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乡村治理再考察

作者：冯俊锋 唐　琼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8-05-28  浏览次数： 2152次

【摘　要】清末西学东渐，新思潮对朝野上下影响巨大，政府对乡村治理进行了适度调整与变革。到民国初年中国乡村建设呈燎原之势，600多个乡村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参与其中，通过兴办教育、改造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防卫，复苏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民族再造”与“民族自救”。民国政府也试图通过乡村的自治实现现代化，其举措却背离了现代乡村民主自治的精神。清末民初的乡村治理实践对于今天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而言值得镜鉴。

【关键词】乡村；治理；清末民初；现代化

 

中国作为农耕形态最完备的文明古国，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一直是历代治理者孜孜以求的梦想。中国的乡村建制历史久远，从周代的乡遂制、秦汉的乡亭制、唐代的乡里制，到宋代以后的保甲制，乡村社会的生息繁衍一直保持高度稳定的自治状态。近代以来，随着专制王朝的急剧衰落与解体，中国社会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保甲废弛，国家意志渗透到乡村，以“代理人”的方式参与乡村社会治理。（1）“清末新政”以后，清廷即在乡村推行了一系列积极有效且具有现代治理色彩的举措。1904年，河北定县翟城村乡绅米春明以翟城村为样板，兴办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发展乡村经济。192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渐成风尚，众多社会精英投身其中，最具影响的是由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展的“定县实验”，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建运动”，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南进行的农村改进工作，华洋义赈会在河北乡村推行的合作运动，以及河南村治学院在河南推进的乡村建设活动等，此外陶行知、卢作孚、黄炎培等也开展了不同形式的乡村建设运动。1930年代，国民政府也投身其中，倡导和组织实施“建设农村”。（2）在众多参与乡村建设的团体中，晏阳初与梁漱溟所倡导的乡建运动具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实践方案，其乡村建设的努力止于日本入侵已成公论。学界对晏、梁乡村建设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清末以及晏、梁二氏的乡村建设对今天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中国乡村改造有何启示却尚未受到应有的关注。（3）

一、清末民初的山西村治方案

中国乡村世界的自治状态深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耕读传世从而形成了悠久的绅治状态，这种楷模化的内驱力本质上是一种人治状态。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国门洞开，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不同的视角寻求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方式，有别于人治的现代意义上带有民主色彩的“自治”方案不断出现。清末内忧外患不断，政府仿效日本推行地方自治，并进行了详细的顶层设计，乡村的自治主体为城镇乡，但清政府并没有全盘复制日本比较成熟的町村制，没有赋予村落必要的自治法人地位。直到1915年，内务部在清末制度设计的基础上相继颁布了《地方自治试行条例》及《施行细则》，（1）最早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模式。

清末新政为“绅治”深度参与乡村社会变革提供了新的契机，一些名流纷纷投身时代潮流，身体力行践行新政。直隶定县（今河北定县）的翟城村因缘际会，成为中国近代乡村自治的发祥地。（2）翟城村本与华北其他普通村落无异，秀才米春明乡试失利后，对科举制度渐生不满，发声抨击“科第虚名，有荒实业”，1904年他积极投身翟城村事务，成为清末新政中建设乡村的先行者。（3）米春明通过开展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成立自治组织和发展乡村经济，强化了社区综合治理，翟城村多年的赌博、偷盗等顽疾几近绝迹。米春明长子米迪刚深受其父行为感召，留学日本期间便注重观察异国的乡村治理，1908年米迪刚学成归来后也参与到翟城村的事务管理。米氏父子的积极参与与探索，构成了百年乡村建设的萌芽与先声。“翟城实验”的成功随后得到清政府的肯定与推广，1916年，曾任定县知事的孙发绪出任山西省长，他把翟城村的经验带到山西。阎锡山接替孙发绪出任山西省长后，也试图以此为模板治理山西混乱的乡村世界。1917年《山西省县属村治通行简章》颁布，以此为基础架构了一种全新的乡村制度，阎锡山的乡村治理模式迅速结束了混乱的乡村称谓，交粮纳赋标准统一，移风易俗成效明显，新式教育蓬勃发展。1922年阎锡山对村治改革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5年以来，凡教育普及，实业振兴，户口编查，人事登记，以及一切兴利除弊等事，得利于村制实多。”（4）

可以说，阎锡山既是山西乡村治理的最早推行者，也是清末民初最早在乡村施行政治革新的地方实力派。这与阎锡山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早年他留学日本，对日本以村民为中心的现代治理方式颇感兴趣，（5）追随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兴利除弊革新传统的治理方式一直是他的追求目标。阎锡山作为孙中山笃定的追随者，“开风气之先”探索乡村治理，既有仿效日本的行为自觉，也有变革传统的时代要求。今天看来，阎锡山治理乡村的主张既有政治功利性，也有富强地方的务实愿景，他一方面动员各方力量强力推进村政改革，另一方面出台了诸多具有可操作性的规章制度，1926—1928年间，山西先后出台了《改进村制条例》《修订息讼会简章》《修订乡村编制简章》《村监察委员会简章》（6）等条例。这些规章制度既以“三民主义”政治挂帅，又符合现代管理要义，阎锡山的村治主张可谓合时、合势又合情、合理，一时备受各方关注，山西乡村治理甚至成为民国政府推行的样本。（7）阎锡山的乡村治理方案有一套周密详尽的制度设计，主要包括：第一，不设置村长的不动产与资格限制；第二，设置村公所等专门机构及专人；第三，规范村民会议的运作；第四，确立村务监察制度；第五，村行政首长不得兼任息讼会会长并干涉其职权。而制度的设计、落实与督察则由一个因时而生的专事部门——村政处负责。这个机构直接受省长阎锡山指派和调遣，既是具体事务的“操盘手”，又是“一票否决”的“裁判员”，因而，阎锡山的乡村治理方案得以完全落实。（8）当然，阎锡山推行村治的主要目的绝不是单纯地改造乡村和实践民主政治，而是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世界，以实现对基层民众的统治与对社会的管控。当然，阎氏乡村治理的现代民主政治印记，特别是村务监察制度，对于今天推行党务、村务（居务）公开以及基层政权巩固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民族再造”——晏阳初乡村建设方案

1930年代，以自治制度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成为民国政府的现实焦虑，如何拯救凋敝的中国乡村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使命。从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归来的晏阳初投身平民教育工作，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成立后他出任总干事。1926年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作为试验区，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教会的乡村建设实验被迫中断，在此期间其经验广为其他试验区所效仿，并被称为“定县模式”。

在晏阳初看来，“救济乡村”与“办模范村”不具有远大的久远意义，他在《农村运动的使命》一文中直陈要旨：

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涣散，民族堕落，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问题，……要促成它新团结、新组织，所以说中国的农村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1）

由此可见，晏阳初对当时中国乡村世界的复杂性洞若观火，在阐发他的乡村建设思想之前，其足迹踏遍长江沿线多个省份的农村。在他的观念中，中国以农业立国，农村是其政治基础，农民占国家总人口的80%以上，国家三要素是土地、主权和人民，“人民”是三要素的重中之重，有了人，土地、主权可以失而复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固本”工作。（2）

晏阳初“民族再造”的乡村建设思想主要是“四大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和文艺教育，这四大教育直接对应的是中国乡村的“穷”“弱”“私”“愚”。而“四大教育”以“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家庭式教育”等“三大方式”实现。（3）他认为要实现“民族再造”的历史使命，关键要通过“四大教育”将中国80%以上的农民改造成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即所谓“化农民”，而知识分子必须首先“农民化”，才能与他们打成一片，从而影响和改造他们。在具体操作上，晏阳初引进西方科学实验室方法，以此研究农民的旨趣和特质。晏阳初毫不讳言：

化学家有他们的化学实验室，物理学家有他们的物理实验室，所以，作为旨在研究平民、研究他们问题和特质的我们，也必须有我们自己的实验室，定县就是我们的“社会实验室”。在定县，我们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彻底地研究了平民遇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定县的实验，是在认识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及实验可能解决的方法，它是社会科学的实验室。（4）

晏阳初考察乡村的试验，是以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为模板，并结合了对中国现状进行调查所得出的结论。（5）平教会在农村开展了项目众多、范围广泛的社会调查，并在其他试验区进行推广。在定县之外的华西试验区，从四川巴县第七学区一位乡建工作者的工作体会即可以管窥晏阳初实验室方法的体系化：

余自考入华西试验区受训后，开始深入民间举办调查，斯时间问题丛生。假如你是一个学生，刚从学校这个圈子跳出来，是不会有社会经验的，哪怕你才高八斗，保甲长根本不会理你，老百姓连狗都不会给你打，所以，在这时的你，应尽量放低身份，运用自己的口、手和厚黑学那套，初向保甲长打成一片，携起手来。其次与老百姓一定要用闲谈的方式，交往把握时机和方式，宣传工作之始未及宗旨。（6）

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的特点突出了实用性和时效性，以期达到建设新乡村、创造新生活、改造新人民的目的。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目标是适应、改良、创造实际生活，以全体人民的全部生活为起点，以改造民族为目标，在这种体认下，他坚信“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晏阳初反对“为教育而教育”的做法，他力主教育者先受教育，与平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从农民生活中找材料”，根据农民需要编写适用的教材。“教育的内容就是建设的需要，教育的过程就是建设的过程，教育就是建设活动”。（1）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定县实验”，从治理理念和制度设计上突破了原有的乡村治理方式，找到了通往善治的大门。（2）“定县实验”最大的收获是现代民主与管理思想在中国农村开始起步，定县乡村制度的推行使农民系统地参加了民主选举与民主管理，开启了农民的现代意识，也为妇女解放奠定了基础。其次是乡村教育得以快速发展。“定县实验”时大兴毁庙办学之风，建成了相对完备的乡村学校和教育体系。再次是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平教会主持的教育科技下乡广受欢迎，农作物品种得到改良，农村合作社纷纷建立，激发了农村内生动力，定县农村一时欣欣向荣。晏阳初1985年和1987年曾两次回国访问，他在称颂中国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时仍然坚持其初始之心，始终认为：“科学不应是少数人享受的，而应是全世界劳苦大众都享受的，应该成为他们的知识，成为他们的技能，使专家的所有科学知识能够打入到民间去。”（3）

三、“救活旧农村”——梁漱溟乡村建设方案

与“定县模式”并驾齐驱的是“邹平模式”。1931年6月，由梁漱溟领衔的山东乡村研究院成立，并选定邹平为乡村建设试验区，直到1937年12月日本强占山东，长达7年之久的邹平乡村实验才被迫宣告结束。

梁漱溟作为中国文化特殊论者，对异域文明特别是现代西方文明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在他的逻辑里，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就是缘于西方文明对中国乡村的破坏。他说：

中国人既与西洋人见面之后，中国文化便发生了变化，……近几年来，更一天一天地在那里加深加重加速变化，这样也变，那样也变，……中国人也和他变得差不多了，旧的玩意儿几乎通统变得没有了！（4）

在梁漱溟的观察中，中西文化迥异，中国以农业立国造就了农耕文化，农业是中国主要产业，为国命所寄，其好坏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与前提。而西洋国家都是工业立国，都市样本造就都市文化。他的结论是，中国学习西洋“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没有学成工业和都市文明，反而把乡村破坏了。当然，中西文明的冲突是必然的，但将乡村的破坏归咎于西洋文明，其论调即便在当时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梁漱溟及其乡村建设团队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基本没有留学经历，其价值观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注定了深受欧风美雨影响的“平教会”与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乡建派”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首先体现在他们对中国时局和乡村世界的判断上，其次是目标的设置与路径的选择。在对农村基本认知方面，晏阳初与“平教会”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愚、穷、弱、私。但在梁漱溟与山东乡村研究院的同人眼里，“中国问题并不是旁的问题，就是文化的失调——极严重的失调”。（5）“乡建派”乡村实验的主要目标是复兴儒学，他们试图用孔颜人格重塑农民，用通俗的传统道理教化民众，以期以伦理本位为基础构建中国社会新秩序。

作为一个怀揣报国济民远大抱负的时代先觉青年，梁漱溟在历经多年的教育教学和实践体认，特别是在先后实地考察了定县翟城、昆山和山西的乡村改革试验后，进一步坚定了从乡村入手解决中国问题的信念，笃信“改造中国必须从基层做起”。（1）

1931年，主政山东不久的韩复榘邀请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失败的梁漱溟来济南访问，梁漱溟顺势提出了在山东开展乡村建设的构想，这一提议与韩复榘村镇改革的思路不谋而合，因而得到了他的积极回应和支持。梁漱溟亲自起草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阐发了乡村建设的目标、路径。

梁漱溟认为“邹平模式”是“师法古人”，因而他们不像定县那样重视以科学态度为指引的社会调查，而以“吕氏乡约”为蓝本设计了一套具有“政教合一”性质的乡村组织，这个组织由学董、学长、教员、学众诸人构成，学董为灵魂人物，一般是“乡村中最有办事能力的人”。（2）乡学学董会和村学学董会为办事机关，负责日常决策、管理与运行，其具体事务有：推举村学、乡学学长并聘任村学、乡学教员；策划村学、乡学经费，审定预算，稽核支销款目事项；拟定村学、乡学的一切进行计划事项；倡导本村本乡各项社会改良运动，兴办社会建设事业；等等。（3）

乡村建设如何进行社会改造呢？梁漱溟认为有三大策略：第一，必须从农村入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都在农村，农村是整个国家的基础。其次，必须以教育为手段。中国农村太落后，广大农民没有文化，大部分都是文盲。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必须实现人的现代化，所以教育是根本。第三，必须走合作化道路。中国历来是小农经济，一盘散沙，各顾各家，必须组织起来，然后才能推行科学技术，实行民主政治。（4）梁漱溟甚而非常自信地断言，中国既不能走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走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农村的唯一出路，就是他的乡村建设方案，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5）

受梁漱溟建设乡村宏远理想的感召，许多知识分子跋山涉水来到邹平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他们与农民比邻而居，简衣素食，上下求索，邹平的乡村治理实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据《邹平县志》记载：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建立后，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关注，1931年10月至1934年，来访参观的有国内外71个单位、130余名人士，其中有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委员会主任陈立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冯玉祥，荷兰大学文学研究院文学博士袁鸿寿，英国合作专家石特兰，丹麦教育家马烈克、安迪生、贝尔斯莱夫，美国教育考察团团长、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霍金博士等。（6）

1933年7月14日，梁漱溟发起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乡村工作讨论会。来自河北、江苏、上海等十几个省的35个机关团体共派出65名代表参加，在大会上梁漱溟系统地宣讲了他的乡村治理政治主张。

今天看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主张仍有可资借鉴之处。首先，梁漱溟主张以农为本，强调农村对整个社会的基础地位，主张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推广科技，走合作化道路。这与今天所讨论的“三农问题”的主流观点高度契合，也对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二，梁漱溟希望以现代新儒家的精神重新构建农村社会组织结构，以此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在今天思想多元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处理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仍然是值得我们追问的问题。第三，知识分子深入农村进行乡村建设，彰显了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这也正是我们民族精神薪火传承的源泉所在。

四、民国政府的乡村自治方案

孙中山游历日本期间，对日本具有现代民主管理色彩的乡村治理颇感兴趣，甚而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1）后来，孙中山在《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建国大纲》中亦论及地方治理，现代地方自治既是他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主张之一，也是其民权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南京国民政府一直把“总理遗训”作为推行地方自治的依据，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进行倡导。这种“政策导向”鼓励了大批知识分子投身乡村实践。知识分子改造乡村，大多“放眼世界”，通过对异域乡村文明的欣赏而对现实中国乡村“把脉下药”。米迪刚对翟城“模范村”的塑造来源于日本町村制的启示，阎锡山的村政也受益于日本乡村治理，至于后来的各大试验区，也多参照欧美特别是丹麦治村成功的范例。孙中山关注日本现代乡村治理经验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丹麦，他说：

丹麦之有今日之成功，实在受农村运动所赐不少，……此种运动，起初往往是由少数有志者的倡导与笃志施行，久之，渐渐对于社会、对于政治发生了大影响，成就不可磨灭的功绩。（2）

在孙中山的观念里，“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3）地方自治是整个政权结构的基础，“国家的根本在于人民，故建设必自人民始”。（4）在他看来，地方自治是破除专制的利器，是民治的体现，民治与官治则是“民权”思想是与非的分水岭。他说：

政治主权在于人民，或直接以行使之，或间接以行使之；其间接行使之时，为人民之代表者，或受人民之委托者，只尽其能，不窃其权，予夺之自由，仍在人民。（5）

孙中山以乡村自治为基础的地方自治格局的提出，丰富了他的民权学说，尽管他没有充分论及，但这些蕴含浓郁民主色彩的乡村治理思想，为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乡村治理提供了制度依据和实践尺度。

按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政治路线图设计，“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6）1928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行山西村治经验后，颁布了《县组织法》，标志着孙中山村治思想的全面展开。1929年底，内政部出台了《限期实行乡村自治案》，以“总理遗训”为依据，充分阐发了乡村自治的意义，并从操作层面进一步厘定了乡村自治的目标、基础与条件。

在民国政府酝酿乡村自治时，晋、苏、浙、赣等省已有较为成型的乡村治理实践，特别是山西的村治运动颇有声势。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与梁漱溟的邹平探索也给国民政府提供了参照范例。乡村治理既有国民党维护“三民主义”的政治需求，也有当政者对乡村社会实行有效管控的现实压力，乡村治理成为国家与社会寻求平衡的突破口。

1929年9月，内政部第一期民政会议架构了乡村治理的基本框架，对村里长、闾邻长的选举、任用与罢免以及村经费的筹措与使用等做了详尽的规定，其中要求“本村本里之自制经费，必须全数用在地方公益事项，逐月列表公布，俾众周知，以昭大信”。对于事权如何行使，内政部基本采纳了浙江省民政厅长朱家骅的提案。朱家骅认为，选举、任用、罢免、训练是乡村自治的关键环节，囿于民众智识，宜大肆宣讲村民权利与义务，明晓四权厉害，“邀请档部人员、学校教师或地方熟悉党义明白四权使用意义人员到会训练（民众）”。（7）不过，内政部在乡村自治组织的架构上没有完全照搬江苏等地过于行政化的模式，而是沿袭了山西村治的总体模式，以百户为乡，设立立法、执行、监察、调解四大机构，（1）在选举方法上注重程序，更为科学、民主、规范，具有一定的现代民主精神。

但是，内政部设计的具有民权色彩的现代乡村制度并未走太远，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民国政府重新开始实施保甲制度，改变了乡村治理的制度走向。1931年，江西率先启动保甲制度，在基层政权中取得了“清共”“反共”的重大胜利。不久，红军较为活跃的鄂、豫、皖等地开始效法江西，继而沿海诸省也纷纷改行保甲。南京国民政府由乡村自治转而实行保甲，客观上是为了强化国家行政权力对乡村世界的直接掌控，以削弱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制度转变带来的恶果是，南京国民政府始终未能破解社会阶级矛盾，激发农村内生活力。保甲制度推行后，基层政权被地方乡绅所垄断，民权被肆意践踏，政府与民众的对话管道断裂，国民政府离心离德，也注定了国民党在大陆短暂统治的历史命运。

 

注释：

[1]李德芳认为，保甲制度是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行政控制，近代以来在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下，各个群体寻求不同的乡村治理方式，民国乡村自治的各种尝试，亦是近代新思潮推动使然。参见李德芳：《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2），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69、149页。

[3]陈廷湘认为，不论是乡村建设还是城镇化建设，都始自对乡村世界的改造，属于“百年轮回”，不同的是，先贤的实验有对抗，今天没有对抗，但选择路径尤为重要。参见陈廷湘：《从乡村建设到城镇化建设》，《深圳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4]李德芳：《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第23页。

[5]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1934年，第438页。

[6]李德芳：《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第18页。

[7]马俊逸：《山西村制》，《山西日报》1922年3月25日。

[8]乔志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49页。

[9]《山西村政汇编》卷5《告谕》，太原：山西村政处，1928年，第27页。

[10]李德芳认为，阎锡山村治改革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契合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口味及现实需要，为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乡村自治提供了一个样本和切入点。参见李德芳：《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第61页。

[11]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0、82页。

[12]晏阳初：《晏阳初全集》（1），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94页。

[13]晏阳初：《农村建设要义》，《晏阳初全集》（2），第34页。

[14]李济东：《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57页。

[15]晏阳初：《农民抗战与平教运动之溯源》，《晏阳初全集》（1），第534-536页。

[16]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68页。

[17]《华西试验区（1946-1951）》，档案号9-1-88，重庆璧山县档案馆藏。

[18]晏阳初：《晏阳初全集》（1），第246-247页。

[19]李德芳：《民国时期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以河北定县为例》，“第二届中国地方治理学术研讨会”论文，广州，2004年1月。

[20]晏阳初：《晏阳初全集》（1），第309页。

[21]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梁漱溟全集》（1），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06页。

[2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1），第611页。

[23]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梁漱溟全集》（1），第655页。

[24]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梁漱溟全集》（1），第676页。

[25]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第262页。

[26]刘庆亮：《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探索的民族自救之路》。

[27]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梁漱溟全集》（1），第598页。

[28]（民国）《邹平县志》，邹平县地方史志办公室整理编印，2008年，第73页。

[29]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47页。

[30]转引自孔雪雄：《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第2页。

[31]孙中山：《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页。

[32]孙中山：《自治制度为建设之础石》，《国父全集》（3），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第164页。

[33]转引自李德芳：《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第132页。

[34]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543页。

[35]《内政部第一期民政会议纪要》，1929年，全宗号五，案卷号12120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6]李德芳：《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