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理论基础与国际经验

作者：董　欢 郑晓太等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7-04-11  浏览次数： 7344次

【摘　要】社区支持农业是在对产业化农业重新审视基础上逐渐兴起的一种替代性农业。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社区支持农业发展具有经济合理性，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以“自利”为切入点做出的符合自身利益的制度选择，并在实践中产生了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文化和农村社区发展等旁侧效益。从国际经验来看，社区支持农业呈现如下发展趋势：为应对市场需求限制和消费者信任危机，社区支持农业农场广泛开展参与式体验活动；社区支持农业发展中的劳动力短缺矛盾十分突出“学徒模式”正在成为其重要的人才培养机制；食品供给周期较短、供给品种及数量有限等发展短板，倒逼社区支持农业农场创新经营模式、寻找合作伙伴；社区支持农业面临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但政府、第三方机构的扶持及更多生产者的加入都为其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由于自身发展和外在约束的客观存在，在全球化、市场化环境中，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价值并不在于真正替代产业化农业，而是通过示范一种可将农业多功能性显性化的发展模式，推动人们改进产业化农业。

【关键词】农业发展模式；社区支持农业（CSA）；农业多功能性；产业化；农业制度创新

一、社区支持农业的兴起对产业化农业的重新审视

人类社会伊始，80%以上的家庭都以渔猎和采集为生（Timmer，2009）。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状态在工业化过程中逐渐被打破。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流动的人口空间分布结构转变，使得曾经的农产品生产者日渐转变为食品消费者。这些重大变化共同引发了传统食品供给体系的变革，促成了产业化、全球化农业的快速发展。产业化农业具有较强的市场属性，其发展目标并不是消费者真实需求的满足，而是通过向消费者供给食品来获取经营利润最大化，因此，产业化农业更看重自身生产成本的降低和经营效益的提升。虽然产业化农业在增加食品供给量、实现食品品种多样化和缓解世界饥饿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发展弊端也日益突显，给世界各国带来了高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本，突出表现是：食品安全事件频发，食品质量下降，农业污染，生态环境恶化，小规模农业生产者不断被边缘化，以及一些农村社区文化趋于瓦解等（PIoeg，2010；叶敬忠等，2012；杜雄，2015）。

应当承认，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发展格局下，农业本来就没统一的标准发展模式。然而，由于产业化农业过于逐利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人们开始求新审视产业化农业发展道路，不断思索究竟该如何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DeJanvry，2009）。特别地，随看农业多功能性概念的提出，世界各国也越来越重视农业所具有的生态功能、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但是，由于资源稀缺性的客观存在，农业各种功能之间表现出一定的竞争关系。从世界农业发展实践来看，由于人们对经济、生态、社会、政治等效益的不同偏好组合的选择，农业总体生现多种模式并存的发展格局。

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便是在对产业化农业反思的基础上，由于人们更为偏好农业的健康、生态、社会等功能而逐渐兴起的一种替代性农业发展模式（Heimlich and Anderson，2001）。与产业化农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及过分追求利润的行为特征不同，CSA更适用于道德经济的分析框架（Kloppenburg et al.，1996 Hinrichs，2003）。在关注自身经济活力的同时，CSA更强调回归最本质的健康食品需求，更加重视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更加关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和本土化发展（Feagan and Henderson，2009），具有“本地、新鲜”“生产者与消费者更直接沟通”“更直接、快捷地回应”“当面承诺、重构信任”（0·Hara and Stagl，2001）等发展特征。 

二、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学基础

（一）社区支持农业的概念

从历史轨迹来看，“社区支持农业”的概念呈现从无到有的演进特征。CSA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和瑞士兴起，由城市消费者发起，是部分城市消费者追求健康食品、反思和主动挑战产业化农业的制度创新。随着CSA发展理念被广泛传播，以及小规模农业生产者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付会洋、叶敬忠，2015），部分农业生产者也开始组建CSA，进一步促进了CSA的加速发展。

与此同时，“社区支持农业”的外延也不断扩展。一些学者从经济学视角出发，认为CSA是通过”消费者预付生产费用，定期获得一定数量的新鲜食品。（Brown and Miller，2008），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形成的一种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市场契约关系（De Vault，1991）。另一些学者更多强调CSA对小规模农场和社区经济的支持功能，认为它是由一系列经济、社会危机诱发的集体行动（DeMuth，1993），是基于相互信任而建立的社区层面的合作关系（0’Hara and Stagl，2001）。还有一些学者认为CSA具有更为多元的功能，强调它不仅是一种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还代表着一种与自然更加融合的生活理念和价值取向（Henderson and van En，2008）。

结合CSA的发展实践发现，学者们对CSA的理解之所以如此丰富，关键在于他们对“社区（community）”的不同定义。狭义而言，“社区”是指一定地域范围的居住生活空间，即消费者和生产者是同属一个地域的社会化生活共同体。而从广义的角度来看，“社区”是一个极其丰富的概念，并没有固定的地域边界，更多强调社会互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认同感，具有“社会”缩影的含义。本文对CSA的分析是在“社区”的广义理解基础上展开的。CSA是一种消费者向生产者提前定购食品份额并预付费用，生产者承诺采用有机或近似有机方法进行生产并定期向消费者供应新鲜食品的直销模式，更关键的是，它还是一种强调生产者与消费者交流、互动、信任，社会及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模式。

（二）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学基础

就本质而言，无论由谁发起、内涵如何丰富，CSA都是消费者与生产者以“自利”为切入点而做出的符合自身利益的制度选择。其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基础在于：第一，消费者有从CSA农场购买食品的意愿，并在市场价格条件下具有一定支付能力；第二，农业生产者有建立CSA农场以销售食品的意愿，并在市场价格条件下具有一定供给能力。下面进一步展开分析CSA发展的经济合理性。

1.从需求层面考察，CSA是由追求健康食品的利基市场国诱致的制度创新。根据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者选择何种渠道获取食品的行为逻辑在于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按此逻辑理解，消费者通过CSA获取食品的行为选择意味着，相较于其他食品获取渠道，CSA至少能给消费者带来同等的效用。那么，CSA为什么能产生相同甚至更高的消费者效用?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消费者效用函数外延的不断扩展，除经济利益等传统变量外，健康、安全、生态环境等变量也逐渐被纳入效用函数的分析之中，而且所占权重越来越大（Kohlbelg，1964；lngebrigtsen and Jakobsen，2009）。

食品的功能本应是满足人类生存与健康之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却饱受食源性疾病的困扰。由此，追求健康食品的市场信号愈发强烈。在产业化农业体系中，消费者通常并不了解食品在哪生产、由谁生产、如何加工等真实信息，而且，获取这些信息的成本相当高昂。加之食品安全事件特别是加工环节安全事件的频发，都进一步激发了消费者希望直接从农业生产者购买食品的意愿。基于此，具有直接性、本地性、新鲜性、健康性等特征的CSA，更好地契合了那些对健康赋予更高效用权重的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更高效用。大量研究表明，加入CSA后，消费者的饮食习惯更趋健康，例如减少外出就餐率、摄入更多新鲜蔬菜和水果（perez，2003 Curtis etal.，2013）进而对身体健康产生了积极影响，如肥胖发生率降低等（Beming，2012）。Zepeda et al.（2013）的研究还表明，加入CSA的消费者普遍感觉心理满足感有所增强。更关键的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部分消费者具备了追求健康食品的经济能力，从而形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有效需求。

而且，相较于其他销售渠道提供的绿色或有机食品，CSA由于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消费者长期以来面临的与生产者之间的食品信息不对称问题，并能够降低食品质量监督成本。而且，重复博弈的交易性质也有助于规避CSA生产者道德风险的发生，从而增进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合作信任关系。

此外，虽然CSA所提供食品的单价通常比产业化农业所提供食品的单价更高，但是，一次性交易便可保证消费者定期在生产周期内获得由CSA农场配送新鲜食品的交易形式，使得消费者无需再频繁搜集食品信息和外出采购。Cooley and Lass（1996）的实证研究也表明，CSA有利于减少消费者购买食品的总交易成本。

2.从供给层面考察，CSA是小规模生产者应对凤险、增加收入的制度选择。对农业生产者而言，CSA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和销售模式（Cicia et al.，2011）。生产者行为理论认为，农业生产者选择何种渠道销售食品、销售多少等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销售渠道之间期望效用比较。也就是说，在理性假设条件下，只有当CSA能带来更高的期望效用时，农业生产者才会选择CSA这一模式。归纳而言，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生产周期开始前就获得较稳定销售收入的形式，使CSA模式能为风险厌恶型生产者带来更高的期望效用。由于农业生产中不可控因素大量存在，例如天气、时间、价格、政策及技术等，农业生产具有较明显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Moschini and Hennessy，2001）。而CSA通过消费者提前支付食品价格，形成了市场等风险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Groh and McFadden，1997），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农业生产者经营利润的稳定。因此，部分农业生产者特别是风险厌恶型生产者更为偏好CSA这一制度安排（Sanneh et al，2001）。

第二，CSA使小规模农业生产者表现出了更强的生存能力。由于生产规模较小、种植品种有限，小规模农业生产者的市场谈判能力往往较弱。加之进入主流销售市场的渠道较少，因此，处于产业链起点位置的小规模农业生产者在农业产业链利益分配中通常只能获得较微薄的收益。CSA模式透过拒绝中间商的剥夺与操纵，将农业生产的大部分利润保留在生产者手中，增加了小规模农业生产者的收益。

第三， “面对面”联系方式的建立便于生产者及时了解消费者需求信息，调整生产计划，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时，还有助于强化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为CSA培育稳定的市场基础。而消费者在生产周期前提前交付食品购买费用的交易方式使使生产者可以更专心地从事农业生产，以进一步保证食品质量。

三、农业多功能性与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效益

当前，人们越来越广泛和深刻地认识到，农业发展问题己超越农业本身，与诸多全球性重要议题都有密切联系。因此，不能再用狭隘、纯粹的经济产业观念来定位农业，而应当从更广阔的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全新视角进行定位（何秀荣、楚嘉希，2015）。CSA之所以能在实践中取得较好发展，除了具备经济合理性外，还在于其发展理念契合了农业多功能性，在实践中产生了利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外的旁侧效益。

（一）作为产业化农业的替代形式，社区支持农业更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大规模开垦和过度利用土地等资源的农业活动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危机已通过多种途径给人类敲响警钟，资源短缺、地力下降、环境污染等已然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World Bank，2007）。作为在对产业化农业重新审视基础上兴起的替代模式，CSA充分体现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特征。其一，CSA通过在生产中大量采用有机或近似有机、循环等可持续耕作方式和技术，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循环与生态循环的有机统一，进而以一种新的再生产路径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其二，通过与当地消费者建立直接联系，CSA实现了食品生产的再本地化，大大缩短了食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距离，在节约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量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效益（卢凌霄等，2012）。

（二）通过建立本地食物体系，社区支持农业使农村社区经济更具发展活力

原本作为解决“三农”问题一剂良药的城镇化，在实践中却导致劳动力、资金等各种资源持续流出农村，结果多数农村地区并没有因为城镇化更加繁荣，反而越来越萧条与”空心化。（贺雪峰、董磊明，2009）。作为产业化农业的一种替代形式，CSA通过将食品生产和流通再本地化，将更大比例的经营收益留在CSA所在农村内部，有助于恢复和重建农村社区经济活力。此外，基于CSA发展起来的农业旅游、休闲观光等活动，通过带动旅游业、餐饮住宿业、交通运输业共同发展，有利于丰富农村产业结构（李长钦等，2012），从而将农村社区发展变为一个自我持续的过程（范德普勒格，2013），并稳定农村地缘社会形态（叶敬忠等，2012）。

（三）通过显性化农业文化价值，社区支持农业有利于保护农业文化和乡村生活方式

纵观历史，农业是最早出现的生产部门，农业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起源。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传统节日都与农业生产活动紧密相关，甚至直接发源于农业（杜志雄，2015）。然而，在工业化、城镇化和过于强调竞争的市场化发展中，延续千古的传统农业文化，特别是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工艺、技术、组织制度等，都受到了巨大冲击，日渐被遗忘、甚至被摒弃。在CSA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消费者参与式体验、农业教育等活动，通过帮助消费者认识农耕文化，更亲密地接触作物生长过程（Kolodinssky  and Pelch，1997），既有利于宣扬、保护农业文化，也逐渐成为消费者逃离城市喧嚣、回归田园生活的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将农业文化价值显性化，还有利于实现农业的经济与人文价值的融合，从而更好地延续乡村生活方式，活跃农村社区文化。

四、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现实困境、应对举措及发展趋势

尽管CSA的发展理念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和认可，不少学者还将其视为农业科持续发展的希望（Groh and McFadden，1997；Henderson and van En，2008），但是，与产业化农业相比较，CSA发展得并不十分理想。以美国为例，截止到2012年年底，全美仅有12617个农场采用CSA模式销售食品，仅占全美农场总数的0.598%，仅比2007年增加0.031个百分点。那么，从国际经验来看，究竟是什么原因限制了CSA的全面发展，实践中产生了哪些应对措施，其发展趋势又将如何？

（一）为应对市场需求限制和消费者信任危机，社区支持农业农场广泛开展参与式体验活动

区别于产业化农业较强的顾客流动性，“会员制 预付款”的消费模式意味着，CSA的持续发展必须以较稳定的消费群体作为支撑，特别是由生产者发起的CSA.然而，由健康饮食需求诱致的发展背景，一开始便决定了CSA的发展面临较突出的市场需求限制。而且，在缺乏政策支持的情形下，CSA所具有的非经济效益通常被内化于食品价格上，从而增加了消费者应当承担的生产成本（杜志雄，2015）。虽然大多数消费者可能认同CSA所具有的多元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在实际消费行为中为这些多元功能买单。所以，CSA食品的较高价格进一步抑制了CSA的市场需求。从市场细分来看，CSA的理想消费者是追求健康饮食，具有保护农业、农村和生态环境意识的中等收入及以上群体。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新兴的农业发展模式，CSA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消费者对它的认知和信任。但现实问题是，第一，食品具有经验品的经济特性，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第二，健康是一种无形产品，且健康价值具有较长的滞后期，无法被立即评价；第三，有机认证费用较为高昂，大多数从事CSA的小规模生产者其实并未进行官方有机认证。所以，消费者信任对CSA发展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放大。上述因素最终导致在当前世界各国信用社会体系尚不健全的环境下，丧失信任优势的CSA在面对大规模产业化公司生产的健康食品时，并不具备明显的品牌及价格优势。此外，一些“空壳”“挂羊头卖狗肉”等CSA农场的存在，不仅导致其自身会员流失，也降低了CSA的整体公信力，破坏了其发展的整体社会氛围。

所以，大多数CSA农场广泛开展消费者参与式体验活动，例如农事科普教育、采摘节、乡村音乐会、踏青、消费者亲自耕种等，二方面通过拉近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增强消费者对CSA的了解，重构二者之间的信任机制；另一方面也借此吸引更多关注生态、农村社区、农业文化的消费者，以扩展消费群体。在中国，还产生了“租赁农地”的“劳动份额型”CSA模式（也称“开心农场”），例如长沙沃野农场。这种模式与经典 “订单配送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 消费者预付农地租赁费用，然后自己进行农业生产或由农场代为管理日常生产活动。该模式既迎合了部分消费者希望深度参与农业生产活动、享受劳动果实的心理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消费者对生产者信任不足的问题。

（二）社区支持农业发展中的劳动力短缺矛盾十分突出，“学徒模式”正在成为其重要的人才培养机制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受利益驱使不断向外转移。加之人口老龄化的消极影响，世界各国农业都不同程度地面临劳动力数量短缺和质量下降等现实问题。而农业劳动力供给中专门从事CSA这一新兴发展模式的劳动力更显紧缺。更关键的是，由于CSA主要经营蔬菜、水果等劳动力较为密集的经济作物，以及主要采用有机或近似有机的方法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因此，CSA对劳动力的需求非常强烈，从而，使得劳动力短缺的矛盾更为突出。

从美国CSA的发展经验来看，目前主要有四种劳动力来源一是雇工，以年龄在45岁以上、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本地农民为主，此方式虽然较为稳定，但因为劳动力工资价格不断上涨，所以成本总体较高。二是学徒，以追求自然健康、有一定农业生产经验且愿意从事CSA的青年劳动力为主，学徒时间一般为1～2年。CSA农场支付给学徒的报酬一般较低，以维持基本生活为主，有些也实行包吃包住。所以，相较于雇工而言，这种方式的用工成本更低，而且也相对稳定。三是志愿者，主要是通过各种媒体、网络（例如世界有机农场组织）等平台招收的对CSA感兴趣的志愿者，通常以农场提供食宿作为劳动的交换条件。这种方式虽然可以节约用工成本，但是，由于大多数志愿者工作周期较短、流动性较大，且农事经验并不丰富，因此，这种方式极有可能降低农场的经营效率。四是CSA农场的消费者，主要是追求健康食品、具有环保意识、热爱农业、希望体验农事活动的那部分消费者，但由于消费者劳动具有较强的体验性质，且劳动时间非常不固定，因此，此方式更多表现为锦上添花。

总体比较而言，“学徒模式”正在发展成为CSA以相对较低成本获取较稳定劳动力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一种较好的人才培养机制。该模式通过培养大批从事CSA的专门人才，促进了CSA的持续发展。

（三）食品供给周期较短、供给品种及数量有限等发展短板，倒逼社区支持农业农场创新经营模式、寻找合作伙伴

由于CSA遵循更为符合自然规律的生产方式，通常要求在农业生产中减少甚至禁止使用化肥、农药，因此，自然资源及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被进一步放大。其结果是，在生态农业技术使用不充分的情况下，大多数CSA农场的食品供给周期都较短，所供给的食品品种和数量都较为有限，投入产出比往往低于产业化农业（杜志雄，2015）。而且，CSA的生产模式也决定了通过扩大规模以增加产量和丰富品种的做法并不经济。因此，各国CSA农场的经营规模总体都较小。即使是在兰地资源相当丰富的美国，CSA农场的平均规模也仅为15英亩（Lass et al.，2003）。这就意味着单竹CSA农场很难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食品需求。其言外之意是，即便成为CSA农场的会员，消费者还需要从其他渠道购买食品，所以，相比于食品品种齐全的大型超市，CSA模式给消费者造成了额外的的经济负担和不便。这也是导致CSA食品消费者流失的重要原因。特别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食品消费的多样化特征将更趋明显，进而CSA的这一发展短板也将更为突出。

为了迎合消费者对食品数量、品种的多样化需求，实践中CSA农场不断创新经营模式、寻找合作伙伴。其一，CSA农场之间的联合已经自发形成，并呈现加快发展的态势（Henderson and van En，2008）。这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在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食品需求的基础上，还通过形成合力有助于增强CSA农场的市场竞争力，基至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参与。不过，也应当认识到，CSA农场之间的联合也引发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各个CSA农场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管理问题、食品安全监督及责任追究问题等。

其二，部分较大型CSA农场还通过与周边小型农场或批发市场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直接外购部分食品（Galt et al.，2012）。如此，既降低了自己的生产成本，又借助整合周边邻近地区的食品供给满足了消费者在数量和品种方面的丰富需求。但是，这种模式也可能使消费者对食品来源产生怀疑，降低其对CSA农场的信任。

（四）社区支持农业面临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但政府、第三方机构的扶持及更多生产者的加入都为其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CSA面临的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一开始，CSA主要凭借其食品的健康、新鲜、本地等特征迎合了部分消费者的需求，取得了一定发展，甚至受到消费者的追捧。但是，随着同类食品供给主体的不断增多，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不断进入绿色、有机食品生产经营领域，CSA不仅面临农夫市集（farmers’market）、路边销售（roadside stand）等本地农业生产者的竞争，还要与从事有机农业的工商资本竞争，并且受到电子商务等新兴农业销售模式的冲击。总体来看，CSA的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发展越发艰难。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人们对CSA所具有的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文化和农村社区发展等正外部性的认识，越来越多国家或地方的政府和第三方机构都意识到支持和保护CSA的合理性与重要性。以美国为例，各州政府对本地食物的支持计划及近年兴起的。“Let’s Move”“My Plate”等项目都为CSA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Meyer，2012）。在法国，政府还专门成立了全国性的”农民一生态学家一消费者联盟组织”（alliance of peasants-ecologists-consumers），不仅有利于加强各个CSA农场之间的凝聚力，保护CSA农场的市场地位和维持物价稳定，还通过交流、整合各地发展经验，有助于CSA的持续发展（石嫣，2003：陈卫平，2014）。在欧洲，以关注可持续发展、有机农业等为使命的第三方机构也不断介入CSA的发展之中，为其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Hitchings，2013）。更值得重视的是，由于CSA理念的不断推广以及在实践中取得的较好成效，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者也逐渐认可这样一种替代性的农业发展模式，并加入CSA的发展行列。总体来看，CSA的社会参与度不断提高，发起主体和推动组织都更趋多元。

五、结语

世界农业总体呈现多种模式、多种经营主体并存的发展格局。异于由食品供不应求的市场信号诱发的产业化农业（李周，2004），CSA是由健康饮食需求诱致的制度创新结果，其发展具有消除产业化农业引发的伴生性问题的使命。值得肯定的是，理论和实践都证明CSA具有发展的合理性，在供给健康食品、增进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利益、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文化和农村社区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农业多功能性也为支持和保护CSA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不过，应当认识到，CSA的发展同样没有标准模式。由于在要素禀赋、农业经营制度等方面或多或少存有一定差异，因此，各国、各地区在发展CSA时，也产生了一些适应性创新。CSA的发展总体呈现多元特征。

更关键的是，必须警惕“CSA替代或取代产业化农业”的观点，应当客观理性地认识CSA的发展。由于CSA的发展表现出小规模、精细、生态、绿色、本地等特征，而且其目标群体是城市中等及以上收入的消费者，因此，CSA不可能完全替代产业化农业，或者说二者本来就对应着不同的细分市场。从外在约束来看，CSA在发展中面临诸多困境，突出表现在消费者信任、劳动力、食品供给、市场竞争等方面。所以，CSA仍很难抗衡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化农业。总体来看，在全球化、市场化发展环境中，CSA的发展价值并不在于真正替代产业化农业，而是通过示范一种可以将农业多功能性显性化的发展模式，推动人们改进产业业化农业，并为这种改进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参考文献：

[1]陈卫平，2014《社区支持农业理论与实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杜志雄（编），2015《世界农业格局与趋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付会洋、叶敬忠，2015《兴起与围困社区支持农业的本土化发展》，《中国农村经济》第6期。

[4]何秀荣、楚嘉希，2015《农业多功能性》，载杜志雄（编）《世界农业格局与趋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28-255页。

[5]贺雪峰、董磊明，2009《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6]李周，2004《生态农业的经济学基础》，《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7]李长钦、李焱、和文龙工程慧林、王昕，2012《全球有机农业3种小农组织形式的比较研究》，《世界农业》 第11期。

[8]卢凌霄、李太平、吴丽芬，2012《环境保护视角下的食物里程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3期。

[9]石嫣，2013《全球范围的社区支持农业》，《中国农业信息》第7期。

[10]檀学文、杜志雄，2010《从可持续食品供应链分析视角看“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11]叶敬忠、丁宝寅、王雯，2012《独辟蹊径：自发型巢状市场与农村发展》，《中国农村经济乡第10期。

[12]扬·杜威·范德普勒格，2013《新小农阶级：帝国和全球化时代为了自主性和可持续性的斗争》，潘璐、叶敬忠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3]Berning. J. R. 2012，“Access to Local Agriculture and Weight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Review，41（I）: 57-71

[14]Brown. C.，and S. Miller，2008，“The Impact of Local Market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FarmersMarkets and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90（5）1 296-1302.

[15]Cicia，G. F. Colantuoni，D.G Teresa and S. pascucci，2011，“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in the urban Fring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Project Feasibility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of Naples（Italy）”，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Food System Dynamics，2 （3）: 326-339.

[16]Cooley，J. P.，and D. A. Lass，1996，“Consumer Benefits from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Membership”，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1）: 227-237.

[17]Curtis，K.，R.Ward，K. Allen and S. Slocuw 2013，“Impacts of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Program Participation on Consumer Food Purchases and Dietary Choice”，Journal of Food Distribution Research，44（1）: 42-51.

[18]De Janvry，A.，2009，“Agriculture for Developmmt : New paradigm and Options for Success”，paper presented at the27th IAAE Triennial Conference “The New Landscape of Global Agriculture”，Beijing，China，16-22 August.

[19]De Muth S.，1993，“Communj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and Resource Guide”，Agritopics Series No. at 93-02，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publication Archive. http://pubs. nal. usda. gov.

[20]De vault g，1991，“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subscription farming soured other successful Enterprises”，the New Farm，13（1）: 14-15.

[21]Farnsworth，R L.，S. R Thompson，K.A. Drury，and R. E. Warner，1996，“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Filling a Niche Market，Journal of Food Distribution Research，（2）: 90-98.

[22]Feagan R.，and A. Henderson 2009，“Devon Acres CSA Local Struggles in a Global Food System“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21 203-217.

[23]Gall k E.，L.OSullivan J.Beckett，and C. C. Hiner，2012，“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is Thriving in the Central Valley“California Agriculture，66 （1）: 8-14.

[24]Groh T.，and S. McFadden 1997，Farms of Tomorrow Revisited Community supported Farms，Farm Supported Communities，Kimberton，PA Biodynamic Farming and Gardening Association.

[25]Heimlich R. E.，and W.D.Anderson，2001，“Developmmt at the Urban Fringe and Beyond Impacts on Agriculture and Rural Land”Agricultural Economic Report No. 803，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26]Jonathan Unger. Collective Incentives in a Peasant Community: Lessons from Chen Village [J]. Social Scientist，1977，5（1）:17-57.

[27]Kelliher Daniel. The Chinese Debate over Village Self-Government [J]. China Journal，1997，37:63-86.

[28]KevinJ.，O‘Brien， Lianjiang Li. Campaign Nostal gia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J]. Asian Survey，1999，39（3）:375-393.

[29]Li Lianjiang，KevinJ. O’Brien.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J]. Modern China，1996，22:28-61.

[30]Lianjiang Li，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J]. Asian Survey，2003，43（4）:648-662.

[31]Liu，Alan P .L.. Mass Politics in the People k Republic [M]. Boulder: West view Press，1996.

[32]M. Kent Jenning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7，91（2）:361-372.

[33]M. Kent Jennings， Gender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1998，60（4）:954-973.

[34]O’Brien，Kevin J.. Implementing Political Reformin Chinas Villages [J].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4（July）:33-59.

[35]OBrien，KevinJ .And Lianjiang Li. The Politics of Lodging Complaints in Rural China [J]. China Quarterly（September），1995，756-831.

[36]Odegaard，Ole. Entrepreneurs and Elite Formation in Rural China [J].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2（July）:89-108.

[37]Oi Jean C.. Peasant Households between Plan and Market: Cadre Control over Agricultural Inputs [J]. Modem China，1986，12（April）:230-251.

[38]Oi Jean C.. State and Peasantin Contempora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39]Shi Tianjia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40]Helen Siu.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d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

[41]Shue Vivienn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42]Unger Jonathan. State and Peasantin Post-Revolution China [J].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989 ，17（October）:114-36.

[43]Yusheng Peng. Chinese Villages and Townships as Industrial Corporations: Ownership，Governance，and Market Discipline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 f Sociology，2001，106（5）:1338-1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