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裔知识分子：新时期以来游离于城乡之间的他者——以《白狗秋千架》《高老庄》和《风雅颂》为例

作者：田　丰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宁夏社会科学》  发布时间：2017-04-30  浏览次数： 6342次

【摘　要】莫言的《白狗秋千架》、贾平凹的《高老庄》、阎连科的《风雅颂》这三部小说讲述的都是农裔知识分子还乡的故事，从时间跨度上持续长达近三十年，涵盖了新时期以来三个十年的农裔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透过书中主人公农裔知识分子这一“他者”之镜，不仅折射出新时期以来城乡交互变动的现实风貌，也为我们勾勒出新时期以来三十年间农裔知识分子人格逐步退化、萎缩的现实图景。同时，这三部小说借助“离乡—返乡—离乡”的文化寓言，隐现了农裔知识分子屡屡渴望返回到精神母本，却又终要脱离的内心焦虑和文化忧思。此外，这三部小说在男性中心意识主导下无一例外地将女性加以美化或者丑化，而非按照生活实际如实塑造，不自觉地对小说文本中的农裔知识分子倾注了更多的同情，其用意则是为了减弱男性主人公背弃爱情的罪恶感和愧疚心理，从中也折射出作者的思想局限。

【关键词】人格演变；文化寓言；思想局限；莫言；贾平凹；阎连科

1977年恢复高考后，大批的农村青年才俊挤过高考这个独木桥步入城市，逐渐形成农裔知识分子这一庞大的文化群体。对于城市，他们充满渴望，希冀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农籍扎根城市，获得城市人的身份，然而，在他们辗转取得成功之后，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彻底斩断与乡村的情感联系，乡村的文化脐带依然紧紧地缠绕着他们。在这个群体的身上，有着“城”与“乡”的双重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他们既不是纯粹的城市人，也不是纯粹的农村人，而是“城里的乡下人”和“乡下的城里人”。莫言的《白狗秋千架》(1984年)、贾平凹的《高老庄》(1998年)和阎连科的《风雅颂》(2008年)这三部小说的作者都是农裔出身，讲述的也都是农裔知识分子还乡的故事。男主人公经高考从农村进入城市并成为大学教师，他们为融入城　　市都不约而同地选择抛弃了乡下的妻子或恋人。从时间跨度上看，这三部小说持续长达近三十年，涵盖了新时期以来三个十年农裔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透过书中主人公——农裔知识分子这一“他者”之镜，折射出新时期以来城乡交互变动的现实图景以及文化忧思。

一、时代变迁下农裔知识分子的人格演变

自古以来便有“寒门多才子”这一说法。有宋以后，士大夫更是多出自底层寒家，十年寒窗苦读，一朝得第，便可青云直上，步入仕途，久而久之，“耕读传家”“诗书济世”蔚然成风，深入民心。然而，时过境迁，晚清以来维新求变，反智主义甚嚣尘上，“文革”时期的“读书无用论”更是横扫一切，传统的耕读文化被弃之一旁。从农家走出的当代大学生极少愿意主动返回家乡，为了留在城市，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无论代价多么惨重也在所不惜，而且愈到后期愈是如此。平心而论，农村青年向往城市，渴望获得都市文明的浸润，为成为城市人而努力奋斗，原本无可厚非，在城乡资源严重不均的现实环境下，为实现自身价值急欲进入城市也是情理之中。然而，为此不择手段，慌不择路，以致造成人格的扭曲和变异却是不足为训，也亟须摒除的。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的小说文本《白狗秋千架》《高老庄》《风雅颂》为我们勾勒出的正是新时期以来三十年间农裔知识分子人格逐步退化、萎缩的现实图景。农裔知识分子“我”、高子路和杨科都是从农村中走出的佼佼者，他们都有着出色的才华和卓越的能力，然而却一步步地从有所担当，到无为无力，再至堕落不堪，画出的是一条直线下降的人格演变图景。

《白狗秋千架》中的“我”应该说是人格扭曲程度最轻微的。从他对待昔日恋人“暖”的态度上便可看出他真情未泯、良心犹存的一面，但透过其言行，我们不难发现，在他身上已难以找寻昔日文化精英的独立精神和启蒙意识。相较于五四时期铺张扬厉、横决果敢的知识分子启蒙者而言，在精神人格上已经开始大踏步的后退。即将成为大学讲师而且已经蒙受都市现代文明洗礼的“我”，在穿不穿牛仔裤这样的小问题上竟然犹豫不决，为了不显得标新立异、独树一格，他在村人们面前撒谎说是买的便宜货，甚至想脱下来换上普通农民装束，以此换回村人们的原宥。由此折射出的正是农裔知识分子不敢以启蒙者自居的心理意识，而只希望像《一地鸡毛》中的小林一样，一头扎进人堆里，循规蹈矩地遵从大众意志行事。

《高老庄》中的子路身上则显示了传统儒家文化的负面影响。他遵从传统习俗，给父亲做三周年祭日，这原本也在情理之中，但问题在于，他为了彰显自己的经济实力而大肆铺张，并且极力与地方官员有着密切的交往。他衣锦还乡、光耀门楣的传统思想意识暴露无疑。在对待婚姻问题上，他也表现出对于一夫多妻制的迷恋和向往。在处理村内事务时，子路所秉持的却又是道家无为而治、顺其自然的处世法则，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行事态度，只要不触及他和他的家族的切身利益，便无动于衷、听之任之。通过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如西夏、蔡老黑等人的比照，便充分显现了子路人格的卑下。西夏是现代都市文明的化身和代言人，她胸襟开阔，有胆有识，想以现代文明对高老庄进行现代化的变革和改造，她没有像子路那样面对高老庄落后愚昧的现实境况束手无策而逃之夭夭。代表传统文化的蔡老黑虽然有着私心和邪恶的一面，但他敢爱敢恨，坦荡而有勇气，有着硬汉子气概，他不像子路那样把菊娃当成私人的占有物，而是有着深入骨髓的真情，西夏为此深受感动，自愿留下来帮助他打官司并为其谋划葡萄园产业的远景。

如果说在乡村现实面前无为无能的子路在学术上尚保留着一份自信的话，那么到了《风雅颂》中的杨科身上，却连这一点也被剥夺殆尽，从而陷入彻底绝望境地之中。杨科已经彻底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和道德操守。在外界的压力下，杨科进退失据、无能无力，沦为闲余多余的人，只能依靠“瞒”和“骗”获取短暂的精神胜利和自我抚慰。他费尽心力历时五年写出《风雅之颂》，原本是想“为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重塑了精神的家园与靠山”[1]2，却没想到，连他自己的精神信仰也在现实的迫压下瞬间崩溃，化为一片废墟。沉浸在《风雅颂》古朴高格氛围之中的杨科未能为自己建立起稳固的精神境界，这与他研究《风雅颂》只是为了博取现实利益的原初动机有着直接的关联。面对妻子偷情，他不但下跪哀求，还在事后喋喋不休地追问李广智的性能力强弱；为了获取私利他不惜出卖道德人格，在校方给出博导、系主任、住房、模范教授等虚假的许诺后，他不惜颠倒黑白，将无意中卷入的与学生共同抗拒风沙的正义之举，遵照学校的意思予以抹黑，还自愿承认患有精神病被送入精神病院，帮助校方获得了国际奖项。无论是在家庭内部，还是在社会活动之中，他都是卑躬屈膝，委曲求全，完全没有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独立意识和抗争精神。在昔日的乡下恋人玲珍去世后，杨科在葬礼上竟移情别恋她的女儿小敏。他依凭身为名校副教授的优越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无法接受情场失意的现实，在小敏洞房之夜出于嫉妒扼死了新郎小木匠。杨科在位高权重的李广智面前无比怯弱，两次被操纵着送入精神病院而毫无抗争，但在位卑身微的小木匠面前却又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在这看似截然不同的两种表现背后所遵循着的其实是对于权力等级秩序的皈依和膜拜心理。原本是权力等级秩序受害者的杨科又在同样的行事逻辑主导下行使着对于弱势者的凌辱和侵害。副校长李广智和妻子茹萍的媾和与欺压，直接导致杨科婚姻生活和学术生涯的双重悲剧，而杨科自己的行为实际上却和李广智、茹萍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小说中已经点明茹萍初中未毕业便被学校开除，十六岁就做过流产手术，而茹萍对以上情况都已当面向杨科坦白。杨科之所以仍然愿意娶她为妻，显然并非出自爱情，而是出于一己私利，因为娶了她不仅能够圆了自己的城市梦，还可以利用岳父所掌握的人际资本和权力。事实也果不其然，杨科结婚后顺利地考研，读博，留校，分房，评职称，当教授。有此终南捷径又何乐而不为呢?杨科为此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在乡下苦苦守望着他的玲珍。与教授女儿茹萍的婚姻不过是他为进驻城市以及攀登学术高峰的阶梯和桥梁，对于茹萍也难说有什么真正的爱情可言。初始尝到“权力”滋味的杨科，最终服下的也正是“权力”的恶果。然而，令人感到可悲的是，杨科已然丧失了知识分子自我反思和批判的能力，他不仅变本加厉地摧残和凌辱深爱着他的玲珍，同时还以“瞒”和“骗”的卑劣手段骗得村里人们的敬畏和尊重，通过别人敬畏的眼神和给孩子摸顶的仪式，他似乎找回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尊严。然而，当这一切都失效后，他以拯救者的身份出现在天堂街的妓女们面前，还不时掏出自己的工作证来证实自己的京城名校教授身份，甚至打电话冒充领导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杨科所做的种种，无非为了满足自己阿Q式的虚幻胜利，并以此作为被茹萍和李广智抛弃与压制的报复性精神补偿。然而，西洋镜终有被拆穿的时候，当村民们醒悟过来之后，洗劫了杨科包括房屋在内的一切家产，他也在情场失意后刺死情敌小木匠，逃到那虚无缥缈的诗经古城中，继续做着白日梦。

总体而言，无论是《白狗秋千架》，还是《高老庄》《风雅颂》，农裔知识分子主人公都或多或少地屈从于常人意志和威权势力，丧失了知识分子自身应该具备的高洁人格和精神立场，更遑论知识分子所本应具有的启蒙精神和变革意识。从“我”、子路一直到杨科，我们看到的是农裔知识分子人格的步步下降和道德的不断滑坡，他们在面对外界压力时逐渐丧失自我，妄图清洗掉农村出身，彻底割裂与乡土的联系，却又始终未能获得成功，以致造成双重人格。他们既无法彻底融入城市，也遭到乡土对于他们的弃绝，从而在现实面前无法摆正自己的位置，实现自身的价值，反倒暴露出软弱无能和荒诞可笑的一面。可以说，自从路遥1982年的《人生》起，农裔知识分子始终未能很好地调和自己的农村出身与城市向往之间的矛盾冲突，以致人格演变趋向恶劣的悲剧情境还在愈演愈烈，欲罢不能。

二、“离乡—还乡—离乡”的文化寓言

中国自古以来便以农业为本，历朝历代都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因而城乡矛盾并不像当下这样突出。读书人多倡扬“耕读传家”，仕途通达便可以高居庙堂“治国平天下”，一旦致仕或隐退，则又返回故乡，以求叶落归根、荣耀乡里。晚清科举废除后诞生的现代农裔知识分子已经打破了这样的人生循环，多半会选择在城市谋生并终老于此，然而依着各种机缘，他们也会时常返回故乡作短暂的停留，表现在小说创作中便呈现“离乡—还乡—离乡”的叙事结构。

鲁迅是“还乡”小说叙事的开山者，他的《故乡》《祝福》等是还乡小说的经典之作。农裔知识分子由乡入城，经过奋斗拼搏，得以享受城市文明结出的硕果，再由城返乡，便如同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间往来穿梭，因而更能感悟城乡间的巨大差距。曾经当过农民的他们也更能体味到农民的生存困境，对于乡村悲剧也有着更为敏锐的感受。莫言、贾平凹和阎连科都是农裔作家，在离开故乡奔往城市前，他们都有过亲身的农村劳动经历和乡土生活体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热土，他们心永系之，与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联系。同时，故乡不仅是生养他们的地方，也是他们从事文学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在他们笔下氤氲出一系列的还乡小说，《白狗秋千架》《高老庄》和《风雅颂》即其中的代表之作。《白狗秋千架》堪称莫言“高密东北乡”小说王国的奠基之作，在这部小说中，首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概念。莫言对高密东北乡这块“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的土地“充满了仇恨”，为此他幻想“假如有一天我能离开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但现实情境却是三年后他回到家乡时，“心中却是那样激动”，由此也促使他认识到对于生养他的这块血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2]25。也正因为如此，莫言于1984年开始由城市和军旅题材转向乡土题材，在《白狗秋千架》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写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五个字，“第一次有意识地对故乡认同”[2]25，自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阎连科的《风雅颂》原名是《回家》，对于他而言，这部小说有着精神自传的特殊意义。贾平凹的《高老庄》是在《废都》引发争议后重新“回到了他最熟悉的生活……再一次回到了他最可贵的民众视觉”“他这个视觉真能看出他在为老百姓说话，比起那种居高临下也好，或者做局外者也好，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超越”[3]。贾平凹在《高老庄》的后记中说：“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4]359由此可见，对于平民视角的择取是贾平凹有意主动为之的。

虽然这三部小说都明显受到了鲁迅还乡小说的影响，但却也有着极大的不同。众所周知，鲁迅借助还乡小说更多的是为了揭示乡村的愚昧落后，对潜藏在农民身上的国民劣根性进行剖析和批判，而这三部小说却都有着各不相同的寓言性质，借助小说文本所揭示的恰恰是农裔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性弱点及其人生命运。弗·杰姆逊曾经说过：“所谓寓言性就是说表面的故事总是含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意义……因此故事并不是它表面所呈现的那样，其真正的意义是需要解释的。寓言的意思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或再写一个故事。”[5]

莫言自己就曾说起过，他在创作《白狗秋千架》时便打算写成鲁迅模式的“还乡”小说，然而，最终却改换了面貌，转而剖析起农裔知识分子自身的缺陷。在《高老庄》中，原本来自高老庄的高子路无法适应高老庄的新变，而其城市妻子西夏反倒能够与高老庄的乡村文化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此外，在《高老庄》和《白狗秋千架》中都提到了“种”的退化问题，其意旨表面看来大相径庭，《白狗秋千架》中感慨的是家乡盛产的白狗因杂交而使种群特征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借此提出“纯种”的概念。《高老庄》中的村民却因为保持纯种的汉人特征而与外族隔绝开来，以致造成人种的退化。莫言在之后的《红高粱》等著作中对于人的纯种的概念的充分演绎与《高老庄》如出一辙，无论是高密东北乡还是高老庄，人种都处于衰弱和退化之中，当下的一代都无法与其祖辈相提并论。暖和哑巴生下的三胞胎竟然全是又聋又哑，以至于原本自尊自重的暖为了生下一个会说话的孩子而不得不向“我”借种。据家谱记载和碑文记录，高老庄的祖先都是一米八的高个儿，而且从碑文记载的内容来看，高氏先辈们为了维护血统的纯正也曾做过许多残忍之事，他们多是慷慨侠义的伟丈夫，但偏偏高氏子孙却一个个个头矮小，行为猥琐，人种退化到了威胁到家庭繁衍生息的严重地步。高子路在高老庄男人矮体短腿的自卑中培养了好学奋斗的性格，成为一名教授，并在城市妻子的影响下比城市人还城市人。子路迎娶身材高大的西夏为妻，其原初动机就是为了改变人种，却没成想，回乡后又迅速退化为高老庄农民，于是，在他身上很快便看不到一星半点儿受过都市文明熏陶的痕迹，就连西夏这个有着外族人血统的汉族人也被高老庄浓厚的文化传统所吸引和折服，不得不让人感慨高老庄所代表的汉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同化力。正如贾平凹所说的那样：“西夏是子路的镜子，那些脏也是西夏眼中的，而不是高老庄人眼中的。子路不是‘人变坏了’，是子路本来就有。”[6]由此看来，农裔知识分子要想彻底摆脱掉其身上所附着的农民味实在是枉费心机，甚至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实现。因此，子路虽然可以逃离现实的故乡，却终究难以摆脱精神的故乡。

阎连科的《风雅颂》一经刊发便引发起持续的热议，许多批评家都认为他这是在隐射北京大学，也有批评家对于此类评价并不以为然，认为“这部小说的用意恐怕也不在实指，而是凭借涵盖性，以寓(或喻)指取胜。所以我赞成读得‘虚’一点，不妨把它当作一个寓言、一个有关当代中国某种精神状况的寓言来读”[7]。这样的评论应该是切中了要害的。《风雅颂》之所以广受猜疑乃至批判，主要是文中指涉的清燕大学无论从地理坐标、标志建筑乃至于周边环境等都容易引发联想，以至对号入座。其实，从读者接受角度来说，小说要想赢得读者的信任无疑必须具备一种“真实感”，如果选取的背景大而无当，就会使读者无法产生具象的联想，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其进一步的接受并最终引发对整部小说真实性的怀疑，对聚焦于文本所描述事实上的情感经验的共鸣更无从谈起。同样，如果无视小说作品虚构性的一面，对文本中的细节做考古式的溯根求源，则如买椟还珠般无助于对文本隐含意义的领会和接受。从根本上来讲，对于小说而言，“虚构的非自然性和反原在性使得小说世界无法被加以现象学还原”，甚至可以说，即便“故事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而整个故事却不真实”[8]。这是因为，“叙事作品中‘所发生的事’(从真正的)所指事物的角度来说，是地地道道的子虚乌有，‘所发生的’仅仅是语言，是语言的历险”[9]。《风雅颂》毕竟是一部虚构的长篇小说，而非批判的大字报或者黑材料，对此作出“隐射北京大学”之类的解读显然有些言过其实，这样的读法也脱离了小说虚构性的文本实质，多少显得有些过于实诚和笨拙。小说中的杨科作为《风雅颂》的研究者，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便在于其中的很多诗歌都源自于他的家乡，而他后来也的确找到了古代遗留下来的“诗经古城”，然而吊诡的是，在主人公杨科身上却毫无传统精神的留存，由此隐喻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信仰危机。面对强权人物，他步步退让，以致两次被选入精神病院却丝毫不作抵抗，妻子通奸、成果被盗，他也听之任之，甚至以下跪的方式企图挽回自己的婚姻和事业，但在弱者面前，他却又痛下杀手，扼死了合法迎娶小敏的小木匠，这些都充分暴露了知识分子畏惧强权、攀附权势、欺软怕硬、狭隘卑鄙的劣根性。在城里无法容身的杨科在逃离精神病院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曾经深爱着的初恋女友玲珍，期冀能够重温昔日的甜蜜和温馨，然而当他真正站在玲珍面前时，却无法接受她衰老的样子，梦境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摧毁了他原本就虚弱不堪的爱情。大学教师的身份给他带来的唯一好处便是可以借此在无知的村民们乃至妓女们面前炫耀，以此证实自己存在的价值，获取暂时的情感满足和虚幻的精神胜利。然而，他未能预料的是，村民们和妓女们之所以尊敬他，无非是想从他身上获得一些实利，当事实证明这一切都不可能时，他便必然遭到厌弃。杨科连这虚幻的胜利也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当村民们得知他在天堂街与妓女们厮混在一起时，他最后的清高和自尊也被扫荡一空，不能再见容于村民，杀了小木匠后，他不得不永远地逃离故乡。杨科的遭遇在当代社会中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之所以落得“无家可归”的凄惨结局，“正因为他们远离了自己灵魂的故乡”[10]14。

究其本质而言，莫言、贾平凹和阎连科在揭示农裔知识分子自身精神弊病和思想困境的同时，也与鲁迅先生一样对农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批判，但同样不是为了暴露而暴露，而是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贾平凹明确说过：“《高老庄》里的一些乡俗，我之所以写到那些生活习惯的‘脏’处，意在哀高老庄的不幸，这正是他们的文化僵死、人种退化的环境。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例子，比如在人稠广众中，我的亲属和我的好友头发很乱，眼角有屎，我会小声告诉他或暗示他理好头发和擦掉眼屎……把农民身上的垢甲搓下来让农民看，这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的良知和责任。”[6]作为农民的儿子，莫言、贾平凹和阎连科都对故乡及家乡父老饱含着深情，也正因此，他们才“努力发掘自己的内心，从而沿着精神发展的方向，返回到其最初的发源地、人类灵魂的故乡”[10]22。“离乡—返乡—离乡”的文化寓言隐现的是农裔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折射他们屡屡渴望返回到精神母本却又终要脱离的内心焦虑和文化忧思。

三、女性书写暴露出的作家思想局限

任何作家的作品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和无可挑剔的。“即便是伟大的或杰出的作家手笔，也总不免带有时代的或作家思想的局限。”[11]作家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因而必然也会受到他所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及思想意识的制约和形塑，在创作小说文本时无意识中也会显露出来，而“批评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说明隐藏在艺术家创作内部的意义”[13]。农裔作家由于其特定的出身经历和人生阅历，对于他们创作小说文本中的农裔知识分子虽然也给予了批评和否定，但在潜意识中又往往会因惺惺相惜而减弱了分量和力度。

与鲁迅还乡小说中多是“我”独身一人返回故乡，在故乡也无恋人不同的是，《白狗秋千架》《高老庄》和《风雅颂》这三部小说中都有着传统意义上的“才子佳人”和“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情爱故事和叙事套路。无论是《白狗秋千架》中的“我”，还是《高老庄》中的高子路以及《风雅颂》中的杨科，他们在奔向城市求学前，在乡下都曾有过婚恋的经历，最终却因身份差异、意外变故而分道扬镳，但恰恰在情爱分离的过程中，映射出农裔作家思想上的局限。生存环境的巨大落差使城市生活对于农裔农村青年有着太大的诱惑力，当他们用自己的才智和勤奋敲开城市的大门后，便不愿意返回农村，为此他们不惜违背自己的人格和良心，背叛了农村的爱人，急于享受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快感和舒适，使被抛弃了的她们承担起超常的生存压力和精神痛苦，然而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却都毫无怨言，甘愿为了恋人舍弃自己的幸福。

在《白狗秋千架》中，暖原本才艺俱佳、能歌善舞，她和“我”同样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有机会进入城市。部队军乐队蔡队长许诺招他们俩去当文艺兵，暖信以为真，并对“我”说她当了兵就会嫁给蔡队长，队长不要她了再嫁给“我”，最后却发现这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始终未能兑现。后来，暖应“我”的邀请在打秋千时发生意外，刺瞎了一只眼睛。“我”到城里上大学后，暖因自己破了相感觉到配不上“我”，故意不给“我”回信，从此断了这段情愫。再见面后，暖当面问“我”，当年提出嫁给“我”的话，“我”是否愿意娶她，“我”给出的是肯定的答复。然而实际上，“我”一走十年，始终在躲避着故乡，也刻意躲避着暖，回避着关于暖的一切消息，以至于回乡后与暖相遇后，才从暖的口中知道她已经嫁人了，显然我想从心底里彻底忘却暖，搁置以往和暖的一切情感，就连此次返乡也是在父亲的一再劝说下，内心感觉不安的“我”方才下了决心回到故乡。如果他真的仍然还爱着暖，不可能不去想方设法打听关于暖的消息，事实上，暖的不回信恰恰是他所希望的，借此来获得内心的平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暖在遇到他之后不仅毫无怨言，反倒为生下一个会说话的孩子苦苦哀求“我”和她交合。

在小说《高老庄》中，高子路出轨在先，他每次和城市女人做爱后都会感到后悔和内疚，却又在事后急迫地想向朋友们炫耀，为自己能够品尝到城市现代女性的滋味而欣幸。东窗事发后，他保证今后痛改前非，不再与情人来往，而菊娃却不依不饶，“非离婚不可，并四处张扬，闹得他单位的人都知道了”[4]48，于是子路迫不得已只好同意离婚。菊娃虽然因为无法容忍子路出轨以致离婚，却又离婚不离家，独自赡养子路年迈的父母并抚育先天残疾的儿子，对于子路不可谓不痴情，对待公婆不可谓不尽心，简直是贤淑贞洁的现代版的赵五娘。然而，在此之后，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转。子路开始洁身自好，过起了独身的日子，长达十年都是孤身一人，直到因父亲去世回高老庄奔丧时，他还想着要与前妻菊娃重修旧好，破镜重圆，在得知菊娃与葡萄园主蔡老黑有染后才彻底断了念想，并发誓要找一个自己最满意的、让外人企羡的老婆，这才开始追求西夏。即便如此，他在热恋欢愉之时依然会“猛地就想到了菊娃母子，灵魂就不安起来”[4]48，为此他以给菊娃寄钱的方式来调适心理上的失衡。在父亲三周年祭日时，子路携同美妻西夏回到故乡后仍不忘旧情，对菊娃关怀备至，原本拈花惹草的子路已然成为痴情的情种，菊娃却几乎在同一时间周旋在三个男人之间：与子路旧情难断，和有妇之夫蔡老黑早有私情，之后又转投到地板厂苏厂长怀抱之中，简直成了水性杨花、纵欲滥情的风流荡妇。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们都有着精神洁癖，可以自己“负人”，却断不允许爱人“负己”。农裔知识分子为了实现人生理想往往会抛弃农村妻子或恋人，春风得意时将她们完全弃之脑后，在情场失意时又会重新想起她们，而他们的农村爱人不但要独自吞咽下不幸婚恋的苦果，还要承担起精神的苦痛磨折和生存的苦难摧残。原本是男性有错在先，背弃了爱情，却又要苛求爱人能够保持贞洁。在《高老庄》中，高子路因菊娃离婚后又分别与蔡老黑、张厂长有染而始终无法释怀。《风雅颂》中的杨科则因为听到谣传说玲珍为了还清债务而出卖肉体后，就故意拿话来刺痛已经病入膏肓的玲珍，终而逼得她殒命。杨科在玲珍早年送他上学时便想占有她的身体，而玲珍要他先承诺娶她，杨科没有答应，反而起誓说不结婚我就是急死也不再碰你了，孰料一语成谶，两人自始至终都未能结合在一起。杨科到付家去解除婚约时，玲珍自知无法挽回爱情后甘愿献身给他，却被他拒绝，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杨科有正人君子之风，他是害怕因此被玲珍拖住，直到后来得知玲珍和大她十二岁的窑匠孙林结婚后才放下心来，彻底放下了心理包袱，“脚踏实地和茹萍订婚、结婚”[1]109。为了守望与杨科的爱情，玲珍不惜嫁给比他大十二岁的孙林，只为能够离杨科的老家近些。在丈夫去世后，玲珍债台高筑，还要独自拉扯女儿，艰难度日，但杨科却漠然视之，始终没有想过要对她施以援手，玲珍也始终没有向杨科请求过任何帮助。从精神病院逃回故乡后，杨科无法接受已经色相衰老的玲珍，而此时已经病入膏肓的玲珍还不忘指派店里的服务员伺候杨科。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这些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将女性刻意加以美化或者丑化，而非按照生活实际如实塑造，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作家的男性身份使然。在男性本位思想的主导下不自觉地对小说文本中的农裔知识分子倾注了更多的同情，其用意则是为了减弱男性主人公背弃爱情的罪恶感和愧疚心理。其实，相较于路遥在《人生》中将同情完全倾向于巧珍一方，把巧珍塑造成堪称完美的传统女性，而对高加林的现代价值追求则极尽否定和批判不同，三部小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多少有些走向反面，这或许是为了减轻农裔知识分子的精神负重。对于农村妇女的道德化批判意味有所加强的同时，对男主人公则又给予了过多的同情，有着明显的男性中心意识

【参考文献】

[1]阎连科.风雅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2]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M]孔范今，施战军，主编.莫言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孙见喜，穆涛.《高老庄》北京研讨会纪要[J].小说评论，1999(4)：25.

[4]贾平凹.高老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5][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30.

[6]贾平凹，穆涛.写作是我的宿命——关于贾平凹长篇小说新著《高老庄》访谈[N].文学报，1998－08－06.

[7]李振声.内心阙如的时代，人，何以自处?——阎连科《风雅颂》略说[J].当代作家评论，2009(1)：85.

[8][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邢培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237.

[9][法]罗朗·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M].张裕禾，译.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505.

[10][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11]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学论集》编辑组.文学论集(第7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236.

[12]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13][俄]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的王国[M]辛未艾，译.《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