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纳、蠲免与赏赉——论明代国家权威在贵州土司属地的经济性表达

作者：周永健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二十一辑  发布时间：2017-09-21  浏览次数： 5776次

明王朝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土司制度，依俗而治。基于其羁縻的政治理念，对土司辖区的具体行政行为插手并不多，对土司土目亦以宽大、优待为怀。大一统的根本性政治诉求则表达为国家权威，抑或皇权必须被自土司至土民的整个土司社会完全接纳与敬畏，认同多元一体的中央王朝格局。国家权威则通过土司朝贡，土民输纳象征性赋税与方物等经济性手段予以自下而上地弥漫式表达。朱明王朝于物质性的奖惩、社会危机中的蠲免等施政形态中，居高临下地折射出国家权威在贵州土司属地的经济性表达。

一、朝贡

（一）常贡

明朝初年，“上以西南夷土官世居荒服，未尝躬朝阙下，诏命率所部酋长入朝。”[1]可见朱明王朝在开国之初，即已明确要求西南土司土官须定期入京朝贡觐见。在用兵云贵的军事行动中，明政府始终坚持上述原则，晓谕西南诸夷。洪武十四年（1382），遣内臣斋敕谕乌蒙、乌撒诸酋长曰：“朕历览群书，见西南诸夷自古及今莫不朝贡中国，以小事大，义所当然。朕受天命为天下主十有五年，而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建昌诸酋长犹桀骜不朝，朕已遣征南将军颍川侯、左副将军永昌侯、右副将军西平侯率大军往征。犹恐诸酋长未谅朕意，故复遣内臣往谕，如悔罪向义，当躬亲来朝，否则遣人入贡。摅尔诚疑（款），朕当罢兵，以安黎庶。尔其省之！”[2]洪武二十二年（1389），诏思州宣慰使田琛、播州宣慰使杨铿：“自今凡有朝命即行之，每季则遣人奏之。”[3]此番言论，足见明初中央政府期望藉着定期朝贡，重大事项申报等措施，强化对土司的掌控的良苦用心。朝贡无疑是明政府国家权威在西南诸民族地区的一种经济性表达方式，象征多于实际意义。

既然明政府希望西南少数民族头领以朝贡这一经济性的符号凸显中央王朝的权威，但凡有意诚服于阙下者，自然就会恪守宪制，朝贡以示归顺。洪武五年（1372），“播州宣慰使杨铿同知罗琛、播州总管何婴、蛮夷总管郑瑚等来朝，贡方物，纳元所授金牌、锻印、铜印、宣敕。……故元贵州宣慰使郑彦文及土官宣慰使霭翠、叔禹党、宣慰宋蒙古歹并男思忠等来朝，贡马及方物。……普定府女总管适尔及弟阿瓮等来朝，贡马。……龙番安府（抚）龙舜昌、龙世荣，方番安抚方德用，韦番安府（抚）韦胜祖，金石番安抚石良玉、文保大，新添安抚宋一怜真子仁贵来朝，贡马。”[4]明朝开国初年即出现了云贵土司纷纷觐见，朝贡以示归顺，认同国家权威的经济性表达方式。之后，凡新归化之土目，无不遵循旧制，朝贡帝京，诚服于国家权威之下，接受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万历十五年（1588），“贵州新归化上下二牌苗头阿保等六名，差头目袁文进贡马六匹。”[5]

朝廷在经济上对土司统治地区并无固定要求，或有贡无赋，或有贡赋而无定额。土司定期入朝进贡，表示服从朝廷领导，所辖之地为王土。平时可选派心腹向皇帝谢恩，接受朝廷赐封。贡品为当地土特产和稀有珍贵的物品。在政策设计上，中央王朝并不在乎充实国库这一问题，关键是国家权威，抑或皇权必须被民族地区的民众与头领接纳与敬畏。有明一代，土司朝贡的类型多样，常贡，也即定期朝贡以凸显国家权威是主体。以初明年间思南宣慰使田仁智，也即最早归附明政府的今贵州境内土司为例，除了洪武元年未见记载外，几乎是年年朝贡，并以此表达对新政权的忠心耿耿。

（二）袭替朝贡

土司袭替亦须朝贡，谢恩且表达忠诚于中央王朝，协理地方。洪武二年(1369)，“思州土官田弘正遣万户张思温贡马及方物。弘正，仁厚子也，是时仁厚卒，正来告哀，且请袭职。诏俟其服阙然后授之。”[6]在依程序正常接替思州宣慰使之职位后，田弘正即遣使进京，再次朝贡以谢皇恩。洪武七年（1374），“思州宣慰使田弘正，以袭职颁印，遣其弟弘道贡方物，上表谢恩。”[7]明朝初年，袭替通贡的土司必须亲自赶往都城，与有司接触并交纳贡物，就职后，则可遣心腹土目代为朝贡谢恩而不必亲至京畿。后来，特殊情况下接任者可不必亲临都城，在辖地直接袭替。但前提是必须派遣心腹，送达贡物，取得中央王朝的谅解与同意。弘治十年（1497），“命贵州土官应袭子孙免纳谷，就彼袭彼。从宣慰使宋然等奏也。”[8]似乎政策的变通，导致一些土司对中央王朝的不敬，抑或彼此情感维系的纽带断裂。对此忧心忡忡的一些具有远见的官员，再次提请最高当局，必须重归旧制，土司袭替必须亲临城，完成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仪式，以确保国家权威的至上性。

弘治十六年（1503），巡抚贵州都御史刘洪奏：“旧例贵州土官自宣慰使以下不拘职之大小皆至京承袭。自天顺以来始有就彼冠带袭职及照品级纳粟并免纳粟之例。缘兹荒服之外，惟宣慰使及府佐官职任颇崇袭替不废，其各长官司俱居深山，所统夷民多不过四五里，各正、副长官及随司办事土官，巡检百户贫穷者多无力纳粟。及拘近例，土官病故十年以外不准承袭。请自今土舍袭职，如系宣慰使同知及府同知、通判、推官照起送赴京例；如安抚及州同知、判官照纳粟免赴京例；其正、副长官及随司办事长官、巡检百户照通免纳粟赴京例。本布政司具奏，冠带，其年远无力纳粟未袭土舍，别无罪犯，俱许承袭。”[9]后来，此事继续发酵，一些官员再次就此问题向最高当局提示必须坚持旧制，让袭替土司必须进京朝贡，意在于觐见中让其体认皇权，忠于朝廷，通过经济性手段塑造国家权威。嘉靖十五年（1536），巡按贵州御史王杏条陈地方事宜：“土官赴京袭替，祖宗旧制。顷开入粟冠带之例，大伤国体，乞申嘉靖九年事例禁之。”[10]万历十年（1582），“诏告天下……以后土官袭替，俱令照旧赴京，或地方有事，或贫寒不能赴京者，具告该管抚按衙门查明代奏，就彼袭替。”[11]

（三）其他朝贡

谢恩朝贡则是一种土司向中央王朝表达忠诚，笼络感情，敬畏国家权威的手段。所以，只要中央王朝的一些施政措施于土司土民有利，抑或以国家的力量为土司办了好事，受惠于土民，土司即会遣人朝贡谢恩。洪武二十年（1388），“思南宣慰使田大雅来朝，贡马及水银，谢恩，以受诏移其治所于镇远故也。”[12]洪武二十一年（1388），“贵州宣慰使霭翠以蠲其逋租，上表谢恩，贡马。”[13]洪武二十七年（1394），“贵州宣慰使司安的遣使贡马十二匹。先是，建昌卫乱，上以安的固守疆境，遣使，赏劳之，故安的献马谢恩。”[14]洪武三十一年（1397），“思州宣慰使田琛母杨氏，以其子琛得罪见释，来谢恩，贡马。”[15]

万圣（寿）节朝贡，则似乎土司向皇明帝王祝贺送礼的性质，而本质依然是对国家权威的认同。嘉靖九年（1530），“贵州宣慰使安万铨、宋储遣舍把安儒、宋绘等进马来贺万寿节。”[16]此种性质的朝贡，亦出现在皇帝登基、册立东宫、皇室丧事及新年到来等特殊的时刻。万历元年(1573)，“四川播州宣慰使应袭土舍杨应龙差人献马匹贺上登极。”[17]弘治六年（1493），“贵州宣慰使司土官宣慰使安贵荣遣土舍人等进马，贺册立东宫。”[18]洪武十六年（1383），“思南宣慰使田大雅、广西龙州知州赵帖坚以孝慈皇后丧上慰表，贡马及方物。”[19]永乐十三年（1415），“贵州金筑安抚司程番、方番、上马桥、卢番、涎番、小龙番、卧龙番、大龙番、韦番、小程番、金石番、罗番、卢山、木瓜、大华、麻响十六长官司，……贵州养搬坑长官蔡承郎，各遣人贡马，贺明年正旦。”[20]

如此看来，西南土司朝贡明代中央王朝的频率是非常高的了，土司通过这一经济性表达方式体认国家权威的机会多矣！土司赴京朝贡，所经之地乃儒家文化发达、经济富庶之区，凡耳闻目睹之物，都是西南山区之未见者。觐见朝贡时，受到国家礼仪的接待和中原物品的赏赐；同时，土司也要进贡当地的土特产，亦使封建帝王知道国家的地大物博，客观上既有利于跨民族间的物态文化交流，亦有利于中央王朝国家权威的深层次渗透与吸纳。[21]当然有利于我国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形成。

二、输纳方物与赋税

（一）采办地方特产

明朝中央政府在土司辖区采办地方特产，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统治者大兴土木以及奢侈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亦通过土司按需输纳方物的形式，凸显中央与地方，皇权与土司治权之间的层级关系。这同样是明政府国家权威在土司辖区的经济性到达方式。永乐十三年（11415），“贵州布政司右布政谯蒋廷瓒率所属宣慰使、府、州、县官并头目、耆民来朝，贡马百匹、黄蜡千斤、水银四百三十斤、朱砂三十五斤。”[22]宣德元年（1426），“贵州宣慰使安中遣巴（把）事王志彬等进马及金银器皿等物。”[23]贡品为当地土特产和稀有珍贵的物品。铜仁地区境内土司进贡的物品通常是马匹、糯米、茶叶、甜瓜、棕扇、雄黄、香木楠、棕丝斗笠、朱砂、水银、生漆、药材、蜜蜡等方物。[24]

正因为贡献方物一是一种凸显国家权威的经济性表达手段，因此，但凡出现土司辖区因备办方物出现特殊困难时，地方督抚中具有远见卓识和忧患意识的政治精英就会呼吁中央王朝暂停收纳，或者更改既有的政策，调适不合理的规定，以缓和、调整政府与土司属地民众之间的关系。正统二年（1437），贵州按察使应履平建言：“臣所辖思州、镇远等处，已有额办黄蜡一千五百六十余斤，今又派黄白蜡于黎平、乌罗等府买办。夷民家无甔石，衣不掩胫，额办粮马已为重难，加派重买，力何能胜。乞为停免。”[25]正德十五年（1519），户部言；“贵州养龙坑长官司岁解茶课不过十余斤，而万里劳费，请自今年三年一解。”[26]

一些土司为了表达忠心，也会通过提供中央王朝急需之物质，也即通过这一经济性手段博取明王朝高层统治者的欢心。万历十三年（1586），“四川宣慰使杨应龙遣长官何邦卿等来朝，贡马三十匹。……时应龙又以开采献巨材六十。”[27]万历二十四年（1596），“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子杨朝栋各进大木二十根，以备大工之用。”[28]

（二）征调赋税

明朝初年，对西南土司地区仅仅是征收象征性的赋税，高层并不在意税入多少，主张“所有田税随其所入，不必复为定额以征其赋。”意在以此种经济性的手段体现中央王朝的国家权威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落地生根，进行渐进式的王化教育。洪武七年（1374），中书省奏：“播州宣慰使司土地既入版图，即同王民，当收其贡赋。请令自洪武四年为始，每岁纳粮二千五百石以为军储，贵州、金筑、程番等十四长官，每岁纳粮二百七十三石，著为令。兼（疑脱：定额）其所有自实田赋，并请征之。”朱元璋则认为，“播州，西南夷之地，自昔皆入版图，供贡赋，但当以静治之，苟或扰之，非其性矣！朕临天下，彼率先来归，所有田税随其所入，不必复为定额以征其赋。”[29]

但是，随着政权的巩固，国库支出的攀升，加之西南土司对中央王朝国家权威认可度的稳定，对西南土司辖区的赋税亦逐渐走上核定限额的轨道，但输纳标准依然较低，依然将之作为一种宣示国家权威的象征符号而已。洪武十七年（1384），“改乌撒、乌蒙、芒部为军民府，而定其赋税。乌撒岁输二万石、毡衫一千五百领，乌蒙、东川、芒部皆岁输粮八千石、毡衫八百领。”[30]万历三十一年（1603），户部据贵州巡按毕三才奏：“纳款苗夷共四千八百七十户，男妇共一万六千七百六十名口，认纳秋粮三百零二石二斗二升八合，内二十三石六斗三升八合，每石折银五两，共折银一百一十八两一钱九分，马馆银二百零三两七钱二分，俱以三十年为始，照数征收。”[31]中央政府亦以是否遵例输纳赋税，作为考评土司是否服从于中央国家权威的标志之一。万历十一年（1583），“赐西山阳洞长官司酋长韦昌金冠带。先是属贵州黎平府，正统间叛，今昌金率众来归，复赐之，待三年后果能输纳粮差，准与承袭祖职。”[32]

当然，对于土司辖区征税赋役，也仅仅是象征国家权威通行土司地区的经济性表达方式而已，一旦土民遭遇灾荒，或者土司有意逃避，中央政府似乎都予以宽大处理，要么蠲免，要么不予追究。洪武二十一年（1388），户部奏：“‘贵州宣慰使霭翠、金筑安抚使密定所属租税累岁逋负，蛮人恃其顽险不服输送，请遣使督之。’上曰：‘蛮人僻远，其知畏朝廷纳赋税，是能遵声教矣！其逋负，岂故为耶？必其岁收有水旱之灾，故不能及时输纳耳。（其）所逋租，悉行蠲免。今宜定其常数，务从宽减。’”[33]洪武二十六年（1393），户部奏：“‘贵州宣慰使司安的言：水东所统异种蛮语言不通，虽乘纳租赋而近年逋负益多，逃徙邻境无从征纳。西平侯沐春亦言：水西土官霭翠所纳税粮八万石连年递减至二万石，然亦不能供也。’上曰：‘夷之人，其性无常，不可以中国治之，但羁縻之足矣！其贡赋之负者悉免征，逃徙者招谕复业。’”[34]

但是，如果既不缴纳赋税，还伴之以对抗性的军事行为，明政府则会予以坚决镇压。永乐六年（1408），贵州宣慰使宋斌奏：“所属谷劳、王石等寨蛮民不供赋税，连结蛮首宋阿袄等为乱。敕镇守贵州镇远侯顾成率兵剿之。”[35]宣德二年（1427），贵州总兵官都督肖授奏：“水西宣慰司头目阿闭妨宜聚众为恶，不服输税，其党八千余人横杀土兵，占据山箐，招抚不从，其地与普定卫西堡长官司蛮贼阿骨、阿哈地方相连，恐互相纠结，为害不细，请调官军、土兵合势剿除。”[36]明帝则主张先行抚谕，如再不服，调兵未晚。

三、例外输纳

（一）备办特需

在明初的西南军事政府行动中，中央王朝常常就土司之民筹集军饷，以救燃眉之急。洪武十五年（1382），在征服云南之役中，为了就近解决军队的粮饷问题，朱元璋要求，“若乌撒立卫，则令乌撒之民给之。或七星关，或乌蒙，或芒部立一卫，各俾本土之民给之。自永宁以南至七星关，中为一卫，令禄照、羿子等蛮给之。”[37]当时，为了平定乌撒土著的变乱，亦明确要求前线指挥官，“乌撒、东川、芒部之地，亦皆治之，仍召其土酋，令谕其民丁各输粮一石赡军。”[38]景泰元年（1450），“贵州安顺州土官同知阿宠出米一百五十石助军饷，降敕褒奖之。”[39]进而，“升贵州安顺州土官知州阿宠散官，朝列大夫，以其输银给边饷故也。”[40]因军事需要而产生的特需输纳，就其本质而言，同样是属于国家权威在西南土司辖区的经济性表达方式，同样有助于土司土民对朱明王朝新政权的认同。

在具体的特需输纳中，中央政府也会给当地土司土民一定的经济补偿，而非完全无偿征调。此种情形有明一代，尤其是在贵州土司辖地征调军马以备战争的特需输纳问题上，大体上坚持给马值以求输纳的持续性、稳定性。洪武三十九年（1396），“命给钞价（赏）水西、金筑、乌蒙马直（值）。初，大军征云南，命水西、金筑、乌蒙出，马以给军用，水西马一千余匹，金筑安抚司及乌蒙军民府马各五百匹。至是，命给钞赏之，匹二十锭，凡给四万余锭。”[41]当然，无论是朝贡，还是贡献方物，中央政府都会给予赏赐，乃至给还采购马匹的资金。此种措施，一方面意在体现中央政府的宽宏与仁爱之心，另一方面，同样是一种国家权威的经济性表达方式，以此宣示此为近乎政府采购的行为。

（二）输纳免罪

土司获罪也允许按土俗缴纳粮食免罪，输纳免罪，一方面体现了中央政府为了稳定西南土司地区的社会政治，进行依俗而治的政策灵活性；另一方面依然属于国家权威的经济性表达方式，表明土司必须遵守国家的法纪纲常。成化二十二年（1486），贵州铜仁府大万山土官长官杨显祖犯法，奏乞纳马赎罪，以图自新。下都察院议，“以化外人犯法者，并依律拟断，今显祖所奏乃近例也，难擅处治，命许之。”[42]正德年间，程番宣慰使安贵荣一直试图控制被水东土司宋然掌控的陈河等十二马头地方，身兼贵州宣慰使头衔的水东土司宋然在上述区域贪淫科害，激变苗民阿杂等，安贵荣岁乘机唆使阿杂变乱。正德八年（1513），明政府在平息阿杂之乱后，在分清曲直后，对涉事各方予以处置。判定水东土司宋然“坐斩”。宋然陈情，“然奏世受爵土，因贵荣图并所管地，诱贼令反，今贵荣止削衔而身坐重僻，乞分释。”有司将其陈情下都察院议，最后决定：“然本远夷，难尽以中国之法治之，且阿杂之乱虽然所激，而贵荣乘机扇惑，厥罪亦钧，然宜从未减，依土俗量纳米谷赎罪，仍革去冠带为民，庶情法两尽。诏如议。”[43]对宋然的处置最终是依土俗纳米谷赎罪。嘉靖三十六年（1557），采木工部右侍郎刘伯跃条陈大工事宜：“土夷罪可矜疑者，量其轻重定拟纳赎合式木植及应免罪。”工部议复，从之。[44]当然，此为明政府依俗而治的土司辖地治理策略，而绝非收取更多的米谷那样的简单。其根本用意，一者展示中央王朝的绝对权威，亦以此表明对土司地区的管理之宽厚仁慈的羁縻策略。

随着历史的演变，中央王朝的特需发生了质的改变。因此，体现统治策略的“依土俗量纳米谷赎罪”，逐渐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亦会让土司对中央王朝渐失敬畏之心了。到了明代晚期，此种政策则进一步演化为输纳银两免罪了。万历二十三年（1595），贵州督抚邢玠等勘问播州土司杨应龙罪状，并向中央政府提出了处置意见：“照昔年安□（国）亨例，令其偿银赎罪，革职为民。伊子杨朝栋姑以土舍署印管事，候善后四事与赎银完日，方许次子杨可栋放回。”在兵部将此处理方案再次提交后，“上曲意从之。”[45]此种制度，由最初的行之有效的少数民族治理方案演变成藉此充实国库的权宜之计，由收取米谷改为收取银两，可以读出明王朝国运之盛衰演变；但以此作为国家权威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展示这一根本意图，则是贯穿始终的。

但是，对于滥用此项制度，藐视中央与国家权威的行为，则会予以惩处。弘治十四年（1501），贵州镇守太监杨友奏：“普安州夷父米鲁等已听抚谕，送出原获官马四十匹，其原杀死军官人命，约十月大兵不至，当如土俗出财物陪赏。”兵部议谓：“夷情谲诈难信，方其率兵拒杀，官军不即兴师问罪，反效夷俗责偿，是长寇奸而损国威，非计也。且杨友先尝请兵征剿，及米鲁欲降，又独奏以为己功，当治其罪，请下总制官王轼等议处其宜以闻之。”从之。[46]

四、蠲免

（一）灾荒与社会危机中的蠲免

中央政府在灾荒之年体恤土民，也反映土司与中央王朝的良好关系。虽然明政府只是在土司辖区收取象征性的赋税以凸显中央王朝的统治权威与国家一统的政治诉求，但一旦土司属地出现自然灾害，亦会毫不犹豫地蠲免这些象征性的经济利益。明太祖处置土司逋赋之辞，更觉太祖之意并不在乎赋税钱粮之多寡，倒是百般体恤土司完纳赋税之艰难。足佐证太祖经治贵州的方略从不在乎税收的多寡，而在于收服土司之心，收服土司之心则完全是为了确保赴滇驿道的畅通。[47]永乐四年（1406），四川成都等府及贵、播二宣慰司，酉阳、永宁二宣抚司奏：“官民田荒芜二千六百七十余顷，乞蠲其租赋。”上谕户部臣曰：“田土荒芜皆缘人民雕耗所致，若复征其租赋，则雕耗愈多矣，可并其岁额除之。但人民蕃息，则土地自辟，赋税自充矣。”[48]正统四年（1439），贵州布政司言：“所属镇远等府、普安等州，并金筑安抚司诸种苗蛮，不能买卖生理，户口食盐无从班纳，乞赐免征。”从之。[49]正统八年（1443），巡按贵州监察御史杨刚奏：“镇远、金容诸长官司，六月以来，山鼠食伤田禾，捕逐不灭，租税无所出。”上命户部复实蠲之。[50]

一旦土司地区民生凋敝，社会经济萧条时，明政府亦会蠲免其赋税，以蠲免作为经济杠杆调节社会矛盾。正统四年（1439），贵州布政司奏言：“所属镇远等府、普安等州，并金筑安抚司诸种苗蛮，不能买卖生理，户口食盐钞无从办纳、乞赐免征。”从之。[51]

民变等社会危机发生时，作为补救措施，在土司辖区实行大赦蠲免，以纾民情，缓和社会矛盾。天顺八年（1464），贵州等处民变生发，明政府因新君即位，大赦天下，诏曰：“多因官司采买物件，守令不得其人，以致饥寒追（迫）身，不得已而啸聚为盗，情犯虽重，诏书到日有能悔自散者，悉宥其罪，听从复业本分生理，所在官司加意优恤，勿究前非；户下拖欠税粮等项，皆蠲免，仍免杂泛、差役三年。”[52]更多的是兵燹后的蠲免，以体恤民情，与民休养生息。景泰元年（1450），贵州思印江并苗民蛮夷三长官司奏：“去年屡被苗贼杀害，人民不能耕种，应纳秋粮、水银、黄蜡等课，俱乞优免。”诏户部移文所司覈实，除之。[53]景泰六年（1456），户部奏：“贵州黎平府龙里蛮夷长官司，因苗贼攻破城寨，烧劫仓粮，人民流散。今招抚渐回，人力罢弊，所负景泰四年至今年秋粮二百六十九石有余，宜移文巡抚左副都御使蒋琳复实停免，流移者亦令招抚复业。若虽被贼围不曾抢劫者，令如数征纳。”从之。[54]

（二）优待蠲免

军事活动中，亦推行蠲免随征土兵税粮，以鼓励土兵奋战的措施。景泰元年(1450)，巡按湖广监察御史侯爵奏：“近见苗蛮累被黎平府土兵杀败，及沅、靖二州夷丁洞民俱饶勇惯战，已编成甲队操守地方。乞量免其税粮，俾奋勇杀贼。”事下户部，请行湖广、贵州二布政司，量免二年租税。从之。[55]

对于新归化的少数民族族群，亦实行蠲免赋税笼络之的策略。永乐三年（1405)，“指挥丁能、杜福等抚谕四川亚坚等十一寨生苗，百三十六户向化。认纳黑铅、洞布，且各遣其土酋来朝。上以生苗叛服不常，命悉隶酉阳宣抚司管属，免其赋役，其自愿纳黑铅、洞布者皆免。”[56]

减免贡赋以示优渥。嘉靖十年（1531），“诏免凯里安抚司贡马七年。时贵州抚按以凯里新土官苗夷初附请止，令岁进表文，免其贡马，以示柔远之德。上乃暂免。令七年后如例通贡。”[57]

甚至土司欠租赋，也可以从轻发落，直接蠲免之。贵州宣慰司和金筑安抚司就曾多次享受这一优遇。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奏：‘贵州宣慰使霭翠、金筑安抚使密定所属，租税累岁逋负。蛮人恃其顽险不服输送，请遣使督之。’上曰：‘蛮人避远，其知畏朝廷，纳赋税，是能遵声教矣！其逋负，岂故为耶？必其岁收有水旱之灾，故不能及时输纳耳。其所逋租，悉行蠲免。今宜定其常数，务从宽减。’于是，户部奏定其岁输之数。以洪武十九年为始，霭翠岁输三万石，密定岁输三千石。从之。”[58]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户部奏：“‘湖广、江西、广东先因叛寇窃发其府、县，经剽掠者，民散地荒，租税逋负。及四川、贵州、芒部、马湖土官积年所欠粮亦多。’诏皆免之。”[59]在中央政府免除土司拖欠物质后，地方督抚若继续私下收取，则被三令五申，紧急叫停。洪武二十八年（1395），户部尚书郁新言：“近乌撒、乌蒙、芒部、东川岁赋毡衫不如数，已诏免征，今有司仍复征之，有乖德意，宜加申明。……”上皆从其言。[60]

五、赏赐与惩戒

（一）赏赉以昭示皇权至上

赐予土司土目赏赉，同样可以让其体认国家权威。朝廷接受土司进贡后，一般也要向土司回赠和赏赐一些物品，以示皇恩浩荡，有时皇上还要亲自表扬嘉勉几句。洪武十六年（1383），乌撒、乌蒙、东川、芒部诸部土酋百二十人来朝，贡方物。“诏各授以官，授朝服、冠带、锦绮、钞锭有差，其女酋则加赐珠翠首饰。”[61]宣德元年（1426），贵州宣慰使安中遣把事王志彬等进马及金银器皿等物。在其返回时，“赐贵州宣慰司把事王志彬、阿吕等钞、彩币表里、金织袭衣有差，别给钞酬其马直（值）。”[62]万历三十八年（1610），贵州宣慰使司安尧臣差长官蔡应富等以四马进贺万寿圣节。“赐钞、锭、彩、缎如例。”[63]

但赏赐不违例，才能体现国家权威的严肃性、庄重性。嘉靖八年（1530），贵州土官宣慰使安万铨“求钑花金带、彩色品服，礼部议例有带无服，诏如例给之。”[64]正德二年（1507），升播州宣慰使杨斌为四川按察使，仍莅宣慰事。“旧制，土官有功惟赐衣带或旌赏部下，无列街（衔）方面者，斌狡横不受两司节制，讽安抚罗忠等上屡平普安蛮贼功，阴重赂瑾，故有是命。后数年卒，致友爱凯离之乱。”[65]万历十五年（1587）。工部复：“宣威杨应龙地方进献大木七十根，内多美材，先经赏赐飞鱼彩段，加升职级亦云候矣。乃复比例陈乞委属过求，所引伊祖杨斌得赐蟒衣，原系克服叛苗，出自朝廷特恩，未可为例。”上以应龙既赏过，升都指挥使职衔，仍给诰命。[66]

很多时候，赏赉亦被作为奖惩手段，特别赏赐以示恩宠。洪武九年（1376），播州宣慰使杨铿率其属张坤、赵简来朝，贡马。“赐赉甚厚。上谕之曰：‘尔先世世笃忠贞，故使子孙代有爵土。然继世非难，保业为难，则志不可骄，欲不可纵，志骄则失众，欲纵则灭身。尔能益励忠勤，永坚臣节，则可保世禄于永久矣。’”[67]洪武九年（1376），播州宣慰使杨铿辞归，“复赐绮、帛各十四匹。”[68]嘉靖五年（1526)，贵州土官汪誉奏献楠樟大木，“请给服色诰命。上嘉其劳，特许之。”[69]嘉靖十三年（1534），贵州土官宣慰使安万铨，“自陈功伐，乞蟒衣升级。赐敕下礼部复言：‘安万铨顷年颇效勤劳，所部安静，宜加恩以慰土人之心。’”上命赐以应得服色二表里。[70]

（二）惩戒以彰显国家权威

缩减赏赐则可以表示惩戒。针对部分土司轻慢朝廷的情况，主政贵州的地方官提议，确立明确规章制度，缩减与土司往还中的馈遗宴会费用，而在中央王朝与土司之间树立信用与清廉之关系，以强化对土司的控制。也就是凭借道义的高地与国家权威，而非经济性手段治理土司。嘉靖四十四年（1566）。巡抚贵州御史郜尧光先条议地方事宜：“夷性至诈而可以信孚，夷性至贪而可以廉感，请申明赏功罪罚之条，罢减馈遗宴会之费，使法度纪纲翕然振举，则狼子野心可不烦兵而服。”所司议复，俱从之。[71]宣德元年（1426），皇上初登宝位，天下文武官皆贺正旦，而湖广及贵州安顺州土官同知阿宠等三十余人后而至，请罪之。上曰：“天寒道远，南人尤多艰难，不必罪。”震又言；“朝觐，官例应给路费钞，其后至者不应给。”上曰：“既至矣，俱给之。”[72]

虽然，在土司朝贡问题上，中央王朝对于不按时入京城朝贡者既往不咎，但是，因此而缩减既定赏赉标准，以示惩戒的则是主流。正德十六年（1521），乌撒军民府遣使贡马，“以其过期，止给半赏。”[73]万历元年（1573），“以贵州宣慰使司庆贺违限，减半给赏。布政使司官失于简正，各夺俸一月。”[74]

惩处输纳违例，彰显国家权威。补交拖欠以惩戒不法土目，正德十三年（1518），贵州巡按御史邹文盛等，“上芒部强贼陈聪罪状。……各土舍骄纵不法者量为戒饬；累年拖欠粮、马定与则例令即充纳。”[75]对输纳物质进行质量监督，促进土司遵纪守法。正统十二年（1447），礼部奏：“各处土官衙门发进马存留给军，今贵州等布政司土官每岁故将矮小老弱马呈送给军，以致瘦损倒死，令军买补，宜通行禁约，今后务要拣选进贡。待积有二千余匹，镇守总兵官会同三司办验毛齿等第，具奏给军。”从之。[76]

惩处愆期行为。弘治五年（1492），四川乌蒙军民府土官知府禄溥及乌撒军民府土官知府安得遣舍人朝觐，“后期始至。礼部请从减例给赏，从之。”[77]万历四十九年（1612），“贵州宣慰司舍人宋一润等庆贺愆期，廷臣请加罚治，下所司议。”[78]万历四十一年（1613），贵州宣慰使安尧臣，冠带把总宋师相各庆贺圣寿，逾期。行布政司申饬。[79]洪武十七年（1384），礼部尚书赵瑁言，四川金筑安抚司进贺表笺，过期方至，事涉不敬，请罪之。上曰：“蛮夷之日跋涉险远，是以过期，若即罪之，非所以示柔远人之道也。”[80]弘治十三年（1500），四川乌撒军民府安得遣小土官沙也等以岁例来贡。礼部以沙也等过期始至，请如例减赏赐之半。从之。[81]

奖励按时输纳。嘉靖三年（1524），兵部复：“巡按贵州御史陈克宅议苗情，以弭边患五事：……其二谓土官职级，俱系祖宗旧制，而善恶未别，难以激劝，乞行抚按官察其粮马早完，盗贼不行者以礼奖劝，或误事害人，盗贼不省者，量戒洽以警之。”[82]诏议行之。

六、结语

洪武九年（1376），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觐，贡马及方物。“上谕之曰：‘汝在西南，远来朝贡，其意甚勤。朕以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归，善抚之，使各安其生，则汝可长享富贵。夫礼莫大于敬上，德莫盛于爱下，能敬能爱，人臣之道也。’”[83]明朝认为土司土官身为朝廷之命官，必须赴京城朝贡，以表示臣服中央王朝；向国家输纳赋税、贡献方物，表明土司属地乃朱明王朝之版籍。围绕国家权威被土司认可与否而实行的奖励与惩戒措施，实则是天下一统之政治诉求的更深层次的体现。输纳、蠲免与赏赉实则是明政府中央政权之国家权威在土司属地的经济性表达，制度设计之初衷意在培养土司的忠君思想和国家观念。以此为轴心，探究明代中央政府与贵州境内土司之政治关系，不失为一较好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