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排斥视角下农村老年人地位边缘化研究——基于山东J村撤村并居实践的考察

作者：雷望红  责任编辑：余孝东  信息来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7-11-03  浏览次数： 4937次

【摘　要】在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下，撤村并居成为地方政府改善村庄面貌的一项重要举措。山东J村的经验表明，在撤村并居实践过程中，老年人群体的利益和感受被忽视。撤村并居推动了乡村社会空间商品化、劳动力市场化和村庄阶层结构化的进程，导致老年人在社区转型中无力购买合适的居住空间，从而被排斥到小区的边缘空间。老年人来自于年轻人的社会支持减少，老年人群体内部之间的社会参与弱化，形成了老年人与年轻人、老年人同辈群体内部的交往区隔，最终导致老年人精神世界边缘化。政府在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尊重老年人的社会权益，注重维护老年人的精神世界，避免为老年人的生活世界树立生存藩篱。

【关键词】撤村并居；老年人；边缘地位；空间排斥；交往区隔

近十年来，全国各地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撤村并居、农民上楼运动，光鲜靓丽的小区取代了肮脏杂乱的老村，农民们的居住环境大为改善，农民们的幸福指数理应提高，尤其是老年人，他们在生命的末期赶上了享受改革的成果。但笔者在山东调研时发现，大量老年人在撤村并居以后，精神状况不佳，表现出孤独和苦闷，甚至出现了一些老年人自杀的情况。

学界有关撤村并居的研究，侧重于两个研究面向，一个是制度面向，周飞舟等从城镇化的视角去理解农民上楼现象，认为农村的社区化是农民被动参与城镇化的结果[1]。秦海燕从村民自治的角度去理解撤村并居后的农民生活状况与基层治理状况[2]。还有一些学者从具体的增减挂钩政策角度去理解撤村并居的发生[3-4]。另一个是问题面向，范成杰等敏锐地从农民居住空间的变化捕捉到农村代际关系变迁[5]，发现农民上楼加剧了有限空间中的代际张力，加深了父代对子代的依附关系。马良等分别探讨了社区城市融入的局限与农民市民化的问题[6-7]。另有人从过程角度反思撤村并居的问题，认为撤村并居过程中存在大量损害农民权益的现象[8]。

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国家或地方政府推行一系列政策，无意中忽视了老年群体的利益，但学界对此问题研究不足。李永萍分析了土地流转对于老人“以地养老”与养老境况的冲击[9]。在撤村并居已有的相关研究中，缺乏对于老年人的关注，只有部分学者关注到撤村并居带给老年人的成本和负担[5]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破坏所引发的致贫[2]。郑晓园在一篇回乡记中，用生动的案例呈现了一对老年夫妇在“农民上楼”运动中的真实处境与想法，提出了在城镇化背景下老人应该“如何老去”的时代命题[10]。老年人的生存境遇成为撤村并居政策研究中的盲点。

撤村并居是地方政府为了应对中央对地方盲目城市扩张限制的策略，通过农村土地腾挪的方式获得建设性用地。撤村并居不只是老村庄到新社区的空间平移，在空间转换的过程中，老年人的利益受到影响。本文立足于空间排斥的视角，以山东H县J村的调查为例，呈现政策实践和环境改变下老年人居住空间的边缘化，探讨空间排斥的内在机制及其后果。笔者于2016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在山东H县J村调研，主要采用无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搜集资料。

一、撤村并居与老年人居住空间的边缘化

随着我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一些地区的村庄通过撤村并居引导农民上楼。撤村并居不同于“村改居”，“村改居”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土地权益、债权债务、基层组织建设与管理，以及基层居民社保等关系[11]。撤村并居主要侧重于村庄物质形态上的改变。山东H县J村在2002年撤村并居前后，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村庄格局。

J村在2002年撤村并居以前，全村人口2800多人，700多户，全村老人576人。村庄原为12个小组，全部围绕村委会集中居住，各个小组之间并不完全独立，在居住上没有明确的界限，出现各组插花建房的情况，可以从他们的人情规则上反映出来。村庄以村委会为中心点确立居住空间的核心与边缘，此时空间位置的差序格局只具有纯粹的空间意义，是村庄发展自然形成的结果，不具有经济分化的属性。老人拥有独立的住宅，在儿子成婚后单独居住，相距儿子较近，方便彼此照应，老人在居住和生活上都具有明显的独立性，不论是从家庭内部还是村庄整体上看，老人的居住空间和社会地位都未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向。

1991年，某纸业集团到该村征地建厂，吸纳了本地剩余劳动力，村里“离土不离乡”的本地就业人口增多。2002年，J村计划自发进行小区建设，分批建设完成，至2010年完成46栋楼的建设，总建房1289套，其中老年房有123套，约占10%。房屋类型有将军楼（独幢楼房）、不同面积和高度的套间房、旧学校改造的老年房、车库房、仓库房等，村民分批入住。小区设施齐全，有老年人活动中心、门球场、文体中心、图书室、棋牌室、篮球场、广场、卫生室等。村庄原有的居住格局被彻底打破。J村新建小区的空间分布如图1。

图1　J村小区空间分布

注：1.小区中的公共娱乐空间集中了老年人活动中心、门球场、棋牌室、广场和卫生室，文体中心、图书室、篮球场分散在居住区内部，图中省略；2.此图为J村小区的实际图景的简化版，各类房屋的空间分布位置大致一致，楼栋数量简化。

在现代社会，空间已经被政治化了，因为它被纳入了各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战略中，将土地和住宅完全纳入交换和市场中，这是它的目的[12]。快速的城市化运动，推动了农村空间的市场化进程。J村新建小区要通过宅基地置换的方式换取新房，拆房后，村里给予一定的补贴，然后村民再按照市场价格向村里买房。小区的楼房没有电梯，一般是3~5层，房子的价格按照楼层的高低确定，楼层越低，价格越贵。价格的设置，主要是考虑到村民平地居住的习惯，由于一楼的房屋有限，村里则通过价格门槛进行购买限制。一般情况下，一楼的价格是五楼的两倍，由低到高，依次递减，大致可以根据楼层的高低判断村民的家庭经济状况。从表1老年人的居住分层可以看出，经济条件形塑了村庄的居住分层。在新小区，形成明显的空间分层规律，按当地人的说法，“钱多的买地上，钱少的买顶上”。

表1　J村小区中老年人的居住分层

村庄中的富人，居住在将军楼和楼房低层的套间中，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则只能居住在偏远、环境差的房屋中。小区中第三到第六等级的房屋属于低质量的房屋，多处于村庄的边缘，共有123套，全部售完，居住主体几乎全是村中的老人。按照两位老人居住一套房的比例计算，全村576位老人，共需238套住房。也就是说，村庄中一半以上的老人居住在小区的边缘空间中。小区中的边缘空间有两种类型：一是位置偏僻，第三、四等级的旧学校改装房和小二层老年房位于小区的最后面，与工厂相隔近，污染严重。二是环境恶劣，即使位置位于中心处，但环境不好，第五、六等级的车库房和仓库房是改装而成，房屋低矮，只有一个通间，没有厕所，多户共用一个水龙头，处于高楼的夹缝中。小区中低矮狭小的老年房与高大宽敞的楼房形成鲜明对比，成为村庄中的边缘空间。

二、老年人边缘空间的形成机制

空间的商品化伴随着市场和分工的发展而发展，当空间一旦被商品化以后，空间的获得随之与经济发生关联，由经济分层形塑空间的中心与边缘。J村在撤村并居以前，村民集中居住，以村委会为中心向外拓展，不存在由经济因素形塑的空间层级。撤村并居以后，土地与房屋的价值被重新塑造，空间的获得与经济能力和收入水平直接相关。在劳动力市场化的背景下，老人获得经济收入的能力有限，因此被挤压到低价空间中。而村庄利益结构的调整，进一步强化了老年人空间获得的弱势地位，导致老年人边缘空间的产生。

1.撤村并居与空间商品化

村庄撤村并居的动力来源于增减挂钩政策的推动作用。增减挂钩政策是通过盘活存量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解决城市化发展和工业化推进的用地不足，促进农民集中居住。增减挂钩政策一方面可以缓解土地对工业化推进和城市化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指标可以交易，激发了地方政府开展土地整治的积极性，从而催生了撤村并居、农民上楼等行动[4]。撤村并居通过拆除老村房屋，将村民全部集中到多层楼房中，再将农民腾出来的老宅基地复垦后抵扣新占地指标，并将多余的土地指标变卖出去，从而能够达到节约土地的目的。此处忽略撤村并居之于土地的政策意义，侧重于考察其社会意义。

在传统的农村社区，农民的居住空间具有社会属性和福利属性。村民对于居住空间的占有，不是依靠市场交换获得，而是通过社区成员身份而获得，居住格局呈现均质性，与经济实力无关。撤村并居是村庄空间的重新调整，原有空间格局全部被打破，村民丧失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农村土地在增减挂钩政策的运作下具有了商品的属性，可以用来买卖。建立于商品化土地之上的房屋，同样具有了商品属性，通过统规、统建、统售的方式，实现了乡村空间的商品化。村民要获得房屋的使用权，则需要市场交换的方式获得。

伴随着农民“上楼”，农民的居住空间被抛向了市场，居住空间具有了商品的属性[5]。市场关系是自由买卖关系，但由于农民居住空间的转化由政策主导，兼具社会与市场的双重属性。小区房屋的获得，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退出老宅宅基地，二是补足拆房补贴的差额，前者是社会条件，后者是经济条件。在撤村并居以前，J村早已实现普遍的父子分家，老人独居，大多数老人都拥有自己的独立住宅，因此退出宅基地问题不大。问题在于，若要继续单独居住，就必须花费一定数额的费用才能获得新房居住权，居住空间的获得与经济实力发生了勾连。农村家庭通过代际资源的传递实现了家庭的再生产，老年人的收入主要投入到为子女成家立业中，到老时手上基本无积蓄，无力为自己购买一套房屋居住。中国人具有养老的义务，按理说，老人年老时经济能力有限，子女应当为其支付购买新房的费用，现实则是，当地大多数年轻人以务工维生，月均收入3000~4000元，他们的收入水平勉强满足自己的购房需求和支付装修费用，甚至可能还需要老人为之补足差额部分，若再为老人买一套体面的住房，对于普通工薪家庭而言，几无可能。因此，老人的居住空间就成为一个问题。老年人购买新房的需求，是政策驱动下的超额需求，对他们而言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在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中，老年人的弱势地位被凸显出来。

2.土地归并与劳动力市场化

范成杰等曾指出，农民上楼在客观上起到了一种“抑制”分家的效果，代际居住空间受到了空前的挤压，原本容纳代际张力的空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有限空间中的刚性结构，代际关系丧失了回旋的缓冲地带[5]，代际之间的摩擦就会加剧。与年轻人居住，老人的精神压力特别大，J村一位老人讲，“与儿子媳妇住在一起，他们脸上不高兴，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因此，在进入小区后，老人们和年轻人都愿意继续分开居住。对于大多数一般家庭而言，老人必须优先满足子代的居住需求，然后再考虑自己的需求，老人要在小区中获得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需要依靠自身的劳动获得经济资本。

中国土地制度的特殊之处在于，通过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即使在劳动力市场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也能够确保老年人劳动的空间和余地，形成老年人的土地福利，以避免市场化对于老人的侵蚀，从而构筑了一套对老年劳动力的保护机制[13]。在撤村并居以前，J村中的年轻劳动力进入到附近的工厂上班，老年人则以种田维持安逸的老年生活。但村里为了推进小区建设，将土地全部收归集体，统一经营和管理。亨利·勒菲弗指出，对空间的集体占有和集体管理的先决条件是消灭土地所有制[12]。若不收回土地，还有农民种地，要放拖拉机、农具，农民就不会愿意住进干净的小区，村庄建设就会面临一系列障碍。因此，撤村并居必须与土地归并同时进行。土地归并以后，老年人丧失了来自于土地上的收入，为了购买房屋和保证未来的老年生活，他们不得不在有劳动能力时，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上寻找获利机会。

劳动力市场化是现代社会的要求，通过劳动力的社会分工完成专业化的生产。市场对劳动力的使用遵循效率原则，生产出一套关于劳动力的淘汰与更新机制。在市场经济的评价体系里，老人已经不算是完整的劳动力[9]。老年人由于其身体机能的限制，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天然的劣势，极易被市场淘汰。J村所在乡镇有一个劳务市场，每天有300~500人到此等待工作，找工作的主力是老人。但是，老人挣钱十分不易，一方面，他们只能干一些零碎的重苦力活，另一方面，他们年龄大，工作不好找，过了65岁，工头就不要他们了。相比之下，在机械化程度极高的华北平原，老人种地可以种到70多岁，老人对市场的依赖小，能够保持经济独立。土地集中之后，老年人依靠土地的保护机制瓦解，他们被驱逐到劳动力市场中，但由于劳动能力下降，劳动价值贬值，经济收入有限，难以形成足够的购房能力。

3.利益整合与村庄阶层结构化

虽然城市中尚未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但一个相当规模的底层阶级似乎正在形成，他们被精英们阻挡在幸福生活之外，而无法表达自身[12]。城市化的发展，将精英与穷人之间的对立导向乡村社会，强化了乡村社会的利益分层与阶层结构，形成富裕阶层对于贫弱阶层的经济排斥与空间争夺。

按照J村小区建设的规定，每户村民平等享受购房政策，先腾出宅基地，再购买房屋。村委会在规划设计时，将所有村民的住房需求都考虑在内，因此，房屋设计能够满足全村村民的居住需求。问题在于，一方面，由于村民多年形成平地居住的习惯，都愿意居住在带有院子的一楼，从而形成了一楼大宅院旺盛的需求，价格不断被推升，只有经济实力雄厚的家庭才有能力购买一楼大宅院。另一方面，一些村民在短期内并无能力购买楼房套间，房屋闲置成本高，村委会则放宽政策，规定只要腾让出宅基地，对新房购买数量不作要求。于是，就出现了有钱家庭购置数套房屋，然后转手高价倒卖的现象，而一些经济条件差的家庭，最初只能购置一套房子，到后来需要添置房屋时，只能花高价购买村内的二手房。老年人买不起高价房，只能买老年房。由于老年人对于老年房的需求旺盛，一间46m的小二层老年房从3.7万元涨到了8万元。

由此可以看到，小区建设通过经济分化形塑了空间分层，经济实力在购房能力中发挥作用，反过来又强化了经济分层，形成马太效应，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老人在这一过程中，是最大的利益受损者。由于老人住高楼不方便，而楼房一楼由于需求旺盛，价格不断被推升，老人们在面对高昂的价格时，只能止步于宽敞的套间房，选择到位置偏、环境差的老年房中居住。

4.小结

在撤村建居的推动下，小区空间被赋予了商品的属性，需要依靠经济能力才能获得相应的居住空间，老年人的弱势地位凸显出来。与此同时，土地归并将老年人推向劳动力市场，老年人一方面失去了来自于土地的收入，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竞争能力弱，劳动价值贬值，收入有限，从而缺乏足够的购房能力。整村推进村庄建设，村庄利益进行重新整合，实际上是重塑和强化了村庄中的经济分层，催生了马太效应，期望单独居住在平地空间中的老人，由于经济能力有限，无力购买宽敞的平地空间，只能选择居住到村庄中低价的边缘空间中（图1中居住区的阴影部分）。由此，新小区完成了对于老年人的空间排斥。

三、空间排斥下老年人的交往区隔

Henri将空间看作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认为它既包括物质的再生产，又包含社会关系、文化和哲学的再生产[14]。空间分为中心与边缘。边缘是理解与界划空间存在的一个基本参照，在界定、区分空间的同时，自身也在生产一种特殊的空间形式，即边缘空间[15]。边缘空间不完全是物质意义上的空间，还包括心理意义上的空间，后者是指由于他人在心理上的排斥、少有人涉足的空间。边缘空间始终是相对于中心地带而言的，只有中心才具有空间的话语权和定位权，作为远离中心的边缘便注定为一种被遗忘和被漠视的“他者”而存在[15]。边缘空间所生产的是交往区隔，生存于边缘空间的群体，会主动或被动地被区隔于核心交往群体之外，出现孤立状态。

社会交往是老年人寻求心理沟通和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老年人的社会交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社会网络、社会支持和社会参与[16]。农村老年人晚年在村庄中的社会网络关系，主要是年轻群体和同辈群体，社会支持和社会参与同样与这两个群体发生关联，老年人侧重于从年轻群体中获得社会支持，侧重于与同辈群体进行社会参与。在新建小区，由于商品化的空间形成对于低收入老年人的排斥，出现了老年人与年轻人、老年人群体内部之间的交往区隔。

1.老年人与年轻人生活世界的区隔

与老年人相关的年轻群体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老人的年轻子女，一部分是村庄中的年轻人。老年人与年轻人交往，所要获得的生活资源在两者身上存在差异。前者给予老年人基本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是基础性的社会支持，后者给予老年人日常交往中的简单交流和必要尊重，是补充性的社会支持。

J村老年人有独居的习惯，儿子们结婚后单独居住，老人们在儿子完婚后则独自居住，但老人的住宅离儿子的住宅不远，一般情况下是紧挨着的两套宅子，最多相隔几家，随时都可以到彼此的家中去，代际互动方便而频繁。在新建小区后，老人们由于继续保持独居的习惯，在经济能力有限的条件下，独自居住到小区中边远的老年房中。由于两代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变远，年轻人住在某栋楼上，老人住在某个偏僻的平房中，老人不方便爬楼，一般情况下不会主动到儿子的住处，只能等待儿子主动来看望老人，而年轻人以工作为主，顺便看望老人的机会减少。J村老人与子女见面的时间，从以前的每天见面到数天甚至半个月才见一面，相隔较近且孝顺的子女可能几天来看望一次，代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明显变少。

老年人与村内其他年轻人的交流也明显减少。在传统村庄，老年人与年轻人居住在同一空间中，两个群体之间可以充分互动，见面打招呼，串串门、聊聊天、互相赠送食物是常有的事情，老人能够感受到自我的社会性存在。进入小区之后，年轻人与老年人生活在不同的空间，年轻人住在楼上，老年人多居住在偏僻的平地空间，空间交往的距离加大。年轻人白天要在工厂上班，晚上要抓紧时间休息，老年人部分到劳务市场中寻找就业机会，部分在村庄中闲坐、转悠，晚上休息得非常早。两个群体之间的生活、生产都不在一个频道上，彼此之间见面打招呼的机会都减少了，失去频繁互动的平台和机会。

2.老年人群体内部日常交往的断裂

同辈群体支持是老年人晚年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的精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同辈群体。在乡村社会，同辈群体之间由于有着共同的时代经历与情感体验，在晚年进行互动时，有心心相惜之感。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维持相应的同辈支持有助于提高自身的晚年生活质量[17]。在村庄进行空间的全面调整之后，老年人的同辈群体被分化和切割，老年人群体内部的日常交往发生断裂。

一方面，老年人群体内部出现了交往的分层。在村内，经济条件较好且身体不错的老人，他们会发展自己的爱好，比如唱戏、练书法、吹二胡、打门球等，小区内的文体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图书室等公共空间主要是为他们而建的。经济条件一般的老人，若有劳动能力还要干活，偶尔会到棋牌室、乒乓球室去下棋、打球，大多数老人在有空时只会在家门口闲坐，他们没有经济实力参与高雅的娱乐活动。在日益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村民之间迅速实现了经济生活分层，通过物质消费体现出阶层地位和面子荣誉，在闲暇娱乐上出现了明显的分层[18]。不同经济层次的老年人形成独立的朋友圈与休闲方式，难以整合成为一个具有相同爱好的共同体，富有老人在公共空间中耍玩，贫穷老人更倾向于在边缘的私人空间中休息，前者不会出现在后者的居住空间中，后者也较少到公共娱乐场所玩耍，老年人之间的差异与界限变得鲜明，老人群体内部出现交往断裂。

另一方面，老年人原有的亲密圈子遭遇肢解。通过地缘关系和多年交往而建立起信任的亲密圈子，对于老年人贫乏的晚年意义重大。J村有一位老人讲，老年人幸福的四个条件是：老伴、老朋友、老屋和有钱。老朋友排在第二位，仅次于老伴，足以证明好朋友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但在新的小区，一方面由于居住被打乱，老年人的好朋友分散在各处，居住习惯发生变化，不便于到家中串门交流，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实力分化刺激了娱乐方式分化，“离间”了好友之间的关系，使得彼此之间的往来减少。

3.交往区隔与老年人的精神世界

老年人居住在小区的边缘空间中，由空间排斥产生了群际之间和群体内部的交往区隔。一是与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发生区隔，由于生产生活平台错位，居住在边缘空间中的老人与子女之间的日常看望减少，与社区中的年轻人之间的日常互动淡化；二是老年人群体内部发生交往断裂，由于经济分化引发的娱乐分化，空间变化带来的交往障碍，导致老年人之间的交往频道错位，边缘空间中的老人成为被忽视的群体。

在空间排斥和交往区隔下，老年人容易出现社会性死亡，进而引发精神死亡与身体死亡。社会性死亡是指个体与社会的关联弱化，不再参与社会交往，成为社区中可有可无的一分子，丧失生存的价值与意义。生活在小区边缘空间的老年人，与其他群体的互动减少，人情往来切断，精神生活空洞无趣，每天只能呆坐于门前打发时间。村民说，“老年人一无聊，心思非非，想得多了，就容易出问题”。村里有几个老人遇到一点事，没有人劝解，走到死胡同里，想不开，就通过喝药、上吊、跳楼等方式自杀了。去年J村就有3位老人自杀，年龄60~80岁不等。而此前，村里还未出现过1例老年人自杀的案例。这意味着，村庄转型后居住于边缘空间的老人，精神状态同样处于边缘状态。

四、城镇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未来

在城镇化的推动下，部分乡村社会通过撤村并居等运动，将村庄建设成为类似于城市小区一样的社区。在政策实践与社区转换的过程中，老年人的利益和感受被忽视。传统村庄向现代小区的转变，促使空间商品化、劳动力市场化和村庄分层结构化，将老年人席卷进市场化的大潮中。老年人由于处于生产能力弱化的阶段，无法面对市场化的冲击，最终被挤压到边缘空间。在边缘空间中，老人们逐渐成为被遗忘的一部分，一方面，他们与年轻人的世界相隔离，与整个社会的联系逐渐弱化，另一方面，老年人群体内部发生了交往分化，群体内部发生交往断裂，而老年人原有的亲密圈和由之形成的精神生活被打破，难以重新建立起来，老人的精神世界陷入匮乏。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老年人的物质照料问题逐步改善，但老年人的居住状态与精神状态却差强人意。老年人在空间上被排斥，在交往上被区隔，使得老年人们生活的心态消极，对于居住去处和死亡都抱有无所谓的态度，甚至出现了一些老人自杀的现象。政策的制定与实践涉及公共伦理，由于阶层利益要求不同，必须正确处理好各阶层的利益关系[19]。地方政府在推动撤村建居等村庄整体变迁的政策时，要考虑到村庄内部不同群体的利益，尤其是要注重以老人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需求与感受。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物质生存与精神生活问题。一方面，在出台撤村并居政策之前，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站在村庄主体的角度论证政策的合理性，尤其要考虑对于老年人的影响，避免大拆大建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在村庄发生剧烈变迁之后，政府和基层组织要及时介入，在政策上给予老年群体一定的扶持和关怀，保障老年人平等的居住权力，避免老年人居住空间和精神世界的边缘化。地方政府和村庄社会有责任为老年人的晚年世界，营造安享晚年的集体氛围，保持老年人之间原有的亲密圈子，使得老年人与不同群体能够充分互动，进行精神交流，从而避免由于政策实践与村庄变迁为老年人的生活世界树立一道道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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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当地人走人情，不是按照地缘关系建立人情关系，即不像中国许多农村以小组为单位，而是按照私人之间的交情进行人情的往来。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当地的小组界限和小组观念极为弱化。

（1）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实行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自2007年颁发《物权法》以后，农户的承包经营权被界定为“用益物权”，随后按照此理念进行土地确权工作，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虚化了集体的土地所有权，而强化了农民对土地的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