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自治”中的国家——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的田野调查

作者：李　晶 红　英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9月  发布时间：2017-11-07  浏览次数： 7836次

【摘　要】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47年日本新宪法出台之前，基本上实行的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1947年以后的日本国宪法第八章规定，日本实行“地方自治”，“都道府县、市町村”为自治体。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阐述在日本，虽然国家与自治体，中央与地方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町内会长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但事实上，国家在“村落自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町内会”是政府服务于民的重要窗口，日本的村落自治具有浓重的传统色彩，其特色可以折射出日本社会。希望，日本的经验对于中国的乡村治理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日本；村落；自治；国家；传统

村落研究是日本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传统。日本学者还为中国村落研究留下了很多有史料价值的“满铁调查报告”。美国学者杜赞奇利用“满铁”探讨了晚晴、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村落社会结构的影响；黄宗智在研究“满铁”的基础上，完成《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满铁”的价值就在于它对中国华北地区村落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可以说，“满铁”成就了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中国本土学者也十分重视对中国村落的研究。费孝通、杨懋春、许烺光、林耀华也都以研究村落起家，其研究成果均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堪称中国乡村研究的典范。村落与区域社会研究一样，是人类学研究的传统，也是人类学研究的范式。本人，把对日本社会的研究，焦距在“村落”上，恪守人类学的传统，目的是从“村落”、从“区域”看社会。

在日本，“村”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明治政府建立的“市町村”制度下的自治体“村”，即行政村，另一个是村民生产、生活，即被当地人称为我们“村”的“村落”，“村”由几个村落合并而成。日本政府为了区别“村”与“村”的不同，把“行政村”叫“字”，把“村落”叫“小字”，而日本学界普遍把“村”称为行政村，把村落称为“自然村”，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村”出现了上述的二重结构。行政村的出现是国家权力渗透的结果，但真正维系村民生产、生活的是历史形成的“自然村”。“自然村”有村民同有的神社、寺庙、共同的墓地，有村落的自治会—“寄合”，青年团、消防团、生产组织，共同劳动组织、还有伊势讲等宗教组织。村落是一个独立的祭祀单位，村落有村境，是个独立的空间，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村落有自己的“村精神”，有学者称其为“生活意识”。总之，“村落”是有自主权的、有文化传承的实体。操纵这个的实体的，根据日本学者福武直的研究，日本的东北地区村落特点是“同族结合”，西南地区的村落特点是“讲组结合”，也就是说，日本东北地区维系“家”与“村”，靠的是同族，西南地区维系“家”与“村”，靠的是村落中的社会组织，其观点，在日本受到普遍认同。福武直对日本东北地区的村落特点的概括，基本勾勒出了日本传统村落的社会结构。传统的日本村落基本是一个“自治体”，其自治体从明治维新以后，被重新编排，原有的“村落”被编入国家体制下的“行政村”，各村原有的神社，被合并到国家主导的神社中，祭祀的对象首先是国家神道中的天照大神，其次才是各村原有的氏神。江户时期的幕藩体制下的村落，“随着明治国家的建立，被纳入国家一元体制之下。明治政府通过地租改革和地方制度改革，开始直接插手村落事务”[1]，原有的“村落”实体与国家建构的行政村在日本农村社会中并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学者基本是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下，讨论村落问题的。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川岛武宜认为，“村落是近代市民社会的对立物，村落的统治力的强弱与民主主义的成熟度成反比，村落的统治力越强，民主主义越难渗透”[2]。战后，不少学者改变了二元对立的视角，认为二者即排斥又互补。福武直认为“村落作为区域社会组织，被简单化了，它的机能可以分化为农业实践组合、消防团、妇女会、青年团等，其功能集团都具有自律性，是日本民主化的大前提”[3]。鹤见和子认为，不是所有的共同体都是阻碍个性，也有促进个性自立的[4]。鹤见和子重新评价了南方熊楠和柳田国男自然村的思想，强调了日本社会存在着内发的发展动力。反思村落二元对立论的学者也不少，米山俊直在《日本村落百年》中，向社会发出警告，指出“村落解体是国家和资本力量的强制结果，并非农民的本意”[5]。山中永之佑指出，“国家权力对村落渗透的过程就是村规约国家合法化的过程”[6]。他认为，本来由自治建立起来的村规，随着明治新政权的建立，幕藩体制下领主的合法地位、即传统自治遭到了解构，町村制以后，新町村财政政策嵌入村规之中。70年代又出现了“为了国家的共同体”观点，认为行政村与自然村本质上不是对立的，二者应该浑然一体。出现了“自然村的行政化”和“行政化的自然村”主张。有学者认为，“市民社会和自然村都是抽象性很高的概念，把市民社会理解成‘非国家的、非资本家的结合关系’的哈贝马斯的观点与把自然村理解成‘非国家的、非地主的结合关系’的拥护自然村的观点如出一辙。前者的市民社会观念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后者的自然村观念存在于地主制社会中，但两者，都是批判统治阶级的不合理性的意识形态”[7]。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农村社会，看上去是行政村与自然村并存，但事实上，行政村支配自然村，自然村只是村民生产、生活的场所而已，特别是侵华战争期间的1940年以后的、代表村落自治的“町内会”完全被政府所操纵。那时，无论是城市和还是乡村，町内会在国家的旨意下，成为为战争服务机构。所以，当日本战败以后，盟军首先废除的是日本的国家神道和町内会。町内会被同样视为是最有危险性的、不利于建构民主国家的社会组织，遭到了扬弃。町内会被结构以后，日本政府在盟军的倡导下，在试图建立一个具有现代社会理念的、具有公共社区性质的社会组织的时候，由于町内会广泛的社会基础不可逾越，又不得不再次启用“町内会”，并寄予它能成为摆脱战时体制阴影的、具有西方公民意识的、能承担得起村落自治的社会组织。在这种理论框架下，町内会又重获新生。“町内会”成了日本政府推行市町村自治的实施主体。因而，出现了上述日本社会中的“村落自治”的大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人无意加入到日本学者的讨论中，只是想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日本村落自治的特点，以及其特点的普世性意义。一说到“村落自治”，人们自然会想到西方国家的村落自治和我国实行的村落自治，甚至有人会认为“村落自治”就是村里的所有事务都是村民说了算，这是认识上的误区，事实绝非这么简单。在农业社会，村落社会的秩序关乎国家的秩序，村落社会的管理是国家的重要工作。日本早已是发达的现代国家，而村落管理仍然备受重视，也许这就是日本农业社会的遗产，也许就是民以食为天观念在现代日本社会中的具体体现。那么，日本村落自治是如何进行的呢？在众多的争论中，渡边洋三的某些观点与众不同，他认为，“现在，在地方自治体的事务中，有三分之二以上，即超过500多个是委托项目（机构委托项目），在地方自治体的项目中，行政委托项目占很大比重，国家没有充分尊重自治体的独立性，建立的执行制度与地方自治根本有关，其做法只是开辟了国家的中央集权化道路”[8]。渡边洋三所分析出的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反映出日本社会中传统性根深蒂固。在江户时代，日本就实行了所谓的“村落自治”，即“村请制”，其特点就是村落对国家负责，以村为单位承担国家的各种税收。按照渡边洋三的论述，可以理解为，日本现代社会中的“自治体”并没有完全脱离上一个时代的窠臼。人类学重视的是田野经验，各种学说和理论都可以成为研究进入田野的参考，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本人从2010年8月到2011年8月，在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田野调查。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讨论日本的村落自治与国家的问题。

一、马场村历史上的“村落自治”

本人田野调查的地方是日本宫城县仙台市秋保町马场村。秋保町由汤元村、境野村、长袋村、马场村四个行政村组成。秋保町是海拔150-300米的山麓丘陵地带，南部是柴田郡川崎町，北部是宫城郡宫城町，西部是山形县山形市，隔着山脉，遥相呼应，东面是仙台市，开车40分钟就可以到到达仙台市中心。秋保町东西长24.5公里，南北宽12.2公里，呈L字形。总面积14658公顷，明治时期是宫城县排名第16大的村（明治时期叫村，现在叫町）。耕地面积集中在东半部和中央的名取川溪谷的河岸段地带，耕地面积仅有410公顷，西半部分是山岳地带，全境大部分地区被山林所覆盖。从昭和48年（1973年）的土地利用情况看，水田和旱田的比例是6∶4。其中旱田的88%种的是旱田作物，7%是牧草，5%是果树。农业是本町的主要产业，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1955年的农户为614户，人口4058人，其中农业就业者1611人。农业从业人口显著减少。当时每户的耕地面积为1.53公顷左右。根据日本农林省2010年的农业普查，秋保町面积为14.5平方公里，人口4425人，户数1759户。农户总数为333户，其中贩卖农户[9]231户，自给农户[10]102户，有土地的非农户为93户。秋保町以前是一个类似扩大的同族村。秋保町虽然由四个村组成，但是它们之间联系非常密切，七、八十岁人的婚姻圈就在此地，秋保町内的农户很多都沾亲带故。明治以后，四个小村被合并成了一个秋保“村”，即现在的秋保町。秋保神社供奉着本地共同的氏神[11]，每位村民都是秋保神社的氏子，秋保神社是他们共同的镇守[12]。共同文化认同和血缘关系是本地人关系的纽带。

日本明治政府改变了近世的村落共同体，使国家行政介入到了村落管理中。这种实质性的变化是靠政府的各种政策实现的。“当时的日本农村，一方面是靠国家权力建构的近代的行政村（町村制），另一方面是村落中的传统”[13]。戊辰战争[14]以后，旧仙台领地被没收，仙台被分而治之。1870年的版籍奉还，仙台又设立藩知事，由大小参事以下的阁僚组成的新体制开始完善。1872年在废藩置县政策下，成立了仙台县，1873年改为宫城县。现在宫城县的规模是1877年定的。秋保一直是在宫城县管辖下。另一方面，在地方制度方面，1870年肝入[15]成为庄屋，1871年大肝入成为郡长，庄屋成为村长。村组头成为百姓代[16]，组头成为伍长，工作内容和原来一样。明治政府为了直接把握最基层的居民和土地，1873年实施了的壬申户籍调查，1874年修改了地租，所有农户都给了屋敷号，准确地调查了户籍。另外水田、旱田和山林都确定了地号。调查不同作物每“反”（日本的土地面积单位，一反为，991.7平方米）的产量，在此基础上课税。但是，该调查和原来的自然村落不吻合，于是，又重新制定了大区小区。1873年实施的制度，把原有774个村的宫城县，划分为19个大区和230个均等的小区。大区为一等户长、小区为二等户长，旧村还有副户长。大区小区制度本来是为了户籍调查，但是，各地方的实际情况并不一致。为此，1879年日本政府发布了“郡区町村编成法”，藩政时期的郡和村，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复活了，郡设立了郡役所，村设立了户长役所。1874年发布了地租改正令，在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的同时，土地规定了地价，其3%为税额；对纳税责任人（地主），交付的每一笔地税都铭记在“地卷[17]”上，这是土地制度以及土地课税的一大改革。这样，政府不论是丰年还是灾年，都有了稳定的财源。秋保5个村，也在布告发布的同时，按照不同的作物类型，着手圈地，开始做《地卷御竿入夜帐》，改帝建安制度为土地台账。之后，由于大米的价格浮动，地价也随着浮动，加速了向高利贷地主的土地汇龙，秋保村（町）开始出现地主。

1924年日本政府废除了郡役所，改为受县直接监督的市町村。改革行政制度的同时，也改革了教育制度。长袋小学改名为秋保小学，并在汤元、长场、新川、野尻设立了分校。秋保本来就有技工学校，1903年在野尻，开设了工业补习学校，旨在扶助过去的足轻[18]的生计，1936年学校停办。1933年秋保农业组合改组，成立秋保农会。1939年开垦荒地，建造了桑园。二宫尊德的报恩精神影响下成立了秋保信用组合（1907年）、长袋的道成会（1939年）、马场的青年诚志会（1941年），加泽青年契约会（1942年）、马场农户共同互让会（1943年）等组织。1910年，秋保町把各村落7个神社的镇守合祀到长袋的诹访神社，1924年社务所落成，诹访神社更名为秋保神社。1910年开设了以农业从业人员为对象的秋保农业补习学校。同年12月开通了秋保到仙台长町的、经过秋保温泉的运送石材火车，改善了交通。1918年在长袋和汤元设立了“耕地整备组合”，修复了被荒废的蓄水池。1930年在内务省和郡役所的要求下，成立了“民力涵养委员会”，委托60名委员制定了包括举办有关国民教化讲习会、发放“大麻”，开展各种报国活动、普及立宪精神，培育自治观念、举办自治讲习会、自治恳谈会、视察优良町村、尊重义务责任（纳税、执行决议、清扫道路桥梁、预防传染病）、表彰自治功劳者、普及补习教育、邻保互助、改良娱乐、严格遵守时间、改良家庭、设定无饮酒日、努力存款、奖励副业、改良农业和提高农业效益、举办通俗演讲会等工作的计划。制定了村落自治制纲要，明确了婚礼应根据自己实际情况简朴操办；废除了葬礼仪式中送酒和香典的还礼习惯；鼓励储蓄；给战争中死难者建造招魂碑；成立自警团，防止犯罪、减少灾害，消除遗风陋俗，培养讲卫生的习惯；青年团和在乡军人要携手开展社会服务和公务训练；按照神社和寺院的钟声，统一劳动时间；要求小学教员、村官监督村民学习，建设优良町村；要求村民经常清扫神社和寺院。1927年日本爆发的金融危机对秋保村（明治村，现在的秋保町）打击不小，当时，村民除了传统的种稻以外，还要靠木炭和养蚕维持生计，米价和蚕价下跌，使不少村民的生活极度困难。在此情况下，新的副业，林业产品的加工业、畜产业和蔬菜栽培出现了，在野尻村落，开办了木工讲习班，在政府的扶持下，有不少农户开始发展小型畜产业。

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发动了一系列的对外侵略战争，在战争期间“村政”的首要任务是征兵，村落的町内会是“村政”实施的主体。在甲午中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全村每户要交4至15日元的赋税。1939年秋保成立了“秋保村枪后会”，后改为“枪后服务会”。主要活动是，送迎士兵、慰问战死和病死者的家属、保护遗属、保护军事设施。1940年成立了“村常会”，每次例会都要点名，升国旗，遥拜皇宫，奉读勅谕，之后向八幡神社祈祷武运长久，对天皇和出征军人连呼三声万岁。1942年秋保成立了“秋保翼赞壮年团”，消防队改名为警防团。1943年成立了“秋保勤劳报国队”，1944年农会和产业组合合并为“秋保村农会”。1944年成立了“秋保村女子挺身队”。战后日本在联合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领导下，开始了全面改革。1946年12月由佃户、地主、自耕农代表成立了代表各阶层的农地委员会。直到1949年，分14次，收回了佃户耕种的88公顷土地，几乎彻底铲除了地主的势力。1947年废除了“部落会”，设置了出差所[19]，战时中断的“部落主会”，作为自治会重新运作。1948年宫城县农业高中秋保分校开办，1948年农业会解散，反映农民意志的秋保农业协同组合成立，1948年调整了村公所（秋保综合支所的前身）。秋保所有的山林，都卖给了各个村落。秋保村（町）历来是粮食不能自给，靠副业弥补农业，1951年8月做出了农业振兴计划，希望通过发展畜产和多种经营，来促进农业发展。1967年，秋保村更名为秋保町。1946年到1950年，在秋保进行了农地改革，重新分配了土地，消灭了地主阶级，实际上，秋保地主的历史并不长。明治以后，出现过几次农村经济不景气和歉收情况，当地盛行遇到自然灾，害歉收的时候，农民把土地作为担保，向其他富裕农户借钱，维持生计，以为其种地的方式，偿还借贷者的借款，无力偿还时，土地归借贷者所有，在此期间，秋保也出现了积聚土地的大地主，汤元的早坂三郎和新川的早坂德卫门最具代表性。秋保町出现了不少在地地主，分别是马场驿站的二瓶郁次郎，野口的菅原今朝，滝原的佐藤房次郎、柴田长治，森安的勒使河源滝三郎，野尻的佐藤今朝松。还有不在地地主，分别是爱子的菅江万次郎（高利贷者），仙台的早长（酒店老板）；有些地主还拥有山林，分别是马场村驿站的二瓶甲太郎，森安的勒使河源滝三郎、中野嘉夫，滝原的柴田始，野尻的佐藤荣治、佐藤雄吉。1946年，日本政府为了遏制地主聚敛土地，强制性地实行了农地开放政策。政府强制性地从地主手中收购出租土地，再卖给佃户，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收购的对象主要是不在地的地主的全部出租的土地，和在地地主的超过一公顷以上的部分。收购价格为水田是出租价格的4倍，旱田是8倍，购买土地者一次交400日元，其余的部分在24年内还清。为了确保收买、出方案顺利实施，按照地主3人、自耕农3人、佃户5人的比例，选出各市、町、村农地委员会。秋保有在村地主149人，不在地地主46人，接受土地买卖的佃户290人，经过土地的再分配，农户的大多数成了自耕农。

日本的农村政策改变了日本农村的社会结构，某种程度维护了村落的传统。在日本村落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国家与民间共谋的社会机制，它使日本的村落自治即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国家在村落事务中始终具有绝对的影响力。

二、教育与村落自治

日本明治以前的教育分为幕府、藩的文武教育和一般的町人[20]、百姓[21]的寺子[22]教育，前者是培养文化精英的教育。镰仓时代的教育是以寺院为中心，德川时代，幕府建立了昌平坂学问所，各藩相继效仿建立藩校。仙台藩1736年开设了“养贤堂”，门阀们也在各自的知行地（领地）开设“学问所”。根据《日本教育资料》的统计，在幕府末年，在仙台藩内有567所寺子屋，其中秋保地区有6所，主要科目有读书和算术。寺子屋的师傅除了有高深的学问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弟子们对师傅充满了崇敬之情，师徒的感情非常深厚。到了大正初期的1912年，弟子们常常是带着年糕住到师傅家，和师傅一边吃年糕一边求教。师傅一般不收学费，弟子只是在盂兰盆节和节庆的时候，送给师傅一些做好的年糕和当地的特产，准备一些柴火，帮助打扫屋子。寺子屋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学习者是自愿的。日本在1873年制定了全国性的、统一的教育制度。秋保“村”在1874年7月开办了长袋小学，学校把村神社諏訪神社（秋保神社）祈祷场作为教室，孩子6岁就可以入学，当时在校学生有8个年级，最低的是8级，每级结束以后，都要发毕业证，学科以法律规定的读书、算术、习字为主，还有地理、养生、史学、博学、化学、生理等，教师是秋保的丰盛、大元惣十郎等。当时男生58人、女生18人，共76人。1880年发布了自由教育令，初等三年、中等三年、高等二年，修身课成为学科的中心，还为女生还开设了裁缝专修科目，该制度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

1948年6月在日本国会颁布了教育委员法。该法案是以教育民主化、地方分权、自主性为根本理念，主要内容是，（1）教育委员会是地方公共团体的行政机关，而且是合议制的独立机构。（2）教育委员会设置在都道府县以及市町村内。（3）教育委员会成员，都道府县由7人，市町村由5人组成，其中1人是从地方议员中选出，其他是地方居民投票选举，任期4年，每半年改选半数。（4）教育委员会是管理与教育、学术、文化有关的事物机构。（5）教育委员会设有教育长。1951年设立公民馆以前，实际上秋保町就开始了社会教育。1903年野尻开设过的工业补习学校，就是社会教育。1908年秋保的有志者组织中，有青年部、讲学部、勤劳部、妇女部等。讲学部主要做的事，（1）讲习学艺、讲演、讨论。（2）研究报德教育。（3）讲习农业养蚕。（4）发行会报。（5）教育，改良风俗。勤劳部主要做的事，（1）共同劳动、共同作业。（2）果树的委托栽培。（3）建设桑园、苗圃、农业试验田等。（4）进行马耕地的比赛。（5）开垦荒地。（6）举办木炭的改良评审会。（7）建设养蚕培育场。（8）结成农业和养蚕的组合。（9）修路，修桥梁。（10）援助公共事业。茶话会做的事，（1）练习剑舞。（2）迎送军人、慰问遗属。（3）神事祭奠。妇女部做的事情（1）开办家事、育儿讲习。（2）开办家庭教育、卫生教育的讲习会。（3）开办裁缝、烹饪、礼法讲习会。勤劳部做的事（1）养鸡项目。（2）开办生丝、缫丝法的讲习会。（3）开办生丝、蚕的品评会。（4）共同制造蚕具手工品。1916年基于内务、文部两省的训令，秋保成立了青年团。各村落的青年会被改编成了5个壮年团。青年团开展了，通俗讲演会、壮丁补习会、巡回书库等活动。壮年团有450多人，除了植树造林和开展各种公益活动外，还要负责指导青年。1959年结成了新町民生活运动协议会，开展了新生活运动。开展了消灭跳蚤、蚊子、苍蝇运动。之后又开展了美化村落的运动，动员村民在路边种上了花草。号召村民，婚礼和葬礼从简。

1880马场简易小学开办，之后开设了新川分校和野尻分校，设立了小学会长和父母教师会长，在马场村小学校门口竖立起二宫尊德像。二宫尊德一直是日本村民教育后代的榜样。本人在马场村小学调查过，印象最深的是马场小学门口的二宫尊德石像。二宫尊德被誉为日本农民思想家，在关东农村极度荒废的天保年间，为关东农村的复兴做出了贡献。他有渊博的农业知识，虽然没有留下长篇巨著，但被公认为是指导农业生产、教育农民的实践者。二宫尊德14岁失去了父亲，16岁的时又失去了母亲，在贫困的生活中，他孜孜以求，为家业复兴竭尽全力，在此过程中，他掌握了农学技术和农业经营的方法，25岁的时候，由于他的不懈努力，获得了与他父亲一样多的土地。他对农业的热爱远近闻名，受到过藩主的嘉奖。36岁时开始受命进行农村复兴运动。他是历代农民的榜样，村民讲，竖立他的塑像，就是为了提醒孩子们，不要忘了“农业为本”，要像他那样热爱农村。日本现代教育始于明治维新，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教育内涵，村落的教育是国家控制村落的重要手段，对村民的热爱家乡的教育是日本农村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马场村“村落自治”中的国家

（一）町内会

町内会在日本，指的是村落和城市的一个街区，是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旨在加强邻里和睦，实现共同的利益的、为了地域发展的自治组织。町内会，也称为町会、自治会、区、区会、地域振兴会、常会、部落会、地域会、区域会、地区会。各个町内会和临近町内会一起组成“町内会联合会”、“联合町内会”等联合组织，成为更大范围的“自治会”。町内会不是“法人”，而是“任意团体”；加入该组织虽然不是义务性的，但很少有不参加的。町内会的活动丰富，有的地方要求组员参加村落（农山村、街区）神社的传统祭祀活动和葬礼；有的地方的町内会要参与神社和寺庙的管理。还有不少地方的町内会，参与管理共同澡堂，组织村民清扫道路、公园、捡垃圾，开展情感交流为目的活动。町内会设有会长、副会长、助力、会计、总务等职务，工作人员都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主要职务一般都是由退休以后的国家公职人员担任。

日本的町内会肇始于1937年的日中战争。战争爆发以后，很快在日本兴起，它是战时体制下的“大政翼都会”的最基层组织，1940年国家管控了市、町村中的“部落会”，使町内会在战争期间，发挥了很大作用。战后，随着民主化和日本新宪法的实施，1947年5月3日发布了波斯坦宣言，“町内会”和“部落会”以及相关组织被禁止，52年签订旧金山和约以后才被解禁，作为自治组织再度兴起，直至今日。但是，被解禁以后，一部分省训令，事实上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学界在讨论町内会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其在村落生活和治理两个方面的问题。近代化论者，从民主主义的问题意识出发，认为町内会是现代化的逆行者，是封建制度的残留，它承担着“从上的”渗透的国家意志。另外一种是文化类型论者。文化类型论者与近代化论者不同，他们站在比较的立场上，强调町内会的存在与日本文化传统相关，认为它是“日本的文化”的体现，代表人物有近江哲男、中村八郎等，其观点中的重视区域生活的自律性得到了学界的肯定，但是由于他们过于强调其“原型性”，没有历史变迁的动态分析，其学说被认为带有主观意识。总而言之，“町内会”通过“近代化论”和“文化类型论”之争，在理论方面得到了深化，但是两者的观点都有其局限性，日本学界正在期待，一种超越局限的研究方法的出现。

（二）马场村町内会

在日本村落的町内会就是过去的户主会，户主会有会则。马场村驿站町内会的前身就是户主会，其会则是，一要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二要研究家庭经济和家庭教育的方法。三要为本会出谋划策。四要创造纯良民风，建立和睦村落。五要听取村民对发展经济的建议。马场驿站村民的户主都是会员，户主会设会长一名、干事3名，书记一人。会长由马场驿站区长担任（村长），干事由会员选举产生，书记由会长指名，干事任期2年。会长负责该会所有事务，干事辅佐其工作，顾问由本村的有功之臣担任。会员每次集会，要交会费，剩余部分作为以后的资金使用。会员要行品行端正，勤俭持家。本人访谈过马场村森安的町内会会长的中野勳。他讲：

秋保町的町内会成立于1988年，也就是秋保町合并到了仙台市内那一年，以前不叫町内会，叫户主会。町内会，除了搞一些节庆活动活动之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道路两旁的草要除，除草的时候，每户必须出一人，出不了人的话，就要交钱，村里的事情大家做。

町内会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有什么事情，可以去町内会家，町内会长一般比较忙，要见他得提前联系。太田胜美讲：

明治时期，秋保地区的五个村被合并为一个秋保村以后，秋保原来的五个村已经不复存在了。原来这五个村是相对独立的五个行政村，村长有很大的权限，村长管理村里行政事物，村里定的规矩村民必须服从，村民在家听父亲的，在村里听村长的。马场被合并到秋保村以后，村里没有了行政领导，町内会会长形式上是村里的最高领导，但是由于町内会现在已经不是政府的基层行政单位，会长没有什么实权。

按照日本政府的解释，町内会是自治组织，村民加入不加入町内会完全自愿，町内会对村民没有太多的约束力，但事实上很少有人不加入町内会。斋藤享是马场村驿站村落的町内会长，本家是马场村野口村落的斋藤昭夫家，祖辈不是地道农民，父亲干过木匠，还去东京附近的横须贺码头修过船，后来娶了太田家的女人，在此落了户，盖了房子，还买了地，父亲是野口村落斋藤昭夫家住到驿站的第一代人。他讲：

我父亲的“职人”意识很强，希望自己能另立门户，手艺有人传承，但是到我这辈，并没有继承父亲的手艺，而是在秋保综合支所当了公务员，后来还在仙台的某公司当过职员。家里种的稻子和蔬菜只供自家食用。

本人参与了他组织的植树活动，这是马场村驿站町内会和秋保综合支所联合搞的一个美化家乡的项目。项目计划马场村从2008年开始，三年内在后的山坡上种1000棵樱花树，还参加过他们组织的爱宕神社祭祀活动、盂兰盆节活动以及年末的新年会。据了解，驿站历来是马场村的中心，传统文化保持良好。在马场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本人还对马场村其他村落做了调查，野口村落的佐藤龙夫是现任马场村町内会会长，也是滝原村落的町内会长。他是斋藤享的上级，以前也在秋保综合支所上班。他讲：

村落管理主要是靠村落的各种组织，包括町内会、青年契约讲、水利管理组合、实践共同组合、五户组合、秋保神社氏子会等。我是马场村的总町内会的会长，但是很少亲自组织活动，我的工作主要是沟通秋保综合支所和村民的关系，有时候去支所开会，日本大选的时候，我要组织各村落投票。2010年底日本政府准备考虑加入TPP组织，要了解农民们的反应，秋保综合支所召集町内会会长开了会。

（三）村落中的“国家”——仙台市太白区秋保综合支所

秋保町综合支所是仙台市太白区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秋保町综合支所，包括税务居民科、保健福利课、综合业务科、建设科。税务居民科的工作是，征收市税，为居民开据户籍证明，受理户籍、居民变动的申请，提供户籍誊本、发放居民卡，登记印章，办理儿童、学生的转入学手续。保健福利课的工作是，负责儿童、母子、遗孀、老年人、残废者的福利，办理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年金保险。建设科的工作是，负责村界认定，增设、改造、维修道路桥梁，道路除雪、清扫、公共物资的使用等工作。支所的入口处还安装了自动存款机，方便村民取款。秋保综合支所的工作人员是国家公务员，多住在仙台市内，到这里上班，除了开私家车，还有班车，班车是租宫城县公交公司的公交车，不是免费，政府给职工补贴。职员当中也有一些是当地的农家子弟，这些农家子弟也是经过严格的公务员考试选拔出来的，他们在政府的村落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秋保町是传统的稻作农业地区，从古至今，当地的农民以种稻为生，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村民自治历史悠久，但是随着仙台市的扩大，本地区被纳入到仙台市管理范围，成为仙台市太白区下属的一个农业社区。国家权力的渗透冲击了原有社会结构，既要保持村落的原有风貌，又要体现国家对农村的关怀，仙台市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秋保町的村落除了接受日本政府的农村政策约束外，还能感受到政府的具体关怀，秋保町的国家在场，已经不是仅靠国家符号等抽象概念来体现，国家在场是而是多元的、具体的。具体地说，现在的国家在场，首先是国家在村落设立办公机构，提供政府服务，其次是对村落传统仪式的操控，还有积极为村落发展助力，举办“政府”主导的庆典活动。

本人在秋保町调查期间，接触过几位本地人的职员，由于他们的是本地人的缘故，退休以后，往往被推举为村落社会组织的负责人。由于他们在当地有很好的人脉关系，又熟悉政府的工作程序以及农业政策，都很胜任工作。本人和秋保综合支所工作人员斋藤交流过，他讲：

日本实行村落自治，我们主要和各村落的町内会长联系，町内会长实际就是过去的村长。村里有什么需要办的事情通过町内会长向我们反映，比如，村落福利设施的改善，村落建设时需要资金援助都可以和我们联系。马场村落搞的300棵樱花树栽种的项目就是通过秋保综合支所落实的，政府拨了200万日元的专款。我们主要向村民提供政府服务。

秋保综合支所除了提供各种服务之外，每年还要在秋保综合支所的广场上和二口附近的秋保接待中心，举办秋保丰收节和雪节，来宣传秋保町。如今，日本的村落管理已经基本交由村落中的町内会和其他的村落社会组织管理，町内会有以行政单位的行政村－也叫大区或“大字”为单位的町内会，还有传统自然村的町内会，本人调查的结果，无论什么级别的町内会会长，都是村中的年长者担任，而且多是退休的公务员。正因为如此，他们担任町内会长，能够比较准确地贯彻执行好国家的农业政策，能很好地与政府沟通，发挥了政府与村民的桥梁作用。在农村政府是服务性政府。本人在秋保町，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政府对村民的关怀，每个村都有政府投资的集会所，秋保町的中心长袋村有秋保地区的市民会馆，市民会馆是国家的福利设施，是村民举行各种活动以及终身学习的场所，秋保市民中心兴建于1951年，改建于1971年以前叫公民馆，从1992年开始改称为市民活动中心。除了秋保的市民活动中心之外，秋保地区还有外两个市民中心，一个在马场的野口，一个在汤元，都归秋保町综合支所管，每个市民中心都有一个附属体育馆，每年要举行很多活动，开办各种文化讲座。市民活动中心是秋保町划归到仙台市以后的配套设施。市民活动，不能随便使用，使用要经过中心的同意，要缴纳一定的使用费，才能使用。本人观察的大型活动，一次村民的体检，一次新米品尝发布会，还有一次是乡土料理讲座，都在中心举行。大岩妙子女士是中心的工作人员，不是本地人，家住在仙台。她向我介绍：

最近我们准备举办一次乡土料理讲座，主讲人是马场的一位60多岁的老人，主要向附近的年轻人传授家乡菜的作法。我们中心的宗旨一是为了活跃农村生活，二是为更好继承传统文化。除了烹调之外，我们还打算举办烧木炭的讲座。这里举办的活动是面向社会的，来参加的人很多都是从其他地方来的，当然当地人也不少。

本人还了解到，他们还举办过“迷你门松”的制作讲座，还组织专家编写了《秋保温泉史》，还举办了登山活动，举行了“山的恩泽手工艺”为题的秋保工艺讲座。还成立了“加油！秋保的孩子”的促进委员会，由本地区的四所小学、一所中学等18个团体组成。还举办过国际交流活动，邀请外国留学生和当地人交流。2009年8月本人参加了一次乡土料理讲座，主讲人是熟悉的中野的老婆。她展示的是她家的祖传料理，材料都是本地的蔬菜和大米，没有肉，像斋饭。中心是活跃当地人生活和对外交流的场所。秋保町还有综合支所医疗中心。医疗中心是政府投资兴建的小型医院，医院有两名全职护士，负责平时的接诊和打针、输液以及保健按摩。没有固定坐诊大夫，有一名东北大学五官科的退休大夫兼职，他每周出诊两次，患者一般每次能有十几个人。这里是秋保町居民每年一次体检的场所之一。这里看不了什么病，村民有什么病会到这附近的私立医院就诊。在秋保地区采访期间，赶上过两次体检，一次是在马场村野口市民中心体育馆进行的马场村民的定期体检，另一次是在秋保综合支所医院进行的村民体检。秋保町还有仙台市政府投资兴建的福利中心。福利中心起名为“石南花苑”，归秋保综合支所管，是智障者的小型地域活动中心，服务对象主要是秋保町地区的居民，也接待其他地区的来访者。苑长角菊地龙雄介绍说：

来这里的人，早上来，晚上回去，一天交100日元，午餐300日元。以前自己是企业的技术员，退休以后，经人推荐，来这里当上了苑长，家住在仙台市内。这是秋保町唯一的一所纯福利设施。

在秋保町生活的村民的生活，与城市相差无几，村里有粪便处理中心，当地其称为绿色中心，真是名副其实的绿色中心，其建筑物不仅外形美观，而且室内设备先进。处理中心采用的是标准脱氮处理方式的处理设备，技术和方法很先进，特别注意防公害，除了确保不产生废气、噪音、恶臭的污染外，为了保证水质，采用了最先进的处理设施；考虑到了周围环境，在周围建立了绿化带，类似公园。村落的环境好，使得城里人都喜欢住在这里。秋保町一共有1400多户人家，其中有一些就是城里人。本人认识的一位东北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年轻老师，就住在秋保町长袋村大原村落。他讲：

之所以什么选择住在秋保町，是因为这里环境无污染，空气清新，水质也好，没有噪音，孩子上学也不成问题，附近有小学和中学。

秋保町的村落间，都到漂亮的柏油路，村村都是路村，国道穿过每个村落。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净水场，净水场多在路边，大一点的在山腰上。本人调查的马场村驿站的净水场就在山腰上，除了本村外，还负责给周边的野口和加泽村落供水。水源是山上的涌出来的泉水，经过净化处理，输送到农户家。滝原和野尻村落的净水场在村落入口的路边上，水源也是后面山上的泉水。仙台市民一般吃的都是市郊水库的水，其中一个水库本人亲自去过，水库又大，又漂亮宛如天然的湖泊，但是，再好也比不上这里山上的泉水好，而且是经过净化的山泉。村里都是被硬化的农道，修农道土地改良项目的配套工程。农道分“农免农道”、“广域农道”、“一般农道”以及“家乡农道”。“农免农道”是靠油品税的税金修建的。在日本购买油品一般都含税，但是用于农林渔业方面油品不需要纳税，然而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很难把握购买油品人的用途。所以，农民购买油品和其一般人一样，也含税，日本政府规定，把相当于那部分油品税的钱，用于修建农道。“广域农道”是指把散居在农村地区的农地视为一个“团地”，为了提高本地区的农产品的上市、加工等市场竞争力，而修的道路，资金来源为“广域营农团地”道路修建项目。“一般农道”是指都道府县，修建的农道网的主干农道。“家乡农道”是指1993年到2007年间，以地方债为财源的地方独立项目而修建的道路，是都道府县和市町村的发展项目。修好的农道由市町村管理。道路一般宽度为4米。我调查的秋保町农道遍布所辖范围，不仅如此，每个村落都有一个小公园，都有垃圾回收点，有商店，辖区还有邮局，还有公安局的派出所，有警察经常巡视。秋保町人口少，平时很宁静，村民在生活方面没有什么不方便，村里有医疗所，还有私人开的医院，还有企业办的养老院，村民有点小病，不出秋保町就能得到医治。在这里生活的老人很多，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不少，这个年龄的老人，在中国多由家人照顾，在这里，很多老人都是独居，一般不靠他人，村落有良好的生活保障体系，万一有急事，打个电话就有人帮助解决。本人观察，村民的良好的福祉以及政府周到的服务，是村民得以在村落安心生活的最大保障。

（四）村落仪式活动中的国家

秋保町的村落一年中很多仪式活动，仪式活动分集体的仪式活动和家庭为单位的仪式活动。集体仪式活动本人称为“公的仪式活动”；以家庭为单位的仪式活动，本人称为“私的仪式活动”。公的仪式活动中有纯粹的民间仪式活动，还有国家意识形态渗入的仪式活动。最典型的是正月期间的仪式活动，一进入12月，各家各户就开始准备过“正月”，村落的各种社会组织开始忙碌，青年团组织要替神社给各家各户送“神符”，中国人过年要贴对联，日本的农村人，过年要换神符。过去送神符的工作是由神社的神职人员做，现在是由秋保町各个村的青年团负责。各个村的青年团负责人，在每年的12月20日之前，去秋保神社领回本村各户的神符，在28日前把神符送到各户。神符每套收3100日元。神符的钱收好以后，要交到秋保神社，秋保神社留下一部分，其余的要交到伊势神宫，送神符是神社的重要收入。送的神符包括宫大麻年德神、山神宫、大年神、事代主神、五谷丰登神、大国主神、天照皇大神宫（伊势神宫）、天照大皇神和丰受大神的祈祷符以及秋保神社祈祷符。“正月”大扫除以后，要把神龛里的旧神符去下，换成新的，这是日本农村过“正月”的重要内容之一。送神符是日本神社本厅第3条规定的重要活动，送神符是神社必须做的事情。神社本厅要求神社通过发送神符活动，宣扬神社神道（国家神道），严格按规定进行神社祭祀活动，教化、培养氏子，发放本宗的伊势神宫的丰赞和神宫的大麻，培养神职人员，发行、发放宣传册的宣传活动，尊重男系继承、推进首相以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送神符已经不单纯是民间的祭祀活动，渗透了国家对国民的教化。除了正月期间的仪式活动，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干预外，代表政府的秋保综合支所的综合科每年的2月6日都要在二口附近的秋保接待中心的前面的空地上举办秋保雪节。秋保雪节是秋保综合支所为了振兴秋保、宣传秋保的一项大型活动，这项活动在仙台地区已经很有名气。每年在这个时候，都会来不少游客。在雪节上，可以坐雪橇、马橇和堆雪人，还有各种游戏和节目，在广场上还有风味小吃的摊位，可以品尝到本地的荞麦面条和猪肉汤。秋保综合支所是政府最基层的机构，其机构主要的为村民提供服务，除了冬天的雪节，秋天还举办秋保丰收节。每年的10月24日在秋保综合支所门前的广场，要举行秋保丰收节，特别像中国农村的庙会。在丰收节上，会表演当地的、被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秋保插秧舞。秋保插秧舞是境野村、长袋村、马场村插秧舞的统称，2009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在秋保町无论举办什么节庆活动，都少不了秋保插秧舞的展演。2010年10月24日秋保综合支所主办的“秋保祭”本人也参加了。参加活动的除了本地人外，还有一些商社。活动中，秋保地区的消防队的表演，汤元的插秧舞都很精彩。本人认识的很多人都来了，各种组织在此都大显身手，农业实践组合的成员，帮助秋保中学的学生们卖荞麦条，秋保町的小商贩们，联合起来搞促销活动，长泽把咖啡店搬到了会场上，小野和中野卖的是自产的蔬菜，秋保周围的工艺品工匠也来摆摊设点，真有点像国内农村的庙会。政府的亲民举措，拉近了与村民的关系。已经退休的佐藤，负责维持会场的秩序。他讲：

每年这个时候，秋保町综合支所都要在这里举办这样的活动，举办这样的活动的目的，一个是为了对外宣传秋保町，另一个是为了给当地人提供一个农产品销售和购买农机具的一个机会，还有一个是为本地村民提供一个娱乐交流的机会。这个活动的历史悠久。

这个活动在我看来，就是由政府组织的类似中国的庙会或者集市。其实现在的村民生产的农产品都有自己的销路，不愁卖不出去，买农机具也很方便，不用等到现在才买，这项活动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项传统的交流活动。本人觉得村落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四、结语

日本村落自治的历史，可以追述到江户时代，明治时期日本强化了中央集权制，村落自治有名无实；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在占领军的干预下，日本重新实行村落自治，重启了村落的“町内会”。日本社会从明治维新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所以学者，特别是外国学者，非常关注日本的村落自治。美国人类学家贝利在《地域社会的变迁——关于岩手県田野畑村的调查》一书中，探讨了地域自治体和上级行政单位如何保持良好关系的问题。美国人类学者多纳尔德．伍德在对日本秋田县大泻村[23]研究中，论述了国家控制分配制度下的社区的结构变化，他认为，国家的介入，削弱了社会团体的力量。

然而，本人调查的秋保町结论并非如此。在秋保町，太白区秋保综合支所代表国家；秋保町的各个村落的町内会代表村落自治。综合支所为村民提供的主要是政府服务和政策指导，町内会在政府的政策指导下，实施村落自治。町内会，既是村民可以依靠的、自己的社会组织，也是政府信赖的、可以传递政府声音的社会组织，町内会并没有游离于体制外，它是村民与国家都依靠的组织。总而言之，日本的地方自治即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与中国，有其独特性，它即有日本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日本地方自治是国家主导下的地方自治，国家一直在村落中存在，国家意识形态一直影响着村民。日本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加上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使日本社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农业结构性的问题，使村民不能全部依靠农业来维持生计，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有的偏远山区的农村，出现了农业家庭没有继承人的现象，农村的养老问题，日本政府面临着如何维系村落的问题。为了稳定农村社会，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加大对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和建设投入，力图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本人调查的马场村，虽然归属仙台市太白区管辖，但地处山区，是典型的稻作农业区，需要国家的扶持。一年多的调查，我看到，政府确实为村民做了很多实事。村民们不用出村就能办到出国所需要的护照，上各种保险，进行国民健康检查，领取国民年金，开证明、办理居民变动申请等。政府每年还开展各种活动，为村落振兴创造条件。国家在农村开办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市民活动中心，推进了养老院、智障者康复中心兴办，兴建了净水中心、粪便处理中心、农村公园、村道等福祉设施。健全、周到的服务缩小了城乡的差别，稳定了村民的生活。本人感觉，村落自治的主体虽然的町内会，村落自治的后盾是国家。国家和村落自治是个有机体，政府与町内会不是简单的上与下的关系，而是互相合作的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正在面临社会转型的困顿，如何治理农村，政府在农村治理中扮演什么角色，是目前中国学界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描述日本政府在村落自治中扮演的角色，旨在为中国社会讨论村落治理时，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视角。

注释：

[1]〔日〕鸟越皓之：《村落社会研究—来自田野的思考》，东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2007年版，第28页。

[2]〔日〕石川一三夫：《村落二重构造论的形成于发展——关于研究史的备忘录》，东京：《中京法学》2002年版37卷1.2号，第144页。

[3]〔日〕石川一三夫：《村落二重构造论的形成于发展——关于研究史的备忘录》，东京：《中京法学》2002年版37卷1.2号，第159页。

[4]〔日〕石川一三夫：《村落二重构造论的形成于发展——关于研究史的备忘录》，东京：《中京法学》2002年版37卷1.2号，第82页。

[5]〔日〕石川一三夫：《村落二重构造论的形成于发展——关于研究史的备忘录》，东京：《中京法学》2002年版37卷1.2号，第184页。

[6]〔日〕石川一三夫：《村落二重构造论的形成于发展——关于研究史的备忘录》，东京：《中京法学》2002年版37卷1．2号，第210页。

[7]〔日〕鸟越皓之：《村落社会研究——来自田野的思考》东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2007年版，第231页。

[8]〔日〕渡边洋三：『日本社会はどこへ行くー批判的考察ー』，岩波新書，1990年版，第187页。

[9]贩卖农户。指经营30公亩以上农田，农产品销售金额50万日元以上的农户。

[10]自给农户。指经营不到30公亩以上农田，农产品销售金额不到50万日元以上的农户。

[11]氏神。在日本指的是住在同一地区的人们共同祭祀神道的神。氏子指的是住在同一氏神区域，信仰其神的人们。现在

[12]氏神是镇守的同义语。祭祀氏神的神社为氏社。

[13]镇守神。守护特定的建筑物和一定区域的土地、被祭祀的神。现在多和氏神、产土神同义。祭祀镇守神的神社叫镇守社。

[14]山崎春成：『村の歴史』，东京：理論社，1956年版，第50页。

[15]江户时代名主、庄屋的别称。

[16]日本江户时代的村庄三吏之一。指当时处于郡代、代官之下，掌管村行政事务的庄屋（名主）、组头、百姓代三个村吏。

[17]地照。土地执照。日本明治政府于明治五年（1872）修改土地税时，确认地主、自耕农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证书。证书上记载着土地所有者的姓名、面积、米谷收成的数量、地价等。1889年废除。

[18]最下级武士。野尻以前是足轻村落。

[19]警察在村落的常设机构。

[20]町人。日本江户时代住在城市的手工业者和商人。

[21]农民。

[22]私塾学生，上私塾的孩子。

[23]大泻村是1957年至1964年日本政府在战后粮食短缺时代，为了扩大水稻种植面积，在秋田县地区填八郎泻湖造的“村”，是日本最大的人造“村”。该村是日本政府按照稻作模式建立的现代村落。但是，因为其本身没有文化传统，传统村落的社会结构很难建立起来，“村”的社会结构很脆弱，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因而有人说，大泻村与其说是“村”，不如说是农业工厂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