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观念、家庭地位与农村女性外出务工

作者：王春凯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04期  发布时间：2019-07-03  浏览次数： 10499次

【摘　要】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性别观念对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女性家庭地位在促进这一作用上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结果发现:具有现代性别意识观念的女性显著地提高了其外出务工的概率，这中间起作用的主要是女性性别角色认同观念；同时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作用明显，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效应。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对受教育程度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中发现，农村中低学历女性群体和中西部女性群体性别观念对其外出务工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在高学历群体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研究尝试为理解我国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现象提供一个解释视角，倡导通过性别平等来释放女性在家庭社会经济中的性别红利。

【关键词】农村女性；性别观念；家庭地位；性别红利

一、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性别差异

农村女性外出务工对于家庭积累与发展、经济增长有着深远的意义。改革开放之初、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女性劳动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打工妹”群体撑起了城市工业化发展的“半边天”，以及之后大量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2016年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显示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63%，高于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农村女性外出务工不仅有利于家庭经济积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性别平等以及子女健康教育的投资，在经济发展中形成了性别红利[1]。

性别红利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女性劳动力资源并没有像男性一样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去，即使是在城乡工资差距的巨大经济吸引下，农村劳动力流动首先和主要吸引的是家庭中的男性劳动力而非全部劳动力[2]，很多女性劳动力仍然没有发生流动，夫妻分工式的半工半耕模式依然比较明显。传统劳动力流动理论假定男女具有同样的价值判断标准和行为方式，而后研究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才开始逐渐形成框架[3]。受家庭分工、传统文化约束、就业市场门槛以及城乡制度分割等条件的限制，女性的时间分配往往集中在家务劳动和农业生产之上，特别是农村已婚女性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传统观念作用下，结婚特别是成为父母等角色转换的节点事件，通过家庭责任分工的中介作用而显著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概率[4]，在婚后女性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大大减少而家务劳动和照料家人的时间则大大增加[5]。而女性外出工作并未改变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维定式[6]，夫妻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依然存在[7]。研究发现，2016年农村迁移劳动力中男女劳动参与率差异明显，女性较男性低21.9个百分点[8]。

相比于男性，女性劳动力流动往往受到家庭的约束。在传统规范中，“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依然非常流行，在家照顾老人、看孩子、处理家务劳动等成为女性的天职，女性被牢牢的束缚在家务劳动中得不到流动，而男性则可以外出务工。即使女性有外出流动的意识，由于其家庭地位不高，往往受到家中长辈和丈夫的反对，使其外出务工的念头被打消。有学者研究了女性通过外出务工返乡后提高了自己的家庭地位和促进了性别意识的转变[9]，但是女性外出务工的前提是女性可以自由决策，女性外出务工本身与其性别观念和家庭地位密切相关。只有在女性性别观念更加趋近于现代性别意识以及女性在家庭中可以自由决策时，女性外出务工的机会才可能增加，从而促使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家庭积累的良性循环。

相对于以往的研究，本文可能在两个方面有所贡献。第一，关于女性外出流动的研究，多为经济、制度层面的研究，或者受访者个体性别、学历、技能等方面的研究，却较少的关注女性性别观念和家庭地位对其流动的影响。区别于以往研究只是将女性作为一个控制变量进入模型，本文将具体研究女性性别观念以及家庭地位对其外出务工的影响。第二，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以往的研究往往缺少实证分析对女性流动的影响，也没有有效地处理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倾向值匹配法和稳健性回归解决内生性问题，从而提高估计效果。

二、外出务工的影响因素及其机理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及其性别差异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学者们对影响外出务工的因素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因素主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个人和家庭特征等微观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力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是否党员等个体特征以及家庭劳动力总数、家庭人口结构、家庭禀赋等家庭特征。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外出有影响，拥有初中学历的劳动力比拥有小学学历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可能更大，而高中受教育程度者在外出决策中倾向于留守农村[10]。劳动力自身健康状况越好则其参与非农就业概率越高，同时家庭成员不健康的比例越高则家庭其他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低[11]。与此同时，家庭总劳动力数量越多则外出务工的概率越大且土地面积越多的家庭外出务工的劳动时间越少[12]，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成员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越大[13]，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有显著的负影响[14]。

第二类是经济、制度、技术等外在的宏观变量。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的改变和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以及欠发达地区外流劳动力预期收益的改变是我国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原因[15]。技术革新与使用释放了家庭劳动力，如当家用器具出现技术革新时，由于家务劳动的减少而增加了劳动力的市场型供给[16]。进一步而言，现代农业技术进步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从而促进了二元经济中农业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现代产业的有效转移[17]。

进一步的研究则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不同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解释。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中的性别差异，主要从婚姻、父权制、家庭劳动、照顾老人孩子等角度进行了研究。纪月清认为已婚女性比已婚男性更不倾向于外出务工，而未婚女性的外出务工倾向稍高于未婚男性[18]。李强研究发现家务劳动提高了妇女的保留工资水平，从而妇女参工率下降，学龄前儿童对妇女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19]。同时，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收入与就业时间的决定比男性更多地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农村女性的家庭依附性对其劳动参与率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丈夫的文化程度、迁移状况、家庭收入、子女受教育水平等直接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20]。周春芳认为传统的家庭分工使得农村已婚女性更多地承担了在家中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等家庭责任，从而导致非农参与的时间和机会减少[21]。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僵化的社会性别分工[22]以及父权文化积淀形成的性别意识[23]，是造成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滞后以及形成“留守妇女”的深层文化原因。本文认为，家庭劳动以及照顾幼老只是影响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外在表现，根本的原因在于由于性别观念和家庭地位的不同而发生的性别分工。受传统性别观念和家庭地位束缚的影响，农村家庭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使得生育、哺育子女、照顾老人以及持家的任务直接由女性来承担，对女性外出就业行为产生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使得她们外出流动的机会明显低于男性劳动力。

(二)性别观念、家庭地位对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机理分析

女性就业与性别角色观念密切相关，传统性别观念更有可能使得女性回归家庭[24]。性别观念又称性别角色观念，是对男女应当遵从怎么样的社会规范、社会角色分工、性别关系模式及行为模式等的态度与看法[25]。性别观念是社会制度安排和社会经济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从而形成对个体性别角色意识的塑造。性别观念的转变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及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伴随着农村地域和信息封闭，价值规范趋同且社会聚合力较强[26]，使得农村性别观念往往更为传统[27]，农村个体在较长的时间内可能更加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一些研究也发现，中国近20年的性别观念出现回归传统的现象[28]。持有传统的性别观念的人认为两性之间存在着固有的性别差异和社会分工，男性应以事业为主而女性应以家庭为主；在家庭决策中女性应从属于男性[29]；而现代性别意识强调男女平等，主张男女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提倡男女相互尊重、共同进步和协调发展[30]。传统的性别观念直接影响着夫妻间的家务劳动分工，日常家务和照顾老幼往往被认为是女人的工作，这种信念成为性别身份的象征。妻子对性别角色的态度比丈夫更传统，作为妻子和母亲角色的一部分，她们可能已经接受了这些责任[31]，认为留守家庭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从而自觉地将这种社会性别观念内化，心安理得地处于次要地位而不所知[32]。无论农村妇女是外出务工还是从劳动力市场退出而回归家庭都是为了满足家庭的需要，由于社会性别观念中女性具有照顾家庭的责任，妇女婚后去留之间所考虑的都是维持家庭的稳定和家庭利益。从而女性在社会规范和性别角色分工的约束下更加可能回归家庭[33]，导致女性在家庭分工中倾向于留守而不是外出务工。因此，女性具有传统性别观念，则倾向于回归家庭，从而减少了外出务工的机会。

同时，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是造成夫妻间不同的家庭权力和地位的关键因素[34]。受女性家庭地位的影响，女性生活自由选择权受到限制[35]。在非农转移是一种比较稀缺的资源时，家庭面临着劳动力分工的选择，此时往往通过父权制下显性的性别角色分工以及隐形的性别意识来使得男性掌握家庭中的主动权，而女性在非农转移与流动中滞后于男性[36]。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未婚男女外出务工基本上属于个人自主性迁移，而一旦结婚成家，女性流动行为往往取决于家庭决策。男外女内、男主女辅的性别分工立刻鲜明起来，男性外出务工受到家庭的支持而女性外出务工却受到约束[37]。家庭地位是女性外出务工的条件性因素，女性性别意识的现代化也容易因家庭地位较低而受到制约，从而使女性被迫留守家中。因此，女性家庭地位会对性别意识产生调节作用，当女性家庭地位较高的时候，性别观念对女性外出务工的决策权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性别观念与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是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是目前国内包含全国性妇女地位和性别观念的较为全面和可靠的数据。调查采用了按照地区发展水平分层的、三阶段不等概率(pps)抽样方法选取样本，共得到样本29086个，涉及女性性别观念、社会地位、家庭特征、就业状态等变量。本文采用主问卷样本，因为分析女性性别观念以及家庭地位对其外出务工非农就业的影响，因而采用已婚农业户口样本1，并将劳动力年龄限定在16～55岁之间，得到样本共计9747个，其中已婚男性4607个，已婚女性5140个。其中已婚女性中有外出务工经历的875个，占样本总量17.02%；受访者平均年龄为39.96岁，受教育程度多数处于初中水平，占样本总量的43.33%。

(二)变量设置

1.因变量

对于外出务工的测量，采用问卷中“您有户口所在地县市以外城镇连续务工经商6个月以上的经历吗?”的问题设置，回答选项分别为“从未外出”“目前正在外地”以及“曾外出，已回乡”。构建虚拟变量衡量农村居民的外出务工情况，其中设置“无外出务工经历”为虚拟变量0；有外出务工经历设置为虚拟变量1，其包含“目前正在外地”和“曾外出，已回乡”这两种外出务工状况。

表1　2010年我国农村外出务工状况

从表1可以看出，未婚男性和未婚女性有外出务工经历差的样本数量不多，分别为27.05%和26.85%。但比较已婚女性和已婚男性，已婚男性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有19.43%，而已婚女性有外出务工经历只有17.02%。同时，已婚女性与未婚女性的样本比较中可以发现，未婚女性中有26.85%有外出务工经历，而已婚女性中只有17.02%有外出务工经历，已婚女性的外出务工比重低于未婚女性9.83%。这两组数据一方面说明了农村女性的流动比重低于男性，另一方面说明了婚姻对于女性外出务工影响较大，结婚减少了女性的外出务工机会，主要在于女性一旦结婚，更容易受到“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观念的约束，更多地承担家庭劳动等，从而减少了外出务工的机会[37]。

2.核心变量

关于性别观念的测量，一般采用女性关于性别角色的回答进行测量[38]，例如卿石松采用“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问题进行测量[39]。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设计了多项问题，本文认为其中四项最能体现出女性性别观念与劳动分工的关系。问题分别为观念一“女人的能力不比男人差”、观念二“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2”、观念三“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和观念四“丈夫的发展比妻子的发展更重要”。其中，观念一主要反映了对男女能力差异的认同，观念二和观念三是关于性别角色的定位，观念四是针对就业机会选择中是否男性优先。问卷对上述每个问题提供了5个选项:非常同意、比较同意、说不清、不太同意、很不同意。对于观念二、观念三和观念四的上述各项依次赋予评分1分、2分、3分、4分、5分，观念一相反，依次赋予5分、4分、3分、2分、1分。同样4个指标加总为一个性别观念的综合指标，综合指标得分越低，表示受访者女性传统性别观念越强；综合指标得分越高，表示受访者女性现代性别观念越强。

表2　2010年我国农村性别观念意识状况

从表2中性别观念的结果看，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女人的能力不比男人差”大多数皆持肯定的观点，数据显示82.26%的男性和82.33%的女性表示同意。在另外两个观念上，男女略有差异。认为“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表示同意的男性占68.80%，表示同意的女性占64.92%，男性比女性高3.88%，可以看出大多数女性仍然认为应该以家庭为主。另一方面，63%的女性同意“挣钱养家主要是男人的事”，而表示同意的男性有66.33%，可见在挣钱养家的意向上女性也倾向于认为男性是家庭收入的主力。由此可见，现代男性大多数尊重女性，承认女性的能力，但是在女性参与社会竞争和照顾家庭的选择上，男性更加希望以“女主内，男主外”的方式来进行性别分工，而女性自身也倾向于男女有别的分工模式。

3.控制变量

农村女性外出务工不仅性别观念相关，还与受访者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以及区域有关。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其非农就业能力越强，从而女性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越大[40]。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性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门槛越高、自身健康状况下降以及适应工作要求的能力越差，倾向于退出劳动力市场而回归家庭[41]。同时，是否党员意味着在农村的政治资源拥有程度，党员可能更加倾向于留守农村[42]。当家中拥有的土地较多时，往往会出现男性外出务工而女性留守家中务农，从而出现农业女性化现象[43]。丈夫的收入水平越高则越有可能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而丈夫与妻子之间家庭收入占比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44]。因此本文选择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年龄、是否为党员等个体特征以及拥有土地资源、配偶经济能力等家庭特征变量和区域特征来作为控制变量，具体指标含义见下表3所示。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四、性别观念影响女性外出务工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由于因变量是二值虚拟变量，本文采用的计量模型为基于个人层面的probit模型，假设个人是否外出务工由以下方程决定:

其中，下角标i和j表示居住在j区域中的个人i。被解释变量work是一个人是否外出务工就业状态的哑变量，该变量根据受访者是否具有外出务工就业经历来定义，从未外出定义为0，正在或者曾外出务工就业定义为1。conce为女性性别观念，具体含义按上述对其计算方式所得。person表示受访者的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党员身份；family为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是否有土地以及配偶经济能力；Regi为区域控制变量。

(二)性别观念对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影响

表4由三个回归模型给出了回归结果的平均边际效应3，边际效应的含义是指解释变量每变化一单位时对应被解释变量变化的概率值。模型的因变量均为是否外出务工，且皆控制区域固定效应。首先，不加任何控制变量，以女性性别观念作为自变量的模型1结果显示，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的正影响，性别观念的现代化越强，则女性外出的概率越大。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个体特征变量———党员身份、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如模型2的结果显示，加入控制变量后，女性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减小，但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配偶经济能力和土地的家庭特征变量，从而模型3完整的回归模型显示，全部变量的导入使得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稍微减弱，但是仍然呈显著的正影响，即当女性性别观念提高1单位时，女性外出务工的概率增加0.4%。以上实证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已婚女性性别观念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有力地促进了其外出务工的概率，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依然束缚着女性对于外出务工决策的行为选择。主要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伴随着政府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口号大大提高了女性观念的改变[45]，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市场就业机会的增加，大量的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去。但是性别平等意识的渗透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并没有改变社会整体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观念，传统的性别观念依然对女性在家庭社会中起着显著的作用[46]。因此，当女性自身倾向于传统的性别观念时，加上家庭社会对于传统观念的累加效应，往往使得女性更加倾向于留守家中照顾家庭而非外出务工。同时，即使女性外出务工，由于传统家庭中的父权制度的基础依然比较深厚，使得外出务工的家庭在做出回迁的决策时，女性一般也是流动家庭中回迁的人群首选者，承担起照料农村家庭的责任[47]。而拥有现代性别观念的女性往往自主性较强，更加倾向于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同时倾向于通过参与劳动力市场来证明自己的独立能力，成为家庭经济支撑中的一员而非仅仅是依赖于男性，因而更加倾向于外出务工进入劳动力市场。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女性的年龄增长一岁时，其外出务工的概率下降0.5%，即女性的年龄越大，则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越小。这主要是由于女性年龄越大，则逐渐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而被迫退出劳动市场，另一方面在于女性年龄越大可能受到家庭的影响也越大，从而更加可能返乡。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则女性外出务工就业的概率提高0.4%。人力资本的提高使得女性在非农劳动市场上更加具有优势，从而女性更加倾向于外出务工而非留守家中。党员身份对女性外出务工并没有起到显著的影响，猜想可能由于拥有党员身份增强了女性在农村的社会资本从而使得女性更加倾向于在家务农，这也与以往的研究相符合，以往研究发现党员身份有利于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回流[48]。配偶经济能力对女性外出务工存在正向影响，其原因是配偶经济能力强，激发了女性外出务工的动力；同时可能由于配偶经济能力的增强而增加了家庭化随迁的可能性[49]。土地资源的拥有对女性呈显著的负影响，在于女性拥有土地后更加倾向于留守在家中种地，从而减少了外出务工的可能性。

表4女性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

注:(1)括号中为标准误；(2)、、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下表同此。

(三)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1.性别观念影响女性外出务工的内生性处理

由于样本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同时可能由于外出务工的人已回流农村而存在因双向因果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在问卷设置上，由于访员进行性别观念评价时还要对其回答进行评分，因而可能存在由于访员对不同性别观念的偏好而不自觉地提高或降低对受访者性别观念的评分，从而产生偏误。基于此，本文采用倾向值匹配法进行内生性处理，PSM能有效解决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同时运用反事实分析框架，将倾向值相近的实验组和处理组相匹配，得到平均处理效应ATT。

对年龄、党员身份、受教育程度、配偶经济能力、土地和受访者地区特征进行匹配后，表5结果显示性别观念的结果显著且呈正相关，与上文结果一致。因此解决了选择性偏误和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的结果依然显著。

表5　性别观念对女性外出务工影响的倾向值分析

2.性别观念影响女性外出务工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线性概率模型和logit模型进行回归。同时更换因变量的测量指标和性别观念分类回归，综合考察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1)本文使用线性概率模型和Logit模型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回归估计结果(见表6)显示，无论是线性概率模型估计还是logit模型估计，性别观念的回归系数皆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上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更换因变量测量指标。本文进一步使用更换因变量测量方法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由于上文对外出务工的测量将“正在外出和曾外出已回乡”皆认为女性外出务工，在此仅将“正在外出”的已婚女性作为因变量测量指标，将“曾外出已回乡”的样本进行删除，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同时，因为“曾外出，已回乡”的女性可能在外出务工后性别意识更加趋向于现代化，从而导致回归结果偏误，剔除“曾外出，已回乡”样本有助于解决因双向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表明(见表7)，女性性别意识对外出务工呈显著的正相关，同上文回归结果相比没发生较大变化，模型回归结果依然稳健。回归结果也说明，在解决了双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之后，模型结果依然稳健，表明女性性别意识确实显著地促进了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

(3)性别观念分类别单独回归

上文中个体的性别观念为综合指标，本文将性别观念中的四个类别:观念一、观念二、观念三和观念四分别做回归，从而考察具体性别观念对女性外出务工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结果表明，除观念一外，观念二、观念三、观念四皆与外出务工呈正相关。观念一与外出务工关系变为负相关，但并不显著。其中观念二“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性应该以家庭为主”和观念三“挣钱养家是男人的事”皆在1%的水平的显著正相关。说明对女性外出务工造成影响的主要是观念二和观念三为代表的性别角色定位，同时说明了以观念一为代表的性别认同与观念四的为代表的就业机会男性优先并没有对女性外出务工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造成农村女性外出务工决策的性别观念主要是女性对自身的性别角色认同。这也与续继等研究结果相同，其研究发现家庭中“丈夫收入应多于妻子”的性别认同扭曲了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表现为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者从事低于自己潜在收入的工作，甚至为弥补性别认同违背造成的损失而额外增加家庭劳动时间[46]。“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以及“挣钱养家是男人的事情”的性别角色认同之所以对农村已婚女性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在于其往往面临着家庭与工作中的选择决策，认为家庭更重要且男人才是家庭经济的顶梁柱，因此女性倾向于回归家庭做家务、照顾孩子老人以及从事农业生产，从而为丈夫在外挣钱养家提供稳定的家庭环境，农村女性的自我认知中认为做好自己在家庭中的事情就是对于整个家庭发展最大的贡献。

表6　稳健性检验之一:变化计量方法

表7　稳健性检验之二:更换因变量测量指标

表8　稳健性检验之三:性别观念分类别单独回归

(四)性别观念影响女性外出务工决策的异质性分析

1.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异质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义务教育教育的不断完善，我国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虽然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扩张影响了农村女性的就业选择，但是对于女性而言，进入到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市场还是留守家中照顾孩子及务农依然是个体选择的一个结果。即使女性受教育程度带来了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但是其就业选择依然受其个体观念的影响。同时，配偶经济能力对外出务工的影响体现了女性就业选择对家庭具有依赖性，不同受教育程度中的女性群体对家庭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异性。因此，本文在此对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样本进行比较，考察农村中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女性外出务工受其性别观念和配偶经济能力影响的异质性，从而更加深刻理解在不同群体中性别观念及配偶经济能力所发挥的作用。

由表9中A组可知，性别观念对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影响只在高中及以下学历呈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女性个体的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系数较大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低学历群体的女性更加可能受到性别观念的影响，而决定高学历群体外出务工的主要原因不是性别观念。

表9　受教育程度和区域的异质性分析

进一步而言，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以下的女性个体的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性别观念越具有现代性，其外出务工的概率越大。同时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女性群体中，配偶的经济能力越强，女性外出务工的概率越大，这主要与女性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关，由于女性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其单独外出机会受劳动力市场的限制，因而只有在配偶经济能力越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城市中安置好家属，从而带来了家庭成员的随迁。当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时，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不再显著；同时配偶经济能力对外出务工的影响也不再显著，且影响效果也大为减小。这也说明了高学历的女性群体中，女性性别观念更加独立以及对家庭和配偶的依赖不再显著，随着学历的不断增高，人们性别观念逐渐趋向现代型观念以及由于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使得女性外出务工更加倾向于自主决策，而非受性别观念和配偶经济能力的影响。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接受教育对于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和独立自主能力的提高有非常大的影响。从长远看，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弱化了性别观念和家庭特征对女性外出务工决策的影响，从而女性更加倾向于独立自主地进行就业选择。

2.不同区域的异质性分析

不同区域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差异，因而可能存在异质性特征。特别是性别观念与经济水平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经济越发达则越性别意识越倾向于现代化，而经济落后地区则更加可能倾向于传统性别观念。按照区域分组的结果如表9中B组所示。性别观念显著增加了中西部已婚女性的外出务工可能性，而对东部没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了在中西部地区性别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对于外出务工的影响很大，但是在东部地区，可能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家庭中性别观念的意识对性别分工影响不再显著，从而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不再起主要的影响。

五、家庭地位对女性性别观念的调节效应

本文理论分析认为性别观念、家庭地位对外出务工会产生影响，且家庭地位的高低是女性外出务工的条件性因素，只有在女性家庭地位较高的时候，女性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女性家庭地位是一种客观存在，制约着女性在家庭中的决策。而女性性别观念是一种主观选择，直接影响女性的就业选择偏好。女性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选择偏好受到女性家庭地位的制约，只有在女性家庭地位较高时，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才能更加显著，因为可能存在女性现代性别观念较强但囿于家庭地位的客观制约，使得即使女性外出务工的意愿较强，也无法选择外出务工。因而在此实证分析家庭地位对性别观念的调节作用4。本文根据家庭综合决策权加分汇总5，将家庭地位分为家庭地位低组类和家庭地位高组类来考量调节效应。

从回归结果(见表10)来看，不论是在家庭地位低组类还是在家庭地位高组类，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都呈现出显著性的影响。对比两个组性别观念的回归系数和回归方程的R2可以发现，回归系数和R2皆发生了显著性的改变，家庭地位高组类中性别观念的系数以及拟合优度更大，因而证明了家庭地位对性别观念的调节效应显著。在家庭地位低组类，性别观念每提高1个单位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概率会提高0.2%，而家庭地位高组类性别观念每提高1个单位已婚女性外出务工概率上升1.4%。可见，家庭地位高组类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作用效果更大。这表明，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可以有效提高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作用效应，从而使女性的外出务工概率大大增加。女性家庭地位对性别意识与外出务工的调节效应之所以明显，在于当女性家庭地位越高时，其拥有的家庭决策权越大[51]，从而较少受到家庭规范的约束。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是造成夫妻间家庭权力和地位的关键因素[34]。由于传统的“父权制”的约束，与男性相比，女性往往会在家庭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而使得女性的劳动时间分配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发生冲突[52]。同时，长期以来的社会规范和制度风俗形成的话语权对女性在家庭社会中形成了无形的制约，女性在家“相夫教子”“勤于家务”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53]。如此，当女性的家庭地位较低时，即使女性的现代性别观念较强以及外出务工的意愿强烈，但是由于客观家庭地位和权力的制约，导致其外出的可能性降低，其现代性别观念和客观地位的不符合降低了外出务工的概率。当女性家庭地位越高，性别观念越倾向于现代性别观念时，女性在家庭中的客观地位和主观意愿相符合时，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同时，家庭地位对性别观念作用于外出务工的调节效应显著也从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女性家庭地位在促进女性外出务工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以及性别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带来了农村女性劳动力不断向外流动，为家庭积累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对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劳动参与提供了一个解释视角。

表10女性地位对性别观念的调节效应

注:(1)括号中为标准误；(2)、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3)控制变量和区域特征皆同上表4。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农村女性性别观念和家庭地位对外出就业的影响。通过梳理论证女性性别观念、家庭地位对其外出务工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倾向值匹配来消除选择性偏差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研究了家庭地位对性别观念与外出务工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考虑了女性外出务工在不同受教育水平以及不同区域的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

第一，女性性别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显著地提高了女性外出务工的概率，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以“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和“挣钱养家是男人的事情”为代表的女性性别角色认同观念。第二，女性地位对性别观念与外出务工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随着女性由传统向现代性别观念转化，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促进作用。从而侧面也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女性性别意识的转变和家庭地位的提高促进了其外出务工的可能性。第三，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和不同区域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中低教育水平的农村已婚女性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已婚女性中性别意识对外出务工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在高等教育群体和东部地区群体则并不显著。这说明了在中低教育女性群体和中西部地区女性群体中，其外出务工的机会受到了性别观念的约束，随着性别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促进了其外出务工概率的增加。

本文的研究在于尝试对女性外出务工的机制在性别观念和家庭地位层面进行解读，即随着传统父权、夫权制度的消解和女性思想的解放，以及农村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女性自主决策权更加明显，伴随着打工热潮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女性逐渐走出家庭而融入社会，为经济社会建设以及家庭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研究并不在于主张通过提高女性家庭地位和性别观念来促进其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之中，无论女性是“走出家庭”还是“回归家庭”，都应该避免工具化研究的倾向，并非因为有了性别红利或者说因为女性的劳动参与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才去提倡女性地位提高和社会性别平等，而是观察到了社会性别平等过程中产生了女性在家庭经济社会中具有性别红利这一现象。因此应更加关注通过性别平等来释放性别红利，减少家庭社会经济中的性别歧视，构建更加协调的性别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才能全面实现现代化建设。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对女性家庭地位的衡量只是针对已婚女性进行设置，因为本文没有考虑农村未婚女性外出务工的影响。其次，本文认为女性外出务工同时受到女性主观就业方向的选择(性别观念)和家庭环境客观的制约(家庭地位)的影响，在影响外出务工时主要考虑了女性家庭地位对性别观念的调节作用，对于两者具体是如何相互作用来影响女性的就业选择的，仍待后续研究中加以进一步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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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后面将分析家庭地位对外出务工的调节效应，由于未婚女性并没有夫妻间家庭决策变量，故主要研究已婚女性，未婚样本在回归分析中不再体现。

2问卷中问题设置为“男人应该以社会为，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其中“社会”与“家庭”相对应，“男人以社会为主”意味着男人在日常中更加注重事业、社交、参政等社会活动。

3本文probit模型回归皆汇报为边际效应，虚拟变量的边际效应是与参照组相对比的外出务工概率变化；对于连续变量，边际效应在均值处计算。

4考虑到篇幅有限，在此略去匹配过程，仅展示倾向值分析的结果。

5此处回归对家庭地位变量和性别意识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已更加准确考虑其调节效应。

6本文根据韦艳、杨大为[50]等关于家庭地位的测量，采用问卷中经济贡献和重大事务决策权来衡量，即“谁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更大”“购买大件商品以谁的意见为主”“从事什么生产/经营以谁的意见为主”以及“孩子升学/择校以谁的意见为主”为衡量指标，对得分进行赋值加总，得到家庭地位综合指数，得分越高，代表在家庭中地位越高。由于篇幅有限，不再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