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社会文化主体性——以40年农村发展和减贫为例

作者：王春光  责任编辑：陈静雯  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  发布时间：2019-12-17  浏览次数： 3350次

【摘　要】中国40年的发展经验已成为世界学术界乃至政策界的思考热点，并向我们提出了理论挑战。以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奇迹为例，从历史、实践和理论逻辑三个方面探索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奇迹的内在原因。发展型国家理论把社会文化主体性仅作为国家发挥作用的辅助角色，忽视了社会文化主体性的独立性和关键性作用；“农民理性扩张论”强调农民主体性的价值，忽视了农民主体性只是社会文化主体性的一部分，而不能代表全部。社会文化主体性体现为家庭和家族、拟家族化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区域社会四个相互关联与支撑的方面。社会文化主体性在过去40年对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奇迹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下社会文化主体性的发展尚存在一些问题，又因国家主体性与社会文化主体性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是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奇迹的重要机制，因此，培育社会文化主体性，需要国家的介入，同时需把社会和文化问题放在农村发展和减贫研究的中心位置来考量。

【关键词】社会文化主体性；区域社会；社会资本；社会组织

一、问题和视角——回归社会文化主体性

在过去的40年，中国从世界上不发达国家之列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们不禁问奇迹从何而来2018年笔者在印度访学时被问得最多的是，中国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几亿农民减贫脱贫的？中国为何能快速实现从制造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型？他们想从中找到对自己有启发价值的经验和做法。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也碰到过类似的提问。中国40年的发展经验已成为世界学术界乃至政策界的思考热点，向我们提出了理论挑战，但迄今为止，尚未出现获得普遍认可的研究成果或者理论解释。本文拟从农村发展和减贫实践入手，思考有关中国发展奇迹的问题，试图应对这一理论挑战。

制度优越性和国家主导通常被用来解读中国快速发展和减贫奇迹的内在原因，但迄今为止，不论是经典的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还是当下流行的发展型国家理论，都没有给出系统的、有普遍说服力的解释。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探讨宗教的经济伦理时认为，儒教和道教基本缺少孕育和促进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只有新教伦理才具有资本主义的催生功能。在他看来，中国没有理性的科学、艺术、思想、法学、医学、自然科学和技术学，有的只是嵌入官僚政治的伦理，局限于氏族传统力量及其精神信仰思考，没有理性主义的现代因素。[1]韦伯把资本主义等同于现代化，对现代化做了狭义的理解，这在理论上显然难以解释中国过去40年的现代化建设和取得的成就。后来现代化理论趋于多元化，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亚洲四小龙”）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建设奇迹，对源自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也产生过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由此，有研究者提出新儒学来解释东亚发展奇迹，以此批判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但新儒学的解读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2]从80年代就有学者转向了新的理论探寻。

与现代化理论竞争的依附理论在解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崛起时做了一些自我修正，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国、印度等新崛起的外围国家有可能赶上处于中心位置的发达国家，原因在于它们有了独立自主性而不再依附于后者，同时也看到了这些国家自身文化的作用，在著名的依附论者阿明看来，内部因素（包括文化因素）可以说明有些国家何以成为积极塑造世界的主体，而其他国家则陷于违背自身意愿的贫困化处境。[3]但依附论没有深入研究内在文化对中国、印度等国家从外围跻身中心位置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

源于19世纪80年代的发展型国家理论则是专门解读东亚发展奇迹的另一种理论。其提出者约翰逊总结了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四个特征，即政治家—官僚精英的稳定统治；公共和私人部门同在一个计划机构的全面指导下合作；对教育的倾斜和持续投入，以及确保分配相对公平的一系列政策；政府尊重并懂得使用以价格为核心的干预方法。[4]发展型国家理论强调国家主导性是东亚经济崛起的关键。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中国的发展归入东亚发展型国家之列，并以此解释中国的发展逻辑。但有研究者指出，发展型国家理论没有看到中国这些发展型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及其体制存在的各种风险，更没有从内在文化和社会因素角度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因素展开深入的讨论。还有研究者认为，发展型国家过多强调国家自主性对发展的带动作用，忽视了国家自主性作用需要以国家的发展意愿为前提，否则难以体现国家自主性在推进发展过程中的有效性。[5]另有研究者认为，国家自主性发挥作用是有阶段性的。[6]

有学者指出，“任何一种单一的发展模式，都无法完全概括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路径……地方发展模式中的许多有意无意的草根式的试验和探索，往往最终被国家认可并形成正式的制度而得到推广。”[7]但是较少研究从不同地区的社会和文化角度去讨论中国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及不同时期国家、社会、市场三者的关系的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国家对改革方向和改革路径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有意识的设计和规划，处于“摸石头过河”状态，最大的发展韧性来自基层社会和民众的自发实践。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说，农村改革是广大农民的创造和发明，在1987年，他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8]当时还没有国家产业政策去规划乡镇企业发展，有研究者将其总结为地方政府的企业化或公司化，[9]然则乡镇企业不限于集体企业，还有更多的个体企业、家庭企业和民营企业，号称乡镇企业“四个轮子一起转”。社会学更多从社会文化角度去理解中国发展或奇迹的内在机理，这往往被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乃至公共管理等学科所忽视。就中国农村的发展和减贫问题，这些学科视角通常将其归属为经济活动，而往往忽视了社会性和文化性。

但是，纯粹独立的农村经济发展和减贫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活动都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一定是社会性的，受其习得的文化观念影响。“我们在社会上生活的过程中，同别人打交道时真正接触和发生作用，实际上不是个人的因素，而是社会性的因素，文化性的因素。”[10]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经济发展和减贫受制于社会和文化因素。不谈社会和文化因素，很难解释清楚经济发展和减贫问题。社会学家费孝通一直秉持“志在富民”的学术精神，他就是想通过自己的研究，探寻中国发展和脱贫致富之路。在他看来，他所从事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可以为中国广大老百姓的“致富”寻到有效的方法和道路。也许有人对费孝通教授的想法感到奇怪乃至不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怎么也能像经济学那样引领人们致富？事实上，社会学不只关注社会秩序、社会结构，更关注社会变迁、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如发展社会学就是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同样，人类学虽然在早期更多探讨生活在偏远地区的、落后的、原始部落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及其意义，但后来越来越关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的生计文化问题，也提出了一系列探索发展和减贫的路径。

发展社会学在探索发展（或不发展）的内在或外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过程中，衍生出两个重要的研究路径，即内在路径和外在路径。在韦伯看来，欧美之所以走上现代化道路，就在于新教伦理的作用，即提倡禁欲主义、普遍理性价值、合理性以及相应的科层制等，而亚洲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因为缺乏这些价值而不能像欧洲那样同步进入现代化进程。这就开启了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研究。按照这一理论和观点，其他发展中国家必须引进西方的现代性才有可能进入现代化发展过程。内在的发展观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能力受到某些陈旧的信仰，如失误的传统取向、特殊主义、巫术信仰等阻碍，缺乏西方现代化的要素，如禁欲主义、普遍价值、合理的法律和自由劳动力等，没有能力发展现代经济体系。与此同时，内在论则按照一组对立的理想类型，即传统性/现代性、社区/社会、宗教/世俗，将发展概念化。[11]而外在路径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或社会之所以不发展，是因为它们处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依附性地位，不取决于其自身是否具备现代化要素。特纳认为，欠发达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依赖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没有能力获得合适的贸易地位，或依附于多国公司的利益。[12]

不论是外在论，还是内在论，对理解中国40年农村发展和减贫成就，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韦伯早已判定中国难以产生西方现代化要素，除非从外部输入；如果从外部输入，就会陷入外在论所说的欠发展两难困境。但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恰恰破除了内在论和外在论的两难迷思。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腾飞，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从新儒学角度解读其背后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马克斯·韦伯的儒家传统不能诞生现代化的观点。那么，新儒学是否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对中国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正是由于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才有了巨大的飞跃发展，没有让中国陷入外在论所谓的两难困境。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改革开放都能有中国这样大的发展效果。于是又有了一些新的解释，比如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不管怎样，在我们看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就不可能吸引到外国技术、资本、管理经验乃至理念，但这样的改革开放又没有让中国依附于全球体系，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改变全球体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突破？这促使我们从自身内部去寻找农村发展和减贫奇迹的力量所在。

对中国40年农村发展和减贫来说，改革开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对此，发展型国家理论将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发挥作用的原因归结为国家具有很强的自主性。但现实情况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反倒是社会活力空前积极，“倒逼”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由此引发的另一个解释命题是：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社会文化的消化、转换、创新和超越能力，改革开放也难以激发其发展，甚至有可能会使国家陷入外在论者所说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困境。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首先源于农村内在的、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一种社会文化主体性激活了中国农村内在的发展积极性、动能和能力，倒逼国家积极、主动作为，呈现出国家、社会文化相互呼应的发展态势，从而有了40年的发展成就和奇迹。

有研究者从农民理性扩张来解释“中国奇迹”，但其对理性的界定不同于经济学，更偏向于文化和传统意义：“所谓农民理性，是指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意识、态度和看法，它们不仅来自于本人感性经验，还是长期传统的积淀。”[13]如果从意识、态度和看法去理解理性，就会出现理性边界模糊的问题，难以与非理性加以区分。如果按其对理性的定义，非理性也是一种意识、态度和看法，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对此，该研究尚没有给出清晰的界定。农民是一个“群”类，其中存在着一定的组织，凝聚为社会，农民的一举一动离不开社会文化的影响，因此，仅仅从农民理性及其扩张来解释“中国奇迹”，忽视了背后的“社会性”和“文化性”。本文提出农村社会文化主体性框架去解释农民的行动及其影响，进而解释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的成就。

总而言之，社会文化主体性的解释命题一方面是弥补制度、国家主体解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完善有关农民理性扩张论的分析和论述。社会文化主体性虽然体现在个体的人的行为和实践上，但是，它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和惯性，对个体的人的行为和实践有着主动的、独立的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是在特定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受特定社会文化所塑造。中国人经常说“北方人”与“南方人”的差别，实际上背后蕴含的是北方社会文化与南方的不同。那么，如何把握社会文化主体性这一概念呢？个体的人的生活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的，社会环境包括家庭、家族、社区、社会组织、社会交往乃至更大范围的社会场域（如区域）。人们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和实践，就会逐渐形成一套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和方式等，即通常所说的社会文化。一旦这样的社会文化形成了，就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自主性乃至能动性，反过来成为人的社会化力量。这就是社会文化主体性。这里将家庭、家族、社会交往、社会组织和区域社会作为社会文化主体的组成部分来探讨，它们对40年来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奇迹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和解释力。

二、区域社会与发展模式的竞合

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袤，历史悠久，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历史条件，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当代，区域发展差异一直存在，特别是在过去40年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区域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和行政区划概念，还是一个社会概念，是整个社会的“亚”社会，即区域社会。区域发展差距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一定的变化态势，有的地区以前比较发达，后来则变得不发达，相反，有的地区则从不发达变为发达。中国区域如此之广，不可能所有区域同步发展、齐头并进，发展总有先后，这是中国从不发达国家迈向发达国家的一个必然现象。有研究者用“中国准世界经济体系”来解释这样的差异和关系：中国准世界经济体系中核心、边陲与半边陲的划分在计划经济时代是由国家官僚体系的理性再分配所决定，而在经济改革后才合并市场力量，让各地区在市场竞争中，各自发挥优势彼此竞争，打破原有的政治分工结构限制，产生自由流动。[14]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究竟是哪个地区先富起来，并不完全取决于国家的意图，而在于哪个地区敢于先进行改革和开放，也在于哪个地区的人敢于去闯和尝试新的做法。与此前相比，国家更允许区域竞争了。从那时开始，各地根据自身条件、特点和能力而出现竞相发展、各不相同的“百花竞放”格局。八九十年代是一个区域发展模式相互竞争以及激发国家活力特别是农村发展活力的时代，出现了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晋江模式、诸城模式、宝鸡模式等区域发展模式。表面上看，这些模式只是发展工业、商业的形式、方法以及产权方式的不同而已，但深究起来，实际上是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发挥作用的产物。费孝通早在1985年就说：“农民自己搞工业，不同的地方，由于条件和基础不一，会有很多不同的办法。中国地方很大，各地条件不同，农民要富起来，要根据各地不同的条件，创造很多不同的模式”。[15]

众所周知，苏南模式以集体经济为主，集中于工业领域。而温州模式则以家庭作坊、个体户和民营经济为主，不限于工业生产领域，更偏向于商贸，正如费孝通所说，温州模式是“小商品、大市场”。与之相似的是晋江模式，其也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不过晋江还有不少侨资注入，更集中于工业生产领域。珠三角模式是以“三来一补”的外资为主，集中于工业生产领域。那么为什么它们之间会有如此不同的发展形式、领域和组织方式呢？发展模式有差异，是因为各地有自己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也就是说，各自发展模式是基于自身条件做出的选择，因此，苏南模式不是其他地方所能完全学到的，其他模式也不是苏南所能完全做到的。

就苏南模式而言，“苏南农村在社队制取消之前，已有企业存在，农民用自己积累的集体资金办厂。对于那些没有社队企业底子的地方，要它们学‘苏南模式’，办起企业来就会感到很困难，因为他们没有集体积累”。[16]实际上，苏南还有更多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条件。首先，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特别是到70年代，苏南“五小”社队企业发展很快，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苏南在改革后的集体乡镇经济发展的路径。其次，苏南属江南鱼米之乡，毗邻大都会上海，其所具备的经济条件（技术、市场以及集体收入等）都远远好于中国其他地区（包括温州），苏南不可能不走集体乡镇企业的发展路子。相比较而言，温州地处偏僻，交通不发达，又位于对台“前线”，在计划年代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投入，加上那里资源匮乏，所以，改革之前人们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村集体更没有什么自有的集体资金办厂，只有少数乡镇稀稀拉拉办了一家或两家小企业（主要生产铅封等），也只是小打小闹，赚不了多少钱，更谈不上为社队赚钱。因此，温州早在50年代末期就有人开始搞联产承包和个体经营，有明显的家庭生产或个体倾向，而缺少集体生产的社会和文化“基因”。再次，由于离上海近，在社队企业时代有一批上海知识青年在苏南插队落户，为那里的社队企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和管理经验支持。改革初期，上海有一批国有企业技术人员被聘去帮助苏南发展乡镇企业，号称“星期六工程师”，为苏南乡镇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相比较而言，温州缺乏这样的区域性的社会文化条件，这决定了温州难以先从工业开始发展，而只能从经商贸易开始，然后学到一些技术再转向工业生产。“以商带工，商工相济，由贫致富”。[17]

珠三角依托和毗邻香港，与香港有着相通的方言（粤语），成为港资进军内地的首选地。那里的一个重要社会文化因素就是，改革开放后最先到珠三角投资的港商中许多原来是从珠三角以各种方式投奔香港的人，后来趁着内地改革开放，到珠三角投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返乡创业”。晋江虽然不毗邻港澳，但与珠三角相似的是有300多万遍布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国家等地的晋江人。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有不少海外晋江人向家乡亲人寄钱，于是在晋江出现了“三闲”：闲劳动力、闲房子、闲资金，其中许多闲资金是从海外寄回来的侨资，闲房子大多是海外晋江人的旧居。改革开放后晋江的经济就是从“三闲”起步，其第一家像样的企业就是生活在香港的晋江老板回乡兴办的。因此就有了晋江模式和晋江经验。

由此可见，尽管在改革开放的同一背景下，苏南、温州、晋江和珠三角走的是不同的发展路径，它们各自受制于其区域位置、社会关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不同发展模式并不存在彼此竞争关系，因为当时中国处于严重短缺的经济状态，商品供不应求，凡是商品都能卖得出去。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不同地区，都在寻找发展路子，全国上下涌动着发展的冲动和热情，华夏大地有一种“万物复苏”的发展景象。不难看出，社会资本与区域传统文化在这些模式起步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在起步与发展阶段，这四大模式都通过集聚可获得的社会资本优势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传统的地域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成功的必然性。苏南模式在以吴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利用其特殊的区位优势（“周边社会资本”），向上海和本地区大中城市的人才和技术借力发展乡镇企业，其得益于与上海的传统社会交往和相邻空间，同时也有社队企业发展的路径依赖。温州模式以强调“以利致义”的永嘉文化为背景，在生存压力下，传统的“商农皆平等”思想、家庭手工业的历史传统及“走街串巷”的从商习俗迫使温州人绝处求生，依托于家庭、家族、邻里以及更大的老乡网络，以“家族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力量发展个体经济与家族企业，走南闯北寻找和开辟销售市场，开启了温州人四海为家的经商历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岭南文化传统是中原文化、海洋文化共同塑造的特色文化传统，具有独立、开放、包容、创新等特质，得益于与香港的社会关系网络、与香港毗邻的区位优势以及同源的岭南文化，充分利用“港台资本”和重商传统，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独特的珠三角模式。晋江模式同样扎根于其深厚的传统文化，这是一种融闽南文化、中原文化和海洋型工商文化于一体的文化，似乎天生就有重商的历史传统和爱拼的人格品质，加上晋江有大批海外华侨华人的关系，当地人利用“华侨资本”有效地催生了晋江现代化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模式最先都是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以乡镇集体经济为特色，温州和晋江模式以农村个体工商户和家庭作坊为主体，珠三角是港澳台资涌入农村地区，带动农村发展。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发展模式，相互映衬和激励，呈现齐头并进的发展局面，这就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活力所在。由于不同模式的存在，改革初期中国农村的发展呈现多样性特征。多样性意味着发展空间更大，互相补充，也意味着在一个国家内可以有不同的农村发展和现代化路径，并不是如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只有一种模式或一种路径。从不同模式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既有输入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如珠三角的“三来一补”，也有内生型的模式，如苏南和温州模式，同时还有内外兼容模式，如晋江模式。有的模式循着农业—工业—商业贸易的路径，有的则循着农业—商业贸易—工业线路。如此多样性特征在后发国家中是相当少见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不同区域发展模式之间开始出现竞争关系，特别是政绩竞争，这反过来又推动各区域竞相寻找发展路子。这样的竞争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但总体来说，这是中国农村解决贫困问题迈向富裕的动力所在。中国不同的农村地区就是这样基于自身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条件而选择解决贫困问题的发展路径。不论是苏南，还是温州、晋江、珠三角，不论是沿海还是内地，在计划经济时代都相当不发达，绝大多数农村处于贫困状态。改革开放后，它们基于区域社会文化条件而选择这些模式，能在短时间内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使得绝大多数农民脱离贫困，还有不少人进入富裕的行列。这样大规模、短时间内解决贫困问题的现象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中，我们看到区域社会文化的强大影响力。

三、“世代之间”的价值驱动

从全国来说，不仅苏南、珠三角、温州、晋江的人在忙着发展致富，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寻求脱贫致富之路。在那些不能发展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同时也没有外资进入的地方，青壮年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沿海地区寻找就业机会，也有人加入创业队伍，成为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跨区域流动人口；跨区域流动人口中，农村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17年全国共有2.44亿流动人口，规模宏大，前所未有。他们大都是由于致富的冲动而流动的。那么，中国人的脱贫致富冲动来自哪里？或者说，是什么在推动他们去流动、去冒险？又是什么支撑着他们的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呢？如果按照韦伯的观点，中国人是不会有这么强大的现代化动力的，但事实却说明，中国人的现代化动力是如此强大，“抬”着中国在短时间内迈进世界第二经济体。中国人靠的是怎样的价值来驱动他们的现代化行动呢？费孝通于1998年同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的对谈中曾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社会的活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的活力我想在世代之间。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18]他虽然没有直接批驳韦伯的观点，但间接表明，韦伯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家庭的重要性以及蕴藏的活力。费孝通没有就此展开分析，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去思考，我们会看到“光宗耀祖”、“传宗接代”、“培育出色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人努力劳动、脱贫致富的价值动力，相当于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价值。

家庭在中国社会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中国社会的细胞，社会的其他部分基本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计划时代剥夺了家庭的生产和分配功能，抑制了家庭的消费功能，间接削弱了家庭的其他社会功能。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通过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了家庭的生产和分配功能，重新激活了家庭这个细胞，特别是农村家庭细胞，其产生的效用超出人们的想象：在短短两三年内，绝大多数农民解决了过去几十年解决不了的温饱问题；个体工商户、民营经济、乡镇企业等各种非农经济活动遽然活跃起来，出现了上述提及的各种发展模式；另有不少劳动力离开村庄外出务工，开启了城镇化大门。从此，中国人踏上了新一轮的现代化征程。有研究表明，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对解决发展问题特别是贫困问题所起作用最大的是老百姓踊跃参与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的积极性，而不仅是扶贫政策和行动，[19]扶贫政策和行动只是针对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农村民众，扶贫政策和行动尚需要与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相配合，否则难以产生可持续的效果。

中国广大民众参与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参与竞争、参加劳动、节俭勤奋，背后的一个巨大动力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家庭”：父母累死累活、辛苦劳动、省吃俭用，为的是让子女有更好的经济和生活条件，让家庭成员能够享受更好的生活品质。根据统计数据，2017年全国共有2.87亿农民工，其中51.5%身处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要从业部门的第二产业，农民工在金融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服务业的从业比重很低，更多是在制造业、餐饮、清洁卫生、快递物流、保安等一线岗位工作，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相关数据显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805元）远高于本地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3173元），因此更多人选择远离家乡到大城市打工。但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较弱，只有38%的人认为自己是所处城市的“本地人”。[20]在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中，他们忍受艰苦的劳动条件和亲人间分离的孤独，在归属感和适应难度较大的城市中工作，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据2016年的数据，农民工年从业时间平均为10个月，月从业时间平均为24.9天，日从业时间平均为8.5个小时。其中，64.4%的农民工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78.4%的农民工周从业时间超过44小时。[21]面对超时的工作安排，农民工为什么不拿起法律武器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除法律意识弱的原因，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农民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是非常愿意超时工作的。[22]他们宁可少休息，也要多干活，希望老板或雇佣单位给他们更多的加班时间，以达到多赚钱的目的。但是，他们赚钱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一，根据数据可知，2005年，在我国乡村6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教育人口数为65921人。[23]到2015年，此类人口为301767人。[24]农村高等教育人口在短短十年激增235846人，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农民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以西安市为例，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936元，[25]但培养一个大学生四年需要花费五万元左右人民币。[26]换句话说，一个家庭夫妇两人的年收入总和都不足以支付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花费，如果有更多的孩子，则家庭教育投资更大。为什么在如此大的经济压力下，农民越来越重视大学生的培养呢？这是因为对很多农村家庭而言，上大学是唯一可以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农民工不畏艰苦，拼命赚钱供孩子上学，是希望孩子通过教育改变其当农民工的命运。

其二，赡养老人与抚育子女既是优秀的传统美德，也是义不容辞的法律责任。土地产权与继承法的吸引与城市高价住房的排斥，势必导致农民工在形成一定资金积累后返回家乡盖房子的趋势。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是，个体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社会闯荡”后，更期待能“衣锦还乡”。而房子的好坏、新旧、高低、大小在农村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这又对他们的经济条件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三，在现阶段的婚姻缔结过程中，拥有新房子基本上成为必备的条件。农民在城市打工赚钱、攒钱的重要原因，是希望尽可能提高彩礼或嫁妆的分量，避免子女在婚姻市场中的弱势地位，以此来维持其作为家长的面子、责任和价值。如果一个人一生中不能为子女留下一套（一栋）房子，就说明自己很失败，同时子女也会给予其很低的评价，甚至可能影响其养老等。

其四，中国传统历来有光宗耀祖之说，对大多数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如果能发财致富或者当上官，那是一个家庭、家族的荣耀，甚至是最高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而他们为达到这一目标的劳苦奔忙，多是为了家人、祖先和子孙后代，这是中国人的生活观、价值观，特别是对广大农民来说，更是如此。当问及他们为什么拼命干活，得到的最直接、最明朗的回答就是：为了养家或者为了子女。[27]

由此可见，中国老百姓不舍昼夜地拼命干活，其经济动力就在“世代之间”。发生作用的机制是责任和面子。在中国文化中，上一代有责任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经济、社会条件，如果做不到，那就是人生的失败。与此同时，这也是一种面子竞争。长期以来，中国人生活在熟人社会，彼此知根知底，世代生活在一起，既存在互助互赖的文化，又有竞争，特别是面子竞争，这种竞争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人生竞争。如果自己干得比周围人好，就会得到周围人的更多的尊重。不管怎样，只要有政策和制度条件让中国老百姓去实现其“家”的责任和面子，那么他们就会有勤奋的动力和冲动，就能积极地迎接和拥抱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这是韦伯所忽视的中国现代化的价值动力。这个动力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对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拟家族化的社会资本

从封闭迈向开放和流动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资本通过提供信息、信任、诚信等方面的支持，缓解了参与发展、竞争时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问题；社会资本还能转化为经济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缓解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压力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重视家及其衍生的社会关系的价值和作用。家是中国人的行动单位，是每个人获得最大支持的单元。个体户、民营企业都以家为单位，从家及其衍生出来的社会关系中获得支持，包括经济资源、人力资源、信任、感情等全方位的支持。老乡、战友、同学乃至同事都可以说是与家这个细胞有密切关系的：老乡是家的扩大化，是建立在家这个基础上的，因此又称为家乡人、同乡人。战友、同学、同事也是以家的感情来对待彼此的，甚至出现战友、同学、同事比家人更亲的情况，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提供比家人更多的帮助和支持。不管怎样，这些以家为核心衍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为中国人提供了行动支持。这样的关系网络支持了中国农民参与市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行动。研究表明，农民工不论是找工作还是维权，都是通过老乡关系来实现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60.9%的进城农民工想到的是找家人、亲戚帮忙，28.3%的人会选择找老乡帮忙，找本地朋友的占比为24.6%。[28]在实地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了老乡关系的重要性。比如深圳的不少出租车司机来自湖南攸县，他们曾垄断了深圳的出租车业，后来深圳为打破这样的垄断，采取了限制性政策。而在温州、杭州等地，我们碰到的出租车司机不是来自安徽阜阳，就是来自河南信阳。最著名的是温州人，他们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自己的商会，他们往往都是“结帮”行动的。[29]在2017年的调查数据中，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主要以老乡、当地朋友与同事为主，其中，老乡占比34.7%，当地朋友占比24.6%，同事占比22.6%。有了老乡、同事、战友、同学等关系，一个人无论在打工、经商还是在社会活动中，可以找到政府所不能提供的诸多支持，解决信息不对称、诚信支持、情感交流等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一个人要创业或者搞经济发展，从银行那里基本上借不到钱，他们靠的就是从各种社会关系中筹资，民间融资由此而生。

民间融资后来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高利贷问题、融资诈骗等，但依然对中国非公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凡是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富裕的地方，经济发展就比较好，贫困问题就不那么严重，原因是这些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会帮助当地居民克服经济发展中短缺的资金问题、信用问题，起到防范风险、救济困难、积累资本、合作发展等作用。[30]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也是靠着这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获得比其他移民群体（除犹太人外）更好的发展位置和能力。我们的研究显示，凡是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地的华侨华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经过10多年的努力，都会实现从非法居留者向合法居留者、从黑工向合法工人、从工人向老板的转型，其中最关键的机制就是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31]同样，中国过去40年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这种拟家族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特别是散居世界各地的6000多万华侨华人回乡、回国投资创业，他们就是首批外资进入者，没有他们的进入，中国的开放就难以获得外部的回应。侨资华资的进入带动了其他外资的进入，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中国有规模庞大的华侨华人在发挥独特的作用。[32]

在中国中西部的扶贫行动中，到处可以看到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作用及影响。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家乡观念，凡是外出务工、经商的人员，都会想到家乡，特别是自己出生和成长的村庄，那是他们的人生归属。一些有社会担当和能力的打工者或经商者会回到自己的村庄，参与村庄治理，帮助其他村民搞发展。他们的参与有其独特的功效，可以弥补驻村干部、包村干部的不足，因为他们就是为自己的村干活，更容易了解村民的需求，赢得村民的信任，也更容易调动村民的积极性。我们在西部某省的一个村里调查，碰到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他辞掉东莞的高薪工作，回到村里，与其他年轻人一起组建饲养绿壳蛋鸡合作社，几年下来效益不错，并带动了更多的村民参与。[33]像这样的人确实还比较少，虽然这几年国家在政策上提倡外出者返乡创业，但返回家乡获得的权利和空间还很有限，同时也没有好的经济条件和公共服务等因素的支撑。当前出现的一个动向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没有了家乡的观念，不少年轻人从出生到成长的过程，都不是在村里完成的，更没有家乡的认同观念，从而减弱了他们返乡的动力。不管怎样，外出务工经商成了大部分农村青壮年解决经济问题和贫困问题的主要方式，而留在村里的都是年纪大的农民，现在从事农业的大多是50岁以上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村庄面临着发展和返贫的挑战。但许多人还是有家和家乡的观念的，他们外出务工经商，会给留在村里的父母寄钱，还会把赚到的钱用来翻新村里的房舍和改善基础设施。由此看来，外出务工是贫困农村解决贫穷问题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不管怎样，我们从田野调查中发现，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在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中有着独特的价值。不论是办企业还是外出打工，不论是救济互助还是帮扶，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一直在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凡是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丰厚的村庄和家族，在发展上明显好过其他村庄和家族，最明显的是东南沿海省份的农村家族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别浓厚，而华北和东北乃至西北地区则差了不少，前者的发展好于后者，这里就存在着社会关系、社会资本与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华侨华人都因为重视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因此在移居国，至少在经济上做得比其他不重视家和家族关系的族群好很多，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助力作用。这一独特的社会结构是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的重要基础，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较少具备的。

五、社会组织的依附性角色和作用

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组织秩序中，受一定社会组织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在讨论社会文化主体性时不能不讨论社会组织的作用。虽然社会组织在我国一直存在，但其发挥作用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在最近10多年，社会组织才受到重视。从理论上，社会组织不仅是联结国家、市场、家庭和个人之间的桥梁，还担当起农村发展和减贫的助力角色。但在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实践中，社会组织的作用并不显著，不过，当下也处在作用逐渐从小到大的递增过程中。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组织数量很少，而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76.2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5.5万个，各类基金会6307个，民办非企业单位40.0万个。[34]此外，还有300多万个没有注册、备案的社会组织。它们的业务范围涉及社会服务、农业与农村发展、工商服务、职业及从业组织、教育、卫生、文化、科技类等。与2010年44.52万个社会组织数量相比，可谓是急速增长，这反映了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重视，且越来越有影响力和作用力：第一，社会组织具有抵御市场风险的功能；第二，它们可以传递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三，它们可以解决社会信任问题，特别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信任的重建离不开社会组织；第四，社会组织还能规范人们的行为，避免混乱，确保发展质量；第五，专业社会组织能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第六，社会组织还能动员和筹集一些农村发展和减贫资源等。

最明显的是各种行业协会，其在提升行业的发展水平、解决行业面临的困难以及规范行业行为等方面，功不可没。商业和经济越发达的地方，行业协会的功能就越凸显，比如温州打火机协会曾有效地组织企业参与欧盟反垄断的抗辩并获胜，赢得了欧洲的销售市场。在国内，不少行业协会成为行业的统领者、协调者。当下，农村经济合作社，特别是专业合作社，数量增长很快，尽管有一些合作社名不副实，没有发挥真正的合作功能，但合作社对农业现代化的引领和联结作用不可忽视。此外，境内外公益性社会组织从20世纪80年代就进入中国农村的扶贫领域，迄今为止，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带来了不同于政府和市场的效用，三者形成相互弥补和合作的局面。社会组织在扶贫领域所从事的工作很多，包括社区能力培育，教育救助、儿童救助，妇女帮扶、老人帮扶，社区经济发展，等等。虽然目前很难用定量指标来衡量社会组织在农村发展和减贫方面的作用，但它们为农村发展和减贫提供了不同于政府和市场的路径、方法和力量。最重要的是，各地政府已经意识到社会组织在农村发展、减贫和治理中的价值和作用。

但是，社会组织在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方面发挥的作用还相当有限。受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制约，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国家，就是家庭和家族，中国缺少社会组织的土壤，社会组织在过去40年中才逐渐壮大，也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然而，当前因国家和家庭、家族在农村的力量过于强大，社会组织只能在两者之间依附性成长，有的社会组织存在家族化问题，有的社会组织存在行政化倾向。本研究认为，在家庭和家族关系外需要像合作社那样的社会组织，不过它又缺少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一方面有一些需求可以在家庭、家族关系内获得满足；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更强调成员之间的契约关系和平等关系，但传统家庭、家族乃至社会偏向于差序格局，在农村社会组织中，两者间经常出现一定的张力。不少农村合作社实际上就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组织，难以跨越家族关系实现真正的平等合作。也就是说，从农村内部诞生的现代社会组织，存在结构性困境。但是，如果没有大量的现代社会组织出现并得以发展，农村、农业现代化就难以应对和防范现代风险（尤其是市场风险），这就是当前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中面临的社会组织困境。

城市存在的大量社会组织，要么是政府举办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如工商联、工青妇、各种协会（如书法协会、文学协会等），要么是主要依靠政府资源生存的社会组织。前者的主要职责是帮助政府完成任务，行政化特点明显，难以很好地与社会，特别是与老百姓沟通，因此经常出现供需错位，或者出现各种形象工程等，降低了其在民众中的信任度。不过，这些组织在农村发展和减贫中也发挥了一些作用，比如母亲水窖工程、春蕾工程等，前者解决了一些村庄的吃水问题，后者解决了一些农村女孩儿的上学问题，但总体上，它们并没有起到像家庭、家族关系那样助力农村发展和减贫的作用。后一类社会组织目前越来越多，它们的问题是主要依靠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而生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会组织的价值取向和专业能力。有不少社会组织为了获得政府的项目，放弃了自己的专业性等。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好的变化，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大企业捐资组建社会组织，或者向现有的社会组织捐资，在农村发展和减贫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比如京东、阿里巴巴、百度等公司都有自己从事扶贫济困的社会组织，它们比其他社会组织有更大的效用。京东在2018年1月9日发布的《京东集团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13—2017》中，全方位介绍了其在这5年中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做出的成绩，其中包括精准扶贫项目。[35]

结论与讨论：国家主体性与社会文化主体性的关系问题

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农村之所以获得快速的发展，农村减贫之所以有了显著效果，除国家具有很强的主体性外，社会文化主体性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和角色。过去40年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其真正激活了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社会文化活力，使得我们有了农村发展和减贫“奇迹”。如果在总结过去40年改革开放和发展历程时，忽视了社会和文化这一维度，那对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实践的认识就不全面，就会出偏差，从而不利于新时代的农村现代化建设。

现有的许多理论和研究并没有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在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中的主体性作用。韦伯虽然意识到新教伦理对西方现代化的价值，却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也蕴藏着相似的价值动能；发展型国家理论认识到国家主体性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却忽视了在许多关键时刻，正是社会在推动着国家改革开放，“倒逼”政府改革开放。[36]社会还承担着一些改革失败的成本和压力。因此，如果没有社会文化的活力和韧性，只有国家主体性，也难以带来中国发展的奇迹，特别是农村发展和减贫的奇迹。从这个意义上，社会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以及在社会文化与国家之间构筑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是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得以成功的原因所在。最近几年，国家在大力推动精准扶贫和减贫，对快速解决现行标准下的贫困问题起到巨大的作用，国家主体性得以凸显，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文化主体的缺席和社会文化主体性的可有可无。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凡是重视社会文化主体性的地方，精准扶贫效果就更好、更可持续。这说明国家主体性与社会文化主体性之间的建设合作关系非常重要。

虽然社会文化因素的内涵很丰富，在研究和分析中不可能“一网打尽”，本文认为区域社会、家庭家族、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四个层面是社会文化主体性的主要呈现。从区域社会层面上看，在过去40年，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是渐次展开，而不是一步到位的，它们有先有后。有人称之为边陲、半边陲和核心的关系。事实上，这种概括并不准确，因为这把中国当作一个准世界经济体系。引入世界体系理论来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把中国内部先后不同发展的关系视为消极的关系。虽然区域社会发展有差异，也存在一些不公平现象，但主要原因还是区域社会主体之间有差异，涉及不同的文化价值动能、社会资本乃至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异。当然，不同区域的社会文化要素同时也是相互关联的和具有相似性的，其在发展中呈现出扩散性特征，最后形成梯度推进的现代化发展形态，而没有出现后发地区停滞或不发展状态。后者就像世界体系理论所说的，边陲国家和地区不能改变自身发展地位，因此处于停滞状态。

当然，社会文化主体性发挥作用并不是没有条件的，这个关键条件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虽然是“倒逼”出来的，但其主体是国家。只有在改革开放这个前提下，社会文化主体性才能得到激发，而改革开放之前其是受到压制的。如果只有改革开放，而没有社会文化主体性，那么过去40年也不可能出现农村发展和减贫的奇迹。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使上亿人口解决温饱问题，按著名三农专家吴象的说法，改革前许多地方农民过着“红薯干，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生活，但到了1984年就出现了“粮满仓，鱼满塘，鸡成群，肥猪长得小牛样”的情形。“从1979年到1984年，尽管自然灾害大小不同，粮田面积先后减少了一亿多亩，五年中全国粮食总产量却以每年平均340亿斤左右的大幅度上升，连续创造历史新纪录，由6000多亿斤增加到8000多亿斤，人均占有近800斤”。[37]如果中国的农民对改革开放无动于衷，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效果。中国存在丰富的区域社会和文化多样性，是中国得以快速发展的宝贵资源，为不同地区农村发展和减贫模式提供了坚实基础。苏南因为靠近上海，利用上海的科技力量，又有集体传统和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就容易诞生以集体乡镇企业为主的苏南发展模式。珠三角则依托香港，利用其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网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它吸引了大量港资，才有了“三来一补”的发展模式。福建晋江则利用丰富的侨资华资，从“三闲”起步，迈上了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温州人虽不具备以上发展模式的条件，但他们有着“永嘉学派”（事功学派）的“商农皆平等”的文化传统，加之人地矛盾和其他苛刻的自然条件，他们凭着强烈的从商习惯和冲动，在体制的缝隙中找到农村发展和减贫的路径。

社会文化主体性不限于此，它渗透到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最明显的是，农村流动人口大多数是以社会关系网络为媒介开始远距离流动和就业的。在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我们发现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在一起集聚和就业的现象。这些人都是通过亲戚朋友和其他社会关系找到就业机会的，而不需要通过政府机构来实现，这里既有市场的作用又有社会关系的影响，说明中国农民有着自己寻求发展和脱贫的方法和路径。国家也试图把自己的政策嵌入到这样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使政策发挥更大的效用。由于中国农民有着丰富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抵御现代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降低他们陷入贫困的风险。

当然，当下社会文化主体性还不够强大。“世代之间”的价值动能正受到市场化、全球化的冲击，与此相关的“拟家庭化”的社会关系和资本也不足以应对现代化变迁，在一些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障碍性作用。另外，社会组织发展也受到政策、体制乃至价值观念的制约。下一步的改革依然需要进一步增强社会文化主体性建设。总之，中国农村发展和减贫的奇迹得益于国家主体性与社会文化主体性的建设性互补互助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首先，本文的资料基础来自笔者和所在团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所做的不同调查，在资料上尚需紧密的整合和链接。其次，社会文化主体性概念的四方面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紧密嵌套的关系，它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概念，目前还只是一个立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论概括工作的初步尝试。最后，社会文化主体性与国家主体性之间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重要问题。

注释：

[1]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姚曾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迪尔克·克斯勒：《马克斯·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郭峰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2]韩强：《第三代新儒学的困境》，《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3]盖拉尔·A.阿明：《依附性发展》，梅俊杰译，赛缪尔·亨廷顿等著，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4]参见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经济奇迹》，金毅、许鸿艳、唐吉红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

[5]陈良文：《持续发展的意愿与发展型国家——对发展型国家理论视角的一个补充》，《江淮论坛》2004年第5期。

[6]陈玮、耿曙：《发展型国家的兴与衰：国家能力、产业政策与发展阶段》，《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2期。

[7]张汉：《在变动中寻求国家、市场与社会的结构性契合与协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3期。

[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8页。

[9]参见Jean C.Oi，Rural China Takes Off：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10]费孝通：《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文集》第1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79页。

[11]参见B.S.特纳：《韦伯与马克思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张文宏译，苏国勋、刘小枫主编：《社会理论的开端和终结》（I），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2]参见B.S.特纳：《韦伯与马克思的发展社会学理论》，苏国勋、刘小枫主编：《社会理论的开端和终结》（I）。

[13]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14]刘雅玲：《中国准世界经济的形成与发展：1949—1990s》，《自下而上的改革：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歧》，台北：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17页。

[15]费孝通：《从“江村”到“温州模式”》，《费孝通文集》第10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44页。

[16]费孝通：《从“江村”到“温州模式”》，《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344页。

[17]费孝通：《温州一瞥》，《费孝通文集》第10卷，第423页。

[18]费孝通：《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387页。

[19]参见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做斗争）》，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

[20]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8年4月27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2019年9月22日。

[21]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7年4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_1489334.html，2019年9月22日。

[22]2017、2018年在福建晋江、苏南等地的访谈获得的调查发现。

[23]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第118页。

[24]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201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87页。

[2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第333页。

[26]陕西统计局：《西安城市低收入家庭解困、致富发展思路浅析》，2005年10月24日，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fxbg/200510/t20051021_15814.html，2019年9月22日。

[27]笔者所在的团队在浙江温州、福建晋江、江苏太仓、四川成都、贵州等地农村，就乡镇企业、农村治理、反贫困、产业发展、城镇化、社会分层等问题，开展了长时间的跟踪调查。这些调研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资料支持。

[28]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8年4月27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2019年9月22日。

[29]这些观察基于笔者于不同阶段在深圳（2000年、2015年）、温州（2000年至今）、杭州（2000年、2006年、2013年、2017年）、北京（1992—1994年、2004年、2016年）和巴黎（1998—1999年、2003年、2013年、2019年）等地开展调研所获取的资料。

[30]这里的结论是基于笔者的调研得出的。从2000年开始，笔者几乎每年都在贵阳、安顺、遵义、毕节、黔西南、黔南、铜仁等地选择一些村庄开展调研。

[31]参见王春光：《巴黎的温州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移民社会空间的重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32]王望波：《近20年东南亚华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东南亚研究》2002年第4期。

[33]该案例来自2016年5月笔者在贵州省丹寨县某村就返乡农民工参与扶贫问题的调研。

[3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808/20180800010446.shtml，2019年9月22日。

[35]《京东集团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13—2017》，2018年1月9日，http：//3.cn/PrWg1s，2019年9月22日。

[36]李友梅：《“倒逼”机制与改革开放的推进》，《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

[37]吴象：《中国农村改革》，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