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成本“下楼”：让“上楼”农民生活改善锦上添花——全国31个省130个新型农村社区2588位农户的调查与研究

作者：刘迎君等  责任编辑：admin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发布时间：2017-02-19  浏览次数： 2081次

【报告要点】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上楼”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面临着根本转变，其生活消费负担状况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当前，入住新型农村社区的农户生活普遍“向好”：生活水平稳中有升、经济情况持续改善、消费能力不断增强、青睐新型消费方式。另一方面，“上楼”农民也面临着整体消费成本有所抬高、食品居住消费占消费成本大头、外购消费负担普遍有增、遇到生活成本增加难题、少数居民经济生活水平有降等问题。课题组建议，通过多举发力，力保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增收“提量”；多维合力，力推新型农村社区居民收益“提质”；多元驱力，力促新型农村社区居民服务“提档”，以此为社区居民消费负担“降温”。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和推动农村社会发展转型的战略举措，是实现我国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同时伴随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而来的，也有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对于“上楼”农民来说，其入住新型农村社区后的生活状况如何，生活消费成本与负担变化情况如何等，同样值得关注。为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依托“百村观察”项目平台，于2014年暑假对全国31个省130个新型农村社区2588个社区农户进行调查。调研发现，入住新型农村社区后，社区居民生活普遍“向好”：生活水平稳中有升、经济情况持续改善、消费能力不断增强、青睐新型消费方式。但同时，上楼”农民也面临着整体消费成本有所抬高、食品居住消费占消费成本大头、外购消费负担普遍有增、遇到生活成本增加难题、少数居民经济生活水平有降等问题。课题组建议，通过多举发力，力保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增收“提量”；多维合力，力推新型农村社区居民收益“提质”；多元驱力，力促新型农村社区居民服务“提档”，以此为社区居民消费负担“降温”。

一、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生活普遍“向好”

（一）社区居民生活水平稳中有升

在全国2585个有效新型农村社区居民样本中，有57.12%的社区农户表示入住新型农村社区后自家生活水平“提高了”；34.85%的社区农户表示入住社区后生活水平没有发生变化。从区域分布来看，表示入住社区后生活水平“提高了”的社区居民，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占比分别为66.67%和54.72%，均超过半数。由此可见，就全国和不同地区而言，多数农民在入住新型农村社区后，家庭整体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

（二）社区居民经济情况持续改善

考察入住新型农村社区后农户的家庭经济情况变化状况，28.80%的社区农户表示经济情况“好一些”；有12.58%的农户认为经济情况与之前相比“好多了”；还有51.62%的社区农户表示入住社区后家庭经济情况与入住前没有差别。就不同家庭收入来源的社区农户来看，以务农收入为主要家庭收入来源的社区居民表示家庭经济情况变好了（好多了、好一些）的占比最高，为52.77%；其次是以务工收入为主要家庭收入来源的社区居民（42.19%），也超过了四成。总体来看，相当大一部分社区居民入住社区后家庭的经济情况得到改善。

（三）社区居民消费能力不断增强

从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家庭拥有的耐用品数量状况考察其消费能力。从拥有的家用电器数量来看，每百户社区居民家庭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和热水器的户均均值分别为96、92、81、59和76台，均多于每百户普通农户的家庭消费数量（87、78、48、39和50台）；就家庭出行工具来讲，每百户社区居民家庭拥有的小汽车数量为22辆，电动车数量为62辆，均高于每百户普通农户18辆和39辆的拥有量；在手机的消费数量上，每百户社区居民户均拥有261台，高于普通农户32.49%。可以说，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在家庭消费能力上要强于普通农户，高质量用品的消费数量也相对较多。

（四）社区居民青睐新型消费方式

对新型消费方式的选择与否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家庭消费水平的高低。在信用卡的使用上，在2585个有效新型农村社区居民样本中，11.61%的社区居民表示使用过信用卡进行消费。从社区居民网上购物情况来看，表示自己有过上网购物经历的社区居民占比21.74%，超过了两成；还有7.17%的社区居民表示经常进行网上购物。信用卡和网购作为新兴的消费方式，社区居民的选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生活条件和消费环境的改善。

二、“上楼”农民消费负担初见增加

（一）社区居民整体消费成本有所抬高

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的家庭消费成本整体高于普通农户。其中，社区居民2013年的家庭户均和人均消费成本均值分别为23969.84元和8209.79元，普通农民的家庭户均和人均消费成本均值依次是23625.37元和6795.21元，前者分别高出后者1.46%和20.82%。就不同地区看，在家庭户均消费支出方面，东中西部地区社区居民的消费成本均值分别为25651.50元、21527.37元和25726.66元，其中以西部地区最高，依次高出东部和中部地区0.29和19.51个百分点。可见，入住新型农村社区后，社区居民相对普通农户来说，消费成本有所提高。

（二）食品居住消费为消费成本主构成

在2588个有效新型农村社区农户样本中，食品类消费的年户均成本均值相对最大，为7431.69元，且有半数社区农户的家庭年食品类消费成本超过6100元的平均水平，在各类型消费支出中占大头。与普通农户相比，新型农村社区农户在食品和居住两类消费上的成本支出依次为7431.69元和2570.09元，分别高出普通农户19.17%和19.35%。此外，在各类型消费成本在消费总成本中的比重中，社区居民的食品消费占比38.91%，其次为居住类消费，比重为14.93%，居各类型消费前两位。食品和居住作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当前社区居民主要的消费成本来源。

（三）入住居民外购消费负担普遍有增

入住新型农村社区的农户，在由自产自足转向购买消费时，家庭外购经济负担有所增加。在米、面等粮食消费上，社区农户外购的比重接近九成，为89.22%，超出普通农户17.38个百分点，家庭粮食外购成本高出普通农户305.38元。生活用水作为必需品，普通农户使用付费自来水的占比不足半数（48.75%），家庭年均成本143.96元，与此相比，社区农户同一占比75.77%，成本达到258.86元。此外，社区居民家庭蔬菜消费成本高达1623.01元，外购农户比重为88.95%，而普通农户的这一占比为七成（70.45%）。可见，“上楼”农民因生活环境变化而面临着消费成本增长难题。

（四）社区居民遇到生活成本增加难题

生活成本增加与收入来源不稳定是当前新型农村社区居民面临的又一问题。在问到入住社区后面临的主要生活问题时，45.70%的社区农户表示是“生活成本增加”；18.22%的社区居民表示面临着“收入来源不稳定”问题；选择“住房条件差”和“都是陌生人，生活环境不适应”的社区居民占比分别为3.60%和3.50%，相对较小。从不同职业和家庭结构来看，50.77%以务工为职业的社区居民表示“生活成本增加”是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占比居各职业社区居民之首；还有47.24%的有老人家庭社区居民表示是“生活成本增加”，高于没有老人家庭社区居民43.38%的占比。

（五）少数居民表示经济生活水平有降

在2585个有效样本中，过半数（57.12%）新型农村社区居民表示自家生活水平在入住社区后“提高了”，但也有4.07%的社区居民表示在入住社区后自家生活水平“降低了”。从家庭经济情况变化来看，7%的社区居民表示入住社区后的家庭经济情况“变差了”，其中认为变得“差很多”的居民比重为0.75%。就不同地区而言，7.70%的西部地区社区居民表示家庭经济情况变差，高于东、中部地区6.55%和6.95%的比重。可见，受多种因素影响，少数“上楼”农民目前也面临着生活水平下降和经济情况变差等消费难题。

三、莫让消费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居民新“包袱”

（一）多举发力，力保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增收“提量”

其一，做实培训为先，提高增收能力。提高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就业能力与水平，促进其服务更高层次行业和领域，是保障其经济收入增量的重要方面。社区可借助定期组织技术培训、辅之远程视频教学和现场教学等多元方式，将技能传送做实。同时，对于社区企业来说，在培育社区农民工的同时，可通过设立“技能奖”“年终奖”等激励机制，以此提高技术强、素质高的社区居民收入水平。

其二，培育企业跟进，拓展增收选择。一方面，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创造良好的企业发展条件，为外来企业落户农村社区打造硬、软件环境，助力土地征用流转、产业园区建设、微型企业资金信贷等，为农民增收扩路。另一方面，依靠新型农村社区传统优势和天然条件，因地制宜发展思路与模式，提倡“一社一品”。同时，鼓励发展特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打造特色“农家乐”、农产品、龙头企业等，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解决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季节性失业”带来的增收损失。

其三，土地流转补位，保障增收稳定。首先，细化土地流转程序，确保土地交易流转透明公开，利用村务公开栏、宣传栏等及时公布村庄土地流转相关进程，保障农民土地利益不受损失。其次，尊重新型农村社区居民流转意愿，帮助其提高协商议价能力，保障社区居民土地获益不流失。再者，进一步梳理并减少土地流转壁垒障碍，加强土地流转后的执行监督，为农民土地流转交易提供全流程式的便捷服务，以此稳定农民土地经济收益。

（二）多维合力，力推新型农村社区居民收益“提质”

首先，健全医疗养老保障体系，减轻生活负担。一方面，扩大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医疗报销范围与比例，完善社区基础医疗设施，提高医务人员的配制和服务水平，降低居民看病成本。另一方面，细化新型农村社区养老体系，引导建立商业养老与政策养老的双重保障，通过政府扶持和社会养老进入，减轻单一家庭养老带来的消费负担。

其次，创新救助扶贫支持体系，减少风险成本。一是，评选贫困农户的制度化。制定科学细则，依规有序进行，保障亟需救助的社区居民能够得到及时救助。二是，实现贫困农户建档立卡。通过扶贫卡片，防止制度外的卡要截留，真正将贫困社区农户扶持到位。三是，建立贫困救助长效机制。改变过去一次性“投物输财”工作方式，发挥多重组合的新型救助机制，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型，建立缓解消费负担的可持续方式。

最后，完善社区基础教育体系，减负教育包袱。一是适当加大公私学校竞争机制的建立，促进教育费用价格的合理化，减轻社区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负担。二是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有关部门需做好教育支出预决算，保证教育费用支出递进性增长，减轻新型农村社区家庭的教育负担。三是加强教育收费监督，取缔变相收费，防止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家庭教育费用反弹。

一方面，以政府投入平台构建为基础。在教育建设层面，政府可适当增加教育经费投入，扩大新型农村社区家庭的受惠面。在社会保障层面，将过去由家庭或个人独力承担的局面转变为“政府-社区-个人”合力分担的新常态，不断提高政府在社会保障费用方面的投保比重，减轻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生活负担，进一步增强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的“获得感”。

另一方面，以金融服务体系完善为补充。其一，设立分层利率标准，进一步实现信贷利率市场化，建立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利率标准，帮助农民解决资金困难，为社区居民的生活消费提供资金保障。其二，减少贷款审批程序，为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信贷开辟绿色通道，防止新型农村社区居民信贷被繁杂的行政审批手续“搁浅”。其三，维护贷款金融秩序，减少社区居民贷款过程中的经济障碍与制度阻碍，避免“资金跑路”等金融风险，让“上楼”农民有条件贷款消费。

再者，以社区居民生活条件转型为后盾。一是改善社区饮食条件，发展新型农村社区“菜篮子”工程，减少农民外购蔬菜的费用，降低过去自产自足消费模式改变带来的生活经济负担。二是加强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用电用水保障力度，提倡节约用水用电的生活方式，缓解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家庭耐用品数量增加带来的家庭用电开支骤升压力。