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治理与乡村“文化治理”：当代演进与展望

作者：谢延龙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学习与实践》 2021,(04),  发布时间：2021-05-10  浏览次数： 7429次

【摘要】“乡村文化”治理是社会、国家和市场三种力量交替参与治理的过程，深入理解“乡村文化”治理的历史逻辑，对深度把握当下“乡村文化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乡村“文化治理”直接移植文化治理概念，即在乡村治理中引入“文化治理”。乡村文化治理具有“乡村文化”治理和乡村“文化治理”的双重内涵，体现出治理兼具内容和工具的双重属性。未来更具合理性的理解是从“政策-问题”视域把握乡村文化治理。

【关键词】乡村文化；文化治理；乡村文化治理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没有乡村文化的高度自信，没有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就难以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使命”。1由此，乡村文化治理也随之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然而，由于政策操作上的差异和学理解释上的分歧，对乡村文化治理的理解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孔，使政策表达和问题意识出现了双重模糊。本文立足于乡村文化与治理的关系探讨，深入剖析乡村文化治理的深刻意涵和政策境遇，并尝试提出理解乡村文化治理的未来可能视域，以期助益于乡村文化治理的实施。

一、从内容到工具：“乡村文化”治理的历史变迁

（一）“乡村文化”治理的四个阶段

乡村文化是乡村的一个重要领域，需要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在这里，乡村文化成为治理的对象，体现出在乡村治理中的内容属性。乡村文化作为治理内容要被实现和完成，由此又成为治理的任务与目标。在我国，乡村文化作为治理对象主要经历了传统社会伦理治理、国家意识形态治理、市场经济治理和国家社会市场共同治理四个阶段。“乡村文化”治理的发展历程，是社会、国家和市场三种力量交替参与治理的过程，也是传统社会乡村文化秩序价值不断被浸染改造的过程。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和地缘结成的“没有陌生人”的天然亲密共同生活体，费孝通先生称之为“熟人社会”，其基本结构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2，“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2。“‘皇权不下县’的治理传统使得国家政权止步于县一级”3，国家权力难以渗透触及乡村基层，以伦理为基础的宗族势力是治理乡村文化的主要力量。国家权力的缺席，使得乡村的正常运转靠的是“熟人社会”自发形成的以宗族血亲关系为主导、在乡村社会内生秩序下产生的村社伦理道德文化。由此，亲密群体和宗族势力依靠乡村内生的伦理规则和价值体系，以伦理治理乡村文化，形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的道德文化。在静态封闭的乡村社会，乡民的生活、习惯、风俗和礼仪都渗透着深厚的伦理意蕴。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政权在高度基层渗透式的权力下沉进程中，全方位浸入乡村文化治理，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意识形态文化。“国家权力深入乡村，采取一种激烈的、毫不妥协的方式对待宗族组织，取缔了乡绅阶层和宗法秩序”4，由此政党组织取代传统宗族家族势力，成为主导乡村的力量，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管理；亦即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组织和领导下的政治社会。5国家权力下沉不仅是要领导乡村社会秩序，达成国家权力的统一，更关键的是要以一套全新的文化秩序代替已经不适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传统乡村伦理道德文化。国家政权通过全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注入，凝聚了乡村社会价值共识，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精神上的“重组基层”。

改革开放后，乡村迎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市场作为新力量嵌入乡村文化治理，乡村经济文化兴起。随着经济力量在乡村的不断扩张深入，国家政治权力有意识地逐渐放松了对乡村的管理，政治权威让位于市场机制，“乡政村治”取代“政社合一”成为乡村文化治理的主要方式。一方面，经济力量涌入乡村，市场经济的平等性、竞争性和开放性在乡村逐渐培育出一种新型的以实用性为特征的市场文化；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乡村“悬浮”，市场机制的不断膨胀，使利益导向主导乡村秩序，半熟人社会和工具性差序格局形成。6这导致经济利益驱动开始引领乡村文化，实用性市场文化不断走向功利化，政治本位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体系被边缘化，乡村文化被消费化、物质化和世俗化侵蚀，陷入意义虚置的困境。

进入21世纪，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伴随统筹城乡发展、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的全面推进，国家权力再次进入乡村社会，成为乡村文化治理的主导力量。乡村文化复兴，使乡村内生性的文化重建得到关注，乡村社会的主体性在文化治理中受到重视。由此，形成了以国家力量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和乡村社会积极作用的乡村文化三重治理体系。

（二）“乡村文化”治理的历史逻辑

透过对作为对象的“乡村文化”治理历史脉络的梳理，可以更透彻地理解“乡村文化”治理的历史逻辑。其一，从传统内生宗族势力到外来国家与市场力量不断嵌入乡村，以及乡村社会主体性的再发现，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治理体系。由此“乡村文化”治理也由单一的乡土文化统领，到政治意识形态文化领导，再到市场经济文化支配，并最终形成了三者互补协调的多元治理格局。其二，无论是文化管理、文化建设和文化政策等政治手段，还是文化消费、文化资源利用和文化产业发展等经济手段，其背后分别强调的仍是政治逻辑或资本逻辑主导的治理方式，乡村文化只是被治理的对象；直到乡村文化振兴战略提出，乡村文化发展的文化逻辑才得以凸显。其三，早期对乡村文化的治理，就其实质来讲，是把乡村文化作为政治管理调控功能和经济消费生产功能的衍生产物，强调的是政治或经济功能对乡村文化的改造。乡村文化的“文化治理”则不只把乡村文化看作治理对象，更强调以文化治理乡村，以文化支撑和引领政治、经济等乡村治理领域，发挥文化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这就在实践上跳出了乡村文化受制于政治、经济治理的怪圈，在学理上对乡村文化内涵的理解，也开始从文化的对象性扩展到文化功能的工具性。

二、乡村“文化治理”的学理发展及思考

（一）学理视角下的“文化治理”

文化治理最初并非政策话语，而是来自学术研究。突出文化的工具性，是文化治理研究的主流，即强调依靠文化的功能发挥进行治理。西方文化治理思潮从葛兰西“文化霸权”思想发端，经历福柯“治理术”概念，再到英国文化理论家托尼·本尼特，才开始对文化与治理关系进行集中探讨。本尼特以福柯思想为基础，认为文化可以成为治理的对象和目标，但更强调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把文化看作治理的工具。虽然在西方的理论语境中，“文化治理”一直没有成为一个独立术语7，但作为中文学术概念的“文化治理”却较早开始了独立的系统性发展，并承接本尼特的研究思路，成为我国文化治理研究的主流脉动。台湾学者王志弘最早从学理上较系统地界定了“文化治理”概念，把文化治理看作是遂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场域之调节与争议，具体是由组织、程序、知识、技术、论述和行动为运作机制构成。8这显然是工具意义上对文化治理的理解。大陆学者中主要以胡惠林和吴理财的解读为代表。胡惠林明确指出，文化治理是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用以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中问题的工具化，对象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9，“文化的功能”一词体现出对文化治理界说的强烈工具倾向。吴理财认为，虽然文化治理具有政治、经济、社会三张面孔，但其实质都是透过文化和以文化为场域达致治理的目的10，不管是“透过文化”还是“以文化为场域”，都是以文化为工具施加治理。

我国将文化作为对象、内容属性的文化治理研究，主要涉及宏观的文化治理任务、体系结构的分析，以及微观的文化治理要素、内容类别的划分。这些研究数量众多，但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文化管理的升级11。这种把文化作为对象的文化治理研究，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化治理显然存在一定距离。有研究者把这种管理视域上的文化治理称之为“治理文化”，并明确提出“文化治理不是治理文化”12，对文化治理的对象性理解表示质疑和否定。这也引起了对“治理文化抑或文化治理”“文化治理是一个治理领域抑或一种治理方式”等问题的探讨。随着对文化治理内容属性和工具属性进行思考的“自觉”，文化作为内容也逐渐成为文化治理的重要内涵。

（二）对乡村“文化治理”的反思

乡村“文化治理”的主要内涵是面对乡村的治理问题、乡村文化振兴的政策需要，以及文化治理的逐渐兴盛，在乡村治理中引入“文化治理”，借“文化治理”治理乡村。易言之，即通过文化发展来带动乡村发展和振兴。在这里，文化成为乡村治理的手段，体现出在乡村治理中的工具属性。

然而，一方面，作为在乡村治理中新近引入的“文化治理”向度，乡村“文化治理”研究在偏重于文化的功能主义理解的同时，也直接沿袭了当前文化治理中强调文化的工具性与内容性相结合的趋势，“研究成果体现了乡村文化作为乡村治理工具和治理对象的辩证统一”。13另一方面，大多数乡村“文化治理”研究，并没有把“乡村文化治理”作为一个单独概念来使用，而是直接把“文化治理”概念在乡村治理中进行移植性应用，主要强调从乡村文化“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即运用“治理”理念，如多元主体、互动参与、协商共治等，对具体的乡村文化领域进行治理。如此，乡村文化仍然是治理的对象和内容，这与文化治理研究的文化功能主义主流并不相同。可以看到，这种研究很大程度上正是继承了“乡村文化”治理的历史思脉和惯性，主要是以“文化治理”解决乡村文化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与并提出对策。正如有学者在总结了相关研究文献后指出，目前学界从文化治理角度对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乡村文化治理的困境和解决之道。14

反思乡村“文化治理”，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文化治理研究是乡村“文化治理”的基本理论资源，对乡村进行“文化治理”要不断汲取文化治理的最新研究成果。其次要警惕“文化治理”霸权，既不能将“文化治理”凌驾于其他治理方式之上，也不能以一种文化模式强行改变或取代其他不同的文化模式。

三、双重属性：走向“乡村文化治理”

（一）文化：治理内容抑或治理工具？

无论是从社会实践的演变进程还是从学理研究的发展路径来看，“乡村文化”治理与乡村“文化治理”二者绝非泾渭分明，而是在长期发展中呈现出内容交叠和内涵融通的趋势；将二者视为同一概念的两个方面，抑或把“乡村文化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来研究，或许更加有利于政策运作的顺畅与研究领域的深入。

由此，“乡村文化”治理和乡村“文化治理”构成了“乡村文化治理”的两重内涵。“乡村文化”治理关注的是乡村文化与治理的关系，将治理引入乡村文化，即对乡村文化进行治理。这是对乡村文化存在样态的“塑形”。在实践中，乡村文化始终是乡村治理的一方主要阵地，我国各级政府一直将其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目标任务之一，为实现乡村文化的建设发展，采取了加大投入、政策倾斜、培育引导等多种方式手段。乡村“文化治理”则强调乡村与文化治理的关系，将文化治理引入乡村，即对乡村进行文化治理。这是为乡村进行文化“铸魂”。对乡村进行文化治理的实践，主要是通过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政治文化与经济文化等各种文化资源，以发挥文化本身的价值性、精神性和道德性等功能。

在“乡村文化治理”中，文化兼具对象与领域、工具与方式双重属性，这两种属性是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的统一体。文化作为治理的客体与对象，是特定乡村领域的乡村文化；文化作为治理的主体与手段，是超越乡村文化的更广义的文化，这两种文化统一在“乡村文化治理”的“文化”之中。一方面，对乡村文化的治理隐含着对乡村文化发挥治理功能的期候和预设。另一方面，乡村文化治理工具属性的有效发挥又奠基于乡村文化自身的不断发展，其关系可概括为：基于对乡村文化的治理以促进对乡村进行文化治理，通过对乡村进行文化治理以反哺和引导对乡村文化的治理。

（二）双重属性的不同表达：政策话语与学理研究的两条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就目前看来，乡村文化治理的双重属性在政策话语和理论研究中均有呈现，但仍各有不同的侧重和表达，在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中的价值追求也存在明显差异。

在政策文本中，早期更多强调的是乡村文化作为治理的内容、任务和目标，而文化作为乡村治理的工具则经历了一个逐渐凸显并成为关注重点的过程。具体体现为：1983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通过制订乡规民约，开展建立文明村、文明家庭的活动”。1987年《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通知中指出要“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阵地，引导农民逐渐摆脱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克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影响”。1991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提出要“重视农村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建设。开展农民喜闻乐见的健康有益的文娱、体育活动，办好农村广播，做好电影下乡和电视转播工作”。这些政策话语着重强调了乡村文化作为一个要“占领”的阵地，是农村社会治理的一个领域，并明确指出了需要治理的具体文化内容和现象，体现出乡村文化治理的内容属性。1998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文化作为农村发展的目标和方针被单独列出，在延续文化作为乡村治理对象和目标的同时，文化本身的功能和价值开始受到重视。同年原文化部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这个政策文件首次以“农村文化”为题名，再次凸显出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和工具性。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颁布，进一步强化了以文化治理乡村的取向。2018年《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文化”一词出现了33条，并专章论述了乡村文化振兴，体现出依靠文化治理乡村的强烈自觉，同时也指出了乡村文化的具体治理内容。由此，乡村文化治理的内容和方式的双重属性均得以彰显。

在理论研究中，乡村文化治理基本上被作为一个综合性、整体性的概念使用，其具有的双重内涵长时间内未能进行自觉廓清。国内学者直接以“乡村文化治理”为名的研究出现较晚，此前的相关研究大多都以“文化建设”之名进行15。这些研究的主流更倾向于治理“乡村文化”的层面，把乡村文化看作是农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领域，强调用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方式或其他具体的手段对乡村文化进行治理，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哪些乡村文化内容或现象需要治理、为什么要对乡村文化进行治理、如何治理乡村文化等。依靠文化对乡村进行治理的研究，早期更多关注通过乡村传统文化的重建与复兴以实现乡村的治理。在治理研究热背景下，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冠以“乡村文化治理”的研究逐渐增多。16这些研究更偏重于以文化为工具，充分发挥文化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功能：一方面强调文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提出应通过加强乡村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发展文化产业、提供文化服务进行乡村治理；另一方面强调文化之于乡村社会的伦理、教育与人性复原功能，倡导对乡村的乡风文明培育、乡民精神塑造进行治理。

在政策制定层面，乡村文化治理从顶层目标、任务设计，到具体的文化政策话语使用，如实施文化工程、加强文化管理、增加文化服务供给、加大文化投入等，强调的是文化要给乡村带来种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实用效果，追求文化治理的效率，体现出强烈的治理工具化倾向。与之不同的是，学术研究层面虽然也对乡村文化治理工具层面的治理体制、治理行为和治理技术进行探讨，但更致力于在对治理的工具性偏差进行扬弃的基础上，高扬治理的价值性，积极探讨乡村文化治理在乡村社会文化认同形成，文化心理塑造和精神秩序建构中的作用，更多追求的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与和谐。

四、从“政策-问题”出发：乡村文化治理的未来展望

全面理解和把握“乡村文化治理”概念，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价值和功能，对乡村社会振兴发展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这需要超越乡村文化治理对象化和工具化的认识，积极探寻乡村文化治理的新路径。事实上，已经有学者提出，反思乡村文化治理路径，其症结不在于将文化本身工具化还是对象化，17而在于如何看待理解“乡村文化治理”，即从什么视角分析思考“乡村文化治理”。乡村文化治理作为一个事关乡村文化和乡村治理的独特概念，有其特定的问题意识和政策指向；从这个意义出发，以对乡村文化治理内涵历史脉络和学理发展的考察为基础，把“政策-问题”导向作为乡村文化治理未来理解的可能视域，具有较大的合理性。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乡村文化治理本质上是一个面向实践的经验性概念，这与“政策-问题”分析视角的实践指向契合。乡村文化治理既不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超验性“治理”，也不是一种超越意义上的“治理”本体论谋划，而是面向乡村实践问题的经验性治理。从“政策-问题”分析视角思考乡村文化治理，其根本出发点不在于以“政策-问题”的方式解释乡村文化治理，而在于通过乡村文化治理改变乡村社会。只有以“政策-问题”视角关照乡村文化治理，才能将乡村及乡村文化问题的治理探索落实为具体实践的治理，从而具有现实意义。

其二，从“政策-问题”之“政策”来看，乡村文化治理本身就是一个政策领域的概念。乡村文化治理在“治理”理论术语中，就包含有国家政策实施路径之意。事实上，治理本身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履行国家政策，“治理即为公共管理，是针对国家能力建设的，即有效履行国家政策的能力”18。就乡村文化治理的“文化治理”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政策可以等同于文化治理”19。就我国而言，乡村文化治理本身即是乡村政策的产物；换言之，从文化治理的角度思考乡村和乡村文化的治理正是出于乡村振兴政策的需要。乡村文化政策不仅是乡村文化治理产生的动力和要达致的目标，更是乡村文化治理体系的塑造者。对乡村文化治理的探讨，离不开乡村政策和乡村文化政策。

其三，从“政策-问题”之“问题”来看，乡村文化治理是对乡村问题或乡村文化问题的治理，乡村文化治理的根本旨趣体现在其特定的问题取向中。乡村文化治理的目的是要解决乡村社会建设发展中面临和遭遇的乡村或乡村文化问题和难题；不能解决问题，乡村文化治理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意义和价值。乡村文化治理只有针对“问题”，才不会陷入对象泛化、无边界的治理。乡村文化治理既不是只局限于“乡村文化”的窄化治理，更不是治理“文化化”的“治理即文化”，如此则“文化治理化约为以文化人、以文治国，凡是文化的就是治理的，文化治理成了文化的重复语”20。乡村文化治理的“问题”定位，圈定了治理的“问题”边界，即乡村文化治理不是对乡村政治、经济等进行泛文化的治理，而是治理政治、经济中的文化问题，或用政治、经济方式治理乡村过程中产生的文化问题，以及乡村文化自身的问题。可以说，只有从“问题”视域出发，才能真正深刻揭示乡村文化治理“为什么治理”“治理什么”及“如何治理”的根本性问题。

注释：

1[1]《习近平要求乡村实现“五个振兴”》，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zdwz/2018-07/16/c_1123130571.htm。

2[2][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页，第36页。

3[4]刘伟、黄佳琦：《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简约传统及其价值》，《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4[5]郭星华、刘朔：《中国城乡关系七十年回望：国家权力的下沉、回缩与再进入》，《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5[6]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

6[7]张晓琴：《乡村文化生态的历史变迁及现代治理转型》，《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7[8]徐一超：《聚焦“文化治理”：问题史、理路与实践》，《中国产业文化评论》，2014年第1期。

8[9]王志弘：《文化如何治理？一个分析架构的概念性探讨》，《世新大学人文社会学报》，2010年第11期。

9[10]胡惠林：《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学术月刊》，2012年第5期。

10[11]吴理财：《文化治理的三张面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1[12]刘莉：《治理文化抑或文化治理？》，《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12[13]王蔚：《文化治理不是治理文化》，《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8期。

13[14]徐艳芳、仇文静：《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产业文化评论》，2015年第2期。

14[15]吴理财、解胜利：《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5[16]参见高长江：《乡村现代化与乡村文化建设》，《中国农村观察》，1995年第4期；丁永祥：《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反思》，《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潘家德：《论社会主义新农村视域下的乡村文化建设》，《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6[17]参见刘彦武：《从嵌入到耦合：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治理嬗变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10期；刘潇、王虹：《基层政府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治理研究》，《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9期；张海荣、张建梅：《向里用力：转型期乡村文化治理的根本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17[18]沙垚：《乡村文化治理的媒介化转向》，《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18[19]安亚卓：《西方的国家治理思想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28页。

19[20]郭灵凤：《欧盟文化政策与文化治理》，《欧洲研究》，2007年第2期。

20[21]廖胜华：《文化治理分析的政策视角》，《学术研究》，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