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历史遗产”和“士绅化”的人类学批判——以赫兹菲尔德的田野民族志实践为例

作者：潘天舒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思想战线》2017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8-03-20  浏览次数： 2659次

【摘　要】哈佛人类学系资深教授赫兹菲尔德在西方文明腹地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田野探索实践，在极大程度上丰富了以“文明”“遗产”和“士绅化”为检视对象进行探究和反思的手段和方法，同时为在不同地域和文化语境中进行具有前瞻性、公共性和植根性的都市民族志创作，修正旧有的文化观，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文明”批判性视角和接地气的田野路径、策略和指南。

【关键词】“文明”的田野审视；民族志实践；“历史遗产”和“士绅化”的批判视角；当代人类学的文化观

一、当“西方文明”成为人类学的审视对象

在汉语语境里，我们常用“言必称希腊，行必去罗马”这样的说法，来特指深受欧洲启蒙运动影响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中所蕴含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精神的一厢情愿的想象和向往。在当代人类学者看来，对西方文明如此执著的美好憧憬，不但显得天真可笑，而且还明显带有“欧洲中心论”的痕迹，折射出一种亟待修正的旧有文化观，即：将“文化”或者“文明”视作自成一体、一成不变且几近僵化的信仰传统和价值体系。然而，这种不加思考地对文化或文明随意贴标签的做法，由于简便易行，对于任何意欲寻求治学捷径的学者来说，不但有着无法抵御的蛊惑力，还能不时地左右一些国际政治领域专家的学术研究导向。据笔者观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陈旧文化观得以复苏的一大契机，来自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之重建》一书中，亨廷顿俨然以预言家的口吻，大作惊世之语，以新瓶装旧酒的方式“重装上阵”，在字里行间把“文明”类型化和标签化的做法做到极致，将一种早已被人类学家和社会家摒弃的文化观，堂而皇之地引入冷战后国际政治议题的严肃讨论之中。亨廷顿以19世纪社会进化论为基准，指出“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以及“儒家文明”之间的本质性差异，使得“我们”（西方文明的代表）与“他们”（非西方文明）难以和平共处。令人诧异的是，在国内的一些学术论文中，亨廷顿的“文明”谬论常常被引为讨论的出发点或者说常识定理，而不是质疑和驳斥的对象。

我们不妨设问：一旦被亨廷顿等精英学者视为人类发展最高阶段的“西方文明”成为以人类学者“田野凝视”（ethnographic gaze）和民族志书写创作的聚焦点，会产生何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并且在读者中产生出何种反响和洞见？如果“文明”“遗产”和“历史”被视作特定地方的文化过程，成为田野分析的单元，而不是放置于博物馆内只可仰视不许触碰的古董标签，那么对当代人类学研究思路的拓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从20世纪70年代起，哈佛人类学家赫兹菲尔德在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和罗马）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极具开拓性的田野工作。他以一种类似于马林诺斯基对特布里安人和埃文斯-普里查德对努尔人进行“田野凝视”的专注和执著精神，与包括克里特岛牧羊人那样的“擅长理论的表演者”（theorizing actors）成为挚友，以一个个“接地气”的民族志文本为武器，乐此不疲地审视和调侃世人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历史和传统一厢情愿的想象和向往，不失时机地展示和揭露精英阶层代理人是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操纵这种“文明”想象和建构历史记忆，来达到重塑民族—国家形象，建立身份认同，进而以“历史遗产保护”的名义，来推行普通民众并不接受甚至有所抵制的一系列“士绅化”旧城改造的措施，最终达到其空间清洗的目的。

本文着眼于《昔日荣光》（Ours Once More：Folklore，Ideology，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reece）、《历史之地》（A Place in History：Social and Monumental Time in a Cretan Town）和《永恒之逐》（Evicted from Eternity：The Restructuring of Modern Rome）这三部赫兹菲尔德在其学术生涯不同节点创作的专著，评述他如何在人类学的视角内，运用民族志的手段，将“文明”“历史遗产”和“士绅化”作为连接国家、精英和民众日常话语与社会实践的关键纽带，进行审读和分析，进而获得自下而上的洞见。赫兹菲尔德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源头地带进行的专业细致而且充满情趣和反思精神的田野实践，为在不同地域从事相关议题的人类学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和颇具示范价值的田野指南。

二、“古希腊文明”的当代困惑：以《昔日荣光》为例

早在笔者读研期间，就惊讶于赫兹菲尔德教授在课堂讨论时流露出对萨伊德名篇《东方主义》不以为然的态度。当笔者期待他对此释疑解惑时，却听到他不假思索地反问：如果“东方”可以是西方任意想象的产物，那么我们所说的“西方”又何尝不是呢？赫兹菲尔德这一观点的田野佐证，首先来自他于1982年出版的《昔日荣光》这部别出心裁的历史民族志。在书中，赫兹菲尔德着力讲述的，是一个国家权威通过知识分子来想象一个遥不可及的“古希腊文明”，并制造和维护民族主义文化的故事。通过审视希腊民俗学研究的发展，赫兹菲尔德对19世纪希腊新型国家形成过程中，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实践进行了细致考察。对于作者来说，与现代国家产生紧密相关的民族主义，类似于宗教化的宇宙观，强调内外之别，信徒和非信徒之异。所谓的国家文化，绝非自然而然的一个实体，而是自始至终处在刻意塑造和发展之中，由行动和意识共同造就的产物。

现代希腊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其法定疆界无法企及其本民族想象力所能达到族裔范围。不管是希腊人自身还是他者，都倾向于把希腊与两个互相分化对立的王国联系在一起：一个是精神植根于古典希腊的西方文明，另一个则是拜占庭和奥斯曼的东方帝国和政教合一的领地。在赫兹菲尔德看来，这种双重认识，取决于国内现实的考虑以及国外利益的需要。1821年希腊摆脱土耳其统治，并成长为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在力图造就令现代希腊国民满意形象之时，却产生了文化意识方面的困惑与矛盾。对于那些努力创造新型国家的领导者来说，现代希腊等同于古代希腊，因而一旦将荣耀往昔想象成为所有西方文明之根，也就为民族主义找到了永不干涸的源泉。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幕式中，古代希腊作为西方社会和民主制度根基这一意象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文艺展演不断强调的各种有关古典希腊文化和神话的主题和符号，使观众在有意无意间接受希腊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以及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现代国家形象。当然，如何把“纯净”和“光洁”的古代希腊文明与经过几个世纪奥斯曼统治后独立的现代希腊纷杂文化的特质并置展现，的确是个难以完成的任务。透过赫兹菲尔德的民族志棱镜，我们不难看到：现代希腊的一些官僚和学者最擅长的，就是通过选择性地展览文化意象来促发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民族主义制造者的政治和知识精英，通过对古典往昔和乡村图景一厢情愿的浪漫想象，不断强化希腊国家文化的神圣性和特殊性。与此同时，他们对奥斯曼帝国扮演的历史角色和土耳其对希腊社会长达数百年的影响却避而不谈。

在《昔日荣光》序言中，赫兹菲尔德以调侃的口吻，论及当今希腊所难以摆脱的那种让慕名远道而来的访客咋舌的文化反差：一方面是闪烁着古代希腊往昔荣耀的废墟遗迹，另一方面则是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景观，热情的待客之道混杂着对外国人的猜忌心态。与19世纪早期希腊独立运动的支持者一样，数代旅行者带着对古典希腊的浪漫想象而来，在与当地人交往而遭遇一系列不快之后，常常是败兴而归，并且指责希腊人与伟大文明承继者的身份相去甚远。在赫兹菲尔德看来，西方对于古希腊经久不变的刻板想象，为活在当下的希腊民众制造了痛苦的困境：尽管他们不情愿，也还得尽心尽力地向外部世界竭力证明自己是西方文明摇篮的合格一员。因而承载了“古代希腊文明”历史记忆的当代希腊人，始终生活在一种难以调和的认同危机之中，纠结于自己是一种世界主义意义上的泛希腊文明传人（Hellenic），还是颇具自省反思精神的本土人（Romeic）这样一种二元身份。

这里我们不妨借用赫兹菲尔德好友和同事华琛（Watson）著名的“教条”（Orthodoxy）和“正确实践”（Orthopraxy）的二元论，来解释存在于西方想象世界中希腊的“应有面貌”与实际存在于当代希腊日常社会实践中众生相之间的显著歧异。华琛在田野研究中发现，在犹太文化区生活的教徒，就相当拘泥于文本说教，在日常饮食和婚姻实践中扼守教规，强调“正确的认识”（即orthodoxy）对人生的意义。而在儒家文化区，孔孟之道的说教固然重要，目不识丁的百姓在日常的婚丧嫁娶等礼俗实践中，更多的是遵循一套叫做orthopraxy的所谓“正确的做法”（可以是口头流传的规矩和习惯，而不是用那种学究式的引经据典来做他们的行动指南）。作为华琛在哈佛人类学系的挚友，赫兹菲尔德在解读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在田野实践中的人文意义时，显然受到了这一“正统教条”和“正统实践”辩证二元论的启发和激励。

以民俗学在现代希腊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为解析案例，《昔日荣光》力图勾勒出希腊学者是如何为捍卫国家认同来建构一种希腊文明的持续性。而这一建构是通过对相关文化材料和历史事实“去芜存菁”式的选择性表达，并且尽可能符合西方学界的“希腊想象”而实现的。在实际操作中，希腊知识精英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源于农村地区的民俗材料当做往昔经典的延续，将民俗研究与考古模式紧密相连，勉强地将一个年轻的希腊现代国家和古老的希腊民族合成一个文化的矛盾体。因而当民俗研究成为一门正式学问的时候，现代希腊的知识精英们也就在有意无意中参与并主导国家认同的政治建构过程。

可以说，《昔日荣光》是赫兹菲尔德第一部产生跨学科影响的专著，也是人类学者以民族志方法探究“言必称希腊”这一跨文化现象，并且凭借人类学视角来讲述的、有关在特定历史语境中重塑“西方文明”的精彩故事，在不经意间为他此后建构的“文化亲密”理论，以及在另一西方文明“源头”罗马所做的文化遗产批评研究埋下了伏笔。

三、作为文明包袱的“遗产”：以《历史之地》为例

在文化旅游业大行其道的大背景下，当担负着历史遗产保护使命的官僚机器与不合作和不识相的当地普通民众发生冲突和不快之时，会有些什么趣事或者说官方不愿让外界知晓的“秘辛”？这是赫兹菲尔德在1991年出版的《历史之地》这部民族志中力求揭示的一个田野谜题。在浓描完克里特岛山村牧羊人以偷盗交友（We steal to make friends）的希腊精英们试图永远掩饰的“秘辛”之后，赫兹菲尔德将关注焦点转向这个在历史上曾被威尼斯人管辖和土耳其人占据过的小镇雷瑟姆诺斯（Rethemonos）。通过检视遗产保护者（包括考古学家在内）和镇上民众围绕历史“拥有权”的争夺和博弈过程，在书中赫兹菲尔德如此设问：谁在为往昔定义？往昔归属何方？“传统”究竟为何物？如何界定“传统”？如果我们熟悉他在《昔日荣光》中研究希腊民俗学成为“文字里程碑”历程所惯用的视角，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就会毫无突兀之感。当然对于那些从不愿以动态的目光来看待“文化遗产”的身处象牙塔内的文博和古典学专家来说，这些或许是让他们摸不着头脑的问题。

在赫兹菲尔德看来，凡夫俗子心目中的“历史”，不仅是客观实体，更是一样“可议之物”（negotiable good）。他以雷瑟姆诺斯这个保存完好的历史名镇为田野考察点，力图发掘镇上居民对建筑物及其周边环境所赋予的深厚意义。他发现，镇民对于个人化的历史和直接的社会语境更感兴趣，而不是吸引遗产保护者的正统历史。尤其吸引赫兹菲尔德注意的一大田野事实是：镇民为了维护自己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风格建筑内的居住合法性与权威机构抗争时，如何判定西方（occident）和东方（orient）、自然和文化、高雅与野蛮以及官方意识形态和地方实践之间的界限，始终是双方难以取得共识的一个复杂议题。当政府方面通过考古办公室来对威尼斯风格建筑楼房进行局部修复和保护时，居民们会创造性地对他们的家居形态进行重建，使之更加符合地方社会的风俗，同时还以讲述故事的方式来阐释这些做法对于雷瑟姆诺斯小镇居民的意义。赫兹菲尔德敏锐地观察到，对于镇民们来说，这是一场抢夺“他们称之为家园的居住历史”的旷日持久的斗争。

如本书副标题所示，“社会”时间和“纪念碑”时间是赫兹菲尔德田野体验的主要基点，两种时间之间的对比和张力，构成了民族志书写的框架。对于赫兹菲尔德来说，“社会”时间浓缩了人们的日常体验，和邻里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所塑造的记忆和解析历史模式，充斥着人生百态的烙印，是一种具有各种形状、气味和声音的公共性记忆。而“纪念碑”时间所代表的是政府的意识形态，旨在将雷瑟姆诺斯的建筑重新写入欧洲现代性的谱系，意图建构一种静止的、纯洁的、不朽的、可简约的和具有普世意义的公共记忆模式，传导出一种时空观念，并试图去复制、重叠甚至遮蔽普通大众的“社会”时间。两种时间所表达的是大众和官方对于“文明”“历史”和“遗产”截然不同的理解和态度。可以说，处在“纪念碑”时间内的文化，是一种大写和单数形式的“文明”表征，以僵硬和单一的姿态存在于博物馆和其他公共空间，只有现在时一种时态。而“社会”时间内的“文化”，可以是有着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的动词，也可以是以小写和复数形式存在的名词，在不同的情境和不同的人群中有着不同的定义。

当然，赫兹菲尔德在田野中清醒地认识到：日常生活现实的复杂程度，并不是这种时间的二元论所能简约和概括。有些镇民会选择将私人空间按“纪念碑”的时态进行改变，以迎合旅游业发展需求，并获得经济方面的实惠。而镇上的男女老少可以通过想象，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将自己的家宅作为符号主导的工具。赫兹菲尔德生动地展示了各种力量错综分布的社会场景———政府的策略、官僚实践和地方应对手段。“纪念碑”式的历史馆在制约“正在发生的个人和家庭历史”的同时，也为在家庭层面驯化“曾经被官方异化的历史”提供了工具。

以“社会”时间的展开为背景，赫兹菲尔德围绕建筑物与身份认同之间纷争这一焦点，对小镇日常生活实践的方方方面面进行了从容不迫的解读，从家户和亲属团体，到政治组织、邻里、性别意识形态及其对于房屋所有权态度的影响，其中自然包括婚礼和嫁妆、税费计算和避税手段，以及经济生活习俗等带有“东方”烙印和标记的田野细节。在最后一章，赫兹菲尔德通过讲述镇民与历史保护办公室（被当地人称为“考古的”）互动往来的故事，说明在日常官僚实践中，对于建筑物是否具有希腊、欧洲还是特定考古时代价值的权威判断，终究还是取决于双方是否投缘，礼尚往来到何种程度，或者说是暗地进行的抵抗行为是否奏效。有意思的是，在雷瑟姆诺斯镇民眼里，“考古”主要是一套有关官僚和法规的说辞与实践。而所谓的那些从事“考古”的，其实也是些学工程和建筑出身的技术人员，最终也不免陷入镇民们联结起来的话语体系而无法自拔。可以说，存在于“社会”时间内的“考古”，已经成为被大众充分利用的对象，失去了显示权威的功能。

面对旅游产业兴起而带来的都市化浪潮，“传统”成了被膜拜和商业化的对象，成了“士绅化”进程的文化助推器，对于小镇居民来说，被权力控制的“文明”和“遗产”，实际上是一种让他们无能为力的包袱。雷瑟姆诺斯这一深陷历史之中的田野地点，为赫兹菲尔德考察希腊所拥有的模棱两可的文化库存，探索如何在文本中整合和再现具有多元性和多源性的声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民族志棱镜。

四、“士绅化”进程中的“文明”荒谬：以《永恒之逐》为例

在2009年杀青的这部题为《永恒之逐》都市民族志力作中，赫兹菲尔德的主要田野考察场所，是有着“永恒之城”盛誉的罗马市内蒙蒂区（Monti）。以人类学者对于罗马地方方言的敏感度，以及对于社会公正的满腔热忱，赫兹菲尔德在字里行间描绘出由不断加速和升级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进程而引发的一系列戏剧性冲突。处在历史建筑阴影下的蒙蒂，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劳工聚居的破败街区，毗邻罗马竞技场遗迹，以手工作坊、小店铺和小偷出没而闻名遐迩。多年以来，那里的居民已经形成一整套充满活力的社会关系，对于天主教会和国家的权威无动于衷。尽管对于蒙蒂区的贫困居民来说，拆迁威胁早已经是家常便饭，但凭着他们多年来练就的与教会和政府机构讨价还价的本事，往往能转危为安。然而由这种社会关系营造成的客套礼俗，正在被所谓“公民”意识所侵蚀。赫兹菲尔德将礼俗与公民性叠加并置在对于蒙蒂日常生活的民族志录写之中。

《永恒之逐》所刻意考察的“士绅化”现象，存在于包括罗马在内的、正在经历经济复兴、产业转型和空间重构的众多全球都市。

与写作《昔日荣光》和《历史之地》语境有所不同的是，赫兹菲尔德在21世纪初的意大利首都罗马所面临的是这样一组燃眉的矛盾：一方面，如果罗马要保持“永恒之都”的美名，那么它必须得重构（restructured）；另一方面，旨在回复昔日城市建筑遗产的重构过程势必导致蒙蒂区老居民因拆迁而被扫地出门的厄运。这些即将失去家园的居民，恰恰是当代罗马独特文化的承继者、使用者和创造者。尤其荒谬的是：在街区住房不断被公司侵吞占有时，蒙蒂居民甚至找不到可以进行谈判协商的对象。对于赫兹菲尔德来说，面对这一“士绅化”的悲剧在于：一旦城市的重构完成，蒙蒂街区原有的社会性也将荡然无存，更不用说新自由主义者预言的、有关美好生活的任何可能性。

住房资源的短缺以及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的诱惑，为滋养当地腐败官员和房屋业主提供了沃土，从而导致居民对于外来人员、教堂和政府的恐惧心理和敌意。在文化遗产保护、房地产利益和民族主义三股力量的撞击之下，作为拆迁对象的当地民众，遭受到失去居所和生计的空前威胁，其阶级认同、邻里纽带和地方归属感也渐渐得以强化。通过对一个公寓单元内居民被迫搬迁的案例解读，赫兹费尔德呈现出在当地抵制“士绅化”事件极为荒谬的一面：在罗马历史风貌保护区的房地产发展过程中，右翼政党终究获得了贪婪的教会和对左翼参与者日益失望的貌似“赤色”工人阶级房客的支持。

与写于20多年前的《昔日荣光》和《历史之地》一样，赫兹菲尔德对于身处“社会”时间内众生相的关注和描写，使得精英们力图在“纪念碑”式静止时态内打造的不朽永恒的西方文明的幻象，有一个鲜活的田野对照面。赫兹菲尔德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批判性视角以及梵蒂冈教廷人员在旧城改造中腐败行径的鞭挞，无疑是书中最具特色的两大亮点。

值得一提的是，赫兹费尔德在为写作《永恒之逐》而进行的实地研究时，已经不满足于做袖手旁观的人类学者（相对于先前在希腊克里特岛的体验）。在此期间，赫兹费尔德尝试拍摄了两部引发人类学界广泛关注的民族志影片《蒙蒂瞬间》（Monti Moments）和《罗马餐馆的节奏》（Roman Restaurant Rhythms）。在田野研究过程中，这两部以蒙蒂普通民众为对象的短片摄制，也使得赫兹菲尔德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弱势居民聚会，在实践中积极倡导并践行“有担当的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

在完成于2007年的《蒙蒂瞬间》一片中，赫兹菲尔德把镜头对准位于罗马老城心脏地带的、正在经历士绅化（gentrification）过程的旧街坊。位于罗马古竞技场阴影中的手工艺者及其邻舍，以怀旧和失落的语调回忆起给他们带来快乐的往昔趣事。从丑闻到八卦和荒谬之极的历史传说，都是这些位于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老居民感到骄傲和欣慰的精神源泉，尤其是当他们面对权威和贫穷的双重挑战之时。在影片中，赫兹菲尔德灵活地运用镜头来获取当地人的故事和叙述的材料，同时让镜头发挥催化剂作用，使得被拍摄对象非常投入地扮演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赫兹菲尔德本人虽然没有出现在画面中，但他在录像时会不断提问，从而引出有关当地历史的叙事。有时候，画面中会出现两位出租车司机为了证明谁是当地历史的专业解说者而争辩的场面，其中一位会说：“教授（即赫兹菲尔德）想听的是那个时期的犯罪丑闻啊！”在短短的40分钟内，赫兹菲尔德巧妙地以蒙蒂区处在“纪念碑”时态里的历史遗存建筑为背景，再现了“社会时间”内当地居民的社会交往细节，用他们的声音保存了广场内建筑物与普通人家的历史渊源，准确地捕捉到了被“士绅化”逼得走投无路的当地居民的窘境。

在《罗马餐馆的节奏》中，赫兹费尔德将镜头伸进“闲人莫入”的罗马餐馆的厨房禁地。他努力把握罗马“传统”特色餐厅菜肴制作的节奏。影片的一个聚焦点是，餐馆刻意突出菜肴传统风格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多样性本质。罗马菜谱其实是经由源自隔都（即犹太人聚集的ghetto）犹太文化的保存而得以延续，并受到来自腹地以猪肉烹调为特征的饮食习惯的影响。而这一看似杂乱的局面，又因为餐馆里来自孟加拉国的穆斯林打工者而变得更加复杂。这些遵循清真饮食戒律的打工者，逐渐接受罗马人善于变通的态度，将干活谋生和信仰实践看成是生活中可以分离的两个部分。赫兹菲尔德通过食品这一棱镜，形象地展示出貌似典型的罗马餐馆内烹调制作过程中不为人知的细节，从而将蒙蒂区饮食文化的多元和多源特质表露无遗。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两部民族志短片是《永恒之逐》的多媒体版本。赫兹菲尔德以视觉人类学的表现手法，立足于研究日常的饮食和话语实践，对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文明”“历史”和“遗产”进行深度反思，并明白无误地表达出他对即将在“士绅化”进程中失去家园的罗马蒙蒂区普通居民命运的担忧。

五、透过赫兹菲尔德的民族志棱镜：针对“文明”“历史遗产”和“士绅化”的人类学批判

赫兹菲尔德在人类学领域的专业发展，应该说是起步于“言必称希腊，行必去罗马”。然而，他的路数和立场却有异于绝大多数古希腊和古罗马研究者“仰望星空”的恭敬态度，和引经据典的死板腔调。作为人类学者的他，真正在乎的从来不只是名胜古迹和圣贤经典，而是生活在“文明遗产”和历史风貌保护区域内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状态。本文聚焦赫兹菲尔德学术成长生涯不同阶段写就的3部作品，力求揭示出他作为“西方文明”长时间的观察者和批判者三种不同的研究姿态和写作风格。如果说，《昔日荣光》所显露的是赫兹菲尔德以旁观者角度对希腊国家精英想象古老文明过程的冷静观察、善意调侃和精细解读，那么《历史之地》呈现的，就是一位成熟的田野工作者对于“遗产保护”实践过程中“纪念碑”时间和“社会”时间两种文化状态间张力的准确分析。而在《永恒之逐》中，赫兹菲尔德已经毫无顾忌地表达出自己对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精英阶层以继承“文明遗产”和保护历史风貌为名，行“士绅化”之实的愤怒和不满，对失去家园者的关切和同情，以及对践行“有担当的人类学”的强烈意愿。

赫兹菲尔德以传统的田野研究手段，将“西方文明”的腹地作为田野场所，将传统人类学者对于“蛮族”和“他者”的凝视目光转向了希腊和罗马，同时以民族志文本书写的方式，使这“高大上”的两大文明的图景中具有鲜活日常生活的现实风貌。他的这一创新实践，使原本边缘化的欧洲人类学研究，在世界人类学的大家庭里有了一席之地，同时也使得针对“文明”“遗产”和“士绅化”实践的研究变得更加脚踏实地，贴近“文明”属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世界。近年来，他将田野触角伸展到泰国曼谷的街头巷尾，其理论洞见必将对欧洲人类学领域之外的学者产生感召力。

在《昔日荣光》《历史之地》和《永恒之逐》这三部论著中，赫兹菲尔德以他不同的故事讲述方式和技巧，清晰无误地传导出赫兹菲尔德基于田野实践的文化观。即对于生活在“社会时间”中的普通民众而言，象征着“纪念碑时间”的灿烂文明，会使他们感到困惑、不解和压迫感。所谓“遗产”也完全可以成为难以彻底放下的历史包袱。由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城区“士绅化”，则进一步凸显被权力挟持的“文明”和“遗产”的狰狞面目。赫兹菲尔德的前瞻性研究，对于国内学者改变“文明”和“遗产”研究的思路和视角，有着不言而喻的借鉴意义。人类学者如何以批判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在博物馆展示的“无价之宝”和作为文明代表的文本典籍，而不仅仅拘泥于做年代考证或者拍卖价值的评估？如何在遗产保护研究过程中，以动态的目光来看待文化实践，将“文化”视为同时具备大写单数（即属于“纪念碑”时间）的文化和小写复数（即属于“社会”时间）的文化？如何从赫兹菲尔德“纪念碑”时间和“社会”时间的二元框架得到启示和灵感，对如地处历史风貌保护区内的石库门和四合院进行自下而上的审视，从而揭示出“士绅化”语境中普通民众对于“文明”“遗产”和“历史”的观点和立场，再现常常被冠冕堂皇的技术话语所遮蔽的街谈巷议，最大程度上摆脱精英主义立场的羁绊？赫兹菲尔德历时40年在不同“文明”发源地所进行的田野探究和学术思考，为中国人类学同行正在进行的教研实践，提供了求之不得的民族志范本。

注释：

[1]赫兹菲尔德对于亨廷顿错用滥用文化概念的批评，参见Michael Herzfeld。

[2]“士绅化”（高档化）这一社会学概念所描述的是近几十年间欧美大城市由资本驱动的复兴和重塑过程。参见E.Anderson，Streetwise：Race，Class，and Change in an Urban Commun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T.Butler，London Calling：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Remaking of Inner London，Oxford：Berg Publishers，2003；J.Caulfield，City Form and Everyday Life：Torontos Gentrification and Critical Practice，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