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国初期新中国开展农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作者：肖地楚 廖义军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湖南社会科学》  发布时间：2017-05-30  浏览次数： 20168次

【摘　要】建国之初，新中国在农村开展文化建设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需要。它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展国民经济、适应社会急剧转型的基础；是破除半殖民地半封建旧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的需求；是整合各种社会思想，巩固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根本；是农民和农村干部解放身心、提高素质、文化翻身的内在要求。是国际国内形势发展、诸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种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建国初期；农村文化建设；必要性

新中国的农村文化建设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初期新中国在农村开展文化建设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种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展国民经济、适应社会急剧转型的基础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深刻地阐述了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1]（p663－664）建国初期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基本情况是新中国开展农村文化建设的根本依据。

（一）从政治层面来看，开展农村文化建设、让农民受到教育是巩固新生人民民主专政的客观要求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制定各项政策奠定了基础，也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共同纲领》规定：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其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为国家培养各种合格的建设人才；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大力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就明确规定新中国的文化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在彻底扫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殖民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同时允许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存在。

众所周知，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建国之初，从全国人口比例来看，工人、农民两个阶级就占了90%。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工农两个阶级联盟的巨大力量推翻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统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要实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到社会主义还必须依靠工农这两个基本阶级的联盟。新中国要开展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也必须以工人、农民为主体，大力开展工农大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与发展，新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社会主义强国的必经途径和必要条件。

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上来看，文化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在农村，农民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是科学文化水平提高的前提和基础；反过来，如果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不能得到提高，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就成为空中阁楼，缺乏支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全国范围土地改革完成，农民不论是经济、政治上，还是社会生活上都翻身做了主人，但是他们大多数人的思想觉悟、科学文化水平还是停留在封建思想的束缚和文盲占绝大多数的状态之中。如果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不能得到迅速提高，那么他们在经济、政治、社会上的翻身就难以得到持续地强化和巩固。为此，要强化和巩固农民翻身的成果，新中国就必须高度重视农民的教育、农村文化建设，并有必要把它作为农民继续解放的一个政治任务来对待、来完成。同时，国际上正处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两大政治组织对峙时期。农民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力量和国防建设、工业发展后备力量，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非常低，要让他们充分理解和坚决执行党和政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必须迅速、大幅度地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这不仅对农民自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加强国防力量和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可以说，建国初期对农民进行教育、在农村开展文化建设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项重要工作。

（二）从经济层面上看，开展农村文化建设、让农民受到教育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还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就敏锐地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大规模国民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文化建设高潮。为此，他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工作，特别是工农群众的文化教育。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如果经济得不到充分发展，文化建设就缺乏发展前提和基础；反过来，如果文化能够得到快速、充分发展也会促进国民经济更快速发展。建国之初，共和国的主要任务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在农村，农民教育、农村文化建设必须为恢复农村经济服务，首要的、直接的目的就是要适应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但是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农村人口中的文盲占绝大多数。而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大量文盲人口的基础之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素质就可以得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会自然而然地提高。据统计，1949年全国人口54167万，其中农村人口48402万，占总人口的89．4%；这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466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326亿元，占70%。[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农民都是重点和关键。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增强他们综合素质是当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一五”计划，同时开始实施国家的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按公有化的程度由低到高组成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最终走向合作化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就必须要发展农业生产，也就需要农民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如：互助组、合作社内要评工记分、制订生产计划，就要求农民会写会算；改进耕作技术，改良农具，合理施肥、密植，防治病害虫，就要求农民有相应的技术知识；要巩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就需要农民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觉悟，需要有众多的认识字、能读报、能掌握政策的社队管理人员和乡、社基层干部。然而，当时的农村干部和农民大多数却是文盲或半文盲。这种现状就严重地影响到已经成立农业合作社的质量。如：1955年春的江苏省盐城县泰南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144个，可是有63个社的会计不会记账，33个社没有账册，44个社账册不全，129个社财务制度不健全，致使部分农民对合作社的合理性产生怀疑，甚至要求退社。这样，就让少数破坏分子乘机钻了空子。因此，新中国要发展农业，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就必须开展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正如列宁所说的：“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其经济目的就是合作化。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站稳了。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3][p687]因此，在建国之初，要促进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满足即将到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就应该大力发展农民教育，开展农村文化建设，让翻身农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从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发展农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为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打基础。

（三）从社会发展来看，让农民受到教育、开展农村文化建设是这一时期社会急剧转型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处在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继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巨大变革时期。新中国在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之后紧接着就开展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这社会变革、各项政治运动密锣紧鼓地开展之时，需要新文化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在落后的农村更是如此。

建国初期，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新文化，这就促成了这一时期新中国文化改造和建设的目的、进展速度和意义。就目标来说，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主导地位的树立，原则上就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文化；就进程来说，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小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就在国家政权中一定程度地允许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存在，并在意识形态领域承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合法性，表现在文化上就还不是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进展速度来说，由于文化具有传承性和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性，新中国的文化改造和建设应根据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来完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就意义来说，国家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进步决定着文化改造和建设的价值和意义。一定的文化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为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改造和建设能否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进步往往是衡量它价值、意义的重要尺度和标准。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思想体系，既非马列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要批评但不能肃清，也肃不清。”[4]（p82）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文化教育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观念形式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5]（p697）正因为如此，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中采取策略是不要四面出击，慎而又慎地对待资产阶级思想和小农思想。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新中国开始酝酿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经过多次讨论、修改，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于同年12月形成完整的表述。要真正地贯彻、落实总路线，使中国社会有步骤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就要求无产阶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使国家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变化相适应。随着三大改造如火如荼地开展，计划经济的逐步确立，这就要求仅仅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够，还必须要有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此，1954年5月，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在现阶段，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是党的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党对农民进行教育、在农村开展文化建设的目的也在于此。

二、破除半殖民地半封建旧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的需求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一定时期的文化生产和人民群众对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一般说来，一定时期的文化生产决定文化需求。反过来，文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也会影响和刺激文化生产的发展。

建国之初，新中国文化事业凋零，人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远远不能满足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据资料显示，1950年初，全国各类知识分子总共不到200万，仅占全国总人口比例的0．37%，而文盲人口却超过70%。全国大、中、小学在校生总数不超过2500万。[6]文化作品的创造、销售、传播严重滞后。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迅速地改造和创建了一大批出版社、报社、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戏剧院、电影院等群众性的文化事业机构，但绝对数量还是不够，相对新中国庞大的6亿人口来说显得非常不够。由于建国初期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既要破除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又要建设新民主主义新文化，还要面临将新民主主义新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艰巨历史任务。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族性是指新民主主义文化坚决、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维护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与独立。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既要具有中华民族的民族特点，又要吸收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成分。科学性是指新民主主义文化坚决反对一切封建迷信，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主张真理的客观性与实践的统一。大众性是指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为全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服务，并在实践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劳动人民的文化。

由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必然孕育着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党在这一时期的文化政策表现出复杂的变动性特点。其主要目的是在复杂多变的条件下尽可能保持文化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尽可能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为当时的社会变革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三、整合各种社会思想，巩固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根本

党的历史方位是指党在发展历史潮流中所处的位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在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由于它所代表阶级和指导思想的先进性、制定与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以及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战斗性，渐渐地赢得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认同、支持和拥护。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领导全国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掌握着政权、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全面经济建设的执政党。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就要面临着寻找它执政合法性基础的任务。执政合法性是指一种执政统治或政治权利让被统治者认为是正当、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6]（p236）要维系其既定的政治秩序，就需要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一般说来，传统习惯、社会意识往往能够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契合，并在政治统治合法性中扮演重要角色。从意识形态来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斗志，动员和领导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众志成城为推翻旧的政治体制而奋斗。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就主要是发挥其社会整合的功能。也就是要整合当时的社会思想需要用新的、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价值观，通过宣传、教育、整合，让新的社会价值观成为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信仰的权威，从而恰当地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解释和辩护。

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文化领域的混乱和复杂，并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具体表现为：（1）思想意识存在多元。新中国成立后，马列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主流意识形态，然而落后的、反动的、腐朽的旧思想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由于属于意识形态的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小农意识等旧思想还在一定时期内存在；（2）价值观念领域存在矛盾。一方面表现为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领导是支持和拥护的，对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是赞同、认可和接受的；另一方面是原来的统治者敌视新政权，抵制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思潮，企图复辟。还有小部分人对新政权、社会主义不了解，因而采取观望态度；（3）文学艺术存在多元。尽管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文艺为人民服务”思想逐渐地被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所接受、认同，出现了不少讴歌新政权、赞美社会主义制度的文艺作品。但也有少部分从旧社会过来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对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党和政府的文化政策还不熟悉、不理解，依然保留着过去的自由主义创作风格，甚至宣称文化是超阶级的，试图站在“超阶级”的立场从事文艺工作。面对这些状况，党和政府必须迅速构建新中国新的文化体系，以指导和统一人们的思想，清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干扰，使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四、农民和农村干部解放身心、提高素质、文化翻身的内在要求

新中国成立，农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上都已得到翻身。随着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他们物质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物质上的相对满足促使他们有更高精神层次的需求，他们深深地体会到不认识字、缺乏科学文化知识的不便与痛苦，从而产生让身心获得解放、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素质的强烈愿望和渴求。于是，识字扫盲、学习学科文化知识便成了农民在完成土地改革、生活初步改善之后的迫切需求。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逐步展开，合作化运动不断深入、新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推广应用，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也是基于政治上主人翁意识的不断觉醒，农民对科技文化学习的热情日益高涨，他们强烈要求接受科学文化教育，热切希望党和政府在农村开展文化建设。

农村基层干部是新中国各项政策的传达者和直接执行人，也是新中国在农村开展各种社会建设活动的“领头羊”。一般的农民群众都有学习文化知识强烈要求，作为带头人的乡村干部要求学习的愿望则更为迫切。新中国建立前，由于处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农村基层干部学习的机会很少，致使建国后绝大多数农民基层干部不认识字。这些人虽有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的无限热情，却由于科技文化水平太低，面对日益复杂的各项工作，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为改变现状，他们迫切要求识字扫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干部干部，事事先干一步”，农村基层干部的行为是农民的榜样。基层干部积极带头，起到了示范作用，一般的农民群众思想障碍就很容易清除。为适应即将到来各项大规模建设的需要，农村基层干部必须带头学习科技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由于农村基层干部、农民群众有高涨的学习科技文化热情，学习内容又能联系他们生产生活实际，建国初期新中国的农民教育、农村文化建设能够得以迅速、顺利地开展。

注　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和芳芳：《1949——1956年共和国农民教育初探》，西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版。

[3]《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胡安全：《论党在过渡时期的文化政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4页。

[7]普拉诺等：《政治学分析词典：合法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8]邓显超、幺翔宇：《农村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及构成要素探析》，《长白学刊》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