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早期农业与工商经济发展初探

作者：雍际春 周晓聪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农业考古》2018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8-05-25  浏览次数： 2622次

【摘　要】天水地区是中国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嬴秦在商末周初西迁天水两河流域后，在适应环境的基础上不仅发展了早期农业和畜牧业，而且在工商业方面也成就不俗。在甘谷毛家坪A组遗存中铁镰和炊饮类陶器组合的出土、墓葬中车马坑的发现以及非子利用礼县盐官镇井盐养马大获成功，是秦人早期农牧业发展的标志。高超的车辆制造、具有自身风格的金属铸造、以金矿为主的采矿业和以上述物品及食盐、马匹为主的商品交换，显示秦人早期工商业较为发达。秦人以农牧并举、工商业发达为特色的早期经济，为秦人的崛起和强大奠定了物质基础。

【关键词】秦人；天水两河流域；早期农业；养马业；采矿业；工商业

嬴秦族出东夷，从帝尧时期至周初，在长达千年之久的漫长时期，经过帝尧时和仲至“西”测日、夏初伯益争权失利、夏末商初随商夷联军西进关中、商末周初中潏归周“在西戎，保西垂”、周公东征迁商奄之民至天水等五次西迁（1），最后入居西北边陲天水一带，并始称秦人，建立政权，进而崛起。秦人西迁落脚的天水渭河、西汉水上游“两河流域”，正处于我国农牧过渡带上，早期秦人发挥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独特的自然条件和资源基础，发展了以农牧并举为特征的早期经济，从而支撑秦人迅速建国崛起[1]。

关于秦人早期农业及其经济的发展，由于史料记载缺略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一般认为秦人在天水地区与戎狄无异，经济落后，还处于游牧状态。但是，随着近30年来关陇地区特别是天水地区甘谷毛家坪、礼县大堡子山等一批秦早期文化遗址的发现，传统观点受到了挑战，引发了人们对秦人早期历史和经济的重新审视和探讨。本文拟就嬴秦西迁后的农业发展早期经济发展作一初步探讨。

一、天水地区原始农牧业的起源

天水地区是中国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当地气候温润、植被良好、山川台原相间分布和黄土疏松肥沃的条件，成为原始旱作农业兴起和早期农业多元发展的理想之区。大地湾、西山坪、师赵村三处前仰韶时代的文化遗址，从距今8000年一直延续发展至距今4000年，在长达4000多年之久的岁月里，早期先民创造了堪称发达的农业文化。

大地湾第一、二期文化层出土的黍、粟、油菜籽标本距今已有7000年之久，其中，黍标本为国内最早[2]（P704）。在天水境内另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西山坪出土了距今5650-4300年前的粟、黍、小麦、燕麦、青稞、水稻、大豆和荞麦等8种农作物的标本，这些作物标本涵盖了东亚和西亚两个农业起源中心主要的作物类型。这一发现，不仅表明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和燕麦早在距今4650年前就已传播到中国西北地区，而且也揭示出中国最早的农业多样化可能就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甘肃天水地区[3]。可见，这里不仅适宜于多种农作物种植，而且，起源于西亚的小麦、燕麦种子的发现，将中国与西亚之间的联系和文化交流的时间大大提前。

在天水大地湾、西山坪和师赵村遗址及其遗存，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动物骨骼，成为我们探索秦早期牧业发展的重要背景资料。三个遗址发现的动物计有猕猴、兔子、红白鼯鼠、仓鼠、中华鼢鼠、中华竹鼠、狗、豺、貉、棕熊、黑熊、虎、豹、豹猫、象、马、苏门犀、苏门羚、家猪和野猪、麝、獐、梅花鹿、马鹿、黄牛、羊、狸、鸡、龟、蚌等数十种。这些动物，越往后期驯化类的数量就越多，尤以猪的骨骼为多，表明当地很早就有了畜牧业，距今8220年前就有了家鸡的驯养，为我国最早的记录[4]（P863）[5]（P338）。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的所谓“六畜”在三个遗址中均有发现，而且，作为家畜，其数量在遗址早期相对较少，而时间愈后数量则愈多，这就清楚地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天水地区的家畜饲养和畜牧业就已经发展起来。

以上事实说明，天水地区是我国原始农牧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有着发展农业、畜牧业优越的条件和悠久传统。这种条件为秦人进入天水发展农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秦人早期农业的发展

秦人先祖不仅懂鸟兽之言，善于驯马驾车，长于畜牧，而且也是一个善于经营农业的部族。秦人之“秦”就与农业生产有关，“秦”字的甲骨文字形，就是一个双手抱杵舂米禾之形[6]。这显然与秦人早期从事农业生产或发明粮食加工工具有关。秦人的始祖伯益就是一个协助大禹治水的水利专家，而且其族曾在故地凿井，引种推广水稻（2）。及至嬴秦西迁至天水一带，当地位居农牧交错带、既宜农耕又宜畜牧的自然条件，使嬴秦如鱼得水，在农业和畜牧两个方面都有了用武之地。

从目前所知，嬴秦在天水已发现的最早的活动遗址为清水县李崖遗址，时间约当西周早中期，接着是西周中晚期的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和礼县西山遗址等。从各遗址城址形态或聚落形式、陶器组合、生产工具等分析，他们完全过着定居生活。如毛家坪遗址在第一次发掘中发掘了秦人墓葬31座，该遗址起初被认定“年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后经进一步验证，认定为西周中晚期遗址[7]。毛家坪遗址地处渭河阶地，依山傍水，适宜于先民们居住和从事农业种植，至今仍然是当地主要的粮食蔬菜种植区。在毛家坪A组遗存中，出土铁镰一件，长8厘米、宽2-3.5厘米、厚0.3-0.9厘米[8]，这是迄今出土最早的秦人使用铁器劳动工具的重要发现。毛家坪出土的陶器中，有炊具、鼎、鬲、甗、甑、釜等组合，特别是还出土了两件陶仓。樊志明认为：“陶仓的发现，反映了其饮食生活当以农作物的粮食为重要食物来源。这完全不像人们一贯传统的说法，认为秦人当时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9]（P10）遗址所反映的秦人早期社会生活正是定居的农业生活。袁仲一认为：“从居住遗址中发现的灰坑、残房基地面，说明从西周早期开始，秦人起码已过着相对定居的的生活。居址出土的陶器的基本组合，为鬲、盆、豆、罐，另有甗、甑等。这种组合反映了其饮食生活的内容，当以农作物的粮食为其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这完全不像人们一般传统的说法，认为秦人当时完全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10]这一见解不仅准确揭示了秦人早期社会历史的基本面貌，而且对于启发人们正确认识和评价秦人早期历史与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自中潏以来至秦文公东迁关中，亦即整个西周时期，约14代秦人始终以天水两河流域为根据地，在同周人、西戎的周旋中不断发展壮大。其间，秦人在当地的农业生产虽然没有留下文献记载，但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无疑是其走向崛起的重要基础，也是秦人在与西戎交战中能够渐次取得优势的物质保障。无论作为秦人秦亭故里的清水李崖遗址，还是西汉水流域的众多遗址，其所在遗址分布、器物组合、建筑基址、仓储设施、袋形窖穴、城址墓葬等遗存，无疑也是农业定居文化的具体反映。

三、秦人早期牧业的发展

秦人不仅擅长于农业生产，也是一个精于驯化鸟兽和经营牧业的部族。伯益不仅佐禹平治水土，还曾被舜任命为“养育草木鸟兽”的“朕虞”[11]（P1641），也就是管理山林川泽开发和主持畜牧业的官员。文献中所谓伯益懂鸟兽之言和调驯鸟兽的记载，实际正是伯益及其部族擅长经营畜牧业的真实反映。秦人在东夷地区就是一个农业和牧业都很精通的部族，其后裔西迁天水之后，虽然由东方平原地带来到了内陆黄土高原山地区，但是，天水地区适宜于农业生产和畜牧经营的自然条件，却与秦人擅长的农牧并举的生活方式相适应。

秦人在天水地区的早期发展中，养马是其牧业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在传统冷兵器时代，马匹除了是重要的运输工具之外，更是用兵作战的坐骑。秦人入居天水，面对西戎环伺的威胁，必须发展自己的畜牧业，拥有可与西戎抗衡的养马业。

《史记》谓：“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12]（P177）其后，非子为周孝王养马于汧渭之间也大获成功，可知秦人具有丰富的养马经验和悠久的牧业传统。秦襄公建西畤，用马祭祀[12]（P179）；在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圆顶山遗址、西山墓地和其他秦人墓葬中，多有车马坑或马骨，正是马匹在秦人生活与宗教祭祀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标志，更是养马业发达的直接反映。

天水两河流域先秦时期良好的植被是发展畜牧业的理想条件。大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人类文化遗址大多分布于各河流二三级阶地和台原地带，表明其时河谷阶地与台原地既是人类定居之所，也是农业种植的主要范围，除此之外的河滩地、山坡地和山地林缘地带成为发展牧业的空间。先秦时期的天水地区，可以说呈现一派林缘牧区的景象。张家川木河乡马家塬战国时期西戎墓葬中发现大量的马骨和车马坑、秦汉时期天水一带为国家牧马重地、两汉设立牧师苑等史实，都可证实当地牧业的发达[13]。礼县博物馆收藏有“天水家马鼎”一件，上刻“天水家马鼎”等字，学界普遍认定为秦汉时刻字。“家马”乃秦汉时太仆所属养马官员，在新发现秦封泥资料中也有“家马”一名，并有“上家马丞”“下家马丞”等封泥出土[14][15]。战国秦汉时期天水地区国家牧马重地的形成，实际正是在秦早期牧业生产基础上的发扬光大。

礼县一带秦人故里牧业的发展，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在今盐官镇出产井盐。盐不仅为人类所需，亦为家畜饲养不可缺少，牛马羊在野外舔食盐土即是其生理需要的反映。《管子·轻重》篇云：“无盐则肿，守圉之国，用盐独甚。”[16]（P532）秦人迁至西垂即开始了对食盐的生产，秦代封泥中就有“西盐”之印[14]。在汉武帝时这里就设有盐官，组织食盐生产。《汉书·地理志》“陇西郡西县”条虽无盐官记载，但《水经注》卷二〇则有汉代在此设有盐官的记载：

右则盐官水南入焉。水北有盐官，在嶓冢西五十许里，相承营煮不辍，味与海盐同。故《地理志》云“西县，有盐官”是也。[17]（P362）

据此可知今本《汉书》当有脱文。今礼县“盐官镇”一名当由此而来。礼县盐官镇生产井盐，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延续至今。唐安史之乱时，杜甫避乱至秦州，后南下入蜀，途径盐官镇时，被当地繁忙的煮盐景象吸引，有感而作《盐井》诗一首：

卤中草木白，青者官盐烟。

官作既有程，煮盐烟在川。

汲井岁辘辘，出车日涟涟。

自公斗三百，改转斛六千。

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阗。

我何良叹嗟，物理固自然[18]（P74）。

可见其时煮盐业规模不小，一派兴旺之象。盐官镇现存盐井祠及盐井正是当地产盐历史的见证。

非子在犬丘“好马及畜”，除了拥有丰富的经验之外，可能与其定期让马匹饮用盐水密切相关。牲畜在特定生长阶段补充一定的盐分，对其强健体格和长膘至为关键。《重修西和县志》说：“盐官城内卤池，广阔十余丈，池水浩瀚，色碧味成，四时不涸，饮马于此立见肥壮。”[19]非子正是发现并掌握了这一奥秘，其长于养马的绝技，不仅为当地人所津津乐道，而且声名远播，甚至传至周王室。也正因为盐官一带井水含盐，不仅秦人养马大获成功，而且，直至近现代，也一直是天水一带马、牛、骡、驴等大牲畜的交易集散之地，年交易成交量达一万余头[20]。这无疑与当地人善蓄养大家畜有关，也更有含盐之水易于使大牲畜快速强壮的因素存在。这一悠久传统实际正是自秦人养马以来，善于发挥和利用自然资源而逐步形成的。

秦人在天水的崛起，牧业发达特别是养马业成功，是其重要支撑之一。其与西戎共处、对峙乃至交战、征伐，以弱胜强，建立国家，都与此大有关联。而且，非子养马闻名于周王室，也使秦人赢得了地居边陲而兴起、建国的难得机遇和政治地位。

四、秦人早期工商业的发展

秦人早期发展和国家创建时期，也是一个手工业快速发展的阶段，秦人不仅拥有了自己的手工业，而且也有了自己的采矿业和金属器物加工业。具体而言，手工业生产至少有粮食加工、畜牧产品加工、车辆制造、建筑、食盐加工、陶器制作、采矿业和金属工具与器具铸造业等。这里仅就具有代表性的车辆制造、采矿和金属铸造业以及商业发展作一探讨。

（一）车辆制造

《毛诗序》云：“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也。”[12]（P178）这是对秦人早期车马技术发达的真实记载。在礼县大堡子山、西山、圆顶山发现和发掘的秦人墓葬中，都有车马坑和大量车马的随葬；在清水刘坪墓地也同样存在车马坑和随葬车马；2012年秋五方联合考古队在甘谷毛家坪进行新一轮的钻探发掘，又新发现大面积的墓葬区，已经确定的中小型墓葬在1000座以上，在已经发掘的墓葬中，亦有车马坑，其中一座出土了完整的战车，车轮、车箱、车衡、车辕、马骨、长矛等遗物，完整而清晰（3）。秦人早期在天水各居住区墓地车马坑的普遍存在，正是其现实社会中广泛而普遍使用车马的再现。

一辆马车或战车的制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车辆设计、木工、皮革、青铜铸件、机械、组装等多个工序和环节。秦人早期大量车马的存在和使用，体现了其在车辆制造上已经具备高超的技术。虽然限于资料我们尚无法就此详加深究，但其广泛使用于作战、出行、狩猎、运输等实际运用之中，就很能说明其车辆制造技术的娴熟与过硬。礼县圆顶山遗址98LDK1车马坑发掘较为完整，可作为了解秦人车马技术的标本。兹将祝中熹对该坑车马的布局结构描述引述如下：

98LDK1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方向266°。长18.80、宽3.15、深4米，内葬车马一列5乘，辕东舆西，前后相随。第一、三、四乘为驷马，第二、五乘为两马挽驾。首乘四马服具齐全，骨骼完整，骨下垫有苇席；余车之马均为剔骨葬，马骨用漆皮包裹，多处放置铜泡。入藏前按车舆及双轮尺寸挖坑，然后将各车分别置入。以首乘为例，舆坑长1.92、宽1.10、深1.20米。两轮轨距2.08米，轮径1.32米，辐条28根。两毂中部较粗，两端渐细，近似纺锤形，各长0.52米，轮外部分长0.26米。车轴通长2.86米，中部粗而贯毂处较细。舆下部分径0.11米，两端径0.06米。辕长2.92米，末端压在车轴正中，十字相交，交点至踵长0.41米，横截面呈圆形，前、中、后三部分径长分别为0，08、0.10、0.12米。车衡压于辕的前端，榫卯套合。衡长1.23米，中间粗，两端细，端末套有铜衡管。辕、衡均髹褐色漆。舆底由四轸构成长方形外框，轸木宽0.05米、前后长1.70米、左右宽0.78米。轸下纵设两根与轸同宽的方木条，位处辕的两侧，以加固轸木，承受车舆底板。舆底板由5块宽0.10-0.15米的木板组成，髹黑漆。舆四周都有遮栏痕迹，结构与规格不详。舆顶为木质车伞，圆形，径1.34米[21]（P23）。

从以上描述中不难看出，秦人车舆制造技术已经相当高超，这些车辆制作精美、设计精巧、装饰优美，显示了秦人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过硬的车舆制造加工能力。

先秦时期我国的车辆一般都是两轮，但在圆顶山秦人贵族墓98LDM1号墓出土的青铜器四轮车形器，可能就是一种无辕的四轮车。该器铸造考究、装饰精美、小巧美观。该器四轮，无辕，方舆，有厢盖。器高8.8厘米，舆厢长11.1厘米、宽7.5厘米、高2.9厘米，轮径4厘米。厢盖可通过旋转舆厢四周安装的立鸟而开启或闭锁。车轮每轮辐条8根，軎辖俱全，转动自如。厢盖上有熊纽和人形纽。舆厢四侧角各附一只昂首向上的行虎；舆厢盖及四侧饰蟠虺纹饰。关于该器的性质，发掘报告称其为“四轮方盒”，认为“可能是妇女放置首饰化妆品的专门用具”[22]，但韩伟亲见实物后，认定是一辆挽车。它与1989年在闻喜县晋墓出土的车形器极为相似，故该器被定名为“刖人守囿铜挽车”[23]。祝中熹认为挽车作为秦王公贵族丧礼中运送灵柩的车辆，不用马拉，而由死者的亲属、臣属和挚友等执绋牵挽而行，关陇民间至今仍流行的“扯纤”即是古代挽车制度影响下的遗风[21]（P27）。这一青铜车形器，作为车辆是完全恰当的，因为，就在同一墓中还出土有蟠虺纹方盒形器，这才应是“首饰化妆品的专门用具”。虽然它是作为挽车而随葬于墓中的，但毫无疑问也是对实用车辆的模仿。因此，可以说，早期秦人的车辆制造既有灵活快速的两轮战车，也有平稳庄重的四轮车。微型青铜四轮车的精美灵巧，显现的正是秦人良好的车辆制造技术。

（二）金属铸造

自天水地区礼县秦公陵园墓葬文物面世之后，有关秦人早期的金属文物就有了数量可观的实物，这是秦人在天水地区社会文明的典型反映，从中可以窥知秦人在天水地区已经具有技艺精湛的金属铸造工艺。特别是大堡子山秦人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秦公墓葬青铜器与圆顶山春秋时期墓葬青铜器的出土，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秦人早期不同发展阶段金属铸造技术，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

目前所知在天水地区发现的金属器物，计有铁器、青铜器、铜器及金器等。在甘谷毛家坪西周秦墓遗址中，就发现有铜器和铁器，说明秦人在入居天水地区不久就已经有了金属加工业。其中，青铜器铸造是大宗和主业。在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出土了大量金属器具，学术界对墓主的认定尚未取得一致，争论涉及的墓主就有秦仲、庄公、襄公、文公、宪公诸君。这种争论正好说明，上述诸君在位期间，是秦人金属铸造业迅猛发展的时期。在大堡子山秦公墓出土的青铜器大约有数十件之多，主要器类有鼎、簋、壶、盘、钟、镈、车马器等。这些青铜器仿周器风格明显，在形制上与周器很是接近，如在器形上鼎为立耳垂腹蹄形足，与西周晚期的同形器的差别只是鼎腹略浅、底更近平、蹄足更大一些而已；簋只是垂腹不太突出、盖的坡缘稍陡；壶的差别仅在腹径略小、颈部曲率略小；钟、镈形制亦皆承周制。在纹饰上，也盛行西周晚期的流行图案，如垂鳞纹、波带纹、窃曲纹、瓦棱纹、重环纹等[21]（P27）。说明秦人全面学习周文化、周礼制，在青铜器铸造上有明显的反映。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将秦人早期青铜铸造看作是西周工匠或外来人员的作品，否认秦人的创新与发展。大堡子山秦青铜器不似周器那样精致，“可能秦国工匠尚未掌握内范悬浮法所致”，“说明秦人尚未掌握大型器内外范的等距技术”[24]。然而，秦人并没有一味模仿，而是不断探索和提高铸造技术，在模仿中有继承、有取舍，在发展中有有变化、有创新。陈平认为秦国的青铜文化在两周之际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重要变化，“铜器的形制、纹饰与铭文从西周晚期完全由周人代作而呈晚周作风，一变为春秋早期由秦人自作而呈秦文化特色”[25]。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说明秦人在建国前后正经历着金属铸造工艺的重要转型期。

比较目前已知最早的秦庄公不其簋和大堡子山秦公器（以李学勤介绍之秦公壶一对、上海博物馆藏四鼎二簋共八件为代表）（4），前者的形制、纹饰、铭文、书风与西周铜器没有本质差别，陈平以为这是秦人“借用周室之熟练铸铜工匠和书艺精湛之史官书佐为之”的体现[25]。其实，这并非是周人代作的结果，而是秦人金属铸造起步阶段仿制周器的体现。到了后者即襄、文二公的秦公八器之时，随着秦人金属铸造技术的提高和经验的积累，已经具备了生产具有本国特色铜器的条件和能力，因而，必然形成春秋早期秦国青铜礼器具有秦文化特色的发展趋势。

在秦公八器中，除了铭文书体已具备了春秋时期秦青铜文化的特色之外，器形的发展尚不平衡，如壶颈内缩较少而下腹内缩较多，与西周晚期的颂壶相比更显颀长细高，并且这一趋势在此后秦壶中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初具秦文化特色；而上海博物馆四鼎中，前二鼎与西周形制相同，后两鼎下腹与底相接处已作圆形外鼓，已初露向春秋典型秦器转化的端倪。而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著名的秦公簋的铸造工艺表明，秦国在青铜业生产方面，已达到了与春秋时期最先进、影响也最大的齐国不相上下的水平[26]。这种变化的参差不齐，显示秦人青铜铸造工艺正处于由周文化向秦文化转型的过渡阶段。

再从春秋中期以来圆顶山秦贵族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变化来看，我们就能更清楚地认识到秦人在青铜器铸造上的创新变化及其个性特征。圆顶山春秋中期秦贵族墓抢救性发掘收获颇丰，仅出土青铜器就达近百件，主要有鼎、簋、盨、方壶、圆壶、盉、盘、匜、甗、尊、盒、车形器等，基本组合为鼎、簋、壶、盉、盘、匜、甗。这批青铜器形成了不同于周人和东方列国青铜器的独特风格。这种具有秦人自身风格的青铜器在鼎、簋、壶、盨等器物上，无论是形制还是纹饰都有明显的展现，祝中熹对其形制纹饰与大堡子山器物的不同有清晰的揭示：

如鼎腹的下垂趋缓甚至全变圆，鼎足已无扉棱，簋耳不再丰大且已无珥，三圈足变矮，垂鳞纹退居次要位置，兽面纹已很少使用等。有些因素则被发展强化，如鼎的蹄足更加粗壮并且根部大幅度外移，蹄底阔而成台，方壶口壁外张，束颈下移成束腰且曲率增大，波带纹使用频率升高等。有些因素开始出现，如细密蟠虺纹大量使用，方壶双耳有高支附饰，平盖附耳鼎和短颈鼓腹环耳壶等。有些因素则被保留，如鼎的浅腹风格以及在足部纹饰下凸起一道圆箍，簋盖与腹饰瓦棱纹，凤鸟型窃曲纹形成了对称与不对称5规范化图案等。以上种种趋向，融合起来便显示出春秋时期秦国青铜器的基本特征。这种有别于东方列国的青铜器的风格，在圆顶山时期已大致形成[21]（P26）。

圆顶山青铜器最具特色的，是器物上的蟠虺纹，这一纹饰被装饰在各类器物之上，其中，在鼎的纹饰中多为蟠虺纹与其他纹饰的多种组合；在簋上均以蟠虺纹和瓦棱纹居多，但总括而论，蟠虺纹居于纹饰的主体。

用动物作附饰是圆顶山青铜器的又一特色，这特别在壶、盨、盉等器物上最为典型。例如在98LDM1、98LDM2各出土一对方壶、各一件扁圆体四足盉，98LDM2和2000LDM4各出土盨一件，这些器物无不形制庄重大方、典雅考究，纹饰华丽优美、古朴隽永；器身的附饰动物，更是生动逼真、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无疑是当时青铜器中的典范之作。其中的盨为椭方体，双耳有繁复纹饰，大圈顶盖呈覆盘式，形制已近似簠。盖顶四角各饰一只凤鸟，凤首外向，圆目、钩喙、高冠，长尾翘起。盖沿上部四角及左右两侧各饰行虎一只；沿下部前后侧面各饰行虎三只，虎首均向下。器腹前后侧面各饰行虎三只，虎首均向上，与盖沿行虎一一相对。双耳为缕空的蟠虺纹和鸟兽的结合体，主体是一兽首衔一凤首，周边附饰五只小虎和一只小鸟。圈足四角处各附一只长尾卧虎作为支足，虎首向外，其背上各立一只小鸟，小鸟圆目钩喙、巨首小尾。整件器物共有附饰动物46只，数量繁多。

青铜器铸造有非常繁复的程序和严格的铸造工艺，一件精美的或大型的青铜器，其制作流程与工艺，是一个包括采矿、冶炼、制范、造型、浇注、修整等多重工序、多环节协调的系统工程。这些具有秦人自身风格的青铜器物的大量出现，表明秦早期文化已初步形成自己的特色，秦人建国之后在青铜铸造技术上有了巨大进步，由西周末或春秋初大堡子山青铜器基本沿袭周器，到春秋中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形制风格和纹饰特点。

在大堡子山秦公墓中出土有金饰片和金虎，其中，韩伟在巴黎展览所见和伦敦图录上公布的鸷鸟形金饰片有4对8件，小型金饰片34件[27]；甘肃省博物馆征集金饰片约20件；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收藏有清理大墓时出土的小型金饰片7件；礼县博物馆征集口唇纹羽形金饰片5件[21]（P12）。在巴黎展出的金器中，还有金虎一对；另外，在日本MIHO博物馆也展出过一对金虎，与巴黎金虎形制、尺寸相当。这些金饰片和金虎，实际都是大墓被盗掘，大量文物流失后现世的少部分材料，实际数量远比现知的要多。上述金饰片多为钩云纹、口唇纹鳞形，云纹圭形，兽面纹盾形，目云纹窃曲形等。

这些金饰片体现了高超的制作水平和精湛的技艺，造型独特，或维妙维肖，或简洁抽象。纹饰图案既是艺术审美观念的生动表现，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如礼县秦墓金饰片，为了使金饰片纹样具有像青铜器纹饰那样的装饰效果，秦人便在锤制成型的金饰片背面，首先用头部呈三角形的木凿冲凿出“V”形沟槽，然后再用锐利的刃具在金饰片背面沟槽中心錾刻出一条纹路，以增强金箔饰片的浑厚凝重。再如巴黎展品中的一对以木质为芯的套接金虎，通长41厘米、高16厘米、腹宽3-4厘米，用了10段不同形状的金箔饰片包裹木虎，再用铆钉和套接等技术组接成金虎[27]，体现了秦人金匠的奇妙构思与超凡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由此可见，秦人对金饰片的加工制作，已形成了锤击、打磨、冲凿、錾刻、剪裁、组合、铆接等一整套的工序，说明秦人在西周晚期黄金加工工艺水平已经相当高超。

在金属铸造方面，除了青铜器和金器之外，还有铁器的铸造。人们公认秦人较早掌握了冶铁技术，在毛家坪遗址中发现有一把铁镰；在圆顶山墓地出土四件铁剑，其中，三件仅存铜茎，一件仅存金首金格。

（三）采矿业

秦人堪称精湛的金属铸造与加工工艺，必然建立在发达的矿产开采与冶炼技术之上。天水地区特别是西汉水流域是一个有多种金属矿产的地区，尤以黄金、铅锌矿藏丰富著称。关于黄金，大堡子山秦公墓、清水刘坪春秋戎族墓葬和张家川马家塬战国西戎墓葬中，都有大量黄金饰品出土。据已公布的资料，大堡子山秦墓中就有金箔饰片、金虎，尤其是金箔饰片数量很多，民间传说墓室四周及棺椁上都有金箔饰片装饰。清水刘坪墓中也有不少虎食羊等图案的金箔饰片。在如此集中的区域古墓中有如此之多的黄金饰品发现，这在我国区域考古中并不多见，可知其时天水一带有较多黄金流通。至于黄金的来源，不外乎两种途径，即从其他地方贸易所得和自产。

天水一带早在距今四五千年之前就有西亚小麦、大麦等作物传入，作为善于从事商贸活动的秦人从西域等地交易黄金、玉石当不是什么难事。韩伟认为：“这些黄金很可能来自黄金产地的河西走廊和阿尔泰地区。”并说：“据文献及考古发现，知西周晚期秦族拥有甘肃东部之清水、秦安、天水、西和、礼县等地。这里并不产金。”[27]从河西等地贸易黄金完全可能，但说天水当地不产黄金，却并非事实，相反，秦人所在的礼县、清水等地均有黄金矿产。礼县、西和一带西秦岭山地区多金属矿产，不仅有金矿，还有铁、铜、锑、铀、钨、硫、煤、水晶等20多种矿产。礼县罗坝、洮坪乡一带，近年已发现岩金矿；西汉水中下游的甘肃成县与西和县接壤的纸坊、苏元乡一带也有沙金；天水市秦城区李子园附近亦有沙金和岩金矿，上述金矿目前仍在开采。礼县金矿既有矿带，也有沙金，至今该县还是黄金出产大县，近年来年产黄金保持在3000公斤以上，如2015年产量为3235公斤[28]（P129）。清水县白驼乡亦有金矿开采，采金点距刘坪遗址不远。新出土的秦代封泥中就有“西采金印”[29]，这已经清楚地表明，秦人立国之都西犬丘亦即后来的西县是从秦人建国以来就盛产黄金的地方。所以，早在西周时期，秦人肯定在天水一带已经开采黄金，进而有了自己的黄金加工业。目前已有不少署有“西工封”[30]“西工宰阉”[31]的兵器出土，而秦国当时对兵器的制作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其中，中央武库的兵器来源，主要由西、雍、咸阳等曾是都城之地提供。由此可肯定，西县之地曾是秦国自建国以来一个重要的包括黄金加工在内的金属铸造和兵器制造中心。

（四）早期商业

秦人也是一个善于经营商业的部族。有人认为伯益熟识草木又懂鸟兽之言，担任虞官，并非仅因其擅长畜牧，可能还与其长于商贸有关。特别是秦人夏商间流动不居和迁徙频繁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商代嬴姓多显和善御的特点，都表明秦人是一个商贸部族。他们奔走各地为中原政权输送马匹、玉石、金属矿产等重要物资，既获得利益又得到政治优待[32]。这一新见颇具启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秦人早期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状态。但说秦人完全就是一个商贸部族则并非恰当，相对于其他部族与国家，秦人比他们更擅长于商贸，当是公允的定位。

作为一个具有商业眼光的部族，一定具有敏锐独到的视角和寻找机会的潜能。秦人西迁天水，固然是多种因素和特定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并非唯一选择。从其族人早在帝尧时随和仲不远千里来到今礼县一带“宅西”测日[33]（P6），到三苗西入甘南、陇南，再从畎夷随商夷联军入陕，犬丘地名由东方到陕西、甘肃的沿袭，到最后中潏“在西戎，保西垂”[12]（P174），定居于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千年之间，似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鬼使神差地牵制和引导着嬴秦部族，一波一波、一步一步由东方向遥远的西方边陲犬丘汇聚。可以说，嬴秦之所以最后落脚西垂，确有深层原因和奥秘存在。张天恩在探讨嬴秦西迁西垂时敏锐地提出：“极有可能与经济利益有较大的关系”，秦人自定居于此到秦始皇时代，一直没有放松对西垂的经营，无疑“有保证军民用盐供给的意义”[34]。陈更宇进一步从宏观层面指出，长于商贸的秦人在商周之际，观察到商纣王穷奢极欲、需索甚广，周文王已经崛起，欲联合各部东进灭商，双方都有大量物资需求。于是，蜚廉、恶来、季胜继续交好于商，得利于殷；中潏与女防则“归周”交好周文王而受益于周。两支嬴秦所居地都是重要物产之地，蜚廉、季胜所在霍太山一带有玉，中潏、女防所居西垂产盐。秦人入居西垂，能够在很长时期保持和平，“贸易活动应当是最主要的原因”[32]。这些见解很有道理。

应该说，除了以上因素，嬴秦族人在历时千年之久的时间里，不约而同汇聚西垂，就在于早自随和仲测日“宅西”之时，就以商人的独特眼光，发现了当地至少有两种重要的物产：盐和黄金。嬴秦作为知晓“鱼盐之利”价值所在的东夷人，生产和经营盐业，无可置疑。由此可以说，秦人西迁西垂的深层原因大抵如此。

1975年在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发现一座西周窖藏，其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中，有铭文的青铜器就有30多件，其内容涉及土地交易、司法诉讼和王室制度等，器物铸成年代在周穆王至宣王之间，器主为非常富有的裘卫家族。经研究，该家族为嬴姓[35]（P401）。据铭文所载，裘卫家族财富巨大，既有大片土地，还有贵重玉器、丝帛织品、虎皮、鹿皮等。裘卫曾与矩伯交易，用玉璋、鹿皮等物品换得土地一千三百亩[36]（P3）。陈更宇据此推测裘卫家族可能就是季胜的后裔[32]。由此可见，嬴秦族人的确具有商业眼光，擅长贸易。

秦人早期的商业活动，除了其在西垂大量交易马匹和上述黄金贸易及饰品、食盐的销售外，还当有青铜器、兵器、铁器、玉石、丝织品和粮食等也是秦人进行商业贸易的主要物品。

在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西山等秦人墓葬中，有大量精美青铜器、车马器出土，包括鸾亭山亦有大量玉器特别是玉圭出土，圆顶山春秋秦贵族墓98LDM2中，还出土一件金首金格铁剑和三件铜茎铁剑，不少在礼县和其他各地出土的青铜戈等兵器上著有“西工”和“右库工师”等铭文[20]。这都说明秦人很擅长青铜器、兵器、铁器铸造，它们用于商品交易乃是自然之事。

至于玉石，天水当地用玉的历史非常久远，天水西部武山县就盛产墨绿似黑的鸳鸯玉。在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不少玉器出土，如距今5000年的大地湾四期文化中出土的一批古玉，其中就有产自武山县的墨绿色的鸳鸯玉，被认为形成了独特的土生土长的玉文化[37]。在天水师赵村遗址距今4100-3900年的第七期文化层中，“新发现一批制造精美，晶莹璀璨的玉器。包括玉璜9件，玉环3件，玉璧1件，玉琮1件，共14件”。这些玉器中，玉璜、玉璧为墨绿色，玉琮为浅绿色[5]（P316），也当为本地的鸳鸯玉。在甘谷毛家坪遗址中，发现玉玦5件、玉璧1件，其中有两件墨绿色半透明的玉玦[8]，也是出自毛家坪以西不远的武山鸳鸯玉。这是我们所知秦人最早使用玉器的资料。在礼县秦墓发现的大量玉器中，不少并非墨绿色，说明玉石除了天水所产外，主要来自与西域等地交易所得。

关于丝绸贸易，目前人们已经公认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开始了与西域的贸易，有人更认为早在商末丝绸就已经西传[38]。在礼县鸾亭山等处出土的玉圭上，明显有织物包裹的残迹，其织物或许就是丝织品。因此，往来于各地贩运交易的秦人，有可能正是较早进行丝绸西传和交易的重要部族。

秦人作为一个还善于经营农业的部族，种植粮食除了供自己消费之外，将剩余粮食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当是正常之举，大堡子山城址新发现的大型仓储建筑基址，正是为粮食及货物贸易而修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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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屠恒贤，张实.商周时期丝绸的外传[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注释：

[1]关于嬴秦西迁问题，学术界认识尚不一致：有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西迁等不同观点；且在西迁的时间、路线等具体问题上也有不同。笔者经研究认为，嬴秦的西迁绝非一时一地，而是既有从不同地点出发，又有多条路线、多次迁移的一个复杂过程，概括起来就是以上五次西迁。

[2]李江浙在《秦人起源范县说》一文（载《民族研究》1988年第4期）认为，秦人先祖是将野生稻驯化为人工稻并进行技术推广者。这一说法欠妥，现已发现的我国远古时代最早的水稻种子，其时间早在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以前，故人工驯化和种植水稻的时间无疑要早于伯益所在的舜禹时代。因此，伯益及其族人只能是水稻种植的推广者。

[3]2012年11月11日笔者曾前往发掘现场，材料由主持发掘的梁云博士介绍和参观车马坑所得。

[4]秦公壶，参见李学勤、艾兰1994年10月30发表于《中国文物报》的《最新出现的秦公壶》一文；四鼎二簋参见李朝远发表于《上海博物馆集刊》1996第7期的《上海博物馆新获秦公器研究》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