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与参与——城市居民的社区公共文化生活逻辑研究

作者：颜玉凡 叶南客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9-04-29  浏览次数： 7247次

【摘　要】本文通过对居民在参与行动中由集体记忆产生群体认同、在获取社会报酬中实现角色认同、于自我价值重建中重拾个人认同过程的深描，阐释了基于认同的三种持久参与逻辑。研究发现，认同在公共文化生活中的生产与再生产是推动居民持续参与的重要动力机制，这种认同性参与的持续产生是以居民对多维认同的追寻和实践为重要动因，以认同和参与在公共文化生活中的循环互构为重要特征的，而推动认同与参与之间互构的关键力量是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这种基于认同的持久参与模式具有一般意义，它不仅作用于公共文化生活，而且可以普及到现代社会其他公共生活中，为各类居民通过参与公共活动建构群体归属感、追寻自我实现开辟了途径。

【关键词】认同性参与逻辑；集体记忆；社会报酬；自我价值；持久性参与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文化服务是国家文化治理模式转变进程中政府着力实施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使这项公共服务具备持久的生命力，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居民的参与，期冀通过创建广泛的城市社区样本（如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来引导公共文化建设。其目的不仅是要提升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和各项服务的发展水平，更是希望获得广泛意义上的公众参与，将居民培育成富有公共精神和集体意识的现代公民，为重塑社区文化生活的公共价值奠定基础。政府推进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早已不停留于“一个社区建一个文化活动室”的简单层面，而是越来越关注居民文化生活，力图通过提供门类齐全的文化产品和硬件设施、开展多样化的文化活动来获得居民的认同。然而在实际的公共文化生活中，居民参与呈现出总体上参与不足（向德平、高飞，2013）和部分群体参与热情较高并存的景象。中老年人、残疾人、重病患者等（1）积极参与者对文化活动的热情与其他居民的冷漠相比耐人寻味。特定居民的积极参与固然与政府提供的多样化服务有关，但也不仅仅是外部力量支配的结果。事实上，笔者观察到，许多居民往往会充分发挥能动性，运用不同的行动策略，建构具有认同感的日常生活，重建可以彰显自我价值的生活秩序，而这种认同感又会推动其不断深入参与下去，进而形成了他们的持久参与逻辑。故而，笔者认为，有必要真实呈现这些个体在认同感驱使下持续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过程，通过对个体认同性参与逻辑及其行动特征的解读，发现不同类型的居民群体（2）持久参与的共通性机制。

基于此种认知，本文关注持续参与（3）的居民背后的认同性参与逻辑，以及该逻辑背后隐藏的持久性参与机制。具体来说，笔者试图厘清三个问题：1.行动者为什么参与公共文化生活 2.行动者如何在参与中建立起不同类型的认同感 3.在认同感驱使下，引导居民持续参与的行动机制是什么？笔者希望能够借此阐释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共同期许，寻找可以带动更多居民持久参与的普适性途径。

二、文献回顾与资料来源

在公共文化服务实践中，居民参与现象日趋复杂和多元，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譬如居民“参与难”（姚华、王亚南，2010）与“弱参与”问题（唐亚林、朱春，2012）。因此，学者们愈发重视居民的有效参与问题，在公共文化服务弱参与的原因、社区参与的意义等方面做了深入探究。然而，因视角和方法所限，现有研究还不足以解释居民整体参与不足与部分群体参与热情较高形成反差的现象。这需要研究者深入到社区生活中，运用恰当的研究方法来深描居民的参与过程，考察居民积极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行动逻辑，挖掘其行为背后隐藏的价值主旨，建构具有本土解释力的持久性参与理论。

（一）既有研究审视

1.有关公共文化服务弱参与原因的探析

既有研究大多认为居民社区文化生活参与普遍存在参与认知缺乏、参与态度冷漠、对参与意义的诉求缺乏理性认识等弱参与特征。有学者认为，居民参与的动力是满足其文化需求，提出以满足需求来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吴理财，2012）。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从表面上看，居民参与是由其主观意愿决定的，但实际上他们的参与行为是与周遭环境相联系的一种嵌入性行为，制度结构的运行机制、文化传统的延续转型等因素都会对其产生影响。换言之，研究居民参与不仅要审视形态各异的参与行为，还需着重分析制度环境与文化变迁对行为的复杂影响，进而从社会宏观结构中探究激发个体主动参与的机制与方法。

制度主义视角是解读居民公共文化参与行为的一个重要视角。作为该理论的代表，玛丽·道格拉斯（2013/1986）认为，制度赋予人们身份，它在生活实践中以其凝固性和稳定性给予人们基本范畴上的共识，进而不断强化人们对某些领域和规则的记忆，制约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持这一视角的学者从行政管理角度对弱参与现象进行了解释，把公众参与不足归咎于制度缺陷：包括制度文本建构的多重缺失与基层政府的执行不力、居民和各类社会组织缺乏主动参与的渠道和制度环境、政府的建设理念和管理方式不科学等（张莉，2015）。同时，另有学者从文化服务的供给机制入手，把政府供给的文化产品与居民的多层次文化需求相对照，研究社区文化服务与居民需求之间的契合度。以此为依据设计能够促使政府合理均衡地分配文化服务资源的供给体制，并期冀政府投入更多具备“真诚情感”的社会营销手段，构建政府与居民良性互动的民主参与机制（冯敏良，2014）。

文化视角是解读居民弱参与的另一重要视角。文化社会学普遍认为，文化可以塑造人的行为。人们日常活动的形塑不仅受到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还受到身处其中的文化情境的影响，因而一个群体如何思考和处事是由该群体的文化所决定的（Mead，1938）。据此，有学者指出，居民参与文化活动的行动逻辑与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价值观念、信仰体系和交往方式有关，传统思想的“私民”意识制约了居民参与的主动性。因此，对居民参与逻辑的理解应建立在把握转型期传统与现代交融情境下中国文化特征的基础上，由文化情境所造成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缺乏才是导致居民参与主动性不足的关键因素，所以应加强国民素质教育，使居民正确认知公共文化价值，重塑居民的社区认同，以此来促进积极有效的居民参与（付诚、王一，2014）。

2.对社区参与价值意义的探讨

虽然探讨弱参与原因对公共文化生活参与不足现象具有一定解释力，据此完善制度供给与政策设计有助于激发居民参与热情，但是仅着眼于外部制度与结构特征的考察并不能诠释林林总总的个体参与行为。随着该项公共服务的推进，学者们发现参与是居民者的一种行动选择，其过程是双向的。居民参与过程既是外部体制环境、文化传统对其参与意愿的鼓励或限制过程，也是个体根据文化服务蕴含的价值意义来维系或消解参与意愿的过程。个体会根据参与对其自身的价值意义来选择积极参与、消极参与甚至不参与。故而一些学者探析了公共生活蕴含的有利于居民积极参与的价值意义，研究参与行动与意义建构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个体能动性对形构参与意义的重要作用。

有学者运用西方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居民参与的不同类型及其价值诉求。其中，桂勇（2007）的“利益依赖”理论指出，某些自身缺乏资源的群体对邻里及邻里最主要的组织化行动者——居民委员会存在资源依赖性，这种依赖使他们与邻里具有更密切的利益关联，从而也更有可能成为社区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另有学者围绕利益分化将社区参与者分为生计型和权责型两类，分析了他们在因个体事务及利益诉求所产生的社会行动中的优势与劣势及其参与特征。理性选择理论虽然在分析弱势居民为争取关系其生存的资源配置和利益格局重构方面的参与行动较为有效，但却无法有效解释积极分子参与时常有的超越经济理性而无私奉献的行为动因。（4）

还有研究尝试用社会资本理论阐释个体的社区参与行为。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本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而社会资本缺失是导致参与积极性较低的重要原因（涂晓芳、汪双凤，2008）。学者们发现集体性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可以用于解释多种类型公共事务居民的参与动机。但是，社会资本类型不同，其作用也不尽相同，它们之间互动关系的性质、特征及其对基层治理的影响也不同（陈捷、卢春龙，2009）。总之，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个体关心公共事务并形成互惠合作的关系网络是居民有效参与的前提条件与基本特征，活跃的居民参与是获得良好制度绩效的保证。

3.构建持久性参与逻辑的本土性解读框架尝试

（1）关注持久性参与逻辑

现有研究着重分析了公共文化参与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能动性，尝试从社会结构和个体特征层面分析参与的性质与特征。其中，大部分研究致力于探究社区弱参与的特征与破解方法。然而笔者认为，与以往得到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为什么有的居民会选择“持久性”参与？这些居民在积极参与中有没有共通的价值诉求和意义建构？而有关持久性参与逻辑的研究，显然可为政府或参与者鼓励或动员他人参与提供重要的路径参考。

（2）在本土化情境中探析持久性参与逻辑的形成机制

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在转型期中国特殊的文化场域中，公共文化参与呈现鲜明的本土特色。例如，从参与群体来看，热衷于公共文化生活的居民主要包括党员骨干、退休老人、家庭主妇等，而中青年居民则较少，参与群体具有明显的代际特征。这说明若要全面解读城市居民的持续参与逻辑，应深入阐释他们在公共文化生活中的意义追逐和价值诉求，研究者们既需重视城市社区地方性文化对居民参与过程的深刻影响，也要结合能体现居民个体特征的微观视角，通过深描参与过程来发掘居民参与逻辑的形成机制与决定性力量，在社会结构与个体特征相结合的统一框架中，构建具有本土解释力的居民持久性参与理论。然而，如何将地方性文化情境与个体特征有效勾连起来，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能够阐释居民内心持久性参与动力来源的关键理论。

4.运用认同理论挖掘持久性参与的关键动力

有学者发现，来源于地方性文化情境和个人情感特质的“认同”，是促使居民持久参与社区活动的一项重要动力（唐有财、胡兵，2016），进而人们尝试运用认同理论来分析参与行为。笔者认为，“认同”理论是一种根据个体认知和社会机制之间的交互关系来解释个体社会行为的研究视角，它可以将参与者的个体特征与地方性社会结构勾连起来，因此适合作为分析公共文化生活中居民持久性参与逻辑的理论工具，厘清居民的认同感与其持久参与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

在认同理论的视域中，自我会分化成属于特定实践活动（如规范或角色）的多重认同，故而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中并存着多种认同理论，被广泛接受的是社会认同理论、角色认同理论和个人认同理论。

社会认同（群体认同）理论研究个人对其所属的社会类别或群体的认同意识，以及这种认同意识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它强调群体是认同的基础，关注持有共同认知观念的群体成员的行为，试图将个人的心理历程和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该理论认为，在社会认同观念影响下，群体成员会依据社会分类、社会比较或积极区分等策略来标定群体界限，并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Tajfel & Tumer，1979）。

角色认同理论认为角色才是认同的基础，人们在社会中扮演着各种角色，并根据社会互动中他人给予的判断和评价做出行动，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自我认知，它试图解释社会结构如何影响自我，自我又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认为社会为个人充当的角色提供了认同和实现自我的基础，而实现自我的个体也会成为社会行为的积极创造者（Stryker，1980：385）。故而，角色认同被认为是可以连接社会结构（包括地方情境和社会运行机制）和个人行动的关键力量。

个人认同理论作为一种对个体化“自我”的阐释，关注个人在认同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并注重社会因素对认同过程的影响。认同是“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知道个人未来目标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自信”（Erikson，1959：118）。个人认同既是一个动态行动过程，又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行动结果。它试图整合个体层面与社会层面的作用，以构建一个涵盖双重层面的“个人认同”，并对个体产生相应的影响。

上述理论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个体与认同的关系，三者都认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是形构认同的重要机制，而认同的形成又影响着个体行为。其中，社会（群体）认同理论更重视通过自我归类激发个体的社会情感，角色认同更强调通过他人评判来建构自我的社会意义，而个人认同的形成则以个体社会意义的确认与社会情感生成的共同实现为基础，是个体自觉并自愿地建构认同感的结果。因此可以说，上述三种认同是个体社会归属感在不同维度上的实现。

本文根据上述认同理论所着眼的群体（社会）、角色和个人三个维度，将居民认同性参与逻辑划分为来自过往生活的群体认同、来自社会交往的角色认同和来自同命相惜的个人认同。在此基础上，力图揭示老一代人是如何借由集体记忆来探寻和实现其群体认同的；积极分子是如何在获得社会报酬时完成其角色认同的；弱势群体又是如何在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执着追寻中建构个人认同的。这些参与者正是在公共文化生活中获得了不同维度的认同，并进而在多重认同驱使下进一步参与，寻找个体的社会归属感。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根据经典认同理论划分了三种“理想型”认同，重在揭示持久参与中的一些动力机制，并探讨此类机制推广到其他行动者和活动类型的可能性。但有三点需要说明：其一，文中呈现的是社区公共文化生活的参与者较为典型的认同类型，这些认同在参与中产生并通过参与得到强化，而依据不同的研究视角，认同的类别纷繁庞杂，本文的研究不可能也没必要涵盖所有类型的认同。其二，本文根据田野调查，描绘了群体认同、角色认同和个人认同在社区参与中的建构过程，发现了集体记忆、社会报酬和自我价值重塑在三种认同的生产与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集体记忆是群体认同的唯一来源、角色认同的实现只能依赖社会报酬、个人认同只能通过自身存在价值重塑来达成。其三，在实际生活中，参与者在三个维度上的认同感并不是绝对区隔的，而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同一个体的参与动机和参与特征往往是多种认同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资料来源

对居民认同性参与逻辑的研究需要在地方性文化情境下，对公共文化生活中不同类型居民的参与过程和具体事例进行细节探析。本文选取“过程-事件”的研究策略，通过“事件性过程”的质性研究来观察和体验居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发现对其认同感真正起作用的隐秘机制，进而揭示由认同所驱使的持久性参与逻辑。对于“过程-事件”策略而言，最合适的研究方法就是深度个案法。因此，笔者通过搜集整理集合性个案，关注不同个体以何种共通的方式参与公共文化生活，挖掘他们共有的行动逻辑，寻找其持久性参与的动力源泉。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于2015年5月至2016年11月笔者在NJ市JY区的JQ、XD等8个社区开展的田野调查。NJ市是较早推行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城市，文化服务水平较高。主城区JY区是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成绩突出，居民参与度很高。这8个社区都是2002年后新建的商品房社区，居民构成的多元化特征显著。笔者陆续与近300位居民一起参与文化活动，加入了10个广场舞团队，参加了各种规模的文艺排演与比赛活动。在此过程中通过对生活事件的观察，与居民进行交流和旁听对话，撰写田野日记，收集了第一手资料，建立了类型丰富的居民个案群。笔者还对JY区的4位街道办事处主任、8个社区的6位社区居民委员会党委书记和11位公共文化活动联络人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NJ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介绍，笔者得以“半官方”身份深入接触社区工作人员，探寻到了社区基层工作人员与居民之间在文化生活中的微妙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发现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的居民大多是退休或无业的中老年居民、重病患者（5）和残疾人。当然，在社区文娱团体中也有一些因为业余爱好而参加的中青年，有些特殊群体也会因特定原因而参与，但是中青年群体的参与度并 不高。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公共文化生活的实际参与者，故以中老年和弱势群体为主，但对这些居民的参与行为起作用的那些隐秘的认同机制，也可能适用于所有人群。

三、基于认同的居民参与逻辑

居民的公共文化参与是嵌入于居民的日常行动中的，所以对它的研究不应仅依照由政府话语建构出来的理想意义上的参与场景，而应从居民的生活经历、社会交往和际遇处境等个体微观生活层面入手，理解其在参与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由认同感所驱使着的复杂行动逻辑。

（一）来自过往生活的群体认同：让老一辈人心灵相通的集体记忆

“个人”的记忆是关乎每个生命内在意义的重要维度，它借助语言及多种社会群体的手段保存、架构和延续，事实上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拥有社会属性的集体记忆建立在人类记忆功能的基础上，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意义创造工具，影响和形塑着群体的集体认同。在此意义上，公共文化生活中参与者的群体认同，往往是以集体记忆作为中介而形成的。认同观念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促使居民持久参与。

具体而言，在集体记忆视域中，个体在公共文化生活中的参与行为不仅受到现时社会制度运作的影响，而且还是特定历史经验与时空情境塑造的产物。由于过去的记忆不是被完全保留、恢复或再现的，而是行动者基于现实情境所重新建构的，所以参与者会不断用集体记忆回味过去，在当下情境中不断有意或无意地重新审视或加固个人对过去的历史感知。更重要的是，拥有着相同时代记忆的人们，因共享了某一时代的生活经验或社会秩序，使得他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有因果关系的脉络中体验着当下的公共文化生活，过去的因素（经历的或听闻的）时刻都在影响或塑造着他们的感受。

在公共文化生活中，老一代人会通过参与来寻找和演绎集体记忆，在此过程中感受“过去”时代的组织归属感，建构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群体认同。故而，通过解读中老年人在集体记忆影响下于公共文化生活中所采取的交往方式和价值取向，剖析其认同感的建构过程，可以发现他们的群体认同逻辑。

1.在集体记忆与群体认同的互构中找回旧有的组织归属感

集体记忆生产与建构着群体认同。集体记忆是一种带有群体性特征和情感符号的意义系统，它所提供的事实、情感为群体认同奠定了基础，可以成为给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生产价值取向的体系，同时形塑了群体的价值观。在公共文化生活中，参与者通过回忆沉淀下来的有关“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共享和传播着群体特殊的价值观和情感取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群体认同。而且，在特定的互动范围内，这些群体认知指引着参与者的内心体验和外在参与，并借用认同力量来维持和丰富群体成员的集体记忆。

在这里感觉就像以前的单位，大家互敬互爱，怎么出去，什么时候集合都有人负责，好像回到了我们那个年代，找到组织了。（GY小区张某，62岁）

中老年参与者思想意识里的“那个年代”虽无法直接认知，但我们仍能从他们对往事带有“社会文本”痕迹的个体化叙述中，了解其壮年时期所处年代被社会认同的价值理念。即那些映衬着对“那个年代”的社会关系运行痕迹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领悟老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为个体的回忆提供了相应的叙事框架，从参与者有关过去的追述中可以看出“组织感”在他们内心占据着重要位置，无论是以前担任过领导或文艺骨干的退休干部，还是普通工人，“组织”都是他们回忆的主韵律，这也成为其群体认同的基石。

群体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集体记忆的性质。以群体认知来表征的集体记忆，是由群体所生产并在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传递的。这意味着在某些时刻，为了加固认同感，群体成员会不自觉地选取和裁剪记忆，来显示我群与他群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而沿着他们的记忆枝蔓，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些鲜活的个体通过对组织符号的裁剪来加固群体认同的痕迹。

进一步说，那个年代在他们的回忆中是有组织的年代，单位制结构在使个人绝对服从单位意志和规则的同时，也让他们产生了奇妙的归属感。虽然单位制已在社会体制的变革中逐渐瓦解，但他们在过去年代对单位的全方位依附所建构的权威依赖型人格却被遗留下来，并作为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回忆式批判深植于他们的思想意识中。旧日时光虽一去不返，但内心烙印却难以弥平。而且，参与者还会在群体认同感的诱导下不断剪裁和维护集体记忆，而这些经过重构和加工的集体记忆又会促使群体成员在持续的参与中寻找组织归属感。

2.通过发扬过往时代精神品质使集体记忆与群体认同协同发展

集体记忆是一个处于不断建构与发展变化中的范畴，它的建构和维护过程引导着群体认同的发展方向。在拥有特定集体记忆的群体中，其成员往往会保持与群体整体上一致的思想倾向和态度特征，以此为策略来维护他们的集体记忆。在此过程中，由共通的思想倾向、态度特征和情感思维构成的认同观念进一步被加固。比较普遍的表现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代人会将共同经历的具体事件沉淀在意识底层，并形成他们共通的坚固观点（王汉生、刘亚秋，2006）。例如，一些老年参与者会通过对“我们这一代”的认同使自己与流逝的年代相联结，进而以积极和确定的自我形象在宏大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进程中为自己定位，并依此在日常生活中展开对“我们这一代”意义的追寻。因此，以广场舞为代表的团队活动就成为部分中老年人建构他们这一代人积极、上进、充满正能量的思想品质之舞台。

集体记忆也是对群体认同进行再生产的社会机制。特定群体会通过集体记忆的变迁与重构来明确其群体认同的边界，将特定的“优秀品质”作为获得群体资格的标准，并以此作为该群体认同的叙事表征。在当代社会，由于代际存在着记忆阻隔，各代人群之间实现跨越性交流更加困难。在老一代人的记忆中，自己是吃苦耐劳、遵纪守法的一代人。他们对于同代人优秀品质的歌颂，隐含着对年轻人品行的评判。在此过程中，这些居民往往会通过普鲁斯特（1997）意义上的“无意的（不由自主的）记忆”来回忆和解释过去，因而记忆就成为一项可以生产和再生产“我们这一代”之群体认同的社会机制。

此外，群体认同又会影响集体记忆的发展方向，积极的群体认同会巩固集体记忆，反之，则会消解集体记忆。诸如“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等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主旋律不仅是共和国的伟大史诗，更是深藏在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居民们心底里的个体感悟。这些中老年居民会在我群（老一代）与他群（年青一代）的互动中感知和印证集体记忆的力量，并将这种群体记忆固化为持续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行为模式和处事原则。

3.借助承载集体记忆的仪式操演来延续和传承群体认同

集体记忆研究者认为，每一种社会群体皆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该群体借此才得以凝聚及延续。集体记忆看似是时间维度上的，但其也蕴含着多重且复杂的社会因素。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来说，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是错误的，因为每个社会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或心灵的社会历史结构。因此，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群体的共同记忆如何被遴选和重构，也是集体记忆研究的另一关注点，它的实质是对社会变迁中群体持续性行为的传承与延续的探究。

进一步说，集体记忆依赖媒介、图像或仪式来保存、强化或重温，群体会通过惯例性和仪式性活动不断遴选和重温其成员的共同记忆，在此基础上传承和延续有着共通思维倾向、行为模式的群体观念。当然，仪式对群体成员产生作用以他们在身体上习惯于仪式的操演为前提，或者说仪式要通过群体成员的身体实践才能延续和生产集体记忆。这种仪式化的身体实践意味着个体在追忆往昔时，可以通过当下的言行举止来重演过去。例如，广场舞就发挥了仪式的这种功能，不断传递着这类人群特定的群体性意义。很多舞者都提到了一种风靡NJ市的“僵尸舞”，它很像“文革”时期的“忠字舞”。参与者对旧时舞蹈的下意识热爱，超脱于社会主流的话语实践，通过身体语言的重演，使得那一代的集体记忆得以重现。那些在年轻人眼中喜欢扎堆凑热闹的大妈们实际上也曾拥有青春岁月，在“不爱红妆爱武装”的话语训导和物质条件贫乏的年代错失美好年华，又在现代社会中日渐老去。而今共同的记忆使她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广场舞作为释放压抑心灵的方式，这种舞蹈所带来的积极情绪感染着仪式中的每个人。

如前文所述，集体记忆会在个体回忆中建构群体性情感，并在仪式操演中对个体进行价值“赋予”和“渗透”，进而在个人的身体实践中延续和传播这种情感，最终将重建的群体情感认同和价值观镌刻到群体成员的行为和生活体验中。如此，群体认同就在集体记忆的推动下产生，而承载集体记忆的仪式也成为群体认同传承延续的重要手段。于是，被延续了的群体认同使成员更愿意加入到带有所属群体的价值观和情感指向的文化生活中，持续完成集体记忆的生产与重构。

（二）来自社会交往的角色认同：驱策人们积极参与的社会报酬

“理性人”假设认为，追求利益是人们行动的终极目标，行动者会依据其花费的精力、拥有的技能和投入的资本来预期回报。然而，笔者发现，公共文化生活的参与者所能获得的物质报酬往往非常微薄。比如，从排练到表演，领队要带着队员训练3个月，报酬最多不超过每人100元，一些积极分子经常会倒贴生活费来组织活动。可见，以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理性行为视角去解读这类居民的参与行为并不恰当，他们在社会交往中追逐的那些隐性利益并非仅仅是单纯的物质回报可以实现的。事实上，公共文化生活的参与者更看重的是参与过程带来的能够承载有关尊重、价值、能力等要素的“角色符号”，即社会报酬。社会报酬是一种潜在报酬，更多地与尊重、责任有关，是一种在交往中不断体现人生存在意义的价值范畴。一些参与者会将社会报酬视作社会期望与其个体的社会角色相统一的象征，而角色认同正是代表了个体将自我归属于一个特定社会角色的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报酬已然成为个体获取角色认同的手段。

在公共文化生活中，一些参与者期盼能够发挥自身能力，通过种种策略与他人或政府形成良性互动，获取更多的社会报酬，用以帮助其完成社会角色的建构。在此过程中，行动者首先参与到文化活动中获取他人的赞许（即社会报酬），初步形成在文化生活中的角色认知，然后积极参与其他活动，与他人产生互动，最终确立了角色认同，也稳固了参与积极性。于是，对社会报酬的争取与维系就架构了行动者通过参与以实现角色认同的路径，构成了其持久参与的重要行动逻辑。

1.有面子与丢面子——来自他人赞许与认可的角色认同

中国人尤其看重的“面子”，是用外界的看法来评判自身价值的重要工具。在文化生活中，面子是参与者追逐的重要社会报酬，亦是个体在社区人际交往中建构角色认同的重要手段。

与西方推崇用个人固有的品德去判定个体价值不同，在传统中国社会，个人生活在儒家伦理和传统宗法的束缚与规制中，其角色认同离不开家族和邻里的认可。中国人更倾向于根据社会评价来评判自身的价值。故而，“给面子”或“不给面子”显现了个人在他人心中的地位，是自我或自我涉及的对象所具有且为自我所重视的人格属性。个体在认知并重视他人对其角色属性的评价后，会形成一种具有社会或人际意义的角色认同。在组织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很多积极分子更看重面子带给自己的表达性收益。面子是一种体现与其他参与者之间良好关系的符号象征，是维系其与社区之间关系并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重要动机。他们在活动中会因别人给自己面子而感到满足和快乐。

前不久，朱主任临时要找40个人做志愿者。我打电话找他们，（他们）都非常积极，说一定要给我面子。后来向朱主任汇报，他说我群众基础好。（我）真是脸上有光！（JQJY小区袁某，65岁）

积极分子的角色认同是其在与社会、他人互动的过程中参考他人的评判来完成的。如果感觉到团队的其他人对其品行和能力的认同，积极分子会更愿意主动参与。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脸面问题已深深嵌入他们的参与逻辑中，通过居民对其组织活动成效的肯定态度，积极分子们在心理上建立起“有面子”的自我角色认可，又因为居民们认真完成了其分派的任务，使他们在社区基层干部那里也“有面子”。由此，“有面子”作为一种社会报酬成功形塑了他们对自我角色的积极认同，这让他们在文化活动中保持着持久性的积极情绪和处事态度。进一步而言，赢得“面子”作为一种实现角色认同的手段，是以他人的正面评价作为回报的。当认真勤恳的付出没有得到肯定，甚至因此在其他居民面前感到很“丢脸”，就会削弱积极分子的参与热情，甚至导致其消极参与或不参与。

2.权威性荣誉和认可——来自政府制度性激励的角色认同

在现代社区，原子化社会与市场资源的多元化流动，使得旧有的、完全依赖行政组织权威来动员的效力逐渐下降。于是，许多社区都会通过非正式的、依靠人情关系的地方性互动网络，将居民纳入到公共文化生活中来。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政府已经完全抛弃了其在日常生活系统的行政权威。相反，与人情式动员相结合的制度性动员力量已成为转型情境下适应城市社区变迁的新型权力技术。社区基层将影响居民参与意愿的两个因素——居民对所在社区的情感认同和利益关联粘连在一起，给予积极分子以制度权威所认可的荣誉。

在社区动员居民参与时，荣誉授予的作用往往比经济报酬更显著。尽管“优秀党员”“优秀志愿者”等行政体系颁发的荣誉称号很少附带物质奖励，但是它们能给获奖者带来社会性激励（奥尔森，1995：71）——政府权威认可的社会地位、声望和尊严。居民可以凭借这些荣誉不断获取“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翟学伟，2004）和一定程度的日常权威。这些外在的权威性荣誉会不断地促使居民将积极的自我标定内在化，让他们形成积极的角色认同，由此权威性荣誉便成为动员居民参与文化生活的关键性动力。

因为意识到了权威性荣誉对居民角色认同的重要作用，一些社区会利用政府掌握的权威资源，在活动开展期间探望参加者，为他们提供物质支持，并联系社会力量拉赞助，对这些参与活动的居民进行激励。在此过程中，那些对单位制有着浓厚的依恋感、归宿感的居民，其旧有的荣誉意识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就会被唤醒，主动承担组织公共文化活动的任务，并将其内化为对自身角色的认知。而且，他们对某一特定角色的投入程度越高，对这一角色认同的显著性就会越高，同时这一角色认同又会进一步影响他们的角色行为（Stryker，1987）。由此，权威性荣誉不仅通过促使积极分子建构角色认同来影响其参与行为，同时还能令他们充满干劲地调动其他居民的参与热情，从而带动整个参与群体为争取社区荣誉齐心协力。当团队获得奖项时，成功的愉悦体验和荣誉感也会内化为每个成员对继续参与活动的积极情绪，最后达成“社区需要我们”这一重要的角色认同。

居民的积极参与还来自政府领导对文化活动的权威性认可。笔者发现，各社区基层对待文化活动的态度取决于社区居委会现任书记对文化活动的态度。有的书记对此非常重视，不但运用政府资源组织活动，还着力打造艺术团队，并聘请专业老师辅导。在JY区拥有文化团队最多的YA社区，仅广场舞队就有8支。队长们说书记很给力，经常来看演出。在艺术节举办期间，社区还会提供后勤保障。居民们在演出时都努力为社区争取荣誉，认为这样才不会辜负“领导的关心”。

3.一家有难十家帮——来自社区邻里互助的角色认同

现代文明渗透下的城市社区因公共生活的匮乏，使得居民联结不断弱化。在此背景下，公共文化生活为居民提供了一个既可以达成地方性共识又能共享社区资源的制度性平台。活动中，居民既可以收获彼此间相互吸引的情感，也可以互帮互助。换言之，居民参与社区文化生活不仅愉悦身心，更是基于对社会互助的共同诉求来展开社会交往，是为了得到类似“友谊”等交往范畴中的社会报酬。这种社会报酬有助于居民建立互帮互助的类群体，在他人遇到危难时，群体成员会采取一致的互助行为模式。笔者的许多访谈对象都在活动参与中不同程度地帮助过他人，并由此获得了内心的充实感和愉悦感，在得到他人的关爱时实现了自己“好人缘”的角色认同；同时，也因受到过他人帮助而更积极地参与到公共文化生活中。

当文化生活的参与者在付出的爱和获取的爱大抵相等时，就会履行达成友谊的第一个基本要素——平等互助。在居民文化团体中，互助行为给成员带来的安全感并非徒具抽象意义，而是由很多心地善良、热心真诚的居民所采取的具体行动来实际体现的。而且，这种互助的意义在一些特殊环境下，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外溢效应。比如会促使居民齐心协力地保卫社区安全，为居民生活规避风险。显然，社会吸引、社会互信和社会互助所建构的社区角色认同，是引导居民们主动进行社会交往并使他们扩大交往范围的强大力量。

去年冬天我们跳完舞在水果店休息，8栋的老张带着3岁的小孙子买水果。把孩子放在身后挑水果的工夫，小孩儿就不见了。老张大喊孩子丢了。老张的老伴是我们队的，大家都认识他孙子，就十几个人一起找。没多久，在东面一个面包车上发现了孩子，老吴赶快把小孩抱了下来。你说邻里互相照应多重要，要不是我们人多，恐怕孩子早就被抱走了。（JDM社区TSY小区苏某，55岁）

（三）来自同命相惜的个人认同：弱势群体对自身存在价值的重塑

作为政府提供的一项惠民措施，公共文化服务的侧重点始终是那些迫切需要文化生活的弱势群体。对于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备受煎熬、在社会情境中面临着个人认同失落的弱势人群而言，之所以积极参与公共文化生活是因为其中存在一些固有的特征，有益于他们重拾内心深处触动灵魂的个人认同。个人认同的形成需要行动者在特定场域中通过积极的社会交往来表现自我、寻找精神寄托、分享情感，在心理上正面解读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并将这一判断作用于之后的自我认知性。因此，公共文化生活可为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一个获取他人正面评价的持续性交往场域，老年人、残疾人、重病患者等可以在其中通过各自的社会交往方式来重构其积极的个人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认同是解读居民持久性参与的另一个重要逻辑。

1.“后喻文化”时代里自我价值的追寻

在前喻文化（6）的传统社会，老人是人类生存技术和生活经验的集大成者，社会的每一次有限进步都必须内化于长者的记忆和行为模式中才能得以留存和继承，他们因而成为古老社会年轻人尊崇和学习的楷模。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移民、战争等社会形态的急剧变迁，旧有的生活方式已无法适应新的生活模式，前辈越来越无法向后辈提供在新社会行之有效的技能，前喻文化随之崩解，年轻人的行为开始以同辈为标准，人类社会进入并喻文化时代。老一代人须接受他们习惯的行为方式失效了的现实，而这往往意味着对其自身价值的否定。此后，伴随着生产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文化传递方式再次发生根本性变革，年轻人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新方向，他们不断将新兴知识文化传递给前辈，社会进入了后喻文化时代。与之相伴的是长辈在社会变迁中日渐孤立，并与年轻人之间产生了无法跨越的鸿沟。

在中国，市场经济理念、快捷的传媒手段和社会交往模式的变迁深刻改变了老年群体的生活样式，传统的构成老年人人生意义的文化活动方式被青年人视作愚昧、落后的象征，老年人逐步被边缘化。在这个代际冲突愈演愈烈的后喻文化时代，他们被抛进传统文化已失、现代文化又陌生难适的尴尬境地，一些年轻人甚至给他们贴上“孱弱”“落后”“无用”“坏脾气”等负面标签，这些消极因素使他们难以获得肯定性的社会评价，阻碍了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认同。

当下，参与公共文化生活已成为老年人通过展现自我、积极互动交往来重塑个人认同感的重要途径。他们会通过参与中的自我表现、有效的社会互动以及兴趣团体的建立等方式来重寻个人价值。在此过程中，他们得以深入挖掘自我潜能，获得他人或制度对其能力的认可，进而对自己做出“老有所为”、发挥“余热”等肯定性自我判断，使社会感受到“老年人”内涵的积极改变，从而达成新的个人认同。我们在访谈中发现，老年人积极参与文化活动，心理年龄会趋于年轻化，其个人认同也更容易重建，同时也会积极动员其他人加入。此外，参与公共文化生活也是老年人争取年轻人对其存在价值的认同、实现代际沟通的重要路径。随着社会的变迁，作为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人认同也是一个不断修正、动态变化的过程。老年人在文化生活中的优秀表现，可以让年轻人重新认识他们的社会价值，这为代际的良性沟通和相互理解提供了契机。老年人在参与中若能不断获得来自年轻人的赞扬和认可，就会感受到久违的成就感，并使憧憬着实现自我、持续丰盈自己的内心，幸福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最终完成其个人认同的建构。而这种积极向上的内心活动对其自我认同的真诚期待一旦孵化，他们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就会更加高涨。

演出完，现场的观众被震撼了！儿子跟我说：“妈妈你在台上太美了！”老公告诉我：“谈恋爱的时候你都没有这么漂亮。”我的眼泪刷刷地流下来了，感觉自己比年轻时更出色，真幸福！（YA社区YAHY小区王某，64岁）

2.残缺生命里的精神归宿

身体是一个承载着个人认同的象征系统，在特定时空的多项因素作用下，它既包括个人固有的、或先天或后天形成的生理特征，也包括现有的社会规则对个人身体特征的价值判断。这意味着从属于个人身体的活动也受到特定社会文化秩序的严格限制和有效调节。故而，多数情况下，身体健全状况对个人自我价值判断的影响会被既定的社会观念和伦理框架所约束。正因如此，当身体变得残缺时，一些人会倾向于以社会既有的思想观念和人际关系变化来能动地判断自我价值。不难理解，那些对身体健全与否的社会观念和思想意识既可能是残障人士建构个人认同的基础，也可能造成他们的个人认同危机。

在当代中国固有的认知体系中，残疾人常因“残缺”“不健全”的身体或精神状况而遭受歧视或排斥。在一些人的潜意识中会将残障人士的身心缺陷与缺陷所指的负面特征联系起来，并给他们贴上诸如“吓人”“丑陋”等贬低性、侮辱性标签。因此，残缺的身体在特定社会中就象征着不光彩。在此氛围下，要消解残疾人在生活中的困惑和焦虑，既需要批判根深蒂固的歧视性思想观念，改变社会业已形成的价值评判标准，也需要重塑残障人士的日常社会交往结构。

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为残障人士提供了稳定和确定性的社会生活，为个人认同的重塑奠定了重要前提。公共文化服务所宣传的价值观念使公共文化生活成为一个轻松、平等的公共空间。在这里，残障人士可以通过平等互助的社会生活来重塑人际关系，为他们重新认识生活意义提供了契机。这种社会交往参照体系和参与中获取的生活支持，让他们感受到生活是安全有序的，而这正是其实现个人认同的必要条件。当实现了关于存在感的个人认同后，残障人士参与的心理基础会更加稳固，而这种认同也成为其参与正常文化娱乐生活和其他生活的前提条件之一。

另一方面，公共文化生活给遭际相同的残障人士提供了情感交流的空间，稳固了他们的个人认同。当下许多人更多关注如何追逐物质财富以摆脱风险社会中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但对那些身体残障个体的物质与情感生活却缺乏人文关怀。在家庭层面，身体的缺陷尤其是后天导致的缺陷改变了残障个体在家庭中的地位，不能正常生活的心理落差以及由此导致的自我价值缺失使其有时不被家人认同。访谈发现，即使是他们的至亲，在辛苦照料他们身体的同时，也因残障人士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如影随形的自卑心理而不愿去触碰他们的内心世界。此时，公共文化服务，特别是那些免费的技能培训类文教活动，还有社工的体贴照顾，使残障人士感受到了温暖，这有利于帮助其找回尊严。身处其中，他们暂时忘记了身体的残缺及其带来的种种烦恼，并在学习技能和展现自我的过程中逐渐重构起新的个人认同。总之，公共文化生活让残障人士重新认识到自我人生价值，填补了他们的情感空虚，而这也成为撕下世俗社会贴给他们的“残废之人”标签的重要途径。

3.患难与共的情感慰藉

对于那些身患慢性病或重症的人而言，“疾病”成为挫伤他们个人认同的重要危机。因为身体的消失，意味着病人所占有的巨额财富、拥有的社会名望甚至是信仰的崇高价值观念都随之消逝，个体也就失去了现实存在的一切物质基础。所以，“慢性病是一个破坏性的事件，它破坏了日常生活的结构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知识形式，意味着病人要接受痛苦和苦难，甚至死亡”（Bury，1982：169）。然而笔者发现，虽然病人的生活境遇在社会交往结构的调整中被迫改变，但许多病人并未消沉，他们一边勇敢地面对病痛，一边顽强地运用多样化资源、采用多重策略去适应新生活。参与公共文化生活就是他们在适应症状和面对治疗方案冲击时，以积极的行动来实现个人认同的手段之一。

参与公共文化生活有助于病患者在与病友互助群体的交往中重塑个人认同。社区公共文化生活空间可以将那些具有类似病痛的个体聚集起来，由相似的不幸经历而产生的亲近感使他们彼此间可以平等、真诚地相处，并使他们可以在现有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延续其适应能力，获得属于此类人群的个人自我认同。具体而言，经历相似的病友在参与过程中会组成具有典型特征的互助群体。群体成员之间的倾诉、交流和互助，不断为成员们生产着信念支撑和价值指引，这有助于他们回归或重塑被疾病所破坏的个人社会功能，增强个人和彼此的认同，从而使病友群体交往成为一个患难与共、分担忧愁、稳固个人认同的意义系统。

死亡每天都在拉扯着我。我每天哭，和外界都断了联系。后来我参加了癌友合唱团，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我们都很珍惜（眼前的生活）、很乐观。我们经常给敬老院的老人表演，活着做点好事，死了就能去天堂了。（癌友合唱团队员林阿姨，68岁）

参与公共文化生活是病友承担彼此痛苦、建构共通情感的路径。在此个案中，参加癌友合唱团使林阿姨结识了一群经历类似的病友。同伴之间的倾诉、情感的共鸣是合唱团集体意识得以形成并维持的重要机制。在加入团体之前，他们将自己封闭在家中，身体的病痛和对死亡的恐惧时刻纠缠着他们。而在参与合唱团活动后，他们找到了同病相怜的倾诉对象，相似的苦恼使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了共鸣。病友们分享的倾诉内容虽苦痛不堪，但却是心灵共通的情感体验。这种相互倾诉将每个人承受的身心折磨分摊到整个群体，这让他们如释重负。在这个类群体里，他们长期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感受到的孤立感、排斥感、绝望感和自卑感得到了有效缓释。由此，病友群体的公共文化生活就成为他们储存、安放、寄托其苦痛感受的容器，可以在成员间生产令人“珍惜”的人际关系。这种在情感和生命价值意义方面的重建和共享，使他们结成了一个同病相怜、彼此理解的集体。

四、认同性参与的持续产生机制

（一）对多维认同的追逐是持久性参与的主要动因

认同并非是个体或者群体所固有的特质，而是在特定的、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中通过人际、群际的相互作用而得以建构与再建构的过程与结果，即认同具有建构性特征。笔者根据认同理论，通过深入探寻居民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行动过程，发现了他们的三重认同性参与逻辑：一是中老年人经由集体记忆，形构着在过往生活基础之上的群体认同；二是积极分子在获取社会报酬中，通过积极的社会评价实现着角色认同；三是弱势群体在重塑自身存在价值的过程中，借由对其人生意义的崭新诠释，重拾了个人认同。在公共文化生活中，不同类型的居民在这三种逻辑驱使下，完成了参与中多维认同的建构与形塑，从而在持续参与过程中追求着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更深层次上，参与过程中的认同还具有鲜明的能动性特征。作为认同主体的居民并非是被动意义上的接受者，为了寻找心理确定性，他们在建构认同时，会对参与中的各种外界因素能动地做出适当解释，并据此选择是否及参与如何参与。也就是说，居民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于其中建构了与自己成长经历、社会身份、身体状况或价值观念相一致的认同感。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又将主体能动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并根据在参与中所形构的认同观念，评判参与行动对其自身认同形塑的正面或负面意义，进而决定其后续参与行为。由此，基于认同的持续参与机制就产生了。

总之，如果居民在参与过程中建构了自身的群体认同、角色认同和个人认同，就会在此基础上能动地做出继续参与的选择，并在新的参与中再次完成其多维认同的再生产，继而持续地参与。可见，居民在参与过程中产生认同感并在认同感驱使下主动参与，意即认同在公共文化生活中的生产与再生产是持久性参与的重要动力机制。

（二）认同和参与的循环互构是基于认同的持久性参与的重要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前文所述的居民类型或群体类别与研究发现的三重认同性参与逻辑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在一般情况下，某一居民或群体参与公共文化生活不单是受到单一认同逻辑的影响，而是多重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因为在居民由认同感而驱使的持续性参与中，认同和参与的关系具有双重特征。第一，对于每一个体而言，持久性参与以个体参与行为产生为起点，参与和认同循环互构。参与者首先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公共文化生活中，通过重温集体记忆、获得社会报酬或重拾自我存在感，生产多维度认同，即参与中的认同。然后，居民又在认同感驱使下继续甚至更加积极地参与，并发动其他居民共同参与，在持续参与中完成认同的再生产，即认同下的参与。第二，对于认同性参与本身而言，它是一种参与下认同和认同下参与不断互构的循环机制。居民在其认同感推动下的持久性参与恰恰是三重认同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简言之，在以认同为核心动力的持久性参与中，参与下的认同和认同下的参与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实现参与和认同的良好互构关系，是使公共文化服务拥有持久生命力的根本保障。

（三）认同和参与形成互构关系的关键力量是自我价值实现

本文分析了个体在参与公共文化生活中建构群体认同、角色认同和个人认同的过程，明确了集体记忆、社会报酬和自我价值重塑在三种认同生产中的关键作用。研究发现，中老年居民在集体记忆重构中建构了群体认同，并按照群体认同来维护集体记忆，不断寻找组织归属感，在群体交往中实现了自我价值；以积极分子为主的居民通过社会报酬的获取实现了角色认同，在积极的社会评价中觅得了自我价值；以弱势群体为主的居民在对自身价值的重塑中再建了个人认同，在重新诠释的自我生存意义中重拾了自我价值。显然，居民的多维认同在参与中的循环生产也是他们的自我价值在群体、社会、自我等多重范畴中不断建构或重塑的过程。于是，居民在参与过程中持续实现自我价值，就成为促使他们持续进行参与和认同之间互构的力量之源。

（四）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思路与着力点

一方面，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应致力于构建居民的多维认同，帮助他们在参与中实现自我价值。认同性参与逻辑说明，只有使居民在参与中建构并实现其多重认同感，才能延续并持续提升他们的参与动力。而要使该项服务持续得到居民认同，政府或社会组织就要不断丰富其内容和形式。这要从三个思路入手。第一，公共文化生活的话语特征可将居民们的群体归属感和时代记忆作为着眼点，注重发挥延续过往仪式的作用，帮助他们重构集体记忆，以完成其群体认同。第二，公共文化生活空间应有利于居民在社会交往中获取社会报酬，帮助他们赢得他人的赞许、争得制度性荣誉、组建平等互助的居民群体，以此为重要举措实现居民的角色认同。第三，公共文化生活的价值关怀应以帮助弱势群体重新认识其自身价值为侧重点，重构其个人认同。这些有利于居民自我价值实现的举措，是提高该项服务的居民参与度、共建社区共同体的有效之举。

另一方面，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应以挖掘各类居民的集体记忆、社会报酬和自我价值重塑为着力点，带动更为广泛的居民参与。这意味着应该重视与居民相关的生活经历、社会评价和身体状况等要素在建构居民多维认同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激发更加广泛的居民群体主动参与公共文化生活、完成他们的多维认同在参与中的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路径。具体而言，这项服务的创新方向应致力于挖掘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职业身份之群体的社会记忆，拓展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社会报酬的形式，发动各类型居民在社区生活中积极重塑自我，以吸引更多居民参与进来，从而改变现有居民参与主体的年龄和阶层特征。

五、基于认同的持久性参与逻辑的普适意义

在现实的公共文化生活中，参与者的代际特征与职业区分都比较明显，本文记录与研究的居民群体以中老年人和弱势群体居多。但是，居民认同性参与逻辑呈现出的通过建构集体记忆、获取社会报酬和重塑自我价值来完成认同的生产与再生产、认同与参与在居民文化生活中的互构关系，对各类居民都具有普适意义。

公共文化服务只有使居民们在参与中建构并实现其多重认同感，才能延续并提升其参与动力，而居民之所以愿意持续参与，完成认同的生产与再生产，主要是为了从不同领域找到归属感，实现其自身价值。这为此项服务如何通过激发居民认同感来动员文化品位不同的人群参与公共文化生活提供了借鉴。更重要的是，当代社会文化日趋多样性和复杂化，人人都在通过追逐不同维度的认同来丰盈自我价值。本文所阐释的居民在公共文化生活中的认同性持久参与模式，则为各类居民通过参与具有公共性质的活动来建构群体归属感、实现自我价值开辟了可供参考的途径。通过重构基于过往生活的集体记忆来维系群体认同感，实现群体意义上的自我价值；通过取得社会认可的社会报酬以获得角色认同，实现社会意义上的自我价值；通过自身价值重塑建构个人认同，感受人生存在意义上的自我价值的这三条路径，对于各类居民的多重认同感的维系或重塑都具有借鉴意义。而且，认同性参与为居民们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参与者可以在此公共空间通过共享他们曲折坎坷的心路历程、鲜活多彩的过往时光，呈现他们在文化生活中相通的故事经验和意义诉求，重塑群体认同和个人心理归属感。由此，各个群体都有可能建立一个人人互相认识、互相扶持的日常网络，重建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纽带，使每个人都能在人际交往中重建构筑自己生活信仰的意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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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Tajfel，H. & J. C. Tumer 1979，“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7.

注释：

[1]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参与者多是老年人和弱势群体这一判断，是笔者根据田野调查得出的结论。2015年底，笔者对参与居民群体的代际特征做了系统的问卷统计和理论分析（颜玉凡、叶南客，2016）。

[2]本文论及的不同类型的居民是指拥有不同年龄、性别、身体状况、职业和教育程度的社区居民，并非不同社区类型的居民。

[3]笔者依据“是否需要他人动员”以及“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两个变量将参与居民划分为发挥余热型、自娱自乐型、依附型和即兴参与者四种类型。这里的“持续参与”者是指除即兴参与之外、参与时间和次数比较稳定的另外三种类型（颜玉凡、叶南客，2017）。

[4]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许多参与者并未因参与文化活动而获取报酬。事实上，大多数广场舞队每月还要象征性的向参与者收一些会费，用以维持团队运营，甚至有很多发起者为了促成某项活动顺利开展而自己贴钱（颜玉凡、叶南客，2017）。

[5]本文所关注的重病患者是指身患重病但仍有一定行动能力、积极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居民。他们身患癌症或其他慢性病，一般在刚得知患病时就因各种原因参与到社区公共文化生活中，随着病症的加重，其参与时间会变少，直至完全丧失行动能力或生命终结。

[6]米德（1987）按照文化的传递方式，将人类文化划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种类型，并尝试用其解释人类历史各阶段年青一代与老年一代人在生活方式、行为理念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