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的女乡贤：时代价值与培育路径

作者：黄　粹  责任编辑：陈静雯  信息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20-09-04  浏览次数： 2983次

【摘　要】当前，中国乡村劳动力人口结构中女性人口比例占比呈逐渐上升趋势，因此，乡村振兴的战略任务亟需乡村女性发挥更大的作用。女乡贤作为乡村女性的精英群体其时代意义至关重要，但却鲜少被关注。从当下女乡贤的范畴、时代价值和培育路径进行探讨，女乡贤包括政治型、经济型、文化型和社会型四个类别，她们在丰富乡村政治生态、繁荣乡村经济发展、凝聚乡村文化共识和维护乡村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培育新时代的女乡贤需要营造性别公正的乡村文化氛围、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并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织密本土化的女性乡村社会网络，而推行刚性的性别公平政策更是应有的举措。

【关键词】乡村振兴；女乡贤；价值；培育路径

1982年至2010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农业就业人口中女性比重分别为46.24%、47.48%、48.57%、49.22%，近30年间上升了2.98个百分点。2006年农业劳动力中女性比重更是达到了53.22%，全面超过了男性农业劳动力。[1]因此，我国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不能忽视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乡村女性，而乡村女性中的精英力量即女乡贤所肩负的时代任务也显得日益重要。

传统乡贤是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并在维护乡村秩序和道德教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深为村民所推崇敬重的人。当代乡贤主要是指正在或曾经生活在乡村的各个领域的具有杰出成就的精英群体，[2]是在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3]乡贤治村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学术界都得到了一致性的价值认同。从乡贤形象[4]到乡贤文化，[5]从乡贤领导力[6]到乡贤治村的路径，[7]学者们对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8]但对女乡贤的关注和探讨，学界还十分薄弱，甚至鲜有提到，这显然无法跟进中国农村女性化色彩浓重和存在大量女乡贤的现实。本文试图厘清女乡贤的范畴，阐明其对乡村治理的重要价值，并提出培育路径。

一、女乡贤的范畴厘定

本研究认为女乡贤是指乡村中才能、德行、声望或经济实力出众并得到乡民敬重的精英女性。考察当前中国乡村发展的现实，女乡贤在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一直充当着实践者和推动者的重要角色，其主体性作用不容忽视。本文认为，女乡贤按照其各自卓越的领域可以分为政治型、经济型、文化型和社会型女乡贤。

（一）女村官、妇代会主任等政治型女乡贤

作为政治型女乡贤，女村官及妇代会主任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且这一群体的数量在近年来有所增长。本文中的女村官不仅包括女村长和女支书，亦包括对乡村基层治理和决策起重要作用的女性村委会成员。统计数字表明，2018年我国村委会成员中女性占比24%，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也比2010年提高2.6个百分点；女村委会主任等核心领导占比11.1%，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9]虽仍面临着女性从政过程中的“权力尖端缺损”[10]现象，但妇代会主任这一角色绝大多数由女性承担的事实则保证了村庄治理主体中女性的比例。从实践过程来看，担任妇代会主任的女性多是农村中通达事理、熟知乡风的本村女性，这些女性在计生民生方面发挥了维护女性健康和保障农村人口有序增长的重要作用。从个人素质上来看，无论是以女支书和女村长为代表的核心权力掌控者还是承担公共政策上传下达的妇代会主任，必是乡村中的政治精英，其政治觉悟、思维格局和知识水平均是乡村女性中的佼佼者，她们的业务能力、言谈举止及行为规范对净化乡村民风、推进乡村善治起到了独特的引领作用。

（二）农村个体户等经济型女乡贤

作为经济型女乡贤，以农村个体户为代表的经济女能人在促进农业生产、繁荣乡村经济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这种经济型女乡贤一般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源和较高的经济地位，她们通过大规模种植果树、经营浴池、开办饭店和工厂等个体经济活动实现了先富，[11]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引领者和主要贡献者，在乡民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除了这些个体经营者以外，近年来农村妇女专业合作社的勃兴也催生出了诸多女性精英。这些农村妇女专业合作社是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主、由妇女领办带动其他农户入社互助合作的经济体。仅在辽宁省朝阳市，就有这样的合作社359家。[12]此外，在我国西部地区，国家施行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中，在诸如零部件加工等扶贫车间里，女性的从业人数也占据了绝大多数，这类群体中亦不乏视野开阔、才华突出的精英女性，她们会自然地成长为工厂中的女性领导者。合作社的创办者、从事个体经营的女能人、扶贫车间中的女性领导者都是乡村中头脑灵活、胆识过人、吃苦耐劳、经济能力超群的女性。在平日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中，这种经济型的女乡贤常与当地的工商、税务、农业及各类金融机构打交道，对国家宏观的经济政策和本土的乡规民约的理解和熟知程度要更为深入。她们的经营方式、商业理念和致富经验对其他女性乃至广大乡民起到了直接的激励作用，对建设我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乡村意义深远。

（三）文艺骨干、女教师等文化型女乡贤

乡村女性囿于较为闭塞的生活空间和繁重的生产活动，思维习惯多传统和保守，开朗自由的个性难以彰显，但村庄中为数不多的女性文艺骨干却能够带动广大普通女性参与集体文艺活动，使得村庄单调沉闷的气氛得以缓解、女性的枯燥生活得到调剂。以近年来在城市中甚为流行的广场舞为例，这一被广大女性喜闻乐见和积极参与的休闲活动形式在乡村也日渐增多。这种以女性为主体的集体活动延展了乡村女性的传统作息、[13]丰富了她们的精神生活、舒缓了她们的生活压力。这种广场舞在乡村通常由一两名女性文艺骨干引入并铺开，她们自身一般还会兼职编舞、领舞和舞蹈教授工作。这与我们通常看到的一场广场舞前面有1-3名女性领舞者的现实图景相符。可以说，乡村女性文艺骨干通过这种既具感染力和凝聚力、又能容纳多数人的简单文体活动将分散的女性个体粘合到了一起，在优美的韵律与欢快的舞曲中锻炼了乡村女性的交际能力，同时也提升了乡村女性参与公共活动的信心和积极性。

乡村女教师也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型女乡贤。从数量上看，女性教师占据了乡村教师的大半壁江山。[14]她们在乡村公民社会中发挥着公民教育实施者与涵养者之功用。[15]乡村女教师大多生活在村庄，对乡村学生的生活状况和村庄发展的现实问题有着刻骨的感同身受，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会关注外界并结合本地，为从孩童到青年的乡村学生传播广博的信息和正能量，使得本地优良的乡村文化内核得到传承、风清气正的乡村文明得以维护。

（四）“老大姐”等社会型女乡贤

通常而言，每个村庄都会有几位百姓心目中有威望的“老大姐”。这类女性不一定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但大多思路清晰、思维活跃、遇事沉稳。乡村社会女性之间产生的各种内外部矛盾，例如婆媳冲突、妯娌间矛盾等在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又对当事人的实际生活产生一定影响之时，囿于这种矛盾局限在家庭范围内，邀请一个相对局外的“明理之人”即“老大姐”来调解是一个惯用的有效手段。作为社会型的女乡贤，村庄中的“老大姐”在处理此类问题时会经常奔走于当事人当中，进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慰和调解。由于在乡民中威信较高，矛盾的双方大多会认同并支持“老大姐”们的调解方案，从而使得双方矛盾导致的伤害控制在较小范围内。这些社会型女乡贤的身份多种多样，有的可能文化水平较高并具有党员身份但未担任任何公职，有的可能是年纪较长的女性政治能人或经济能人，因年龄或身体原因，不再从事原来的工作或承担原来的公职。

二、女乡贤治村的时代价值

乡贤治村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时代要求，它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先富能人治村、弱势权威治村和上层精英嵌入式治村所带来的治理难题的一种修正措施，[16]能够迅速激活乡村治理的整体格局。无疑，传统意义上的乡贤治村多指男性的作为，对女乡贤治村的时代价值需要进行基于性别视角的特别分析。

（一）锻炼农村女性的公共参与和政治能力，丰富了乡村政治生态

以女村官和妇代会主任为代表的政治型女乡贤在当前的乡村社会尽管绝对数量还难以和男性群体相比，但这种女性领导者所发挥的作用除了能够包容男性乡贤的价值外，还具有基于性别视角的独特意义。传统的乡村女性，基于传统的性别观念，即“男外女内”“男公女私”“男强女弱”等观念，多以家务劳动、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为己任，对此之外的公共空间事务较为冷漠即“妇无公事”“女不干政”，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公共事务或政治层面的事情应由男性负责，加之乡村女性视野范围内的公共事务或政治生活也确实由男性把控，导致女性政治效能感越来越弱，乡村女性的政治冷漠现象成为常态。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体对影响决策和行动的能力的认知和主观态度。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与其政治效能感是呈正相关的。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从政治冷漠的原因角度谈到了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即“如果你认为你的所作所为无足轻重，因为你无论如何不能有效地改变结果，那么你就不大会介入政治了”[17]。而近年来乡村女村官的出现及其所展现出的卓越政治能力即自信独立的认知风格、积极乐观的情感体验和柔和坚韧的意志品质，[18]加之村庄妇代会主任活跃的公共行为让普通女性感受到了女性自身所蕴藏的巨大政治潜能，多年冰封在心底的“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等传统思想受到了较大冲击，因此展示自我、建言献策及政治参与等一系列将女性从狭隘的私人空间抽离的行为逐渐增多。可以说，政治型女乡贤的日常行动所带来的示范效应使得乡村女性的公共精神、民主意识和政治能力得到了培养和提升，有利乡村政治生态呈现多方参与、和谐有序、男女共建的健康样貌。

（二）柔性管理的独特优势，活跃和繁荣了乡村经济发展

个体户、专业合作社创办者、扶贫车间中的女性领导者等经济型女乡贤在农业生产、果蔬种植、开办工厂、组建合作社、扶贫项目的顺利实施等方面对拉动乡村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都展现出了毫不逊于男性的引领作用。这些女乡贤一般都充当着企业或组织中管理者的角色，而基于女性特质的“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方式是这些经济体能够得以存续和发展的重要原因。相较于男性管理者更偏爱的刚性管理即以工作为中心、以制度的力量对人施加影响的方式，柔性管理更重视唤醒和发挥人的内在力量，在推崇人格独立和个人尊严的前提下，提高下属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归属感。[19]因此，基于组织认同感和个人发展的耐心说服、指导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是柔性管理经常采用的手段，而这种方式亦十分适用于管理当今的乡村企业中源自乡民的员工。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个村民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传统的差序格局使得乡民的思维习惯仍然守旧和固步自封。从企业或合作社内部成员来看，这些员工因出身乡土，乡村一定程度上物质生活的匮乏和精神生活的单调极易使他们出现自私自利、急功近利等有损组织长远发展的短期行为，甚至可能利用机会中饱私囊。本土化的经济型女乡贤基于乡情的柔性管理会淡化乡民的私利行为，提高他们的组织认同感，推进企业和组织的发展。从企业或合作社外部来看，女乡贤所带领的规模各异的乡村经济体对普通乡民思维中固守的分散的、个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形成了冲击，扩大了发家致富或脱贫的选择集合。这种外生力量的强力影响无疑会盘活乡村僵化的经济发展格局，撬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杠杆。

（三）乡情维系与知识传承，凝聚了乡村文化共识

女性文艺骨干、女教师等文化型女乡贤在乡村人口流失、乡村文化凋敝的时代背景中，为乡村文化的复兴和传承做出了独特贡献。当前的中国乡村，人口锐减、人才流失、文化价值被隐匿、文化传承机制被解构、城乡文化沟通受阻，乡村文化繁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女性文艺骨干通过普通女性亲切熟悉的广场舞等文艺形式，为一向保守、封闭和沉默的乡村女性疏解了身体疲惫、畅达了精神诉求，在这一过程中，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劳累和困顿得以用新鲜轻快的艺术形式冲涮和覆盖。这种集体舞所运用的乐曲题材也多是反映乡村生活的，《套马杆》《荷塘月色》《我的老家在农村》等歌曲对乡村生活画卷的描绘能够激起舞者浓重的乡村情愫，乡情在优美多变的乐曲和整齐欢快的舞姿中得以传承和维系。而乡村中的女教师，更是乡村文化直接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是具有文化自觉的乡村文化的守护者，[20]在对乡村学生进行普适性的科学知识传授的同时，因脚踏乡土的身体惯性，对社会生活的解读必然会基于乡村文化的深厚根基，对乡村学生的“安身立命”和“修身齐家”起到了强化乡土情怀、凝聚文化共识的作用。

（四）化解矛盾与冲突，维护了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老大姐”等社会型女乡贤在调节乡村社会女性之间发生的矛盾和冲突方面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视。当前中国的乡村社会，因资源局限、文化差异所产生的婆媳矛盾、妯娌间冲突十分普遍，此类问题虽是乡村社会中不足以撼动其根基的小范围矛盾，但矛盾的破坏力对乡村女性精神生活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其问题的辐射效应也直接影响到了乡风文明和美丽和谐乡村建设。因“女性成年后不得不加入一个陌生的社会圈子，与那些素不相识的丈夫的朋友亲戚们发生频繁的接触”[21]，这些不同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很容易使女性产生心理上的疲乏甚至病态。婆媳、妯娌间既然“素不相识”，便谈不上感情基础，在乡村情感资源、土地资源及家庭内部的经济资源还较为有限的条件下，这种既无血缘关系、亦无情感基础的“熟悉的陌生人”之间便会以自身的资源满足为先，各种冲突不可避免。为避免冲突扩大化造成更多的恶性后果并维持公正，邀请家庭之外的有威望的女乡贤来进行调解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手段。乡村社会的“老大姐”们因熟悉乡风民情、洞察女性心理及在乡民中的较高威望有能力对女性间的矛盾进行调节。通常她们能够认真倾听、悉心体会、深度劝慰直至使冲突得以化解，发挥了类似近年来兴起的乡贤理事会的实践功能，即在构建乡村治理的内生性秩序、提升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缓解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诱发性矛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2]

三、女乡贤的培育路径

较之男性乡贤，我国女乡贤的数量十分有限。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呼唤响应现实需求的乡村人才发挥更大的作用，女乡贤的独特作用必不可少。培育新时代的女乡贤需要在乡村社会性别文化、相关政策制度及女性社会网络等方面加以努力。

（一）营造性别公正的乡村文化氛围，为女乡贤成长提供文化土壤

中国的乡村社会，主流的性别文化仍然是男权制文化。激进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K.米利特在她风靡全球的博士论文《性的政治》中，引入了“男权制”这个概念，认为男权制有两重含义：其一，它指男性统治女性；其二，它指男性长辈统治晚辈。[23]男权制下的文化理念在乡村相对保守闭塞的环境中得到了长久的坚守和传承，不仅男性，乡村女性也已将这种文化所倡导的“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的思想固化到自己的思维和日常行动中。“女子无才便是德”“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等落后观念成为诸多乡村女性个人发展的强大精神桎梏。打破男权文化主导的落后性别文化，防止性别失范，营造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才能为女乡贤的成长提供丰厚的文化土壤。因此，应倡导公正的乡村社会性别文化，秉持女权主义经典代表人物波伏娃的理念即“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祛除后天文化对女性弱势地位的模塑，使得女性能够按照自身的意愿去寻求解放和自我实现。当然，此种文化环境的营造在实践过程中需要学校教育、官方语境及城市精英女性的协同配合。具体而言，在学校教育中，注重从小培养学生尤其是女学生具备先进的性别理念，防止女性各方面“自我效能感”的弱化。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应改变“男性本位”的话语体系，运用中性的语言范式，杜绝女性失声现象，防止政策潜在的性别倾斜效应。同时，还要多加宣传城市精英女性成功的案例和模式，将其示范作用和影响惠及乡村，为女乡贤的成长提供现实而生动的参照系。

（二）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并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为女乡贤发展提供制度环境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党和国家有关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均是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来具体实施和推进的。[24]当前我国党员人数9000多万，女党员人数占党员总数的27.2%，[25]乡村女党员人数占比更低。因此，大力发挥这数量有限的女性精英群体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当前乡村的基层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中，应注重发挥女党员的示范作用，彰显女党员勤政为民、先锋模范的时代价值，使乡村女性切实感受到女性自身的政治潜能，将久已内化的较低政治效能感剔除，充分实现自我。同时，在乡村政策制定层面，应大力推行社会性别主流化工作。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认为：“社会性别主流化是指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上评估所有有计划的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方案）对男女双方的不同含义。它意在使男女双方受益均等，不再有不平等发生。纳入主流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男女平等。”[26]作为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确定的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化战略，社会性别主流化近年来在我国得到稳步推进。相较于城市，乡村地区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推进工作相对较缓，但其显现出的实然价值也已众所周知、有目共睹。上述基层党组织和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激励，为广大乡村女性提供了本土化的政策自信，为乡村女性发展和女乡贤的成长提供了有力的制度环境。

（三）织密本土化的女性乡村社会网络，为女乡贤发展提供多维的现实支持

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个信息、情感和利益均在村内传递的关系社会，这是由多年的农耕定居方式、共同的地缘和血缘关系所决定的，在这个关系社会中，守望互助是生活其中的人们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27]长久以来，女性作为乡村社会弱势群体，对与其生活休戚相关的乡村社会网络的依赖性更强，女乡贤的孕育在现实层面更需要织密女性乡村社会网络。首先，应强化乡村妇联对女性成长的强大影响力。妇联组织可将培养各类女乡贤作为工作的重要内容，设立具体目标，将女性人才培养与本地乡村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方面的指标进行结合；同时采取宣传、培训、建立相关公益组织等形式，对涉及到乡村经济发展、社会建设以及乡土文化传承、乡村公共精神养成等方面的内容进行重点扶持；在培训方式上，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通过网上课堂、指尖课堂等方式推广传播，扩大女性社交平台。其次，要注重乡村男性尤其男乡贤的支持、助力和配合。在乡村男权占主导地位的性别格局中，乡村女性的成长更需要男性进行观念上的转变。男性应改变固有的对女性弱势、被动、服从的性别角色期待，将助力女性发展落实到现实的行动中，对各类女乡贤的时代价值给予真正的认同和肯定，全力支持和配合女性精英的各项有利乡村建设的行动，为女乡贤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坚强而有力的同伴式支持。

（四）尝试推行刚性的性别公平政策，为各领域女乡贤的培育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

营造性别公正的乡村文化环境、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织密女性乡村社会网络无疑能够为女乡贤的成长提供较为有利的环境支持。在乡村女性精英的培育层面，软性的制度环境支持固然十分重要，但如若没有刚性的政策推进，则女乡贤的孕育过程将十分漫长。例如，在政治型女乡贤的培育方面，201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六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应当有妇女成员。”这一制度规定因没有硬性的指标要求，导致各地在实际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弹性很大，因为一个村的村委会成员中如果只有一名女性，也可满足“应当有妇女成员”这一规定。众所周知，在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只有某类群体的代表占三分之一以上时，才能够使得该群体的声音对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如若各地方政府在绩效考核的过程中，能够将性别公平的实现程度也作为一项考核指标，将村委会成员中女性占比三分之一作为基本完成指标，并对女村官比例高于三分之一的村庄给予适度的奖赏和鼓励，才能够从根本上提升女性的参政议政能力，提高其政治素养，进而为政治型女乡贤的培育提供沃土。对于经济型女乡贤，以西部地区为例，在国家针对乡村女性施行的政策优惠项目中，为确保此类项目真正服务于女性脱贫和发展的目的，应严格设定此类项目的实际管理者和生产经营者为乡村女性，并将其作为项目实施效果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在涉及项目的日常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则需要倾听各类女性的声音，使乡村女性真正畅达权益诉求，如此不仅能发展乡村经济，更能扩大女性的公共参与意识，有利经济型女乡贤的培养和成长。而对于文化型和社会型女乡贤，则可通过“外部输入”的方式加以培育，例如国家可以通过大幅度的政策优惠，鼓励女大学生等高学历女性进入乡村充实女教师、女医生队伍，针对女大学生入村生活的实际困难，应出台完善的配套措施加以解决，免除其后顾之忧，使得高学历女性有长期生活甚至扎根乡里的意愿，通过这些输入型的女乡贤，振兴乡村文化、培育文明乡风，并带动乡村本土女性的成长和发展。

注释：

[1]蔡弘，黄鹂：《何为“农业女性化”：讨论与反思》，载《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7年第5期。

[2]李宁：《乡贤文化和精英治理在现代乡村社会权威和秩序重构中的作用》，载《学术界》2017年第11期。

[3]王泉根：《中国乡贤文化研究的当代形态与上虞经验》，载《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第4期。

[4]吉标，刘擎擎：《乡村教师乡贤形象的式微与重塑》，载《当代教育科学》2018年第5期。

[5]赵春草：《乡贤文化重塑与乡村治理优化》，载《人民论坛》2019年第3期；张静：《文化的理论内涵及其传承与创新》，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6]张贵群，张欣：《我国不同时期乡贤领导力的来源与提升策略》，载《领导科学》2018年第14期。

[7]吴家虎：《内生权威融入式治理：体制型乡贤治村的时代价值与完善路径》，载《社会科学家》2018年第4期。

[8]白现军，张长立：《乡贤群体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与机制构建》，载《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9]国家统计局：《2018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2019年12月6日。

[10]“权力尖端缺损”指的是女性参政任职高层次少、掌握实权和决策权少、正职少，女性在各级政治机构中所占比例越往上越是逐级降低的现象。

[11]王伊欢，张亚鹃：《农村女性能人对于社区发展的多元意义》，载《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4期。

[12]杨平：《朝阳市农村妇女专业合作社发展研究》，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9页。

[13]王伊欢，张亚鹃：《农村女性能人对于社区发展的多元意义》，载《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4期。

[14]李长娟：《“玻璃天花板”下乡村女教师职业发展的现实表现与突破路径》，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年第4期。

[15]冯璇坤，刘春雷：《失落与纾解：论乡村教师的公共精神》，载《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年第4期。

[16]吴家虎：《内生权威融入式治理：体制型乡贤治村的时代价值与完善路径》，载《社会科学家》2018年第4期。

[17][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134页。

[18]同雪莉，成天娥：《基层女村官抗逆过程机制研究》，载《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3期。

[19]杨惠：《柔性管理与女干部领导力提升路径》，载《领导科学》2018年第21期。

[20]吕晓娟，马飞：《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传承困境与实践重构》，载《当代教育科学》2019年第3期。

[2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页。

[22]郭夏娟，秦晓敏：《“三治一体”中的道德治理：作为道德协商主体的乡贤参事会》，载《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23][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24]霍军亮，吴春梅：《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与路》，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25]共产党员网：《图解：2018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http：//www.12371.cn/2019/06/30/ARTI1561868612553677.shtml，2019年6月30。

[26]黄粹：《农村留守妇女生存困境：身份认同与组织化发展》，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27]才凤伟：《乡村社会网络：“原生”和“再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的网络构型》，载《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