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建设与村落共同体振兴

作者：毛一敬 刘建平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8  发布时间：2021-05-17  浏览次数： 5369次

【摘　要】市场经济背景下，村庄社会的经济关联和社会关联不断弱化，文化建设是振兴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出路。考察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沿革和实践经验，发现“行政包办”和“激活社会”是两种主要的乡村文化建设方式。“行政包办”式文化建设因忽视乡村社会自主性和农民需求乡土性，陷入供需错位、资源闲置浪费等困境。山东博山发掘传统农耕文化资源，通过分类识别、思想引领、组织再造等机制激活村庄内生性文化优势、激发村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实现从“行政包办”向“激活社会”的文化建设逻辑转换。“激活社会”式文化建设以优秀道德观念为媒介凝聚村民价值共识，以民俗活动为载体营造村民互动空间，再造村民间的社会性联结，促进村落共同体振兴。

【关键词】村落共同体；农村文化建设；社会性联结；行政包办；社会激活

一、问题的提出

村落共同体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和坚实基础。1一方面，共同体精神能够为农民提供稳定的本体性价值，限制恶性社会竞争，避免社会过度分化产生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村落共同体具有维护内生性社会秩序的能力，能够比国家制度建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地解决村庄失序问题。2学者投入巨大热情展开村落共同体研究，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既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论述：

第一，对标西方共同体理论定位中国村落性质的研究。

滕尼斯根据成员之间联结机制的不同，确立了共同体研究的二分视角，即“共同体”以情感和宗教为纽带，建立在自然意志基础之上；“社会”以理性算计为纽带，建立在劳动分工和法理契约基础之上。3沿着这一分析框架，日本学者就中国农村是否存在村落共同体展开辩论。平野义太郎和清水盛光提出中国农村社会是以庙寺祭祀为中心自然形成的情感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戎能通孝和福武直则认为传统中国农村缺乏明确的地理边界，村落只是松散的个人因利益联合而成的集团，并非联系紧密的共同体。4卢尧选将村落共同体的研究视角从成员的联结机制转移到成员的生活实践，认为协作动机和协作边界是村落共同体的核心特征，提出虽然农民的协作行为具有理性性质，但其协作动机同时受到生存伦理和集体主义价值的支配，理性和道德规约共存于村落共同体。5对村落共同体的理论定位有利于厘清村落共同体的概念边界，揭示了村落共同体的丰富意涵。

第二，在变迁视角下梳理村落共同体的变迁路径。

社区社会化和社会个体化是现代性历史的两大趋势，6在此背景下，宗族、神明信仰、水利、防卫和治安、生产生活互助以及村庄公共事业等传统村落共同体联结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迁，7村落共同体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宗族血缘共同体，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共同体，8市场经济下的利益共同体，空心化村庄的新型合作共同体的变迁。9传统宗法伦理约束下关系理性主导的村民互动被契约约束下的交易理性取代，10村落共同体因共同体成员离散、共同体意识分化、共同体情感消解陷入被解构危机，11村落共同体价值生产能力式微，作为道义共同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功能逐渐丧失。可以发现，对村落共同体变迁的研究进路在村庄与社会环境互动框架下揭示了村落共同体的演变路径，展示了村落共同体面临的现实挑战，指明了村落共同体进一步研究的着力方向。

第三，在微观实践层面探讨村落共同体的振兴机制。

学者沿着重建村落共同体的经济路径、政治路径、治理路径展开了较多讨论。经济路径寄希望于重建村民之间的经济联结，具体实践路径包括对村庄内置金融的倡导和振兴集体经济的努力。12政治路径寄希望于通过村民参与村庄政治过程重塑村民之间的共同体认同。村庄选举是共同体谋求自治、良治和发展的必要手段，具有确认共同体存在、增加共同体认同、标示共同体意志的功能；13协商民主既需要以共同体为依托，同时也是重构共同体的重要渠道。14治理路径则认为应该发挥国家权力在重建村落共同体中的价值引导、制度供给、利益调和等功能。15除此之外还有学者着眼于村庄公共空间建设、16互联网技术等重建村落共同体。17可以发现，对村落共同体重建机制的研究路径展示了新时期振兴村落共同体的多种可能性。

已有研究从概念辨析、变迁路径、重建机制等角度进行了村落共同体的全景式描述。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理论积淀深厚而经验研究不足，尤其是关于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共同体振兴机制的分析，虽然学者围绕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路径较全面地拓展了研究视角，但对具体实践路径与村落需求的适配性问题、具体实践路径助力于村落共同体振兴的发生机制的分析较匮乏。从经验分析层面深入探讨村落共同体的实践本质和重建路径，是深化村落共同体研究的重要方向。

振兴村落共同体的关键在于重塑村庄社会的公共性联结。居住地域接近、有血统关联、拥有共同语言等客观特质并不必然形成共同体，18村落共同体是确定地域边界内主体互动的产物，具有极强实践性。村落共同体的内在情感体验是一种“我们感”和“集体感”的情感认同和情感归属，外在实践表征是村民能够达成便利的合作并具有集体行动的能力。强化成员的主体性互动和价值认同是重建村落共同体的着力点。市场经济背景下农民的物质需求主要依靠市场获得实现，指向人际互动的精神和情感需求的满足仍需依赖村庄熟人社会获得满足，文化建设是贴合村民生活需求的、低成本的重建村落共同体的实践路径。笔者与所在研究团队深入农村进行田野调研，在鲁东H村开展了为期20天的驻村调研，H村在基层政府支持下积极发掘村庄传统文化资源，通过文化建设营造村民互动的空间和平台，强化了村民对村庄的情感联结和文化认同，提供了以文化建设为媒介再造村落共同体的实践范本，这是本文论述的经验基础。

二、“行政包办”到“激活社会”:农村文化建设沿革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文化建设沿革

农村文化建设是对乡村文化内涵的重构，包括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农民观念和乡村精神的重塑，农村文化机制的创新与完善，农村文化活力的激发与乡村文化生态的改善等内容。19文化建设深度嵌入并影响着农民村庄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时期的文化建设目标和举措回应了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和农民文化需求。梳理和呈现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沿革，是理解和把握农村文化建设现与村落共同体振兴关系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了身，这一时期的农村文化建设致力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通过文化建设把农民从封建宗法观念、小农意识中解放出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式农民，进而为农村社会的繁荣稳定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作贡献。20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具有“破旧立新”的特点，主要是服从和服务于政权建设的需要，是党组织自上而下主动推动和农民自下而上积极配合的双向互动过程，具体举措包括两方面：第一，开办各类学校教育以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认识和科学文化水平；第二，大量出版发行与革命历史、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相关的报刊书籍，普及和发展农村广播网，发展农村电影事业，发展地方戏剧等。21

1959-1976年，受“左”的思想影响，农村文化遭受重创，农村文化建设陷于停滞。许多民俗和文化传统被归于“四旧”之列遭受打击和破坏，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性掩盖了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性，这一时期的农村文化建设陷于停滞。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家经济建设的成就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农村文化建设目标由强调用社会主义价值占领农村阵地，逐渐转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向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迈进。22这一时期的农村文化建设具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是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的资源投入力度明显增大，国家加快推进和完善以“文化下乡”为代表的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并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第二是农村文化建设内容不断趋于“城市化”,政策引导下的农村文化建设沿袭和延伸了城市文化建设的措施和做法，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缩小版，现代大众媒体取代传统文化在农村占主导地位。23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突出了政府主导的文化资源投入和对农村文化的改造，农村和农民是文化公共服务的受益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文化振兴是应有之义。新时期的乡村文化建设一方面沿袭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建设思路，重视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注重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推广，并在城乡文化一体化、农村文化教育均衡化、农村文化载体多元化等方面取得一定成就。另一方面，学界不断加强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反思，以“优势视角”代替“问题视角”,正视并强调内生性文化资源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24乡村振兴营造了农村文化建设的新机遇，乡村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二)“行政包办”式农村文化建设的特点与挑战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文化建设的典型特点是“行政包办”文化建设，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指导和资源输入分别是农村文化建设的动力来源和物质基础，乡村文化建设凸显了政府的主动性和村庄社会的被动性。行政包办农村文化建设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政府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和主要推动者。

文化建设作用于人思想的改造，与特定时期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相适应，并为其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党和政府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掌舵人，各个时期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确定和路径选择突出着政府决策的主动性，村庄社会是农村文化建设的客体。

第二，持有着农村文化资源匮乏的预设。

城乡二元结构和“强政府-弱社会”的政社关系是政府包办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发生情境。一方面，城乡之间经济机会和收入水平的显著差距形成了农村经济贫弱化的刻板印象，村庄难以负担以资源投入为支撑的文化建设成本；另一方面，农耕文明孕育的传统文化与工业文化孕育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文化观念间的对比，不断凸显农村文化的保守性和农民思想的落后性。面对农村文化建设的两个困境，政府包办的文化建设成为对农村物质资源匮乏的补充和精神文明落后的改造。

第三，政府监督考核约束下，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趋于标准化和可视化。

政府推动下的文化惠民工程和文化下乡往往涉及大量资源投入，为避免下乡资源被精英俘获确保农民受益，政府往往通过可视化的程序监督和可量化的结果考核约束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标准化的监督和考核程序使农村文化建设发生了目标置换，农家书屋、文化礼堂等文化硬件基础设施的建成率等“物”的供给成为考核目标，农村文化建设对农民文化需求的回应程度被忽视。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政府政策指导和资源支持下，农村形成了以农家书屋、电影放映、文艺下乡、文体设施建设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文化公共品供给模式，25即使经济条件落后的一般农业型村庄也获得了文化建设的新机遇。政府包办下的农村文化建设秉承的是“送文化”的理念，普遍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重建设、轻管理，重上级考核、轻农民参与等弊端，26由于缺乏对农民需求的瞄准机制和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国家投入与农民需求间的鸿沟难以弥合。27因此，政府包办下的农村文化建设陷入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政府投入资源建成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无人问津，大量处于闲置和浪费状态，另一方面，农民的村庄文化生活仍然枯燥乏味，文化需求难以满足。

(三)乡村文化建设新思路：“激活社会”

山东淄博市博山区素有“华夏孝乡”之称，地方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当地政府将文化建设视角下移，充分发掘乡土社会内生性文化资源，调动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既回应了农民的文化需求，也使当地“孝”文化得到弘扬和发展。这一文化建设方式具有典型的“激活社会”特征，激活乡村内生性文化资源，激发农民参与文化建设主体性。与“政府包办”式文化建设方式不同的是，这一文化建设方式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转化视角，以“优势视角”取代“问题视角”,积极发掘乡土社会内生性文化资源。我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孕育了村庄社会丰富的文化资源，具有进行文化建设的资源优势。在山东博山，孝妇河、颜文姜祠，文姜庙会是当地重要的文化名片，“孝”文化是当地重要的文化资源。一方面，颜文姜文化弘扬着“孝”和“善”等优秀道德品质，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每年的颜文姜庙会是博山地区的文化盛事，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是农民最为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以颜文姜文化为载体，博山通过群众直接参与文化建设的方式回应了农民的文化需求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中国地域辽阔，具有区域差异的中国农村蕴藏着形式多样的农耕文化传统。在个案意义上博山地区的颜文姜文化具有特殊性，但作为传统农耕文明的历史积淀的一种，颜文姜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具有一般性。在“优势视角”下积极发掘和利用乡土社会内生性文化资源开展文化建设，能够有效化解乡村文化供需错位和主体缺位困境。

第二，定位主体，农民在村庄文化建设中的角色转换，由被动接受者向过程参与者、责任承担者转变。人民群众是乡土社会内生性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在博山地区，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会向其讲述颜文姜孝敬公婆的故事，文姜路、文姜祠、孝妇河等地域性文化符号不断强化“孝”文化在当地村民心中的印记。因此，颜文姜文化通过农民对故事的讲述和对“孝行”的实践得以代代相传。基于这一文化认同，农民具有更强的动力参与围绕文姜文化开展的形式丰富的民俗活动中，成为文化建设的实践主体。农民是村落生活的主体，农民参与文化建设过程才能避免文化建设的“悬浮化”。农民能否发挥主体性参与村庄文化建设受以下因素影响。首先，文化内容是否回应了农民的文化需求，文化建设契合于农民文化需求能够形成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激励；其次，文化建设过程是否预留了农民参与的制度空间，这影响着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可行性。基于对农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定位，乡村文化建设应从农民村庄生活实践出发定位农民文化需求，优化文化建设的制度设计，营造村民参与的制度空间。

三、振兴村落共同体：重建村落的社会性联结

(一)文化建设激活村落社会的实践机制

与政府资源输入包办下的乡村建设不同，着眼于村落内生资源和村民主体性实践进行的乡村建设营造了村民和村集体参与的制度空间，村落不再是被动等待改造的对象，而是乡村建设的需求表达者、决策参与者和责任承担者。在乡村建设实践中，通过以下三个机制，乡村资源被激活，农民参与的主体性被激发。

1.分类识别

我国五千年的农耕文明孕育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乡土文化。产生自农民生产生活实践的民风民俗、民间信仰、庙会、仪式、节日是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28“孝妇”颜文姜对待公婆孝感动天的故事传说是博山“孝”文化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东晋末年。29世代相传过程中颜文姜的故事文本朝着神化和世俗化两个路径同时演变，颜文姜成为集道德、迷信、民俗于一体的乡村传统文化。其中道德属性表现为颜文姜文化对“孝”和“善”等传统社会规范和优秀文化的弘扬与维系；迷信属性表现为村民将颜文姜神化并围绕其展开具有落后性各种祭祀活动；民俗属性表现为围绕文姜庙会所展开的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发掘和利用农村文化资源进行文化建设，首先需要在对传统文化本身蕴含的多种文化面向分类和区分基础上，识别出优秀的文化传统并与时俱进的剔除文化糟粕，这一过程本身是对传统文化去粗取精、止损扬益的过程，是利用乡村社会内生性文化资源展开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2.思想引领

故事是传统文化得以经世流传的重要载体，是其发挥文化生产力的主要方式，讲好文化故事是传统文化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文化故事的阐释和理解本身具有开放性和低门槛性，因此在博山乡村流传着颜文姜故事和传说的不同版本，回应着农民差异化的文化需求。党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引领者，在引导颜文姜文化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党和政府通过文化宣传重新阐释和定位颜文姜文化的时代意涵，通过文化故事的讲述实现思想引领。新时期颜文姜文化的官方阐释路径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以一定的事实讲述为依据确认颜文姜作为现实的人存在的真实性，使颜文姜“走下神坛”；其次，详细列举颜文姜孝敬公婆的具体事例，凸显颜文姜的“孝”和“善”,将颜文姜树立成为孝文化的典型代表，强化表率作用；最后，推动文姜庙会等文化习俗的去迷信化改革，凸显庙会等文化活动的民俗性和娱乐性特点。政府思想引领下，颜文姜文化的道德性和民俗性文化意涵不断被放大，迷信性和落后性文化意涵不断被抛弃。

3.组织再造

受文化意识和文化消费能力的限制，农民文化需求的实现不依赖于农民与特定文化产品的“人”“物”互动，而是以一定的文化形式为载体，实现于具有主体性的人际交往和互动之中。因此，乡村文化建设的重点不止于资源供给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组织和动员农民，使农民从文化建设被动的受益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博山通过再造文姜庙会的组织形式，使农民成为文姜庙会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形成政府引导和村民积极参与文化建设态势。首先是庙会的组织主体，村干部动员村庄有威望的老年人成立庙会组织小组，由他们主持庙会的准备工作，并负责动员和安排其他村民参与庙会活动的各个环节。其次是庙会的筹资渠道，既包括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的资金支持，也倡导村民主动捐赠和献爱心。颜文姜文化本身是村民长期实践和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通过出劳出资的方式村民直接参与文姜庙会的活动过程，成为这一文化形式的组织主体、参与主体和受益主体。

总结而言，分类识别、思想引领和组织再造调动了村落资源和村落主体参与村庄文化建设的能动性，直接回应了农民的文化需求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与此同时，文化建设作为乡村社会重要的公共性事件，还产生着超越文化建设本身的公共性影响。

(二)振兴村落共同体：“行政包办”到“激活社会”逻辑转换

以行政村为地域边界的村庄社会具有双重特征。作为一种行政建制，村庄是国家政权延伸的末梢领域，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30作为农民社会生活的最初空间，村庄还具有经济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等共同体属性。因此，在村庄场域，国家和社会关系是形塑村落共同体实践形态的关键力量。

具体到农村文化建设，“行政包办”的文化建设方式建立在“国家-社会”二元对立关系模式之上。社会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资源匮乏性，国家具有先进性、公共性和强制性。因此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农村是接受改造和承接资源输入的客体，国家是供给决策和资源输入的主体。城乡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背景下，国家以公共资源为物质基础将“拟城市化”文化公共品输入到农村，寄希望农民文化需求实现于农民与特定文化公共品的互动之中，如农家书屋、电影放映、运动健身。这一文化建设过程不需要农民分担成本，也缺少对农民的动员，文化公共品顺利在村庄落地本身成为文化建设的目标，乡村文化建设见“物”而不见“人”。

而“激活社会”式农村文化建设方式以国家和社会良性互动为基础，是国家引导和社会参与双向互动的过程。国家具有合法性优势和物质资源优势，村庄社会具有主体优势和文化资源优势。国家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输入积极发掘村庄内生性文化资源，以此为基础发展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颜文姜文化在博山地区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围绕文姜庙会开展的各种民俗活动是当地农民最为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新时期，地方政府通过分类识别、思想引领、组织再造剔除了文姜文化中的落后成分，积极引导文姜文化实现现代化改造以回应农民的文化需求。这一文化建设方式在激活村庄内生性文化资源基础上激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村民通过文化活动中的主体性互动获得文化需求满足。

表1“行政包办”与“激活社会”的文化建设方式

总结而言，从“行政包办”到“激活社会”的乡村文化建设理念转化，核心机制是乡村文化建设重心下移，注重激活乡土社会内生性资源优势，积极培育村民的主体性。乡土社会中的传统文化资源是回应农民文化需求，重塑村落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一方面，乡土社会中的传统文化资源是农民长期农村生产生活实践的产物，与农民的生产生活规律相适应，经过时间沉淀成为农民最为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因此，发掘和改造乡土社会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文化建设从根本上化解了乡村文化建设的“供需错位”困境。另一方面，村落共同体不是由原子化的村民进行的机械整合，而是在超越个人意义上凝聚着村民对共同体的价值归属和情感认同。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资源既具有农民共时性的社会经验之外，还内涵着农民历时性的社会记忆，31是塑造村民共同价值认同和情感归属的关键要素。

(三)文化建设与村落共同体社会性联结的强化

乡土社会内生性文化资源以传统文化的形式出现，往往具有两种文化意涵。第一是“精神”意涵，表现为其所承载的价值体系及道德观念；第二是“物质”意涵，表现为庙会、仪式、节日等民俗活动。在博山，颜文姜文化蕴含的“孝”和“善”等道德观念是凝聚村落共同体成员价值认同的重要纽结，文姜庙会等民俗活动是共同体成员直接交往和互动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工业化和城市化冲击下，村落社会的经济性联结不断弱化，通过文化建设强化村落成员之间的社会性联结，是振兴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出路。

1.以优秀文化思想为媒介凝聚村落价值认同

颜文姜“孝”文化是博山地区的文化名牌，乡村社会中，村民在耳濡目染中内化和吸收颜文姜文化弘扬的“孝”和“善”等道德品质。首先是文化故事文本的讲述，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会向其讲述颜文姜孝敬公婆的故事，将颜文姜树立为“孝”的榜样。其次是象征性文化符号的强化，乡土社会有大量与颜文姜有关的文化符号，不断向外展示和宣传着“孝”文化，如文姜路、文姜庙会、孝妇河、文姜祠等。寓于颜文姜文化中的优秀道德品质在地方社会弘扬颜文姜文化过程中被村民习得，并反过来形塑着村落共同体的实践形态。

首先，颜文姜是博山地区的文化名片，不断强化着当地村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城乡对比之下，农业收入与务工收入的显著差距、城市文明先进性与村落文明保守性的对比等，不断瓦解农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颜文姜文化是乡村社会内生的文化要素，被地方政府打造为地域性文化名牌，是博山农民优秀道德品质和素养的象征。这一文化建设展示了乡村不同于城市的文化魅力和独特性，增强着农民的文化自信和对村落的文化认同。在村落成员的经济性联结弱化背景下，通过文化建设能够通过强化村民之间的文化联结增强农民对村落的认同。

其次，文化蕴含的道德观念能够向内作用于村庄规范的形成，维护村落团结。农业生产时期，农民基于生产合作和互助形成了较为密切的社会关系，社会舆论和内生性社会规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有效力量。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结构趋于原子化，村庄内生性社会规范的约束能力弱化，村庄“无公德的个人”崛起。弘扬优秀道德品质凝聚村民思想共识，是维持村落共同体“公德”的重要途径。颜文姜文化弘扬的“孝”和“善”等品质是中国优秀道德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参与文化建设吸收和内化这些优秀道德品质，并在村庄社会生活中将这些优秀道德品质作为生活的指导和行动的目标。从而避免了个人主义私利观念对共同体的瓦解，维护共同体的生活秩序。

2.以民俗活动为载体营造村落公共生活空间

庙会是中国农村极具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庙会为载体开展的各种民俗活动是乡土社会最常见的文化展演方式。一般来说庙会同时具有“娱神”和“娱人”两种属性，32随着时代的发展，庙会活动的“娱神”面向不断弱化，“娱人”意涵更为凸显。一方面，特色民俗活动是内生于乡土社会的、农民最为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另一方面，民俗活动是村落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载体，是形塑村落社会共同体形态的重要影响因素。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新时期，村落成员基于农业协作进行公共互动的机会不断萎缩，公共文化生活是农民获得在场化共同体情感体验的重要途径，能够强化和重塑村民的村落共同体意识。

博山文姜庙会活动的组织形式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村民参与具有广泛性。传闻中博山区八陡镇是颜文姜的娘家，每年农历五月最后一天到农历六月最后一天，八陡镇相关的几个村庄都会举行声势浩大的迎送颜奶奶活动，村民组成彩旗队、锣鼓队、轿撵、秧歌队、腰鼓队、元宝花篮队参与庆典，群众性和草根性是其主要特点。村庄围绕文姜庙会表现为一种集体欢腾，一方面农民通过直接参与能够获得娱乐和情感体验，另一方面，以各种民俗活动为载体，村民展开了丰富的公共交往和互动，村民作为村落社会的主体性被激发。

第二，民俗活动以村庄为组织单元，通过明晰村落边界强化村落共同体意识。颜文姜庙会是区域性的文化盛事，村民以村庄为组织单元参与各种民俗活动。正是由于庙会活动以村庄为组织单元并且各个村庄间还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因此原本在村民生活中隐而不发的村落共同体边界在庙会活动得以凸显。指向纪念颜文姜的文化活动在实践中成为展现和强化村民之间、村民与村落社会之间关系的载体，并在村落共同体层面表现出价值生产能力。围绕着把活动办好和不落后于别村的信念，村民共同在场，共同参与，相互配合，在集体行动中展示自己村落的“精气神”,想象中的村落共同体在村民集体行动中得以具象化和情景化。

四、总结与讨论

结合山东博山农村文化建设实践，本研究围绕基层文化建设方式展开讨论，从视角转化、主体定位等层面呈现了农村文化建设从“行政包办”到“激活社会”的逻辑转换。“激活社会”的乡村文化建设以“优势视角”替代“问题视角”,通过分类识别、思想引领、组织再造等机制实现对村庄内生性文化资源的激活和对村民参与村落公共文化活动主体性的激发。通过凝聚村民的价值认同和营造村庄生活的公共空间，文化建设实现了对村落社会的激活，重建了村民之间的社会性联结，是振兴村落共同体的具体实践。

市场经济背景下，普通农民家庭主要通过市场务工获得经济收入，对农民家庭而言，村落社会的生产属性不断弱化，生活属性和文化属性凸显。随着村落共同体的生产性联结趋于弱化，通过文化建设重建村落成员的社会性联结是振兴村落共同体的重要途径。我国传统农耕文明在村落社会孕育出大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农民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形式，与政府自上而下输入的“拟城市”文化公共品强调人与物的互动不同，内生于乡土社会的大众文化活动往往更强调村民的共同参与和相互协作。将分散的村民重新组织起来，将涣散的村庄“精气神”重新凝聚起来，是契合于农民文化需求的乡村文化建设的应然目标。通过文化活动重新撬动和激活村落社会和村民之间的关系，同时推动实现着村落共同体的振兴。

注释：

1曹军锋：《乡村振兴与村落共同体重建》,载《甘肃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2闫丽娟，孔庆龙：《村庄共同体的终结与乡土重建》,载《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3[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58～72页。

4李国庆：《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以“戒能—平野论战”为核心》,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5卢尧选：《村落共同体研究的理论传统与特征》,载《学海》2019年第5期。

6许远旺，卢璐：《中国乡村共同体的历史变迁与现实走向》,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7蔡磊：《中国传统村落共同体研究》,载《学术界》2016年第7期。

8(1)韩鹏云,刘祖云:《农村社区公共品自主供给的逻辑嬗变及实践指向——基于村社共同体到村社空心化的分析路径》,载《求实》2012年第7期。

9(2)刘祖云,张诚:《重构乡村共同体: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载《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10(3)吴春梅,石绍成:《乡村公共精神:内涵、资源基础与培育》,载《前沿》2010年第7期。

11(4)杨郁,刘彤:《国家权力的再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再建的一种尝试》,载《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5期。

12(5)李昌平:《“内置金融”在村社共同体中的作用——郝堂实验的启示》,载《银行家》2013年第8期。

13(6)仝志辉:《找回村社共同体:“双过半”困局与村委会选举制度再设计》,载《中国农村观察》2017年第5期。

14(7)郎友兴:《村落共同体、农民道义与中国乡村协商民主》,载《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15(8)杨郁,刘彤:《国家权力的再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再建的一种尝试》,载《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5期。

16(9)韩晓雄,卫红,刘保国:《村民活动中心空间在当下乡村村社共同体重塑中的作用研究》,载《家具与室内装饰》2017年第10期。

17(10)朱启彬:《“互联网 ”背景下的村落共同体重塑》,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21期。

18(1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阎克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45～375页。

19(12)廖义军:《1949-1956年新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34页。

20(13)罗鸿飞:《建国初期毛泽东农村文化建设思想浅探》,载《邵阳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21(14)郭帮:《新中国建立初期农村文化建设研究(1949-1956)》,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4～19页。

22(15)王盛开,孙华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文化政策的历史考察》,载《新视野》2012年第4期。

23(16)周维德:《农村文化的迷失与建设》,载《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24(17)萧子扬:《“优势治理”:制度优势何以服务我国乡村文化振兴》,载《图书馆》2020年第4期。

25(18)陈建:《乡村振兴中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性失灵问题》,载《图书馆论坛》2019年第7期。

26(19)郑欣:《治理困境下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以农家书屋为例》,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27(20)韩鹏云,张钟杰:《乡村文化发展的治理困局及破解之道》,载《长白学刊》2017年第4期。

28(21)赵旭东,孙笑非:《中国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基于一种文化转型观念的再思考》,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29(22)李钟琴:《孝妇“颜文姜”史事辨正》,载《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30(23)程又中,张勇:《城乡基层治理:使之走出困境的政府责任》,载《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31(24)陈楚洁,袁梦倩:《文化传播与农村文化治理:问题与路径——基于江苏省J市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3期。

32(25)孙敏:《民间信仰、社会整合与地方秩序的生成——以关中风池村庙会为考察中心》,载《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