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专题研究 > 妇女研究

民族贫困地区留守妇女“社会工作 ”关爱服务体系构建——基于G省S县的调研

作者:王亚奇 董亭亭 程 华  责任编辑:陈静雯  信息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0-08-20  浏览次数: 2630

摘 要民族贫困地区留守妇女面临经济、情感、文化等多维贫困现状,其关爱服务体系构建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通过参与式观察与个案访谈,在S县调研发现当地留守妇女关爱服务体系构建面临一定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探讨传统社会工作视域的拓展,将“社会工作 ”与关爱服务体系在内涵与实践路径上进行“互嵌”,从理论、主体、资金、内容四个方面探讨民族贫困地区留守妇女“社会工作 ”关爱服务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民族贫困地区;留守妇女;社会工作;关爱服务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描写中国社会是具有乡土性的,土气是因为不流动发生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1]。城市化的“快节奏”加速了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输出,以农为生的传统生活方式在流动中逐渐转换为以工为生或工农结合,世代定居和迁移不再是简单的常态与变态关系,农村的乡土性也并没有随着迁移而消失,而是形成了“留守”与“流动”的新常态。由此产生了闻名的“386199”部队,即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男耕女织”变为“男工女耕”;“养儿防老”变为“替儿养小”;“父以子贵”变为“父为子累”。这是农村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繁衍出的另一种“土气”,这种“土气”折射出农村留守问题的严重性。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对此问题关注度较高,近年来,更是将“三留守”问题置于新的高度,提出了“关爱服务体系”的重要议题。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第十三条明确提出:“健全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2]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支持多层次农村养老事业发展”。201911月民政部等13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妇女关爱服务工作的意见》。由此,“三留守”群体关爱服务体系构建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社会工作是构建“三留守”群体关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中明确指出:“推动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设置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引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等方式,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以及困境儿童提供关爱服务”[3],将引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体现出社会工作在“三留守”群体关爱服务体系构建中的专业地位。妇女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重要领域,有较多的理论与实务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对民族贫困地区留守妇女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度仍然不够。留守妇女作为绵延性的农村社群中特殊的存在,挑起了老人和孩子生存的“大旗”,也是保证进城务工人员“后院不起火”的稳定力量,在民族贫困地区,受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农村留守妇女问题更具特殊性与典型性,如何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在民族贫困地区留守妇女关爱服务体系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

从现有研究区域上看,对于民族地区留守妇女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如广西(徐典利,2015;吴茜,2012;覃泓理,2011)、贵州(陆卫群,2014;刘超祥,2014;罗贤贵,2012;赵元元,2011)、甘肃(付国颖,2019;王琳艳,2014),其他地区(余小琴,2015;宋艳丽,2014;魏静姝,2012;虞碧琳,2009)虽然也有涉及,但对于民族贫困地区的探讨较少。从现有研究对象上看,对于老人、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研究较多,如老人关爱服务体系(甄炳亮,2018;韩振秋,2018;袁真,2015)、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杨汇泉,2016;孙文忠、孙玉杰,2019;和建花,2017),对于留守妇女的探讨较为稀缺。从现有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对民族地区留守妇女生存状态(张祖,2017;刘超祥,2014)、婚姻家庭(董泽松,2013;徐典利,2015)、社会支持(牛芳,2018;张园,2018)、幸福感(陈秦丽,2018;李云,2018)、权益保护(尹玲,2018;王云航,2017)等方面,对关爱服务体系的探讨较为稀缺。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对社会工作视域下民族贫困地区留守妇女关爱服务体系构建的研究尚不充分。如何正确把握民族贫困地区留守妇女所呈现的问题特殊性、复杂性以及关爱服务体系所强调的服务整体性与系统性,是研究民族贫困地区留守妇女关爱服务体系构建的核心与关键,现有研究虽然在不同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有借鉴与参考的价值,但从总体上看仍需进一步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社会工作是一个融合价值观、理论与实践的多维系统,与关爱服务体系具有很强的契合性,在传统社会工作视角的基础上拓展出“社会工作 ”的多元视域回应民族贫困地区留守妇女(以下简称留守妇女)关爱服务体系构建,是本文的出发点,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二、留守妇女面临的困境

本文选取GS县作为调研点,调查对象为县内贫困村落DG村、XY村、BQ村、AT村部分留守妇女。作为传统水族自治县,S县历史悠久,水族人口众多,当地留守妇女具有典型代表性。调研主要运用参与式观察与个案访谈,由熟悉水族语言的团队成员协助进行调研以及资料整理。

(一)经济贫困

在持续的生活贫困与经济相对富裕的“交叉路口”,经济贫困问题是导致留守妇女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S县水族留守妇女多为贫困家庭,享受的补贴以物质性资助为主,如发放猪仔、花生籽等。家庭主要经济收入依靠丈夫进城务工,每月3000-4000元不等,男方在外务工所得工资几乎用于家庭一整年的所有支出,但“季节性留守”现象(S县外出务工者会有部分在农忙时回家帮忙以及在“端节”时回家“过端”形成相对固定的留守时间循环的产生容易造成当地留守妇女陷入不稳定的生活闭环。当地农村留守妇女多为中青年,人均文化程度低,缺乏赚钱谋生技能,大部分处于无收入的状态。受不可抗力因素的制约,如生存环境、身体疾病等,加大了当地留守妇女自身及家庭照顾的难度,只能依靠丈夫机械性维持质量较低的、基本满足家庭成员常态化的定居生活。个案A:“如果家里面有钱,谁还愿意去外面打工哦,没办法,家里的开支都要靠丈夫在外面打工赚回来钱,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好又没有文化,平时不能干重活,没有办法赚钱,只能在家门口别人的田里种点菜。”

(二)情感贫困

留守妇女在丈夫“缺位”的情况下作为解决家庭问题过程中承担主要责任的因果行动者,由于家庭问题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日趋复杂化,妇女作为责任主体发挥作用的同时难以被理解和支持。S县留守妇女在“季节性留守”状态下与丈夫只能通过手机保持联系且频率较低,丈夫在外的工作情况或是家里的情况缺乏合理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城市新鲜事物的吸引与留守状态的空虚容易导致夫妻之间的互相猜忌,使彼此情感关系面临挑战。留守妇女忙于家庭生活而忽略自身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在留守状态下长期缺乏必要的社会互动和人际关系网络的支持和帮助,情感倾诉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负面情绪难以宣泄,日渐积压的消极情绪进一步增大精神压力,导致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丈夫缺位和社会支持体系缺失等造成留守妇女的尊重、理解、安全、交往等基本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精神发展问题突出[4]。个案B:“压力挺大的,家里的事情都只能自己一个人做,找不到可以聊天说话的人,丈夫很忙给他打电话也没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候担心丈夫迷恋外面的花花世界不回来,晚上睡觉也睡不着,感觉整个人恍恍惚惚的!”村工作人员C:“前不久处理过感情纠纷问题,男的出去打工回来听到别人说一些不好的言论,女的怀疑男的外面有‘第三者’,一直吵架,我们就去调解,这种情况在村里是挺普遍的。”

(三)文化贫困

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网络媒体的影响、水族中青年外出务工、水族区域商品市场的流动、水族旅游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共同加剧了水族文化与外界的接触。在城乡二元化结构下,城市文化与水族文化产生“碰撞”,传统的水族文化逐渐被边缘化。水族自身的文化认同度下降,文化精华难以传承,传统民族技艺传承的断层现象严重,S县只有一小部分人懂“水书”,传统的马尾绣技艺也只有少部分中青年妇女传承。文化的独特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展现越来越不明显,在生活中偶有几名穿戴传统水族马尾绣服饰的皆为年龄较大的中老年妇女,除了年长一辈外也鲜少有人闲暇时哼唱“水歌”,水族的“干栏式”建筑留存较少,个案C:“我不会绣马尾绣,也没有去参加过马尾绣的培训班,就算通知了我也没有时间去,而且现在会写水书,唱水歌的人慢慢变少了,以前大家娱乐的时候都是张口就来的,现在都是唱流行歌曲,住的房子也都是一个样了,感觉现在的生活没有以前有意思,很多活动都不搞了,手机那些新鲜的东西又不会玩,有时候男人聊一些关于打工的事情,我们也插不上嘴,想去城里看看也没办法。”留守妇女在“文化贫困”环境的影响下,既难以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文化中,过上现代城市生活,又难以沿袭传统的水族文化,回归传统生活,在两种“文化场域”的转换适应中处在“尴尬地位”,精神文化生活枯燥且单调,同时也无法像其他民族地区将本民族的“文化资产”输出为“文化产品”,转化为“经济资产”。

三、留守妇女关爱服务体系构建面临的挑战

基于留守妇女在经济、情感、文化等方面的多重困境,其关爱服务体系的构建应以关爱与服务为宗旨,关注留守妇女生产、生活和身心健康,解决存在的具体困难和问题,通过整合和协调政府、社会、市场各方资源和力量共同参与构建的系统化关爱服务网络[5]。目前,留守妇女关爱服务体系的构建,还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

(一)关爱服务的理论相对脱节

就现阶段而言,对于构建关爱服务体系的理论探讨较少,仅有的研究也是基于社会理论(黄诚,2014)以及马克思主义人本理论(赵排凤,2015)的初步探讨。现有研究从心理学、社会学、法学、传播学、政治学等对少数民族留守妇女问题均有涉猎,多数从单一理论视角出发分析留守妇女某一层面的具体问题、特征及成因等,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虽有部分涉及解决问题的层面,但总体而言仍然主要聚焦在分析问题的层面。对于解决问题层面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社会工作的实务领域,但大多围绕“个案”“小组”“社区”三大传统方法,不够深入具体,“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理论呈“脱节”的状态。

(二)关爱服务的主体参与不足

一是行政力量参与不足,“三留守”人员作为特殊困难群体,是“脱贫攻坚”的“难啃骨头”。尽管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但地方却难以制定一些具体有效的做法,同时,大量行政事务使其无法提供有效的关爱服务。S县未针对留守妇女进行专门统计,对于县内留守妇女的情况了解不充分。县工作人员B:“因为留守妇女情况相对复杂,有的丈夫可能出去很短的时间就会回来,没办法统计,所以没有留守妇女个人档案,只有居民的一些基本居住信息和数据。”面对大量的行政事务,以及情况相对“不严重”的留守妇女群体,政府部门工作重心有所偏移,造成关爱服务工作“缺位”现象。二是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相比留守老人与儿童,社会各界对于留守妇女的关注度不够,留守妇女关爱服务活动开展较少,留守妇女获得相关的援助也较少,大多集中于单纯物质资助和节日慰问,并未获得过任何专业社会服务的支持。个案D:“连自己老公都不管,其他人就更不可能管了。”

(三)关爱服务的资金来源单一

留守妇女是特殊贫困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开展关爱服务的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主要依赖扶贫资金,社会筹资不足。就目前情况来看,S县开展关爱服务活动的经费来源依靠国家财政专项扶贫款。如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扶贫发展资金等)、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等),其中大部分资金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用于关爱服务活动的资金也大部分偏向于留守老人与儿童。村工作人员D:“老人和儿童问题多点,我们所开展的工作和活动大多关于老人、儿童,妇女这一块工作比较少。”当地也未获得过专门针对留守妇女关爱服务项目资金的支持,如“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项目——少数民族留守妇女扶贫示范项目”等,总体来说,对于留守妇女关爱服务的资金投入较少。

(四)关爱服务内容缺乏创新

S县现有的关爱服务内容主要有节日慰问、物资援助、技能培训等,主要聚焦在留守妇女脱贫层面,对于身心健康、法律权益、文化传承等其他方面的关爱服务活动较为稀缺。如在《贵州省妇女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提出的“锦绣计划”“三女”职教技能培训,以及S县基层党组织为农村留守妇女培训电商知识等活动,关爱服务的内容单调且范围覆盖面较小,个案E:“我们都没有去参加过培训班,那些活动的地点全部是在那些发展较好的村,我们这边很少有通知。”纵观其他地区的关爱服务,如部分已结项的“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少数民族留守妇女扶贫示范项目”,其关爱服务的内容有构建社会支持体系、增强社会融入能力、增强自我意识等,虽然内容上有所拓展,但主要还是借助传统的方法开展服务,内容创新不足。

四、留守妇女“社会工作 ”关爱服务体系构建

“社会工作 ”是利用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理念与专业技术方法以及社会工作专业的平台,使社会工作专业与各专业融合,使社会工作行业与各行业合作,使社会工作者与各方人员配合,实现优势互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形成更广泛的以社会工作为基本点和创新点的社会发展新形态[6]。将“社会工作 ”与关爱服务体系在内涵与实践路径上进行“互嵌”,构建“社会工作 ”关爱服务体系,回应留守妇女的多元需求,具体如下



留守妇女“社会工作 ”关爱服务体系构建图


(一)多学科交叉形成“社会工作 ”关爱服务理论

社会工作运用了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医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理论,作为专业的助人、服务专业,助人服务的开展需要立足于一定的理论基础,这样的理论基础包括如何看待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受助人或系统、如何理解助人者的角色、如何理解帮助的过程以及如何解读在这样的过程中有更大的社会文化脉络是怎样发挥影响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并展现了这一专业独特的学习、借鉴和反思能力[7]。能够有效回应关爱服务体系理论构建中对“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要求,那么“社会工作 ”关爱服务理论应关注如何将经验、知识应用于具体的实践之中,是对(FOOK,1993所提出的“大理论与知识基础”“实践理论”与“具体实践”三个层面的社会工作理论的综融与拓展[8]。在留守妇女问题中,需要从不同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中获得洞察力,也需要从心理、经济、文化等角度理解,经由形成交叉学科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综融与拓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质性研究”“定量研究”等多元方法借助“社会发展理论”“心理动力理论”“场域理论”等视角进行分析。围绕留守妇女的经济、心理、文化等关键问题对“社会福利”“社会投资”“自我功能”“防卫机制”“惯习”“文化资本”等概念框架进行分析,再通过证据为本或反思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进一步形成关爱服务体系的理论完善与创新。

(二)多主体参与形成“社会工作 ”关爱服务主体

社会动员是社会工作者的重要技巧,社会工作在统筹多方力量协同解决社会问题上形成了“社工 义工”“三社联动”“党建 社工”等成功的模式。大量实践表明社工能够与志愿者、社会组织、党员干部等多方力量有效配合形成合力,能够有效契合留守妇女关爱服务体系的“社会工作 ”关爱服务主体构建。一是借助“社工 义工”模式的理念,将留守妇女发展为义工,社工充分尊重留守妇女的优势、潜能,引导其学会对自身生活加以控制,最大化发挥自身行动能力,协助其实现自我赋权,发挥自身的优势帮助其他人。二是借助“党建 社工”模式的理念,加强和坚持党对留守妇女关爱服务工作的领导,将社会工作中“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的宗旨融入到党建工作中,通过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留守妇女关爱服务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形成社工与基层党组织的合作,发展党员志愿者,将留守妇女关爱服务活动与党建活动相结合,加强群众和基层党组织的联系,在开展活动过程中进一步了解留守妇女的困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力量解决问题。三是借助“三社联动”模式的理念,以农村社区为基础平台,发挥支持作用,改善人居环境,推进综合服务设施建设,优化资源配置。以社会组织为服务载体,发挥承接作用,社会组织引入外部资源和社会力量,并孵化留守妇女关爱服务的社会组织。以社会工作为专业支撑,发挥纽带作用,在提供专业服务的过程中加强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留守妇女之间的联系,实现“政社互动”“社社联动”,形成“社会工作者 留守妇女 党员志愿者 社区干部 社会组织”的多元关爱服务主体,满足留守妇女的多重需求。

(三)多渠道筹措形成“社会工作 ”关爱服务资金

有效开展关爱服务离不开资金的筹措,多渠道的资金来源是留守妇女关爱服务体系构建的有力保障,如何链接、整合各类资源为留守妇女提供更全面有效的服务是其中的关键。资源链接是社会工作者的专长,在资源链接的传统基础上,围绕服务项目,并将其作为资源链接的核心点,吸引多渠道的资金投入用于留守妇女关爱服务中。一是社会工作机构立足留守妇女的具体问题,直接开发适合采取市场化方式提供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能够承担的留守妇女扶贫服务项目,如留守妇女赋权、增能项目,争取地方政府的专项扶贫资金向购买留守妇女的社会服务靠拢,以及各级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与各级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发展项目,如“贵州省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示范项目”“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等,以获取各级政府财政的资金支持。二是社会工作机构指导协助公益组织开发留守妇女的公益项目,如留守妇女技能培训项目,通过“公益创投”的形式争取爱心人士的募集资金支持。三是社会工作机构与社会企业合作开发社会影响力投资项目,如留守妇女小额信贷项目,争取商业主流的机构投资资金。通过直接与间接开发“服务项目”的方式链接政府、企业、社会爱心人士等各方资源,弥补对政府资金的依赖,形成“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资金 公益服务项目资金 社会影响力投资项目资金”的多渠道关爱服务资金,最终借助“服务项目”的实施将各方筹集的资金为留守妇女开展服务。

(四)多方法结合形成“社会工作 ”关爱服务内容

根据党和政府的相关方针政策,留守妇女关爱服务工作的内容主要围绕“就业创业、精神关爱、权益维护、家教支持”四个方面,结合调研地基本情况,需要从经济、心理、法律、教育、社会、文化、医疗等多层面开展服务。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人员关爱服务体系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主要集中在运用传统的个案、小组、社区等专业方法和技巧开展精神慰藉、情绪疏导、能力提升、资源链接、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等方面的专业服务,相比节日慰问、物资援助、技能培训等关爱服务,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积极有效地回应留守妇女心理及社会层面的服务需求,但对于留守妇女面临多重困境及多元需求而言,仍存在较大的差距,需要借助多学科交叉的方法与技巧进行拓展。一是开展“身心健康综合干预服务”,在个案工作的基础上进行拓展,由社工、医生与心理专家共同参与留守妇女身心健康评估,建立较为系统全面的身心健康评估档案,并根据评估结果相互配合开展身心健康的综合干预,社工主要侧重运用个案工作的方法开展精神慰藉、情绪疏导、申请救助等服务,医生主要开展健康筛查、卫生保健意识提升等服务,心理专家主要开展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服务。二是开展“妇女互助合作团体建设服务”,借助小组工作的方法,将教育性、支持性、成长性小组的元素与创业就业培训、家庭教育、权益维护等内容进行融合,把有共性问题与需求的留守妇女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互助合作团体”。由社工与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指导、参与互助合作团体的建设,使留守妇女获得相关知识,掌握相关技能。将“团体内部资源”进行整合与共享,“抱团发展”,通过“团体资产建设”提高经济收入,通过“团体家庭监护”搭建互助平台,通过“团体维权监督”保障合法权益。在此过程中使留守妇女的互助合作意识提升,并通过互助合作实现问题的解决。三是开展“民族社区文化营造服务”,在社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借助地区发展模式与社会策划模式的理念与方法,关注民族社区文化营造这一社区共同性问题,将水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水族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水族文化资源开发、水族文化活动开展等议题作为民族社区文化营造的目标,邀请相关专业人员共同进行规划,制定详细可行的计划,组织水族居民进行协商、合作。引导留守妇女参与民族社区文化营造,结合水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服饰建筑等文化,发挥留守妇女的重要作用,使其在民族社区文化营造过程中实现自我提升与自我增能,促进留守妇女的“文化资产”转化为“经济资产”,同时进一步改善整体“文化贫困”的氛围,丰富留守妇女的精神文化生活。

五、结语

留守妇女“社会工作 ”关爱服务体系的构建研究仍处在探索阶段,限于篇幅原因仅以部分内容为例进行论述,并未展开。同时,相关介入策略仅作为思考,缺乏实务支撑,在今后的研究中将继续深入探索并不断改进。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4]廖全明.转型期农村留守妇女发展问题的困境与突破[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

[5]夏红莉.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妇女关爱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关于宿州市的调查与思考[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7,(6).

[6]王亚奇.大扶贫语境下“社会工作 ”介入模式初探[J].凯里学院学报,2019,(4).

[7]何雪松.社会工作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8]Fook,Janis.(1993),Radical Casework:a Theory of Practice(St Leonards,NSW,Allen&Un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