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与“隐”：从新旧族谱看赣南畲族族群认同的变迁

作者：曹大明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9-05-08  浏览次数： 6102次

【摘　要】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赣南畲族新旧族谱中族群认同的显隐之变，有助于深入认识族群认同的本质以及族谱文本的社会价值和意义。族谱的撰写、编修体现了一个社群对“我群”及其历史的认知，也反映着社会变迁。赣南畲族新旧族谱所体现的族群认同的显隐之变，既是畲民原生情感压抑性地喷发，也是适应民族关系场域结构性变迁的工具性选择，是对历史缺损和遗憾的追补，对当代民族政策所建构的社会语境的心语表达和纵情放歌。

【关键词】畲族；新族谱；旧族谱；族群认同

一、隐没的记忆：赣南畲族旧族谱中的族群认同

生活于闽浙赣粤等省的畲族是一个散杂居的少数民族。受汉文化的影响，畲族在清代中期开始大规模编修族谱。关于畲族族谱，学界的研究主要围绕旧族谱的体例和构成（杨长虹，2013）、特点和特色（石奕龙，2012；董建辉，2007；许旭尧，2003）、价值（谢滨，2001）、向心意识和华夏认同展开（陈支平，2009；濑川昌久，1999），少见从新旧族谱（1）生成场域和表述的视野探讨畲族认同变迁的研究。

明清时期，赣南畲族长期与汉族（客家）杂居，汉化程度较高，不但民族特色淡化，而且表述他们自我认同的族谱也非常隐晦。20世纪80年代早期，随着少数民族身份的重新“恢复”，赣南畲族开启了表述民族认同的文化实践，其中尤以新族谱的再生产“耀眼”。就此而言，本文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赣南畲族新旧族谱中族群认同的显隐之变，有助于深入认识族群认同的本质以及族谱文本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畲族编修族谱源自对生活于周边汉族的效仿。与汉族族谱相比，闽东、浙南畲族旧族谱的特色主要表现在祖源传说、排行等方面。祖源传说尽管情节差异较大，但族谱多多少少会保留程度不同的盘瓠崇拜痕迹。排行中的郎名尽管近年来被石奕龙（2012）、董建辉（2007）等学者所质疑，但其排行方法确实比较特殊，是为畲族族谱特色之一。蓝、雷、钟三个传统姓氏的排行方法略有差异。一般而言，蓝姓畲民以“大、小、百、千、万、念”为排行，循环排列。与蓝姓相比，雷姓畲民少一个“念”字派，钟姓畲民则少“万”“念”两个字派。

与闽东、浙南相比，受明中后期王阳明“去蛮就新”治理的影响，赣南畲族受华夏文化的影响更深，其族谱的华夏认同更加明显。除北部兴国外，赣南多数地方蓝、雷姓畲民的旧族谱已经完全与周边汉族（客家）族谱汇为一流，少见表述其畲族认同的记述。蓝姓畲民旧族谱大都尊昌奇为始祖，其分封地汝南郡为祖居地，尔后经南京、闽粤进入赣南。崇义聂都竹洞1919年《蓝氏族谱》载：“帝都空桑之中，有熊国君贡秀蓝一株值后宫降生一子，帝甚喜，遂赐子为姓，取名曰昌奇。及长，分封蓝昌奇为汝南郡……一世祖昌奇公受姓膺爵，君命是从……自受姓而后，子孙蕃衍遍居青、徐、幽、冀、荆、梁、雍、豫者皆公一人所传也。”安远县高云山乡圩岗畲族村王坑小组1907年《长邑蓝氏重修族谱》也载：“阅其溯源，上古有熊国贡蓝一株，兆生昌奇，后昌奇封土汝南，遂为得姓受氏之由。”雷姓畲民旧族谱大多也声称其始祖来自中原。会昌筠门岭上增《雷氏族谱·旧序》载，雷氏源出黄帝雷公，自汉唐以来代有闻人，“粤稽同州刺史宪实为雷氏之鼻祖，世居京辅，代衍云礽。五世阔公初迁豫章。七世甫公以洪州刺史居抚州之白水障，徙闽中之宁化县。传至开显公生八人，长、三、四、六房散处吉、南、赣各郡，棋布而星罗焉。其仍居闽杭崇下财溪苏家坡者，则有二、五、七、八房，即长、三、四、六房亦有之，诗书继武簪缨嗣徽”。上述蓝、雷姓旧族谱，不仅声称蓝、雷姓是炎帝、黄帝的子孙，而且还是汉唐以来中原的蓝、雷姓名人之后；其祖先迁徙路线也与客家一致，由北而南。后因躲避战乱或者被奸人污蔑迁居闽西，最后在明清时期再从闽西（或经粤东）迁至赣南定居。这些记述，表面看来是一种攀附与虚美之词，实则历史上赣南畲民华夏化或者隐没、压抑“我群”认同的表现。

与赣南其他地方旧族谱同汉族族谱汇为一流相比，兴国县蓝、雷姓畲民旧族谱则保留了一定的民族特色，但相关记述也是链接于黄帝世系之下，“若隐若现”，只剩“一鳞半爪”。据贺堂源头山、崇贤龙潭雷、蓝姓畲民介绍，在联修兴国、泰和、永丰蓝、雷族谱之前，他们一直保存着自己的草谱。草谱记载盘瓠传说以及畲族各姓的来源。后来联修族谱时，造谱的汉人以及参与修谱的畲族文化精英不仅把草谱记载盘瓠传说的内容删除了，而且还把原来的竹头“篮”改成了与汉人相同的草头“蓝”。1979年兴国县委统战部上呈给江西省、赣州地区统战部的《关于我县畲族情况的调查报告》也载，兴国古龙岗瑶前村一雷姓畲民保存的初修族谱（草）中保存着盘瓠的传说。（2）该传说与《搜神记》中古老的神话传说相比，尽管形象发生了从“生物飞蚕蚤”“乌云黑暴鱼龙”到“盘瓠”的变化，但基本的情节和结构并未根本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兴国畲民的调查也显示，当地蓝、雷姓畲民民国时期还保存着“盘瓠”崇拜，且存在“每逢旧历年正月初一日就会挂一副盘瓠画，全族在一起敲着菜刀、柴刀等铁器与其他乐器在一起取乐，并要做米粿敬盘瓠”（3）的祭祖习俗。

此外，蓝、雷姓畲民旧族谱还保存着与盘瓠传说有关的谱联以及“自相婚配”的记忆。兴国县贺堂源头山1906年六修《雷氏族谱》谱头即是“功建前朝帝喾高辛亲敕授，名垂后裔皇子王孙免差徭”。“自相婚配”上，蓝、雷姓畲民旧族谱都保存一定的“蓝雷互婚”记忆。贺堂源头山1906年六修《雷氏族谱》载，自开基祖从第四世开始，与雷姓通婚的主要是蓝姓畲民。第四至六世通婚总次数为38次，蓝姓达23次，占总数的60.5%。第七世迁入赣州府后至第十世，蓝雷姓通婚更加频繁，四代中蓝雷姓通婚占总数的77.5%。第十一世后，随着雷姓畲民日趋“汉化”以及经济条件逐步改善，与其通婚的姓氏逐步增多，“蓝雷互婚”则逐步减少（曹大明，2012）。

对于贺堂源头山雷姓畲民族谱“蓝雷互婚”的记载，与之毗邻并发生关联的崇贤龙潭龙上蓝姓畲民的族谱也给予了佐证。据该村1948年修《蓝氏族谱》载，其开基祖明万历年间由福建迁居兴国太平乡后，从第一世至七世只能与雷姓对婚。该状况一直延续至第八世孙光标配曾氏为止。第九世，蓝姓与其他姓氏通婚开始增加，但“蓝雷互婚”仍达44.7%（曹大明，2012）。至第十世，“蓝雷互婚”剧降，仅占总婚配人数的17.8%。

上述兴国“蓝雷互婚”的情况与《搜神记》中的“盘瓠死后，自相配偶，因为夫妇”（4）的记载大体相符。且清兴国知县张尚瑗编《潋水志林》也载，兴国太平乡崇贤里有“山野子”，“其人多雷、蓝、毕三姓，占耕其土，自为婚姻，不敢出里巷”。（5）可见，赣南兴国畲民旧族谱留存的“蓝雷对婚”记载不仅是可信的，而且是他们族群认同的一种曲折表述。

盘瓠传说之外，兴国县蓝、雷姓畲民旧族谱还保存一定具有民族特色的排行记载。贺堂源头山1906年《雷氏族谱》载，自其一世祖儒任公至迁入赣南的七世，其世系完全按照“大、小、千、万、念”进行排辈，第九世之后完全消失。显然，贺堂雷姓畲民入赣之后出现了“结构性失忆”，存在一段“漂白”自我的华夏化过程。

综上可见，赣南畲族旧族谱“汉化”明显。这些旧族谱多编制黄帝世系，声称始祖源自中原，攀附历史上的蓝、雷姓名人，与汉族旧族谱汇为一流，少见其祖先源自畲族的记述。少量旧族谱尽管记述了盘瓠传说或者具有民族特色的排行、婚配习俗，但也是若隐若现的碎片化记忆。赣南畲族旧族谱这种“去畲化”的书写表明，历史时期的畲民族群认同是矛盾、压抑或郁结情感的表达，它既依附于华夏认同，又将对本群体感情或心理的认知埋藏于心底，等待民族政策春风的吹拂以及民族文化自信的站立。

二、畅快释怀：赣南畲族新族谱中的族群认同

畲族新族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修、刻印、传抄的谱牒。如谱牒研究专家钱杭先生所言，畲族新族谱不是一蹴而就出现的，而是存在一个逐渐成形和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消化、吸收、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新制度、新意识形态的过程（钱杭，2015），如同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2003：11）所言的“并接结构”，既颠覆了旧的文化传统，又孕育着新的文化图式，体现了中国民族政策从不平等到平等的结构性变迁。受时代影响，20世纪50至80年代赣南畲族还处在民族识别和民族成分的恢复、确认阶段，因此畲族新族谱绝大多数是1980年以来直至当下编修、刻印或者传抄的。这些新族谱不仅在形式、形态、介质上有了变化或者突破，而且内容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与旧族谱相比，赣南畲族新族谱最大的变化是基本格式出现了“家族史”与“民族史”融合的倾向。家族史一般采用欧式横排版，是在旧族谱的基础上翻修；民族史则完全是为了表达畲族民族身份的需要，巧妙将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畲族历史文化融入其中。如兴国贺堂、吉安、永丰等地1997年联修的《雷氏族谱》的基本格式依次是天盘图、释天盘图、源流垂丝图、源流文谱、祖图、序（倡修序、联修族谱序、房谱联修序、老谱序）、家规、凡例、字派、房序表、首士鸿名、赞助鸿名、干部增收鸿名表、名人传、人文录和名人像、领谱字号、祠图记和祠图、坟图和墓志、谱跋、畲族文史资料（畲族和畲民、山哈和畲族、盘瓠传说、《开山公据》、民族发祥地凤凰山、盘瓠杖、民族迁徙、畲族始祖“盘瓠图卷”、畲族《盘古歌》、畲族文学与畲族风俗、畲族语言和文字、畲族图照）、后记、附录。这些增加的表述畲族身份和族群认同的历史文化资料，多数内容指向以盘瓠祖源、凤凰山祖地为内核的历史记忆。

关于盘瓠祖源，兴国、永丰等地1997年新修《雷氏族谱》不仅在谱序、凡例、附录中在姓氏鼻祖之前添加了畲族始祖盘瓠，还直接增加“畲族文史资料”。这些资料直接摘自相关的报刊以及书籍，主要有《关于畲族的来源》（王克旺、雷耀銓、吕锡生，1980）、《畲族〈盘古歌〉序》（张文藻，1982）、《畲族文学与畲族风俗》（叶大兵，1982）、《畲族所说的客家话》（罗美珍，1980）等。资料收集者是族谱主修、兴国贺堂源头山的LFX。为此，他一方面利用其教师身份，不断到贺堂、永丰等地收集雷姓畲民口传中有关本民族的资料，另一方面坚持订阅相关报刊，注意浏览其中有关畲族的文章。在LFX的精心组织、编排下，1997年新修《雷氏族谱》既延续了贺堂源头山1906年六修《雷氏族谱》之精髓，又将“隐没”的盘瓠传说“发扬光大”。《雷氏族谱·谱序》载：“黄帝与嫡妃（嫘）祖，生了两个儿子：少昊和昌意。少昊之孙是上古五帝之一的帝喾高辛氏。高辛氏之三公主，与‘征番犯边’有功的盘瓠（龙麒）成亲，生有三男一女，经皇上赐姓：一曰盘，名自能；二曰蓝，名叫光辉；三曰雷，名巨佑；四曰小妹，女长大与军丁钟智深相爱，钟姓实为女婿至亲。原来就是雷（嫘）的血统后裔，经皇上再次赐姓为雷。此后，盘瓠成为畲族、苗族、瑶族的始祖神。正如中华民族信奉龙一样，盘瓠成为我氏的图腾。”在此，雷氏不但是黄帝之妻西陵氏的嫘祖的“血统后裔”，而且是高辛帝之三公主与“征番犯边”有功的盘瓠的后裔。盘瓠也变成了“始祖神”或者“图腾”。为修复新、旧族谱关于始祖的矛盾，新族谱特意在“凡例”中作了说明：“根据各联修房旧族谱基本上尊焕公为始祖，其实根据历史考证及有关同族族谱所载，吾族之始祖当为龙麒，即盘瓠王。本姓一世祖当为雷巨佑。本修谱统一尊盘瓠王为吾族之始祖，雷巨佑为吾族一世祖。”

与新修的《雷氏族谱》相似，寻乌、安远两县1995年新修《汝南堂蓝氏续修族谱》也在“前言”部分将蓝氏姓氏历史与畲族盘瓠传说地融合在一起。尽管内容“天马行空”或者前后矛盾，但新族谱添加盘瓠传说、尊盘瓠为祖先之事说明，蓝姓畲民已不再隐没、掩藏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是要通过族谱表达“被认为带有作为一种身份象征意义”（濑川昌久，1999：225）。

在处理盘瓠传说或盘瓠崇拜的同时，赣南蓝、雷姓畲族新族谱还通过祖地记忆的重构表达了他们的族群认同。如前所述，赣南蓝、雷姓畲族旧族谱受周边汉族（客家）的影响，多附会地将河南汝南、陕西冯翊视为祖源地，通过祖居地就是古代中国中心区域这一事实，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华夏认同。与旧族谱相比，赣南畲族新族谱主动吸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界塑造的广东潮州凤凰山祖地记忆，并将其与原先的中原祖地记忆相结合。其处理办法是：既有的祖地转变为祖先的移居地，在移居地之前添加祖地凤凰山。对于祖地从河南汝南、陕西冯翊、闽西转到潮州凤凰山转变，赣南多数畲民认为，政府、畲族研究者以及其他地方的畲族大都认为凤凰山是祖地，那么他们的祖地就是凤凰山。兴国贺堂源头山在1997年祭祖时，告文明确提出其祖地为潮州凤凰山：“恭维我祖，源远流长，帝喾高辛，亲勅赐姓，功成名下（就），袭封侯邦，食采冯翊，以姓为郡，历朝文武代不乏人，祖居潮州凤凰山……仰祈我祖，神灵庇佑，继往开来，光前裕后，房房兴盛，世代荣昌，敬陈牲酥，来格来偿。”在此告文中，虽留存陕西冯翊记忆，但业已明确潮州凤凰山的祖地地位。对于将凤凰山确认为祖地的目的，《雷氏联修族谱·谱跋》可谓中肯：“吾族历时悠久，源远流长，始祖巨佑系帝喾高辛之名臣下，祖居广东潮州凤凰山，距今四千五百余年……更兼雷氏原系畲族，畲族乃国中民族林中之员，为使后裔追根溯源，明其姓氏原委，察其民族变迁。余与荣熙收集了不少畲族文史资料，载于谱，留传后世。”由谱跋可知，确认广东潮州凤凰山为祖居地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后裔能够追根溯源，明白姓氏原委、民族的变迁。

与兴国贺堂源头山雷姓畲族一样，赣南各地畲民基本上接受了凤凰山传说。他们的新族谱，大都将畲族祖地记忆凤凰山传说录入其中。有的甚至将畲族研究专家施联朱先生《畲族》（2005）一书有关“民族发祥地凤凰山”一小节全部载入，以让后人铭记。信丰蓝姓畲族不仅在其族谱中详细介绍了祖地凤凰山，还在地方政府主导下新建的畲族民俗馆中以图片的形式描述其祖先具体的迁徙路线。在信丰蓝姓畲族迁徙图中，信丰是赣南蓝姓畲族迁徙的中心，由此迁出的蓝姓畲民散布于赣州、南康、上犹、崇义、定南、全南以及广东的南雄、始兴数县。在他们迁入赣南之前，存在一段从民族发祥地凤凰山迁至闽西的宁化、长汀、上杭的历史。如此，他们既无需改变闽西记忆，又成功对接闽东、浙南畲族大本营的潮州凤凰山祖地记忆，使自己融入畲族叙事话语体系之中。

综上可见，与旧族谱隐没、曲折表达族群认同相比，赣南畲族新族谱表述族群认同的方式可以说是畅快释怀。新族谱基本格式不仅出现了“家族史”与“民族史”的融合，而且“前言”“谱序”“凡例”“附录”“谱跋”等部分增加大量表达族群认同的畲族盘瓠崇拜的内容，同时还在原有的中原记忆和闽西记忆的基础上建构了凝聚族群认同的场址和空间——广东潮州凤凰山！

三、心语表达和适应性选择：赣南畲族新旧族谱族群认同显隐之变的人类学分析

族群认同是内发性认同与外激性认同的综合体。内发性认同依据的主要是内部共享的世系记忆和文化。记载世代系谱的族谱，通过说史志今，不仅可以将族众整合在一个祖先或者虚拟祖先衍派的系统里，而且可以将族众与祖先或虚拟祖先相联系，获得认同的核心和共享的历史记忆。就此而言，族谱编修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慎终追远、崇祖敬宗，还有整合、和睦族众，展示、表现“我群”之功能。赣南畲族旧族谱、新族谱从隐没到显性地表达族群认同，不是没有原因的“宣泄”，而是内发性情感的聚合和原生情感的压抑性喷发。这种附着在族群历史与文化特别是亲属世系观念以及历史意识之上的原生情感尽管在“华/夷”不平等族群关系场域中是压抑或者是日渐式微的，但它并没有消失或湮没，而是通过零碎历史记忆的传续或者比较“隐蔽”的方式得到维持。因此，在赣南畲族旧族谱中，表述畲民族群认同的“盘瓠”祖源传说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排行、婚配的历史文化记忆始终是若隐若现、若有若无。通过旧族谱对这种“隐性”历史记忆的聚集、整合，星散于汉民族（客家）汪洋大海之中的赣南畲族尽管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汉化”，但他们并没有失去自我或者“忘其所自来”，而是顶住汉文化的冲击，使畲族孤岛在赣南北部山区得以长期存在（曹大明，2012）。这种隐性的历史记忆，或许就是美国人类学家曼纽尔·卡斯特眼中“想象的共同体”所具有的“认同的力量”（曼纽尔·卡斯特，2003），就是赣南畲族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得以绵延的原初性因素，就是赣南畲族耆老不畏艰辛、百折不挠地争取民族识别和民族权益的精神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华/夷”不平等族群关系结构性改变以及民族平等政策逐步得到贯彻执行，赣南畲族不再是野蛮、落后的“山野牯”或者“蛮僚”，而是倍受国家民族政策关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在这样的民族关系场域之中，赣南畲族压抑的原生情感终于得到迸发、释放。因此，赣南畲族新族谱，不管过去是否保存有一定的“蛛丝马迹”，都在前言、谱序、凡例、附录、谱跋等部分“畅快释怀”地增加畲族祖源传说，重构畲族祖地记忆。可见，赣南畲族新旧族谱中族群认同的显隐之变，是畲民对“我群”原生情感压抑性喷发的表达。

赣南畲族新旧族谱族群认同的显隐之变，也是畲族对族群关系场域变迁的适应性选择。美国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认为，一个族群的存在和界定不能只依据内发性的情感和共享的历史文化，还有赖于包括其他族群和国家在内的外部刺激（斯蒂文·郝瑞，2000：2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华/夷”不平等族群关系场域中，原本是闽粤移民或赣南土著的畲民，因自身保留一定的“蓝雷声”语言以及“出入必挟刃”的习俗，被同为移民或者地方的土著汉人排斥为“山野子”的异类。同时，官府也将他们视为“与猺、獞、狼、黎比”（6）的教化对象或者“年久日深，生产日番，羽翼渐多”的“逋负之徒”和“輋贼”（7）。面对王朝的统治、汉人的区隔、歧视和文化的侵蚀，赣南畲族不得不采取接受朝廷的教化，学习汉文化，以趋利避害，实现自我的改造和发展。于是，他们在明清时期习得了汉人的家族观念、仪式传统、文字书写等文化，开启了“去畲化”的文化实践。前述旧族谱鲜见记述盘瓠传说或者畲族特色的习俗即是“去畲化”文化实践的结果。

时移势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民族政策的贯彻实施，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不平等的民族关系，而且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给少数民族以特别的倾斜和照顾。在民族优惠政策的照顾下，赣南畲族通过奋斗，其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使赣南畲民认识到了畲族身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给赣南畲族的文化实践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动力，为其文化的强化、特化提供了可能。为了使外界了解畲族，认可他们的畲族身份，吸引更多的关注，从而为畲族以及地方政府争取到更多的利益、资源，再造一些畲族文化以彰显自己与周边客家人的差异并确立某种历史族群性，成为摆在赣南畲族族群精英以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面前的任务。于是，畲族身份演变成了畲民和地方现代化过程中竞相操控的资源或者“象征资本”，地方政府、畲民以及社会也在20世纪80年代后合力启动了以确立赣南畲族族群历史性与积累更多象征资本、争取更多利益和资源为目的的“重塑”“畲人”的文化实践。表现在新族谱的编撰上，就是在民族叙事话语的引导下，既不排斥祖源与黄帝、祖地与中原之间的关联，又重构祖源世系与祖地历史记忆，大量增加彰显畲族认同的历史文化资料，实现继承历史传统与彰显民族特色的统一。可见，赣南畲族新旧族谱中族群认同的显隐之变具有明显的工具理性，是畲民对民族关系场域变化的一种适应和选择。

综上可见，赣南畲族新旧族谱中族群认同的显隐之变，既是畲民原生情感压抑性的喷发，也是畲民对民族关系场域变化的一种适应和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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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美]斯蒂文·郝瑞，著，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2000.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6][日]濑川昌久，著，钱杭，译，1999.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注释：

[1]对新旧族谱的界定，主要采用钱杭先生的观点，即新族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编修、刻印、传抄的谱牒文献，旧族谱则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编修、刻印、传抄的谱牒文献（钱杭，2015）。

[2]兴国县委统战部：《关于我县畲族情况的调查报告》，1979年12月30日。

[3]《我县畲族情况调查报告》，兴国县人民政府1953年民字第2号文件，赣州市档案局，档案号：A0101953C00146。

[4]（晋）张尚瑗纂：《潋水志林卷十七志事·近录》康熙五十年（1711），兴国地方志办公室2001年校注重刊本，第168~169页。

[5]（晋）张尚瑗纂：《潋水志林卷十七志事·近录》康熙五十年（1711），兴国地方志办公室2001年校注重刊本，第187页。

[6]（晋）张尚瑗纂：《潋水志林卷十七志事·近录》，康熙五十年（1711），兴国地方志办公室2001年校注重刊本，第187页。

[7]（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十立崇义县治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