之间很少进行情感交流。对渴望得到家庭成员情感支持的部分农村中老年女性来说，观看短视频是她们释放压力、休闲娱乐的主要渠道，但长久观看短视频容易陷入孤独和空虚的负面情绪，从而渴望从家人或朋友那里得到心理慰藉，但因夫妻间情感淡漠、社会交流不足，她们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情绪宣泄，只能再次转向网络，从短视频中寻求纾解方法。在此过程中，因缺乏一定的信息筛选和甄别能力，她们容易遭受网络欺诈、网络暴力等侵害。

“农村中年夫妻就是搭伙过日子，一天哪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儿子结婚了，就带孙子、孙女，围着锅灶转，一天到晚乏得很。等大的小的都睡下啦，才能安静，躺下刷视频打发时间，人老了觉也少了，看视频能看大半个晚上。夜深的时候，越看视频心里越空荡，不知道大半辈子的忙碌为了啥。”（村民F6，女，62岁，小学肄业）

（三）引发家庭冲突

作为时代进步的产物，手机、短视频全方位地侵入农民日常生活，农民一旦出现无节制观看短视频等成瘾问题，势必影响生产和生活节奏，最终引发家庭冲突。家庭冲突的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有涉及横向夫妻之间的，也有纵向的代际矛盾。以横向夫妻之间的冲突为例，部分农民在猎奇心理的驱动下，热衷观看有违公序良俗的视频内容，或盲目地购买短视频中推荐的各类产品等，极易引发夫妻矛盾，冲击乡风文明。以纵向的代际冲突为例，相较于成年人，孩子的自制力比较差，倘若父母无节制地在孩子面前观看短视频，容易引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模仿，趁父母不备偷刷短视频甚至沉迷其中，这不仅影响孩子学业发展，也会使亲子间因教育问题产生代际冲突。观看短视频引发的代际冲突容易发生在祖孙常年两地分隔的家庭。一般而言，祖辈更愿意无限制地宠爱孙辈，给予私情慰藉（费孝通，1998）。尤其在祖孙常年两地分隔的家庭中，祖辈更可能出于情感补偿的心理，无条件满足孙辈的各种需求，例如，允许孙辈长时间玩手机等。母亲（儿媳）普遍坚持科学育儿的原则，且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肖索未，2014），其他家庭成员很难介入。倘若祖辈与儿媳两代人对孩子使用手机、观看短视频时长等问题难以达成共识且缺乏有效沟通，那么双方很容易因此发生代际冲突。

“我大儿大学毕业后留成都工作了，平时不经常回家，大孙女往年回来跟我们老两口不怎么亲。今年我发现只要我一拿手机看视频，大孙女就带着几个小一点的孙子孙女围过来了，我就经常给他们放快手视频。娃娃还是太小了，没办法控制自己，看起手机来就没完。我想着假期也没事，回家就要耍高兴，也不太控制她们观看时间。就这样大儿媳妇不高兴了，嫌对娃眼睛不好，怕娃惯上瘾，光想耍，开学不好好念书。后来小儿媳妇也是有样学样。当时我就大声说了大儿媳妇几句，嫌她把娃管得太严，娃年纪这么小正是耍的时候，结果大儿媳妇不高兴了，跟我吵了几句。后来大儿和我媳妇也数说了我，本来是高兴地过年，就为娃看视频这事闹心得很。”（村民M2，男，58岁，初中毕业）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农民热衷观看短视频的现象出发，重点探讨了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形成的内在和外在动力，以及数字赋权给农民文化生活带来的双重影响。研究发现，短视频在农村社会的深度嵌入，形塑了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使得农村文化生活空间由村庄逐步回归家庭，文化生活关系由群体性走向个体化，文化生活规则由等级制走向平等化。村庄公共文化资源的稀缺、互联网技术进步带来的数字赋权、现代性和个体化思潮对农村社会的持续浸润、农村家庭内部的结构性转变共同推动了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的形成。另外，短视频等新媒介带来的数字赋权对农民文化生活的影响存在双刃剑效应。从正面视角看，短视频帮助农民实现了美好乡愁的“脱域”保存，镌刻了集体记忆，为他们提供了有效的学习和能力提升工具，拓展了他们实现自我表达的渠道。从负面视角看，农民在使用新媒介的过程中出现手机依赖、刷短视频上瘾等问题，这不仅影响农民的身体健康，强化个体的孤独感和空虚感，也容易造成家庭关系疏离，引发家庭矛盾。

毋庸置疑，短视频在农村社会的嵌入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的精神生活，弥补了政府在公共文化资源供给方面的不足，形塑了农村文化生活新秩序。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从农村公共文化生活中彻底退出，在当前乡村文化振兴的背景下，作为公共资源的供给主体，政府需尽责履职，将农村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融合，整合各类政策和项目资源，建设一批高水平、符合农民期待、贴近农民生活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政府应意识到农民是农村文化生活的主体，在文化产品的供给上应当以农民的需求为导向，通过建立需求表达反馈机制，定期了解农民的意见和需求，从而及时调整政府的文化供给内容，实现农村文化产品的供需平衡。政府在政策层面也可引导文娱行业从业者瞄准广大农村市场，深耕内容，创作贴近农民生产、生活实际和喜闻乐见的精良作品。另外，短视频在农村社会的盛行是数字社会发展的结果，但也应意识到短视频带来的数字赋权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文化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为此政府需通过精细化治理实现短视频在农村社会的有效嵌入，最大限度克服媒介技术带来的异化问题。例如，政府应不断加强对短视频平台的监管，引导平台企业建立内容审查的长效机制，查处和关停一批“博出位、吸眼球、无下限”的账号，禁止各类账号运营者发布隐藏虚假或诈骗等信息的视频内容。

注释：

1(1)“谝”是关中地区的方言，意指闲聊。

2(1)(2)参见国家统计局，2017：《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三号）》，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ypcgb/qgnypcgb/201712/t20171215_1563589.html。

3(1)“曲莲”是关中一种独特的花馍，用剪刀、梳子等工具在面团上雕刻出花草鱼虫等图案，并用食用色素为图案上色。当地新生儿满月时，外婆通常会送曲莲，寓意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