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永顺土司与土家族古代社会政治文化史研究诸问题刍议——兼谈土司学与民族区域政治史研究

作者：彭武麟 张传跃  责任编辑：周　洁  信息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9-05-23  浏览次数： 4089次

【摘　要】湘西永顺土司与土家族历史研究关系密切, 主要是它与土家族古代社会政治形态、土客 (少数民族与汉族) 关系、社会政治历史发展演变及历史文化认同等问题；以土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土司学, 从历史研究维度看应当将民族区域政治史纳入其研究范畴。

【关键词】湘西永顺土司；土家族古代社会政治文化史；土司学研究理论与方法

 

湘西永顺彭氏土司从缘起到废除前后延续八百余年之久，是土家族地区乃至西南民族区域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土司集团之一，它与土家族中古社会政治、土客（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及历史文化认同等问题密切相关。近年来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备受学界关注，特别是湘西永顺老司城、贵州遵义海龙囤、湖北唐崖成功申报被列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后，有关土司历史文化与当下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成为社会媒体舆论热议的话题，土司学亦应运而生并愈来愈有成为“热点”“显学”之势。笔者认为，土司历史文化与民族区域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互为表里，二者相辅相成；开展民族区域政治史研究，是推动土司学深入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本文以湘西永顺土司与土家族古代社会政治文化史諸问题研究为中心并结合上述两方面问题做一初步探讨，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湘西永顺土司与土家族古代社会政治文化史研究，首先是永顺土司历史与土家族来源、土家族古代社会政治历史形态及湘西民族区域土客（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问题；同时它也是民族区域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土司学研究应有之义。

从中国土司制度历史文献记载与学术研究研究历史与现状看，湘西永顺土司一直就是相对关注的重要对象与内容之一。像《明史》《清史稿》中的土司传、相关典志及清代湘西永顺、龙山等府县地方志，就有不少关于湘西永顺土司的记载；上个世纪关于土司制度研究的一些学术论著也无不涉及永顺土司问题，特别是专题资料汇编《湘西土司辑略》与《土家族土司简史》等著作相继出版问世。（1）近年来，以吉首大学主持编撰的《土司文化丛书》为代表的关于湘西永顺土司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出版，（2）引人注目，几成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之重头戏。（3）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原本研究基础就相对薄弱的关于土家族来源、形成、早期社会政治历史形态、湘西地区历史族群关系（土客关系）等研究领域却相对沉寂，（4）不仅学界学术专题讨论不多而且鲜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与共识。（5）上述两种现象看似有别，实际不过是同一民族区域历史活动主体与历史内容之不同学术表述而已。质言之，二者密切相关，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前者研究成果不仅可以推动后者研究课题的发展和创新，同时对于推动土司学研究理论方法建构与研究内容深入发展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众所周知，湘西永顺土司之族群身份是土家族，历史上其主要辖地亦是土家族分布核心地区之一。作为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具体对象之一，湘西永顺土司起源及其彭氏家族史无疑是土家族早期历史发展演变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湘西民族区域社会政治史、土客（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史的主要内容。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永顺土司起源与土家族早期社会政治史问题。目前有关湘西土家族自永顺土司发端以前即隋唐五代以前的文献记载十分简单，学术研究成果也相对不足。至少从现有的考古发现及相关文献记载看，在永顺土司出现以前土家族就早已在湘西地区繁衍生息。现在一般的说法是，永顺土司源于五代后晋天福四年（939年）之“溪州之战”，此后到清代中前期一直延续八百余年之久；而“溪州之战”前，湘西土家族地区先后经历了“自相君长”的部落酋长制、秦至隋代之郡县制、唐及五代与宋之羁縻州县制等社会政治历史发展阶段。（6）但是，若将这种情形与永顺土司起于“溪州之战”联系起来看就有不少问题值得反思，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学术分析和考察。最明显的问题是，“溪州之战”是湘西土家族社会政治发展演变的分水岭，它表明湘西民族区域政治结构由“各长其部”的分散状态向集中统一的区域民族政权形态转变。相关的问题是，“溪州之战”之前湘西土家族地区经历了哪些社会政治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存在什么样的民族政治体系？它与中央政权及周边民族又存在什么样的政治关系？诸如此类问题学界不仅讨论少而且鲜有有说服力的结论。

二是湘西永顺土司家族史与湘西土家族来源与土客关系问题。“溪州之战”后永顺彭氏“世有溪州”八百余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与之相关的历史内容是彭氏土司族属及土家族来源与土客关系问题。前者主要是其始祖彭士愁族属问题，目前各家说法不一，见仁见智；过去学者认为永顺彭氏土司源自江西吉安的家谱系明代之攀附、“趋汉”之风所致，实为当地“蛮族”，但目前一些论著多认为有其实或者存疑，需要进行认真的学术讨论和鉴别。（7）后者与前者紧密相关，即土家族来源本土说与外来说与土客关系及其对于土家族历史发展影响问题。虽然彭士愁是否是江西彭氏有待考察，但是从谱牒学及“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等移民史看，湘西彭氏迁自江西有一定历史根据，同时它又涉及土家族改用汉姓及“八部大王”、（8）“土王”崇拜及“客王逐土王”（9）等祖先神话传说与家谱记载之真实性与历史建构问题。如果从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与影响蠡测，土家族来源并非单一本土性也不能归结为简单的外来迁移说。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土客之间、湘西民族区域与周边尤其是汉族地区早期社会政治文化相交互动的历史内容。可以肯定地说，从目前发现的永顺土司家族史相关文献资料、墓碑石刻及土家族历史神话传说结合起来分析研究，同时结合田野考察则可以推动这一课题探讨进一步深入展开。

综上所述，湘西永顺土司起源及其家族史与土家族早期社会政治史、土客关系史密切相关，是湘西民族区域政治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另外，鄂西、渝东南、黔东北等土家族地区土司历史也存在相似的问题，同样是土家族早期社会政治史应有之义。扩而言之，其他民族地区的诸家土司史大多与当地民族政治史互为表里，不同的是不同民族区域具有不同特点的历史内容而已。实际上早有论者指出，“土司地区，即今之少数民族地区。我们祖国，原来共居在境内的族别是很多的，各族大都经过一段自己建立起来的小侯国的政治生活，无疑的，西南各省的土司，是西南各族人民政治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10）显然，从土司学研究之历史维度看，民族区域政治史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与对象，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土司家族史。换言之，土司学具体的历史内容研究之主轴就是民族区域政治史，它对于推动土司学研究不断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实际上，当下一些人类学研究成果已经涉及这一课题，如近年面世的《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陈贤波，三联书店，2011年）、《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郑少雄，三联书店，2016年）等，但作为土司学研究视野下的民族区域政治史仍然存在丰富而重要的学术空间，有待进一步开拓挖掘。

二

当下中国民族研究领域民族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研究可谓是风生水起、引人注目，而过去学术界相对重视的民族史研究渐趋沉寂冷清。平实而论，在以往民族史研究中也是北重南轻，其中土家族史研究不仅难以同蒙古、藏、满等北方民族史研究相提并论，即使较之于壮、苗、彝等南方民族史研究也是相对滞后。目前蒙古、壮、苗、彝等民族通史相继出版，但迄今为止土家族通史尚未问世。如上节所述，以土司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土司学势头正劲，而将它与民族史研究结合起来势必会改变上述民族史研究的现状，同时也将有力推动土司学深入发展与创新，其中湘西永顺土司与土家族古代历史发展问题应是这一课题之重要内容之一。

总起来看，湘西永顺土司与土家族古代历史发展问题主要是它与土家族古代社会政治史关系问题。

其一，从历史发展大视野而言，湘西永顺土司沿袭八百余年几乎与土家族中古历史相始终，它历五代、宋、元、明、清五代中央王朝，是西南各家土司中存续时间最长者。目前关于永顺土司历史文献较多，近年还出版了一些有关其家族传承的论著，但将它与土家古代社会政治史联系起来研究尚不多见。（11）像《土家族简史》一类通史性著作，（12）也多是按照中国通史的社会历史发展分期书写，把土家族中古历史分为封建社会前期（秦汉至元）、封建社会后期（元至清）两个阶段。这样的历史分期方法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方法相统一，虽然充分体现了土家族史作为中华民族史之一部分的整体属性，但是对于土家族区域族群历史发展特点叙述相对模糊。从某种意义上说，按照永顺土司历史发展阶段来叙述土家族古代社会政治史似乎更加符合客观历史演变及其区域性民族历史发展特征。

第一，“溪州之战”前可概括为“前土司时期”。虽然彭士愁统一溪州前湘西土家族地区先后在秦汉时期已置于郡县地方行政辖区，但这些郡县有名无实，实际上起作用的仍然是由土家族远古部落发展而来的強宗大姓统治，它是永顺土司起源发展的历史基础和前提。正如有学者指出，如果把唐宋间羁縻州刺史、土官及元明以来各土司之姓氏，与远古的土著部落首领联系起来看，这些冠以“蛮”类的强宗大姓恰好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13）

第二，“溪州之战”至元代，可概括为“次土司时期”。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年）彭士愁故，长子彭师裕（14）袭静边都誓主兼下溪州刺史职，后世代相袭，至元统一后彭胜祖归附，设“永顺等处军民安抚使”，永顺司自此始（15）。这一时期历五代、宋近四百余年，虽无司所之名但永顺土司已自彭师裕袭传至13世彭胜祖，是实际上溪州地区的统治者；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湘西土家族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彭氏政权统治中心先后由会溪坪（今古丈县属）迁至龙潭城（今永顺县弄塔村）及灵溪福石城（即今永顺老司城），（16）经过民族区域内部集团间的你争我夺及其与外部政治力量的矛盾斗争，以永顺彭氏政权为核心的湘西土家族民族区域政治共同体基本形成。

第三，元至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可概括为“土司时期”。这一时期历元明清三代近四百余年，永顺彭氏土司之名先后历安抚司、宣抚司、宣慰司至清雍正五年改流，共传19世，正式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央王朝政治体系之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湘西土家族地区社会政治体系相对稳定，三州六洞、五十八旗等地方社会内部制度结构及权力运行体制逐步成熟，与中央王朝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联系制度化程度较高，是土家族社会政治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又一重要阶段。

第四，自清雍正改土归流（雍正五年，1727年）至鸦片战争（道光二十年，1840年），可概括为“后土司时期”。这一时期近百年时间，改土归流后永顺土司辖地置永顺（后分析出古丈坪厅）、龙山二县，彭氏土司家室被迁往江西安插，湘西土家族社会政治亦随之开始了流官时代；虽然土司城已是人去楼空、执政者也被域外流官所取代，但是当地民族区域社会政治属性仍然客观存在，同时引发了诸多新的社会政治问题。可以说，它既是土家族古代社会政治史结束阶段，也是永顺土司改流之后的“土司政治”后续阶段。

其二，从具体历史发展内容看，永顺土司历史就是湘西民族区域政治史。目前，关于土司制度的一般性论著仅是永顺土司家族文献的胪陈，而专门性的论著又未深入将它与土家族历史内容有机结合起来，有其表却缺少鲜明而充实的具体内容，或以土司代民族，或以民族代土司。如果抛开永顺土司具有一般土司制度史（如起始废止、世代传承、辖民属地、统治机构及其与中原王朝关系等）的意义，就其本身历史内涵而言应当是土家族社会政治史主要内容。一方面，它是湘西民族区域的政治代表，“以各民族代表者（誓主）的身份，来为各民族争取政治地位和经济、文化的发展”；（17）另一方面，永顺土司不同时期的政治活动及其政治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包括与之相关的经济、文化、社会风俗习惯等无疑是当地民族社会政治历史的主体表现和反映。正如一些学者认为，所谓土司制度，严格地说“是不成一种制度的，因为他只是在土生土长的原制度之上，加上一些名号，其余是原封不动的”。（18）依此观之，永顺土司那些“土生土长的原制度”是什么、同时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呢？显然就是当地民族社会政治史所要考察的问题所在。

综上所述，永顺土司史就是湘西土家族中古社会政治史主轴，二者虽不能等量观之但应做清楚的学术界定，否则就会出现仅有其表而无其实的认识偏差，既不利于它本身研究的深入展开也会遮蔽土家族历史研究的发展。其实除了湘西永顺土司外，与之毗邻的鄂、渝、黔等省市土家族地区同样是诸家土司辖地，他们大多亦在唐宋之际割据自立，于清前中期与永顺土司一道先后改流。从某种程度上说，永顺土司历史对于土家族中古社会政治史更具有普遍意义。换言之，土家族聚居区与当地土司辖地几乎重叠，土司政治史与土家族中古社会政治史显然是一体双面的民族史研究内容。

进而言之，湘西永顺土司历史与土家族中古社会政治史之关系对于推动土司学研究也具有理论方法之意义。毫无疑义，各家土司史是土司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与内容，如果仅仅停留在一般制度史层面就会显得简单枯燥，即所谓“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与湘西永顺土司一样，其他民族区域的土司历史也存在与当地民族区域社会政治史关系问题，只不过是具体情形各异而已。如西南地区，早就有学者指出“土司与西南民族，有不可分离之关系。……观历代记载，可知西南民族之兴衰，与各土酋之存亡至有关系也”（19）。由此可见，土司学历史方面的研究内容应重在民族史尤其民族区域政治史方面的内容，它不仅可以丰富和扩展土司学研究领域，同时也将推动民族史研究特别是族别史研究的发展和创新，二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三

当下土司研究中，有关土司与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等专题论著不断涌现，土司学方兴未艾。（20）总起来看，这些成果大多是将土司作为一般制度性对象来审视，缺乏具体个案方面的详细考察。借用社会科学理论工具当然是土司学研究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手段，而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将它与具体土司问题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较大的学术影响力。湘西永顺土司存续时间长、历史影响大，它与土家族历史文化认同关系问题是这一研究趋势应有之义，同时对于土司学理论建构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所谓历史文化认同，其要义有二：一是历史认同，一是文化认同；前者主要指关于血缘、地理、治统的联系与认识，后者主要指关于心理、制度、道统的影响与传承。（21）由此观之，永顺土司与土家族历史文化认同问题同样包含上述两方面内容，是土司研究创新发展中有关民族区域历史文化认同的重要课题之一，内容丰富，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之特征。总起来看，这一课题可以从内与外两个领域进行梳理和考察。所谓内就是湘西永顺土司与湘西民族地方、土家族自身历史文化认同之关系问题，所谓外就是湘西永顺土司与中国历史文化认同之关系问题，具有本土与外来之二重性特征；直言之，就是它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认同中之民族区域性与中华民族整体性关系问题。

一方面是土家族自身历史文化认同，即永顺土司与土家族民族共同体历史发展演变之关系，包括民族形成、民族迁徙、民族政治以及民族区域经济、文化思想、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艺术，等等。如“溪州之战”后，永顺土司开始称霸溪州地区，后几经变化至明代最终确立了“三州六洞”之湘西土家族区域民族政区；虽然彭氏土司来自江西的族谱记载不一定准确，但它引发了湘西其他土家族如田、向等大姓宗族也将祖源追溯至内地诸省区，无形中催生了土家族宗族社会历史记忆中的内地情结，同时也蕴含了土客（汉族）之间血缘联系及相互交融的历史内容；遍及湘西各地的“土王崇拜”是土家族民间信仰的核心内容之一，它与永顺土司民族区域治统密切相关；永顺土司政治既是土家族经济、文化的集中表现，同时也影响到土家族社会生活的核心层面，并涉及土家族语言文学、诗歌、民间艺术、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

另一方面是土家族与中国历史文化认同，即永顺土司与中国历史文化认同之关系问题，包括土家与中华、地方与中央等民族认同、政治认同等多重内容。永顺土司作为湘西土家族民族区域政治代表，在土家族与中国历史文化认同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众所周知土家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二者相交互动的历史发展关系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永顺土司既是湘西民族地方的政治代表者又是土家族与中华、地方与中央等民族认同、政治认同的纽带和桥梁。如政治上，它经历了从“蛮酋”“隔江北望拜谢”到“世臣”的民族政治角色的历史转变，最后“自请改流”；经济文化方面，它从内地引进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大力提倡与推动儒家思想文化教育等。这一历史过程，当然就是土家族与中国历史文化认同之历史内容。

另外从学科属性而言，上述内容是土司学历史研究范畴，准确地说就是民族区域历史文化认同问题，其重点在于考察不同历史阶段湘西永顺土司与土家族历史文化认同之不同形态与矛盾关系及其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湘西永顺土司存续与废除均与这一历史矛盾运动发展演变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就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认同的民族区域历史反映。它不仅具有民族区域思想文化史之特征，同时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除永顺土司之外，湘西及鄂、渝、黔等地各家土司与土家族历史文化认同同样也是这一课题应有之义，对于土家族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扩而言之，西南及其他民族地区土司同样与当地民族历史文化认同问题关系密切，既是民族区域政治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当然也是土司学研究的对象与内容，二者犹如一枚硬币之两面互为一体，土司学研究内容之丰富多彩亦可见一斑。

综述全文，湘西永顺土司与土家族历史研究关系密切，主要是它与土家族来源、早期社会政治形态、中古社会政治发展演变及土家族历史文化认同等关系问题。这些课题实际上就是民族史尤其是民族区域政治史研究范畴。以土司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土司学应当重点研究各家土司与当地民族区域历史尤其是社会政治史之关系问题，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一般制度史研究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区域政治史研究不仅是土司学应有之义，同时也是推动土司学深入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不可低估。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土司众多而且分属不同民族及民族地方，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政治经济都存在显著差异。土司学理论方法建构将民族区域政治史纳入研究视野当然会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但是目前学界经常所称的“土司经济”“土司文化”乃至“土司社会”等一律冠之以“土司”一词也就需要反思与斟酌推敲。它不仅关乎学科理论建构问题，同时也与当前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紧密相关，不过这一议题已超出本文所论。

 

注释：

[1]《湘西土司辑略》，作者谢华，中华书局1959年初版，1989年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谢华集》，2008年辑入《湖湘文库》出版；《土家族土司简史》，王承尧、罗午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2]该丛书包括《土家文化的圣殿——永顺老司城历史文化研究》、《土司城的文化透视——永顺老司城遗址核心价值研究》、《土司城的建筑典范——永顺老司城遗址建筑布局及功能研究》、《土司城的文化景观——永顺老司城遗址核心区域景观生态学研究》、《土司家族的世代传承——永顺彭氏土司谱系研究》、《从溪州铜柱到德政碑——永顺土司历史地位研究》、《金石铭文中的历史记忆——永顺土司金石铭文整理研究》、《尘封的曲线——溪州地区社会经济研究》、《土司研究新论——多重视野下的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土司制度与彭氏土司历史文献资料辑录》等10部专著，游俊主编，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

[3]参见李世愉：《土司制度研究的杰作——评“土司文化研究丛书”》，《光明日报》2015年5月16日。

[4]参见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第八章，中东南民族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目前关于土家族历史专题讨论会据笔者所知仅是1983年在湘西吉首市召开的“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见《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1983年12月内部印行。

[6]参见土家族简史编写组：《土家族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王承尧、罗午：《土家族土司简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7]土家族简史编写组：《土家族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29页；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见《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97-100页；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史》下编2，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35页。游俊：《彭氏入主溪州史实可疑》，见《历代稽勋录笺正》，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8]参见罗维庆：《土家族姓氏起源演化考述》，《吉首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9]见乾隆《永顺府志》卷之十二《杂记》。

[10]谢华：《湘西土司辑略》，见《湖湘文库.楚南苗志.湘西土司辑略》，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63页。

[11]参见罗维庆、罗中编：《土司制度与彭氏土司历史文献资料辑录》，成臻铭：《土司家族的世代传承——永顺土司谱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

[12]《土家族简史》初版于1986年，后又由民族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了修订本，在编写体例上未做变动，见《土家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田敏、崔榕）：《土家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13]王承尧、罗午：《土家族土司简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14]师裕，楚王所赐名，复号为“彭大王”，见游俊：《历代稽勋录笺正》，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15]谢华：《湘西土司辑略》，见前引书第305页。

[16]雷家森：《老司城与湘西土司文化研究》，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17页。

[17]谢华：《湘西土司辑略》，前引书第357页。

[18]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前引书第96页。

[19]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中正书局1944年版，第2-3页。

[20]参见李良品：《土司研究取向的新视野》，《民族学刊》2017年第3期；《多学科视野：土司研究的新路径》，《民族学刊》2018年第3期。

[21]参见瞿林东：《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瞿林东主编：《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第一卷.代序，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