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赋权视角下的乡村社区营造研究——基于宁波奉化雷山村的个案分析

作者：张国芳 蔡静如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8-05-07  浏览次数： 4985次

【摘　要】社区赋权理论贯穿社区营造工作的始终，强调通过纵向的权力下放与能力培育，激发社区主体的积极性与自主性，增强社区内横向的资源整合与互补，扩展社区的内生力量，并在制度上衔接基层政府治理，实现在地能力与权力的活化，能解决当前村庄发展中面临分散化与碎片化的问题。文章在梳理当前关于社区赋权与社区营造的文献基础上，通过对个案村落调研，从雷山村的社区营造过程出发，分析其社区赋权的内在机理，进而从地方政府、专家、“多元互动主体”团队、村民、在地资源活化等方面分析其特征；并从建构多元互动主体网络，实现在地化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为中国乡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与选择路径。

【关键词】社区赋权；乡村；社区营造；多元互动主体网络；可持续发展；在地化发展

在有关西方社区治理理论中，社区赋权理论已在诸多乡村社区建设中予以实践，且形成系统的理论。目前行政主导下的乡村社区带来福利依赖、社区行政化与横向整合能力弱化等后果，因此，农村社区内生力量的发展将是我国下一阶段社区建设的重点，而这与社区赋权不谋而合。社区赋权强调通过纵向的权力下放与能力培育，激发社区主体的积极性与自主性，再增强社区内横向的资源整合，促进社区的自生能力，并在制度上衔接乡村治理的功能，实现在地权力的“活化”。社区赋权理论在我国乡村社区的应用，无疑是强调活化在地主体的能力，激发社区活力，建设一个属于村民共同体的、有情感、可持续的、村民自主的社区。

一、社区赋权与乡村社区营造的文献梳理

（一）关于社区赋权的相关研究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受西方黑人民权运动与女权运动的影响，“赋权”概念在西方兴起，并依靠各种批判式的社会运动而发展。“赋权”思想是民主观念在政治机构及公民参与决策上的具体化。早期“赋权”概念的应用主要在心理建设方面，情感、行为与认知因素是赋权的基础。卡洛琳与格洛丽亚（Carolyn Swift and Gloria Levin）认为赋权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在个人层面能够掌控其生活，其次是社区层面的民主参与；另一方面是指受个人控制的心理感觉与社会影响、政治权力和法律权利的关注，是一个应用于公民个体、组织与邻里的多层次的观点。格伦（Glenn Laverack）认为赋权开始于个人行为，进而发展成团体、组织的小型互助活动，并最终演变为社会与政治活动；他从提升健康结构的文献中，将社区赋权归为以下九个维度：参与、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地区精英、资源调动能力、质疑精神、问题评估、与其他居民或组织的联系、外部代理人与项目管理，打开复杂的社区赋权概念通道。Cdx and changes用五个相互关联的赋权维度与价值进行相对应的解释：（1）自信的———学习，是指通过学习来提升居民的技能、知识从而增加自信。（2）包容的———公平，意识到偏见的存在，提倡机会平等与各组织之间的良好关系的建立。（3）有组织的———参与，组织与团体作为开放、民主与有责任的，激励民众参与公共议题。（4）有协作精神的———合作，共同工作可以发展与保持社区中的合作伙伴关系。（5）有影响力的———社会公正，鼓励与强化社区参与与影响决策、服务与活动。

国内学者刘宝从农村社区建设的实际出发，从能力基础、能力主体、能力结构三个方面入手，通过培育社区意识、培植社会资本、夯实农村社区能力建设的基础，提升社区农民、社区精英和社区组织三类主体的能力，培养社区在资源获取、问题解决、服务供给与方案规划等方面的能力。范斌关于弱势群体增权的文章中，认为弱势群体可从个体增权、人际关系增权与社会参与增权三个层次进行增权，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主动增权模式”与“外部推动增权模式”的关系与适用性。道格拉斯与马克认为赋权包括过程与结果，且在不同情景下定义不同：以社区为中心的赋权是有针对性的发展过程，人们通过获取与控制有价值的资源来实现社区居民间的尊重、批判性的反思、关心，团队参与的过程；简单而言就是人们掌控自己生活的过程，并在社区中实现民主参与。赋权建设的基本元素是通过与他人共同参与去实现目标，努力获取资源，对社会政治环境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二）关于社区营造的相关研究

社区营造的起源并不局限于1993年台湾文建会提出的“社区总体营造”政策。社区运动缘起于二战结束后，各国（地区）面临众多社会、经济问题，而政府能力有限，难以全面支持。而以社区为单位的居民自发行动，不仅能有效缓解社会矛盾，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而且还对政府的职能进行有效的补充。作为一个对应于创造、再生文化生活价值机制的策略，“社区总体营造”主要是在于透过社区居民的讨论、组织、行动，先由外部政策的带领刺激，引发居民对于自我权力与地方事物的关心，在渐进式地由民众来主导社区营造的进行，使一个地方与社区重新恢复生机与活力。台湾的社区营造，在获得内外的双重支持之后，发展得更有活力。梳理社区营造的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国内外的社区营造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从“社区营造”的历史变迁过程，概括社区营造的特点、主要内容以及未竟问题，为大陆社区营造的实践提供经验教训。王桂亭回顾了社区营造20年的历史，将台湾社区营造政策转变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即文创、赋权、参与。文创，就是从文艺活动到文化创意的演变；赋权，就是从中央向地方施政观念的转化；参与，就是从“泛政治化”向生活美学的回归。王茹对台湾社区政策的历史变迁作了考察，从早期的社区发展政策，社区回归与社区总体营造出台的背景，介绍不同主体在社区营造的的地位和社区营造的政治本质。丁康乐等人在介绍社区营造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介绍社区营造的内容、机制、制度保障，并分析社区营造的困境，最后为大陆的社区规划提供可借鉴的启示。刘晓春在从社区营造的缘起说起，在充分理解其概念、目标、原则的基础上以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的实践与经验，介绍传统乡镇、传统农村、城中村、少数族群聚居区以及环境低劣地区的社区营造实践，为当前中国大陆城镇化过程中的非遗保护带来启示。苗大雷等人重新检视台湾社区营造的历史进程，发现其在发展历程、变迁方式、参与主体上呈现渐进性、诱致性和多元化的特点，且在现阶段依旧存在社区参与水平不高、主题重叠但分化明显、社区自主性不强等未竟问题，从社区建设的实现目标、突破重点和实施策略等方面为大陆社区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意义。

第二，多主体的参与是实现社区营造的前提，不同参与主体在社区营造中发挥不同的作用。霍修浩着眼于社区服务中心在社区营造中发挥的作用，选取深圳市L社区服务中心为研究对象，在对其总体概况进行介绍之后，分析其发挥的作用与面临的问题，并从人文地产景五个方面为社区营造下社区服务中心提出发展策略。胡澎从日本社区营造的历史出发，说明日本社区营造中的市民参与程度不断加强，市民参与向市民主体发展，市民、市民组织、非营利组织的活力争相迸发，进而与政府、企业共同协商，共同建设良好的生活空间。同时，他认为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弥补了日本社会结构和体制的一些弊端。

第三，文化建设是社区营造的切入点，文化有助于建设社区的共同意识，文化产业化与产业文化化是社区发展的动力。李雯雯介绍台湾社区营造的文化认同构建的背景、方式、主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化认同构建带来的效应与挑战，并从构建主体、构建内容、构建方式等方面总结实践经验，为大陆城乡建设和文化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赵容慧等人以台湾台南土沟社区营造为例，提出艺术介入农村社区营造的一种新的方法，构建以艺术介入为策略，多元主体协作为核心，永续发展为目标的新农村社区营造框架，并从规划模式、规划方法、规划主体三个层面提出建议。蒋依娴等人将乡村社区营造与文化相结合，以台湾溪头妖怪村作为文化创意乡村社区营造的典型，借助扎根理论和实地访谈的研究方法，介绍妖怪村发展的内在机理，并从中提炼出“传说文化资源挖掘———文化符号化———文化产业化———商圈化———社区化”的乡村社区营造模式，为基于文化创意的乡村社区营造提供借鉴意义。魏成以台湾地区的古迹保护为案例，论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区总体营造和文化政策转变对古迹保护的影响，将过去相对保守与静态的保护观念向主动、自下而上的观念转变；同时，从台湾地区古迹保护日趋成熟立法理念中为大陆古迹保护工作提供借鉴。

第四，社区中的空间，是社区居民生存的场所，也是文化、共识建设的依托。对社区空间营造的研究，是美化生活环境和改善生活质量的基础。张智强介绍社区营造的发展历程并借鉴台湾与日本社区营造的经验教训，在对厦门市集美区城内村进行调研的基础上，以人文地产景为切入点，分析社区实体空间与精神原则，并提出城内村社区营造模式下的社区更新建议。彭予欢等人从历史街区公共空间改造模式入手，通过对淡水老街中福佑宫庙埕广场和观潮光产两处公共空间改造的分析，论述了社区营造作为一种设计方法对历史街区转型的可行性。

二、社区赋权的形式与内涵解析

社区赋权是社区（community）与赋权（empowerment）两个词组成的。就两个词的结合来理解，社区赋权是以社区居民为中心的，在社区场域内进行的社区活化的过程；也就是指在社区这个特定空间内，激活居民的能力，提高居民对社区认同进而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社区从地理上的集合发展到心理与情感上的集合体。要促成这些要素的转化，就是要建构其社区意识，并建构将自在的社区转化为自为的社区的政治过程，这也就是经由社区培力重新定义社区的过程。而本文结合中国国情，认为社区赋权是纵向的放权与横向的能力培育相结合。

（一）放权：社区赋权的层次

1. 形式赋权

形式赋权是指公共部门对民众所作的决策制定，提供民众参与的制度，也就是说，形式赋权不仅包括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也包括地方政府的规章制度与规范性文件，总而言之就是政府部门的政策性支持。这种政策支持的对象除了民众，还包括相关的社会组织，辅导这些对象进行参与。但仅仅就形式赋权而言，政策性的支持不能就某个议题而直接增加民众的能力，但是会为社区赋权提供资源，将社区赋权置于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之中，使其有机会与社会、市场甚至是政治力量相结合，以此保证社区赋权的顺利进行。

2. 组织赋权

组织赋权是指居民借助参与社区组织的活动而增强能力，进而促进社区整体的能力建设。现下的社区组织，主要可将其分为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两种。正式组织是指稳定的、机械的、科层的社区组织，主要包括社区居委会、社区党组织、业主委员会等。这类组织虽为社区自治组织，活动参与也以自愿为前提，但带有官方性质，其主要工作是对接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功能，带有行政色彩。非正式组织，主要是指居民基于共同的利益或目的自发组织的，科层性低，信息和控制可以是分散的，包括社区志愿者、居民兴趣小组等都是如此。这类社区组织规定与限制都比较少，参与成员、活动范围也相对灵活，对于社区中的新鲜事物可以灵活应对。将这两者在组织结构与参与形式上的区别先放在一边，民众的参与始终是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前提，而民众借助共同参与，加深情感交流，培育共同意识，培育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发展高质量的社区活力，增强社区居民的幸福感。

3. 个体赋权

社区民众是社区的主体，是社区主要的组成部分。社区中民众能力的提升是社区赋权的主要目的。不可否认的是，社区居民本身的能力参差不齐，对于社区民众的赋权行动不能一概而论。社区中的主体主要有两个类型：社区精英与普通民众。社区精英是指能力较强，在社区认可度高，参与积极，具有显著号召力的社区成员。一般而言，社区精英是社区内在本职工作上具有能力与才华，对社区共同体的建设充满希望又富有使命感的居民；又或者他们在外经历丰富，但出于对乡愁，返乡建设，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作用，促进在地居民对家乡的认识，带动与号召其他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活动。普通民众在社区中占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参与社区事务是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然而，这类民众比较被动，他们对社区事务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其积极性与主动性需要进一步的激发与培育。其自主性与积极性是建立在其对自己权责的意识，让周围的事情与己相关起来，社区精英对其的带动是非常重要的。

（二）增能：社区赋权的内涵

1. 对社区的认识

对社区情况的认知程度，是社区各主体能否做出符合社区情况判断的决定因素。社区中各主体在采取行动之前，了解社区的发展状况，有针对性的采取行动，才能实现更为有效的结果。运用SWOT分析法，客观的分析社区存在的优势、劣势以及所处环境的机会与危险，包括社区矿产资源、山水景观、公共空间设置、特色产业以及社区历史、现存文化等。在客观认识社区优缺点的基础上，针对社区现有的资源与发展优势，积极采取行动，将其发展为社区特色；针对社区存在的显著问题，着手改善，以建设一个居民认同，和谐宜居的社区。

2. 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

社会资本是潜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非正式规范，是基于共享知识、理解、互惠、规范活动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凭借这种模式，个人组成的群体完成经常性的活动。社区社会资本就是指内嵌入社区居民关系之中的，被社区居民认可的一种共识，可以由内而外的影响社区居民的行为。生活在同一社区的居民，由于其生活方式、文化习俗较为相似，更容易形成相似的价值规范与信任关系，如村规民约、行业规范等。这种社会资本是社区内在共识，降低居民合作的成本，促成社区意识的形成。

3. 社区文化

社区文化，是社区居民长期共同生活的反映，是从社区历史中挖掘出来的。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观念，尤其是传统观念所带来的价值观，当其要落实到文化政策与文化建设中来的时候，文化必须从意识形态与传统的狭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抽象的概念落实到民众的生活内容之中。社区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涉及到社区的人文景观、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方面，要从社区历史、居民生活中进行挖掘，特色的的社区文化能作为社区的名片，提高外界对社区的认识，也增强社区的内部凝聚力。

4. 合作网络

社区赋权不是仅靠一个主体或部门就能完成的，需要多方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促进社区内外资源的整合，疏通社区资源的获取途径。从社区内外网络中建立互惠关系，满足社区内外各主体之间的支持性互动。在与其他社会组织的相互联系中，在更大的社会组织网络中分享经验与观点，为社区内主体能力培育提供新思路。总之，在社区赋权过程中，不可固步自封，保持开放的心态，学习一切有利于社区发展的事物。

5. 批判反思能力的建立

社区赋权过程中的批判反思能力是社区在下一阶段中更好发展的保证。对于赋权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矛盾以及可借鉴之处进行及时的总结反思，深刻分析问题发生的原因，有逻辑的进行梳理，思考其可以改善与解决的方法。对其优点进行推广与借鉴，对于缺点与问题及时纠正，为下一环节中更好的发展奠定基础。

三、雷山村的社区营造过程

（一）雷山村基本情况

雷山村位于西坞街道古镇东南，西坞街道与莼湖镇的交界处，奉化至莼湖公路穿村而过，属于典型的城边村。雷山村全村总户数461户，村民几乎没有外出意向，村庄人口结构相对平衡。雷山村村北上游为里岙水库，水库溪水南下，在村庄内形成纵横交错的河网。加之，雷山村又是金溪五村之一，是“十里花木产业带”的重要节点，奉化区为金海路四季花香美丽乡村风景线建立专项规划，对金溪五村进行景观提升、绿道建设、金溪河小流域治理。因此，雷山村村容村貌的美化，景观的提升，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休闲旅游业的发展都在奉化区域内备受关注。

雷山村人口结构较为平衡，经济基础也不弱，但是却难以得到发展。究其原因，村民人心涣散，难以形成村庄发展合力。雷山村于2004年由半亭、水塌地、里岙三村合并而成，三个自然村的村民各自为政，对村庄的认同亦不足；村庄经济收入远不如周边几个村庄，村民对村庄发展价值认识不充分。雷山村在“乡愁经济”计划背景下，借鉴台湾社区营造经验，将唤醒村民意识作为村庄建设的基础，在营造过程中实现赋权，以赋权来促进营造。在社区营造过程中发现村北水库顺流而下的“活水”水系贯穿三村，而水两岸的建设涉及村庄景观、基础设施、环境卫生等方面，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因此，雷山村的社区营造以“活水”为焦点进行切入，切实的将村民想法与建议集中于村庄的建设中，进而转化为村庄建设中可见的效果。

（二）雷山村社区营造的过程

1. 第一阶段：唤醒村庄共识

这一阶段主要解决如何唤醒村民的参与意识，重塑村民对村庄发展的信心这一问题。在这一阶段，地方政府为村庄建设形式赋权，专家评委对参赛团队进行能力培训，在此基础上专家团队进入村庄，建立村干部—村民的辐射路径，带动村民学习与了解社区营造相关知识，唤醒村民对村庄的情感，进而主动参与到社区营造中去。专业者以促进者的角色采取专业的方式方法为村民提供利益表达的机会；村干部积极配合，组织各种村民聚会，为村民提供参与机会，丰富参与途径；热心村民号召，营造参与氛围；村民在专业者、村干部与热心村民的引导下，激发并产生对村庄的整体认同，重新塑造社区社会资本。

（1）地方政府的赋权

2016年3月，区政府与“乡愁经济”团队签订合作协议，并着手筹备“乡愁经济创客 选人选点做乡村”计划，跳脱出传统行政体系“自上而下”命令发布式的乡村建设模式，让渡出5个名额尝试“自下而上”途径。同时，乡愁经济”计划公告落地之伊始就公示了项目落地的配套奖励政策：参赛团队不仅有作业保底费，获选试点村还将获得规划奖励和政策优惠，为村庄建设提供基金支持。

（2）专家团队的系统培训

团队着眼于“赋权”，包括权力和能力的提升，权力即政府的制度支持，为“自下而上”提供一个着力点；能力，即能力建设，基于在地现状对社区主体进行的能力提升。经过“初阶培训—进阶培训”这一过程，提升参与学员的理论与实践能力。初阶培训，以观念课为主，借助台湾、日本社区营造的成功案例，辅之以当下中国的乡建政策与空间营造的专业知识，让学员了解社区营造的理念与本质，切实地将社区营造与中国乡村建设的政策背景相结合；进阶培训，在初阶培训的基础上，学员自愿报名参加，在保证每组有创客、社区规划师、热心人士、村干部等角色前提下组建团队，培训课程主要分为案例分解答疑课程、观念方法课、分组实习课这三类，需要团队成员的磨合与配合，共同解决问题。

（3）专业者与村干部的辐射作用

在进阶培训阶段，雷山村村干部、同济大学专业者建立团队。这一阶段，根据专家评委布置的任务，专业者开始进入村庄，了解村庄的地形走势，村庄的自然资源、公共设施建设情况等；借助逐户的走访与沟通，了解村民对村庄的认知程度，村民对村庄发展的预期等。调研发现，雷山村村民分落于各个自然村之间，人口分布离散且缺乏整体观念，对村庄发展的态度消极，这就造成了村庄发展动力不足，村民参与阻力大等问题。因此，将如何唤醒村民的参与意识作为此阶段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专业者试图发挥村干部在村民中的辐射带动作用。村干部是由村民选举出来的，在村民中有一定的威信，根据“村干部—村民”的模式建立村内社区营造相关知识与理念的学习宣传途径。专业者首先组织本村干部参加沟通会，让村干部了解“乡愁经济”计划行动的意义与价值；并建立“雷山共同计划”微信群，方便村干部与专业者的及时沟通与交流。

在村干部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召开村民大会，告知村民“乡愁经济”行动启动；借助雷山村微信公众号对参与式规划进行全过程宣传报道，宣传社区营造的相关理念，并发布国内外具有参考意义的社区营造案例，刷新村民对村庄发展价值的认识。随着行动的进一步开展，村干部将村民分组召集进行座谈，了解不同人群对村庄的认识以及村庄建设的期望。同时，村干部、积极村民与专业者团队的合作下举办“发现最美乡村摄影展”，让村民拿起相机随手拍下村庄中最美的角落，使村民直观的看到自己村庄的优点与不足，并在此过程中重塑对村庄的认识，引导村民参与到村庄社区营造行动中去。

2. 第二阶段：聚焦活水营造村庄

在前期专业者与村干部的共同作用下，村民的村庄共识被唤醒，参与村庄事物的热情异常高涨，他们从自己身边的事物着手，敢于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因此，这一阶段要将关注点集中于村民意识被唤醒之后，如何组织村民参与规划。而这首先需要将各个群体对村庄的意见进行汇集，进而找出村庄问题的聚集点，从焦点问题出发，着手行动。

（1）金溪河里岙段河道的问题聚焦

在专业者团队持续的走访，结合村干部与村民代表的反馈后，团队发现村民对金溪河河道水利工程桥梁的选址问题颇有想法：村民希望将新建桥梁东移，靠近里岙村公共活动场地、老年协会方便生活，同时也方便与新岭岙村沟通联系。但是金溪河里岙段河道整治过程规划是金溪五村“十里花木产业带”的重要节点，沿线村庄均以花木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奉化区为金海路四季花香美丽乡村风景线建立专项规划，对金溪五村进行景观提升、绿道建设、金溪河小流域治理，金溪河整治规划早已由街道专项委托给另外的设计单位进行。团队最初并不想介入，但是村民的持续热议，迫使团队队直面问题，由此成为问题聚焦的核心点。最终，规划团队将村民的意见进行汇合集中，由村干部出面与水利部门进行协调，解决了该问题。

由同济大学的专业团队，雷山村书记、返乡创客等人组成的雷山村团队，也以金溪河里岙段河道整治工程规划与实施为契机，申报“共塑金溪河沿岸/庭院美化”为题的乡愁经济创客 计划，参与试点村的竞赛。

（2）活水资源的挖掘

金溪河的源头在村北上游的里岙水库，水库溪水南下，串联三村，活水的串联也将分离的三个自然村串联起来。在“乡愁经济”计划的中期评委“走村”的过程中，“金溪河河道”的整治引发村民关注的事件也引起专家评委的关注。专家评委认为雷山村拥有天然的活水水脉的优势，可以将村民的问题和诉求聚集在整条水脉上，打造成村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在操作上，始终要将村民的关注作为村庄营造的切入点，强调在营造空间的同时注重“人”的想法，对村中各主体的意见都加以汇总，包括老人、儿童、妇女等群体的意见。中期的评委“走村”的点评是在水塌地村的长厅第进行的，是开放可见的空间，专家对雷山村发展价值的肯定，直接提升了村民对村庄发展的信心。

（3）围绕活水参与规划

团队吸取专家意见，将村庄活水作为乡村营造的着力点，在村民分组中添加儿童组，引导各组村民围绕活水，表达自身需求与想法。村民积极参与，对活水沿岸提出公共设施、环境卫生、沿岸景观、步行通道等方面的设想与建议。专业者将村民回答进行整理后，整理出里岙溪边公共活动场所修整、新岭岙汇水塘及周边环境提升，水塌地村中心池塘提升及村口标志设计三个意见汇总点。针对每一个意见汇总点，专门开展讨论，让村民参与到图画绘制的过程中来。

3. 第三阶段：多元主体行动网络的建立

长达9个月的计划结束后，专业团队撤出了村庄。但前期的各项工作已经充分激活村民的参与热情，成功构建了一个多元主体的行动网络。这一阶段，需要关注在专业者撤出后，村庄如何保持持久长效的营造，实现自主发展。专业者团队在对雷山村的陪伴中，已经成为雷山村的规划者和朋友。撤出村庄后，专业者依旧定期回访雷山村，保持密切联系，持续为雷山村建设提供建议，分享可借鉴案例。

原来的村干部始终将雷山村的社区营造作为行政任务去完成，“乡愁经济”计划结束，工作态度回归消极怠慢，这引起村民的不满。在2017年4月份的村干部换届选举中，村民将在社区营造过程中表现积极的村民选举出来，组建全新的村干部领导班子。新的村干部领导班子与专业者团队保持密切联系，希望承接专业者在村庄营造中的角色，延续“乡愁经济”计划达成的效果。他们不仅参与区政府组织的学习活动，还自主学习相关案例，向专业者请教村庄营造经验，更是先后三次组织村民到丽水、厦门、泉州等地进行参观学习，感受学习成功案例的有益经验，继续保持村民的参与热情。

端午节前夕，村干部在水塌地村的“长厅第”古民居举办“粽是故乡情”活动，不仅挖掘出水塌地村的传统文化、特色民俗，还将古民居中的历史文物进行展览，为水塌地村进行宣传，让广大市民都知道这里有一个“长厅第”古民居。村干部与村民逐渐意识到本村的特点，为水塌地村创造了特色LOGO，并将本村文化进行在地化发展。

四、雷山村社区营造的主要特征分析

尽管社区营造关注“人、文、地、产、景”的综合发展，但其实现需要“人”去努力，因为社区主体的理念与看事物的眼光决定社区发展是否长远，“人”成为最重要的角色。雷山村社区营造就是将相关的利益主体进行能力提升，实现村庄内部发展动力。当然，奉化实验也存在项目式发展难以持久的困惑，但总体而言，雷山村社区营造仍旧存在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一）地方政府敢于试错的态度

地方政府的态度决定了乡村社区发展的方向。尽管近几年中央政府一直在强调基层治理方式的创新，但是由于政府行政体系本身的弊端，急于求成，恐惧失败，对试错风险的担责等现象在地方政府的各项工作中都得以体现。大多情况下，地方政府在意识层面上达成“创新实践”的共识，但在实际操作上，这种共识却难以实践。一方面是由于经验主义的路径依赖，潜意识反映出来的思维惯性又把行动带回原来的模式，导致“创新”无定法实现；另一方面，用心培养在地能力，以民众为中心设计方案，需要较长时间得以实现，政绩难以呈现。宁波奉化区政府则跳出传统行政体系“自上而下”命令发布式的乡村建设模式，敢于尝试自下而上的“社区营造”。

（二）专家评委系统理性的陪伴

系统性的教育与训练是培力的常用方法，但培力不局限于培训，专家们的陪伴更是参赛团队行动不脱离乡建本质的重要工作。专家通过案例、理论与实习等课程的设计，从理念到行动上改变各参与主体的固有观念与想法。借助这些成功的案例既燃起学员的行动热情，又及时以理论作为支撑，为学员建立客观理性的视角。参赛团队在实践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直接向专家寻求帮助，专家也可以就问题进行解答。虽然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在政府的项目中，专家都只是一堂课或者一次评审就离开，学员难以与专家建立长久的交流关系；而这种持久的陪伴，在中国现状下，更多的是变成冗杂繁琐的程序。而在需山村的社区营造过程中，专家团体在详细周密的调研基础上，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即使团体在撤出村庄以后，仍然持续跟进，继续为村民服务，发挥了一个长期而系统的陪伴作用。

（三）“多元互动主体”团队的外联内造

村庄建设切不可闭门造车。在这个互联互通的时代背景下，要想转变农村的弱势地位，必须要建立城市与乡村的互动网络，促进城乡之间，乡村之间人才与资源的流动、共享，这就是所谓的“外联”。而内造就是发掘和强化内生动力。村庄建设与发展的主体是“人”，而“人”的能力与意识是决定村庄往何处去的关键，因此，将村内的主体连接起来，促使其释放内在力量是村庄发展的内在要求。“外联”与“内造”并行，才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开放包容的社区营造环境。不同的主体各有所长，在村庄建设中发挥不同的作用：村干部对村庄情况比较了解，由村民选举出来的，在村民中的威信较高，与地方政府联系密切，政策信息通畅，起承上启下的角色。积极村民是村中的能人，具有对村内公共事务的参与积极性，具有较高的号召力；返乡创客，是指在外打工，并且已经积累足够资本，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为村庄提供发展机会；专业者是理性客观，对村庄建设具有整体发展与全面建设的眼光，有助于实现村庄的可持续发展规划者。而多个主体共同参与村庄建设，相互间互补优劣，对于任何一个主体所表现出来的浮夸、不切实际，另外几个主体都可以及时给予制止，实现力量上的互补与制约，进而更为理性、客观的为村庄进行规划。各主体经历不断磨合、协商的过程，各主体分别从自身的关注点入手，逐渐寻求到村民共同关心的公共事务，进而在村民公共参与中建立共识，促成村庄共同意识的形成。

（四）村民角色的转变

村民是村庄的主体，村民的参与是村庄在地发展的基础。在雷山村社区营造中，团队将村庄建设的关注点放在村民身上，并借助专业和有创造性的方法，从村民身边的事物入手，提供给村民更多的参与机会，转化村民的被动地位。村民原来对村庄事物漠不关心，认为村庄的发展与自己无关，到现在可以积极参与村庄事务，清晰的描述问题与诉求。村民从原来对村庄发展价值的质疑，到现在可以自豪地向外来者介绍村庄的特色，是村民对村庄情感转化的表现，自我认知的转化。专业者、村干部以及热心人士的积极配合，促成了村民自我认知与对村庄情感的转变。村民是村庄最长情的陪伴，专业团队可能最终会退出村庄，村干部会换届，但村民不会。不管村民冷漠或者积极参与，他们始终是这片土地变化的见证者。因此，村民意识与能力的提升是村庄得以持续发展的命脉。

（五）村庄在地资源的活化

“村庄建设不是城市化，要本土化，要用本村的‘土壤’，把村庄的本土特色做出来。”实现村庄的在地化发展，需要根据村庄的发展现状与现有资源，包括人文与物产资源，采取针对性的发展措施。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村内设施建设的细节上。“城市就是高楼大厦，水泥钢筋，而农村不仅要像农村，还要挖掘出这个农村与其他村庄不一样的特色。”因此，雷山村计划在基础设施完善之后，挖掘村中的文化资源，借助编村史，修家谱，为村里的老建筑赋予情感与文化特色。不是所有的美丽乡村，都是道路空旷，房屋整齐的，充分利用在地资源，是打造村庄本土特色的捷径，更显村庄本色。

五、基于社区赋权视角的乡村社区建设的路径探索

（一）建设多元主体互动的网络机制

赋权，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而民主的实现，是微观的，当尝试用平等协商、沟通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所面对的问题时，就已经在践行民主了。而在中国的乡村社区中，地方政府与村民呈现上下层级的关系，一方面是受传统中国统治阶层的威权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农村村民自主意识薄弱，加之现阶段乡村社区面临空心化等问题，村民力量明显处于弱势。而社区赋权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主体没有均衡的实力，社区发展相关工作被地方精英主导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因此，均衡参与主体的力量，是社区赋权的基础。而同时，多元主体参与社区营造，可以实现资源的整合与充分利用，进而实现优势互补，为社区营造注入活力。

1. 基层政府落实赋权行动

在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发展成为当今社会所关注的重点。目前，地方政府在乡村社区发挥作用主要自上而下的投入与执行，缺乏对村民主体地位的关注。然而地方政府的实践与精力是有限的，村民长期处于被动地位，最终可能导致前期建设难以维持，最终化为虚无，沦为形式。换句话说，只有以村民为主体的乡村建设，激发村民对村庄的热爱，才能保证村庄建设的可持续性。因此，不管以什么作为社区建设的切入点，要把村民的自主性与积极性作为社区建设的重点与核心，只有政府加强对激发村民自主性的重视，才能使村民肯定自己，塑造参与的自信心。因此，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政府首先要加强宣传，让村民认识到每一个人的参与才能建设更好的乡村。其次，乡村规划建设要与社区赋权相结合，在乡村规划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保证信息公开，开放一块“公共领域”，供在地居民参与、沟通、探讨与协商，加强政府、规划单位与村民的联系，注重与村民的沟通交流，充分考虑村民的建议并将其融合进社区建设的规划中，将规划制定过程打造成激发村域居民参与意识的过程，也加强村民之间的利益联结，进而建立起乡村社区内的共同意识。在规划实施过程中，政府也要注意保持与村民的交流，涉及村民宅基地与农耕用地的调整与赔偿等矛盾要及时处理，在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也要积极处理，保证村民的满意度，进而实现政府投入的长久利用。

2. 构建组织间的合作机制

这里的“组织”不仅仅是指社会组织，也将村集体作为一个组织来看待。社区营造，是有很强政治内涵的，社区力量的发展不仅是社区自主发展的前提，更需要有承接政府职能，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而促进组织间的合作，能为各组织扬长避短，各取所需，也在一定程度上节约成本。某些区域的村集体规模差异大，建设投入自然也各不相同，邻近村庄之间建立合作关系，不仅可以共享公共设施，以降低建设费用，并且可以减少邻避设置外部性、争取经济利益等所造成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可以提升共同的比较利益，扩张地方发展的潜力。而区域内的社会组织，在服务领域上各有不同，各有所长，实现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机制，也可以对服务区域内的村民提供更为全面的服务。

（二）实现在地化发展

村庄是村民的村庄，村庄的发展是由人决定的，而不是由村决定的。因此，要实现村庄的在地发展必须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 在地主体的激活

村民是村庄的主体，规划者、创客都会离开村庄，而村民是唯一见证村庄变化，却始终不离不弃的群体。因此，村民的参与能力与参与意识的提升，是实现村庄发展的长效机制。村民的参与意识，是村民对村庄的认同以及对社区营造理念有所认知的基础上建立的。村民对村庄的认同，取决于村庄发展价值的体现，为村民树立村庄发展信心。而村民对自身能力与作用的认识，也影响村民的参与。从村民身边的事物着手，所有人都可触及，且效果显著的改变，会更新村民对自身能力的认识。其次，相关部门对社区营造的宣传与学习管道，会增强村民对社区营造概念的认知，认识到村庄建设需要村民合力。借助一些成功案例的宣传，增强村民的参与信心。随着社区营造环节的深入，借助非政府组织的培力与使能的活动，使村民在学习中了解自己的能力、角色、功能与社区的相关资源与发展优势。而村民的行动又进一步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促使村民在“做中学”，不断积累经验。而当村庄得到显著的改善效果之后，村民的这种参与意识又会促使村民去保护修整的成果，进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2. 在地资源的活化

村庄在地资源的活化，体现在对村庄资源的挖掘和村庄建设的一些细节之处的人性化与生态化。依靠在地资源促进村庄发展，可以保证村庄发展符合村庄现实状况。现在很多村庄由大资本取得土地与房屋产权，系统整体的规划经营，建设一些主题小镇或村落，这种方式的确可以让村庄很美的存在，但是这样一来，村庄的发展会变得与原来的村庄毫无关联，村里人也不能共享到村庄共享的收益。而注重村庄在地化资源的运用，就能很好的避免这个问题。将村庄现有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等进行整合，挖掘村里的能工巧匠，发展村庄的特色工艺。另一方面，在村庄基础设施及其他工程的设计实施中，要注意避免过度工业化与城市化，将当地的元素融入到细节中，使基础设施设计形态与村庄景观相匹配，也是一种在地资源活化的形式。

（三）融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社区的可持续性发展包含两个特性：一是生态环境的永续特性，就是生态环境作为社区居民真正且持续拥有的生活方式；其次是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落实有赖于民间与政府的动态关系，这种动态关系带来活动的持久性。

1. 实现动态互利关系的持久性

对于生态保护行为可持续性，可以适当地通过“物”的营造来维持。一方面，“物”，或者说产业的营造能给社区提供一个明确的目标，能由“点”及“面”的围绕某个事物而开展的全域的建设，比盲目地抓全域的发展更为有目的性；其次，“物”的营造或者说产业的引入可以为社区居民的行动注入动力，主动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要知道任何公共利益的创造，都绕不过私人利益，但是公私利益并不是对立的，彼此间存在各种相互转化的途径，村民私的行动在解决谋生以外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公共利益。

要实现社区自主力量，仅仅依靠社区居民对乡村的热爱，空谈情怀是不切实际的，必要的利益是这种情怀长期实现的必要条件。经济是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求的物质基础，经济事是如同衣食住行，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而不像社区营造的“公共事务”偶尔才会发生。适当发展社区产业，村民更有意愿聚集在一起共同协作，彼此分享基础、经验、共创品牌，发展地方经济；挖掘地方特色，加以现代文创，传播地方文化，较之那些远大的理想，与市场适当结合，更具有可行性。例如，对村庄传统手工艺与特色文化的保护上，地方政府对于特色不足或等级不够的文化不会长期出资去维护，而由于收益的降低，村民传承的积极性也大大降低，这就使得很多手工艺面临失传。这就需要市场的力量，赋予文化活力，促使文化的传承。但是，这种产业引入社区的发展模式，要注意明确社区自身的定位，力求从社区特色出发，从大局出发，将眼光放长远，不能随波逐流，过度注重经济收入，切忌本末倒置。因此，在产业引入村庄的乡村社区建设模式上，民间行为需要政府的约束与监管，以免带偏社区发展方向。

2. 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从农村社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来看，随着都市群的蔓延，经济发展以及城市范围的拓展，人类对自然环境资源过度开发与索取，造成绿色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城镇化依旧是社区发展的主旋律，乡村社区如果没有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依托，始终难以逃脱被城镇化吞噬的宿命。也就是说，生态环境是现阶段乡村社区保持其立足之本。而乡村在追求发展的同时，也要兼顾社区生态与生活环境的总体氛围的营造，将当地特色文化与物产作为区别其他社区的标志，软硬件兼容发展，创新发展规划，追求当地特色。在发展中融入环保、节能、健康、绿色的理念，发展以人为核心的低污染高效益的生态型发展方式。总而言之，就是立足“青山绿水”，探索“金山银山”实现的可能，可从以下几方面实现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认清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与意义并进行推广。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的需求的发展，要求为人类和地球建设一个具有包容性、可持续性和有韧性的未来而努力。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协调三大核心要素，即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环境保护，在社会与环境所包容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但村民对于可持续性发展的理解较为局限，认为生态保护的政策与倡导他们眼前的直接收益，这就导致近几年各地区对生态保护的实际推动效果与成效并不显著。同时，各地的生态环境因其气候与物质基础而存在差异，不同区域的居民对于生态环境带来的预期以及生态环境利用策略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只有对区域生态环境进行评估与规划，满足居民需求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在生态建设可落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可持续发展观念深植于居民生活与观念之中，才能在社会大众与可持续生态之间创造更丰富的发展可能。

其次，政府要为社区生态环境提供长期而全面的政策支持。一般民众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仅限于节能减排之类的，对生态发展的理解较为局限。因此，要让社区民众全面的了解、认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并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必须要依靠政府出台一个长期的政策，从多方面提升民主对可持续发展的了解，建设多角度的参与平台。将可持续发展作为长期的政策，政府可以结合长期的政策资源及良好的政府、民间伙伴关系，实现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由点及面，鼓励跨区域的社区学习机制。社区建设不能闭门造车，尤其是农村社区。当下中国，广东、浙江等地在社区建设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且部分地区在社区建设方面也有明星社区。在政府政策的长期支持与引导下，让社区跳出原有的发展思路，扩展思维，建立社区与社区之间、社区与市场之间、社区与政府之间以及社区与社会团体之间的跨领域、多元参与的学习机制并持续维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更高层级的环境治理基础而彰显其价值。

 

注　释

（1）（1）Carolyn Swift and Gloria Levin，Empowerment：An Emerging Mental Health Technilogy，Journal of Primary Prevention，8（1&2），Fall/Winter，1987.

（2）（2）Glenn Laverack，Improving Health Outcomes through Community Empowerment：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Centre for Health and Population Research，Mar，24（1）：113~120，2006.

（3）（3）刘宝：《农村社区建设的范式转换与实践路径——基于社区能力构建的视角》，《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4）（4）范斌：《弱势群体的增权及其模式选择》，《学术研究》2004年第12期。

（5）（5）Douglas D.Perkins，Marc A.Zimmerman，Empowerment Theory，Research，And Applic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Vol.23，No.5，1995.

（6）（6）文建会：《台湾社区营造的轨迹》，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99年版。

（7）（7）王桂亭：《台湾社区营造政策20年发展刍议》，《台湾研究集刊》2016年第1期。

（8）（8）王茹：《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及评析》，《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2期。

（9）（9）丁康乐、黄丽玲、郑卫：《台湾地区社区营造探析》，《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2013年第6期。

（10）（10）刘晓春：《日本、台湾的“社区营造”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非遗保护的启示》，《民宿研究》2014年第5期。

（11）（11）苗大雷、曹志刚：《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的历史经验、未竟问题及启示——兼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10期。

（12）（12）霍修浩：《社区营造下社区服务中心的发展状况研究》，安徽大学2016年版。

（13）（13）胡澎：《日本“社区营造”论——从“市民参与”到“市民主体”》，《日本学刊》2013年第3期。

（14）（14）胡澎：《非营利组织在日本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社会治理》2015年第1期。

（15）（15）李雯雯：《“扎根”：台湾社区营造中的文化认同构建》，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版。

（16）（16）赵容慧、曾辉、卓想：《艺术介入策略下的新农村社区营造——台湾台南市土沟社区的营造》，《规划师》2016年第2期。

（17）（17）蒋依娴、王秉安：《传说文化创意与乡村社区营造模式探析——以台湾妖怪村为例》，《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18）（18）魏成：《社区营造与古迹保护——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古迹保护的经验与启示》，《规划师》2010年第S2期。

（19）（19）张智强：《“社区营造”模式下的农村社区更新研究》，厦门大学2013年版。

（20）（20）彭予欢、蒋龙波、黄瑞茂：《台湾淡水老街在社区营造模式下的公共空间设计》，《山西建筑》2016年第22期。

（21）（21）刘莉：《社会资本、社区文化与城市社区发展》，《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22）（22）下文中简称“乡愁经济”计划。

（23）（23）来自对雷山村书记的访谈记录。

（24）（24）王本壮等：《落地生根：台湾社区营造的理论与实践》，唐山出版社2014年版；李永展：《生态社区：建构永续社区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