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差序格局”到“社会结构转型”

作者：张继焦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发布时间：2017-12-11  浏览次数： 6701次

【摘　要】自费孝通2005年辞世之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似乎进入了一个没有大师引领的时代。虽然2009年举办了一场世界性学术盛会，但是，学科发展出现了严重的理论危机。因理论创新不足，这些年几乎没有出现任何重要的学术突破。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到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不但标志着“结构—功能论”正在从古典研究范式发展成为新古典研究范式，而且导致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范式出现了重大转变。通过观察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与思考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提出了“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两个新概念，进一步夯实了“社会结构转型”研究范式。人类学民族学正在形成的新型研究范式——“社会结构转型”，既有本土特色又与西方学术接轨，有利于更好地叙述中国故事，形成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学派。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是中国学者应有的追求。

【关键词】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范式；差序格局；社会结构转型

一、问题的提出

大约7年前（2009年），一场世界性学术盛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在中国云南省的昆明市成功举办。这是人类学民族学从西方传入中国百年之后，第一次举行的规模达五千多人的全球大会，实现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百年梦想。4年前，笔者在总结这届史无前例的世界大会之后曾指出：在这届世界大会上，中国第四代到第八代五个世代的学者和学子集体亮相，其中第五代学者的成熟表现和第六代学者的新锐气息最为突出。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群体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了呢？一年之后（2010年），身为人类学民族学界第五代学者，北京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几位领导人，为纪念林耀华和费孝通两位第二代学者诞辰100周年召开了几场学术纪念会。参会的同行在台面上都踊跃发言、积极交流，而人们的内心里似乎藏着一句话：“大师已去，来者为谁？”这句话虽然已藏在大家心中有一些年了，但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公开地说出来。

没有学术大师引领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如何实现学术创新和学科发展呢？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是否需要转变研究范式来谋求新的学术成长呢？

二、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差序格局”到“社会结构转型”

（一）“差序格局”理论及其影响

上个世纪初期，当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结构-功能”理论（简称“结构-功能论”）处于主流学派的时期，促发了我国一些学者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思考。因为社会科学的核心词汇是“社会”，中国学者最为基础的思考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是什么样的，这种社会结构有什么功能？因此，费孝通于1948年提出了“差序格局”概念，用来描述和分析中国这个农业国家乡村社会的典型结构和功能。费孝通指出，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任何一个人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就像石子投入水中所形成的一圈圈水波纹的样子，由里向外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水波纹的远近厚薄可以类似于村民以自己为中心所形成的远近亲疏的社会关系。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简称为“差序格局”社会。

与费孝通的理论类似，日本人类学家中根千枝（Nakane Chie）在“差序格局”理论提出约20年之后，也提出了一种关于日本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的理论，将日本称为“纵式社会”。她于1967年发表的《纵式社会中的人们关系》，不仅是一本用“结构-功能”理论分析日本社会的著作，也是一本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中根千枝认为，日本社会的特征是纵向式的人际社会关系，就是一种居于一定的场所、以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上下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在当时的日本，“纵式社会”理论不但激发起日本内外学者的研究热情，而且也为人们广泛谈论。

在“差序格局”理论提出之后的近70年（1948-2016）里，国内外学者都将其视为不容质疑的经典理论，用来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与功能。笔者不甘于固守成规，企图对“差序格局”理论有所发展和丰富，曾经在10多年前，在检讨了这种理论在中国当代城市的适用性之后，试图将“差序格局”理论从“农村版”发展为“城市版”。

（二）“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的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1.“社会结构转型”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学科基础

1980年代以来，一大批前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东欧各国和中国等）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其根本特点就是从计划经济（亦称“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转型进程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关注和探讨。

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变革之前，极权主义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是支配西方社会科学界对中国和前苏联东欧进行研究的两种主要研究范式。然而，面对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现实时，这两种范式都显示出明显的解释力不足。美国社会学家倪志伟（Victor Nee）于1989年提出了“市场转型”理论。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新制度主义范式。此后，国内外一批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者对中国的市场转型也提出了一些有学术影响的论点。譬如：中国社会学家李培林于1992年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或称“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论）；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戴慕珍（Jean Oi）从1992年到1999年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形成了“地方法团主义”理论瑏瑡；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国问题专家、戴慕珍教授的丈夫魏昂德（Andrew G·Walder）于1995年撰文阐述了“政府即厂商”的理论瑏瑢；美国社会学会前副会长、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林南（Nan Lin）也在1995年发表论文论述了“地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2015年，笔者比较分析了19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科学的两大学术思潮：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和人类学民族学的后现代主义。中国学者在这两大国际学术思潮中的参与和贡献是不同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者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后现代主义中的主要角色是翻译西方著作，介绍西方理论，其中个别中轻年学者不但自己成为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传播者和追随者，而且带着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和一些年轻的后学也成为了跟风一族。这些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者及其门徒在国际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学术舞台上虽然充当着配角或跟班，却以此为荣，因为他们自认为在引领学术的潮流。然而，中国社会学者在国际的新制度主义社会学中虽然不是发起者和倡导人，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和美国华裔学者形成了一股重要的学术力量，他们分别充当着主要的思想贡献者（如李培林、李路路等）、推动者（如边燕杰、周雪光、周飞舟、张继焦、渠敬东等）和批评者（如孙立平）等瑏瑤。在新制度主义关于“市场转型”理论的影响下，笔者不但从社会结构和制度变迁两个层面来动态分析非正式制度的特性及其功能瑏瑥，还曾探讨了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到“市场型”的转变。

概言之，在国际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两大思潮中，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者和中国社会学者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中国学者在国际新制度主义理论中有一定的学术贡献和应有的地位，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最近一些年，中国有一批人类学民族学家，如杨圣敏、周大鸣、何明、范可、高丙中、麻国庆、赵旭东等，富有学科使命感和责任感，对民族研究的危机、民族志方法论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现状就像是扶不起的阿斗，让同行们深深地感到恨铁不成钢。对此，笔者觉得，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要想摆脱学科的边缘地位成为显学，应该改变目前总是在本学科知识内原地打转的现状，向已经与国际同步发展的社会学取经，积极地吸取新制度主义中有价值的营养。

2.“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最近一些年，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中国市场转型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有学术价值的探讨，但是，至今在国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成果还不够多。我们应该思考：如何从对中国社会的事实描述中提炼出一些概念以提升理论水平甚至实现研究范式的转变。

早在24年之前（1992年），李培林就首次提出了“社会结构转型”理论，其基本命题主要体现在被称为“社会结构转型三论”的三篇论文中。李培林认为，在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力量，除了国家干预这只有形的手和市场调节这只无形的手之外，还存在着第三只手，那就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他指出，社会结构具有相当大的空间和变动弹性。人们的风俗习惯、行为方式、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以及社会上的利益格局和运行机制等在发生结构性变动时，会形成一种巨大的、潜在的力量。社会结构转型不仅推动着社会发展，而且会从深层次上影响着资源配置的实际方式、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这一理论引导我们深刻地认识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市场转型条件下所发生的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影响；这一理论对中国社会科学界有很大的影响。

（三）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古典”“结构-功能论”到“新古典”“结构-功能论”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之所以俯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学术界，其一是因为我们只会事实陈述而没有自己的学科理论和学术思想，我们的研究只是在为他们的理论提升提供各种原始材料；其二是因为中国有一些学者崇洋媚外，奉欧美学术理论为尊，跟在西方学者的理论后面做学问，没有基于中国本土的独立思考；其三是因为我们的很多学术成果跟世界学术话语接不上轨，这些土产的学术成就和理论或像自产自销的土特产品，或像是只在中国通行的“内部粮票”，还没有发展成为国际通用的“货币”。

据了解，在最近几年中国社会学界有一股重返古典风气。瑐瑡笔者认为，如今，中国学界之所以重温古典社会学理论，是因为中国学者正在面临着与欧美学者20世纪初期所经历的巨大社会转型类似的情况：中国正处于一个经济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期，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工业化）、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城市化）、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市场化）的转型，中国学者需要从西方古典理论中吸取养分，需要探求欧美经典理论的适应性。

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范式”（paradigm）都是一个核心概念。比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三门学科的研究范式由各自不同的独特观察角度、基本假设、概念体系和研究方式等构成。要实现研究范式的转变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相当复杂的系统思维，只有学术大师可以担当此重任。二流的学者可以做一些补充、发展和完善；三流的学者奉之为真理，拿来就用，不做任何创新。

在当前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中，“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散发出了独特而耀眼的光芒，已经推动了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改变，正在推动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范式转变：从古典“结构-功能论”向新古典“结构-功能论”。

第一，在探讨中国社会方面，从68年前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到24年前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标志着“结构-功能论”从“古典”发展到了“新古典”。以前，费孝通那一代中国学者的学术成就，可以说是借用欧洲“结构-功能论”，对中国社会结构进行深入探究，形成了“中国版”的“结构-功能论”。现在，李培林这一代中国学者的学术贡献，已经不再是借用欧洲“结构-功能论”，而是对西方古典“结构-功能论”的创新和发展，已形成了一种与西方古典理论不同的新古典理论，该理论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可能适用于一些后发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在剖析社会结构方面，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侧重于社会结构的细描和静态分析不同，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不仅有对社会结构的描述，也有对社会结构的功能解析；不但有静态解释，也有动态解剖；尤其是，此论点大胆而创新，一改人们通常持有的“经济决定社会”的固有观念，揭示了社会结构可以主动发挥作用的功能，指出了社会结构可以影响经济发展。这种打破陈规的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理论中都非同凡响，不但对社会学有冲击力，而且对经济学的常规观点也有一定的冲击力。

第三，从知识结构和知识运用来看，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主要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知识不同，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除了使用社会学知识之外，还广泛吸收了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这一方面说明任何一个学者建构一种理论都需要一定的理论储备，另一方面也说明整个社会科学在不断进步，费孝通那一代学者与李培林这一代学者的理论贡献是不同的，但两者具有一定的累积性，后者比前者需要更为丰富的多学科知识、需要更为宏观和广阔的学术视野。

第四，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来看，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属于传统社会研究范畴，其主要研究内容是乡村社会中以人际关系为主的社会结构，这只是整个大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至少广大的城市社会不在费孝通的研究范围里），可称之为小社会研究或小型社会结构研究；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不但超越了普通社会学以基于人际关系的社会结构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常规，而且颠覆了西方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假设，站在更为整体而宏观（包括城市与农村、政府与企业）的层面将国家、市场和社会联为一个整体，来审视整个大的社会结构，不但仔细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市场转型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对中国整个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探究，属于当代现实社会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明显的现代性。

第五，从学术贡献和学术影响力来看，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的学术贡献主要聚集于中国，是中国社会学家提出的不多的几个概念之一；作为关于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一个权威理论，对中国社会学同仁的影响很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外国（特别是西方）学者和学生对中国的看法。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不但是对中国学术的贡献，也是一种对包括西方在内的全球社会学界的学术贡献；此理论不但在社会学、人类学界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在经济学、政治学界也有一些知音；此理论不但加强了社会学自身的理论建设，也大大增强了社会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对话能力。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以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为代表的古典“结构-功能论”，转变为以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结构-功能论”，李培林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知识结构和知识运用、剖析社会结构、探讨中国社会、学术贡献和学术影响力等多个方面，都超过了费孝通，形成了特有的基本假设、观察视角、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等，使得中国社会学出现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四）研究范式转型：社会学已经发生，人类学、民族学令人期待

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界有不少同仁总是怀着一种自愧不如西方的心理，一直都在追逐西方的学术思潮。最近这些年，中国社会学界反思古典理论的学风是可取的，说明中国学者的理论自信正在增强。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各种理论不断翻新，也可以看到有时会出现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回归与进步。与此类似，中国学者对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各种理论，既可以是模仿学习，也可以是推陈出新，提出基于中国本土但对全世界都有学术价值的新古典理论或全新的理论。从1990年代下半叶开始，中国社会学界逐渐形成了一些自成一体的理论学说。瑐瑣其中，“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是一种在宏观层面具有系统性、革新性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不但是一种从“古典”到“新古典”的创新性理论，而且也引发了社会学（甚至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标志着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形成。然而，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当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范式是否发生了转型？这是令人期待的事情。

三、进一步夯实“社会结构转型”研究范式：从“伞式社会”到“蜂窝式社会”

最近约40年（1978-2016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其中，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此，我们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中国大规模的变迁与经济社会结构有什么关系呢？在“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框架下，笔者于2014年和2015年先后提出了“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一对（两个）概念。“伞式社会”用于解析“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蜂窝式社会”用于分析“民间”自我开展的资源配置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两者不但共同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而且作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分别进行着资源配置和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伞式社会”概念的提出及其解释力

之所以可以提出“伞式社会”这个概念，主要源自笔者跟日本学者渡边欣雄的三次学术交往。瑐瑤中国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市场或市场主体充当“运动员”并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充当“裁判员”的角色。过去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型，但是，推动中国的经济崛起主要力量之一，却是政府主导之下基于各级政府与各级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资源配置。中央政府与国字号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与当地国有企业的关系依然是原有的“庇护”与“被庇护”伞式关系，在“官本位”和属地管理体制下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伞式关系。比如，2013年，笔者对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重过程的凯里市进行了调研之后发现，市场化改革之后，凯里市政府与有关企业也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庇护伞。比如：对下属企业是一种“父爱式庇护”、对合资企业是一种“亲戚式庇护”、对私营企业是一种“朋友式庇护”。这种伞式关系对资源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中国的政府与企业这种紧密的伞式关系，美国学者提出了“政府即厂商论”。这种论点的不足之处在于，只说出了中国属地管理的一些表面现象，并没有说清道明中国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及其运行机制。在中国，以政府为主，为何会形成“伞式”的社会结构与功能呢？笔者认为：第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之所以掌控那些与国计民生相关行业（如金融银行、通讯信息、铁路公路等）的主要国有企业，一方面可以主要依靠这些国有企业，进行资源配置和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正如，中国道路派代表人物之一，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孔丹曾说的：国有企业实际成为了中共的执政基础。而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带头大哥——前苏联，之所以在1989年开始出现解体，主要原因之一是执政党丧失了国有企业这个经济基础。由于受美国自由经济思潮的影响，前苏联允许大型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使得本国执政党逐渐地失去了执政基础。第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与其下属的各级各类（中央级、省级、市级、县级等）国有企业的关系，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可以称之为一种看不见的“伞式”关系，我们的党和政府就像是这把伞的伞把，既是伞的核心，也是伞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这把看不见的伞，把政府与企业、市场联系起来了。特别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党和政府既可为企业遮风避雨，也可以为企业保驾护航。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政党和政府都被大财团、大公司、大资本家所操控。由于我们的党和政府以掌握着的大量国有企业作为执政的基础，在中国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党和政府都处于主导和控制的地位；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党和政府是可控的，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可以很好地执行，不会出现很大的偏离。这种“中国式发展”不但极大地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可能出现的无序竞争和市场混乱，而且可以避免出现前苏联和东欧等各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因国有企业私有化，执政党失去执政的经济基础而出现的解体风潮和颜色革命。这就是我们党和政府可以自信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制度所依托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国有企业）和社会结构基础（“伞式”关系）。第三，根据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这些后发国家在经济腾飞的初期，政府都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市场的作用相对较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化程度不够高，市场这只手的作用不太明显，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但地位较高，也会发挥较大的作用。第四，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党和政府与国有企业的“伞式”关系，有其有利的一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在市场失灵或市场化不够发达的条件下，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资金办大事，发挥一定的作用；也有不利的一面，诸如政企不分、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等。自199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党和政府有关部门一直致力于搞政企分开、国有企业改革、惩治腐败、依法治国等，并且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二）“蜂窝式社会”概念的提出及其解释力与官方的“伞式社会”不同，民间社会是一种“蜂窝式社会”，因为普通百姓就好像勤劳的“蜜蜂”，他们的生活就像甜蜜的“蜂巢”。其特点主要有：第一，在巨大的社会结构中，每一个普通老百姓既不是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体，也不是生活在孤岛上的个人，他们是通过相互联系来谋求生活的，各位老百姓之间的联系会像蜜蜂那样一起共同构建起一个蜂窝。很多时候，这些“蜂窝”多表现为以某个家庭或家族为中心构成一个关系网或交往圈，即大家互帮互助、共同分享市场转型的红利，共同构建起一个互惠共赢的网络。第二，每一个看不见的关系网或交往圈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每一个“蜂窝”都有一个“蜂王”带领着或多或少的“工蜂”，不断地在窝外辛劳地采集花粉，回到窝内与自己伙伴一起共同建筑属于大家的“蜂窝”。第三，普通老百姓自发地形成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草根”关系网或交往圈（“蜂窝”），通常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以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为常用的行为规范，形成了一些影响市场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民间机制。第四，普通老百姓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关系网或交往圈（“蜂窝”），虽然是看不见的或无形的，但是，它们已成为非官方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瑐瑨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公有经济为主的混合型结构，其中包含了私营、中外合资等多种经济成份。据全国工商联2014年2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民营经济贡献的GDP总量超过60%。全国至少有19个省级行政区的贡献超过50%，其中广东省超过了80%。瑐瑩中国个体私营劳动者协会2015年10月26日发布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显示，个体私营经济正在成为我国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从业人员从1990年的2263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2.5亿人，增长了10倍。

国内外学者所谓的“权贵经济论”瑑瑡的缺点在于，只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极少数贪官污吏利用手中职权中饱私囊的丑恶现象，却没有看到中国还有很多像杨善洲、孔繁森、李林森、游从文、涂红刚等廉政干部；只看到了各级政府和国营经济中存在的官商勾结和贪污腐败现象，却没有看到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积极地参与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勤劳致富。“蜂窝式社会”既是经济社会结构中另一个主要特征，也是“中国式发展”所依托的广泛而强大的群众基础。

（三）新常态下深化改革和社会结构转型的方向

基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党和政府不但可以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进行资源配置，而且可以利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如“伞式”关系和“蜂窝式”关系）从整体上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主导资源配置和调控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

如今，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全面深化的新阶段，这对政府与企业的“伞式”关系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到“决定性”的高度，充分显示出今后主要由市场或市场主体充当“运动员”，政府的主要角色则是充当“裁判员”，从而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如何更科学地认识原有的政府与企业之间“伞式”关系，既要看到它的现实合理性，更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以更好地发挥其合理因素的推动作用，限制以至杜绝其负面影响，并推动其向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向转化，以进一步优化各项社会资源的配置。这是一个亟待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需要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相关方面深入思考，通盘设计，妥善处理。“中国式发展”的伟大实践，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学者所持“政府即厂商论”的片面性和解释力。

如今，中央政府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这个发展战略与我国老百姓勤劳致富的“蜂窝式”社会结构特点非常吻合，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平民百姓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还可以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事实胜于雄辩。普通老百姓像蜜蜂般在市场经济的大花海中辛勤劳作的事实，也反驳了西方学者所持“权贵经济论”的不实之词。

四、总结：研究范式的转变与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自信

长期以来，国内一些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依靠对民族地区落后状况和少数民族不好处境的悲情叙述，虽然获得了各种项目和各种好处，掌握了大量来自田野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却缺乏深入的学理探讨和理论提升。如今，人类学民族学传入中国一百多年之后，虽然我们于2009年兴办了一场世界性的学术盛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理论创新方面，我们依然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不知前路在何方。

（一）探索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学派

每一个学者（特别是年轻学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要在本学科理论体系中遨游之后必须做出自己的学术选择。为了思考学科的发展前途，同时也是为了个人的发展前途，20多年前（1990年代初），作为一位新入行的年轻人，笔者曾经连续撰写和发表了一组（三篇）论文，探讨人类学民族学的现状和发展前途。10多年前，笔者曾指出人类学方法的特点、不足和改进方向，探索新的发展路径。

2015年，笔者通过对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两大学术思潮（前者偏人文，后者偏社科）的比较和分析，得出了八点主要评述或感想，并指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基于对民族志科学性的反思，注重研究者自身的解释能力，提倡人文情怀和小范围研究方法，重大的现实经济社会问题并非其关注的重点，使得人类学民族学处于边缘学科的地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要想走出边缘成为显学，应该向社会学取经，更多地吸取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养分，更多地对当今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在“社会结构转型”指导下，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以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作为主要内容，已经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这不但意味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出现了局部突破，而且意味着中国学者跟在西方学者身后亦步亦趋做学问方式的时代的结束，更意味着中国学者正在引领世界人类学民族学进行第四次革命瑑瑦。在本文，笔者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在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研究范式下，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基础上，提出了“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这一对新概念，这是笔者在观察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与思考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基础上提出的。“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是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一对新概念，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让我们新一代学者共同努力，形成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学派。

（二）讲好中国故事：坚定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西方国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强、那么好，西方学者的观点也并非皆为普世理论。中国正在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大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英国学者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曾指出，人类学对中国社会的传统研究不乏事实材料，应该通过系统性的重组，将民族志和历史材料结合起来进行深入分析，形成一些表述清晰的理论观点。最近，中国几个知名学者提出的“社会科学中的中国文化自主性”瑑瑨、“中国学术界不能只是引进”、“中国学界为西方话语打工的时代终结了”瑒瑠等观点，令国内学界感到非常振奋。

新一轮的工业化（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城市化（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市场化（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已经从东部沿海地区来到了西部边疆民族地区。中西部地区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结构全面转型（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已经摆到了我们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的面前，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不得不去思考和研究。比如，我们于2013年曾在凯里市进行了调研。这个苗族主要聚居地区，不但是中国的欠发达地区之一，也是中国新一轮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等的发展之地，

包含着中国未来发展的巨大空间和潜力。因此，我们可以探讨这个发生在中国民族地区的新一轮经济社会转型，多少可以为探讨“中国式经济社会转型”的理论，提供一个实证的研究案例。中国（包括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转型必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值得我们提升到一定的理论，我们应该有中国人的理论自信。对民族地区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探讨，不但意味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会出现局部突破，而且意味着中国和世界人类学民族学正在进行的第四次革命。

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场伟大实践，给了我们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养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范式正在从“差序格局”模式转变为“社会结构转型”模式，正在从古典“结构-功能论”模式转变为新古典“结构-功能论”模式。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事实描写阶段，我们可以基于本土的调研与思考，提出既本土又与西方接轨的新理论，讲好中国故事，形成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学派，在世界学术舞台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争得国际学术话语权。中国式发展必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值得我们人类学民族学提升到一定的理论，我们应该有中国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参考文献：

[1]1970年代出生的第七代学人，年轻有为，个别人在这次世界大会上显示出了“未来之星”的潜质；1980年代出生的第八代学子，作为一个庞大的研究生群体，构成了这次世界大课堂里的“忠实学生”。

[2]张继焦：《从第16届世界大会，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收入黄忠彩、张继焦主编：《世界的盛会丰硕的成果——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最新学术成果概述》，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93-112页。

[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初版本1948年版，第22-30页。

[4]（日）中根千枝著，陈成译，东尔校：《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中根千枝：《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讲谈社1967年版。

[5]张继焦：《差序格局：从“乡村版”到“城市版”——以迁移者的城市就业为例》，《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6]此论点认为，极权社会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特征：（1）政党与其支持者之间纽带的性质。在作为资本主义另一极的极权主义看来，政党与支持者之间是一种事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性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关系。即使在革命成功以后，意识形态取向仍是社会动员的基本手段。（2）社会的原子化。这种社会不强调区别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凡是直接妨碍执政目标实现的社会纽带均消失了。“原子化大众”的存在，不仅为维持权力所必须，而且可以确保毫无障碍地对群众进行总体性动员。

[7]此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一旦政权得到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致力于经济发展。这种增长要求实现现代化和引进现代技术，而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又要求有一套相应的现代价值观和制度，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变迁。现代化的过程将以自己的必然逻辑使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对自己进行重建。

[8]此研究范式弥补了极权主义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种旧范式忽视制度的缺陷，同时又要与凡伯伦和康芒斯等人在20世纪早期倡导的制度主义区别开来，所以被统称为“新制度主义范式”。

[9]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10]参阅李路路：《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动力》，《社会学研究》1995第6期；李路路：《论“单位”研究》，《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周雪光：《“关系产权”：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周飞舟：《锦标赛体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渠敬东：《坚持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相结合的学科视角，处理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大问题》，《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孙立平：《社会主义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5期。

[11]张继焦：《非正式制度、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张继焦：《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6页。

[12]张继焦：《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到“市场型”——对中国少数民族城市移民的新探讨》，《思想战线》2010年第1期。

[13]参阅杨圣敏：《当前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周大鸣：《关于中国族群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何明：《民族研究的危机及其破解——学科认同、学者信任和学术体制的视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范可：《“自我的他者化”——关于本土田野实践的思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麻国庆：《文化、族群与社会：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发凡》，《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赵旭东：《线索民族志：民族志叙事的新范式》，《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14]张继焦：《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的比较分析：后现代主义，还是新制度主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15]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李培林：《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16]张继焦：《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8页；臧得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与实证——对一个师承性学派研究成果的谱系考察》，《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

[17]2015年6月笔者亲自前往上海大学，拜访肖瑛（《社会》杂志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了解当前社会学理论动向时得知。比如，近些年，历史社会学这个分支学科的成果比较多，学术影响也较大。

[18]“paradigms”一词来自希腊文，原意是指语言学的词源、词根，后来引伸为范式、规范、模式、模型、范例等含义。著名科学史大师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在《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的传统和变革》（1959）一文中首次引进“范式”这个概念。后来，他又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对它作了许多发挥，侧重于把“范式”和“常规科学”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范式转移（Paradigmshift）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此书中。

[19]1994-1997年，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时任所长的陆学艺老师曾对我们同一届的五位博士生（陈光金、龚维斌、陈阿江、陈昕、张继焦等）说过：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翻译、介绍、学习西方理论（1980年代），第二步是吸收、模仿西方理论（到1990年代上半叶），第三步是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从1995年开始）。现在（1996年），我们已经走了两步半了，即将形成自己的理论。

[20]2011年11月，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举行了一个主题为“全球化/地方化中的文化传承”的国际学术会议。当时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学，受邀从多伦多来到大阪参会，提交了题目为《“老字号”企业——中国企业都“富不过三代”吗？》的论文。在宣读论文之后，渡边欣雄在评议之后，向笔者提问：“研究中国的老字号企业，您为何采用的是欧美企业研究的理论和学术词汇？您能不能运用中国自己的理论和术语分析中国的老字号？”一年之后（2012年11月），我再度来到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参加了一个主题为“中国的社会与民族”的会议，参会论文为《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看“中华老字号”企业的发展——对鹤年堂、同仁堂两家企业的比较研究》。在这次会议上，我还是未能提出中国本土的概念。又过了一年，到2013年11月，我单位跟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合作交流，移师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召开的“中日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了题目为《伞型社会：观察中国社会的一个新概念》的论文，首次提出了“伞型社会”的概念。

[21]张继焦：《“伞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新概念》，《思想战线》2014年第4期。

[22]此观点认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类似于一个工厂或公司内部的结构关系，即政府作为所有者，类似于一个公司中的董事长，而企业的管理者则类似于厂长或车间主任的角色。

[23]商灏：《水皮对话孔丹：我是实事求是派，我是中国道路派》，《华夏时报》2015年2月1日。

[24]张继焦：《“蜂窝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另一个新概念》，《思想战线》2015年第3期。

[25]信息来源：全国工商联2014年2月28日公布的数据，新华网记者孙铁翔采集。

[26]信息来源：2015年10月26日中国个体私营劳动者协会对外发布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新华网记者高敬采集。

[27]陈伯君：《“权贵经济”从何而来》，《人民论坛》2010年9月刊（总第303期）；邢少文：《中国正在走向权贵市场经济？——专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南风窗》2010年第18期。

[28]张继焦：《中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比较分析——略谈我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和发展》，《云南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张继焦：《当代西方人类学发展的四种趋势》，《民族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张继焦：《人类学在第三世界》，《民族研究动态》1990年第3期。张继焦：《人类学方法的特点、不足和改进方向》，《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

[29]张继焦：《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的比较分析：后现代主义，还是新制度主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30]张继焦：《企业人类学的角度：如何看待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创新》2015年第2期。

[31]人类学的第一次革命是对原始民族的研究，第二次革命是对农民社会的研究，第三次革命是对都市社会的研究（都市人类学），第四次革命是对现代各类企业的研究（企业人类学）。1989年开始至今26年时间里，我参加了1970年代起源于欧美的第三次革命（都市人类学）；2009年开始，我正在带领一些国内外同行，开展了第四次革命（企业人类学）。

[32]参阅渠敬东：《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据2006年11月4日至5日在广州帽峰山举办“第三届开放时代论坛”上集中讨论“社会主义新传统”的会议录音整理，后经重新删节编排而成），《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

[33]参阅林毅夫：《中国学术界不能只是引进》，《金融时报》中文网2014年8月13日。

[34]参阅张维为：《中国学界为西方话语“打工”的时代终结了》，观察者网2016年3月4日。

[35]凯里调研组成员，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三位同志、本院社会学所一位博士生之外，还邀请了贵州省社科院、上海市社科院、云南省社科院、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等外单位学者参与。

[36]张继焦：《企业人类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37]张继焦：《企业人类学：学科体系建设、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