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民风牵引的农村文化实践变迁与效应

作者：袁明宝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重庆社会科学》  发布时间：2017-07-03  浏览次数： 4120次

【摘　要】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社会中的文化实践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婚姻仪式的现代化、丧葬礼仪的取消以及农民生育观念的理性化和人生任务观念的具体化。农村文化实践的变迁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后果，使得农民在市场化背景下只具有现世感，而缺失了历史感和未来感，农民的生命意义系统也不断弱化，进而带来了农村社会在秩序整合上的困境。

【关键词】农村文化实践；婚丧礼仪；生育观念

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凡是与精神文化相关的部分都属于文化实践。文化实践是承载文化的唯一主体和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人们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而农村文化实践则是对农村文化的具体表达和呈现，农村文化实践形式主要包含农村社会中的婚丧礼仪、农民的生育观念和人生任务观念等。随着市场化、现代性等因素的进入，农村社会中的文化实践形式在近十年来发生了巨大变迁，而形式的变化最终导致农村文化价值的变迁。具体来说，农村文化实践在市场和国家力量的推动下，呈现出异化和具体化的样态，如结婚仪式的现代化、丧葬仪式的取消以及生育观念上的理性化等，并对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农民的生命意义系统造成了巨大冲击。农民的生命意义主要是指农民在村庄生活过程中所建构的对生活和生命超越性的想象和期待，如农民可以通过子孙繁衍而获取对生命未来感的体验等。因此，传统文化实践形式的变迁最终导致农民生命意义系统的衰弱，农民逐渐丧失对未来生命的想象和预期，农民传统的安身立命的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瓦解[1]。

一、婚礼仪式的现代化

在我国传统社会，通过举办仪式才把“确立个人关系的婚姻弄成了一件热热闹闹的社会举动”[2]。在这种意义上，婚礼仪式的举行不仅是向社会宣布婚姻的合法性，更是新婚者在村庄中成立新家庭的开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农村社会形成了一套独有的婚礼仪式和程序，它不仅是我国传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被农村社会普遍认可的地方性规范，“婚礼者，礼之本业”正可以说明婚礼的重要性。“远在战国至汉初儒家礼制的典籍《仪礼》和《礼记》的有关篇章中，业已规定了缔结婚姻的六道程序：纳采、问名、纳吉、纳微、请期和亲迎，亦即‘六礼’，而且在中国社会婚姻礼仪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六礼’的影响”[3]。

而在市场化和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婚礼仪式在近十年来经历着“去传统”的变化过程。以在豫东L村的调查经验为表述对象进行分析。L村①是豫东某城的一个城郊村，共有四个自然村、五个村民小组。全村有400多户，人口2000多人，原土地面积有近200公顷，人均耕地面积0.093公顷。L村的居住结构与整个华北平原一样都是聚族而居，主要姓氏有李、王、杨、曹，集中分布于四个自然村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L村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婚礼仪式和对婚礼的具体规定。

L村主要的婚恋形式是媒人介绍。经过媒人介绍后，男女双方如果彼此满意就可以订婚。在订婚与结婚之间的一段时间里，男方要带着礼物看望女方亲戚，主要是三个节日：端阳节、中秋节和春节，带的礼物都要成双成对。只要没结婚，男方在每年的这三个节日都要到女方家看望。在结婚前一天，负责结婚事宜的老总②就要将人安排到位，如安排厨师和打杂的，要专门写一个指示单，上面写明具体负责人，如端桌盘、刷碗、清桌、上水、上馒头、迎客、买菜等。在结婚前一晚，村子里的邻居朋友等都要来捧场、喝喜酒，基本上一个自然村的村民都要来喝喜酒，礼金一般是五十元。在结婚当天早晨，婚礼正式开始，由主婚人主持婚礼，其间男方的主要亲戚“受头”，即新婚夫妇要向门子③里的长辈鞠躬、磕头，长辈就要给结婚新人红包。在过去，长辈要将红包扔在一个盆里，现在则直接将钱交给礼账先生并记账。中午，女方娘家的亲戚朋友都要来喝喜酒，中午这一餐是正桌，要上“龙菜”即大鱼大肉，表示对客人的尊重，一桌最少有三十个菜。

午餐结束后，老总要安排人送客，而且要将远客送走，另外安排人员将桌碗瓢盆送回主家。在结婚后的第二天，女方娘家要派人带着礼物来请新娘新郎回娘家，而男方也要陪送一些礼物，如烟酒、乳制品等，女方亲戚多的话要带五六件甚至更多的礼物，一般要花费上千元。到此才意味着结婚仪式的结束。

而在最近几年，结婚仪式逐渐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仪式的缩减和到城市酒店举行婚礼。在城市婚礼的影响下，原先的结婚礼仪逐渐被放弃，如订婚后和结婚后的回娘家都被省略掉了。另外，许多村民因嫌麻烦就到城里的大酒店办酒席。这样，原先持续三天的结婚仪式就被压缩到一天，酒席也就只有中午一顿。对于在酒店办婚礼，一般村民就不再去喝喜酒，只是男女双方主要的亲戚朋友去，办的酒席也大大减少，一般在十几桌左右。

村民到酒店办婚礼是市场化影响的显著表现，是乡村文化变迁在形式上的具体体现，更是文化本质上的变化。村民选择到酒店办婚礼不只是改变了传统婚礼的形式，也改变了农民传统以来的价值观念。传统的婚礼仪式在村庄中是一个公共性的事件，整个自然村的村民都要通过帮忙或随礼的方式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去。这不仅为村民提供了情感交流的平台，更重要的是父母通过为儿女举办婚礼预示着人生任务的完成，这就使得农民在仪式过程中获得较强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而到城市酒店办理婚礼、请专业司仪主持婚礼，虽然可以使主家获得更多面子，但却获取不了关于生命意义的终极体验。

二、丧葬仪式取消与农民未来感缺失

（一）传统丧葬仪式

丧葬仪式是我国社会特有的风俗民情，许多丧葬礼俗和规则都是在乡村社会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凝结下来的。而且因为区域差异的影响，各个地区的丧葬礼仪都呈现出地方性的礼俗样态。但在整体层面上，农村社会举办丧葬仪式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基本上每个村落都会形成独有的丧葬文化。

华在《义序的宗族研究》一书中，描述了丧事仪节和吊奠佛事，以此理解丧礼的社会功能[4]。杨懋春在关于一个山东村庄的民族志文本里描述了整个丧礼的过程，并认为丧礼更是一种献祭仪式，是对家庭绵延不绝的意识[5]。

但在现代性、理性和科学等观念进入后，现代性话语对传统进行消解。在实践层面上，传统的丧葬文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丧葬仪式不仅仅是一群人围在一起哭哭啼啼的表演，而更是村落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寄托哀思、慎终追远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也更是农村文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火葬政策推行之前，豫东农村的葬礼一般都要持续三天，即老人去世三天后才能下葬。老人去世后，在庭院内要搭建灵棚，扎彩楼，以及车马轿摇钱树、金童玉女等纸扎，准备四色果品，子孙要披麻戴孝，宴请宾客，悼念三日，即所谓开三天门。在这三天期间，女方娘家的亲戚不仅要来看望随礼，还要戴孝磕头。埋葬前，要先祭祀祖先坟墓，选定墓地，开挖墓穴。出殡时，一般都由主家请乐班，兄弟多的能请三四班，在丧礼上吹奏哀乐。埋葬时，使用龙头凤尾三十二抬的彩架抬送，鼓乐在前面引路。棺材一般较重，因此抬棺时最少需要十六个人，一般请三十二个人。需要花费三四百元。而整个丧礼办下来需要花费几千元。出灵时，由长子摔老盆。埋进墓穴的同时要焚烧纸扎，殡葬后从死之日起按七日祭祀。逢时，子孙亲友须到坟前祭奠。此后，过一百天，一周年、两周年和三周年，逢时都要设供祭祀。三周年仪式是对逝去亲人的缅怀和祭奠，也正是通过三周年的仪式，使得在世之人获得未来感的体验和感悟。

由此可见，传统的丧葬仪式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和延续性，在空间上具有公共性和公开性。时间上的持续性能够使村民对逝去的亲人保持长久的哀思和怀念，进而就有了对未来生命的深刻体悟；空间上的公共性将村民个体都纳入到整个村庄共同体中，从而为其提供强有力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另外，丧葬仪式的具体程序都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意涵，如车马轿、摇钱树、金童玉女等各种纸扎都是村民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丧葬礼俗可以成为农民理解现实世界与未来世界的中“不可缺少的济渡生命的舟船与桥梁”[6]。村民正是通过这种想象构建起了对人生意义的各种规范。因此，丧葬礼仪的变迁不只是仪式的取消，更重要的是仪式所承载的文化系统的取消。

（二）丧葬仪式的变迁

《河南省殡葬管理办法》于1999年得到修正并推行，而L村真正的殡葬改革于2002年大规模推行，核心就是变土葬为火葬。但在政策推行后的几年时间里，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到殡仪馆火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许多村民对火葬都持有抵制的态度，认为“人好不容易活了一辈子，却被烧成灰”，所以大部分村民还是愿意将死者偷偷埋掉。

火葬政策的推行改变了农民对丧葬仪式的态度，即从有到无的过程，从大操大办到不再办白事。在农民观念里，白事的隆重程度要高于红事，因为白事的操办代表一个人生命历程的结束，也是一个人生命意义得以体现的机会。而当地农民因为火葬政策的推行选择不办葬礼，这不只是葬礼仪式的简单取消，更影响了农民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因为葬礼的举行是村庄公共性的活动，能够把整个村庄都整合起来，成为凝聚村民的重要仪式和平台。在举办葬礼的过程中，未去世的老年人和年轻人会看到以后的自己，这样也就对生活和生命有了预期。而葬礼的取消就失去了这样一个整合村民的公共平台，农民对生命的体验就大为弱化。

在L村，村庄不办丧礼已经接近十年，农民对丧礼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起来，关于丧礼的仪式和禁忌也都慢慢无人知晓，只有当时做过白事总管的人还知道些许。丧礼仪式不仅仅是村民热闹的过程，而是在举办丧礼过程中有许多固定的话语和行为，总管在主持白事过程中要是讲错话就是犯了大忌。所以，丧礼仪式体现的更是村庄的传统规范，是村庄秩序传承的一种方式。而丧礼的取消就逐渐消解了这一套成型的仪式规则。“过去丧事上用词不对都不中，而且丧事要开三天门，三天不能埋，三天内客人的吃喝烟酒都要花钱，如果过去办丧事能花1000元，现在只需100就够了”。葬礼以前都是请外门的人来抬棺帮忙，现在都是自己门子的人了。

除了葬礼不办外，三周年仪式也慢慢取消。即使有办三周年的，其仪式也是大大简化，大都是自家儿女在三周年时在家烧纸祭奠，没有了以前复杂的程序和过程。另外，有的农户在办三周年时请一些乐队来助兴，但表演的大都是低俗笑话和歌曲，有的地方更在丧礼上表演脱衣舞，完全没有肃穆的气氛，这种三周年仪式只能成为一种娱乐方式，而不能承载任何价值意义[7]。

对于丧葬仪式的变化，老年人和年轻人持有不同的态度。年轻人大都赞成不办丧礼，理由是可以不铺张浪费，即省事又省钱。年轻人大都认为“过去要是不办葬礼，别人都会说你；现在都不办葬礼，也就没人说了”。而老年人对不办丧礼是比较悲观的。在过去，村子里有人去世后，邻近几个村的人都能知道。而现在老人去世后，只有一个门子的人才知道。

综上，政府推行殡葬改革的强制性使得村民不敢公开举办丧葬仪式，更不敢光明正大地实行土葬。表面看来，殡葬改革确实达到了节约土地的正面目标，但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显而易见。在推行殡葬改革的过程中，农民表现出了矛盾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农民对国家的认同度很高，对国家推行的殡葬改革政策只能接受；另一方面，村民实施火葬又破坏了传统的风俗。这实质上是地方性规范与国家政策的冲突。在这种二难困境下，当地农民选择了妥协，但这却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社会文化后果。

三、生育观念理性化与人生任务具体化

我国社会传统的生育观念形成于特定的社会心理文化基础之上，不仅承载着文化实践的具体形式，更体现出我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积淀。豫东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属于黄淮平原，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深厚的“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观念。在L村，传统的生育观念主要是生男孩以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这种生男孩的观念主要与当地的社会性质有关。因为当地村庄大都是以单姓为主、杂姓为辅的农村。在自然村内部，大姓门子明显存在着对小姓门子的压倒性优势，在自然村之间各个主姓氏之间也存在着竞争。

门子之间的竞争使得生育男孩的冲动凸显。在过去，没有儿子的家庭会被称作“绝户头”，随之而来的就是成为“憋户”、“眼子”，就是村庄中不敢说话、没有话语权的一类人。另一方面，生男孩的动力还来自于传宗接代的观念，即通过生育男孩来延续个人、家族的生命意义，对老年人更是如此，只有在生有孙子后才会觉得生命有了传承的意义。

（一）生育观念的理性化

最近几年来，农民的生育观念正发生变化，生育男孩的冲动和传宗接代观念都在不断弱化，农民的生育观念开始变得更加理性。而且，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生育观念越来越不再成为人们生育行为的指导[8]。在当前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和市场化因素的影响下，农民普遍存在着不愿多生的考虑，这使得计划生育工作更好开展，但在另一方面却带来农民价值观的变化。在访谈中，许多村民都不愿意多生男孩，其考虑的出发点是“生多了，养不活”。因为生育一个男孩就要为其完成人生任务，这包括将孩子养大、为其盖房、娶媳妇等。如果家庭中有两个男孩，父母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由此，许多村民都认为生女儿划算。而用划算不划算来考量生育偏好就完全脱离了农民生育观念中的深层次意义。

另外，农民在生育观念上存在着代际差异。老年人和中年人仍然期望生育男孩，而年轻人对生育男孩的冲动则不明显。在生育行为上，50岁以上的群体认为，如果没有儿子就会觉着“不称心”；30~40岁的群体则持有更现实的考虑，即在生育意愿上追求一男一女的生育结构。他们认为有儿有女才更称心，而且在儿子不孝顺时还可以指望女儿。

（二）人生任务的具体化

从以上生育观念中的代际差异就可以看出农村生育观念的变化，即从一种价值性、意义性的考量转变成为功能性的考量。农民生育观念上的变化不只是农村文化形式上的变迁，更是伦理价值的变迁。实际上，农民生育男孩是其开始人生任务的第一步，人生任务就是农民要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为儿女完成终身大事。农民对人生任务的体验并不是与生具有的，而是在生活实践中不断激发出来的。如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虽然有了儿子，但还没有人生任务的概念，还不理解人生任务的内涵，只有在小孩到了十五六岁时，人生任务的图景才会在其脑海中形成。只要具有了对人生任务的思考，农民就开始脚踏实地干活挣钱，以为儿子盖房结婚做准备。等到儿子到了结婚年龄时，父母就基本准备好了必备的积蓄。而人生任务的最终完成是在儿子生育第一个小孩时，在这时儿媳妇娘家的亲戚要来道喜庆贺，男方父母要准备宴席接待客人，在当地话中称为“请吃”。女方亲戚要来“送粥米”，即娘家要派人送礼品，一般有鸡蛋、小米、红糖、花布等。在小孩满月后，娘家要请产妇回娘家住几天，谓之“请满月”。而男方父母在接待完客人后，就可以与儿子分家，也意味着完成了最终的人生任务。

在完成人生任务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关就是盖房子，因为只有盖好新房，才能为结婚做好准备，没有新房子就很难娶到媳妇。在L村，基本上家家户户都盖有两层小楼房，许多村民家的房屋面积能达到六七百个平方，而且外部粉刷整洁漂亮。当地农民盖房的逻辑基本上是先将外部装饰好，等到儿子结婚时再装修里面。整个房屋全部装修好至少要花费十几万元，这对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是有难度的。但农民为了完成人生任务，即使借钱贷款也要把房子盖起来。

由此可见，豫东地区的农村仍然有较强的责任伦理，从父代对子代的人生任务中就可以鲜明体现出来。然而，随着现代传媒的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人生任务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即人生任务本来是与农民传宗接代观念相辅相成的，正是有传宗接代的观念才有了生儿子的冲动，也就有了农民完成人生任务、以使得儿女能够进入传宗接代的新一轮循环中去。而在当前，人生任务与传宗接代观念发生了分化，农民大多只是有完成人生任务的义务责任感，但却缺失了与其相匹配的传宗接代的长远预期。

所以，人生任务在当地就呈现出一种具体化的面向，即盖房子成为最重要的人生任务。只要能将房子盖好，也就代表了人生任务的完成，农民心理中没有了之前超越性的追求和期待。

盖房本来是农民完成人生任务的一个手段，即通过盖房为儿子结婚做准备。但在豫东农村却成为人生任务的具体表现形式，成为一种手段和工具，而且这种形式在村庄内部的攀比竞争中得到不断强化。在访谈一个刚结婚的年轻人时，他并不希望父母为其建房而花费太多钱，本来打算用盖房子的资金去做生意，但父母坚决不同意。因为在父母的观念中，不能给儿子盖好房子就代表着人生任务的没有完成，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把房子建好。

因此，盖房子在当地成为完成人生任务的最重要形式，但却很少考虑盖房子所承载的意义和价值。因此，豫东农民在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上的理性化导致了人生任务的具体化——即盖房子、娶媳妇，从而没有了延续香火的传宗接代观念，也没有了对生命的未来感想象和超越性价值。

四、余论

在过去，传统的文化实践形式如婚丧仪式、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等都具备其相应的社会基础、文化基础和舆论压力，如果不能风风光光地举办婚丧礼仪、完成人生任务就会在村庄评价体系中处于比较低的位置。而且，过去的文化实践形式不仅注重当下，更注重通过完成人生任务以获取抽象的、超越性的未来感。而在当前，不仅乡村文化实践形式发生了变化，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也逐渐在改变，具体来说就是门子这种结构性力量的弱化，过去盛行“门头风”，“谁门子大就可以欺负门子小的”。现在的门子只是成为一种消极性的、保护性的力量，即不主动欺负人，但也不准别人欺负。门子所发挥作用的弱化使得传统上生儿子的冲动大大减弱，因为现在人数少、门子小也没人敢欺负。

另一方面，新世纪的文化实践如计划生育、火葬、媒体宣传等都改变了农民的生育观念和文化伦理，这就出现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生男生女都一样”、“生女儿划算”等话语。表现在人生任务上就是必须完成儿女的婚嫁，如盖房子、女儿出嫁、儿子结婚这几件事必须完成，关于人生任务的规定具有了硬性的、可操作的要求。这种性质的人生任务消解了形式背后的内在意涵，如生儿子的价值和本质。现在农民生儿子的观念大都成为一种机械性的惯习，其最终的追求并不一定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因此，当前农村的文化实践形式不仅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具体形式，而且改变了传统文化的深层次内涵。由此，农村文化实践的变迁使得农民在市场化背景下只具有现世感，而缺失了历史感和未来感，农民的生命意义系统也不断弱化，进而带来了农村社会在秩序整合上的困境。

在上述背景下，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不应仅仅从形式上对农村进行文化资源的输入，如电影下乡、文化大院建设等，更应在本质上塑造农民文化生活的内在意涵，重新建构农民日常生活的意义系统和伦理系统。

注释：

①按照惯例，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均进行了技术处理。

②“老总”是村庄中负责红白喜事的人，一般由村庄中有权威的人担任，主要负责掌握红白喜事中的各种礼仪规矩等。

③“门子”是当地确认亲疏远近的基本单位，一般以五服为边界，“自己人”就都属于一个门子，门子之外的就不是“自己人”了。

参考文献：

[1]贺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曲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民俗研究》2000年第2期

[4]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

[5]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6]郭于华：《生命的续存与过渡：传统丧葬礼仪的意识结构分析》，王铭铭、潘忠党主编：《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7]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8]贺雪峰：《农民生育观念的变迁》，载《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