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移民视角下城乡文化的现代性冲突与弥合

作者：郭良婧 张晓东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甘肃社会科学》  发布时间：2017-04-30  浏览次数： 2935次

【摘　要】农民工移民问题引发当前我国城乡文化的冲突问题。传统的城乡二元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下我国城乡文化冲突的实质，因为主导当前我国城乡文化关系走向的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从“现代性”出发，指出文化主客体的分立导致城市文化内部的异化，才能深入其中窥视城乡文化冲突的深层情形。城乡文化现代性冲突的弥合，需要建立现代公民身份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借助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在城市空间中建构城乡文化的交流机制，不仅是对现代性异化文化的防范，也是对城乡文化的保护。

【关键词】城乡文化；农民工移民；冲突；弥合

20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就曾经指出，现代性的历史就是一部社会存在与其中作为存在形式之一的文化之间充满张力的历史，现代性的社会存在迫使其中的文化走向了自身的对立位置[1]。海德格尔也从技术批判的角度阐释了现代社会的文化冲突，指出技术的“订造”行为把人摆置在被制造或被奴役的状态，人的自由性和生成性被同一的技术标准所规定，“人逐渐被存在于其后面的一种更加强大而深邃的技术框架所规定，被迫只能用一种非本源但却又是源发性的技术眼光去看待社会存在的一切，而且慢慢地发展到只专于某种单一技术的呈现体验”[2]。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城乡劳动力的转移深刻影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文明的逻辑冲突集中表现为农民工群体面临的传统—现代、城市—乡村两种文化的分裂与整合。农民工脱离乡村宗族社会关系而移民城市，并被作为重要的城市人力资本纳入工业化的现代生产体系，从熟人环境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充满了挑战。文化上的“断层”使农民工移民在就业、迁移等一系列问题上越来越受制于现代工业技术体系的摆布，进入无差别的工业文明的秩序“枷锁”之中，从原来的自给自足状态到丧失独立自主的生存能力，加上不得不忍受的现代文明的训诫与惩罚，个体的差异性与自由的发展空间被普遍性地压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与亨廷顿所认为的不同地域文明类型之间存在的冲突相比，这里所说的农民工所面临的城乡文化是指在现代性社会中，文化自身在社会阶层的流动中所产生的矛盾，是指工业技术所建构的现代文明越来越脱离创造者的控制，而日益成为独立的异化力量，并对人的主观文化形成宰制性的压迫，客观化的异化力量与主观文化的冲突即是农民工移民的城乡文化冲突的重要方面。农民工群体及其在迁移过程所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学者侧重于从城市管理角度切入这一问题的研究，从最初关注“民工潮”的形成原因、特点、路径、后果等，到后来拓展到与农民工相关的二元体制、城市化及社会适应等话题，一方面将城乡二元结构作为分析农民工移民问题原因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把它作为城乡格局治理改革的长期目标[3]。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框架下，学者们经常把农民工移民看作是一种潜在的城市负担，而当涉及农民工利益的政策改革时，作为重要参与方的农民工群体则处于失语状态，并成为城市管理主体中各方利益集团的博弈砝码。

一、城乡文化：从差异到冲突

城乡差异问题古已有之。在古代，这种差异是社会文化繁荣的基础，不同的地域文化集中到城市能够为城市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城乡差异性的文化互补有利于塑造城市文化雅俗并举的格局，同时，人的自然性在古代社会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全。关于前现代社会的文化特性，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认为，文化是一种对人的社会性的对立面——自然性的熏陶，人类在其自身与自然环境的不断交往过程中，塑造出了极具自然性的人文环境，“可以为文化下一个定义，这就是文化是人类生活的不断精致化和精神化的表现形式，是一种内在劳动和外在劳动共同的产出”[4]。社会成员从个人精神需求出发，不断从外部客观环境创造出符合人类本性的价值形态，这种外在的价值形态又反过来为个体所消化和吸收，最终形成具有完善个性的“自我”。生命形式与内在特质的合一是文化的理想状态，多元化和个性化的主体需要与客观价值体系的有机融合，可以促进社会成员的身心全面发展。

城乡差异是导致农民工移民的重要原因。城市因其在资源、福利、就业等方面的优势而吸引众多外来人口，但是基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体制产生的城乡隔绝政策和制度性歧视，严重阻碍着农民工移民的真正“流动”。我国规模性的农村剩余人口的城市迁移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主要来源是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主要流向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坚持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由此导致的工农产业之间的“剪刀差”现象，造成了我国城乡结构的二元对立。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生产力，造成农村劳动力剩余，而且城市的市场化改革和国家政策的松动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成为可能，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力量冲破原有二元体制的束缚，催生了具有农民和工人双重身份的特殊群体——农民工。另一方面，在不触及户籍制度的前提下所形成的农民工移民群体出现了“半城市化”的现象，这部分来自农村的城市居住者有一种尴尬的身份，“农民工”这一表述本身就是基于城乡二元思维所产生的社会阶层“变种”，当这些人不再受限于户籍制度而成为城市居民之后，进一步形成了城市市民在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二元结构，就业机会、社会福利、政治权利等一系列制度延伸的“身份歧视”不能根除，使得农民工群体长期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和城市文化的边缘。

在参与现代化生产的过程中，农民工把极具本土特色的农村文化带入城市，但城市文化的偏见和歧视却使其长期居于城市的边缘，工作之外相对封闭于城市主流文化生活。事实上，农民工移民市民化的过程中存在一种深层的经常被我们忽略的内在障碍，这就是他们的社会网络往往只是基于老乡或者工友的非正式关系，在这种关系网中弥漫着一种对参与公共领域的自然排斥，尤其是在城市居民主要的居住单元——社区的管理决策中，作为一种新市民的农民工往往是沉默的，因为现有城市管理机制中缺乏他们的发言渠道。因其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农民工的政治和文化参与权长期得不到城市主流价值的承认和尊重，且成为众多城市管理者限制甚至歧视农民工的理由，既无平等参与当地社区管理活动的权利，也无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话题的发言权，在城市内部形成了一种新的城乡文化相互隔绝、二元对立的格局。其中，城市文化以其先天优势占据城乡文化关系的中心，众多具有乡土气息的乡村则被边缘化，形成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巨大张力。

从深层次来讲，农民工问题是现代工业社会中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引发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而产生的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市场经济所体现的平等、自由、法治等精神理念并没有顺理成章地融入当前我国城市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领域，而是止步于“农民工”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文化的尴尬位置。在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农民被演绎为传统、愚钝和落后的象征，与城市文化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和发展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农民工群体却承载了农民和工人的双重身份，而这种身份的社会性获得是在充满了错位、误解甚至隔离性歧视中完成的，“农民工”这一充满矛盾性的社会身份就此进入我们的视野。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所谓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区别，往往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差别，而是隐藏在地理空间背后的价值观念的差异，“农村人”和“城市人”代表了现代社会中完全不同的两套价值逻辑，这种潜在的观念性的差异塑造了城乡之间一种对立性的文化冲突。比如在人与环境的错位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中的农村人”和“农村中的城市人”这两种充满现代性讽刺的文化风景。因此，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或政治问题，更是一种基于不同发生背景的文化冲突问题，这种文化的冲突不会随着体制和政策的改变而自动消解，相反，城乡文化之间的差异在现代工业文明的重构过程中不断发生着更深层次的异化，在技术文明拉平城乡文化差异的过程中，传统城乡文化的冲突演变为城市工业文明内部关于自由与秩序、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

二、城乡文化冲突的现代性根源

当代中国的城乡文化冲突有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城乡文化冲突，第二阶段是在现代工业技术体系的挤压下所产生的城市内部两种文化的冲突。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工业体系以其强大的扩张和同化能力迅速抹平了城乡之间传统与现代的鸿沟，转而以统一的技术评价尺度来衡量具有不同身份差异的个体的市场价值，这种身份差异在工业与市场化的价值评价体系中被忽略。由此，城乡文化差异并不是导致当代中国城乡文化冲突的主因，现代工业文明内部两种文化的冲突才是当代中国城乡文化冲突格局的决定性因素。

工业革命以来，城市成为集物质与文化双重生产为一体的集散中心，城市文化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就像斯宾格勒认为的，“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5]。在现代城市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以农业生产方式和文化观念为代表的农村文化逐渐退缩到被支配的边缘地位，两种文化力量在历史进步主义的价值引导下，形成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此外，城乡之间事实上的财富分野使城市成为众多农村人的梦工厂，在这种城市财富效应的诱导下，传统社会的文化差异最终演变成文化冲突。而在城乡文化缺乏对等交流的前提下，农民工移民没有在城市获得财富和尊严上的尊重，制度内的身份差异使得他们沦为城市“二等市民”，尽管农民工群体以其勤劳和韧性逐渐以次等的居所和职业慢慢赢得了城市主流价值的认可，但是这种认可并没有在城市主流价值的场域中赢得一席之地。显然，这种歧视性的偏见来自于城市原住民对外来农民工移民所具有的那种理所当然的优越感。美国艺术社会学家苏珊·桑塔格在其《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就说过：“疾病与生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现代性公民的另一种社会身份。我们每个人自一出生开始就获得了双重身份，一个是健康王国的公民，一个是疾病王国的公民。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喜欢亮出自己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是不管怎样，在我们的生命路程中，迟早或者至少在某个特殊时期内，我们将被迫承认，我们自己在疾病王国的公民身份。”[6]

农民工的双重身份彰显了传统农村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这些长期脱离土地滋养的流动群体已经背离传统的乡村社会，在身份上仍然属于农民阶层，文化上则脱离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母体。这种农民工难以真正市民化的困境实际上反映出我国转型时期特殊的社会矛盾，由现代工业文明价值观引发的文化冲突主导了对传统农业文明的现代化改造，在这两种文化冲突与整合的过程中，现代文明自身的内部逻辑成为主宰城乡文化冲突格局的关键。

在农民工城市化的过程中所引发的一系列文化冲突，其根源就在于现代文明对多元社会文化的宰制，其中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关系的异化是这种冲突的实质。所谓主观文化是指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化的内在价值，当这种精神外化形成一种独立的存在形式时，就转变为一种客观文化。在文化的生成和传播过程中，生命个体的无限可能性与外在生命形式的规范性和有限性构成潜在的文化冲突。正如西美尔那句充满了社会学意味的断言：“生命本身充满了一种矛盾：形式为生命的存在提供了一席之地，然而生命却不能在形式中找到自己更大的地盘儿。”[7]生命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存在既冲突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各种已有的社会化形式塑造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个性。另一方面，社会成员个性化的部分则抗拒社会化形式的规训与教化。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规则化的社会形式与个体的关系日趋紧张，这就形成了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冲突的基础。在文化外部，一方面，伴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个体相互之间利益往来的空间被限制，因为个体随机变动的交往方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效率原则。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大规模往城市迁移，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异质性矛盾进一步加剧。此时，要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交往就要建立在客观的规则和制度之上，这成为文化内部客体文化异化的源头。日趋严密的现代文明体系，使得异化的客体文化从价值观念、习俗制度上对个体形成全方位的压制。不过，这种社会冲突并非总是处于对立之中，而是在碰撞冲突的过程中被有机融合进个体的完整人格。社会的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分别对应着社会成员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个体被包容在形式化的社会系统中，同时又与之抗衡；完整独立的个体同时是社会有机体的一环。这样看来，文化冲突本质上来说可以归为群己关系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个体的精神与外在客观社会的矛盾，其根源在于文化主体与主观文化、文化客体与客观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异化。

三、城乡文化冲突的弥合

工业文明的现代性消解了传统社会由身份差异所产生的文化冲突，但却引发了现代人精神的异化，文化主体越来越被外在的物质性的技术力量主宰，人们在社会交往与劳动分工过程中处于一种被外在的客观文化所控制的窘境。因此，城乡文化共同面临的现代性困境是技术理性对人的精神的宰制。尽管城市文化从形式上实现了工业文明的效率原则，但其内在的个体生命的独真和想象力却逐渐隐没在客观文化的异化之中，不仅失去了包容农村文化的能力，而且其追求外在形式秩序的目标也窒息了文化主体追求精神独立和自由的可能性。在现代技术文明的裹胁之下，异化的城市客观文化与质朴多元的乡土文化的冲突中，异化了的城市文化被置于文化主体的对立面，并进而导致现代文化的创造性危机，使城市文化自身丧失了自我救赎的能力。可以看出，现代性改变了传统的城乡文化的冲突格局，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农村文化的多元性与城市客观文化的一元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底蕴深厚的农村文化应成为城市主观文化的重要资源。因此，如何在城市空间中建构城乡文化的自由交流机制就成为解决城乡文化冲突的重要环节。事实上，城乡文化的冲突，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人在文化创造与传播的过程中所拥有的活动自主权决定了文化交流能否畅通进行，只有建立在某种共识之上，城乡文化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分歧和误解。

城乡二元结构中，居民身份差异成为决定其命运的关键，宪法确立的居民共同的公民身份长期隐没在制度性的身份歧视之中。从公民身份出发，把农民工问题还原在城乡居民共同的公民场域之中，消除户籍制度带来的职业身份歧视，还原户籍制度的人口管理职能，这是城乡文化开展平等交流和对话的基础。在当前我国推进的城乡一体化工程中，要让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并驾齐驱，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城乡一体化很容易沦为一只没有灵魂的技术怪兽，因为与技术创新相比，制度创新是一场社会、政治、经济、管理等方方面面彻底的革新，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激发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政策之治，城市和农村被划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制度体系，城市和农村居民不能进行有效的文化沟通和交流。推进城乡一体化制度建设，就要转变社会管理理念，由过去的控制性的全能管理转变为城乡之间公共交往规则的有限管理，以一套更具效率和公平的制度性的规则实现城乡文化的协调与融合发展。

农村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之间存在一种互补、互融、互相激荡最终表现为互相化合的关系[8]。农村文化代表着传统和历史，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代表，不能简单地以现代文明形态去贬低；城市现代文化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文化的先进性可以凌驾于一切文化之上，就其未来前景而言，如果不能充分吸收和借鉴乡村传统文化的精髓则不足以中国化和本土化。就农村文化对于城市文化发展的借鉴性而言，传统乡村社会是重视乡规民约的私民道德社会，经过几千年沉淀的人文底蕴是当前我国城市文化发展中最为急缺的道德思想资源。比如乡村社会中重视个人道德诚信、互助友爱的风尚是城市文化中建构和谐社会关系的重要参考。此外，农村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内孕着城市文化，而随着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转移到城市而成为新市民，这种兼具农村文化和城乡文化滋养的新市民成为弥合城乡文化冲突的重要纽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担当城乡文化交流的使者。

在城乡文化弥合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尤为重要。政府是社会秩序和公共交往规则的捍卫者，制度创新的主体当然也包括政府自身[9]，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在整个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政府才是最重要的创新主体，尤其是在我国当前私人领域的成长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更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制度创新优势。因此，建构和捍卫符合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精神的城乡文化交流机制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城乡文化的交流应尊重乡民和市民的文化首创性，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把个人和团体纳入城乡文化交流的潮流之中，形成互利共赢的文化交流格局，既充分发挥城乡各自的文化优势，也使其相互借鉴，最终实现城乡文化的和谐共生。

现代文化的客观形式深刻纠缠于个体命运之中，日益成为一种与人对立的压迫性的异己力量，其对人与人性的宰制使得个体自由发展的空间日益萎缩，个体从精神上丧失了家园之感。现代文化注重人的物性，求真并追求真理式的生活方式，因而不得不对工业文明采取技术分析态度。然而，现代性语境下的城乡文化关系中，农村文化所承载的传统资源致力于保全个体的自由性，如杜维明认为，儒家的宗教性就是“终极的自我转化”[10]，通过个体的修身养性不断拓宽人的自由边界，从而在凡俗世界中体现人自身的神圣性。儒家从人的德性出发不断生发个体的生命理想，由内而外实现群己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激发个体自由创造和自在生存的潜能。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西方工业文明对人的物性异化，而且因其注重人的德性，求善并追求道德式的伦理生活，与西方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化迥然不同。此外，从个体发展的完整性而言，现代文化的求真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求善也是个体自由缺一不可的两个组成部分。因此，城乡文化冲突的弥合需要深陷现代性困境的包括农民工移民在内的城市阶层以个体的姿态融入传统文化，消解现代性给予个体自由的枷锁，从而在现代和传统之间寻求一种新的自由之路。

四、结语

现代社会中个体面临的文化困境是文化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与异化，作为城乡文化创造与传承的主体，个体日趋被自身创造的文化对象所宰制，处在工具理性的控制之下，个体的人不再是文化的目的，而成为实现工业社会文化资本增值的工具，即生活不再是文化的目的，异化的文化导致了生活的解体和意义的消解。当代中国城乡文化冲突缘起于农民工移民，随着这一群体大规模涌入城市，前现代社会城乡文化的差异演变为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城乡文化冲突。现代城乡文化冲突的决定性力量是深度切入中国文化命脉的现代性因素。基于身份不平等所产生的传统城乡文化冲突正在被现代工业文明体系所消解，但是现代城市文化内部的冲突又导致城乡文化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农村和城市被现代化的命运所纠缠，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化撕裂了原有的生存秩序，传统的价值理念在以技术和分工为特征的现代工业文明体系的冲击下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城乡偏见——原本只是生存地理空间不同的城乡差异演变为具有典型对立特征的文化冲突，这其中就包含城乡各自生存根基的消解和重构。但随着近些年来我国城乡一体化工程的推进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现代工业文明体系的扩张不仅冲破了我国城乡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障碍，而且从源头上赋予城乡文化整合的新背景，城乡文化结合方式的转向使其在摆脱传统偏见束缚的同时，也将现代文明的基因吸纳进城乡文化一体化的广阔格局中。纵观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历程，从固守传统的身份差异到理性统御下的职业分工，城乡文化主体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裂变。一方面是其生存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理念使原本处于不同地理空间的城乡居民成为相互依赖的共同体，原本导致城乡歧视的封闭经济形态逐渐让位于日益开放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城乡居民之间的职业分工却没有从精神层面消解城乡文化之间对立性的隔阂与冲突，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更替隐含了工业文明内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裂变与弥合。从长远来看，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文化冲突包含了现代文明内部急需的多样性，城乡文化主体与客体分离以及社会内部的职业分工客观上创造了支撑现代文明体系运转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导致现代人进行创造与创新所需要的微观自由环境的萎缩，进而造成了城乡文化主体自主性的缺失以及精神贫困。

从现代性文化内部的角度来看，城乡之间的文化关系中，互补互助多于矛盾冲突，特别是农村文化厚重的历史积淀为现代人逃脱现代性对人的异化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对于承载城乡文化的个体而言，面对这种异常强大的异化文化，当务之急并非是个体式的逃离和反叛，而应当从这种异化的现代文化出发寻求抗拒现代工业文明对个体私人空间过渡侵蚀的路径。但就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统御城乡文化关系演变的现代性因素尚没有充分彰显，在此种情形下，借助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在城乡体制内部构建起一种能够抵御现代性异化文化的组织和规则，既是对现代性的防范，也是对城乡两种文化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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