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农运动”与乡村建设人才思想的转变

作者：任金帅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发布时间：2017-04-16  浏览次数： 3797次

【摘　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下乡去”的呼声中走进乡村，与乡村建设运动相与为一以推动农村的复兴与发展，形成声势浩大的“归农运动”。但受客观环境及个人动机、能力等因素的影响，运动所产生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而乡村建设人才思想则在总结与反思中逐步走向成熟：从致力于通过宣传呼吁等方式动员知识分子下乡转变为探索人才选拔、培养标准与方式的制度性建构。这一思想转向从长远看也有利于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考察“归农运动”的形成、发展，分析运动中所产生的问题及影响，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乡村建设运动历史进程的理解。

【关键词】归农运动；乡村建设；知识分子下乡；人才思想

近代以降，伴随城乡关系的结构性失衡，城市内知识分子“冗余”的现象日益明显，知识界由此发出“下乡去”的呼声，倡导知识分子走进乡村以谋求出路。这种呼声与实践恰与时兴的乡村建设运动相与为一，形成声势浩大的“归农运动”[1]，以推动农村的复兴与发展。学界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在这场运动的积极意义方面着墨较多，认为不少知识分子不为名利，深入农村，脚踏实地寻求中华民族自救自强道路的探索和献身精神以及在普及农村教育、发展农村经济、培养农业人才、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改变农村社会风气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值得肯定的[2]。但实际上，“归农运动”中也存在着诸种问题，所产生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而乡村建设人才思想则在总结与反思中逐步走向成熟，从长远看也有利于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需要对此进行分析。

一、知识分子冗余：城乡关系结构性失衡的后果

海通以来，一代又一代学人向西方寻求发展近代工业文明的“真理”以实现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然而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之下，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步履蹒跚，本为立国之基的农业经济与乡村社会也暂时被遗忘在角落。困厄中的近代化进程打破了城乡一体的传统发展模式，使两者在金融、贸易、人口、文化等方面出现结构性失衡，造成城市的畸形膨胀与农村的极度萧条。城乡的分离与对立不仅影响着各自经济的正常发展，也使城市内知识分子的“冗余”现象凸显，其直接导因便在于教育制度与社会需求的脱节、乡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地方精英向城市的单程流动。

清末以来新式教育的蓬勃发展无疑是近代化历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然各种教育制度、设施均移植自日本及欧美国家，与本土社会的需求相脱节，致使各科学生毕业后学无所用，出现严重的就业困难。

自清末新政到民国肇建，由于官方对法政人才的迫切需求，法政类专业与仕途形成“制度性连结与过渡开展”[3]，法政类学系、学堂的数量随之出现急剧增长。据中华教育社统计，1923年全国有法政专门学校33所，学生10864人，接近于大学校的数量与学生数，远高于其他专门学校[4]。到1931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中文法等文类院科数有110．5个，理工等实类院科数仅为76．5个；文法等文类系组数有395个，理工等实类系组数仅为281个；就学生人数而言，1931年全国专科以上学生总数44167人，文科有32940人，占总数74．5%强，其中更有80%以上为文哲与法政科毕业生[5]。如此之多的文、法类毕业生难以被社会岗位与政府机构所接纳，成为最大的失业学生群体。从1934年9月到12月，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共收到国内外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所填的调查表与登记表435份，求职者中仅文、法科毕业生就有275人，占到总数的63．2%[6]。

除文、法类学生供远大于求外，工、商类学生也因国内工商业的疲软不振而难寻工作。农业专门学校、大学农学院的教育亦忽视社会实际情况，先采用直译的日本式讲义，后改用原版的欧美教科书，培养出的学生根本不了解中国农村、农业，更谈不到去建设、改良农村、农业。农科学生毕业后反不能“业农”，“除去拿几本最新版本的美国课本来和用旧版本的朋友们抢冷板凳坐，睁着眼去误人子弟，或者把头弄尖去做个‘专门’（钻门）人才外实无事可做。”[7]一时间，无论是学工、学商、还是学农，无论是国内还是留洋的学生均不惜代价“奔走”、“钻营”于军政学三界，“成功的固然洋洋得意……利用其一时的在位，肆行搜刮。而失败者便被遗弃在十字街头……留住在城市里成为高等的无业流氓”[8]。

清末新旧学制更易所引发的绅士阶层分化及地方精英向城市的单程流动更加剧着知识分子“冗余”的程度。1905年的废科举兴学堂之举“可以说从制度层面，也从文化层面揭开了乡村社会走向近代的历史序幕”[9]。绅士阶层的大规模分化与流动也由此肇端。自19世纪以来，尤其是废除科举制度后，全国士绅群体中约有五分之一，即30万人通过各种途径，接收了程度不等的新学教育[10]。

就湖北地区而言，清末20年间接受新式教育的绅士至少有2万余人，约占全部士绅人数的43%，其中转向教育文化、法政、军事行政、实业者之比例分别为40%、15%、8%与5%[11]。大批经过新式教育的绅士转向从事教师、军官、文职员属等各种社会职业，不仅造成了传统绅士阶层继替的中断，而且由于新式职业普遍存在于城市使得大批乡土精英脱离乡村、进入城市，形成空前规模的社会“单程单向流动”。

此外，新式学堂中也有很多农村学生，1931年时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中农村学生数就占到总数的25%强[12]，但由于新式学堂在地域分布、主要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始终疏离于乡村社会，使其培养出的学生在知识技能、思想观念上均无法再回归乡村。从分布地域看，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乃至服务乡村社会的农业学校大多都设在城区；就教学内容而言，学生接受“七科之学”教育后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只能在城市中找到适当的工作“学而优则仕”等传统观念也激励着受过新式教育的乡村人才离乡入城，因为“县城的官不如省城多，省城又不如京城多……没有一个大学毕业生愿在乡村住的，在县城中也不乐意久居”[13]，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地方精英的离村趋向。

城市“知识阶级的失业恐慌”在上述因素作用下不断加深，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新离学校之毕业生，每以进身无门，辗转于饥寒线上而不能自拔，年来此事影响之严重，至波及国家前途之安危……且为形成社会之种种危机。”[14]一些关注农村的学者由此从救济与复兴农村的角度出发，呼吁知识分子下乡以缓解矛盾。随着20世纪20年代以后农村危机的不断加深，这种主张逐渐得到众多响应。于是，在“下乡去”——这一时代性呼声的逐日高涨中，知识阶层开始出现新的转向。

二、“归农运动”：知识阶层的新转向

“下乡去”的口号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1919年时李大钊看到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青年对农村民众的动员，进而意识到要输入新文明、改造旧社会，也需要青年下乡去开发农村，由此发出呼吁：“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15]

“五四”后农村问题端倪初现，一些致力于农学、农村社会学的学者开始立足于农村救济的角度倡导“归农运动”，如吴觉农认为我国完全是“以农业立国”，农村对与国家文化、生产、国际地位及税收存在重大关联。但农民生活“近年以来，外受外国资本家及工商业的压迫；内受政治纷扰及贪官污吏的荼毒；所以越弄得不堪设想”[16]，除了青年“归农”以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去振兴农业、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杨开道更明确地指出农民的好坏、农业的发达关乎国家兴衰，“农业没有办法去改良，农民的困苦没有办法去救济，无论都市或乡村都是不能安宁的。”[17]只有知识分子下乡去，或充任乡村领袖、教员，或研究农学、改良农业，才能拯救“已到末路”的国运。

然而20世纪20年代初时农村问题尚未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在理论认识层面及实际经济政策制定上，农业经济的发展优先度也远低于工业经济[18]。受此影响，无论是出于改造社会的诉求，抑或出于振兴农村经济的愿望，这一时期“下乡去”的呼吁仅停留在书面上。知识分子真正与乡村社会的融合则是伴随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而实现的。

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问题在广度与深度上远远超越了十年前的状态，从单纯的经济凋敝转变为空前的生存危机。受国际经济大萧条及国内城乡关系失衡的影响，再加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掠夺，天灾人祸的打击，农村已接近全面崩溃，在经济上表现为农产品产量的下降、农民的绝对贫困等，在政治上则体现为基层政权的“劣绅化”。农村的破产不仅使整个社会的发展陷入困境，而且“九一八”后中日摩擦的不断升级更使农村问题上升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救中国先救农村！”成为人所共识。但农村救济需要极大的财力和人力，学人或主张各类知识分子充任乡村领袖、教员，或主张全国学生调查、整理乡村，倡导与动员知识分子下乡担起重责。此类论调不绝于耳，一时成为舆论所向，“到田间去，乃中国社会上最时髦的一句口头禅。”[19]

与此同时，少数知识分子如梁漱溟、晏阳初等已然走进乡间，试图通过乡村建设运动来实现救亡图存，“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20]。乡村建设运动被视为民族国家的新希望，迅速蔓延至全国范围，各地从事乡建工作的团体、实验区多以千计，成为一股强力的历史发展潮流。

任何事业的基础在于人才，要谋乡村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必须有足以担任建设事业的大量人才。早在村治学院时期，王惺吾就指出如不能造成知识分子下乡服务的风气，则村治“终等于不兑现之支票”[21]

此后，梁漱溟在其系统的乡村建设理论中也一再强调“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是解决乡村问题、乃至整个中国问题的关键，“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的方法、新的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件，固然乡村问题不能解决；没有第二条件，乡村问题亦不能解决。”[22]晏阳初也认为“人才上的条件”是开展定县实验必备的基础，“必使从事农村工作的人，有热诚的信仰，有牺牲的精神，有了人才，然后才能推动农村。”[23]但大部分乡村建设团体、机构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人才匮乏问题，“目前国中高呼农村建设，大有风起云涌之势；然对于具有实用的农业学识与技术之人才，俱感缺乏。”[24]

为解决此关键问题，邹平、定县、宛西等地都将人才的训练与培养放在重要位置，并呼吁知识分子下乡，如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将宗旨之一定为“倡导知识分子回乡运动”，定县平教会历届行政会议也在强调注重成熟人才“质与量的增加”以及有志青年的培养、训练。

正如时人所言，“大学‘毕业即失业’……成为社会严重的问题。那知风云际会，‘复兴农村’的声浪高涨，乡村中正需要知识份子；所以‘下乡去，复兴农村’成为目前的‘二者兼顾’唯一的策略。”[25]一方面是城市知识分子寻求出路，另一方面是乡村建设运动渴求人才的参与，较为系统的建设方案与事业内容也为知识分子下乡提供了平台与岗位，“下乡去”的呼声终在此时落实为大规模的实践。全国各主要乡建区域均有大量下乡的知识分子从事基层乡建工作，其中1929年时平教会全体职员包括大学教授、学院院长、留美的博士、硕士离城进乡之举，更是被称作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一次知识分子迁往乡村运动”[26]。对参加第二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团体及实验区的调查显示，各处有偿及义务工作者的数量，少者如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专修科有20余人，多者如定县则有上千人[27]。

“所谓乡村建设运动，自然是知识分子下乡的运动。”[28]如此之多的知识分子深入乡村承担建设工作，无疑推动着乡村建设运动的进展，但其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都市文明孕育出的知识分子与乡村社会“有很多捍格不通的地方。一边骛新，一边守旧，一边生活欲望提高，一边生活最苦不过。所以无人肯去；去了，也不免做不通而跑回来。”[29]除少数知识分子外，更多的人则是空喊“下乡去”，或是抱着投机的心态参与乡建工作，无助甚至有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

三、农村“象牙之塔”：归农运动中的问题

尽管乡建领袖如梁漱溟等一再呼吁知识分子下乡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助力，但除少数人能够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乡建方案、规划外，还有很多下乡的知识分子难以承载乡村建设运动的使命。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敷衍了事、脱离民众，有悖于乡村建设的本意，以至于被斥责为“不但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而且却有成为一种特殊阶级的趋向。”[30]究其原因不外有三：

1．动机不纯，未能“农民化”

乡建工作的目的在于“化农民”，需要工作者首先“农民化”。下乡去的知识分子虽如恒河沙数，但很多人参与乡建的动机并不纯正，有为名者、有为利者，“许多乡村工作者，并不是真心去做乡村工作，有的是好奇……有的同志，是想借此作引进之门……另一种同志，实在是再无门可走，本想去都市然而找不到饭吃，只好去作乡村工作，这种同志，有办法就不下乡！”[31]存五日京兆之心而下乡的知识分子并非真正为复兴农村计，因此在言行、举止、心态上不可能实现“农民化”，工作因此常遇困难而感觉束手无策，于是“许多人‘半路出家’又‘半路还俗’了，许多人被迫下乡又被迫离乡了”[32]。冀图他们全力开展乡建工作并不现实，“能抱着‘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敷衍态度的，已属难能可贵，若欲实干苦干，不啻缘木求鱼”[33]。

2．未能与农民打成一片，实现“化农民”

“乡村社会的‘自然距离’与‘社会距离’，是农业生产集团中特征之一。”[34]近代以降，城乡之间经济、文化的分野使这种“距离感”尤其明显。相对城市而言，农村的劣势地位使其“久受贪官污吏，苛税杂捐，兵匪劫掠等种种的害处；人民如惊弓之鸟，在恐惶中过生活。”[35]此种处境使农民不得不以一种警惕与猜忌的心理看待外来事物与人，不愿透露自身信息，更无意进行合作。在这种环境下推进乡建工作的关键就在于拉近与农民的距离，取得农民信任以谋求工作上的便利。然而知识分子在城市生活中所形成的心理、生活及行为习惯常不能适应乡村生活，并在不自觉中影响着对于农村问题的认识，使其很难与农民打成一片。一些知识分子“即使具了绝大决心实行下乡，实际上仍与置身‘象牙之塔’无疑……一个知识分子即使与乡民发生了接触，接触的性质，往往是机械的，不自然的，有时甚至是居高临下的，不尊重对方的。”[36]结果，乡建工作偏离了促进农民自为的本意，“一切发动的中心如合作社、农场、医院、学校，在乡民眼中看来，都是由一批外来的拿薪水的职员在那儿主持。这种现象，可以说是乡村工作人员职业化，和一切机关‘衙门化’。”[37]

3．受理论分歧及客观环境的影响，未能“动农民”

乡村建设以整个乡村社会为工作对象，但各地情况不同，工作从何处着手观点不一，有主张以乡村小学为乡村建设中心者，有主张以农业推广、合作事业为中心者，还有主张以地方自卫为中心者，不一而足。各处乡建工作者对当地乡村社会均有着自己的理解，思想的独立性使他们不容易接受其他团体的方案、思想，使得乡建团体之间在理论层面上的矛盾、分歧不断，一直未能形成合力，不利于乡村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梁漱溟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乡村运动者，自己不能合为一个力量；各有其来历背景，各有其意见主张。那末，期望它来改造社会又如何能行？因为没有一定的方针要求，就不成功一个大力量。”[38]

不仅知识分子存在分裂倾向，中央政府及地方势力也在阻挠、限制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在致力于加强自身权威及控制力的南京国民政府看来，乡村建设运动能够动员地方力量，具备潜在的社会控制能力，因此“对乡村改革及改革者的态度一度处于矛盾状态。”[39]社会自发的乡建团体、机构普遍未能得到政府认可，如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成立后，国民政府就采不立案、不承认之态度，研究院学生毕业后虽获研究院所颁发的证书，但并不具备官方资格。1936年毕业学生薛泽生在谋求安徽省初中训育主任公民教员职位时便遭遇资格认定的困难。当局认为“其所缴毕业文证，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乡村建设研究部证书，是项资格究与何种学校程度相等，无从臆断”[40]，后上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民众训练部，经特别审查后方给予资格认定。专为乡村建设培养人才的学校如山东第一乡村建设师范学校也不能针对乡村建设进行课程安排，因为当时省教育厅规定，学生毕业时必须参加全省会考，会考不及格的不发给毕业证书。合法政治地位的缺失使乡建工作的开展受到严重干扰，“政府对于改进工作，能予助力者，十不得一二，能敷衍门面，不问不闻，已属难得；甚或处处予以难堪，阻其进行，竟或行其诡计，破坏不留余地，或竟诬害暗杀，言之痛心。”[41]

“归农运动”中所出现的诸种问题严重影响到乡村建设的进展。有些知识分子虽回归乡村参与乡建工作，但起到的却是反作用，“闹的农村的村夫野妇头昏脑痛，简直觉得太麻烦了”[42]，导致乡建事业投入颇多但收效甚微。乡建工作者群体由此被目为“吃乡建饭的新阶级”[43]，更为严重的是整个乡村建设运动也遭遇到认同危机，有失去社会各界支持之虞，“中国改造运动的方式，已经由上层而下层，由都市而农村了。此中不少投机的分子，无聊的举动，因此也就引起外界不少的误解，不少的批评。”[44]这些消极影响的产生使乡建领导者们意识到仅靠呼吁知识分子下乡是不够的，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尚需另辟蹊径，乡村建设人才思想由此逐渐发生转变。

四、就地取材：乡村建设人才思想的转变

正如马克思所言：“历史什么事情也都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着一切并为这一切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5]任何一场运动都是由发起者、参与者所共同创造、延续与发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也不曾例外。“归农运动”所产生的问题使乡村建设事业出现倒悬之危，“我们的目标是对了，方法也对了，内容也对了，而推动仍感艰涩的缘故，就是因为人选问题。”[46]通过对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各地乡建领袖意识到乡建工作者的选拔应“就地取材”，注重培养本地人才，还要对已有或培养中的人才加强实地训练与精神陶练。乡建人才思想的转变便沿此两条路径展开：

1．就地取材，注重培养本地人才

下乡的知识分子虽处于乡建事业的领导地位，但终属外来人员而往往缺乏地方认同感，少能尽心任事。起用本地人才则可获得当地支持，激发乡土感情，有利于工作的开展与延续，“以本地人干本地事，能使地方上的民众感到这是自己的事，要自己干，不应当靠别人，这样干起来自然感到亲切而肯努力，如果是异乡人，则无论如何去努力联络当地人的感情，总因生活习惯不大相同，语言尤其隔膜，收效是不大好的”[47]。1930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清和实验区就将工作原则之一定为尽量聘用本地人才，加以训练，以免人存政举、人亡政辍。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有感于“知识分子下乡工作……往往受环境和工作者自身的兴趣所支配，三五年继续不断地干下去，已经算是很长了，终身埋头干乡村工作，往往不为社会环境所许。”[48]进而组织成立起湘湖青年团，将一批当地青年加以特殊训练，倚为乡建工作骨干，通过造就“新农夫”，抿除知识分子与乡农之间的隔阂，以谋持久的乡村建设工作。

再者，起用地方人才可消除乡村社会的“距离感”，最大程度减少客观环境的制约作用。在筹划定县卫生体系的建构时，陈志潜察觉到城市所培养出的医生与护士无法深入乡村社会，不仅在于农村经济无法负担费用，医校毕业生也存在训练不足、无法获得农民信任等问题，进而形成起用平校毕业生作为保健员的思想。他认为起用本地人才开展卫生工作即经济又易获得农民信任，是办理乡村公共卫生事业的最佳选择，“他们土生土长并易于生根于当地……被同胞村民信赖的村民们比必须花费宝贵的时间来显示其可靠性的外来者更为有利。”[49]平教会正是本着这一思想才能在定县以较少的人力、物力成本构筑起相对完备、高效的三级卫生保健网络。

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选拔当地人才作为事业骨干的思想逐渐成为乡建领袖们的共识。如方悴农立足于对1935年前后乡村建设人才培养情况的分析，认为应注重选拔“对农村事业已经有相当认识根底和兴趣的青年，最好是生长农村，与农村生活不能分离的农家子弟；在事实上加以严格的训练，一面尽量选取有一艺之长的人，一面毫不客气的淘汰庸碌无用的人和投机取巧的分子。”[50]而从事乡村基层工作十余年的瞿菊农也认为知识分子不仅训练不足，不能认清农村问题，无法消除的心理障碍与优越感亦阻碍着乡村工作的进行，真正的乡村工作者“最好是从乡村自身，以他的能力与他所受的教育而取得领袖地位的人。”[51]

2．对已有或培养中的人才加强实地训练与精神陶练

乡村工作错综复杂，工作人才之养成仅靠课堂、书本中获得的学识尚显不足，还必须具备相当的农村实地服务经验。更有学者认为人才的培养不仅需要加强实地训练，最好能完全在农村中进行。如王九茎便认为在城市附近的环境中训练农村服务人才，难免沾染“大学式的华贵办法”，“如果再聚一团学者式的学员，授以不澈底的短期训练，送到民间去；教他们负起指导农村建设的责任来，恐怕是不十分恰当的。”人才的训练需要在农村中进行以获得适应乡村建设的技能，“造就人才，将来的工作既以农村为目的地。惟一的训练目标有二：第一是充分具有勤俭耐劳能与农民共甘苦的精神。第二是充分学得适应农村建设的真实知能。”[52]

定县的“博士下乡”可谓大张旗鼓，但下乡去的多，中途离乡的也多，其致因不仅在于无法忍受低劣的物质条件，还在于自身的学识能力在乡间无法施展。即便是在坚持下来的人中，有的虽有热情，也希望和农民一同工作、生活，但由于缺乏应变能力而成绩寥寥。有鉴于此，平教会在1937年后决定“采‘寓训练于工作’的办法培养人才，由工作主持人率领研习生工作，使研习生在实地工作上得学问，得实际经验。”[53]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同仁经过两年的实地工作后也“在在均觉乡村工作人员非具有高尚的人格、锐敏的眼光与丰富的学识与能力，不能担当”，遂于1934年调整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研究部学生需加入邹平实验县设计委员会各组任设计研究员，并担任邹平实验报告的编纂任务，以使学生各本所学，用心于实际问题的研究，沟通学历与事实，增加经验、获得办法；训练部学生须“就地取材”，课程则根据乡建事业、社会的要求及学生的兴趣、能力进行重排，如训练部在培养第四届学生时开设有“田间劳动”、“乡村学实习”等必修或选修课程，并安排甲、乙两级学生每逢周日进行团体活动或乡村访问，增加乡间实习时间，尽力“对学生的培养向深厚里去”[54]

在力图增加工作者实地经验的各种举措中，最具变革意义的莫过于改造学校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使之与乡村建设运动接轨。1936年前后为适应国难日深的现实环境以及乡建事业不断扩展的要求，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大学等六个机构组建起“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该会致力于改造传统教育方式，从学生时代起即实现学生生活的“农民化”，“以实地从事农村建设之研究，实施区域为各校各科学生之实验室与工作场”[55]，以使大学生充分明了农村实况、习惯农民生活，并掌握农村工作的知识、技能，毕业后可直接入农村服务。

乡村工作障碍重重，难以收到速效，参与者不免会因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产生极强的挫败感，导致热情减退而意志消沉，在工作中敷衍了事，“从事乡村工作的同人，也感觉到国难的严重，自身工作的困难百出而成效很难在短时间内表现，不期然而发生心理的烦闷，随时有迫不及待的心理，当前的应付又是满路荆棘，更使人有俟河之清之感。”[56]由此，乡建领导者还特别强调工作者精神意志层面的训练，“第一步先要有一个严刻的修养的工作，把意志、思想、技能重新加以估量，确定和培养然后方足与言乡村工作。”[57]参加第二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乡建团体也普遍认为训练人才不应以资格为重，既要训练其职业，也要训练其精神，尤其要重视人格的陶冶。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为此专开一门“乡村服务人员之精神陶练”课程，由各班主任负责，内容包括合理人生态度的指点，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等，核心在于使学生领会、应用民族精神，以不畏艰难困苦、不求名利的态度从事乡建工作。

乡村建设人才思想的上述转变既是多年乡村建设实际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全面深化在思想层面的表现与要求。从致力于通过宣传呼吁等方式动员知识分子下乡转变为探索人才选拔、培养标准与方式的制度性建构，这种思维指向、思想内容的质变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乡建人才从何处来及如何培养的问题，有助于乡建工作者来源渠道的扩大，个人品质、工作能力的提高。这些新思想的形成与贯彻不仅促进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构成了民国时期乡村建设人才思想的重要内容，对当下有关农村建设人才培养思想、机制的探索亦有颇多可借鉴之资。

五、结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产生的“归农运动”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不仅有助于打破知识分子与农民阶层的隔绝，进而促进乡村社会的近代化，亦可使前者获得洞察社会情状的契机，形成对国内各种问题的真知灼见。真正下乡去的知识分子均有着“宗教般的牺牲精神”，即便是对乡村建设持怀疑与批判态度的学者也对此表示钦佩。如千家驹说：“我的批评仅限于乡村建设运动之整个的哲学基础，对于从事乡村建设运动者之肯深入到乡间去，我们实深致其敬仰，而且认为这是智识份子之一种新觉悟。”[58]但特定的时代环境同样决定了这场运动难以成功。近代以来城乡分野的趋势日渐明显而不可阻挡，使两者各成一极，无法形成有机的联合。不解决城乡失衡问题，则不能真正实现“下乡”，“回到民间去的呼声，唱的不可谓不久，不可谓不响了，结果除去一时的热闹外，便什么都没有了。任何一种运动而单凭热情和义愤是不够的，事物的推演绝不管人的热情或义愤，它自己遵循着它内在的法则。因之，可知无论用苦口的宣教方式，或武力的押解，青年的离乡倾向总会是继续下去的。”[59]

事实确实如此。“归农运动”中除少数知识分子能克服重重困难深入乡村社会外，大多数则是抱着好奇、无奈或投机的心态从事乡村建设工作，再加上受客观环境及个人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消极保守、敷衍了事，不仅未能“农民化”，更遑论“化农民”与“动农民”。所用非人的问题使乡村建设事业难以为继，更遭遇社会认同危机。这促使各乡建团体、实验区改变人才的培养方式，注重“就地取材”，并对已有或培养中的人才加强实地训练与精神陶练，甚至出现改革大学教育以适应乡村建设运动的构思与实践。这种人才思想上的转变与贯彻有助于乡村建设人才选拔、训练体系的制度建构，从长远看则有利于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总而言之，我们不仅应对知识分子不畏艰辛、深入乡村的精神进行恰当评价，更要看到“归农运动”对乡村建设人才思想的转变与走向成熟所起到的引导作用。

注　释：

[1]“归农运动”一词原出现于欧美诸国，主要含义有二：“一以务农为职业，一以乡村为生活之所，而要为社会人口疏散之趋势。此项运动与人口自乡村移向城市不同，往往为政府或其他团体所组织所倡导。”（梁庆椿主编：《农业政策》，南京：正中书局，1947年，第60页）“归农运动”一词仅表示一种“趋势”，“归农”的目的及具体方式则不一而足。杨开道将“归农运动”的形式按目的归结为五种，即维持乡村人口、减免都市游民败类、退隐、裁兵为农以及振兴农业和救济农民。立足于对国内城市以及农村的情况分析，他认为以振兴农业和救济农民为目的的“归农运动”，是“一种最切当的主张。”（杨开道：《归农运动》，《东方杂志》第20卷第14号，1923年7月。）本文所论之“归农运动”即是此种主张下的“归农运动”。

[2]郑大华：《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夏军的《杜威实用主义理论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李晔、李振军的《留美知识分子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乡村建设——以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实验为例》，《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冯杰的《博士下乡与“乡村建设”——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北定县平教会实验为例》，《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彪晓红、杨飞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人才思想及其借鉴意义》，《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等。以往研究大都对知识分子下乡去的积极影响及意义进行阐述，而较少着力于对知识分子参与乡建工作所产生的问题进行分析，亦未及这些问题对乡村建设人才思想所产生的影响。

[3]刘恒妏：《论百年来台湾法学教育之变迁》，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5年，第113页。

[4]中华教育改进社编辑：《中国教育统计概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11页。

[5][12]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教育统计第一学校教育统计》，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48－53页，第58页。

[6]程振基：《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几项研究资料》，《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月刊》第1卷第1期，1935年1月。

[7]布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林教育？》，《独立评论》第57号，1933年7月，第6页。

[8]陈建业：《生产教育与政治教育》，《东方杂志·教育栏》第31卷第6号，1934年3月，第2－3页。

[9]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10]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页。

[11]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第467页。

[13]何思源：《士大夫教育之恶果及教育改造途径》，《东方杂志·教育栏》第31卷第6号，1934年3月，第14－15页。

[14]胡鸣龙：《知识分子的失业救济与学术运动》，《中国新论》第1卷第3期，1935年6月，第29页。

[15]瑏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4－308页。

[16]吴觉农：《中国的农民问题》，《东方杂志》第19卷第16号，1922年8月，第2－20页。

[17]杨开道：《归农运动》，《东方杂志》第20卷第14号，1923年7月，第24页。

[18]杨铨：《中国能常为农国乎？》，《申报》1923年10月28日第3版；戴英：《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申报》1923年10月30日第3版；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155页。

[19]熊今悟：《都市社会之形成及其病态》，《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34年11月，第46页。

[20]梁漱溟：《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4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11页。

[21]王惺吾：《村治之危机与生机》，《村治月刊》第1卷第12期，1930年2月，第5页。

[22][29]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1页，第479页。

[23]晏阳初：《乡村运动成功的基本条件》，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05页。

[24]晏阳初：《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请款书》，《晏阳初全集》第1卷，第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51页。

[25][33]尤蔚祖：《失业大学生下乡之五道防线》，《复兴月刊》第3卷第8期，1935年4月，第6页，第8页。

[26]晏阳初：《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总结》，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10页。

[27]章元善、许仕廉编：《乡村建设实验》第2集，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500－536页。

[28]徐宝谦：《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基础》，《乡村建设·乡运者的话》第6卷第3期，1936年9月，第2页。

[30][43]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第60页，第36－37页。

[31]千秋：《乡村工作经验谈》，《乡村建设半月刊·乡运者的话》第6卷第20期，1937年7月，第2页。

[32]齐植璐：《乡村工作人员应有之夙养》，《农村建设》第3期，1937年1月，第8页。

[34]彭秋萍：《乡村建设中心教育原则之研讨》，《新民》第1卷第3期，1935年12月，第11页。

[35]李景汉编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言》，北平：大学出版社，1933年，第2页。

[36]徐宝谦：《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基础》，《乡村建设半月刊·乡运者的话》第6卷第3期，1936年9月，第2页。

[37][48]江问渔、梁漱溟编：《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第493页，第493页。

[38]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研究院讲演》，《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76页。

[39]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1页。

[40]《解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乡村建设研究部毕业生资格与何种学校毕业程度相当》，《中央民众训练部公报》第3期，1936年4月，第83页。

[41]陆叔昂：《参加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后》，《教育与职业》第148期，1933年9月，第658页。

[42]陈掖神：《知识份子应到农村去》，《教育周刊》第206－207期，1934年10月，第10页。

[44]杨开道：《我为什么参加农村工作》，《民间》第2卷第1期，1935年5月，第10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119页。

[46]晏阳初：《农民抗战与平教运动之溯源》，《晏阳初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33－534页。

[47]通哉：《乡村建设之理论与实际》，《陇铎月刊》第3期，1939年3月，第14页。

[49]陈志潜：《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7－88页。

[50]方悴农：《农村建设实施纪》，上海：大华书局，1935年，第335－336页。

[51]徐宝谦编：《农村工作经验谈》，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6年，第89页。

[52]王九茎：《训练农村指导人才基本的条件》，《民间》第2卷第2期，1935年5月，第15页。

[53]晏阳初：《在平教会长沙办事处周会上的讲话》，《晏阳初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06页。

[54]张俶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培育人才之新转向》，《乡村建设半月刊》第5卷第4期，1935年9月，第1页。

[55]《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大纲（附录）》，《民间》第3卷第23期，1937年4月，第15页。

[56]瞿菊农：《乡村运动的自省与对于社会的要求》，《民间》第3卷第1期，1936年5月，第3页。

[57]齐植璐：《乡村工作人员应有之夙养》，《农村建设》第3期，1937年1月，第8页。

[58]千家驹：《中国的歧路——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中国农村》第1卷第7期，1935年4月，第4页。

[59]《押解知识分子下乡》，《华年》第5卷第15期，1936年4月，第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