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环境治理中的女性参与

作者：戚晓明  责任编辑：张　璐  信息来源：《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03期  发布时间：2019-08-31  浏览次数： 4839次

　【摘　要】女性与环境的紧密联系、社会转型中农村人口的变迁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女性参与农村社区环境治理奠定了前提和基础。以江苏省南京市X社区为例，重点分析农村女性环境参与意识的觉醒及环境治理的具体参与方式，认为农村女性在外力助推下从开始的被动卷入变为后来的主动参与，自我概念有所改善、个人能力有所凸显、环境参与意识逐步萌生；在此基础上通过主持或参与环保项目、开展环保协商议事会、投身环保志愿者行动等方式有效参与到农村社区环境治理中。这一实践对其他地区环境治理以及对女性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其他方面所带来的启示是:重视外在的妇联等组织的引领作用；要赋权增能，激发女性意识觉醒，拓展女性参与空间；给予女性话语权，发挥女性在协商议事中的主体地位。

【关键词】乡村振兴；女性；环境治理；农村；协商议事

一、问题的提出

性别与环境是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重要议题。1962年《寂静的春天》的发表拉开了整个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这部被评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著作就出自女性之手。经验研究也表明女性在环境运动中非常活跃[1]。女性领导的环境组织、环境运动层出不穷。“女性比男性更为关注环境”成为环境社会学界大部分研究的共同结论[2]。这一结论从生态女性主义那里得到了理论支持。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有关女性与环境关系的理论，是环境社会学的基础理论之一。生态女性主义强调女性与自然存在紧密的联系，地球的母亲角色与女性的生物性角色是相似的[3]；这使得女性更易理解自然，对自然有更深的情感体验。社会的性别分工使得女性更多照顾家庭、生活在社区中。照顾家庭、承担家务被认为是女性的天职和本分，而男性则属于公众领域[4]，在外工作、参与政治生活等。“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形成，女性被定格在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中。家庭和社区这两个人们生活和玩耍的场所成为女性的专属领地，社区环境如果被破坏，她们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可见，先天条件和社会分工为女性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了一种逻辑上的可能与现实中的必然[5]。生态女性主义认为要让女性参与更多决策，纠偏男性立场，当然这又回到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思上。西方女性参与环境抗争较多，主要是因为女性大量进入职场以及女性意识改变促成的父权家庭解体，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信息与全球经济的兴起、人类生殖科技的变革以及妇女斗争与多面向妇女运动的兴起[6]。中国政府早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和发展白皮书》中就提到“增加妇女在环境和发展领域中的决策管理人员比例”“促进妇女参与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等措施。尽管如此，在中国的环境治理实践中女性仍然存在缺位现象，女性在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微弱，缺乏表达渠道；且在环境管理机构、政策决策部门任职的并不多，绝大多数女性环保组织也仅是在夹缝中生存[7]。这些都和女性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历史性地处于被压迫的境地有直接关系[8]。那么如何改变，使得女性在环境治理中“出席”？就要从社会结构、性别社会机制的改善、政策法律制度的改变[8]等方面入手。但是，这其中忽略了一个问题:如果女性参与环境治理，那么她们将如何参与？纵观国内学术界，关于女性生态主义理论[9]、女性与环境之间关系[10]、环境关心、环境行为的性别差异[11]、女性环境行为、环境意识及影响因素[12,13]等议题的研究较多，而关于环境治理的女性参与议题研究较少。据此，本文将从性别视角出发，审视女性在农村社区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贡献，结合江苏省南京市X社区的环境治理实践，分析女性是如何在农村社区环境治理中实现其基本参与权利的。

二、女性参与环境治理的必要性

1.社会转型中农村女性主体地位的凸现

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转型时期。从经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中国农村可以分为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两种理想类型[14]。东部农村主要包括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内的工业化高度发展的区域；中西部农村主要指以一般农业为主导的地区1。因为工业化发展程度不同，东部农村的农民主要以“离土不离乡”“进场不进城”的方式生活；而中西部农村的农民则采取“离土又离乡”的方式进行迁徙式生活。“离土又离乡”直接导致了农村地区“空心化”[15,16]和“过疏化”[17]，农村人口以“三留守”(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农村发展面临主体性缺失。“离土不离乡”则突出表现了农民生产与生活空间的分离，这与传统的农民生产与生活双“在地”的状态有显著的差别。这类农村地区虽然没有遭遇主体性缺失，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社交空间、活动空间超出以地缘、亲缘为主的本村范围。职业性质和就业空间的转变使其参与农村社区发展的时间和主体性角色大大削弱，农村社区的日常依然落在了一直“在地”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身上。其中，老人和儿童是被赡养和照料的对象。农村妇女角色在劳动力的转移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男工女耕”(即男性外出务工、女性留守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并照顾家庭)的新的性别分工方式出现[18]。在此过程中，农村女性在生产生活中的地位究竟有没有改善，在国内学界尚存在争议。值得肯定的是，在“男工女耕”的分工下，女性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占了“半边天”的农村女性在农村建设、治理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从我国农村的历史发展来看，农村女性在农村公共事务中的参与不如人意，尤其是在农村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缺位”现象。

2.乡村振兴与农村女性的环境治理参与

乡村振兴的主体在于人。新时代下农村女性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城镇化的发展对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深刻的改变，农村女性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的角色发生转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在2018年《关于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的实施意见》中提到，“妇女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是乡村振兴的享有者、受益者，更是推动者、建设者，乡村振兴将为妇女发展带来更多发展契机，实现‘她力量’的崛起。”已有研究表明，农村女性力量崛起，在经济发展、政治参与、文化振兴上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农村女性由“局内的局外人”的“他者”和“边缘”生存状态向“作为主体的局内人”的“主体性”存在转变[19]。尽管如此，农村女性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参与上依然会与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长期的性别分工和父权制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农村女性在发挥主体性时往往囿于家庭和性别的双重束缚[19]。与经济、政治、文化不同的是，女性与环境的关系无论从生物属性还是从后天的性别分工来讲都更为贴近。女性原本就在家庭里承担了垃圾清理、卫生等家务，且开始在农业生产中崭露头角，相较于男性更多生活在乡村中。有学者提出，只有当乡村成为真正的生活空间，她们才会更多关注生活空间的环境，拒绝污染，美丽乡村才能变成现实[20]。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时代场域中[21]，女性更易在环境治理中发挥作用。

三、农村女性社区环境参与意识的觉醒

本研究的调查点是江苏省南京市X社区。该社区辖区面积9.6km2，下辖19个自然村，24个居民小组。社区内有居民1157户，人口3245人，其中男性1590人，女性1655人。社区劳动力人口2048人，其中绝大多数男性劳动力以本地务工为主，属于“离土不离乡”性质。女性劳动力或者本地务工，或者在社区务农及照顾家庭。社区现有耕地310hm2，水面面积约67hm2，以蔬菜、林木种植、渔业养殖为主。调查显示，该社区工业较少、自然环境良好。其主要环境问题在于:生活污染较为明显，垃圾乱堆放；社区环境绿化有待改进；居民的环保意识较弱；存在少量的农业面源污染。在环境治理中，政府承担了重要的职责，包括环境法规政策的制定、垃圾分类、农村厕所改造、农村河塘清淤工程等，涉及街道清管组、爱卫办、水利部门等。省政府和市政府推进的特色田园首批试点村建设、“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等项目对社区绿色农业的打造、有机肥和高效低残留农药的推广使用、村庄生态空间环境的打造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剩下的环境问题主要在垃圾、生活污染、绿化、环保意识等方面。这些方面和生活密切相关，为农村女性提供了参与的可能。女性要参与进去，首先要从思想观念、意识上有需求。由此，下面从3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阐释。

1.被动卷入下自我概念的改善

吉利根在“关怀典范”中指出，两性自我发展是建立在迥然不同的路径上，女性的自我概念是依附在社会关系中，以联结、关怀及响应他人需求为主，可是男性的自我概念则是以自我为中心，在强调个体自主性及社会关系的客观与公正性中逐渐发展而成[22]。这在农村两性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空间距离上来说，农村乃是离工业化、现代化场域较远的区域。虽然农村女性在新时代场域中承担的角色以及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中的参与都较之前有所改善，但女性仍然受长期以来的传统观念与惯习的影响，其自我概念表现出明显的依附性及响应他人需求性。这也就意味着农村女性在环境治理的介入中一开始就带有被动卷入的色彩。X社区的妇女在最初是参与了当地妇联委托社会组织开展的乡村种子培育项目。这是一个由妇联系统发包、提供经费支持的、向第三方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公益性项目。项目设立的宗旨是提高农村女性的自身素质和修养，挖掘她们的潜在能力和意识，将农村社区闲散在家的女性组织起来，发掘农村妇女骨干，推动农村女性积极参与社区治理。项目开展之初，社会组织利用当地妇联的影响力和组织力，并在妇联工作人员的联络下招募到X社区约20名妇女参与项目。这些妇女在参与之初对项目内容并没有具体的了解，只是由社区妇联工作人员为她们讲了大致的项目宗旨。参与本身也大都基于熟人的要求及“给朋友个面子”或者“看别人参加自己也参加”的从众心理。其参与项目本身带有被动卷入性，并带有响应妇联工作人员及社会组织要求的特点。在农村“熟人社会”中，这突出反映了女性的自我概念是依附在其社会关系中的。但随着这些妇女参与项目的逐步深入，其自我概念逐步发生改变，从响应他人需求渐渐往关注自我发展。

2.外力助推下个人能力的凸现

在当地妇联和社会组织的推动下，以农村女性为主的乡村种子项目开展起来。这一项目分为两个阶段:乡村女性学堂和“种子营”培训。乡村女性学堂针对乡村女性的各类需求开展教育培训，如手工课堂、游学课堂、礼仪课堂、沟通课堂、婚姻家庭课堂、家乡美课堂等。而“种子营”培训则是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筛选出女性领袖进一步进行性别觉醒和乡村公益微项目运作的培训。第一阶段的学习跨时近1年，共约10次女性课堂，每次选择了不同的乡村场景，每次的老师也来源于不同的专业背景如旅游、心理、营销、社会学等。在这一阶段，X社区的妇女逐步参与到集体课堂中去，参与讨论各类与自身切实相关的话题，从仪表、礼仪、谈吐、技艺、知识等各方面丰富和提高了自己。课堂之外她们也建立了微信群，相互沟通交流。通过这一过程，农村妇女经历了这样的情绪体验:从最初对项目、课堂等的陌生、懵懂到之后的适应、喜欢。同时，她们也经历了个体挣扎、找寻、迷思与构建的过程。换句话说，农村女性从最初外力推动下响应他人需求的被动卷入到课堂上被引导着关注自身，再到课堂外对自我的找寻与迷思，最终能通过独立的理性接受、判断和选择决定自己的思想行为取向[19]；这一过程实现了她们自我概念的改善。也通过这一过程，部分农村女性的个人能力(组织、领导、决策、技艺等方面)凸显出来。能力出众的女性成为社区女性领袖，直接进入到第二阶段“种子营”培训中。

3.赋权使能下环境治理参与意识的萌生

经过第一阶段的女性学堂后，共有14名较为突出的女性领袖进入第二阶段“种子营”的培训中。这一培训分为性别觉醒环节和乡村公益微项目设计环节。性别觉醒环节主要是通过社会组织的社会工作者开展“性别词汇风暴”“性别温度计”“性别问题树”等活动了解妇女们的性别意识敏感程度、性别问题及需求，并通过组织妇女进行情景剧再现等方式发现日常生活中女性无处不在的领导力。这一环节也是挖掘妇女潜能的一个过程。乡村公益微项目设计环节则通过社会工作者引导妇女发现需求、锁定资源，指导设计项目书、写作等来完成。随着妇女自主意识和能力的提高，她们对于发现农村社区问题的敏感度也提高，实现了外力推动向内力驱动的转变。以妇女们提到的社区环境问题为例，她们对于环境风险和不良环境危害的敏感性较高，尤其对生活垃圾的处理谈了自己的体验，认为妇女应该参与到社区环境治理当中去。已有研究也证实了女性在环境感知上比男性更为敏感[23]。其后妇女们的行动同样证实了她们对环境的关注，她们或者通过第二期的培训获得了小额资助的环境治理项目，或者通过环境自组织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或者通过志愿者身份等加入到环境治理中。

四、农村女性环境治理的参与方式

在妇联组织支持、社会组织“乡村种子”项目的推动下，农村女性经历了从开始时的懵懂、被动，到过程中的能力凸显、自我意识觉醒，再到社区环境治理参与意识的萌生。尽管这一过程参与的女性只是女性中的少部分，但这些女性在农村女性中属于精英、领袖。少数女性的意识觉醒及其行动能带动更多女性投身于农村社区环境治理中。X社区的实践证实了这一点。在实践中，X社区的女性通过以下3种方式参与到环境治理中。

1.主持或参与环保项目

如前文所述，当地妇联通过委托相关社会组织开展“乡村种子培育项目”，从而产生了农村社区的乡村种子——女性领袖。这些女性领袖以自己为发动者，厘清社区女性的共性需求，招募组员，成立乡村女性互助小组；在此基础上承接妇联委托的环保类公益微项目。当然，能主持环保微项目的只是X社区的个别女性。更多参加“乡村种子培育项目”的女性则带动社区其他女性以参与的方式投入到环保项目中。除了妇联系统发包的项目之外，环保、民政等政府部门在简政放权、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每年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动一批诸如“倡导环保理念打造绿色家园”“创新环境治理结构打造绿色低碳社区”“‘绿金陵’儿童环保课堂”“废旧物再利用与低碳绿色生活营造”等的环保类公益服务项目的开展，而社区女性在这些项目里扮演了重要参与者的角色。通过主持或参与环保项目，农村女性不断提高环境意识，增长了环境知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了社区环境治理。

2.开展环保协商议事会

农村社区协商是自我整合、自我治理、自我规则化的过程，旨在建构农村社会的自组织力、自创造力和自我演化力机制[24]。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以协商共治为导向的农村社区治理机制逐步生成[25]。但是一些学者认为协商空间向主导地位群体(男性)的规范倾斜，对理性和非情感谈话的强调系统地排斥了女性的参与[26]。在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最初雏形——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上，女性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消极性[27]。实际上，摈除传统观念，女性也能参与协商议事。X社区在开展环境治理过程中，女性环保协商议事会就是其中一大特色。X社区的妇联工作人员、从乡村种子项目中脱颖而出的女性领袖组建了“妇女微家”，由线上和线下两部分构成。线上由女性领袖作为微家负责人，组建社区女性居民微信群，由专业社工进行议事倡导与推动，促进线上微家在线议事及诉求；线下由女性领袖作为微家活动推动者与链接者，为自己的团队(女性互助小组)提供服务，与团队成员共同成长。这些妇联执委、女性领袖带领农村社区中的其他女性参与到环境议题的探讨中，定期开展协商议事会，形成会议决议，并付诸自发的行动中，从而参与社区环境治理。例如，女性领袖曾经带领社区女性就如何让某社区更环保、更美丽的议题开展议事会。她们从影响社区环保及美丽的问题(目标)、解决之道(计划)及内容(活动)3个方面进行讨论。在具体的讨论中，根据参会女性的意见，又分了“垃圾环保”议题和“延长花期”两个议题。议事会上，参会女性集思广益，各抒己见，求同存异，展现了新时代农村女性别样的风采。通过女性协商议事，农村社区环境治理能形成一定的治理方案，农村环境在行动中变得更好。除此之外，社区女性居民还积极参与社区环境治理多方协调会，和社区党支部、居委会、社会组织等一起协商社区环境治理方案和行动。

3.投身环保志愿者行动

全国范围内的环保志愿者有很多。但是，农村社区的志愿者总体数量较少，很多是来自农村外部的志愿者。农村社区本土志愿者更熟悉农村社区基本情况，如果能够充分挖掘，将是农村社区多元治理重要的参与主体，也将提高农村社区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在农村男性劳动力大量外流的背景下，农村留守的老人、儿童、妇女成为农村常驻主要人口。其中老人和妇女成为农村志愿者队伍的主要力量，浙江绍兴嵊州的“村嫂”志愿者就属于农村基层妇女资源的成功尝试[28]，成为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中坚力量。X社区的女性志愿者在妇联组织、当地女性领袖的带动下逐步形成，并在农村社区环保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女性志愿者在公益环保项目开展之初往往获得相关组织(如妇联、女性自组织或者社会组织)邀请的高校老师对她们进行培训，培训主题与环保相关，例如“环保志愿者的职责与激励”“如何开展‘垃圾分类上门入户宣传’”“如何开展节能减排和低碳出行”等。培训老师给志愿者发放志愿者护照，讲解护照中描写的志愿者性质、使命、职责和积分奖励制度；并向社区志愿者们发放环保袋，希望她们用环保布袋购物，减少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积极践行环保理念，担当环保重任；也会用PPT向志愿者们演示垃圾分类工作相关事宜，如志愿者如何指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当好垃圾分类指导员、如何解答居民提出的各类问题，等等。通过定期给志愿者开展的志愿者培训，丰富了社区女性志愿者的环保知识。社区女性志愿者的行动取得不错的成效，例如在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等活动时，社区的女性志愿者积极参加，与农村社区居民进行面对面交流，使居民认识到垃圾分类深层意义，有效地促进了垃圾分类的实施，真正做到垃圾分类齐动手，保护环境共行动。

五、小结与思考

女性与环境的紧密联系、社会转型中农村人口的变迁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女性参与农村社区环境治理奠定了前提和基础。实践经验表明，农村女性参与社区环境治理是农村女性环境参与意识萌生到付诸行动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从外力推动到内里驱动的特点。农村女性通过主持或参与环保项目、开展环保协商议事会、投身环保志愿者行动等方式，有效地参与到社区环境治理中来。这些实践经验带来的启发有:

第一，发挥妇联在女性参与中的引领作用。妇联组织是具有行政编制的群团组织，既有国家属性，又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妇联组织在新时期进行职能改革的过程中扮演起“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角色。一方面遵从政府的领导，传达并实施政策文件精神；另一方面引领、培育社会组织，整合社会力量，推动政社互动。妇联组织在系统内部直接或者通过牵头的社会组织支持、培育、推动女性自组织、志愿者队伍的形成，提高性别意识和女性素质，增进女性环保参与行为，从机制体制上进行社区环境治理创新。

第二，赋权增能，激发女性意识觉醒，拓展女性参与空间。有学者将赋权增能分为3个层面:一是主体的能动性，是形成决策并执行的过程，是核心；二是资源，是主体行使主观能动性的中介条件，通过各种制度与社会关系进行分配；三是成果，行动的结果，表明人们对于获得其理想生活的潜力[29]。在本研究中，社区女性的赋权增能是通过妇联系统推动的项目来实现的。实际上，在农村社区中，女性的赋权增能还可以通过其他组织、制度政策等进行推进。总体而言，主体能动性、意识觉醒是女性参与农村社区各项治理的内源性要素。

第三，给予女性话语权，发挥女性在农村社区协商议事中的主体地位。协商议事是目前我国农村社区治理中构建自组织力、自创造力和自我演化力[24]的有效机制，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但长期以来，女性在协商意识中的发言和影响力普遍弱于男性，这种差异是由长期以来的性别场域、社会结构特征以及女性的个人特征所决定的。在城镇化进程加速、男性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农村女性的话语权以及其在社区协商议事中的表现就显得尤为重要。因而政府和相关组织要在对女性赋权增能的基础上倡导性别平等、倡导并组织推动女性平等参与社区协商议事，从而发挥女性在农村社区协商议事中的主体地位，使得农村女性通过协商议事更好地参与到包括环境治理在内的社区治理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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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本文的划分参考了贺雪峰教授的观点，经济地理位置并不是唯一划分依据。东部农村可以包含高度工业化的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农村也可以包含工业化不足、以一般农业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