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乡村文化的变迁逻辑、振兴路径与制度构建

作者：高　静 王志章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农业经济问题》2019年03期  发布时间：2019-04-24  浏览次数： 8103次

【摘　要】文化是乡村的灵魂，因此振兴乡村的要义在于振兴乡村文化。本文从制度变迁入手，辨析了改革开放40年来，制度安排诱导下的乡村文化在城乡关系从对立到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相应的乡村文化经历了衰落、变异到自觉的时空变迁；提出“自觉到自信”的乡村文化振兴逻辑，认为应尊重文化再生长的客观规律；梳理乡村文化经济性价值，实现从资源到产业的发展通路；重塑文化的包容性，提升其社会治理效应。为了顺利推进这一逻辑进路，应建立城乡互动互通制度和乡村退出制度，以求凝聚乡村文化振兴的合力，重构乡村文化再生长的空间。

【关键词】乡村文化；城乡关系；历史变迁；振兴路径；制度构建

一、引言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与根脉。而乡土根脉诞生的中国决定了中国文化根基在乡村。以农为本的时代，乡村文化具有天人合一的生产理念、家国同构的社会观念以及和为贵的处世之道(赵旭东等，2017)。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幅员广袤的乡村在一次次市场经济大潮中发生了制度的嬗变，传统的体制被打破，群体意识走向单体，乡土文化价值取向变得多元。大量青壮年涌入城市就业、创业，原有的乡村空间结构在合并重组中放大，农村人口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由礼俗礼节、乡贤尊孝、农耕技艺等基因构成的乡村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碎片化瓦解，许多地方出现乡村凋落、乡土文化凋敝的窘境。当下的中国，重振乡村文化这个根脉已迫在眉睫、时不我待，它直接关系到中国农业现代化能否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同步推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

进入新时代，中央审时度势，把实施乡村振兴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1。

要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就必须充分认识中华民族通过创造自己的文化而成就自身，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灵魂(张继梅，2013)。振兴乡村文化，便是要完成从文化自省自觉到文化自信的重构，在振兴中实现乡村文化的现代性价值。由是，本文通过回顾乡村文化的时空变换脉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向度诠释乡村文化振兴与其他“四个”振兴的内在逻辑，传承、发展、创新农耕文明的内涵，构建起乡土文化温润广大村民的振兴路径，作出制度安排，夯实中国乡村振兴的基石。

乡村文化意涵深邃广泛，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都给予了充分论述(梁簌溟，1949；孙庆忠，2009；赵旭东等，2017)。就本文而言，我们更强调围绕国家振兴战略、为实现乡村文化振兴贡献学者智慧，因此，本文乡村文化概念更多从社会学、管理学视角阐释，强调乡村文化之于农民的价值指向，之于乡村发展的功能引领。从功能辨析，中国语境常说“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西方语境较为直接，Malinowski(1994)认为文化包括一套工具或风俗，直接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从价值追溯，文化与文明一脉相承。但凡起源于农耕文明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总会出现城市和乡村的分野，便会形塑成城乡地理空间的文化样态差异。在乡村，乡民是乡村文化的主体，是文化的创造和拥有者。他们或劝课农桑，或创作曲艺，或考究技艺，或传授学问等，这些行为便成就了我们能够感知的器物文化，这一行为中形成的礼节习俗、交往规则、典章制度就抽象为文化观念，两者虚实映射、互为引领，温润着村落村民。所以，本文的乡村文化主要是指能够引领乡村善治、增加村庄财富、提升村民福祉的，存在于村落形态中的物质表象、观念形态和行为守则。

二、制度安排中的城乡格局与乡村文化变迁

乡村文化变迁与国家制度安排有着必然的联系。在国家制度安排中，诸如经济法律典章、战略规划、区域布局等诱导了诸如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及社会生活的改变，进而影响着社会物质生产和行为观念等文化层面的变化。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制度安排使得乡村地理样貌、经济行为、社会结构和文化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乡村文化时空的变迁又无不折射出中国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一般而言，一国制度安排总是促使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城镇化作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测度标杆，直接影响城乡关系格局。乡村作为城乡关系的重要一极，乡村和乡村文化必然深度嵌入城乡关系的变化之中。一般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基本遵从马克思所说的“城乡统一—城乡对立—城乡融合”三阶段理论(周志山，2007)，中国的事实也正检验着这一规律，而国家制度就是不断调适延续这一规律。具体而言，影响城乡关系较为直接的制度包括国家战略规划、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业经营制度等。而由于制度和文化变迁的速率差异，所以产生了城乡关系变迁中的文化、经济、社会的离合(李佳，2012)。

(一)1978—2002年:城乡对立阶段的乡村文化衰落

社会分工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回首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社会分工带来的农业和手工业分离，便产生了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分离(蒋永穆等，2018)，也开启了一个国家的现代性目标，但是这一现代性进程却滋生着动荡(亨廷顿，1989)，城乡差距便是结果之一。

改革开放40年，就是在制度安排下劳动分工不断完善的过程。从改革开放新纪元的1978年到200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经历了开创与探索、推进与丰富两个阶段(赵志奎，2008)。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社会贫困，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建立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农民个体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处在探索阶段，加之受制于当时国内外多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中国依然极度贫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探索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要想彻底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历史潮流，拉开了旨在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序幕，会议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率先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着手。在指导思想上，1978—1985年，党中央主要致力于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由农民在实践中探索的“包产到户”则激发了生产的积极性(刘刚，2018)。1982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长期束缚的生产力，大大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数据测算显示，1978—1985年的农业增长贡献中，有46.9%来自于家庭承包制(Lin，1992)。

尽管包产到户彻底告别了“饥饿年代”，但长期形成的集体经济制度开始碎片化分解，生长在“家国同构、集体本位”的中国乡村文化逐渐失去了制度基础，对于村民个人而言，家庭基础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则进一步放大了个人“私”的毛病，农民只关心与家庭成员相关的事情，所以基于集体制度之上形成的集体意识、信仰价值、制度规则、教化习俗在经济制度的变迁中逐步瓦解，以至于承担公共活动的建筑器物等也失去了固有的价值指向和文化意义。似乎，优秀的乡村文化迷失在解放发展生产力的路途上。

与此同时，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加快以城市为重点、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城市中心论”的思维引导国家将大量优质的人力资源、信息技术和资金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到城市，城市因要素聚集和产业优化日益具备了良好的资本增殖能力，而乡村则被默认为城市发展的要素来源地。观察农村，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民依然经济贫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使得部分家庭出现了劳动力富余，这就促使农民主动走向城市寻求农业以外的生计，失去了农民基础的农村也失去了开展乡村文化活动的群众意愿和基础。离土中国造成了乡村文化形落、神散。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制度变革开启了市场经济的大门，加速了要素流动，也进一步固化了资源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通方向。根据孔祥智(2009)测算，1978—1997年，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村抽离资金9152亿元；1997—2001，通过地价剪刀差贡献44235亿元，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中70%来自征收农地，招拍挂的建设用地价格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而补偿给农民的却只有几万元(孔祥智，2016)。

失去了资源的乡村活力锐减，乡村文化的自然韵律和生性灵动不再。与此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边际效用下降，农民开始寻找新的收入增长方式，快速发展的城镇化也需要大量劳动力。顺应发展需求，国家实施了户籍制度改革，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允许具备条件的务工经商农民落户城镇，由此农民开始大规模和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民工潮”，城市和第二产业则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吸引了大量的农民行走于大小城市之中，并试图融入城市。2001年公安部印发《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放宽了户口迁移到小城镇的条件，但与户籍关联的城市福利(就业、就学、住房、社保等)把原住市民和外来“流动”居民严格区分开来。基于户籍差异的歧视性福利分配制度始终无法解决农民的身份问题(邹一南，2015)。相对于有形的二元经济结构，户籍隔离的城乡二元社会鸿沟更是难以逾越，城乡二元结构加深，社会分层呈现，阶层流动固化。再看乡村内部，1998年国家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用村民自治管理农村，传统社会的乡贤治村、长期习惯的组织结构被打破，但村委会的双重代理身份，“乡政村治”下的“摊派、集资、收费”等进一步掠夺农村资源，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更是离间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马良灿，2014)。

在这场社会变革中，中国的现代化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乡村在嬗变中几乎处于失序或是无序状态，城乡从二元分离走向对立。城市与乡村的博弈中，农耕文明被碾压为尘埃:人地关系松散、农耕基础的生产体系被打破，农业成为工业部门的原料供给部门，农村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劳动力和土地的来源地。原有与生产相关的民俗礼节、庆典仪式、民族活动不断简化或省略；具有乡村意境的村貌农社、特色村落、传统技艺等原乡景观逐渐褪色，由这些活动和空间构成的村民日常活动、行为逻辑和价值判断等乡村文化内核也比照城市的发展逻辑给予负面的价值判断。乡村逐渐失去了普遍的价值认同，以土为纽带的乡村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隐匿甚至消逝。

这一阶段，国家制度将城市作为经济建设的重地，资源从乡到城的单向流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乡村凋敝；同时，农村改革制度红利渐渐摊薄，村民离乡进城意愿更加强烈，而城市只要资源不要人口的制度门槛，将进城务工的农民烙刻上自卑的身份印记，社会隔离、社会分层矛盾凸显。城乡二元全面对峙格局形成，由此导致乡村认同缺失，乡村文化也在城乡发展的“推—拉”博弈中日渐衰落。

(二)2002—2012年，城乡统筹阶段的乡村文化变异

乡村文化变异既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环境的影响，也有制度上的安排。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07年十七大这五年，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从此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赵志奎，2008)，经济社会有了快速发展。21世纪之初，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开始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00年，GDP总量增速首次达到10%，2007年GDP增速达到历史最高点，为14.2%；2010年城镇化率达到50%，到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比上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达到52.57%。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取得质的飞跃。伴随这一快速经济发展态势的背后，依然是农村资源的单向流动。“同工不同酬”的用工制度带来的“工资剪刀差”、土地征收制度引致的“地价剪刀差”，对城市贡献显著(孔祥智等，2018)；农村内部因征地、税费摊派造成农民负担过重，干群关系紧张，农村集体性冲突事件急剧上升，社会矛盾突出，“三农”问题全面爆发。在这种二元社会尖锐对峙的形势下，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重大命题，并在十六届四中全会确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指导思想，把着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纳入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并且从2004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开始连续锁定“三农”领域，旨在通过经济建设激发农村发展活力。2005年《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最具里程碑意义，不仅减轻了农民负担，更让老百姓感觉到“国家心里是装着农民的”，进而改善了农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家国一体的概念再次走入民心(杨华等，2011)。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把城乡居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弥合城乡居民身份差异的社会鸿沟奠定了基础。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城乡统筹进入一体化发展阶段，从制度上开始改变资源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格局，并且按照公平原则配置公共资源，旨在阻止农村的凋敝，打造农村发展的资源基础。始料未及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又为农村发展带来利好。因为失业农民工在国家利好驱动下，返乡创业创新，为农村发展带来了人力、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现代农业、文化产业成为农民创业首选，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纷纷呈现，一些久违的乡村开始焕发活力，“打工致富一家，创业致富一方”的多维效应深深触动了村民的乡村认同和文化觉醒。

在这十年间，国家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也开始重视乡村文化建设。2003年国家召开文化体制改革会议，全面开启了基于市场机制建设的文化体制改革大幕。2004—2005年，中央连续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三个文件，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国家议事日程，进行整体思考布局，并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非物质文化名录”、“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等层面细化落实农村文化传承等具体事务(郭远远等，2018)。乡村文化开始回归全民视野。

经过十年的城乡统筹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农民收入增加，农村风貌得到极大改善，农村市场机制逐渐完善。乡村文化因乡村的温润丰满再回归到村民日常。但在城乡统筹过程中，难免会有“以城统乡”的尴尬，乡村单向追赶城市，乡村文化也按照城市的模式扭捏着再现，比如庸俗的文化建筑、载歌载舞的祭祀仪式等。凡此种种带来乡村文化百面怪相逐渐侵蚀了乡村文化内核。造成这一怪相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大量农民工的乡城流动，会将城市生活植入乡村，村民以追赶时尚的心理追逐现代性文化，山寨这些文化符号，导致乡村文化被生硬改造，异己文化侵蚀了乡村文化内核。二是，文化下乡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挤压了乡村文化的生产空间。“送电影、送图书、送文化器材”，无疑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但这种送来的文化未能与当地文化元素融合，缺乏生根的力量，捆绑的某些形式痕迹反而稀释了文化的原乡韵味，也挤压了乡村文化的生长空间。三是，地方政府的政绩选择。市场机制逐步覆盖乡村，乡村传统文化的处女地带来的经济高附加值自然成为地方政府获取政绩的优选战略。以各地普遍推崇的乡村旅游为例，农俗节日、民族特色、祭祀活动都以表演的形式搬上舞台，成为乡村旅游者猎奇的打卡点。人工再造后的乡村文化被开发成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张士闪，2009)，成为“第二自然”，的确带来了经济效应，但却让村民从文化的拥有者蜕变为表演者，贴上“演员”标签的村民揣测他者的心理和喜好来表现文化，这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媚俗，造成乡村文化与自身的分离，难以触及村民的乡村认同和文化自觉。

这一时期，城乡统筹的理念开始扭转城乡对立态势，国家制度更加关注“三农”问题和传统文化建设，城市与乡村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开始由对立走向统筹，“以工带农、以城带乡”的制度导向逐渐赋予了农村发展的活力。但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现代模式带着经济上的超越，强势嵌入乡村，这一“他赋”模式只让村民在媚俗中攫取文化的利润，并没有撬动乡村的原乡文化底蕴，致使乡村文化扭捏着异化为城市文化的追赶者。

(三)2012年至今，城乡融合发展的乡村文化自觉

城乡统筹赋予了凋敝的乡村丰腴的肌理，但城乡差距依然深刻而严峻。一是收入差距继续拉大。2002—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比进入3.0时代，收入差距以每年11.93%的速度扩大，2012年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收入高出16648.1元；二是公共服务不均衡。农村教育、医疗资源匮乏，农民文化生活单调。为此，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大城乡统筹力度，并确定了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均享化的建设目标，这标志着中国城乡发展进入实质性的新阶段。农村发展从资源基础提升到服务建设的高度，这是一个国家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的讲话上提出了文化自信，并指出文化自信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石和根本2。这种文化自信理论架构，其实正是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优秀文化的深厚根基，而乡村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库。

2017年十九大报告指出了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其中文化生活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的美好生活意涵。这可以从旅游层面的“农耕体验”、“农事活动”民俗经济，国家层面的“田园综合体”建设、“最美乡村”项目，以及媒体中流行的“诗词大会”等诸多文化创意活动中，深刻感到乡村价值日益凸显，乡村文化变得热络，文化振兴温润而强劲。而这种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是农民，其核心要义是要依托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资源，铆足“绣花”功夫，立足文化民生，打造“有品质”的新乡村；铸就乡风文明，打造“有风骨”的新乡村；秉承传承保护，打造“有灵魂”的新乡村；助力产业发展，打造“有活力”的新乡村，找回文化之根，不再媚俗他者。乡村振兴的特殊意涵决定了其必然成为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和强劲动力。

城乡发展由一体化到城乡融合，意味着城乡二元体制将走入历史。城乡生产空间、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的构建也为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搭建起广阔的平台，城乡居民未来将在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里包容性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享受美好生活。当下的农民工两栖、村庄空心化、生态恶化等问题将迎刃而解，乡村文化的回归又让乡村活力盎然。“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的美景再现，河南豫剧、苏州评弹、安徽黄梅戏等传统曲艺走进百姓生活，贵州湄潭稻鱼共生的有机大米带给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河南平乐村民凭借弘扬牡丹主题的丹青绘画技艺获得了“中国十大美丽乡村”称号3。乡村成为社会、文化、生态、经济等综合价值的承载者(朱霞等，2015)。众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乡村文化不再是空洞的概念或是文人墨客的专利，乡村文化回归村民日常，她正在从多个方面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提供动力，这便会引起村民的乡村认同感，进而村民的文化自觉的意识正悄然蔓枝、开花。

这一时期，国家制度极为重视农村发展，从制度层面促使资源、技术、人力等要素回流农村。通过制度红利撬动农村价值，改变以往城市优势对农村发展的抑制，并逐渐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态势。乡村的价值逐渐凸显，乡村又获得了普遍的全民认同，建设与享受乡村文化也成为中华儿女的情愫归依和美好生活向往；更为重要的是，文化振兴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维度，村民在这场文化自省的过程中是乡村文化的主人，骄傲而又自信地成长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

三、从“自觉到自信”的乡村文化振兴逻辑

跨越四十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度安排，让城乡关系从二元对立、统筹发展到如今的有机融合，乡村文化也因之沉默流逝、扭曲变异到悄然自觉。如朝阳冉起，在新时代的起点上，乡村文化恣意地探索着生长空间。那么，如何借助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仍需要理解乡村文化振兴的本质要义，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

(一)理解从“自觉到自信”的文化振兴要义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之魂，乡村文化自信是乡村文化振兴之根本。今天，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回顾历史，衰弱的文化撑不起民族的昌盛，汉唐之盛，远不止经济之功，更是一个民族足够的文化自信；展望新时代的征程，文化自信是主体国家认同与内生自信的基本尺度，是挖掘中国硬实力潜能、创造中国硬实力发展的动力，更是国家竞争实力的基础(张勇等，2017)。

那么，当我们高度关注文化自信的时候，必须回望文化自觉，因为文化自觉是人们获得文化自信的前提条件，持久的文化自觉才可能造就一种无形的文化自信(赵旭东，2018)。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赵旭东，2018)；是指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有深度了解，转而形成一个实际行动的力量，并借这种力量去构建美好生活的过程(费孝通，1997)。这一过程，需要谨慎践行自我反省和自我认识，需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特征，并回顾和反思文化发展的道路、汲取文化教训，并与其他文化比较，最终摆正自我在当前多元化世界中的位置。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物质的极大丰富冲击着社会秩序和传统的价值观，也必然引发新旧价值体系的博弈与冲突，倒逼着人们重新审视原有的文化价值是否依然具有正向引导力，肯定的部分会自动融入新的环境，否定的部分面临着被改造、创新或放弃，当新的价值观经过传播而获得广泛认同后，这便形成了文化自信。可以说，从文化自觉到自信是一种文化的转型，是一种对周围环境体恤之后的从自我选择走向自我肯定(赵旭东，2013)。其实，这一过程实质便是文化的振兴。振兴本意则指大力发展，使兴盛起来，用于较为宏观的事业4。通俗理解，乃振发兴举，增强活力，是培育和发展内生动力，它不仅是物质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更指社会体系内在凝聚力的提升。那么，振兴文化便是在社会前进过程中，赋予文化体系自我内生的成长动力，促使文化自身在流变中延续与创新。这一过程触动着文化拥有者的自省自觉，在与环境碰撞的过程中，经过持续扬弃性选择，重新获得了文化的凝聚力和创新力，继续发挥文化的引导力，经过长久的积累，便凝聚为内化于心的文化自信。因此，乡村文化振兴的要义便是实现乡村文化从自觉到自信。

(二)遵循“再生长”的文化振兴规律

振兴乡村文化，不是符号化的复古搬迁，更不能以保护的名义贴上“冻结”的封条。要遵循文化生长的规律。如同任何生命体一样，文化有着坚韧的生命力。人类学认为文化在时代变迁中流动和变化，有延续也有创新，这就构成了文化的生长过程，文化便因此有了生命力，正所谓“江山如有待，天地若有情”。或者从社会学角度解读，这种生命力就体现在，人们能够从她那里寻找到行动的力量，比如“天人合一”的自然理念指导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礼之用、和为贵”的普世价值观成就国家外交理性，“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日常理念则引导人们良善交往。这种生命力的强劲在于能够在国家干预与市场裹挟中扬弃性地选择，或延续或创新，与时代发展互动调适，我们称之为“再生长”。正如Bourdieu(1983)提到，文化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自我创造性，也就是说明在现代化进程的时代更替中，文化生命具有自我超越、自我生产和自我创造的动态过程。虽然在异己的力量碰撞中，文化有过支离破碎，但从未断裂，因为文化的内核在社会发展中沉淀着独特的风格，浸润于村民日常。因此，振兴乡村文化便需要理解乡民日常，培育乡民文化自觉意识，让乡民认识到乡村文化的乡韵底色和当前力量，形成广泛的认同感，让乡村发出自己的声音，乡村文化便会在温润的环境中再生出新的姿态。

四、探索乡村文化再生长的路径

费孝通说，文化是人为的，文化也是为人的。因此，要促进村民文化自觉，就要让人们感知到文化以何为人、文化何以为人。Malinowski(1994)认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或风俗，直接或间接满足人类的需要；乡民是乡村文化的享有者、使用者与创造者，乡村文化的再生长要满足农民发展的基本需求。从当前农村图景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出发，提高农民收入质量、保障农户生活安定依然是农民的重要诉求。那么，实现乡村文化再生长，就需要从文化的物质之维和精神之维出发，探索如何实现乡村文化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用文化这一活的灵魂引领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以此来实现生活富裕的目标。遵循这一逻辑，应从如下两个方面探索乡村文化再生长的逻辑:

(一)梳理乡村文化的经济性价值，拓展资源到产业的发展通路

毋庸置疑，现代性都是当今和未来的主流话语。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中，正是城市的同质性让人们意识到乡土文化多样性的宝贵。城市以“他者”的形态，激发了乡村文化的现代性价值，那么，展现与传承这种丰富的乡村文化多样性，应从两个方面着手:

1.精准辨识乡村的文化符号，重点发展文旅融合产业。

人的符号化活动实际上也就是人的活动符号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形成人类文化世界的过程。Locke在《人类理解论》中指出，“一切的文化，除了物质的形式外，都是以符号的形式存在的”，可见符号性文化的普遍性。JohnUrry的游客凝视理论阐释了文化的符号价值在旅游领域的应用，游客凝视客体代表的文化内涵决定了吸引游客的关键，并将其称之为“符码”。简言之，通过游客凝视，有形的器物、无形的象征，以至旅游地的一切，都可以通过符号价值变为商品，进而通过付费实现经济价值(王媛，2011)。

当下，乡村文化的符号价值，多体现在既要传承古朴乡间民风，又融入现代文明风尚，让广大农民在实现知识化、文明化、现代化进程中收获塑形和灵魂。数据显示，全世界旅游活动中约有37%涉及文化因素，文化旅游者以每年15%的幅度增长；2018年国庆节，中国超过90%的游客参加了文化活动5。实践已经证明，发展文旅融合产业有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可行性。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从村民日常剥离出文化符号(李佳，2012)，对有转化价值的文化符号进行精准筛选识别，这是因为符号价值在现代消费理念中具有彰显社会等级和社区功能，并且更多更高的符号价值也能带来更多的财富，尤其是情感、文化上的财富(张晓芳等，2016)。所以，辨识乡村文化符号时，要注意文化符号的表征和内容之间的和谐对等，避免符号的堆砌，出现空洞的楼台场馆式的空荡，也要避免生搬硬套，出现文化魂不附体怪相。文化是流变的，文化符号也因之具有动态性，通过辨识乡村的文化符号、发展文旅融合产业必然是实现乡村文化价值的有效路径。

2.挖掘传承优秀农耕文化，发展绿色效益农业。

中国以农立国，上万年的农业历史中，积淀了优秀的农耕文明，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更是乡村文化的精髓。农耕文化遵循“应时守则”的务农实践，崇尚“天人合一”和谐理念，如《中庸》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些优秀农耕文化被看成是当代生态农业的发展根基。工业化进程中，集约化发展方式的现代农业导致资源掠夺式开发，农村面源污染严重，生态体系失衡，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由此带来的生活环境和生命健康困扰引起人们深刻反思。如何取道传统农耕技艺、继承农耕智慧、发展绿色高效农业引起国家高度重视和广泛实践。本文以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为例。浙江青田保持了1200多年的“稻鱼共生系统”，就是利用立体空间在水稻田中养鱼。稻谷在水面上生长，鱼在水下生长，两者互不干扰。一方面，鱼为水稻除草、除虫、翻松泥土，鱼屎还可成为肥料；另一方面，水稻为鱼提供了良好的食物来源和庇护场所。从经济效益看，稻谷产量增加5%～15%，生态稻米价格在每公斤40元；每亩收获田野鱼120公斤，价格在每公斤100元，且供不应求，扣除人工后，全年净收入在1万元左右，农业经济效益良好；2017年，全县稻鱼共生基地面积达4.6万亩，实现稻鱼总产值1.91亿元6。与此类似，中国古老的农业生态体系众多，如桑基鱼塘、梯田种植、坎儿井、淤地坝等，都是优秀农耕文化的智慧结晶，体现出农耕智慧孕育的“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复合系统，展现了地域性生活方式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平衡。因此，挖掘传承并创新优秀农耕文化、发展绿色效益农业，既解决了当前集约化农业的困扰，又带给了百姓收入增加，进而实现产业振兴、生态振兴和文化振兴的同步目标。

(二)重塑乡村文化的内聚功能，提升文化引领的社会治理效应

文化是一种潜藏在所有社会活动者背后的凝聚性力量。现代性变革中，阡陌纵横的亚文化让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文化处境和身份认同，并由此获得基于文化上的生活自信和稳定生活，在这一意义上，文化就是对稳定生活的一种特殊安置。这一稳定生活的诉求正是当前乡村善治的动力，也是乡村达到善治的基本要求(邓大才，2018)。功能学派人类学家AlfredReginalRadcliffe-Brown(1950)曾说，文化的整体功能就是把个人团结到稳定的社会结构中，这种体系决定和规制着个人相互关系的建立，建立起外部物质环境的适应性和内部个人与群体之间内部适应性，从而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对于村落社会，乡村文化是祖祖辈辈集体生活的心理认同，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人们形成共享的风俗礼仪和行为规范，表现出的行为选择具有较大的同质性，因此能够促使村民产生对村落集体的归属感，促进村落社会内聚，表现为社会群体内部的凝聚力。那么，提升乡村文化的内聚功能，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培育孵化新乡贤，发挥文化治村的德润功能。

农耕文明自古尚贤，贤达之士，视野开拓、才学出众、品德高尚，是村庄的精神领袖，并因此而成为村庄秩序的守护者。回顾历史，现代性变革之前，皇权不下县，“士绅乡贤 村规民约”是乡村善治的有效工具，因为中国的乡村是礼义社会，以教化民、以礼成俗。如今，“崇德明礼、追求无讼、亲临友善”依然是乡村善治的追求，新乡贤以“身份、能力、行为、品德”嵌入乡村，是乡村“德治、法治、自治”的重要力量(舒隽，2018)。流传半个世纪的“枫桥经验”，充分展示了新乡贤在“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中，传统文化与党的领导之间协同作用的逻辑自洽(王斌通，2018)。新乡贤突出“贤”字，不论家世出身、籍贯居所，只要在某一社会领域具有突出才能且德行高尚、愿意为乡村建设尽力的人，都是新乡贤(王文龙，2018)。着眼新时代，要扩大新乡贤的识别范畴，把那些才学优异的大学生村官、乐善好施的企业家、优秀的退休基层干部、献言献策的退休知识分子等吸纳到新乡贤的队伍里来，让他们以嘉言懿行垂范乡里、影响村民，引领乡村的文明风尚。发挥新乡贤的村庄善治能力，需要搭建乡贤施策的组织平台，并建立激励与约束相容的制度。比如浙江上虞、广东云浮的乡贤参事会、乡贤理事会，乡贤按照组织制度开展村庄活动，更规范、有序，更能获得村民的认同；当然，乡贤治村不能替代村级组织，要在村民自治的法律框架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发挥乡贤以文化人、善治乡村的功能。对于新乡贤也要开展定期的评比制度，接受村民的评价，避免精英主政的治理困境(章荣君，2015)。

2.重塑乡村文化的包容性，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质量。

社会质量理论视域下的乡村治理旨在提高场域内全体成员的福祉。对照乡村振兴的五项指标，说明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正在从“绩效指标”转向“社会性行动”，前者的逻辑是执行政府的各项指标，而后者的行动指南则是构建出一种“质量社会”，重点凸显乡村社会性和村民主体性。受现代化进程影响，观察今日的乡村，村民分化明显，价值主张多维，福利诉求差异极大，如果顾及场域内所有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福利，就要遵循包容性的制度设计，强化权益主张的成员平等。

乡村文化的包容性特质正是乡村包容性制度设计的理论素材。本质上，文化的多样性就决定了文化的包容性。乡村文化根脉在乡村，乡村崇尚帮扶互助、邻里守望，注重人与自然的和睦。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从未有过中断，就在于它在包容异质性文化的过程中获得传承与创新的力量。在乡村治理上，包容性的机制设计主要体现在形成了“村两委 村民自组织”的治理架构，村民具备了更多参与村级事务的机会，能够及时化解邻里纠纷、村组矛盾，提升了乡村治理的“安全阀”阈值；尤其是贫困型弱势群体能够有更多机会参与村组事务建设，获得经济性回报。这一包容性机制设计凸显了乡村治理过程中村民参与性和不同群体之间权益公平性。应和了质量社会建设的本意。

五、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制度设计

文化是流变的，文化流变的速度是缓慢的，从兴盛到自闭，历经了上千年，同样再重塑新时代乡村文化盛景，也非一蹴而就。这需要完成批判集成传统文化、创造重构新生文化的双重任务；重新评估乡村文化的经济和非经济的双重价值；整合利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力量，更要正视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农民群体原子化离散的事实。因此，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遵循文化再生长的规律，就本文而言，实施乡村文化再生长的路径，需要诱导新的制度变迁，建立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长效机制。

(一)建立城乡互动互通制度，凝聚乡村文化振兴合力

城乡的空间布局中乡村是重要的一极。所以，乡村的振兴必然离不开城市图景的映衬。世界发展规律表明，当一个国家的城镇化率超过50%以后，乡村的价值全面凸显。在中国，尤其是2012年以后，频繁创新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激发了农村社会巨大活力，生产要素科技化，村民价值主张多样化，由此，乡村文化的价值开始蔓枝、盛开，乡村文化的价值受到重新评估，但是实现文化从“资源—产品—产业”的链条，要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是建立在“经济、技术和艺术”构成的金字塔的顶端(RugarryRomer，2004)。所以，实现乡村文化的价值，要遵循经济的资本逻辑，借力现代的科技支持，更要充分彰显艺术的人文底蕴。主要包括，一是遵循经济的资本逻辑。立足地域特色，创新适应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的投融资制度。探索建立公私合营的PPP模式、入股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化模式，或者经营权的转让，同时要建立相宜的文化评估制度、产权交易制度和文化保险制度。二是利用现代科技的力量。如互联的整合力量，吸引社会各界关注乡村，解决文化振兴主体空间上“不在场”的制约；通过自媒体传播，展示乡村文化的历史厚重、地域之美，或者科技修复技术，保持文化的延续性。三是注意呈现时代性艺术之美。文化振兴是中华经典艺术的复兴，反映出人们对乡村之美的向往和留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每一种文化有其独特的意蕴。振兴乡村要厚植艺术的沃土，使艺术家、美学家、建筑师等与乡土的文化工作者、技艺传承人充分融合，让乡村文化“长出来”自然之美和艺术韵律。

(二)建立乡村退出制度，重构乡村文化再生的空间

农舍村落是乡村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文化的载体。但必须承认城镇化进程中必然有村落走向消亡和重构的事实。振兴乡村是赋予村庄活力，同样，振兴乡村文化也是实现人们的文化自信。那些在时代的洗礼中，沉寂的乡村应该允许她们融入自然，以另一种形态走入历史，退出承载人类活动的载体功能。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在1970年提出“退出—呼吁”制度，主要是针对组织绩效下降时消费者用脚投票，不再购买组织的产品，选择“退出”(AlbertOttoHirschman，2001)。在人口乡城转移的过程中，部分乡村走向衰落是必然的。而且衰落严重的地区，多数物质贫乏、生态脆弱，但民族文化资源丰厚。如果能将散落居住的村庄重新规划，既有利于整合文化振兴需要的物质资源、获得开展文化活动的群众基础，也能够借规划建设契机、将文化元素嵌入村庄载体。有了活力的乡村，文化也悄然走进村民日常。英国百年的乡村建设也经历过工业化革命的侵袭，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调适到了合理的定位，所以才有如今“全球最美乡村”的嘉誉。所以，建立乡村评估退出制度，要在安置好村民生计生活、村庄资产的前提下，鼓励处于“亚瘫痪”状态的村庄有序退出历史，给予乡村文化再生产的空间。

六、讨论与结论

文化振兴如浴火凤凰，并非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而是需要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作为乡村振兴的灵魂和根基，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中华梦的重要力量。

中国历史悠久、广土重民、偌大民族通化融合，其实乃中国文化的力量。中国俗话说“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这种家国同构的理念正是乡村文化“多元包容、追求和平、集体本位”的体现。雷海宗(2016)说过，二千多年来的中国是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社区。Russell初到上海，就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正如梁簌溟(2011)所言，文化之包容而又极其实在。所以，研究文化振兴，要将文化置于中国宏观的幕景；要深把握中国城乡关系的走向规，真正建立起“融合”的支点。在现代性变革之前，城乡不断调适边界，维持着一种相对的平衡，而这种平衡被现代性变革迅速打破。在中国现代性变革始于改革开放，所以我们跨越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审视制度变迁带来的城乡关系变化，探索由此引起的乡村文化的历史印迹，形成“制度安排—城乡关系变化—乡村文化变迁”的分析逻辑。研究发现，乡村文化经历了“城乡对立阶段的衰落→城乡统筹阶段的变异→城乡融合发展的自觉”时代变迁；基于此，我们沿着文化自觉的光亮指引，提出了乡村文化振兴的要义是要实现“文化从自觉到自信”，而达成这一愿景必须尊重文化再生长的逻辑，同时文化自觉的持续积累需要体现文化为人的功能，所以我们要精准识别乡村文化符号，实现资源到产业的发展通路，同时要重塑文化的内聚功能，提升乡村文化，引领社会善治。为了推进这一路径实施，应建立城乡互动制度和乡村退出制度，凝聚乡村文化振兴的社会合力，也给予乡村文化再生长的历史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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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习近平要求乡村实现“五个振兴”.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xl/2018-07-16/doc-ihfkffak2800217.shtml，2018-09-17

21994—2000是农民负担恶性膨胀时期，1997年全国清理出有关农民的收费项目超过1.7万个，达148亿元，其中80%是县、乡收费项目。农民承担的税费总额占农民收入的7%~12%。参见:陈俭.中国农民负担的演变:1978—2010

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1/c_1119150660.htm

4数据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78430749084710313&wfr=spider&for=pc

5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概念实际是在一种特殊的对话语境之中提出来的，这一对话语境就是199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

6莫衡等主编.当代汉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7文旅融合助推旅游消费再升级.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3717742610114691&wfr=spider&for=pc

8感谢浙江省农业委员会农经管理站给予的数据和文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